大唐重构——平卢系藩镇的解体

唐德宗李适的即位，标志着安史之乱后唐廷重振其威望与权力的开始。虽然德宗的意愿最后因“泾师之变”的爆发而中道受挫，但二十多年后，其孙宪宗李纯却又一次将中兴唐室的意愿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远较其祖德宗更为显著的成绩。我们现在要将河南的政治地理问题放在德宗、宪宗两个时代来一并进行考察，不仅是因为这两个时代唐廷对于河南藩镇的政策具有相似性与连贯性，也因为经过了这样两个时代，安史之乱留给河南的影响也将逐渐淡去，而河南也将迎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的时代。

河南的所有这些改变都以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的“四镇之乱”为契机展开。“四镇之乱”是安史之乱后唐廷与藩镇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抗。对于河南而言，“四镇之乱”的意义不仅是它给河南带来了安史之乱后最为严重的一波危机，同时，如果我们将宪宗在元和年间对淮西与淄青的征讨看作德宗之未尽战伐的延续（事实上，从讨伐的初衷与对象上来看，两者确实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就将发现，这波战乱也将彻底改变安史之乱后所形成的河南地缘政治结构。当然，在颠覆旧有地缘关系的过程中，一场新的地缘政治构建的序幕也将被拉开，并导致新的政治范式与政治关系的产生。

一、三镇的决裂

虽然河南藩镇与唐廷的关系在大历时期已经呈现出不同的政治取向，但彻底地分道扬镳则是在德宗即位之后。只要我们稍微翻阅一下《旧唐书·德宗纪》和《新唐书·德宗纪》或《资治通鉴》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德宗在即位之初在财政、军事等领域进行的一连串改革所透露出来的颠覆唐廷“宽仁”形象的显著意味，这无疑也给藩镇造成了强硬的印象。然而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对于这种强硬印象所造成的震慑，淄青镇的反应相较于其他藩镇似乎来得更为强烈。比如在德宗即位的第二个月，即大历十四年（779）闰五月，史称德宗诏罢四方贡献及大量宫人，“于是中外皆悦，淄青军士，至投兵相顾曰‘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到了六月，淄青节度李正己又身先他镇，上表献钱三十万缗，史又称：

上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崔祐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上恩；又诸道闻之，知朝廷不重货财。上悦，从之。正己大惭服。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

淄青的敏感可能源于它已经首先意识到了，在德宗强硬政策背后是“欲致太平，深不欲诸侯子孙专地”这一更深刻的意图。所以当建中元年（780）五月，德宗成功讨伐了“欲自邀旌节”的泾州大将刘文喜，并使时入朝奏事的李正己参佐“观文喜之首而归”后，“正己益惧”。而当不久后，为唐廷在战后恢复财政立下大功的刘晏被德宗赐死后，“正己等益惧，相谓曰：‘我辈罪恶，岂得与刘晏比乎！’”

不过，以上这些应该还都不是导致德宗不久后与包括淄青在内的两河藩镇开战最直接的原因。如果我们仔细检视一下德宗在建中二年以前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虽然其中所透露出来的重振中央威望、打压藩镇的意图相当强烈，但实际上直接针对两河藩镇的却并不多。我们认为，真正刺激两河藩镇神经的应该是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德宗坚决不许宝臣之子惟岳袭位之事：

及（李宝臣）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它奴劝惟岳匿丧二十余日，诈为宝臣表，求令惟岳继袭，上不许。遣给事中汲人班宏往问宝臣疾，且谕之。惟岳厚赂宏，宏不受，还报。惟岳乃发丧，自为留后，使将佐共奏求旌节，上又不许。初，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故承嗣之死，宝臣力为之请于朝，使以节授田悦，代宗从之。悦初袭位，事朝廷礼甚恭，河东节度使马燧表其必反，请先为备。至是悦屡为惟岳请继袭，上欲革前弊，不许。或谏曰：“惟岳已据父业，不因而命之，必为乱。”上曰：“贼本无资以为乱，皆借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向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乱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也。然则惟岳必为乱，命与不命等耳。”竟不许。悦乃与李正己各遣使诣惟岳，潜谋勒兵拒命。

《资治通鉴》在这里相当形象地连用了四个“不许”，足见德宗“不欲诸侯子孙专地”的决心之坚。而在《资治通鉴》的作者看来，德宗对成德事件的强硬态度，正是此后三镇“潜谋勒兵拒命”的根源。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一事件后，德宗开始了一连串针对两河藩镇的强硬举措：

（正月）丙子，分宋、亳、颖（颍）别为节度使，以宋州刺史刘洽为之；以泗州隶淮南；又以东都留守路嗣恭为怀、郑、汝、陕四州、河阳三城节度使。旬日，又以永平节度使李勉都统洽、嗣恭二道，仍割郑州隶之，选尝为将者为诸州刺史，以备正己等。

二月，德宗发京西防秋兵一万二千人戍关东，并亲御望春楼宴劳将士。“三月庚申朔，筑汴州城”。史称：

（代宗时，）凡河朔诸道健步奏计者，必获赐赉。及德宗即位……奏计者空还，无所赏赐，归者多怨。或传说飞语，云帝欲东封，汴州奏以城隘狭，增筑城郭。李正己闻之，移兵万人屯于曹州，田悦亦加兵河上；河南大扰，羽书警急。

从李正己移军毗邻汴州的曹州来看，借由成德事件引起的朝叛对抗现在正式将河南的两大藩镇淄青与永平推上了对峙的前线。虽然因为战争的需要，永平军内部分出了宋亳颍这一新镇（一个月后它被赐名为宣武），但李勉也获得了都统宣武与河阳三城两节度的权力，其在河南的势力现在臻于极盛。而在淄青一边，虽然李正己不久后的去世对其应是个打击，但早已被正己培养为继任者的李纳则顺利取得了淄青的军政大权，并追随其父的意愿，继续联合其他三镇与唐廷对抗。

在审视了淄青与永平的情况后，我们紧接着要来看一下另一个重要的河南藩镇淮西在德宗初年的走向。如果说，德宗的即位对于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的威慑，乃在于它使后者意识到了期以土地、名位传于其子李纳的意愿可能遭到来自前者严厉的阻遏。那么对于在德宗即位前两个月方因驱逐节度使李忠臣而被代宗委以淮西留后的原淮西都虞候李希烈而言，德宗的即位却使他得以名正言顺地获得淮西藩帅的资格。史料记载在德宗即位的当月，李希烈便由淮西留后被唐廷正式任命为淮西节度使。当年九月，唐廷又赐淮西“淮宁军”之号。旧史认为这正是德宗宠信李希烈的表现。德宗对于淮西的这种优待可能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最重要的是，淮西并没有参与到淄青、魏博、成德、山南东道四镇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的联盟中，这显然是德宗区别藩镇顺逆与否最根本的一个标志。其次，淮西镇在德宗即位的当口正处于内部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逃难至京师的前淮西节度李忠臣当然不可能被再委以节度之职，而拉拢已经掌握淮西实权的淮西留后李希烈则不失为稳定淮西局势的可行途径。并且，淮西的邻镇正是长期倔强不朝的山南东道，对于后者而言，淮西是其周近军事实力最强的藩镇。这样说来，德宗之宠信李希烈，正有借其遏制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作用。

