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重构——异族威胁与空间的重构

对安史之乱爆发后关中政治课题的讨论，与其始于长安，不如始于灵武（灵州）。当长安在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因叛军攻破潼关而被玄宗放弃时，灵武则成为一个月后新任君主肃宗的龙翔之地。长安与灵武的这一空间转换，不仅意味着帝国新旧权力更迭的开始，也标志着一个以灵武为根据地的政治势力——朔方军，即将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虽然朔方军是开元天宝十节度中最晚设立的一个，也是乱前夹在边境的东西两大集团间的边缘者，不过它在关内地区的主导地位却是无须质疑的。据严耕望先生说，乱前的朔方军辖境已经是“东据黄河，西抵贺兰，西南兼河曲至六盘，南有渭水盆地之北缘，北有河套至碛口，关内之地除京兆府及同华岐陇四州，皆统属之”。而当来自河西、陇右的西部军团在天宝十五载的灵宝一役中惨遭打击后，朔方军便因缘际会但也无可争辩地代替了前者，成为帝国此后对抗叛军的擎柱。基于其在上述安史叛乱中的特殊地位，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在迄今有关关中藩镇的研究中，朔方军几乎吸引了学者所有的关注目光，且侧重的时间段又多集中在肃、代、德三朝。

不过这种有关唐后期关中藩镇研究极不平衡的倾向，在近年来已有所改变。比如黄利平对于中晚唐京西北八镇的整体考察，就在一定程度上摆正了这种失衡局面，同时也填补了中晚唐时代京西北藩镇研究的空白。所谓京西北八镇，指凤翔、泾原、邠宁、鄜坊、灵盐、夏绥、振武及天德军。黄氏对八镇的整体考察，一定程度上暗示着，八镇在关中这一空间上的意义是以整体的面貌呈现出来的。事实上，即就现今对于朔方军研究最周详的著作《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来看，著者在关于德宗时代以后朔方军的论述中，也不得不采用将朔方军的问题置于京西北八镇这一大环境中来考察的取径。实际上，唐长孺先生早在《唐书兵志笺正》中笺注《穆宗即位赦》中“京西、京北及振武、天德八道节度及都防御使”之条时就已说道：

振武、天德加以凤翔、邠宁、泾原、鄜坊、夏绥、灵盐并关内朔方所分，所谓八道节度也。

显然，唐氏早已注意到京西北八镇与安史之乱前的关内、朔方，尤其是后者的延续关系，因为京西北八镇除了凤翔外，其余七镇均由原朔方辖区分出。虽然唐氏笺注的此条资料出于唐穆宗的即位赦文，但京西北八镇的格局其实在德宗时代就已奠定了。而朔方军无论作为一个地理单元，还是一个政治军事实体，它的瓦解并演变为八镇之一的灵盐镇，其实也正发生在德宗朝。这样看来，学者在讨论关中的空间重构问题时，很自然地将京西北八镇作为朔方军的后续对象来进行研究，似乎并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对于旨在研究帝国后期关中地缘政治的学者来说，将京西北八镇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诚然是一个正确的取径。但是，当他们在对京西北八镇进行整体考察时，一个有关这些藩镇发展的历史性回顾却消失了。在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一文中，作者对这八个藩镇逐一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京西北地区是以北线的天德、振武（排成横向防御回纥），西线的凤翔、泾原、邠宁、灵盐（形成纵向防御吐蕃），以及作为其后方及第二道防线的夏绥、鄜坊构成的这样一个空间体系的结论。尽管作者也指出，这一体系是在德宗时代才形成的，但这仍旧给人留下一个京西北八镇是一个具有完整形式的（或者退一步来说，至少是经过德宗）“规划过的空间”的意味。

但实际上，京西北八镇却绝不属于这种“规划过的空间”，而是一个在原有的关内、朔方军基础上通过逐渐裂变而形成的格局。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凤翔、泾原、邠宁、振武这四镇在德宗时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如果黄氏上述的结论是针对德宗时代以后的情况，那么它并没有办法表现出德宗以前京西北的空间情形。而如果我们对德宗以前的情况不甚明了，那么关于德宗时代的立论可靠性也就会降低了。

因此，当现今学者对于关中藩镇的考察只集中于朔方军与作为整体的京西北八镇时，他们其实忽略了“京西北八镇”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历史事件组成的“动态过程”这一事实。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研究是完全缺乏“历史性”的，但也仅仅是将每个藩镇的形成时间与其他历史信息作为第二级内容添置在这种综合性考察的各个藩镇类目之下。而对京西北藩镇成长过程的忽略，不仅无形中造成了对特定时间内这一关中空间体系存在意义的误读，而且也使得我们错过了一个在考察京西北藩镇实际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揭示其构建和演进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逻辑的绝好机会。下文的论述，正是我们对京西北藩镇的这种完整化形象进行逐级解构，并在解构中重新赋予其历史意义的一种尝试。

