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重构——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

如果说异族的威胁是左右安史之乱后关中地缘政治重组的一极重要力量的话，那么，关中政治实体与唐廷间的角逐将成为影响关中地缘政治的另一极力量。而它与前者构成的合力，共同决定了唐代后半期关中政治形势的走向。所以在这一节中，我的关注点依旧是因异族威胁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京西北藩镇，只是我的视角将不再是朝向外部，而是转而审视京西北藩镇的内部。而当我们转变研究视角的时候，我们也将发现，安史之乱后关中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危机不仅仅是来自外部异族的，一股来自内部的政治力量同样深深困扰着唐廷和它的统治者。

一、南北两道通和吐蕃使的设立

上文说过，邠宁、鄜坊、凤翔是因党项威胁京西北地区最早建立起来并在此后一直长存的三大藩镇，因此考察安史之乱后关中政治势力的重组就不得不从这三大藩镇说起。

（一）凤翔：南道通和吐蕃使的设立

我们首先来谈一下三镇中位于最西边的凤翔。凤翔镇建于上元元年，首任节度使是曾在河南、河北与安史叛军作战的崔光远。初建时的凤翔辖境与此后的凤翔不同，它不仅包括凤翔府与陇州，秦州也归其管辖，故而崔光远的职名又称“秦陇节度使”。

到当年底李鼎出任凤翔节度使的时候，凤翔的辖境又有所扩大，凤翔府西南面的成州以及此后属于山南西道的兴、凤等州也归其管辖，因此李鼎的职名又称“兴凤陇等州节度使”。凤翔辖境的这种扩大当与奴剌、党项的侵扰范围此时已经扩大至山南西道的兴、凤等地有关。不过在李鼎任职凤翔期间，凤翔节度使最大的改变不是其西南辖区的扩大，而是上元二年六月，已任凤翔节度使的李鼎兼任陇右节度使。由凤翔节度兼领陇右，其实也就意味着吐蕃的攻势已经对陇右造成了大的压迫，安史之乱前设立的陇右一镇已经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位置。《新唐书·方镇表》称，“初，陇右节度兵入屯秦州”，就是陇右军队因吐蕃压迫不得不从其治所鄯州退屯秦州的写照。到宝应元年，吐蕃攻陷临、洮、成、渭等州。《资治通鉴》“广德元年七月”条亦称：

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

河陇尽陷吐蕃后，原在秦州的河陇残军也不得不撤至凤翔。于是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因河陇的陷没，凤翔、陇右二镇至此合为一镇，凤翔节度例兼陇右之衔的局面也正式形成了。

如上所说，凤翔节度兼领陇右的另一重内涵，即河陇军队部分地归入凤翔。事实上，不仅是河陇军队，更远的安西、北庭的一部分军队也因此时吐蕃的内逼关中而被远调进凤翔。如继李鼎、高昇后担任凤翔陇右节度使的孙志直就是来自安西北庭的将领。而随着孙志直的任职凤翔，部分安西北庭兵也被带到了该镇。但是，虽然西方军队此时进驻凤翔，但他们的人数却是比较有限的。此外，凤翔当地在乱前本身也没有什么军事基础，并且凤翔又当吐蕃入侵的南道，因此面临吐蕃、党项的进攻，其局势自然吃紧。于是在广德二年九月，基于吐蕃在上年底一度攻陷长安的严峻现实，代宗进行了以下这项重要任命：

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进位司徒，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凤翔秦陇临洮已东观察使。

李抱玉是曾在河南等地与叛军作战“屡建勋绩”的将领。邙山之败后，李抱玉退守泽州，扼守天井关，代宗即位后被任命为泽潞节度使。以广德二年九月关东的政治形势来看，河北地区已被授予投降唐廷的安史将领，河南在李光弼死后，也已由平卢系为首的河朔军人主掌大局。于是一方面，唐廷与安史集团的对抗已暂告一段落，这使得调遣李抱玉入关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李抱玉是当时关东地区唯一的非河朔集团出身又有相当资历与功勋，同时颇为代宗所信赖的人物。此外，李抱玉是武德功臣安兴贵的后裔，史称其：

代居河西，善养名马，为时所称……抱玉少长西州，好骑射，常从军幕，沉毅有谋，小心忠谨。

早在天宝时代，李抱玉就已因在河西作战有功而被玄宗赐名，换言之，他曾经也是河西集团的人物。这样看来，由李抱玉出任新任凤翔陇右节度使，主持京西南道吐蕃问题，自然是最佳的人选。史载：