当然，无论是出于维持淮西的稳定、威慑山南东道，还是昭示唐廷对于顺命藩镇的优待，前提条件都必须是确保新任节帅李希烈对唐廷的效忠。总体而言，现有史料都反映了德宗对于李希烈的效忠唐室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这可能源于李希烈不久前曾经主动退出已占有的汴州，这或许给德宗留下了好感。不过，朝野对任命李希烈之事所透露出来的气氛却并没有像德宗那样乐观。当李希烈数请兴师讨伐梁崇义时，史称“上对朝士亟称其忠”，李希烈讨伐梁崇义的积极态度无疑加深了德宗对其忠诚的肯定。所以当“黜陟使李承自淮西还，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后，偃蹇不臣，更烦朝廷用兵耳。’上不以为然”。不过前引史料也暗示，德宗也需要借由李希烈的积极态度来不断打消朝臣们的顾虑。

建中二年（781）六月，鉴于数次敦促梁崇义入朝的举措均没有成功，德宗决意对山南东道进行讨伐：

癸巳，进李希烈爵南平郡王，加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督诸道兵讨之。杨炎谏曰：“希烈为董秦养子，亲任无比，卒逐秦而夺其位。为人狼戾无亲，无功犹屈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上不听。炎固争之，上益不平。

这可能是围绕李希烈的任命，德宗与朝臣间最激烈的一次争论。不过考虑到此时的德宗对杨炎已生隙憾，后者言辞激烈的谏诤未被采纳也在情理之中，并且可能因为这次谏言，杨炎被其政敌卢杞抓住由头而在随后被德宗免去宰相一职。

至此，河南三镇与唐廷的关系已经完全明朗。淄青作为德宗此次讨伐的对象，已由平叛之勋的功臣转向了唐廷的对立面；永平军则一如既往地作为唐室在河南的代言人与依赖者；至于淮西，则是德宗为此次与四镇开战极力拉拢的对象。

二、运路危机

建中二年夏天，“四镇之乱”爆发。这场战争从爆发伊始，就体现出波及面广的特质，因为德宗为与“四镇”作战，几乎调动了全国的勤王军队。同时，一个不祥的征兆也伴随着战争的爆发而出现，史称：

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埇）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

《新唐书》的一段相似记载为这种不祥的征兆作了注解：

及田悦、李惟岳、李纳、梁崇义拒命，举天下兵讨之，诸军仰给京师。而李纳、田悦兵守涡口，梁崇义扼襄、邓，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

支持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后勤保障是必须首先考虑的，但这似乎在战争爆发伊始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南北运路的重要据点徐州、襄州、邓州分别被“四镇”中的淄青与山南东道所控制。好在唐廷对山南东道的讨伐，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以李希烈攻克襄州而大获成功，襄邓线的运路就此恢复。不过在东面的永平军一边，李勉都统的军队与淄青的战役则进行得稍显困难，而两者争夺的焦点就是扼守漕运要冲的徐州。

当唐廷与淄青的战端尚未正式挑起前，李正己就已于徐州增兵，以扼江淮，“于是运输为之改道”。运河改道的原因乃在于李正己占据了位于徐州境内作为“江、淮计口”的埇桥。这样一来，江淮漕运不得不改经淮水西运，沿涡水北上，再承蔡水进入汴州的涡蔡水路。于是，淮涡交汇的涡口便自然成为另一个漕运转输的重地。然而涡口左近仍是徐州的辖境，所以“江淮进奉船千余只，泊涡口不敢进”的困窘局面依然会出现。好在涡口右侧、位于淮水之南的濠州是淮南的属郡，而且德宗特别任命了在江淮一带早有威名的张万福出任濠州刺史，史称：“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诸道（船）继进。”而为缓解漕运危机，时任江淮水陆转运使的杜佑还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开辟秦汉故运路：

江淮水陆转运使杜佑以秦、汉运路出浚仪十里入琵琶沟，绝蔡河，至陈州而合，自隋凿汴河，官漕不通，若导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鸡鸣冈首尾，可以通舟，陆行才四十里，则江、湖、黔中、岭南、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东关，历颍、蔡，涉汴抵东都，无浊河溯淮之阻，减故道二千余里。

这条运路其实是走长江沿线，经宣州北上和州，由东关（位于和、庐二州交接处的濡须水沿岸）入濡须水，再经巢湖入淝水，陆行四十里，于庐、寿间的鸡鸣冈行舟，最终由寿州上承颍、蔡二水。

总之，由于汴渠南端受阻，漕运只能改走淮涡道或淮颍道，最终由蔡水北上。然而，以上这些都只是被动和临时的举措，徐州掌握在淄青手中终究是唐廷的一大隐患。而以唐廷当时的实力来说，重新夺回徐州似乎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淄青已经在徐州增派了军队，而且还因为此时担任徐州刺史的正是李纳的从叔父李洧。而从史书中的一些细节来看，在唐廷与淄青开战后，淄青确实也略占上风。建中二年十月“李纳寇宋州”的记载暗示了李纳所处的相对主动的位置，因为宋州不是李纳的属郡，而是永平军都统下的宣武军的治所。

不过局势也正在此时发生变化，因为趁李纳对宋州展开攻势之际，其从叔父、徐州刺史李洧举州投降了唐廷，而以此事为转折，唐廷与淄青展开了争夺徐州的激烈战役。唐廷方面，除了李勉所都统的宣武军节度使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李澄率兵投入战斗外，德宗特“为之发朔方兵五千人，以（唐）朝臣将之，与洽、环、澄共救之（指李洧）”。此后的战况表明，这五千朔方军在解围徐州的战役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在淄青这边，李纳不仅两次发兵围夺徐州，并且还借用魏博之兵共同参战，投入作战的总兵力约在两万左右。到建中二年十一月，淄青、魏博二军最终解围退去，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城重归唐廷，而汴河漕运至此也重新恢复。

随着襄邓路与汴河水路的复通，原本笼罩在朝野中的不祥氛围似乎已经褪去。不仅如此，讨伐“四镇”的战役也很快呈现出有利于唐廷的局面。建中三年春天，李惟岳为部将王武俊所杀，传首京师，史称：“时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诸军攻李纳于濮州，纳势日蹙。朝廷谓天下不日可平。”

但是，局势很快发生了重大转折，由于唐廷对有功之臣的封赏失当，已受重创的田悦、李纳，得以联合成德降将王武俊，并拉拢原本站在勤王一线的幽州朱滔重新发起叛乱。到建中三年七月，鉴于李纳的复振之势，“（德宗）以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兼平卢、淄青、兖郓、登莱、齐州节度使，讨李纳”。当年十一月，“李希烈帅所部兵三万徙镇许州”。对于或许早就萌生不臣之心的李希烈来说，这次徙镇不仅未能实现德宗借其讨伐淄青的目标，而且也将成为其不久后加入反叛行列的开始。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与朱滔等四盗胶固为逆”。至此，两河战事全面升级。

