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重构——河南节度使与张巡

惟宋三叶，章圣皇帝东巡，过其庙，留驾裴回，咨（张）巡等雄挺，尽节异代，著金石刻，赞明厥忠。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

这段出于《新唐书·忠义传》“赞”中的记载描写了11世纪初宋真宗东巡中的一段经历。据说真宗来到了当时的应天府，途经一座先贤的祠庙，先贤磊落不凡的品行与功业深深吸引了当时的真宗，使其“留驾裴回”。在向旁人咨询了先贤的所行所事后，真宗决定将他们的业绩“著金石刻”，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先贤“忠义”的品质足以并且应当彰显于后世。

祠庙供奉的先贤是唐代的两位重要将领——张巡和许远。实际上，即使真宗不将他们的功业“著金石刻”，张、许的事迹也已经广布民间，并且，其实早在唐代，张、许就已经获得了“立庙睢阳（即宋代应天府），岁时致祭”的荣誉。自唐以来，张、许的功绩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推赞。人们推崇他们的“忠义”乃在于在安史叛乱时期，张、许等人以寡弱的军队对抗数十倍于己的叛军，其坚守睢阳（宋州）等地，前后四百余战，杀敌十余万众，城破之日骂贼不屈而全部遇难。而因张巡等人死守睢阳一线长达年余，叛军错失了南下江淮的机会，而江淮地区恰是帝国的财赋来源地。

对于当代的历史学家而言，张巡的这种坚守睢阳、保全江淮的意义也已为他们所认可。只要我们稍稍翻阅一些简明的通史类著作，我们便不难发现，有关安史叛乱初期河南战局的描述基本上就是围绕张、许的事迹而展开的。譬如：

河南方面，唐的地方官张巡、许远等，也在人民的支持下，坚强地守住雍丘（今河南杞县）、宁陵、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一线，遏阻了叛军南下的道路。

在此前后，在南阳（河南邓县）和睢阳的战斗也异常激烈。南阳是江、汉的屏障，睢阳是通向江淮的要道，而江淮一带是唐朝的重要财富来源地。叛军占据中原地区后，江淮财富不得不经由江、汉二水运抵洋川（陕西洋县），再由洋川运到唐军的后防基地扶风（陕西扶风）。安史集团为了切断唐朝廷的经济命脉，接连派大军猛攻南阳和睢阳。唐将鲁炅守南阳历时一年，南阳失陷后又退保襄阳（湖北襄阳），抵挡住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唐将张巡、许远苦守睢阳，和优势叛军前后进行大小四百余战，杀敌12万。睢阳最后陷落时，安史集团已丢失长安，无力再向江淮进扰。江汉和江淮地区的保全，使唐朝在经济上有所依赖，对战争的结局有重大影响。

相似的论述也出现在由西方学者编纂的著作中，譬如崔瑞德（即杜希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就写道：

同时，他（指安禄山）的军队出击并占领了河南北部周围的地区。他在这里第一次遇到坚决的抵抗。汴州东面和东北面的濮州和曹州在叛军面前岿然不动，雍丘县一个足智多谋的地方将领（指张巡）的顽强抵抗使叛军不能向陈州南进。为了阻止叛军向西南进入长江中游，邓州节度使鲁炅奉命指挥一支基本上由黔中（今贵州）和岭南的非汉族部队组成的大军。虽然安禄山在756年阴历五月把他击退并围之于邓州，但他得到一支经蓝田关的来自京师的部队的救援，叛军被迫北撤。

从史料记载看，安禄山率主力自灵昌（滑州）渡河，将战乱延伸到河南时为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当月，陈留（汴州）、荥阳（郑州）、东京就先后陷入叛军之手。次年正月，安禄山在东京称帝，并着手西进。不过由于安禄山的决意西进，所以尽管朝叛对峙开始于河南，但实际上河南并不是安史之乱前期朝叛对抗的主战场。如果我们翻看一下上引的这些历史著作，我们会发现，此时期的河南实际上也不是学者着墨过多的一个地区。不过，在这种有关河南的相对精简的论述中，张巡的话题却是人们都会谈到，也几乎是唯一会谈到的话题。

