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重构——永平军的成长与蜕变

随着安史之乱与李光弼时代的结束，河南的政治版图将面临一轮大的调整。在这次调整中，我们将看到新的政治势力是如何在河南一步步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的。河南藩镇的这种发展壮大在旧史中常被归因为代宗的“宽柔无怒，一切从之”。但如果考虑到唐廷此时面临的来自西部异族的恐惧性威胁，以及在代宗初年关中与宫廷的一系列不稳定情形，同时还有长期战争对唐代社会与唐人心灵所产生的持久性影响，以及军事布局制衡方面等的考虑，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代宗对包括河南在内的诸多藩镇所采取的所谓“姑息”政策。事实上，代宗的“姑息”政策是有前提、弹性和底线的，在此后的河南政局变化中我们将看到这种政策的应用。同时，河南藩镇也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铁板一块，随着时局的变化，我们将看到它们不同的走向与裂变。而利用藩镇间的这种差异，代宗也将以一种比较委婉的手段为重新争得河南的控制权以及应对河南的新危机进行努力。

一、平卢系藩镇的崛起

在安史之乱与李光弼时代结束后，河南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东部，平卢军由侯希逸率领于宝应元年来到青州，于是原淄青节度使田神功以州让希逸，唐廷遂“以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为平卢、青、淄等六州节度使，由是青州节度有平卢之号”。此后希逸为军将所逐，其内弟、同为南下的平卢军将李正己（李怀玉）被立为节度。大历前期，李正己已统有淄、青、齐、棣、登、莱、沂、密、海诸州，胶东半岛、胶莱平原以及鲁中山地的一部分现已成为其势力范围。

当田神功让出淄青等州后，原兖郓节度使能元皓可能也在这时去世，田神功很自然地移至兖郓间，被唐廷任命为兖郓节度使。广德元年，代宗幸陕，史称：

公（指田神功）首来扈从，都知六军兵马。每食宿，公皆躬自省视。上（指代宗）感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辞而止。二年拜汴宋节度，迁兵部。

田神功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平卢系功臣，此时的扈从更加深了代宗对其的好感。不过从上述史料来看，代宗很可能有意在乱后将其调离河南留在中央，颜真卿的《八关斋会报德记》很委婉地将其称为“方委以政事”。但田氏显然更喜欢留在地方，因为那是他的权力所源。代宗当然也不便于勉强，并且因为田的扈从更诏加其为汴宋节度。而投降唐廷的原叛军汴州刺史张献诚则被调任为山南西道节度。

田神功当时的治所在汴州，统辖汴、宋、曹、徐、兖、郓、濮、泗八州之地，这一地区包括黄河冲积平原的一部分，以及平原东侧与鲁中山地间一片海拔较高的过渡地带。虽然这一地区在乱中也频遭战火冲击，但仍不失为河南最富庶的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安史之乱以来堙废的汴水漕运在此时经由刘晏重开，而田神功所辖的汴、宋、徐、泗诸州正在漕运一线。换言之，唐廷的生命线汴水此时正经过田氏的辖区，这一重要地位显然是他镇无法比拟的。

与东部和中部相比，河南西部的局面则要复杂得多。原陈郑颍亳节度使李抱玉在邙山之败后退至泽州，专在泽州一带与史朝义军队对抗，目的应当是扼守天井关，防止叛军沿太行山麓北上，并且重振再次南下的力量。代宗即位后，李抱玉被任命为泽潞节度使，治所也移至更北的潞州。泽潞位属原河东道南部，换言之，李抱玉辖镇的军政中心现已移至河东，与河南的联系已大打折扣。但其仍旧领有陈、郑诸州，其节度之衔亦以陈郑、泽潞并称。