史料记载李希烈徙镇许州后的第一项举措是：

遣所亲诣李纳，与谋共袭汴州……纳亦数遣游兵渡汴以迎希烈。由是东南转输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

汴河水路在复通了仅仅一年后，于此再次中断。次年（783）正月，“李希烈遣其将李克诚袭陷汝州，执别驾李元平……（又）取尉氏（汴州属县），围郑州”。发生在汝州的这次战役是唐廷与李希烈之间的第一次交锋，关于这次战役的具体情况，上述材料无法提供更多的细节，我们只知道李希烈攻陷汝州的进程相对比较轻松，并在袭陷汝州之际，又对尉氏、郑州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希烈并未乘胜进攻东都，或者说，他可能本来就没有这方面的意向，因为他真正的目标其实在南方：

（当月，）希烈使其将封有麟据邓州，南路遂绝，贡献、商旅皆不通。壬寅，诏治上津山路，置邮驿。

《新唐书·李希烈传》的记载与此有所不同：

初，希烈自襄阳还，留姚詹戍邓州，贼又得汝，则武关梗绝。帝使陕虢观察使姚明敭治上津道，置馆通南方贡货。

两段记载的差别在于，李希烈占据邓州的时间究竟是此时在攻陷汝州后才占据邓州，还是建中三年（782）从山南东道的治所襄州撤离后就已派兵屯戍在本属山南的支郡邓州。我的结论更倾向于前者，首先因为邓州原本就是山南的属郡。此外，武关道的梗阻关键不在汝州，而在邓州，如果李希烈在此前就已占领邓州的话，那么唐廷就不会到建中四年（783）正月壬寅才诏治上津山路了。当然，如果那时占领邓州的李希烈未尝妨碍武关道通畅的话，则就另当别论了，但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现在，邓州已落入李希烈之手，这使得唐廷不仅丧失了南阳盆地，而且还丧失了一条重要的运路——武关道。于是，正如以上两段记载所揭示的，运路不得不改走另一条道路——由襄阳溯汉水而上，取道上津（商州属县），北出商州至长安的上津道。

鉴于李希烈已经出兵汝州的事实，同样在建中四年正月，德宗决意对李希烈实施征伐：

戊戌，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将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行营兵万余人讨希烈。

二月，哥舒曜克复汝州。于是，唐廷开始了与李希烈在许、汝交接处的襄城（汝州属县）的对峙。而此时，李希烈对南方的攻势也已展开，史称：

三月辛卯，李希烈寇鄂州，刺史李兼败之。

《资治通鉴》的记载是：

李希烈以夏口（即鄂州治所江夏县）上流要地，使其骁将董侍（董待名）募死士七千人袭鄂州，刺史李兼偃旗卧鼓闭门以待之。侍（待名）撤屋材以焚门，兼帅士卒出战，大破之。上以兼为鄂、岳、沔都团练使。

《资治通鉴》误把这条记载系于兴元元年（784）正月，其实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应该更早，也就是《新唐书·德宗纪》所说的建中四年三月左右。处于江、汉交汇处的夏口控扼着汉水运路，同时它正位于鄂、沔、安、黄四州交接的中心，也就是淮西与曾经的鄂岳沔都团练使的交界处。早在代宗朝初期，淮西与鄂岳就已经围绕汉水运路展开过暗战，而鄂岳团练使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保障夏口、防遏淮西。据当时担任鄂岳团练使的穆宁的传记记载：

是时河运不通，漕挽由汉、沔自商山达京师。选镇夏口者，诏以宁为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团练使，及淮西鄂岳租庸盐铁沿江转运使，赐金紫。时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暴不奉法，设防戍以税商贾，又纵兵士剽劫，行人殆绝。与宁夹淮为理，惮宁威名，寇盗辄止。

而李忠臣则因控制着夏口西南四百里西塞山下的一处重要军镇——土洑镇，得以对来往的行旅施以影响。而这种影响当然也很自然地延续到他的后任李希烈这里。

李希烈对鄂州的攻势不仅遭到了鄂州刺史李兼的抵抗，同时还遭到了时辖鄂州的江西节度使曹王皋的反击：

（李希烈）即北侵汴州，南略鄂州。有诏江西节度使嗣曹王皋击之，拔蕲、黄两州，击贼将李良、韩霜露于白岩（即白岩河），二将走。

《资治通鉴》系此事为建中四年三月：

戊寅，江西节度使曹王皋败李希烈将韩霜露于黄梅（蕲州属县），斩之。辛卯，拔黄州。时希烈兵栅蔡山，险不可攻。皋声言西取蕲州，引舟师溯江而上，希烈之将引兵循江随战。去蔡山三百余里，皋乃复放舟顺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还救之，不及而败。皋遂进拔蕲州，表伊慎为蕲州刺史，王锷为江州刺史。

李皋与李希烈之将的战斗集中在蕲、黄二州。我们认为，曹王皋的使命除了是要力保鄂州不失外，还要扼守住另外两个重要的地点：一个是蕲水入江之地蕲口，另一个则是江州的治所浔阳。因为这两个地点不仅比邻淮西的属郡蕲州，而且也是沿江运路上的两个重要孔道。

另一个可能对鄂州给予支援的是位于其北部的安州，唐廷在这时诏以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山南东道的贾耽、张献甫收复安州。但这一线的战事进行得相当不利：

（三月）丁酉，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淮宁兵战于安州，官军大败，伯仪仅以身免，亡其所持节。

以上的这一系列发生在建中四年春天的战事，应该就是史料中所说的李希烈在攻陷汝州后“又遣逆党董待名、韩霜露、刘敬宗、陈质、翟晖等四人伺外，侵抄州县”。其中除了刘敬宗的情况并不清楚外，董、韩、陈、翟四人的活动则无疑都在南方的江汉运路一带。从上述的分析来看，勤王军队与李希烈的战况似乎喜忧参半，不过《旧唐书·李希烈传》则将这一时期的战事概括为“官军皆为其所败”。其实李兼与曹王皋的胜利也只是暂时缓解了李希烈南侵的势头，远没有真正解除江汉的危机。

所以到四月的时候，德宗“加永平、宣武、河阳都统李免（勉）淮西招讨使，东都、汝州节度使哥舒曜为之副，以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江西节度使曹王皋为之副”，并督哥舒曜进兵。这是德宗在李希烈叛乱后第一次对战局作系统的规划，其设想是在襄城以李勉、哥舒曜所部击溃李希烈主力，而以荆南、山南、江西的军队抵御南下的叛军。五月，德宗又“以宣武节度使刘洽兼淄青招讨使”。河南的情况现在已经很明了，由于李希烈的叛乱，永平军的下属宣武军现在不得不单独承担起对抗淄青的重任。而在朝叛战争初期并未涉足战场的位于汴州的永平军主力，这支由李勉直接统率的军队，也在此时被正式投入到襄城之役中。