一、肃宗朝：扇形空间的奠定

虽然从名义上讲，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关中大部仍是以灵武为治所的朔方军辖所，但由于朔方军整军东调平叛，因此无论是灵武还是其他地区，留驻当地的唐军都不多。所以，当我们着手讨论关中的空间问题时，就不得不将另外几个藩镇的建立看作安史之乱后关中空间重构真正的开始。它们分别是乾元元年（758）设置的振武军节度使、乾元二年（759）设置的邠宁节度使，以及上元元年（760）设置的鄜坊丹延节度使和凤翔节度使。

关于这几个藩镇设置的目的，学者已经指出，主要是为了平定肃宗朝末期出现在关中的党项骚乱。党项部落早在安史之乱前就已经广泛分布在关中各地。安史之乱后，党项乘关中空虚，开始向渭河平原一带逼进，其与唐军的军事冲突也愈演愈烈。

振武军节度使设置于乾元元年，《资治通鉴》称：

是岁，置振武节度使，领镇北大都护府、麟、胜二州。

《新唐书·方镇表》“朔方”条记载为：

（乾元元年）置振武节度押蕃落使，领镇北大都护府、麟胜二州。

史称当年九月，“招讨党项使王仲升（昇）斩党项酋长拓跋戎德，传首”。因此上引史料的“蕃落”可能主要就是指党项，而振武军节度使的设置也可能是针对后者。但是振武军节度毕竟远在北方的黄河岸边，而党项却以南下为其进军路线，因此唐廷不在其南下的路线上设置屏障，反而想从后方借振武军之力来控扼党项，看来终究有点儿不太现实。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振武军节度使在此时的设置，应该与其在唐后期主要面对的目标一样，还是针对北面的回纥。

回纥此前已帮助肃宗收复两京，就在振武节度设置的当年七月，肃宗以宁国公主嫁回纥可汗，而回纥更有意帮助唐廷进讨河北的安庆绪。虽然唐回之间并非没有芥蒂，但是唐廷因平叛之需，不得不在此时与回纥发生密切联系则是必然的，所以振武军节度使恐怕就是因此而设。这倒未必是唐廷想要借振武军防遏回纥，而或许只是方便两者的交通而已。总之，我们对于此时设置振武军节度使的目的还不是十分清楚，而且关于振武军在此时的表现，甚至首任振武军节度使是何人，史料都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又据《新唐书·方镇表》载，广德二年（764）罢振武节度。若果真如此，则初设的振武军节度使实际只存在了七年，到代宗初年就被废置了。也就是说，振武军节度使在肃宗朝的设置意义并不大。

与振武军不同，同样设置于肃宗朝的邠宁、鄜坊、凤翔三镇则有明确记载，是为了对付南下的党项。据《新唐书·方镇表》“邠宁”条载：

（乾元二年）置邠宁节度使，领州九：邠、宁、庆、泾、原、鄜、坊、丹、延。

上引《资治通鉴》乾元元年九月丙子史料称：“招讨党项使王仲升（昇）斩党项酋长拓跋戎德，传首。”胡注此条曰：

贞观以后，吐蕃浸盛，党项拓跋诸部畏逼，请内徙，诏庆州置静边军州处之。又置芳池都督府于庆州怀安县界，管小州十，以处党项野利氏部落。至德以来，中国乱，党项因寇邠、宁二州。

从两唐书的《党项传》来看，庆州是拓跋党项的聚居地，因此它们的入寇应该就是由庆州沿宁、邠一线推进，而王仲昇讨伐党项的此次战役可能就发生于此，所以唐廷在第二年就诏置了邠宁节度。

又据《资治通鉴》载：

（上元元年正月，）党项等羌吞噬边鄙，将逼京畿，乃分邠宁等州节度为鄜坊丹延节度，亦谓之渭北节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领邠宁，鄜州刺史杜冕领鄜坊节度副使，分道招讨。戊子，以郭子仪领两道节度使，留京师，假其威名以镇之。

党项对京畿的威胁到上元元年有所扩大，散居灵、夏等界的西北部落（可能主要是白狗、舂桑、白兰等诸羌）在安史之乱后受吐蕃驱使开始侵袭关中，所以《新唐书·党项传》在言及此事时称：

乾元间，中国数乱，因寇邠、宁二州，肃宗诏郭子仪都统朔方、邠宁、鄜坊节度事，以鄜州刺史杜冕、邠州刺史桑如圭（珪）分二队出讨。子仪至，党项溃去。

很可能随着侵袭关中的党项部落的增多，党项在进逼京畿的路线中，也不仅选择了此前采取的沿邠宁一线南下的道路，还取道鄜坊丹延一线，由此促使了唐廷在上元元年分邠宁置鄜坊。