时吐蕃每岁犯境，上（指代宗）以岐阳国之西门，寄在抱玉，恩宠无比，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兼山南西道节度使、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判梁州事，连统三道节制，兼领凤翔、潞、梁三大府，秩处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恳让司空及山南西道节度、判梁州事，乞退授兵部尚书。上嘉其谦让，许之。抱玉凡镇凤翔十余年，虽无破虏之功，而禁暴安人，颇为当时所称。大历十二年（777）卒，上甚悼之，辍朝三日，赠太保。

李抱玉以泽潞节度使的身份出镇凤翔，因地缘因素一度被委任兼领山南西道，同时又兼领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是大历时代权重一时的人物。然而从上述记载看，李抱玉地位虽崇，但其在凤翔制约吐蕃的功绩却并不特别显著，史料更多的是记载其在当地征讨“盗贼”的事迹。实际上，我们不会忘记李抱玉曾是跟随李光弼征战河南“差功第一”的将领。固然，吐蕃与当年的安史叛军未必有可比之处，征讨叛军有杰出的战绩也未必能证明李抱玉在征剿吐蕃时也有同样出色的能力，不过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李抱玉在凤翔十余年未有“破虏之功”的原因，倒未必关乎其能力，或许更主要的还是在李抱玉统辖凤翔期间，凤翔的军事实力仍旧是比较有限的。

大历九年（774）四月代宗的敕文，提供了李抱玉镇领凤翔时的军队构成情况：

抱玉以晋之高都，韩之上党，河湟义从，汧陇少年，凡三万众，横绝高壁，斜界连营。

凤翔的军队构成以李抱玉统率的泽潞防秋兵，原河西、陇右、安西、北庭退屯凤翔的义从兵，以及凤翔当地的汧陇少年三者构成。实际上，我们将在下文的研究中谈到，除了这三支由李抱玉直接统率的军队外，关东防秋兵与禁军的很大部分当时也屯驻在凤翔，由于后者并不由李抱玉直接统辖，因此凤翔镇很早便形成了一种多级统属的体系。而这种局面的产生，除了因为凤翔在防御吐蕃时的地位与压力颇重外，也未尝不是因为李抱玉直接统率的军队实力有限。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说过，这“河湟义从”与“汧陇少年”的人数本是不多的，而作为李抱玉嫡系的泽潞兵来自关东，且泽潞兵的历史不长，它主要是上元二年邙山之败后李抱玉退守泽潞后的产物。按泽潞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在大历时期的崛起，其实主要并不与李抱玉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在抱玉出镇凤翔时担任泽潞留后以及在其死后接替他出任泽潞节度使的从父弟抱真有关。在李抱真的经营下，泽潞诞生了一支此后雄张山东的步兵。李抱真培植泽潞步兵始于何时，两唐书本传没有明确交代，但似乎即使在李抱玉出镇凤翔时抱真就已着手其军事规划，新兴的泽潞步兵也未见得对凤翔的本镇防秋力量有多大支持。旧书本传认为，李抱真之所以发展泽潞的军事力量，乃是因为：

抱真密揣山东当有变，上党且当兵冲，是时乘战余之地，土瘠赋重，人益困，无以养军士。

换言之，泽潞军事力量的崛起主要是为了防备河北藩镇，而且此段资料似乎也表明，李抱真此举的用意恰恰还在于泽潞原先的军事力量并不强。

因此我们认为，代宗虽然在大历时期委任此前平定安史之乱有殊勋的李抱玉出镇凤翔，但抱玉直接统辖的军队力量实际仍比较有限，而凤翔的军队构成也因此相对比较多元。当然，这或许也就是在吐蕃的强大压力下，曾经与叛军作战“差功第一”的李抱玉却无法取得显著的“破虏之功”的原因吧。

（二）邠宁：北道通和吐蕃使的设立

与凤翔镇同年建立的是鄜坊镇，它是由上一年成立的邠宁镇分析而置的：

（上元元年正月，）党项等羌吞噬边鄙，将逼京畿，乃分邠宁等州节度为鄜坊丹延节度，亦谓之渭北节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领邠宁，鄜州刺史杜冕领鄜坊节度副使，分道招讨。戊子，以郭子仪领两道节度使，留京师，假其威名以镇之。