整个夏季，襄城的唐军都没有占到什么上风，并且逐渐显露出疲态。大约在这个时候，翰林学士陆贽向德宗上达了一份重要的奏文《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他告诉德宗，帝国真正的威胁并不来自河北的幽燕、恒、魏，而是处于汝、洛、荥、汴间的淮西，他说道：

希烈忍于伤残，果于吞噬，据蔡、许富全之地，益邓、襄卤获之资，意殊无厌，兵且未衄，东寇则转输将阻，北窥则都城或惊。此臣所谓汝、洛、荥、汴之虞，势急而祸重……李勉以文吏之材，当浚郊奔突之会；哥舒曜以乌合之众，捍襄野豺狼之群。陛下虽连发禁军，以为继援，累敕诸镇，务使协同，睿旨殷忧，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习，令不适从，奔鲸触罗，仓卒难制，首鼠应敌，因循莫前。

陆贽的建议是减缓对河北的攻势，而将投入到河北的朔方军调至河南以解襄城之围。同时，撤回在河北的河阳三城节度使李芃，令其援助东都，而稳固了汝洛，东面的梁宋自然也就安全了。但德宗并没采纳这一建议，不久后，李勉大败于李希烈之手，其结果是“汴军由是不振，襄城益危”。随后，德宗再一次诏发关中的军队赴援襄城，只是这支来自泾原的军队很快就发动了著名的“泾师之变”，迫使德宗逃离长安，战局至此发生了关键性的转折。而也就在这时，李希烈攻破了襄城，并乘胜在当年年底攻陷了汴州，陆贽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因为汴州的沦陷，河南的运路彻底地瘫痪了。

显然，以上的论述已经揭示出，发生在河南及其周近地区的战役从一开始就透露出一个明显的主题，即围绕争夺运路而展开。在山南东道与淄青叛乱的时期，运路对唐廷的威胁还不是致命的，但当淮西的李希烈叛乱后，在一年的时间里，李的兵锋所及就已经到达长江，连接帝国东西部的数条交通命脉全部受其干扰。这是安史之乱时期都没有出现的糟糕情况。更糟糕的是，帝国的心脏——长安，此时也已经不在德宗的控制下了。而就李希烈来说，他并没有犯当年安、史的错误，无论在襄城之役前还是后，李希烈的兴趣都不在东都洛阳，他最关心的是南方。现在，李希烈最大的对手李勉已经逃到了宋州；而后者的部将、滑州刺史李澄则投降了李希烈；至于哥舒曜，也已经退保到东都。李希烈终于可以放手对南方实施攻击了。现在，阻扰运路或许已经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的主要目的是直指江淮。

史称李希烈攻陷汴州后，声言欲袭江淮：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惧，乃使参谋温述由寿州送款于希烈曰：“濠、寿、舒、庐，寻令罢垒，韬戈卷甲，伫候指挥。”少游又遣巡官赵诜于郓州结李纳。其年，希烈僭号，遣其将杨丰赍伪赦书赴扬州，至寿州，为刺史张建封候骑所得，建封对中使二人及少游判官许子瑞廷责丰而斩之。希烈闻之大怒，即署其大将杜少诚为伪仆射、淮南节度，令先平寿州，后取广陵。建封于霍丘坚栅，严加守禁，少诚竟不能进。

图5　李希烈叛乱时期淮西节度使辖境

（说明：溵州辖境据《新唐书》卷38《地理志二》许州条载“以郾城［时属蔡州］、临颍，陈州之溵水置”绘。）

时为淮南属州的寿州北连陈颍水路，南连庐州，构成唐人所称的“中路”。如上所说，这是另一条沟通中原与江淮的重要枢纽。或许早在李希烈叛乱之初，中路的通畅就已受到了影响。而杜少诚的此次南下，则更是以直取江淮为目标。好在时任寿州刺史的张建封已在霍丘（寿州属县）一带进行了部署，南下的杜少诚部遂转由桐柏山诸关道出击，实施对江路的进攻。

江路在当时的意义更在“中路”之上，因为其时负责转输江淮财赋的两税盐铁使包佶正由江路督押财货急赴行在，史称：

时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财赋，溯江诣行在。至蕲口，遇少诚入寇。曹王皋遣蕲州刺史伊慎将兵七千拒之，战于永安戍，大破之，少诚脱身走，斩首万级，包佶乃得前。

永安之战当月，鄂州重镇土洑也为曹王皋收复。并且到兴元元年七月的时候：

曹王皋遣其将伊慎、王锷围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刘戒虚将步骑八千救之。皋遣别将李伯潜逆击之于应山，斩首千余级。生擒戒虚，徇于城下，安州遂降。

这样一来，江汉运路的危机总算得到缓解了。

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河南的汴渠一边。在李希烈攻克汴州未久，他就乘势攻拔了位于汴渠沿线的襄邑（宋州属县）。兴元元年四月，已在汴州失陷后接替李勉都统汴滑宋亳兵马事宜的宣武军节度使刘洽，会同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淄青兵马使李克信，以及永平、同华等军与李希烈军战于白塔。白塔之役原是唐廷试图遏制李希烈的一次大会战，故其时位于河南的几支主要军队全部参加了这次战役。只是此役最终以唐军的大败告终，都统刘洽也不得不在此役后东保宋州。位于汴河沿岸的白塔可能处在两个漕运沿线的县城——襄邑与宁陵之间。因为乘白塔之胜，李希烈径趣宁陵，开始了对宁陵的攻势。发生在兴元元年夏季的这场宁陵之役持续了约三个月的时间，是李希烈攻克汴州后最为重要也是史书描述最详尽的一次战役。据说其时李希烈亲自率领了五万人马对宁陵的三千士卒实施围攻，而守城的将领刘昌已经四十五日没有解甲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的张巡。事实上，著名的诗人杜牧后来就是将两者进行对比的。然而与张巡命运截然不同的是，刘昌总算等到了援兵，诗人在《宋州宁陵县记》中记载：

韩晋公（指镇海军节度使韩滉）以三千强弩，涉水夜入宁陵，弩矢至希烈帐前。希烈曰：“复益吴弩，宁陵不可取也。”

夜入宁陵的江东士兵鼓舞了宁陵将卒的气势，次日凌晨，宁陵将士夺城而出，“希烈大败，（唐军）取其旆，斩首万计，追北至襄邑，收贼赀粮而还。”

杜牧的《宋州宁陵县记》相当推崇刘昌的功绩。当时正在研读《孙子》的杜牧在比较了刘昌与张巡的事迹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昌之守宁陵，近比之于睢阳，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孙武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斯是也。”杜牧以这样的对比注解《孙子》恐怕未必恰当，张巡绝非不善用兵之辈，否则何以凭借区区几千人马就抵住了十几万叛军对睢阳长达十月的围攻。其实杜牧自己也承认，江东军队在收复宁陵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而在另一份资料——李翱的《柏良器神道碑》中，则也记载说：“将（刘）昌集城中人哭曰：‘向非浙西救至，则此城已屠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只能感叹张巡的时运不济，而刘昌的确是幸运的，他不仅等到了援军，而且施以他援助的是一个强大的南方。