按张巡率兵抵抗叛军最初可能在天宝十五载（756）初，其为叛军所杀时为至德二载（757）十月。也就是说，张巡在陈留郡东部与睢阳郡西部一带与优势叛军对抗了将近两年。然而，现在引起我们重新探讨张巡问题的兴趣在于，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作为保全帝国经济命脉的功臣张巡，其身份实际上只不过是王朝的一名“地方官”。据史载，张巡起兵初的官职只是谯郡（亳州）太守属下的真源令，其手下之兵也多为临时招募的义兵。这种功绩与身份的巨大落差，不由得使人对唐廷在叛乱发生后所实施的河南政策产生怀疑。难道帝国真的准备依靠这样一位“地方官”和这样一批军队与叛军进行战斗？显然，唐廷不可能无视河南的重要性。事实上，早在安禄山起兵的当月，玄宗就下令“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这是唐廷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于内地设立的第一个藩镇，其意义当然不可能被轻视。而且在张巡的时代，河南节度使作为负责河南军政事务的最高统帅基本是一直设立的。此外，诚如上引史论所显示的，学者将坚守南阳的鲁炅看作与坚守睢阳的张巡同等重要的人物。然而，鲁炅是唐廷任命的首任南阳节度使，也就是说，他的职责与他的身份是匹配的，而这与张巡的情况显然截然不同。

如此来说的话，我们的疑问产生就一点不奇怪了，既然在叛乱伊始，唐廷就已经在河南设立了节度使，那为什么在随后的两年左右时间里，我们却几乎看不到这些节度使有多大的表现？或者说，他们的作用为什么始终无法与张巡相提并论，以至于无法引起学者的关注，而河南的存亡最终还是不得不维系在张巡、许远这样的地方官身上？要解答上述的困惑，我想或许还是从河南节度使的选任中来寻找线索比较有效。因为我们发现，与张巡长达两年持之以恒地对抗叛军不同，河南节度使在这两年里却换任得相当频繁。

一、玄宗的意愿

叛乱发生后的第一任河南节度使是张介然，他在叛乱伊始就被玄宗任命为陈留太守、河南节度采访使，领陈留、睢阳、灵昌、淮阳（陈州）、汝阴（颍州）、谯、济阴（曹州）、濮阳（濮州）、琅邪（沂州）、彭城（徐州）、临淮（泗州）、东海（海州）等十三郡。（见图1）张介然通常是一个不被注意的人物，他任使极短，在他到达陈留后不久，陈留就被叛军攻陷，而他与在陈留的近万士兵也被安禄山所杀，帝国在河南最重要的军事基础就此瓦解。不过在这里，我们却仍旧要对张介然的出身给予一定的关注。据《旧唐书·张介然传》载：

图1　安史之乱前期河南节度使所辖十三州

（此图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为底图改绘。以下未作说明的地图，皆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为底图。）

张介然者，蒲州猗氏人也。本名六朗。谨慎善筹算，为郡守在河、陇。及天宝中，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相次为节将，并委以营田支度等使。进位卫尉卿，仍兼行军司马，使如故。及加银青光禄大夫，带上柱国，因入奏称旨，特加赐赍。介然乘间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于帝城，乡里不知臣贵。臣，河东人也，请列戟于故乡。”玄宗曰：“所给可列故乡，京城伫当别赐。”介然拜谢而出，仍赐绢五百匹，令宴集闾里，以宠异之。本乡列戟，自介然始也。哥舒翰追在西京，荐为少府监。安禄山将犯河洛，以介然为河南防御使，令守陈留。

张介然起家的地区在河陇，到天宝年间，他已经先后在三位河陇藩帅手下担任“营田支度”这类主管节镇后勤军需的重要使职，同时还兼领“行军司马”这一节镇僚属体系中的“上介”。除此之外，张介然还带有“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这类高品的散阶与勋衔，并且享有“本乡列戟，自介然始”的特殊宠誉。叛乱爆发前不久，他刚被时“废疾于家”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追在长安，并推荐为少府监，显示了其与哥舒翰之间不同寻常的宾主关系。实际上，张介然正是带着这种明显的河陇藩帅使府僚佐及与哥舒翰关系颇为密切的身份出为河南节度使的。

如果我们联系唐廷任命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前后针对安史叛乱的其他一些重要人事安排，我们会看到，在任命张介然前不久，中央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使于洛阳募兵备讨。而在张介然之后，中央很快又任命高仙芝为讨贼副元帅，领飞骑、彍骑、新募兵及边兵在京师者出潼关进讨。封常清是当时来朝的现任安西节度使，而高仙芝则是已在长安多年的前安西节度，他们与张介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出身西北军事集团的重要人物。而此集团中另一位更加重要的人物哥舒翰，此时也在长安，并在封常清、高仙芝丧败后，被拜为兵马元帅。