同样在上元元年设置的还有凤翔节度使。史称上元元年二月，“以太子少保崔光远为凤翔尹、秦陇节度使”。是年“六月乙丑，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及羌、浑、党项战于泾、陇，败之。乙酉，又败之于普润（凤翔属县）”。上元元年冬：

（岐、陇吏人郭）愔等潜连党项及奴剌、突厥败（秦州刺史）韦伦于秦、陇，杀监军使，击黄戍。肃宗追还，以李鼎代之。

党项对唐廷的威胁自上元元年底有增烈之势。在当年十二月，正当秦陇遭到泾、陇党项重创之时，

丙子，党项寇美原、华原、同官，大掠而去。

美原、华原、同官都是位于坊州以南的京畿属县，所以上述史料反映的应该是沿鄜坊丹延一线南下的陕北党项。很可能是因为当年九月郭子仪出镇邠州，十一月泾州又破党项，所以南下的陕北党项选择从东面的鄜坊进寇京师。

上元二年（761）二月：

奴剌、党项寇宝鸡（凤翔府属县），烧大散关，南侵凤州，杀刺史萧，大掠而西；凤翔节度使李鼎追击破之。

此后的五月和六月，党项又分别攻扰了宝鸡和好畤（京畿属县）。到了元年（762）建卯月，先是奴剌寇成（城）固（梁州属县），一个月后又寇梁州，导致观察使李勉弃城走，肃宗不得不以邠州刺史臧希让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党项也在奴剌进寇梁州三天后侵扰奉天（京畿属县）。不久后，党项又侵袭位于京畿的同官和华原。虽然《新唐书·党项传》连贯地概述了这一系列事件，不过进寇同官、华原的是陕北党项，它们与此前联合奴剌一同侵扰岐、凤、梁等州的西南党项其实不是同一拨人。

西南的奴剌、党项部众对唐廷的攻势到宝应元年既已南达梁州，换言之，实际已经越出了关中的范围。不过也就在这时，西南方面的羌浑部落开始大批投降唐廷：

代宗宝应元年六月，突厥奴剌部落千余人内属，请讨贼自效。丁巳，宴奴剌大首领于内殿，赐物有差。十二月己未，投降羌浑归顺州部落、乾封州部落、归义州部落、顺化州部落、和宁州部落、和义州部落、保善州部落、宁定州部落、罗云州部落、朝凤州部落并诣山南西道都防御使臧希让请州印，希让以闻，许之。

这些部落在看似实力最为鼎盛的时候与唐廷和解，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此时已经感受到了来自西面的吐蕃的压力。

在西南党项降附唐廷后不久，实力更胜一筹的陕北党项似乎也表现出了与唐廷和解的意向：

永泰元年（765）二月，河西党项永定等一十二州部落内属，请置公劳等一十五州，许之。

虽然陕北党项在广德、永泰间的异族大入侵之际，仍旧给唐廷造成了不小的威胁，但随着帝国在乱后关中军事力量的恢复，逐渐走向式微的党项部落，也将把他们作为帝国关中主要对手的位置拱手相让于西面的吐蕃。并且根据郭子仪提出的将散处盐、庆等州的党项、吐谷浑部落进行东迁，以避免它们与西面的吐蕃互为表里的政策，陕北的夏、绥、银、延、麟诸州，甚至黄河以东的石州将逐渐成为党项部落新的主要聚居地。

党项对关中的威胁虽已过去，但是它对奠定关中空间格局的作用却是需要肯定的。因为党项的入侵，关中新设了邠宁、鄜坊、凤翔三镇，而不久后设立的泾原镇的雏形也可以在此时得以窥见。而唐廷设立这几镇的用意也很明显，因为它们控制了西北异族南下渭河谷地的四条最主要的交通干线。（见图9）

图9　关中的五条主要交通线

关中北部并列着子午岭和黄龙山两条山脉，洛水穿过两山之间，其河谷形成了一条南北通道，通道北端是延州，由延州南下经鄜、坊两州直达长安正北，这条通道就是延州道。因此坊、鄜、延与位于黄龙山以东的丹州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地理单元，早在唐初贞观年间即置鄜州都督府、大都督府，管鄜、坊、丹、延四州。

子午岭与西面的六盘山之间有一条南北方向的黄土高原，山原间相隔形成了两条川道，子午岭西为马莲河，南流入泾水，六盘山东为清水河，北流入黄河。位于马莲河一线的正是邠、宁、庆三州，所以唐置邠宁庆节度使，既为一军区，亦以其为一交通路线也。

清水河河谷南端六盘山下是萧关的所在地，因此这条通过萧关的通道就是萧关道。由萧关所在地原州到关中有两条通道，一条走子午岭西南与岐山之间的泾河河谷。泾河上游早在先秦时代便已是一条重要的通道，而泾原节度就位于这一线，随后由泾州过邠州便可到达长安。