安史之乱结束后，河北诸州被分授予叛军降将，泽潞也因此成为控扼河北诸镇的重要藩镇，其战略重心已完全转向经营河北，这也成为此后泽潞、昭义（河北藩镇）二镇能合并的地缘政治原因所在。李抱玉的泽潞势力退出河南的主要标志，就是其逐渐让出所领之河南诸州。最早让出的可能是亳州，亳州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当即被割属于滑州刺史令狐彰。陈州据考在大历五年（770）时已经不属泽潞所管，其很可能在脱离泽潞后，也被划归为滑亳节度使。至于郑、颍二州则有明文记载在大历五年由泽潞让出，遥归京西泾原军所管。郑、颍二州虽属泾原军所管，但主要是为其提供军粮廪食，因此在行政上与泾原军的联系是很薄弱的。其实，郑、颍二州在割属泾原前，其对泽潞的意义也主要是经济上而非行政上，因为泽潞节度李抱玉当时还身兼凤翔节度使，长期率领防秋兵在凤翔屯驻，而军食来源就是本道所领的郑、颍二州。由此可见，河南诸州虽遭战火洗劫，但在经济上，尤其对于贫困的京西地区而言，仍旧具有相当的意义。而也正由于郑、颍二州对京西诸镇的意义只是经济上而不是行政上，因此它们与后者的关系实际上不可能维持太长时间，最终还是将隶属于临近诸镇。而河南藩镇因其地缘优势，当然也就成为此二镇改隶的首选对象。

事实上，安史之乱结束后在东都、河南附近由泽潞所管辖的地区，在大历时期都经历了一个逐渐脱离泽潞的过程，这在日野开三郎教授论述河阳三城的问题时已有提及。但这种行为并不是中央要有意削弱泽潞的实力，而是泽潞辖州这种极不自然的情形本身就是因战争而造成的一种临时性状态，本就具有调整的意义。而李抱玉的忠于唐廷则是中央得以对泽潞辖州进行调整的一个前提条件。到了李抱玉之弟李抱真的时代，泽潞因为其长期效忠唐廷的表现以及对抗河北藩镇的需要，它的北部领地获得了新的扩展。这不仅弥补了它此前在河南的损失，而且也使它与河南彻底断绝了行政上的关系。

与泽潞势力逐渐退出河南不同，来自南方的淮西势力则开始进入河南。河南西南部与淮西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安史之乱爆发初期的来瑱时代。在王仲昇担任淮西节度使时，其就领有河南的许、豫（蔡）二州。但由于许、豫（蔡）周近是朝叛对峙的地区，所以王仲昇的驻地与实际统辖地区可能主要还是在淮河以南。宝应元年，王仲昇战败被掳，李忠臣代之为淮西节度。此后李忠臣不仅会同诸军成功收复东都，而且在吐蕃侵犯西陲之际因扈从及时深得代宗信赖，史称：

永泰元年，吐蕃犯西陲，京师戒严。代宗命中使追兵，诸道多不时赴难。使至淮西，忠臣方会鞠，即令整师饰驾。监军大将固请曰：“军行须择吉日。”忠臣奋臂于众曰：“焉有父母遇寇难，待拣好日，方救患乎！”即日进发。自此方隅有警，忠臣必先期而至。由是代宗嘉其忠节，加本道观察使，宠赐颇厚。

关于李忠臣当时的领州和治所，史料没有给出一个统一明确的说法，且淮西一镇自设立以来行政建置变化就颇为频繁。我们在这里比较关心的是治所问题，据《旧唐书·李忠臣传》载：“宝应元年七月，拜忠臣太常卿同正、兼御史中丞、淮西十一州节度。寻加安州刺史，仍镇蔡州……（大历）五年，加蔡州刺史。”新书本传则曰：“淮西节度使王仲升（昇）为贼执，以忠臣为汝、仙、蔡六州节度使，兼安州。”又《新唐书·方镇表二》：“（大历八年）淮西节度使徙至蔡州。”常衮《授李忠臣右仆射制》则称李忠臣之衔为：“淮西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工部尚书，兼安州蔡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西平郡王。”此制文所作时间在大历七年（772）。身为淮西节度使的李忠臣一人身兼安、蔡二州刺史，这在当时是一个极特殊的现象。它或许提醒我们，淮西镇的政治中心有两个，一个是淮河以南的安州，一个则是河南的蔡州。虽然上引《旧唐书》和《新唐书》对于李忠臣究竟是镇安州还是蔡州提供的信息互相抵触又模棱两可，且信息的准确与否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但它至少能反映这样一个趋势，即位于河南的蔡州逐渐成为或更重要地代表着淮西的政治中心。淮西治所偏移河南的这一趋势，显然应该与安史之乱结束后，全国军政局势由战争转向和平这一大的背景有关。从区位上来讲，蔡州无疑比安州更具有作为治所的优势，那么如果淮西的治所原来因为安史叛军控制河南西部而被安排在安州的话，现在确实当是移至蔡州的时候了。而学者也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淮西看作与淄青、汴宋并列的河南三大节镇之一。