叛乱初期的这一连串任命西北军事集团将领出为讨贼统帅的举措应该并非巧合，唯一巧合的，可能只是他们当时都在长安。黄永年先生曾经从帝国军事格局的角度入手，指出其实早在安史之乱前，帝国的北部边境就已经形成了以范阳为中心的东北军事集团，与以河西、陇右为中心的西北军事集团，两个集团的首领分别是安禄山与哥舒翰。在安禄山于天宝十载（751）兼领河东节度使之前，西方集团的实力本略高于东方。西方节镇原本较多，在河西、陇右两大镇之外还有安西、北庭，北面的朔方、河东与西方的关系也更密切些。不过当安禄山以范阳、平卢节度使的身份又兼领河东后，其“东北三师”的实力就开始高出哥舒翰的“西方二师”。况且安禄山的党羽安思顺此时又充当了朔方节度使。所以，在玄宗大批启用西方系统的将领担任讨贼统帅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他立刻罢免了安思顺的朔方节度使一职，以郭子仪取而代之，并最终从哥舒翰之请杀掉思顺。

黄氏的论述并没有涉及张介然，不过我们以为，把任命张介然担任河南节度使一事同样放在这一大背景下来考察将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玄宗在天宝十四载底对张介然的这一任命，即使没有取悦其府主哥叔翰的意图，至少也与玄宗本人以西制东的战略原则相吻合。

然而令玄宗遗憾的是，他所任命的西方将领在与安禄山的对抗中相继溃败，即使后来，真正从西北增调过来的部分河陇、朔方军队开始进驻潼关，数量上占优势的他们也仍旧敌不过来自东北的叛军。而以西军自恃的玄宗也因此不得不逃往剑南，并重新考虑其战略政策。

二、新的考虑

张介然死后，河南节度使因之一度废置。而安禄山在攻陷陈留后，却任命了自己的河南节度使李庭望，俾守陈留。此后安禄山引兵西进，叛军在河南的实力受到削弱，但其东略势头并未因此而消减。于是，地当要害、控引江淮的睢阳就成了叛军东略最重要的对象：

禄山以张通儒之弟通晤为睢阳太守，与陈留长史杨朝宗将胡骑千余东略地，郡县官多望风降走。

不过，东平（郓州）太守吴王祗已在此时起兵，于是“郡县之不从贼者，皆倚吴王为名”，分散在河南各地的军队至少在政治上找到了向心的目标。同时，“单父（睢阳属县）尉贾贲帅吏民南击睢阳，斩张通晤”。这是叛军在河南遭到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它迫使原本欲引兵东徇的李庭望不敢再轻易行动。到了天宝十五载正月，几乎与吴王同时起兵的济南（齐州）太守李随已到睢阳，其时有众数万，于是唐廷有了与在陈留的叛军河南主力对峙的资本，李随也因此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而与之一同被任命的还有许远，他以前高要（岭南高要属县）尉的身份被任命为睢阳太守兼防御使。有关李随此后的命运史料没有留下记载，推测他可能很快就去世了。而他留在睢阳的军队则应由许远统率，成为此后张巡、许远死守睢阳的主要力量。

继李随后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的是吴王祗。很可能是因为已经注意到了李祗作为宗室的号召力，玄宗在天宝十五载二月已经任命其为灵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而当时在雍丘的张巡其实就是打着“吴王先锋使”的旗帜来抗贼的。李祗由东平移镇灵昌，很可能是为了与睢阳的李随形成对陈留叛军的南北夹攻。三月，李祗败安禄山将谢元同于陈留，同月被任命为陈留太守，河南节度使。不过陈留的大部实际上此时仍在叛军的掌控中，因此李祗的驻地当仍在灵昌。

这年春天，除了随、祗等人的起兵外，濮阳丞尚衡率郡人王栖曜等成功攻拔了禄山将邢超然占领的济阴郡，而四万叛军为时两个月的雍丘攻势也在张巡大小三百余战的努力下瓦解。与此同时，中央开始在南阳（邓州）设置节度使，并将岭南、黔中、襄阳子弟五万人屯叶（临汝属县）北，以备叛军南下，这对河南而言显然也是个好消息。