另一条由原州平凉县到陇州，由于陇州之北是西汉回中宫的所在地，所以这条通道就称回中道。渭河上游河谷狭窄，不如泾河易于通行，自来不是交通要道，因此东西往来只好取道于陇山（六盘山南段），这就是所谓陇道。而无论是回中道还是陇道，向东到达长安都将走陇山与岍山之间的汧水河谷。凤翔节度领有的岐陇二州就在这一线。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扇形空间在肃代之际正沿着关中平原西北部被构建起来，而促使它形成的并不是帝国后期的主要对手吐蕃，而是此时不太被关注的党项的入侵。

二、代宗朝：由西向东的威胁

肃代之际是帝国外部矛盾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关东的安史叛乱行将结束，而关中却将面临一波不下于前者的致命威胁，给帝国带来这波威胁的就是吐蕃。

如同党项在安史之乱时期侵扰关中一样，西面的吐蕃则乘西北边军内调之际蚕食河西、陇右的帝国领土。所以广德元年（763）四月，也就是安史叛乱刚结束的时候：

郭子仪数上言：“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之备。”

果然在七月，吐蕃入寇大震关，其对帝国后期关中的漫长侵扰也就此拉开帷幕。而这初次的入侵便已给帝国带来了几乎是致命的威胁。吐蕃这次由大震关向东进攻长安的行动，纠合了吐谷浑、党项等部二十余万众，迫使新即位的代宗东幸陕州。而就在当年底吐蕃退出长安后，河中的朔方军统帅仆固怀恩已现“叛乱”之萌。永泰元年，仆固怀恩携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等二十万发动叛乱。吐蕃和回纥由北道的邠州趣奉天，吐谷浑、奴剌由西道的岐陇趣盩厔（京畿属县），党项则由陕北的夏州自东道趣同州。其钳形攻势对长安的威胁甚是恐怖，幸赖回纥与唐军约合才扭转危局。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廷决意加强京西北的布防：

（广德二年九月）辛亥，河东副元帅、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加太尉，充北道邠宁、泾原、河西已东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抚使；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进位司徒，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凤翔秦陇临洮已东观察使。

由于凤翔与邠宁二镇在吐蕃入侵之际所受威胁最重，并且其直接控制着后者进入长安的门户，所以代宗对此二镇特予重视。在南道方面，原在河南与安史叛军作战的著名将领李抱玉此时调镇岐陇、坐镇凤翔。北道的局面则稍有不同，为了孤立仆固怀恩，郭子仪此时被调往河中重领那里的朔方军，因此实际坐镇邠宁的是来自马璘所率的四镇北庭的军队。而吐蕃入寇，郭子仪每每要从河中领兵西入关中，未免迂回。

并且，到代宗大历以后，吐蕃开始经由朔方军原本的基地灵州南下。位于鄂尔多斯黄土高原边缘的灵州控扼着由贺兰山渡过黄河经萧关道和马莲河河谷南下的两条通道，灵州是这两条道路的枢纽。而由灵州经马莲河南下的道路在唐代就被称为灵州道。灵州在代宗初年曾因仆固怀恩叛乱受到冲击，所以在叛乱结束后的永泰元年闰十月，入朝的朔方军统帅郭子仪“以灵武初复，百姓雕弊，戎落未安，请以朔方军粮使三原路嗣恭镇之”，而嗣恭出镇灵州后亦以“披荆棘，立军府”为主要任务。进入大历时代后，吐蕃又频频向灵州发动攻势。比如在大历三年（768）八月，吐蕃以其众十万寇灵州。从当时的史料看，吐蕃寇灵州后多由邠宁南侵，所以在大历三年十一月郭子仪还河中后，

（宰臣）元载以吐蕃连岁入寇，马璘以四镇兵屯邠宁，力不能拒，而郭子仪以朔方重兵镇河中，深居腹中无事之地，乃与子仪及诸将议，徙璘镇泾州，而使子仪以朔方兵镇邠州……十二月，己酉，徙马璘为泾原节度使，以邠、宁、庆三州隶朔方……（大历四年六月）辛酉，郭子仪自河中迁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随，余兵使裨将将之，分守河中、灵州……秋，九月，吐蕃寇灵州；丁丑，朔方留后常谦光击破之……冬，十月，常谦光奏吐蕃寇鸣沙，首尾四十里。郭子仪遣兵马使浑瑊将锐兵五千救灵州，子仪自将进至庆州，闻吐蕃退，乃还。