罢职在京的郭子仪以前朔方军统帅的身份虚领两道，实际负责两道事宜的分别是邠州刺史桑如珪和鄜州刺史杜冕。桑、杜二人可能直接由当地刺史被提拔为新任节帅，两镇的军事力量估计也主要由本地军队重新编组。换言之，新建的邠宁、鄜坊两镇军事实力并不强。

从现存为数不多的有关杜冕的史料来看，杜氏任职鄜坊的时间似乎并不短，到代宗初年其仍是鄜坊一带的重要人物，虽然鄜坊节度之职其间可能一度由他人担任。而在代替杜冕一度出为鄜坊节度使的人中，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史料记载可能在广德年间出任鄜坊节度使的白孝德。

白孝德是出身安西、北庭集团的高级将领。我们在上一章中说过，在安史之乱爆发前不久，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正好入朝，且在随后被投入与叛军在东部的较量，并最终死于玄宗的冤杀。至德元载（756）七月，玄、肃二帝分道扬镳后，初至灵武（灵州）的肃宗立即诏追安西、北庭军赴援。于是一支由时任安西节度副使李嗣业率领的安西、北庭军便被带到了行在。这支军队不是安西、北庭军的全部，但却是其精英和主干，同时也是唐廷此后与叛军作战的先锋力量。在随后唐廷与安庆绪对决的相州之役中，就有作为九节度之一的李嗣业与这支军队的身影。而李嗣业当时的身份就是镇西（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

李嗣业死于乾元二年的相州之役，死后其军队由部将荔非元礼统领，并受时任天下兵马副元帅的李光弼节制而随之征战河阳等地。上元二年邙山之败后，河阳一带的唐军全线退缩至太行、王屋、中条山一线以北的原河东地区。李抱玉可能因陈郑颍亳节度使的身份退屯至与之临近的泽州，李光弼所率的朔方军主力则退屯至稍西的绛州闻喜县，而由荔非元礼统率的安西、北庭军队则退屯至绛州的另一属县翼城。但很快，退守绛州的两支军队就由于当地“素无储蓄，民间饥，不可赋敛，将士粮赐不充”的原因发生兵变，两军统帅李国贞和荔非元礼也相继遇害。而继荔非元礼后被推为镇西、北庭行营节度的就是同军出身的白孝德。

相当奇怪的是，这支曾在李嗣业与荔非元礼时代颇有战功的安西、北庭军，在此后诸路大军同讨史朝义的决战中却突然不见了踪影。而当它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时，已经是广德元年底吐蕃入寇长安时的事了。而此时作为这支军队统帅的白孝德，除了仍旧身为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外，还多了另一重身份，即鄜坊节度使。换言之，这支军队现在已经由河中转移到了京西北的鄜坊。两唐书的《白孝德传》关于安西、北庭军的这一变化没有作任何交代。推测这一变化可能与荔非元礼被害时“将佐亦多遇害”这一点有关。也就是说，安西、北庭军队在荔非元礼事件中遭受了重创，因此似乎已不能再为唐廷所信赖和重用。而这支军队也因为在绛州得不到军需保障，被顺势调离至经济状况稍好一些的鄜坊。

不过广德元年秋吐蕃的大举入寇，却再一次为这支军队带来了重新被重用的契机。吐蕃的这次入寇主要由秦州入大震关，再攻泾州、邠州、奉天、武功，然后渡过渭水，由盩厔攻入长安。（见图14）而其时的唐廷刚结束与叛军的作战，主要军队全部在东方，因此吐蕃入寇之初，即迫使代宗东幸陕州。史称：

图14　代宗初年吐蕃进攻长安路线图

（此图参考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216页“唐代吐蕃进攻关中及长安图”绘。）

（时）鄜坊节度判官段秀实说节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难，孝德即日大举，南趣京畿，与蒲、陕、商、华合势进击。

虽然吐蕃此次入居长安仅半月即告撤退，但众所周知，这并非因为遭到唐军强有力的反击所致。事实上，郭子仪率领收复长安的京东军队是极有限的，以至于吐蕃撤离后，子仪部下都要为子仪入城可能遭到王甫集聚的长安暴民的威胁而担心。不过我们看到，当郭子仪进入长安并成功遣散了王甫的军队后，其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