然而就当河南中部的形势开始变得较为乐观时，河南节度使的人选却又出现了变动，据《资治通鉴》载：

五月丁巳，（鲁）炅众溃，走保南阳，贼就围之。太常卿张垍荐夷陵（峡州）太守虢王巨有勇略，上征吴王祗为太仆卿，以巨为陈留、谯郡太守，河南节度使，兼统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南阳节度使鲁炅……戊辰，巨引兵自蓝田出，趣南阳。贼闻之，解围走。

按照《资治通鉴》的叙述看，李巨出任河南顺势也解除了南阳的围困，这可能得益于他率领了一部分军队随行，给叛军造成了一定的威慑。不过李巨此次出任的目标毕竟还是河南，虽然我们并不认为到了河南后，他还拥有统辖岭南、黔中、南阳的实际权力，不过仅就这一名号而言，也足以显示出中央对李巨的期望。

在《旧唐书·李巨传》中，有关李巨出任一事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及禄山陷东京，玄宗方择将帅，张垍言巨善骑射、有谋略，玄宗追至京师。杨国忠素与巨相识，忌之，谓人曰：“如此小儿，岂得令见人主！”经月余日不得见。玄宗使中官召入奏事，玄宗大悦，遂令中官刘奉庭宣敕令宰相与巨语，几亭午，方出……寻授陈留、谯郡太守，摄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翌日，巨称官衔奉谢，玄宗惊曰：“何得令摄？”即日诏兼御史大夫。巨奏曰：“方今艰难，恐为贼所诈，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信？”玄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巨兼统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南阳节度使鲁炅，先领三节度事……巨至内乡（南阳属县），趣南阳，贼将毕思琛闻之，解围走。巨趣何履光、赵国珍同至南阳，宣敕贬炅，削其章服，令随军效力。至日晚，以恩命令炅复位。

上述的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本传称当安禄山攻陷东京后，玄宗开始着手选择将帅，这里的将帅明显应有一定所指，它指的就应当是河南地区的将帅。也就是说，当张介然、封常清失守河南、东京后，玄宗就已经开始考虑新的河南统帅人选了。另外，当玄宗接受其婿张垍的建议俾令夷陵太守李巨入京后，由于杨国忠的阻扰，李巨实际上又在长安赋闲了月余。换言之，如果没有道里、权臣的阻碍，李巨赴任河南可能会更早一些。指出以上两点是想说明，在虢王李巨之前，李随和吴王李祗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或许只是中央的一个权宜之计，玄宗要的是一位亲信大臣，而不是来自河南的地方官员出任统帅之职，尽管后者也有不俗的表现。所以说，同为宗室出任，李巨的权力要高于李祗。不过宗室间的这种替任对唐廷来说毕竟还是有利的，吴王业已建立起来的号召力可以很自然地为虢王所利用，所以当李巨来到河南后，同样有“假（张）巡先锋使”的举措。

如果说虢王李巨的出使才是玄宗在继张介然后对河南节帅人选所做的真正审慎的选择，那么它将透露出完全不同于此前任命张介然的战略意图，那就是改变由边镇将领统兵的局面，而代之以宗室出任。而这一精神，我们将在两个月后玄宗颁布的《命三王制》中看得更加清楚。

在这两个月里，唐廷发生重大变故，潼关被乱军攻陷，玄宗不得不南逃四川，而太子李亨则分道北上，著名的《命三王制》就是玄宗在这一背景下颁布的。制云：

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都大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此句当从《唐大诏令集》作“永王璘宜充山南东道、江南西路、岭南、黔中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江陵大都督如故……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采访都大使……丰王珙宜充武威郡大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采访支度防御等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

随着西北军事集团的溃败，边将领兵的方针也被玄宗放弃，取而代之的则是皇子分统诸道。而就河南来说，此前对虢王巨的任命并未更革，显示了这一任命仍是玄宗此战略调整中的重要环节。不过此制文除了以上所说的目的外，也许还含有另一个更加深刻的意图，那就是玄宗要以分封诸王来遏制太子李亨。而我们的研究将会发现，玄、肃二帝间的这一矛盾也将对此后河南节帅的选任造成影响。

回到虢王巨的任命上来。不同于此前的河南节度使，虢王李巨此时的治所在彭城。与之前的睢阳和灵昌相比，彭城显然是一个更为安全的治所。虽然由于不再是战场的前线，多少带有示弱的意味，但无疑是一个更适合统帅驻扎的地区。