李希烈叛乱给唐廷造成的最严重的一段危机时期，是建中四年初到兴元元年底这两年，由于运路大面积受阻，物资转运很多情况下可能只能走“宣、池、洪、饶、荆、襄，趣上津”这条颇为迂回的道路。（参见图6）此间，江西节度使曹王皋“治邮驿，平道路，由是往来之使，通行无阻”。同时，江汉运路的最终恢复也得赖李皋的努力。而在更为紧张的河南一边，以宁陵之战为转折，刘洽都统的唐军终于在兴元元年底成功收复了陈州和汴州。此后退至蔡州的李希烈唯将其用兵主线转向西方，然其虽有出兵襄、邓的举措，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并在贞元二年（786）四月死于其将之手，淮西平。如果我们有意对参加宁陵之战的将领名单进行一次细致的爬梳，那我们必然会在其中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王栖曜、李长荣、柏良器。这正是当年来自河南元帅李光弼麾下的一批将领，不过现在，他们隶属于另一个强大而不为人熟悉的藩镇——江东的镇海军。

图6　李希烈攻扰运路及唐朝运路图

对于李希烈来说，虽然没能及时联合李纳，并使得宣武军得以一心西顾是个不小的失策，但他对永平、宣武的打击总体上来说还是相当成功的。只是他可能并未料到，在他成功遏制了河南的势力后，竟然会遭到这些南方藩镇的沉重打击。这一点，可能也出乎当时逃难在外的德宗的意料。甚至对于研究这段历史的当代学者来说，他们似乎也未曾措意此一时期南方的强势崛起。因为在帝国三百年的历史中，南军北上，并如此之大地影响中原的局势也仅有此一次。

不过有一点却是大家都意识到的，在经历了建中、兴元年间“四镇之乱”的这波冲击后，保障运路现在已经成为帝国考虑其未来生存策略的关键理念，这一理念将明显地体现在德宗、宪宗二帝此后对河南政治版图的重新规划中。同样体现这一理念的还有宪宗在元和年间最终决定以惩平淮西为其讨伐两河叛镇的首选。学者的研究大多都认为这除了是因为“淮西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通”这一相对有利的条件外，淮西“持南北之吭”的地理位置而对邻州所造成的骚扰，以及潜在的对运路的重大威胁，应该是宪宗最终决定首先制平淮西的重要原因。其时为淮西谋主的宿将董重质就曾说其节帅吴元济曰：

请以精兵三千由寿之间道取扬州，东约（淄青）李师道以舟师袭润州，据之。遣奇兵掩商、邓，取（山南东道）严绶，进守襄阳，以摇东南，则荆、衡、黔、巫传一矢可定，五岭非朝廷所有。又请轻兵五百，自崿领三日袭东都，则天下骚动，可以横行。

董重质的这一战略企图与当年的李希烈极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以汴河为主的河南运路现在由几个支持唐廷的强藩保护，所以无法取道河南再南下江淮。只是“元济犹豫不能用”，故而也使得淮西错失了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而凭借着从元和九年（814）到十二年（817），历时整整三年终于取得的收复淮西的胜利，宪宗不仅在帝国的政治地理版图上彻底抹去了淮西——这个自安史之乱初期既已创建的藩镇，而且也为帝国运路的通畅开创了一个较为长期而稳定的局面。尽管我们知道，它并没有最终解决问题。

总的来说，“四镇之乱”爆发后战局的一系列改变，使得帝国的君主们开始以更为现实的地缘政治视角来考量他们与两河藩镇间的关系，而不再仅凭诸如“借我土地，假我位号”而“欲革前弊”的意气之情为其理解朝藩关系的圭臬。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安史之乱对河南的影响正在逐渐褪去。

三、去平卢化的历程

“四镇之乱”不仅改变了唐廷处理其与河南藩镇关系的理念，同时也改变了由三大镇主导河南政治版图的局面。支持唐廷的永平军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已经瓦解，取代其职责与位置的是原属其下的宣武军。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正是由于永平军的瓦解，宣武军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乱前已辖有宋、亳、颍三州的宣武军，乱后又增领了关键的汴州，并徙治所于此。宣武军增领汴州，部分也是因为汴州的克复是在宣武军节度使刘洽手中完成的。而刘洽也因为在战时收复徐州、陈州、汴州等的功绩，被德宗赐名刘玄佐。

在永平军曾经的治所滑州这边，一度投降李希烈的滑州刺史李澄在前者受困于汴州之际再次明智地投降了唐廷。兴元元年底，李希烈郑州守将孙液降于李澄，李澄引兵屯驻郑州。唐廷遂以李澄为郑滑节度使，后赐郑滑节度名义成军。

“四镇之乱”初的讨伐对象淄青镇在战争期间并没有遭到致命的打击。乱后，淄青在河南只丧失了徐州一地。不过鉴于徐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它的丢失仍使淄青耿耿于怀。考虑到淄青对徐州的觊觎，德宗在贞元四年（788）任命讨伐李希烈有殊勋的濠寿庐团练使张建封移镇徐州，并特贴泗州及位于淮南的濠州以增加其实力。永贞元年（805），徐州军赐名武宁。

淮西一镇经过李希烈的此次叛乱，辖地已由十州变为只剩申、光、蔡三州。被唐廷收复的淮西南部属州在乱后分隶临近诸镇，而在其北部，也就是河南西部地区，乱后新建了陈许一镇。其节度使由乱时驻守陈州的神策将领曲环担任。贞元二十年（804），陈许赐名忠武军。而在贞元十四年（798），淮西也被赐名为彰义军。

总之，德宗致力于结构的河南新政治格局到贞元四年全部完成，这种新政治格局是通过建藩政策得以实现的。（见图7）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造就这一新政治格局的种种措施并非德宗偶尔感性的产物，其背后实有保障运路、孤立叛藩、打击逆命等战略目标。而也正是得益于德宗创立的这一战略格局，此后的宪宗才得以实现其“乃覆淮蔡之妖巢，大芟河朔之余孽”的“中兴”功业。

图7　贞元四年河南藩镇图

淮西的最终殄灭在元和十二年底，尽管此前的淮西只辖有三州之地，且时人认为“申光褊小，惟有蔡州”，但宪宗并没有采取保留淮西的策略。在讨伐淮西的宣慰副使马总于战争结束之初临时性地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彰义军节帅后，宪宗最终还是采取了对淮西诸州实施分隶的措施。元和十三年（818）五月，申州、光州割隶鄂岳、淮南二镇。申、光二州原以桐柏山与鄂岳的安、黄二州分界，虽然申、光的经济地位不高，但因为申、安间的义阳三关（平靖、礼山、百雁），光、黄间的白沙、穆陵、阴山诸关是联系中原与江汉地区的交通要道，因此淮西占据申、光二州，就潜藏着经由桐柏山脉诸关道南下江汉的威胁。现在，申、光二州分隶南方的鄂岳、淮南二镇，则河南藩镇对桐柏山脉诸关道的威胁就此可以解除了。此外，淮南增领光州，就能为东面的寿州添置一道屏障，能使位于唐代“中路”关键节点且具有茶税收入的寿州不至于成为淮南的边鄙。而原淮西治所、经济军事重地蔡州，以及不久前由蔡州分出的溵州，则在此时归于河南的忠武军节度使麾下。至此，淮河成为河南西部藩镇与南方藩镇的天然分界线，自安史之乱以来，河南西部与汉东淮上诸州隶属于一个藩镇旗下的时代终于结束了。（见图8）