有关河南三镇的军团构成情况，辻正博等学者很早便进行了考察，无论节帅、军将还是士兵，淄青、汴宋、淮西三大镇核心的军队构成都是来自乱前河北的平卢节度使麾下。换言之，河南现在已经成为平卢系军人的天下，三大平卢系军阀分别占据了河南东、中、西部的主要版图。随之而来的，则是这些新兴的河南藩镇开始逐渐显露出一种自立化的倾向。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节帅的废立由本镇内部产生或决定，而不由中央主导。永泰元年淄青军人驱逐侯希逸，拥立前兵马使李正己为帅；大历八年汴宋防秋兵因田神功薨逝盗归本道，神功弟神玉被委以权知汴州留后；大历十四年（779）淮西将领李希烈胁逐李忠臣，被唐廷任为淮西留后。代宗对这三起事件都采取了默认或保守的应对态度，因而也就被认为是“姑息”藩镇的表现之一。但正如德宗在贞元元年（785）的《宣慰平卢军陷淮西将士敕》中所称的：

淮宁军（淮西此后的军号）将士等，顷自平卢，来赴国难，涉溟海不测之险，灭凶贼作乱之徒。其后分镇淮西，防秋陇上，奉我王事，久著勋劳。或耆老见存，子弟相继，举其诚效，并是勋臣。

对于这种“久著勋劳”，举族并为“勋臣”的功臣藩镇，如果唐廷果真采取一种强硬立场，则势必会对安史之乱后一大拨因平叛之勋而崛起的藩镇产生连锁效应，这在舆论上显然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况且这些河南藩镇在大历前期屡有防秋之功于唐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代宗之特别优待河南藩镇未尝不是其努力树立新型朝藩关系的一种表现。只是代宗的这种优待确实日益助长了淄青、汴宋、淮西三大镇的自立化趋势。但是，河南的另一藩镇——滑亳，却着实在大历时期走上了一条与淄青、汴宋、淮西完全不同的道路。

二、令狐彰与滑亳的特殊性

滑亳镇也是在安史之乱平定后设立的河南藩镇，首任节度使是令狐彰。令狐彰原是出于安史军队的将领，不过其在随史思明南下被任命为博滑二州刺史、引兵数千戍滑台后，便潜谋归顺唐廷。旧书本传称：

会中官杨万定监滑州军，彰遂募勇士善于水者，俾乘夜涉河，达表奏于万定，请以所管贼一将兵马及州县归顺，万定以闻。自禄山构逆，为贼守者，未有举州向化，肃宗得彰表，大悦，赐书慰劳。时彰移镇杏园渡，遂为思明所疑，思明乃遣所亲薛岌统精卒围杏园攻之。彰乃明示三军，晓以逆顺，众心感附，咸悉力为用。与贼兵战，大破之，溃围而出，遂以麾下将士数百人随万定入朝。

令狐彰的归顺之举在当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就是本传所称的“自禄山构逆，为贼守者，未有举州向化”。而令狐彰就是“举州向化”的第一人。其二，据《资治通鉴》等相关记载判断，令狐彰的归朝很可能是在唐军邙山之败后，或至少是叛军方面并不占劣势的时候，这样一来，他的归顺对于唐廷就有雪中送炭的意味。因此肃宗对于令狐彰也特予厚赏，并诏拜其为滑州刺史、滑亳魏博等六州节度，令镇滑州，委平残寇。不过对于仅携麾下将士数百人入朝的令狐彰来说，“委平残寇”显然是一个过高的要求。令狐彰此后应当是从元帅诸军参与了对叛军的讨伐，但其在此中所担负的任务应该相当有限，因为史料并未就其讨叛之事留下任何记载。而令狐彰的滑亳魏博等六州节度在当时也显然只是个虚衔。