至此，由凤翔、泾原、邠宁，以及此前的鄜坊共同构筑的关中四镇格局正式奠定。而灵州的朔方留后在经过安史之乱时期的沉寂后，此时又重现出它的重要性。

在以上四镇中，凤翔、邠宁无疑承受着更为严峻的来自异族的压力。这不仅是因为凤翔府与邠州直接濒邻京畿，也是因为凤翔的陇县千阳地区与邠宁的长武彬县地区汇聚着吐蕃入侵的多条路线。至于东面的鄜坊丹延一镇，自广德元年吐蕃入寇，鄜坊节度使白孝德赴邠州救援，随后被任命为邠宁节度使后，鄜坊的防御实力有所下降，这当然是因为吐蕃此时的入侵不由鄜坊一线所致。但是鄜坊的地位也并非不重要，因为在仆固怀恩叛乱之时，支持怀恩的陕北党项依然还是以鄜坊一线为其南下途径。只是党项此时走的不是由延州经鄜、坊两州的延州道，而是由延州经稍东的丹州、再南下同州的宜川道。史念海先生已经指出，经宜川道南下是要越过梁山山脉的，以前梁山山脉也曾发生过战争，但由北而南越过这个山区的进攻见于记载的，党项还是第一次。不过党项的这次进攻对唐廷的威胁显然要小于来自邠宁一线的吐蕃，而且在经过此次由仆固怀恩叛乱引发的进攻后，陕北的党项势力趋于衰弱，大历以后既不见其有军事行动，因此鄜坊节度使的压力势必也会因此减轻一些。

这就是代宗大历初期形成的关中四镇格局。（见图10）总体而言，这一格局继承肃宗时期的扇形空间结构，没有太大改变，只是因为吐蕃在西面的强势崛起与党项在东面的衰退，扇形空间西部的压力就要较东部更大一些。

图10　大历初期的关中四镇

到代宗朝晚期，即大历十一年（776），“回纥袭振武使，攻东陉，越代及忻至于太原，大杀掠以还”。十三年（778）正月，回纥又寇太原，大败唐军，且纵兵大掠。于是在当年七月，

郭子仪奏以回纥犹在塞上，边人恐惧，请遣邠州刺史浑瑊将兵镇振武军，从之。回纥始去。

这是代宗基于回纥的威胁，在关内北部增置军力的一次措施。相较肃宗末年振武军节度使的设立，浑瑊的这次将兵镇振武才是振武军防御体系真正形成的标志。

到大历十四年（779），新即位的德宗又对关内的空间结构进行了一次调整：

以其（指郭子仪）裨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以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

这次调整实乃分割朔方军辖所，意在削夺郭子仪权力与削弱朔方军势力，因此从空间布局上来看，意义并不大。因为邠宁、灵盐、振武三镇在空间上的分立，其实在德宗即位之前就已基本确立下来了，此次划分只是进一步明确了三镇各自的疆界与领域而已。

经过德宗即位之初的这次部署，关内地区现在正式形成了凤翔、泾原、灵盐、邠宁、鄜坊以及振武军六大节镇。（见图11）不过无论是就当时的实际作用，还是对人们的认知影响，关中五镇仍旧是更为重要同时也是更强势的一个空间概念。当建中、兴元年间京师发生变乱，德宗出逃奉天、梁州时，在时人赵元一记录此事的《奉天录》一书中，关中五镇就常被作者并提。譬如：

图11　大历十四年的关中六镇

朱泚围我奉天四十余日，用我金帛，食我牛酒，劳我百姓，三辅两畿，转无投义者。惟李楚琳，先事朱泚，独为外应。余四镇将帅，尽是王臣。（卷二）

（兴元元年）春三月，（李怀光）拔咸阳城，掠三原等十二县，鸡犬无遗，老少步骑百余万。时上幸梁洋，关中四镇各屯兵戒严，自固封境，更相疑阻，莫知适从……李（晟）招集叛亡之士，收募豪杰，军容日盛。关中四镇知忠义而归附也。（卷三）

其时朱泚盗据长安，凤翔节度使李楚琳为朱泚外应，故而凤翔一镇与“尽是王臣”的“关中四镇”有所不同。而此处之关中四镇理应当指泾原、邠宁、灵盐和鄜坊。虽然上引史料显示，凤翔在乱中与其他四镇的政治立场不同，但显然，若不是此原因，凤翔实际上当是与其他“四镇”并称的。这不仅在上引卷二的史料中能明显看出，《奉天录》他处中的记载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据其书卷四记载，浑瑊自汉中引师东上，于武功（京畿属县）破朱泚军，

然后引军入奉天城，移牒诸道。渭北、灵盐、邠宁、泾原、凤翔等诸道继至，中原克复，自此而始。

在这里，渭北（即鄜坊）、灵盐、邠宁、泾原、凤翔五镇被视为具有相类性质的一组藩镇，而关内的另一藩镇——振武军，则不在此列。

振武一镇远在北方，较之长安所在地渭河平原周近的五镇，其在地理上过于遥远，因而当京畿发生叛乱之时，振武军无法远调。事实上我们在德宗出逃之际，也确实没有看到时任振武节帅的杜从政有何表现。唯一关于杜氏的记载，出自时为邠宁将领的韩游瓌在李怀光叛乱之初向德宗的一番进言中：