三、肃宗的企图

在天宝十五载春，除了河南中部外，一股来自河南东部的势力也值得我们注意：

时北海（青州）太守贺兰进明亦起兵，（颜）真卿以书召之并力，进明将步骑五千渡河，真卿陈兵逆之，相揖，哭于马上，哀动行伍。进明屯平原城南，休养士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军权稍移于进明矣，真卿不以为嫌。真卿以堂邑（博平属县）之功让进明，进明奏其状，取舍任意。敕加进明河北招讨使，择交、冬馥微进资级，清河（贝州）、博平（博州）有功者皆不录。

河南东部因鲁中山地的存在，在安史叛乱初期免于战火的侵扰，不过它与中部的联系也因此受到了阻碍。相反，它与河北的交通却并没有因黄河的阻隔而受到影响。所以当这个地区支持唐廷的地方势力开始起兵后，他们往往会首先呼应河北的同人。颜真卿是当时的平原（德州）太守，同时身兼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其时正组织着河北地区的义兵对抗叛军。从上述的记载看，贺兰进明为人高傲而颇有政治心计，在他来到河北后便开始有意凌驾颜真卿之上，但史料证明此人并无过人的将帅之才：

禄山已陷河间（瀛州）、信都（冀州）等五郡，进明未有战功，玄宗大怒，遣中使封刀促之，曰：“收地不得，即斩进明之首。”进明惶惧，莫知所出，（第五）琦乃劝令厚以财帛募勇敢士，出奇力战，遂收所陷之郡。

而据《颜鲁公行状》的记载，贺兰进明因失律于信都城下，本有诏抵罪，幸赖颜真卿“纵之使赴行在”，暂时躲过了惩治。不仅如此，这次西行还为贺兰进明此后的仕途带来了不错的运气，史称：

上（指肃宗）命（房）琯以（贺兰进明）为南海（广州）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琯以为摄御史大夫。进明入谢，上怪之，进明因言与琯有隙，且曰：“晋用王衍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荡。今房琯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诸道节制，仍置陛下于沙塞空虚之地，又布私党于诸道，使统大权。其意以为上皇一子得天下，则己不失富贵，此忠臣所为乎？”上由是疏之（指房琯）。

房琯正是曾向玄宗建言令诸子分总天下节制的大臣，此时奉使至灵武册立肃宗，并深得肃宗好感。然而贺兰进明的一番进言却动摇了肃宗对房琯的信任，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一语点出了肃宗的痛处所在。很快，贺兰进明被肃宗任命为河南节度使，而不是原本应该去的岭南。

这样一来，我们便发现河南现在出现了两位节度使，一位是玄宗任命的虢王巨，另一位则是肃宗任命的贺兰进明。这种两节度并立的局面显然正是“双悬日月照乾坤”的中央矛盾在河南的翻版。不过贺兰进明此时还未去河南赴任，当然，虢王巨能否接受前者的替任也还是个未知数，至少，现在河南的军政事务确还由其负责领导。

四、张巡的困境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下于雍丘抗贼的张巡的问题。自从玄宗出逃长安后，处于与河南叛军作战第一线的张巡便失去了与朝廷的联系，史称：

（李庭望将）令狐潮围张巡于雍丘，相守四十余日，朝廷声问不通。潮闻玄宗已幸蜀，复以书招巡。有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白巡以兵势不敌，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贼。巡阳许诺。明日，堂上设天子画像，帅将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将于前，责以大义，斩之。士心益劝。

在此后四五个月的时间里，张巡数次击破了李庭望、令狐潮等叛军的攻势。同时由于颜真卿的努力，河北、河南、江淮诸道业已知道了肃宗即位灵武的消息，“徇国之心益坚矣”。

不过这种僵持局面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河北、河南的战局又渐渐开始倒向叛军一边。首先是河北，到至德元载（即天宝十五载）十月时，受安禄山之命稳固后方的史思明、尹子奇已经成功地将河北的大局重新控制在叛军手里。身为河北招讨采访等使的颜真卿不得不放弃平原等郡，渡河南走。

（十月，）尹子奇将五千骑度（渡）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会回纥可汗遣其臣葛逻支将兵入援，先以二千骑奄至范阳城下，子奇闻之，遽引兵归。

若不是回纥兵的入援，河南东部被攻陷的将不仅是北海一郡。但是很明显，河北的失守现已将战火引入了河南东部的胶莱平原一带。于是在这年底，唐廷“置北海节度使，领北海等四郡”。这是唐廷在山东半岛附近设立的第一个节度使。