自淮西殄灭、河朔三镇又尽归朝廷约束后，淄青也终于感受到了来自唐廷的直接压力。元和十三年正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遣使奉表，请使长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实际上，李师道此举本不失为一个明智的策略，就献地之举来看，在淄青所领的十二州中，沂、密、海三州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方面，相较其他诸州都不具有太高的价值。而且，宪宗也很快接受了师道的请求，并遣左常侍李逊诣郓州宣慰。但惑于部将与妻妾奴婢的反对，李师道还是放弃了纳质割地的初衷，此举也最终招致了宪宗对淄青的用兵。与征伐淮西历时整整三年的艰难处境不同，元和十三年讨平拥有十二州之地的淄青却只耗时八个月。元和十四年（819）二月，淄、青十二州平，宪宗遂以户部侍郎杨於陵为淄青宣抚使，并命后者分李师道地：

於陵按图籍，视土地远迩，计士马众寡，校仓库虚实，分为三道，使之适均：以郓、曹、濮为一道，淄、清（青）、齐、登、莱为一道，兖、海、沂、密为一道，上从之。

（三月，宪宗）以华州刺史马总为郓、曹、濮等州节度使……以义成节度使薛平为平卢节度，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使。以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海、兖、密等州观察使。

现在，胶东半岛与胶莱平原的大部为一镇，仍挂以平卢之号；鲁中山地及山地西北与东南两翼的部分地区为一镇，以观察使领之；而地处黄河冲积平原东部的郓、曹、濮为一镇，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后，该镇被赐名为天平军。（见图8）

图8　元和十五年河南藩镇图

（说明：溵州辖境据《新唐书》卷38《地理志二》许州条载“以［蔡州之］郾城、上蔡、西平、遂平置”绘。又据《旧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载，元和年间新置宿州，辖符离、蕲、虹、临涣、永城、山桑六县。）

总体而言，建立在战争胜利基础上的元和建藩策略，较贞元时代更为强硬与彻底。对淮西与淄青的分析，应该已经比较明显地透露出宪宗对哪怕是恭顺藩镇的猜防之心。同时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唐廷的对藩战争，还是此后的政治行为，地理环境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

在大多数学者将宪宗重新控制河南的成功归结于其割裂淮西与淄青版图这一显见的政治手段时，辻正博的研究却另辟蹊径地指出，在离析藩镇的过程中，割裂版图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瓦解作为藩镇军队基础的牙军则具有更为实质的意义。辻氏的研究已经指出，在处理牙军这一问题时，唐廷对待淮西与淄青的策略有所不同。淮西的牙军集中于蔡州，所以随着战后蔡州割属忠武军，淮西的主要军事力量也被忠武军收编。但淄青不同，原淄青镇在战后一分为三，郓州牙军也就此被分隶三镇。除了郓州所在地郓曹濮一镇外，其余二镇的牙军因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的元和十四年与长庆元年（821）发生叛乱，遭到了由中央派遣的节帅曹华与薛平的肃清。同时，倒戈李师道的原淄青都知兵马使刘悟在乱后被调往义成和泽潞任节帅，随之一起移镇的还有一批郓州旧将校子孙约两千人。他们将在武宗会昌年间讨伐泽潞的战争中遭到重大打击（彼时武宗征讨泽潞节帅刘稹，其是刘悟之孙）。除此之外，据《旧唐书·李愬传》“淄青平，将有事燕、赵”的记载，一部分淄青将领则在战后依附于与淄青颇有渊源的幽州、成德二镇。辻正博认为，正是有效收编与离析了叛镇原有的军事基础，淮西与淄青的“顺地化”目标才得以实现。

如果我们站在唐廷的立场看，河南藩镇的“顺地化”过程，或许也可以称为一个“去平卢化”的历程。通过分割平卢系藩镇的政治版图与瓦解其军事支柱，磨灭河南的河朔因子，从而使河南重新接受王朝的控制。此外，除了以上这些集中在军政领域的硬性措施外，“去平卢化”的举措同样实施在一些软性的文教层面。譬如马总在担任彰义军节帅时，以“蔡人习伪恶，相掉讦，犷戾有夷貊风。总为设教令，明赏罚，磨治洗汰，其俗一变”。曹华出任兖海沂密观察使，以沂州地褊，移理于兖州。史称：“初，李正己盗有青、郓十二州，传袭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顽骜，不知礼教。华令将吏曰：‘邹、鲁儒者之乡，不宜忘于礼义。’乃躬礼儒士，习俎豆之容，春秋释奠于孔子庙，立学讲经，儒冠四集。出家财赡给，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归。”

总之，宪宗“元和中兴”功业的完成，正是在成功征剿淮西与淄青，并辅之以以上这些措施的基础上实现的。如果说李师道的覆亡意味着“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那么元和时期一系列“去平卢化”举措在河南的成功实施，则保证了河南这种“尽遵朝廷约束”的局面，在宪宗于元和十五年去世后，不至于像河北那样只是昙花一现。

对于宪宗来说，其成功铲平了淮西与淄青，实现了德宗当年未尽的志愿，重振了帝国在河南的权威与控制力。而对于河南来说，淮西与淄青的覆亡则标志着河南政治版图大动荡的时期已经结束，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河南的藩镇版图将不再有大的调整。当然，一同结束的还有平卢系藩镇对河南的长久统治。平卢军，这支曾经在河北无法找到其容身之地的安禄山集团中的偏师，却经由其勤王将士们的不懈努力，成为帝国抵抗叛军的中坚力量，并最终在河南找到了新的生存基点与发展空间。帝国凭借平卢军的力量瓦解了由安史叛乱带给河南的危机，而又在应对平卢系危机的斗争中重构了河南的地缘政治。我们关于河南的论述实际上是以平卢系藩镇的盛衰为主线展开的。现在，我们的论述将告一段落，因为伴随着唐宪宗“元和中兴”的实现，平卢系时代的大幕也随之落下了。