怀光总诸道兵，故敢恃众为乱。今邠宁有张昕，灵武有宁景璿，河中有吕鸣岳，振武有杜从政，潼关有唐朝臣，渭北有窦觎，皆守将也。陛下各以其众及地授之，尊怀光之官，罢其权，则行营诸将各受本府指麾矣。怀光独立，安能为乱！

游瓌所提诸人多为当时的节度留后，其职责主要是留守本镇，而不是率兵出战，故而游瓌以“守将”称之。而身为振武节度的杜从政则同样被游瓌置于“守将”之列。

所以我们说，德宗初年的关内六镇虽同为防遏异族而设，但振武却不像其余五镇那样在防遏异族的同时，还具有拱卫关中平原的作用。所以当德宗在建中四年（783）正月与吐蕃缔结“清水之盟”，保证了后者不至于在德宗“奉天之难”时趁火打劫，而回纥在此时也没有侵扰唐廷的活动时，振武军无法像其余五镇那样迅速转变角色，成为护驾的力量。而这也成为人们视呈扇形分布拱卫长安的关中五镇为一个整体的原因。

三、德宗朝：横山以北的较量

在经历了德宗朝初期，也就是建中、兴元年间，唐蕃因“清水之盟”的缔结而相安无事的时期后，到了贞元二年（786）秋天，吐蕃背盟，重新开始其侵扰唐境的攻势。如果我们仔细翻阅一下两唐书的《吐蕃传》和《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我们就会发现，在“清水之盟”前，吐蕃对唐的侵扰最东一般只推进到灵州道一线。大历时期，吐蕃对灵州的攻势是相当频繁的，但是灵州以东、横山以北的盐州却很少遭到吐蕃的攻扰。虽然在大历末，吐蕃的军队已经在盐、夏一带出现，但规模不大，而且都遭到了郭子仪所领朔方军的成功阻击。

但当贞元二年吐蕃背盟后，其对京西北的攻势却发生了一个显著的改变，这就是它的进军矛头现在已经指向了横山以北的盐州，并且东推到夏、银，甚至更东的麟州一带。只就贞元二年底的攻势来看，吐蕃就一举攻陷了盐、夏二州，并派军驻守，直到次年（787）六月才因粮运及疫病的问题毁城而归。此后，经由盐州向夏州等地的攻势在吐蕃的入侵中显得相当频繁。

吐蕃这一战略情势的改变很可能与“清水之盟”的缔结有关。史念海先生在论及“清水之盟”对吐蕃此后军事行动的影响时曾言：

在清水之盟以前，吐蕃已占据了秦州，但还未完全控制住六盘山东。这时吐蕃向东进攻，主力就是由秦州出发的。清水会盟以后，吐蕃东界到了弹筝峡，它完全控制了六盘山。又过了十多年（笔者按：几年而已），吐蕃修复了故原州城，更使它向东进攻有了基地，于是长武、彬县地区受攻击的次数也就增多起来。长武、彬县地区的多事也由于唐朝的防御重点在凤翔。

史氏的此段论述是为对比长武、彬县地区与陇县、千阳地区而作。事实上，这段论述倒更有助于理解吐蕃在“清水之盟”后势力直达横山以北的状况。

邠州的长武、彬县地区是灵州道与泾水上游两条道路的汇合地点，而陇州的陇县、千阳地区则是回中道与陇关道的交接处，地位当然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在德宗以前，唐廷于这两个地区所在的凤翔、邠宁二镇布防最紧，尤其是前者，代宗朝的防秋力量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凤翔。其实在贞元二年八月吐蕃背盟之初，史称其“寇泾、陇、邠、宁数道，掠人畜，取禾稼，西境骚然”，走的仍旧是凤翔、泾原、邠宁这几路传统的线路。但吐蕃这次几乎又要迫使帝国君主出逃的进攻，却就在千阳地区遭到了凤翔节度使李晟的成功阻击。所以这也可能确实使吐蕃意识到，当唐军在这几路加强布防后，要突破也并不是很简单的。而迂回至横山以北的盐州后，吐蕃就可以避开这几路的唐军，再经盐、夏，随后沿着防御力量稍弱的鄜坊镇南下。而对于吐蕃来说，唐廷在大历、建中年间两次修复原州城未果，则不仅帮助了它在贞元三年（787）底获得了重修此城、屯兵于此的机会，而且也确如史念海先生说的，使它有了东向进攻的基地。而这东向进攻应该不仅可以沿萧关道及灵州道，更可以迂回至沿盐、夏，再经延州道南下。且其时又当平凉劫盟之后，故而严耕望先生亦说：“自此西北边境遂益不可为。”