安史之乱平定后，令狐彰正式移镇滑州，由于魏、博等河北诸州现已割属给叛军其他将领，所以令狐彰其时所领只有河南的滑、亳二州。滑、亳二州在地域上并不相连，令狐彰的经营中心其实主要是在滑州，亳州对其意义很可能类似于郑、颍二州对泽潞的意义一样，为自叛乱发生以来，频“当寇冲，城邑墟榛”的滑州提供经济方面的支持。虽然史料显示，令狐彰对当时河南中西部的影响可能并不局限于滑、亳二州，颍州、陈州在不久后应该也受其节制，但两唐书本传却只是对其经营滑州的情况进行了颇为详细的描写，如旧书本传称：

彰在职，风化大行。滑州疮痍未复，城邑为墟，彰以身励下，一志农战，内检军戎，外牧黎庶，法令严酷，人不敢犯。数年间，田畴大辟，库藏充积，岁奉王税及修贡献，未尝暂阙。时犬戎犯边，征兵防秋。彰遣属吏部统营伍，自滑至京之西郊，向二千余里，甲士三千人，率自赉粮，所过州县，路次供拟，皆让而不受，经闾里不犯秋毫，识者称之。

从上述描写来看，与此前潜谋归顺时的表现一样，令狐彰在大历时期的行事也颇与其他出任节帅的安史降将有所不同，其内行治理、外修贡奉、征兵防秋且不犯秋毫，因此颇得中央之识。虽然在当时的河南，滑亳的军事、经济地位相较其他三镇还略有差距，但在政治认可上，令狐彰的地位却并不在其他三镇的节帅之下。

令狐彰颇异其他两河藩帅的行事风格，在大历七年其临终之时以更加明显的方式显示出来。史称其临终，手疏辞表，诫子以忠孝守节，又举能自代。其遗表曰：

臣自事陛下，得备藩守，受恩则重，效节未终，长辞圣朝，痛入心骨。臣诚哀恳顿首顿首，臣受性刚拙，亦能包含。顷因鱼朝恩将掠亳州，遂与臣结怨，当其纵暴，臣不敢入朝，专听天诛，即欲奔谒。及鱼朝恩死，即臣属疾苦，又遭家艰，力微眼暗，行动须人，拜舞不能。数月有阙，欲请替辞退，即日望稍瘳，冀得康强，荣归朝觐。自冬末旧疾益重，疮肿又生，气息奄奄，遂期殒殁，不遂一朝天阙、一拜龙颜。臣礼不终，忠诚莫展，臣之大罪，下惭先代，仰愧圣朝。臣谒诚事上，誓立大节，天地神明，实知臣心，心不遂行，言发自痛。当使仓粮钱绢、羊马牛畜，一切已上，并先有部署。三军兵士、州县官吏等，各恭旧职，祗待圣恩。臣伏见吏部尚书刘晏及工部尚书李勉，知识忠贞，堪委大事，伏愿陛下速令检校，上副圣心。臣男建等，性不为非，行亦近道，今勒归东都私第，使他年为臣报国，下慰幽魂。临殁昏乱，伏表哀咽。

这份以情自疏的上表不仅将令狐彰始终未及入朝的原委及愧疚之情一一道来，读之令人动容。更重要的是，令狐彰决意以土地兵甲籍上朝廷，并将节帅之任命彻底还归中央，显示了与其他两河藩镇决然不同的态度。据说代宗览此表后“嗟悼久之”，又以此表宣示百僚，“当时在位者闻之，无不感叹”。自安史之乱爆发十多年来，还没有一个出自安史集团的将领会对唐廷再次表现出如此的忠直。因此令狐彰的上表请代即使从情感上而言，对帝国的君主及其官僚也是一种深刻的慰藉。