再来看河南，在西部，被围多年的颍川郡（许州）由于期年救兵不至，终于为禄山将阿史那承庆攻克。而在中部，虽然张巡顶过了李庭望、令狐潮数月的攻势，但是到至德元载十二月的时候，由于鲁（兖州）、东平、济阴诸郡先后沦陷，虢王巨“引兵东走临淮”，而禄山将杨朝宗帅马步二万，将袭宁陵，绝巡饷路。于是张巡不得不拔离雍丘，东守宁陵以待之，开始与睢阳太守许远合势抗贼。史称：

是日，杨朝宗至宁陵城西北，巡、远与战，昼夜数十合，大破之，斩首万余级，流尸塞汴而下，贼收兵夜遁。敕以巡为河南节度副使。巡以将士有功，遣使诣虢王巨请空名告身及赐物，巨唯与折冲、果毅告身三十通，不与赐物。巡移书责巨，巨竟不应。

宁陵之战后，张巡被敕以河南节度副使，但虢王巨吝于赏赀，张巡的节度副使当然也只是一纸虚名。所以在此后的睢阳之战中，张巡只能以这样一番话语告慰将士：

吾受国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诸君捐躯命，膏草野，而赏不酬勋，以此痛心耳！

而在许远方面，其争取粮饷的努力也遭到了虢王巨的阻扰：

先是，许远于城中积粮至六万石，虢王巨以其半给濮阳、济阴二郡，远固争之，不能得；既而济阴得粮，遂以城叛。

更糟糕的是，至德二载（757）正月，安庆绪杀安禄山取而代之，以尹子奇代替李庭望为河南节度使，

甲戌，子奇以归（妫）、檀及同罗、奚兵十三万趣睢阳。

尹子奇率领河北劲卒的这次南下非同小可，许远不得不告急于在宁陵的张巡，请其于睢阳城与许远合兵。当时两者士卒相加亦只有六千八百余人，而就是这不到七千人的军队在此后的十个月里苦苦拖住了十几万的叛军，上演了安史之乱中最惨烈的死守睢阳的战役。

五、最后的对决

现存史料都表明，在当时的河南，其实并不只有张、许这一支抗贼力量。首先是贺兰进明，他可能差不多与尹子奇南下同时重新回到河南，并成功接替了虢王巨担任河南节度使。据《旧唐书·许远传》载：

虢王巨受代之时，尽将部曲而行，所留者拣退羸兵数千人、劣马数百匹，不堪扞贼。

这不知是不是李巨有意针对贺兰进明的行为，但此举削弱了河南的抗贼力量则不言而喻。不过就贺兰进明而言，其本部的军事力量倒并没有因李巨的“尽将部曲而行”而显得孱弱，《旧唐书·张巡传》中就说：“时贺兰进明以重兵守临淮。”《资治通鉴》也记载：“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克高密（密州）、琅邪，杀贼二万余人。”显然作为新任河南节度使的贺兰进明手头是有不少士卒的。除了贺兰进明外，灵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许叔冀其时拔众奔彭城、谯郡，史称其“麾下精锐”，军事力量并不亚于当时的节度使贺兰进明。此外，在彭城和谯郡，尚有尚衡和闾丘晓的军队。

但不幸的，在睢阳日蹙之时，这些河南将领都没有发兵援助睢阳，甚至在张巡派出大将南霁云一一向其告急请师时，仍旧逗留不进。对这些河南将领，尤其是节度使贺兰进明坐视睢阳危亡的行为，史家的解释是：

初，房琯为相，恶贺兰进明，以为河南节度使，以许叔冀为进明都知兵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锐，且官与进明等，不受其节制。故进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远功名，亦惧为叔冀所袭也。

房琯与贺兰进明的矛盾，成了导致张、许失援的一大因素。不过更进一步来说，作为统帅河南军政大局的河南节度使，此时已经丧失了对借安史之乱而涌起的各地方军阀的控制力，这可能才是导致睢阳城孤守更为根本的原因。

或许是终于意识到了河南战局的危亡，至德二载八月，肃宗以平章事张镐兼河南节度、采访处置等使，代贺兰进明。另据《旧唐书·张镐传》和《新唐书·张镐传》载，张镐此时还持节都统淮南等道，显然是准备集合东南诸道兵力，合力北上救援睢阳。史称：

张镐闻睢阳围急，倍道亟进，檄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及谯郡太守闾丘晓，使共救之。晓素傲很，不受镐命。比镐至，睢阳城已陷三日。