五、平卢系时代结束后的问题

如果我们有心检视一下唐代中后期的藩镇称谓，那我们将发现，在德宗、宪宗削平平卢系藩镇后，新兴的河南藩镇大多被赐以军号，故而与其他多以地域为名的藩镇相比，河南藩镇不仅普遍具有较强的军事实力，而且在与唐廷的政治关系中，似乎带有更强烈的为唐廷所信任与仰赖的意味。河南藩镇称谓中的这种军事和政治隐喻，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河南地缘政治重构的完成，以及唐廷对河南藩镇所实现的有效控制。应该说，自宪宗时代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挑战中央权威或者谋夺藩镇军权的变乱在河南藩镇中并不多见。凭借德、宪二帝成功打击河南藩镇以及所采取的有效制约这些藩镇的措施，中央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不是全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任命或者调任藩镇节帅，并保证他们不久驻一镇。当收回了藩镇帅位私相授受的特权后，文臣出任河南藩帅也成为可能。在中晚唐的时代，河南藩镇的不少节帅就是由中央派遣的文官担任的。因此，与平卢系时代的河南相比，唐廷对河南的控制显然是得到加强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河南藩镇从此就风平浪静了。事实上，早在德宗贞元年间，在淮西与淄青二镇还尚未被唐廷完全制平的时候，新成立的宣武军就已经显露出了不稳定的倾向。宣武军的政治波动从贞元八年（792）刘玄佐死后开始，到贞元十五年（799）其甥韩弘任帅才基本稳定。韩弘担任宣武军节帅长达二十一年，于元和十四年入朝。此后宣武军一度又起变乱，直到长庆二年（822）韩弘之弟韩充被任命为节帅后，局势才最终稳定。紧接着宣武军变乱的是东面的武宁军，武宁军的变乱除了贞元十六年（800）当镇军士推举前帅张建封之子张愔继任一事发生在宪宗时代以前，其余所有的变乱都发生在长庆二年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驱逐节度使崔群、自专军务之后。

在平卢系藩镇解体后，位于河南中部且处于运河据点的宣武、武宁，一直是河南实力最强的藩镇之一，同时，其内部的变乱也相对频繁。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两镇的变乱就会发现，其变乱的主体和性质，与平卢系时代河南藩镇的政治波动已经很不一样了。概言之，变乱的主体已由上层军校转为下级士卒，变乱的性质也逐渐由军校谋夺军权向士卒争取自身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方向转变。随之一同改变的，就是变乱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军校针对中央要求旌节，而主要是士卒针对藩帅要求赏赐。换言之，一种特殊的藩镇变乱形态在这一时期的河南逐渐成为主流，这就是旧史所谓藩镇“骄兵”。

有关藩镇“骄兵”的问题，学界已积累了不少的研究。较早注意这一问题的是胡如雷先生，他认为“骄兵”产生的根源乃在于当时的士兵虽然全家随军，但国家却只供给士兵本人的衣粮，家口不入军籍，其全家的生活在制度上没有得到合法的保障。故而作为亡命之徒的骄兵在饥寒威胁之下，就会不顾一切地起来斗争，迫使节度使多加赏赐，以争取家族的生存权。而据史料记载，绝大多数兵变引起的原因就是节度使对士兵的“刻薄衣粮”和“赏赐不时”。胡氏定义的“骄兵”问题颇为宽泛，与旧史所谓“骄兵”还略有不同。但他对唐后期兵乱原因的这一解释却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共鸣。不过对于兵士军饷是否果真不足以维持士兵本人甚至家庭生活的温饱，目前还难下确凿的结论。而且史料也反映了不同地区的军士待遇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

在赞成胡氏论断，即唐后期兵士叛乱具有一定被动性的同时，王赛时先生对唐后期的兵乱还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即兵士叛乱也可能是主动性的。在藩镇体制下，作为“食粮官健”的藩镇军人，属于脱离社会生产的寄生阶层。由于长期坐仰衣食和朝廷的优给姑息，养成了骄怠暴戾的习性，动辄提出赏赐等要求。而一旦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往往就会哗变骚动，甚至逐杀主帅。旧史惯称的“骄兵”其实指的正是这一现象。而从河南的情况来看，平卢系时代后的河南兵乱也似乎更与后者的描述相契合。

如果“骄兵”产生的原因诚如上述的分析，那么有一个颇为矛盾的问题就不得不需要我们正视。即，如果“骄兵”是这个时期河南藩镇变乱的主流，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在此前的平卢系时代却并不突出？如果“骄兵”是平卢系时代结束后河南藩镇的一大特色，那么它究竟喻示着河南藩镇在什么问题上出现了与平卢系时代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将对河南藩镇未来的走向有着怎样的影响？

在我们看来，“骄兵”问题实际上牵涉河南藩镇军事结构的一个重大转变。以宣武军来说，该镇的“骄兵”主要肇成于刘玄佐之手，《旧唐书·刘玄佐传》称：

玄佐性豪侈，轻财重义，厚赏军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于李忠臣，讫于玄佐，而日益骄恣，多逐杀将帅，以利剽劫。

玄佐死后，当镇便出现了变乱不断的局面。贞元十五年，韩弘担任宣武节帅，其上任的首要任务便是惩灭长期为乱的“骄兵”魁首，史称：

汴州自刘士宁（玄佐之子）之后，军益骄恣，及陆长源遇害，颇轻主帅。其为乱魁党数十百人。弘视事数月，皆知其人。有部将刘锷者，凶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于衙门，召锷与其党三百，数其罪，尽斩之以徇，血流道中。弘对宾僚言笑自若。自是讫弘入朝，二十余年，军众十万，无敢怙乱者。

长庆二年，韩弘之弟韩充任镇宣武，亦以铲除“骄兵”为己任：

充既安堵，密籍部伍间，得尝构恶者千余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敢逡巡境内者斩！自是军政大理，汴人无不爱戴。

其实从上述两段惩灭“骄兵”的记载中不难看出，当宣武军在刘玄佐死后，唐廷频繁换任节帅的同时，当镇的“骄兵”却是长期在镇的，故而有所谓“为乱魁党”、“尝构恶者”之说。

和宣武军一样，武宁军的变乱也主要始于王智兴担任节帅并努力扩充武宁军的规模之后，史称：

初，王智兴得徐州，召募凶豪之卒二千人，号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番宿衙城。自后浸骄，节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镇徐日，每与骄卒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厌食饫酒，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犹喧噪邀求，动谋逐帅。

其中，“有银刀都尤甚，屡逐主帅”，其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卫，皆露刃坐于两廊夹幕下，稍不如意，相顾笑议于饮食间，一夫号呼，众卒相和。节度多懦怯，闻乱则后门逃去。如是且久”。这支“银刀”骄兵从此便成为搅扰武宁军军政的祸首，历任武宁军节帅对“银刀兵”都很头疼。

武宁“银刀兵”与宣武牙军的性质颇为相似，并且作为当镇的军事核心，这些军队的主体都来自河南当地。而创建它们的刘玄佐和王智兴，其实也是长期任职本军的河南当地人。所以我们认为，较之上述学者从士兵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利益出发讨论“骄兵”产生的原因，孟彦弘先生从军政体制角度入手对“骄兵”出现所作的解释或许更为合理，即军队地方化与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才是“骄兵”产生真正的根源。他认为：

军队的地方化，使当地人成为军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兵源；他们终身为兵，甚至“父子相袭”，不可避免地会在当地形成一种盘根错节的势力，这股势力就是所谓的“地方军人集团”；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所谓的“骄兵”问题。

无论是贞元时代的宣武军，还是长庆以后的武宁军，真正掌控地方政治实权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军人集团。自这个集团确立之初，他们在地方上的政治、经济利益也随之一同产生了。而由此导致的变乱其实正是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所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