令狐彰于大历八年二月去世，而史称在上一年十二月辛未“滑州置永平军”。所谓“置永平军”，其实就是中央赐滑亳节镇“永平军”之号，所以令狐彰在去世时，实际上的名义是“永平军节度使”。虽说一个名号对藩镇实质并无影响，但它在政治上却是有意义的，这是唐廷在安史之乱后第一次赐以河南藩镇军号，这无疑在政治上更突出了滑亳与令狐彰的特殊地位。三月，代宗选择了令狐彰推荐的工部尚书李勉出任永平军节度使。虽然李勉在赴任之前，滑亳镇也出现了“三军逼夺情礼”、令令狐彰之子建继任节度的骚动，但由于令狐建的“誓死不从、举家西归”，骚动也就很快平息了。

总之，令狐彰特殊的举动现在为藩镇的权力交接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而代宗的赐滑亳为永平更显示了唐廷对于这种举措的赞扬与鼓励。不过滑亳镇在政治地位提高的同时，也将面临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问题，那就是现在的永平军将是河南藩镇中唯一一个以文臣出任节帅的藩镇。在平卢系军阀掌控大局的河南，新任永平军节帅李勉不得不考虑其与淄青、汴宋、淮西三大藩镇间的关系。因为作为中央任命的节帅，他的一举一动很可能被这些藩镇当作中央意向的反映而理解。

从史料记载来看，身为宗室大臣的李勉为人清廉中正，史书对其此前任职经历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但对其任职永平军后的情况，却只云：“在镇八年，以旧德清重，不严而理。”而后又提到一句：“东诸侯虽暴骜者，亦宗敬之。”这种关于任职描述的详略差异显然不是史书编纂者有意为之的结果，它其实正反映了李勉担任永平军后施政策略的一个主旨，即维持滑亳镇与河南既有的稳定状况，尤其是与邻镇相安无事的关系。而这，显然也是代宗所愿意看到的。

三、李灵曜之乱及其影响

对于大历后期的唐廷来说，滑亳镇的权力更迭并不是一件影响当时河南政治格局的大事。河南真正的危机，或者说将对整个河南政治地理版图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是大历十一年（776）汴宋留后李灵曜的叛乱。有关李灵曜叛乱的原委，各书记载略有不同，然以《资治通鉴》及《旧唐书·代宗纪》最为翔实可靠，据《资治通鉴》载：

（大历十一年）五月，汴宋留后田神玉卒。都虞候李灵曜杀兵马使、濮州刺史孟鉴，北结田承嗣为援。癸巳，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后。乙未，以灵曜为濮州刺史，灵曜不受诏。六月，戊午，以灵曜为汴宋留后，遣使宣慰。秋七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败李勉……（八月，）李灵曜既为留后，益骄慢，悉以其党为管内八州刺史、县令，欲效河北诸镇。甲申，诏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平节度使李勉、河阳三城使马燧讨之。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皆进兵击灵曜。

我们发现，仅在短短的四个月里，中央对待汴宋的态度就发生了数次戏剧性的变化。

在八月中央征讨李灵曜的军事行动前，围绕李灵曜事件出现了这样几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被李灵曜所杀的濮州刺史孟鉴，他的被杀随后成为整起事件的导火线；一个是李灵曜结援的魏博节度田承嗣；另一个则是永平军节度使李勉。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田承嗣，身为魏博节度的田承嗣是安史叛乱结束后令唐廷最为头痛的叛军降将。一年多前他盗据相卫，致使代宗发河北、河东、河南等诸道兵对其进行讨伐。田氏为人狡黠多谋，虽一度因部将叛惧，遣使归降，但实际并未放弃攻城略地的计划。到大历十一年春天的时候，田氏第二次上表请降，代宗亦一如既往宽赦其罪，令其入朝，但史载“承嗣逗留不至”，似乎仍存观望之姿。果然不久后，田氏再一次找到了出兵骚扰邻镇的绝佳口实，只是这一次其出兵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同属河北的昭义（即相卫），而是河南的汴宋。因为在这年夏天，由于汴宋留后田神玉的去世，当镇内部出现了节帅继任的矛盾。