吐蕃沿此道东侵，灵盐管辖的盐州就必然吃紧，其军事地位也因此凸显。史称：

盐州既陷，塞外无复保障。吐蕃常阻绝灵武，侵扰鄜坊。（贞元九年二月）辛酉，诏发兵三万五千人城盐州，又诏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城之二旬而毕。命盐州节度使杜彦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木波堡，由是灵武、银、夏、河西获安。

在诗人白居易看来，盐州城的修筑是一件得与唐前期创置三受降城相媲美的事情。但前者抵御吐蕃的功用，似乎并没有像后者镇遏突厥那样突出。到贞元十七年（801），吐蕃不仅再次进寇盐州，迫使盐州刺史杜彦光弃城逃奔庆州。而且还顺势攻陷了东面的麟州，杀刺史郭锋，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项部落而去。

盐州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唐廷修筑盐州城的工事上，也体现在唐廷派遣作为禁军的神策军与边镇军队共同屯戍盐州的举措中。到贞元十九年（803）十一月，因戍守盐州的左神策兵马使李兴幹平定了盐州将领李庭俊的叛乱，德宗特“以李兴幹为盐州刺史，得专奏事，自是盐州不隶夏州”。盐州直隶中央的局面，直到宪宗元和二年（807）四月重归灵州时才告结束。

吐蕃沿盐州东侵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夏州，所以我们看到贞元三年七月，在吐蕃刚刚撤出戍守的盐、夏二州军队后，唐廷立即“割振武之绥、银二州，以右羽林将军韩潭为夏、绥、银节度使，帅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东之士三千镇夏州”。“夏、绥、银三州皆隶无定河，故为一节度区……亦即一通道也。”吐蕃东侵夏州，就不仅能对延州道及宜川道上的重镇延州造成威胁，而且也可以联合夏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又史称：

（贞元十四年）闰五月，庚申，以神策行营节度使韩全义为夏、绥、银、宥（盐）节度使。全义时屯长武城，诏帅其众赴镇……（十月）庚子，夏州节度使韩全义奏破吐蕃于盐州西北。

正因为夏州此时地位之重，故而亦诏神策军出镇。而盐州由灵州改隶夏州可能也就在此时。这不仅因为此时吐蕃的攻势集中在盐、夏一带，在贺兰山下的灵州无法分兵顾及盐州，也是因为夏州此时挂有“神策行营”之名，而由出于禁军的韩全义兼领盐州恐怕比外镇将领兼管盐州更让唐廷感到放心。

于是我们看到，当德宗末年，唐廷的军事布防推进到了横山山脉东西两麓的夏、盐二州，夏绥银节度与一个直隶于唐廷的盐州已经出现，但这并不是帝国开疆扩土的象征，而是帝国最强大的敌人吐蕃已经进逼到了这里。（见图12）

图12　贞元十九年底的京西北八镇及盐州

四、宪宗朝：遥望阴山

京西北八镇的格局最终形成于贞元十二年（796），当年九月：

（德宗）以河东节度行军司马、兼御史中丞李景略兼御史大夫，充天德军、丰州、西受降城都防御等使。丰州本隶灵州，至是始析之。

《新唐书·方镇表》“朔方”条又载：

（贞元十二年）朔方节度罢领丰州及西受降城、天德军，以振武之东、中二受降城隶天德军，以天德军置都团练防御使，领丰、会二州（会州疑系衍文）、三受降城。

据说天德军的建镇是因为此时“风言回纥将南下阴山，丰州宜得其人”。至此，在关内地区的最北端形成了以振武与天德军平行防御回纥的格局。但是，防御格局虽已形成，防御力量却未见多大提高。当元和八年（813），旧籍四百人的西受降城士兵转赴天德军时，史称：“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一弓。”天德防御力量之弱当然与回纥自安史之乱以来鲜对关内造成大的威胁有关，但是如此衰颓的局面却也令当时的宪宗都不得不惊叹：“边兵乃如是其虚邪！”

但即便如此，宪宗也没有决心改变这一状况，虽然其对当时报告这一局面的宰相李绛言：“卿曹当加按阅。”但史料也载：“会绛罢相而止。”而此事的起因，即前不久西受降城因为黄河所毁，宰臣间因修城还是徙城曾发生过争论：

李绛及户部侍郎卢坦以为：“受降城，张仁愿所筑，当碛口，据虏要冲，美水草，守边之利也。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舍万代永安之策，徇一时省费之便乎！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去河绝远，烽候警急不相应接，虏忽唐突，势无由知，是无故而蹙国二百里也。”及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绛、坦同。