而在节帅一边，宣武与武宁“骄兵”的始作俑者，大力发展当镇军事力量的刘玄佐与王智兴均是在特殊情况下出任汴、徐二镇节帅，并长期担任是职。他们当然都是有能力扩充并稳定军队的地方实力派军将，但在他们卒镇或被中央调任后，藩镇的军队却是不可能简单缩编或随之一起调任的。于是，这样一个不好收拾的“骄兵”摊子便摆在了其后的历任节帅面前。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新兴的河南藩镇，尤其是元和以后，节帅任命多出于中央。武将出身或者为政严猛的节帅或许还有能力对这些跋扈的士卒进行镇压，但大多数文臣却只能姑息了事。况且，这些节帅也大多自知他们的任期不会过长，所以因循守旧也未尝不是于己于人都有利的一种策略。

于是我们发现，一方面，河南藩帅的任命权现在大多掌握在中央手中，这样一来，这些节帅的利益所系当然取决于他们对中央以及中央对他们的态度；而另一方面，藩镇的军队，尤其是以牙军为主的藩镇亲卫军此时却由地方军人集团控制，他们的利益却完完全全在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在平卢系时代结束后，中央与藩帅的关系其实变得比之前更为紧密，但他们与地方军士的关系实际却是愈益疏远了。而在藩帅的调任变得相对容易和频繁时，藩镇的武力基础却是由地方军人长期把持着的。换言之，平卢系时代后河南变乱的根源用一句话来概括，或许可以称为“铁打的士卒，流水的帅”。

回过头来看一下平卢系藩镇的情况，首先，作为由河北南来的军事集团，其军队地方化进程在这些藩镇中进行得相对较慢。更重要的是，在平卢系藩镇中，尚未形成成熟的地方军人集团，这牵涉平卢系藩镇的军事构造问题，我将在第三章中详细讨论，这里暂不展开。同时，由于节帅本身就是藩镇集团中的一员，其政治利益系于藩镇，当然也就要努力争取镇内将卒的支持。所以说，他们可以与中央对抗，但与藩镇将卒的关系却要始终保持相对紧密。因为离开了藩镇，他们无法从中央处获得政治筹码。

地方军人集团从无到有，军政集团从一体化到军队的地方化与节帅的中央化，这种藩镇权力构造的改变，正是平卢系时代与其后时代的根本差别，也正是“骄兵”问题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所以学者说：“即使国家付出的养兵费再高出许多，他们（指地方军人）仍然会尽可能地干预乃至控制地方政治。”也正因为如此，从表面上看，在平卢系时代结束后，中央通过掌握河南藩镇节帅的任命权似乎有效控制了河南的藩镇，但实际上，对于作为藩镇真正基础的中下层士卒，尤其是藩镇亲卫军的控制根本不牢固。

这一趋势最终延续到了晚唐，并引起了晚唐河南的政治变局。当晚唐的王仙芝、黄巢起义从河南爆发后，中央官员尤其是文官担任河南藩帅的弱点，正如其时胡曾在《谢赐钱启》中所感叹的：

又以山东藩镇，江表节廉，悉用竖儒，皆除迂吏。胸襟龌龊，情志荒唐。入则粉黛绕身，出则歌钟盈耳。但自诛求白璧，安能分减黄金。虽设朱门，何殊亡国。徒开玉帐，无异荒墟。

这样一批“竖儒”显然不足以为中央抵御起义的军队，但代之而起的却并非另一批朝命的官员，甚至不是朝命的武将，史称：

自（黄）巢、（尚）让之乱，关东方镇牙将，皆逐主帅，自号藩臣。时溥据徐州，朱瑄据郓州，朱瑾据兖州，王敬武据青州，周岌据许州，王重荣据河中，诸葛爽据河阳，皆自擅一藩，职贡不入，赏罚由己。

实际上，走在晚唐河南政局前台的这批“牙将”正是出身河南地方军人集团的人物。时溥，彭城人，徐州牙将。中和元年（881）逐感化军（即原武宁军）节度使支详，称留后。朱瑄，宋州人，为青州王敬武牙卒。后与牙将曹全晸袭杀郓将崔君裕，据有郓州。全晸死后，被朝廷授为天平节度。其弟朱瑾，逐将军齐克让于兖州，朝廷以泰宁军（即兖海）节钺授之，兄弟雄张山东。王敬武，青州人，平卢牙将。中和中，盗发齐、棣间，节度使安师儒遣敬武击定，已还，即逐师儒，自为留后。死后其子师范袭平卢帅位。而在忠武军一边，唐末争霸中原的忠武牙将秦宗权及其集团中人多来自蔡州；著名的忠武“八都”则多为许州人；而世为忠武牙将的陈州三兄弟赵犨、赵昶、赵珝则在忠武军历史的末期担任该镇节帅。这就是平卢系时代结束后河南藩镇走向的一个大体趋势。

日本学者辻正博曾将代宗朝至宪宗朝河南政局的发展主线概括为河南的“顺地化”进程，其论述视角以唐朝的对藩镇政策为主，其实暗指朝藩矛盾乃是此一时期河南的主要矛盾。这篇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论文，是为数不多的能以一种全局性眼光来看待安史之乱后河南政局变迁的研究，至今看来，其立意仍有高屋建瓴的特点。同时，秉承日本学者擅长的从藩镇内部，尤其是军事构造入手研究藩镇的传统，辻正博将宣武“骄兵”的解体看作与淮西、淄青牙军的殄灭具有相似意味的重要事件。他认为，正是对于藩镇牙军（藩镇的中核部队）的肃清，藩镇反抗中央的基础被切断了，于是在这一基础上，宪宗实现了他的“元和中兴”，而河南也完成了它的“顺地化”进程。

笔者也赞同“元和中兴”是以河南“顺地化”的完成为其主要标志的结论，但在我看来，河南的“顺地化”却并不是以宣武“骄兵”的解体为结点的，相反，后者正暗示着河南新一轮政治波动的开始。因此，我更愿意将“元和中兴”对河南的意义定为帝国“去平卢化”的成功，同时将其视为平卢系时代结束的标志。而帝国在去平卢化的同时，实际上也正在加速河南藩镇的地著化，尤其是军队地方化的进程。而以“骄兵”问题为表征的地方化运动，也正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帝国后期，即平卢系时代结束后河南藩镇问题的一条线索。

时至唐末，随着黄巢起义的爆发，中央控制河南的纽带终于被彻底切断了，而地方军人集团则受其激励，真正走上了历史前台。出身河南的地方军人率领着当地的军队投身到唐末军阀混战的时局中，成为这个动乱期中的主角。而暂时结束这一动乱局面的则是另一个出身河南的人物——宋州人朱温。他成功剿灭了以上这些河南牙校主导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宣武、宣义（即原义成）、忠武、奉国（即蔡州）、感化、天平、泰宁、平卢八个河南藩镇。当然，更为后人熟知的是，他迁移并颠覆了持续了三百年的唐祚。于是，河南这个曾经的帝国与叛军对峙开始的地方，现在也终于成为倾覆帝国命运的地方。不过，当唐帝国的时代在河南画上休止符的时候，未来的赵宋王朝却将在河南找到它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