李灵曜可能因“都虞候”的身份在田神玉死后获得了节帅继任的主动权，但他或许并未赢得当镇所有将领的支持，身为兵马使的濮州刺史孟鉴应当就是其反对者之一。濮州的地理位置在当时的汴宋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紧邻黄河，越过黄河，对岸便是魏博的会府魏州。河上的濮阳津是连接汴宋、魏博二镇的重要据点，自古为津渡之要。因此如同在安史之乱中一样，此时的濮州也是河南藩镇与魏博对峙的前沿阵地。自田承嗣在一年多前挑起战乱，身为讨叛藩镇之一的汴宋镇，在它的支郡濮州应当是安排了为数不少的兵马。而这或许也就成了田神玉死后，孟鉴得以与李灵曜叫板的资本所在。孟鉴身为濮州刺史，其职责理所当然应该是防范和控扼魏博。而李灵曜既然想要除掉孟鉴，拉拢魏博作为其后盾则显然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这可能才是所谓“北结田承嗣为援”的实质。而李灵曜应付唐廷的理由也很容易找到，他完全可以向代宗解释，由于孟鉴的强硬，可能导致当时心存观望的田承嗣再一次发动叛乱。这无疑是极具说服力的一个理由，因为唐廷在当时最盼望的就是田承嗣尽早入朝。所以我们看到，在李灵曜杀死孟鉴后，唐廷并没有立即授予其汴宋留后之衔，而首先想到的是授予其濮州刺史之衔。原因就在于唐廷很自然地认为，李灵曜能够代替强硬的孟鉴处理好与田承嗣的关系，而这无疑就是李灵曜向中央所表达的理由。至于以永平军节度使李勉为汴宋留后，则显然不仅是因为永平军在地域上临近汴宋的原因，更主要的也是考虑到李勉所具有的中央背景。

但是很快，代宗发现李灵曜想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濮州刺史的职位，但孟鉴已死，而前者又表示出能与田承嗣相安无事的意向，于是面对李灵曜的强硬态度，代宗还是遵从其即位以来对待东部藩镇的惯例加以妥协了。不过有趣的是，事态并未就此平息，反而在此后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首先是一个月后田承嗣的兵寇滑州。对于田氏来说，他当然也可以借口朝廷任命李勉而不是李灵曜为汴宋留后而对前者进行征伐，但唐廷实际上在六月已经任命后者为汴宋留后了，因此若田氏以“未知此命”而冒然出兵滑州，虽然也可说得通，但总不免有牵强之嫌。而且若果真如此的话，在获得留后之衔后已与田承嗣无甚瓜葛的李灵曜，纵然不对前者的兵临河南采取征讨的姿态，也绝不至于像后来史料中记载的那样，与田氏形成密切呼应，并在田氏兵败河南后，也企图脱身北走，逃归田氏。

因此更可能的情况是，田承嗣是再一次得到李灵曜的请求而南下施援的。而后者此次结援田氏的原因就是《资治通鉴》所说的，其试图以其党为管内八州刺史、县令，欲效河北诸镇的举措可能遭到了中央的拒绝。尽管李灵曜此举未必在一开始就是针对中央，其很可能是想在汴宋立即建立起个人权威，这不仅是因为汴宋毕竟曾经是一个由田氏长期经营的地区，而且可能考虑到既然有一个反对他的濮州刺史孟鉴在先，就不免会让人担心出现第二个或第三个。李灵曜很可能是想故伎重演，利用田承嗣的威胁为自己经营汴宋寻找借口。当然，也可能像《资治通鉴》所透露的信息那样，李灵曜的这种使汴宋完全效法河北的举措引起了代宗的反感。或者说，他的这种举措至少遭到了为代宗所信赖的前汴宋留后李勉的不满或抵触。所以，正如其之前借田承嗣之机除掉孟鉴一样，其可能想再次依赖田氏的力量给李勉制造压力，从而巩固其在汴宋的地位。