但李吉甫却请徙天德故城（即中受降城），其言：

伏以西城是开元十年张说所筑，今河水来侵，已毁其半。臣量其事势，不堪重修，若别筑新城，所费殊广，计其人功粮食及改屋宇，比及事毕，不下三十万贯钱，此但计费，犹未知出入之处。城南面即为水所坏，其子城犹坚牢，量留一千人，足得住居。天德军士，合抽居旧城，岂可更劳版筑，虚弃钱物。若三城是国家盛制，（张）仁愿旧规，亦须得天德添兵，然后有人修筑。

宪宗最后采纳了李吉甫的意见，这不仅是因为徙城较修城花费更少，而且正如李吉甫所说的，如果无意增加天德军的军事实力，那么修城又有什么用呢？

在对待回鹘的问题上，李绛与李吉甫的观点常常针锋相对，但后者似乎更能得到宪宗的支持。同样在元和八年：

十月，回鹘发兵度（渡）碛南，自柳谷西击吐蕃。壬寅，振武、天德军奏回鹘数千骑至鹈泉，边军戒严。

对于回鹘的此次攻势，宪宗在次年（814）采纳了李吉甫的建议，即于灵、盐之境重置宥州，属夏绥银节度使，治原隶灵州的经略军（参见图13），并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人实之。又复夏州至天德军废馆，以通急驿。而对于此前李绛因回鹘请婚而建议公主出降的主张，宪宗却并没有采纳。其中的原因，史书记载为：“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对于宪宗来说，李吉甫重置宥州的建议则不仅可以防备回鹘，而且还能安抚党项，甚或对于防备吐蕃亦有意义，并且不需要花费唐廷太多的费用。

图13　元和九年的京西北八镇

对于李绛来说，其得被宪宗采纳的有关经营回鹘的策略，或许只有元和七年（812）的以下这条：

（其时李绛）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万顷，请择能吏开置营田，可以省费足食，上从之。绛命度支使卢坦经度用度，四年之间，开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千余万斛，岁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边防赖之。

宪宗作为唐后期最为振作的一位君主，未尝没有收复失地、积极进取的意愿，且吐蕃自贞元末以来亦已显出疲弱之势，故而史称：“是时，（宪宗）内积财，图复河湟。”然而，纵然回鹘与唐的关系及其对后者的威胁与吐蕃还有所不同，但就宪宗上述少花钱、不添兵的举措来看，帝国君主想要收复河湟的决心恐怕也要打上不小的折扣。

黄永年先生曾经在对比安史之乱前后关中的军事形势时说：

这凤翔、泾原、邠宁、鄜坊连成一线，是安史之乱后京西北防御吐蕃的屏障。但是安史乱前，这京西北地区除设置若干监牧以蕃蓄军马……并无重兵屯驻。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北边有朔方，西边有河西、陇右，更西在西域还有安西、北庭，这几个节度使管区都已配备重兵，用不着在内线的京西北再设第二道屏障。

张仁愿在中宗时代修筑三受降城一事，一直被认为是乱前关中边防格局的一个新起点。而在张仁愿之后，朔方军的统辖区域（尤其是开元九年朔方军节度使正式成立后）便呈现出一个由北部的阴山，逐渐向南部的渭河谷地扩展的过程。并最终在安史乱前，形成“东据黄河，西抵贺兰，西南兼河曲至六盘，南有渭水盆地之北缘，北有河套至碛口，关内之地除京兆府及同华岐陇四州，皆统属之”这样一个几乎囊括了整个关内地区的空间格局。但正如黄永年先生以上所阐述的，朔方军的空间体系虽然是由北向南逐渐演进的，但它的战略重心却始终在北部的河套南北一带，而在近畿地区反倒是不设重兵屯驻的。

然而，我们本节所讨论的京西北藩镇的成长过程，却恰恰与乱前的朔方军相反。因为它的空间体系是由近畿的渭河平原逐渐向北部的阴山推进的。到元和末年的时候，刘轲在其《再上崔相公书》中用“缘边八镇”一词来称呼当时的京西北八镇。较之于德宗时代内向于渭河平原的关中五镇之称，“缘边八镇”似乎更带有一种向外辐射的张力。但是当我们一步步解构出这八镇的成长历程，发现这种张力其实并没有多少底气可言。此外，与乱前关中军事重心偏重于外围不同，在下文有关神策军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近畿地区在乱后却越来越成为帝国防务的焦点所在。

总之，无论乱前还是乱后，尽管关中空间重构的诱因都与异族威胁有关，但截然相反的重构过程，以及军事侧重点的倒置，显然已经无法令人将构筑京西北八镇的唐帝国，与昔日那个由朔方军独主关中情势的帝国相提并论了。所以我们看到陈寅恪先生以这样的口吻来评价大中三年（849）河湟失地的收复：

宣宗初虽欲以兵力平定党项，而终不得不遣白敏中施招抚之策，含混了之。则河湟之恢复实因吐蕃内部之衰乱，非中国自身武力所能致，抑又可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