张镐终究还是没来得及赶上救援睢阳，而在睢阳城陷十天后，广平王以郭子仪及回纥等军收复东京，各地叛军纷纷撤归河北，而此时已撤至陈留的尹子奇也为郡人所杀。

十一月，张镐率鲁炅、来瑱、吴王祗、李嗣业、李奂五节度徇河南、河东郡县，除能元皓据守北海、高秀岩据守大同外，其余皆攻克。十二月，位于范阳的史思明以所部请降，并率其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亦以所部来降。到了次年二月，安庆绪所署北海节度使能元皓举所部来降。于是河南、河东、河北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全部归顺唐廷，对于唐廷来说，现在只差对据守邺郡（相州）一带的安庆绪给予最后一击了。

不过在此时，以宰相身份出为河南节度使的张镐已向肃宗手书密表，上言：

“思明凶竖，因逆窃位，兵强则众附，势夺则人离。包藏不测，禽兽无异，可以计取，难以义招。伏望不以威权假之。”又曰：“滑州防御使许叔冀，性狡多谋，临难必变，望追入宿卫。”

但此时的肃宗正欲宠纳史、许诸人：

会中使自范阳及白马来，皆言思明、叔冀忠恳可信，上以镐为不切事机，（乾元元年五月）戊子，罢为荆州防御使；以礼部尚书崔光远为河南节度使。

张巡时代的最后一任河南节度使也就此被罢职。

六、真实的影像

以上我们以河南节度使的选任为线索，考察了安史叛乱第一阶段河南的政治形势。我们可以将考察的结果以下表的形式展示出来：

表1　安史叛乱初期河南节度使任命表

我们在传统上习惯于将藩镇节帅的选任仅仅置于一个纵向的时间序列中来进行考察，但在这里，我则试图在更为复杂的横向关系网中来为这些河南节帅寻找定位。从上表来看，较之于叛军集团相对稳定的节帅任命，唐廷方面的节帅更迭则要频繁得多，其背后所隐藏的复杂的政治矛盾正是上文所论述的主题。

就玄宗而言，其战略部署原打算以西方军事集团的张介然、封常清牵制东北叛军的西进，最终达到凭借河陇军事力量击溃叛军的目标。但随着两京的先后陷落，玄宗的这一军事计划也宣告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以诸王尤其是皇子分统诸道。虢王巨的任命在一定程度上正体现了这一战略思想的转变。而李随与吴王祗先后以河南地方势力的身份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可能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在唐廷与叛军争夺河南的同时，唐廷内部的争夺也在进行。肃宗以贺兰进明代替虢王巨为河南节度使，正是其决意与玄宗争夺河南政治统治权的表现。但当贺兰进明来到河南后，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凭借安史之乱业已成长起来的河南地方军阀，如许叔冀等人。肃宗在此时也在调整策略，其以宰相张镐出统河南诸道，试图集合东方诸军救援睢阳并收复河南失地。但张镐实际上也遇到了与贺兰进明同样的问题，面对这些逐渐坐大的地方军阀，有效的控制力已经无法施行。虽然在睢阳失陷后，张镐杖杀了不受禀命、不肯发兵施救的谯郡太守闾丘晓，但对于许叔冀等人，却也是无可奈何，并最终因谏招史、许诸人被肃宗指为不切事机而罢职。随后任职河南节度使的崔光远，其节度性质与此前已有根本不同。许叔冀之辈的实力已经壮大，而自身军事力量不够的河南节度使已经无法凌驾于其上，当然也就要改弦易辙了。

回过头来还要谈一下张巡。无疑，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叛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河南的主要矛盾。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当时的河南，除了朝叛矛盾外，其实还交织着玄宗与肃宗、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这多重矛盾。而从另一角度来讲，所谓朝叛矛盾，与其说指的是唐廷与叛军，倒还不如说张、许与叛军可能更恰当。因为当朝命的河南节帅们从陈留、睢阳一步步地退到彭城、临淮时，张巡却在雍丘、宁陵、睢阳一线死死抵住了叛军长达约两年的攻势。因此，我们现在再来探讨张巡的问题，如果能将他们保全帝国经济命脉的作用置于这样一种维度下来理解，或许就会对其意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张巡没有显赫的官职，他的抗贼之举全然出于对王朝的忠义，但他和许远等人的努力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唐廷方面多大的支持。唐廷虽然一次次地派遣新的河南节帅，但实际上却并没有缓解睢阳等地的压力。而来自他郡的支援与牵制也相当有限，逐渐崛起的周边实力军阀以隔岸观火的心态坐视睢阳的粮尽人亡。所以说，张巡与许远正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为保全帝国的经济命脉战斗的。

