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开国——祸起萧墙

就在唐朝的建国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危机也在悄悄酝酿，那就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自魏晋以来，战乱频仍，儒家宗法制度所强调的嫡长子继承制在皇位传承这个方面做得并不好，皇位的继承常常由武力或者权谋来决定，这个时代的人们崇尚实力。偏偏唐朝的建国战争中皇子们得到的机会并不均衡，李世民毫无疑问是最能干的，也是获得机会最多的，越能干机会越多，作为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李渊一定会做出这样的抉择，无可厚非。

但是时间久了，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就微妙起来了，他们的矛盾因征讨刘黑闼的战役而浮出水面。但是在此之前，另外一位重要人物的死被视为是李世民集团的重大损失，也是皇帝与秦王之间微妙关系的体现，而且李世民当了皇帝后也无法完全为他平反。

此人就是刘文静。

我们在前文已对刘文静进行过描述，总之一句话，刘文静一直是太原举兵预谋阶段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消灭王威、高君雅的过程中，刘文静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整个建国过程中执干戈为王前驱，功劳很大。比如在对隋军主力屈突通的战斗中，刘文静勠力苦战，差点牺牲在战场上，三座大营被他拔了两个，要不是敌方指挥官犯了错误，命令停止攻势，休息吃饭，那刘文静可能真的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刘文静在起兵过程中起到的最大作用还不止于此，他在另一件事上再次展现了其价值。那就是联合突厥。

刘文静劝说李渊笼络突厥，结好突厥，并且向其借兵。李渊派他出使突厥的目的也最终达到了，且很是成功。虽然后来突厥觉得李渊实力坐大，开始与唐朝为敌，但是最关键的初期阶段他们没有干扰李渊，这就是李渊要的效果。

可以说，一个刘文静，一个裴寂，是太原举兵乃至建国战争的首席功臣，不分伯仲。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位都没有进入唐太宗时期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名单，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与两人的政治派别密切相关，可以说他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裴寂没有进入凌烟阁纯粹是因为他是老皇帝李渊的嫡系，并且在玄武门事变前一直是李世民的对头，或者起码可以说没有站在李世民一边。

而刘文静的问题则比较复杂，他后半生的经历告诉我们——面对成功和财富权势，失去内心的平衡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接下来看看他究竟怎么了。

建国后的政坛，可以说分为三大股力量。一股是皇帝，刘文静的好友裴寂就是唐高祖李渊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群臣第一。另一股是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他们实际上受到了皇帝的支持，其实要我说这也无可厚非，人家是皇太子，皇帝支持他理所应当。第三股就是秦王李世民一派，这一派在建国之初最主要的人物除了李世民本人外就是刘文静了。李世民和刘文静私人关系非常好。

所以说，此时的刘文静代表的不是他本人，而是秦王集团。所以后来围绕他发生的这些事情，就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独立事件。更何况，刘文静与突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的命运早已和局势紧密相连。

可惜的是，刘文静本人看不到这一点。建国之后，他居于高位，作为太原元谋功臣，与秦王李世民、裴寂一同得到“恕二死”的特权。意思是只要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可以被宽恕两次死刑。当时朝廷初建，各种典章制度都缺乏。唐高祖命刘文静领衔修正隋朝《开皇律》，暂且将此作为唐朝的法律。

与此同时，刘文静继续带兵出征，包括讨伐薛举、薛仁杲的战役，刘文静全程参与，而且立有大功。尤其是第一次战役失败的时候，是他与殷开山为秦王李世民承担了失败的责任，这是一种另类的、心照不宣的功绩。

可以说刘文静为唐王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心理却逐渐失衡，为什么呢？因为裴寂。

虽然说裴寂和他是莫逆之交，但是古人有句话：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富贵。这是人性的弱点，患难当头的时候想的是如何勠力同心，同仇敌忾，这时候内部矛盾少。到了大敌消退，压力减轻，共享荣华富贵的时候，你多吃一口，我少吃一口就会斤斤计较了。尤其是个个都认为自己有天大功劳，少吃一口都不干。刘文静事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此时的裴寂，俨然是群臣第一，老皇帝最信任的人，压刘文静一头。刘文静十分不服，觉得自己才干在裴寂之上，又有军功，功劳也在裴寂之上啊，但是为什么自己地位就不如裴寂呢？因此他心中愤愤不平。可是这人有个问题，他有什么事都挂在脸上，搞政治最忌讳就是这个，喜怒形于色。他把对裴寂的不满公开表达出来，而且他采取的方式，老实说，真有点无聊。他在朝堂上经常和裴寂吵架，而且是为吵架而吵架，你说东我就说西，你说白我就说黑，史籍说他“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旧唐书·刘文静传》）由此，不仅裴寂记恨他，就连高祖李渊也非常厌恶他。古代君主有时需要部下内部有点矛盾，这样他可以居中制衡，这算是一种帝王术。但是像刘文静这样不干正事就顾着吵架的主，谁也不会喜欢的。

有一次，刘文静和自己的弟弟刘文起一起喝酒，喝着喝着高了，刘文静又开始发牢骚，说到激动处，拔出腰刀一刀砍到了柱子上，说：早晚有一天要杀了裴寂！

过了几天，家中闹鬼，古人迷信，有鬼就请个法师作法。他弟弟刘文起请了一个巫师来跳大神。这两件事都被一个人看在眼里，谁呢？刘文静的一个小妾。

这个小妾本来是刘文静的爱妾，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失宠了。此女狠毒，蓄意报复。刘文静拔刀击柱和家里请法师都被她看到了，她就想借机告发。要知道古代官员是不能擅自请术士的，皇帝很忌讳此类事，因为术士总是搞一些黑巫术害人，或者妄言所谓天下兴废，预言政治形势什么的。