然而，李灵曜可能忽略了两个更重要的问题。首先，与其他两河藩帅，即使是此前对抗唐廷的田承嗣相比，他的资历还不足以帮助他与代宗讨价还价。此外更重要的是，不久前刚刚结束与唐廷对抗的田承嗣，因李灵曜的“结援”而重生事端，并将矛头伸向了河南，这可能是代宗决意讨伐后者更为根本的原因。如果我们联系李灵曜事件前后，河南的另两大藩镇——淄青与淮西，尤其是晚于李灵曜事件不久的淮西镇内部节帅交替的事件来看，同样作为藩镇内部的实力军将，李正己与李希烈得以成功胁逐节帅，并获得中央认可获得旌节的前提条件，不仅是他们都获得了当镇内部大多数军将的支持，而且也是因为他们都将当镇的矛盾消化于藩镇内部。这样一来，他们既对稳定当镇的形势做出了贡献，并且也未对邻镇的局势造成影响。然而，李灵曜的策略却是适得其反，身为“都虞候”，他当然也有资格尝试成为节帅的努力，况且田神玉已死，其所面对的境况似乎还要好于之前的李正己与之后的李希烈。但是他赢得当镇同仁的支持可能还不够，孟鉴的挑战就是个警讯。更重要的是，他错误地将汴宋镇内部的矛盾扩大到了邻镇的永平军，并且还引来了河北的田承嗣，而后者又恰恰是唐廷在当时极力要压制的对象。于是，李灵曜的这种突破代宗姑息河南藩镇底线的行为，不仅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也给汴宋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而对于田承嗣来说，不管具体理由是什么，其均可以像之前出兵相州那样，以“他州骚扰，邻境救灾”为名出兵干涉。即使最终师出不利，至少还可以退还本镇，并将出师之名转扣在李灵曜头上。而与李灵曜最大的差别在于，田氏深谙邻镇矛盾与中央对其的态度，即使对其盗据相、卫的行为，中央都可以一而再地赦免他，那么再而三地宽宥他侵扰河南的举措也未尝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出兵河南给中央制造压力，也未尝不是为自己寻找逗留不朝的一次绝好机会。事实证明，到李灵曜之乱平定后的大历十二年（777）三月，田承嗣第三次上表请降，“上亦无如之何，庚午，悉复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田氏显然成了此次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

以上的推断当然未必完全正确，但我们认为，将李灵曜的叛乱置于这样一种地缘关系中来进行解读，或许也不失为理解李灵曜事件，以及重新认识唐廷与两河藩镇关系的一条有效途径。在接下去的论述中，我们也将以同样的思路来考察平定李灵曜叛乱的过程，因为平乱的过程也将对此后河南的地缘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相关记载来看，平定李灵曜叛乱的时间不长。河阳三城镇遏使马燧与淮西节度李忠臣应该是此次征讨中出力最多也是最得力的，因为他们主攻的是李灵曜的军政中心——汴州。不过史称在征讨之初，两军也稍遇不顺，李忠臣甚至想引归淮西，幸赖马燧固执不可，军势复振。此后两军破李灵曜于汴州，亦是马燧不入汴州，成忠臣之功。河阳三城是唐廷在大历中期扶植起来的新藩镇，马燧原是泽潞李抱玉手下的将领，因此在泽潞势力退出河南后，河阳三城便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史载其时“河阳兵冠诸军”，其崛起之势可见一斑。马燧在平定李灵曜后，便很快回镇，没有涉入此后的河南事务。而李忠臣在进入汴州城后，则果然专断其功，并在十二月，被唐廷加以“同平章事，仍领汴州刺史，徙治汴州”。于是淮西的势力现在渗透到了河南中部。