（因）白孝德与邠宁节度使张蕴琦将兵屯畿县，子仪召之入城，京畿遂安。

显然，在当时关中军事力量有限的情况下，鄜坊与邠宁这两支军队仍旧是郭子仪最需倚赖的。张蕴琦的情况史料几乎没有留下记载，据《通鉴考异》引《段公家传》的记载看，吐蕃在这次入寇长安的途中，曾攻陷过邠州，导致“节度使张蕴琦弃城遁”。那么张蕴琦此后的退守长安，多半也就是一种无奈的自保之举。而如果邠宁此前还有过一定的军事力量，遭受此次打击，损失也断然不小。如此来看的话，被上述史料称为“引兵赴难”的白孝德的举动显然就与张蕴琦有所不同了。而白孝德率领的鄜坊军队实际上也并没有在吐蕃这次来去匆匆的入侵中遭受什么损失。正因为如此，在长安形势稳定后，唐廷立即任命白孝德代替张蕴琦出为新任邠宁节度使，而他的安西、北庭军队自然也就又由鄜坊被带到了邠宁。

不久后接替因“家难”去职的白孝德担任邠宁节度，并依旧带有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之衔的是同样出身安西、北庭系统的马璘。不过马璘并不出于李嗣业、荔非元礼、白孝德这一系安西、北庭军。他此前也曾率领一支安西军队赴援河南，跟随李光弼作战，但邙山之败后，因吐蕃寇边，他又被调回河西。广德元年底吐蕃入侵京畿，马璘旋即又率军救援关中。他的主要功绩是在吐蕃回撤至凤翔、猛攻凤翔节度使，即同样出身安西北庭军的孙志直时，成功打击了前者。马璘因收复凤翔之功而“雄名益振”，不久后被任命为副南道通和吐蕃使，辅佐李抱玉。很快，因为白孝德的丁忧，马璘又接替了白的职务。永泰二年（766），马璘被正式任命为四镇北庭邠宁等节度使。至此，两支独立的安西、北庭军队正式合为一军，屯驻邠州。

我们知道，代宗曾在广德二年九月任命李抱玉为南道通和吐蕃使的同时，在北道方面亦有重要任命，即：

河东副元帅、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加太尉，充北道邠宁、泾原、河西已东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抚使。

但郭子仪实际上是在河中镇领那里的朔方军，他仅仅是派了其子郭晞率领一支军队与白孝德一起防守邠州，以应付其时因仆固怀恩之乱、吐蕃频繁入侵邠州一带的局面。郭晞的军队在仆固怀恩之乱结束后就应当撤走了，所以此后真正负责北道事宜的是不久后接替白孝德的马璘，虽然名义上的统帅仍是郭子仪。

因此到永泰二年的时候，京西北地区形成了以凤翔李抱玉为核心的南道，以及邠宁马璘为核心的北道两路防御吐蕃的格局。（见图15）但与李抱玉面临的情况一样，北道的马璘在面对其时势头颇盛的吐蕃威胁时，也常常显出力不从心的态势。这就是史料所说的：“吐蕃连岁入寇，马璘以四镇兵屯邠宁，力不能拒。”但在有一点上，马璘与李抱玉的情况却是不同的，那就是比起李抱玉所统率的来源不一的凤翔军队，马璘的邠宁军队结构要单一得多，因为邠宁军队的主干是以四镇北庭军构成的。同时，在凤翔所出现的多级统辖体系，在邠宁也是看不到的。换言之，唐廷可以通过在凤翔配置体系不同的军队来增加凤翔防御吐蕃的力量，但在邠宁，当马璘所率领的四镇北庭兵也无法有效抵抗吐蕃的攻势时，唐廷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它并没有为邠宁添注新的军事力量，而是调遣了实力更在四镇北庭军之上的河中朔方军入驻邠宁。而对于四镇北庭军来说，它的归宿则只能是撤离邠宁，为朔方军腾出空间，自己则在新建的泾原一镇重新寻找位置。比起凤翔，唐廷对待邠宁的这一举措，未尝不是考虑到邠宁的军队结构相对单一，而实力更强的河中朔方军同样也是具有此一特点的强势军团的缘故。

图15　广德二年九月所设南、北二道通和吐蕃使

二、三足鼎立局面的出现

以凤翔军队与邠宁的四镇北庭军队为京西北两道核心的局面，到大历三年有所改变。考虑到马璘军队在抵抗吐蕃时的劣势，宰相元载建议，将处于无事之地的京东朔方军调至邠州。而分邠宁节度之泾、原二州，设立泾原一镇，令四镇北庭军移驻于此。四镇北庭军队在大历三年的这次移镇，意味着其自安史之乱以来颠沛流离的行军生涯彻底结束。而其统帅马璘坐镇泾州长达九年的执政生涯，也保证了这支军队在新开辟的根据地中可以有一个较为稳定的长期发展，于是泾原一镇正式成为四镇北庭军的势力范围。