小妾身为女流，出门不方便，于是她委托自己的哥哥去告状。这一状告到了唐高祖面前，高祖勃然大怒。早就看刘文静不顺眼了，所以这次逮着机会就整他，他把刘文静兄弟下狱，然后让大臣来审。

您猜派来审案子的是什么人？裴寂、萧瑀。刘文静声称要杀的就是裴寂，派裴寂来审案子，这不是明摆着要置刘文静于死地吗！

一开始审讯，刘文静就和盘托出：我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功高盖世，是建国大功臣，但是待遇不及裴寂，所以心生怨气，酒后失态。

高祖把刘文静的供状拿到朝堂上给群臣观看，说刘文静要造反，事实很清楚了。高祖这番话很明白就是要判死刑。

但是群臣也不是没不同意见，比如和裴寂一起审案子的萧瑀就反对判死刑，大臣李纲也反对。秦王李世民更是竭尽全力为刘文静说情，他求见皇帝说：刘文静有大功，他也就是有怨言而已，不是真的谋反。但是裴寂在老皇帝面前竭力主张判死刑，他说：刘文静的才能超群，但生性猜忌阴险，丑行已经败露。如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若赦免刘文静，必贻后患，祸起萧墙。他和刘文静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他当然主张死刑了。

最后高祖拍板——死刑。临刑的时候刘文静长叹一口气说：高鸟尽良弓藏，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啊。终年五十二岁。

他的死看起来似乎是私人恩怨的结果，但没有那么简单。历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刘文静之死是老皇帝警告秦王府集团，第二种看法认为刘文静之死和突厥有关。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看法：刘文静死于杀鸡儆猴。

刘文静从太原举兵预谋阶段就是李世民的人，请不要忘记那番狱中谈话。此后刘文静一直是给李世民出谋划策的人物。裴寂是老皇帝的人，刘文静是李世民的人，所以他们两个的矛盾应该看作是高祖这一方与秦王这一方的矛盾体现。那么高祖与秦王有什么矛盾呢？那当然就是因为秦王不服太子，老皇帝出于维护太子的目的，借着刘文静一事警告一下秦王。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认为刘文静罪不至死的萧瑀等人都是李世民的亲信，再加上李世民竭力为刘文静说情，大家就更倾向于相信这个说法了。

但是第一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问题，刘文静是李世民的人没问题，可是他被杀于武德二年，此时秦王和太子、高祖之间的矛盾还不是很明显，那么此时杀刘文静是不是为了警告李世民，就很值得怀疑了。

所以又有了另一种说法：刘文静死于联系突厥。

这个联系突厥指的是太原起兵时候的那次联系。那次联系突厥虽然被看作是刘文静一大功，但是实际上也留下了很多不快。

在那番始毕可汗和刘文静的对话中，其实还有下文。始毕可汗提出：唐公不应该再继续打着隋朝的旗号，你应该自立为帝。

刘文静和裴寂等人都主张听从突厥的建议，干脆建立新王朝。但是李渊老谋深算，他不愿意在豪杰并起的情况下树大招风，所以起码在攻占长安之前他不想称帝。李渊不愿意，而且态度很坚决，部下们看到他这个样子都不敢再劝。

但是此事却险些酿成了一场兵变。驻扎在兴国寺的部队担心李渊不听从突厥建议导致突厥干涉，所以人心骚动，说：“公若更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您不听突厥的，我们也不打算听您的。这就是兵变的前奏。而刘文静和裴寂等借此机会再劝李渊，但是李渊仍然态度坚决。最后的结果就是李渊起兵时仍然打着反昏君不反隋朝的旗号，用的旗也是绛白旗，一直到长安拿下、隋炀帝死去、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他才正式称帝。所以说这件事等于是顶着突厥干的。

问题就在于，刘文静和突厥走得很近，起码可以说他是个亲突厥派。尤其是那次兴国寺事件，很有可能让李渊认为背后的主使是刘文静，因为那些军人的主张和刘文静的口径一致，而且也是刘文静代为求请的。因此后来李渊重用裴寂，冷落刘文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刘文静也从此开始心理失衡，尤其是武德初年，突厥已经和唐朝正式为敌，一方面支持唐朝的敌人例如刘武周等，另一方面直接以武力威胁唐朝。在这种情况下，高祖更会对刘文静冷眼相待了。刘文静之死也可看作是李渊对突厥示威的手段。

以上两种看法各有各的证据，不好说哪种对哪种错，或许两种都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说，刘文静本人的性格酿成的错误是导致他死于非命的首要原因。

那么唐太宗当了皇帝后，凌烟阁图画功臣像时为何不把刘文静列进去？原因很简单，刘文静是老皇帝杀的，老皇帝去世还不到十年，此时你大张旗鼓表彰刘文静，岂不是打老皇帝的脸？唐太宗经过玄武门事变后最怕人家说他不孝，所以为了老皇帝的面子，刘文静的名誉就暂时做一个牺牲品吧。一直到唐宣宗时期，唐宣宗已经没有了这份顾忌，因此刘文静这才进入了凌烟阁，总算获得了一个和其功勋相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