永平军在此次平乱中的表现亦深得中央赏识。虽然其与淄青在匡城（滑州属县）败于田承嗣派救李灵曜的援兵，致使后者得以进军汴州，但受府主李勉之命经营陈、亳二州的李芃，则不仅“练达军事，兵备甚肃”，而且在“李灵曜据汴州，公私财赋，一皆遏绝”之时，“又开陈、颍运路，以通漕挽”。此后李灵曜逃至韦城（滑州属县），又为永平军将杜如江所擒，史称代宗“褒赏甚厚”。与此同时，永平军衙将刘洽也趁宋州刺史李僧惠为李忠臣所杀之际，成功占领了宋州。既而李忠臣代镇汴州，原本诏为汴宋留后的李勉也就还归本镇。不过宋州和泗州现在诏隶永平军，刘洽也被李勉奏署为宋州刺史。

至于此次平乱中淄青镇的表现，时人王行先评论为：“小有逗留，未肯戮力。”不过李正己的“未肯戮力”恐怕并非针对李灵曜，而是针对田承嗣。田承嗣最为忌惮的河南节帅就是淄青的李正己，因此在上一年河南诸军大破田悦于汴州之际，承嗣便已向正己示好。后者也因此暂时放弃了对田氏的讨伐，按兵不进。而因李氏的观望，望其项背的河南诸道兵也皆逡巡不敢前。此后李正己屡为田氏的入朝之请上表陈述，许其自新，因而对于此次与魏博重启战端，李正己显然是有所保留的。而其在此后于匡城败于魏博援兵之手，不知是否也与此有关。但李正己征讨李灵曜的态度却似乎很积极，并且由于李灵曜的军事部署主要集中在西部，尤其是汴州周围，因此李正己乘此次平乱，一举拿下来了汴宋东部的曹、濮、徐、兖、郓五州之地。淄青也成为此次平乱中斩获实地最多的藩镇。并且与李忠臣一样，李正己也在乱后被加以“同平章事”一衔。

总之，由于李灵曜的叛乱，河南的政治格局现在发生了大的变动。三大平卢系藩镇之一的汴宋镇在乱后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新三大节镇——淄青、永平与淮西。到代宗的最后一年，即大历十四年三月，唐廷乘淮西发生内乱、李忠臣为养子李希烈所逐之际，以任命李希烈淮西留后为条件，“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领汴、颍二州，徙镇汴州”。而淮西则仍治蔡州。

至此，代宗为不久即位的德宗留下了这样一幅河南版图：在东边，李正己占领了“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徐、兖、郓十五州之地，养兵十万”；并“自青州徙治郓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纳守青州”。（见图4）对于李正己来说，借李灵曜之乱，其势力现已越过了鲁中山地，到达河南中部。并且很重要的是，李正己现在控制了徐州，足以对江淮漕运造成影响。其又因“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之职，“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法令齐一，赋税均轻，最称强大”。史称其“雄据东方，邻藩皆畏之”。这支曾经从河北举镇南逃的平卢军现在已成为帝国最强大的藩镇之一。

与李正己中分河南的是永平军，同样因受惠于李灵曜之乱，永平军现在增领了汴、宋、泗三州，治所也移至了河南的中心汴州。而原来遥隶京西泾原军的颍州，以及河南西部的陈州也已正式划归永平军所有。（见图4）对于永平军来说，因辖有汴、宋二州，使得它得以控制汴河漕运，而辖有陈、颍二州，则又使它的辖区内多了一条陈、颍水路。当汴河漕运受到阻碍时，这条水路的作用就将体现出来。

图4　大历十四年河南藩镇图

虽然淄青、永平两大藩镇的成长主要都是得益于李灵曜之乱，但是两者的成长道路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不同的。淄青的成长依靠的是平卢军旧有的功勋，其成长途经依循安史之乱以来代宗姑息两河藩镇的惯例。而永平军的成长则不再是依靠当日的勤王之劳，更主要地则是大历时期其为诸镇所营造的奉国忘家的典范作用。于是其成长途经就已不再是旧有的朝藩惯例，而是新型的朝藩模式。而当大历十四年帝国的新君主德宗即位之后，这种新型的朝藩模式就已经不再只是唐廷渴求的榜样，而是必须要实现的目标。于是到这个时候，永平军作为唐廷在河南代言人的身份也真正被确立了。当然，因循惯例并借此大获发展的平卢军，也将把自己推到与唐廷对峙的风口浪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