回头，让我们再来谈谈本文开头引用的那段宋真宗途经睢阳庙的记载：

惟宋三叶，章圣皇帝东巡，过其庙，留驾裴回，咨（张）巡等雄挺，尽节异代，著金石刻，赞明厥忠。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

实际上，当我们查看有关宋代的史料，发现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东封泰山的行程中，其实根本没有经过（实际上也不可能经过）当时的应天府。（见图2）换言之，这段引起我们话题的记载很可能只是子虚乌有。不过，我们不用谴责传记作者欧阳修是否道听途说了这一事件，因为在真宗东巡时，欧阳修（1007—1072）只不过是一个一岁的孩童。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揣测欧阳修是否刻意杜撰了这样一个记载，因为只要对比一下《旧唐书·忠义传》和《新唐书·忠义传》中有关张巡事迹详略悬殊的篇幅，我们就不难想象文忠公即便不是张、许的忠实拥趸，至少也对他们有特别的偏爱。实际上，文忠公的那篇《跋〈唐张中丞传〉》，以及《新唐书·忠义传》“赞”中的那句“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已经将他对张、许的态度公之于众了。而显然，即使这一事件真出于杜撰，欧阳修也不会因此背上任何的政治负担，因为张、许所享有的声誉，已经足以让他们在宋代也同样获得民间崇拜与官方祭祀的待遇。

图2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东巡路线图

（此图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辽·金时期》为底图改绘。）

与欧阳修的记载不同，两个世纪后的文天祥或许真是去过睢阳庙的，《词苑丛谈》载：“文丞相北去时，有题张许庙沁园春一调。”其词曰：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留芳。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欧阳修与文天祥刻画了睢阳庙气脉庄重的形象，庙中的张巡和许远以其“忠义”的品质或是深得帝王的敬誉，或是暗合忠臣的信念，或是具有震遏奸雄的力量。“俨雅”、“雄挺”与“幽沉”是宋人刻绘张许仪容、形容张许事迹、描摹睢阳气场的语汇。

然而，同样表现张巡与睢阳的主题，唐人笔下的忠臣形象与空间场域却给人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受。韦应物《睢阳感怀》诗言：

豺虎犯天纲，升平无内备。长驱阴山卒，略践三河地。张侯本忠烈，济世有深智。坚壁梁宋间，远筹吴楚利。穷年方绝输，邻援皆携贰。使者哭其庭，救兵终不至。重围虽可越，藩翰谅难弃。饥喉待危巢，悬命中路坠。甘从锋刃毙，莫夺坚贞志。宿将降贼庭，儒生独全义。空城唯白骨，同往无贱贵。哀哉岂独今，千载当歔欷。

张巡的事迹固然忠烈可嘉，但他终究身处在一个矛盾纷纭、无法自拔的河南战场。同样，庄严幽沉的睢阳祠也无法掩盖睢阳城曾经的累累白骨与败土颓垣。对于后代的学者或文人来说，时间的不可追还与距离的难以企及是塑造忠臣形象天然的培养皿，它帮助人们按照自己的要求凸显或建构忠臣卓尔不群的品性。但培养皿又往往是这样一个空间，它容易抽空诞生此一形象的原始情境。因此，作为与张巡同时代并且亲临战争发生地的唐人，他们的感受或许就更为真切，并且似乎更具有洞悉历史本相的力量。因为他们明白，无论张巡的忠臣形象如何高大伟岸，却终究是脱不了惨烈与悲壮的色彩。

在距张巡的抗贼大约十余年后，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诗人李端途经睢阳，写下了以下这首五言律诗。也许，李端笔下那凄清哀婉的景象与欲哭无泪的感受才最为真切地表达了张巡与睢阳的主题：

睢阳陷虏日，外绝救兵来。世乱忠臣死，时清明主哀。荒郊春草遍，故垒野花开。欲为将军哭，东流水不回。

因为张、许这一支力量，帝国在河南暂时渡过了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一波危机。但是，安史之乱还没有结束，而河南节度使已被证明不能再起多大作用了，地方军阀业已成长起来，河南的政治地理格局势必将因此发生大的变动。至少，原本不太被关注的河南东部与西部即将进入我们的研究视线。而在结束了河南节度使的任命后，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新的危机将是摆在肃宗面前的新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