继四镇北庭军后入主邠宁的是帝国的老牌劲旅，同时也是原本就以关内道为势力范围的朔方军。朔方军的主力此前一直在关东与叛军作战，战后则一直屯驻在河中，而剩余的朔方军则主要留守在原治所灵州。虽然作为唐廷平定安史之乱的主力，朔方一军在乱中损失惨重，诚如郭子仪在大历九年入朝时所言：“朔方，国之北门，中间战士耗散，什才有一。”但其仍不失为帝国当时最强大，也是帝国最需倚重的力量。于是在大历四年（769）六月，

郭子仪自河中迁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随，余兵使裨将将之，分守河中、灵州。

和四镇北庭军不同，鉴于郭子仪与朔方军的特殊地位，后者不仅在邠州建立了新的基地，河中与灵州也同样是其势力范围。尤其是灵州，由于大历时期吐蕃入寇多由灵州道南下，因此灵州的军事力量也随之有所增强，而在邠宁的朔方军也往往会北出庆州，赴援灵武。

总之，由于四镇北庭军与朔方军的移镇，京西北地区的政治集团现在进行了改组。不过，即便两军不移镇，北道的形势此前也一直受朔方与四镇北庭两股政治力量的影响，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唐廷的这一举措其实并未让人感到太多的惊讶。相对而言，大历十二年南道方面的改变却有点出人意料，因为原本与关中并无关碍的幽州兵正式入驻凤翔，并代替此前李抱玉的军队，成为凤翔新的主人。

幽州兵进驻关中始于大历八年（773）新任幽州节度使朱泚遣弟滔率领五千防秋兵入朝觐见。九年九月，朱泚又亲率五千防秋兵远道来朝京师。朱氏兄弟的相继来朝，不仅结束了幽州兵自安史叛乱以来“未尝为用”的局面，同时也为“外虽示顺，实皆倔强不庭”的河朔藩镇开创了“首效臣节”的典范。因而两者的先后入朝都受到了代宗极高规格的礼遇。而在大历九年九月的一份备边诏令中，我们看到入朝伊始的朱泚俨然已获得了与郭子仪、马璘、李抱玉三大节帅并肩统领关东防秋兵的权力：

九月甲辰，诏诸军分统防秋将士，其淮西、凤翔防秋兵士马璘统之，汴宋、淄青、成德军兵士朱泚统之，河阳、永平兵士子仪统之，扬楚兵士抱玉统之。

不过当时的幽州兵还没有在关中找到固定的地盘，朱滔率兵来京时，他的军队被派往泾州，也就是和四镇北庭兵一起担任防御吐蕃的任务。到朱泚率兵来京后，幽州兵很长时间是被安排在畿内的重镇奉天驻防。不过当李抱玉于大历十二年去世后，朱泚正式接替前者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幽州兵也随之移屯凤翔。

幽州兵之所以能顺理成章地移镇凤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凤翔的军事结构是比较多元的。而且很可能正如黄永年先生所说，曾经在凤翔占有一定比重的泽潞军，在抱玉死后已经被重新撤归泽潞。或者也可以说，泽潞兵因幽州兵的介入而不需要被唐廷继续配置在凤翔防秋。当然，这两种解释的前提都必须是幽州兵的实力足以填补泽潞兵留下的空缺，因为唐廷断然不会无视吐蕃的强大压力而有意减弱凤翔一镇的防御力量。然而正如黄永年先生所指出的，对于凤翔这样一个防御吐蕃的前沿阵地来说，朱泚率领的千把幽州兵能否担负起这一重任是很让人怀疑的。黄先生从此后的一些事件中推测，当时从幽州应该还曾增调过部队，或者增补过一些其他系统的军队入驻凤翔。不过由于无法找到直接的史料，这一问题似乎仍处在悬而未决的位置上。而且从事后的情况来看，我们很明显发现，朱泚的幽州兵不仅完全填补了泽潞兵离开后的军事空缺，而且与李抱玉时代的凤翔结构有所不同，幽州兵现在已经成为凤翔的主导力量。

这一无法通过传世文献解答的疑惑，由于一份《唐故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陇州诸军事行陇州刺史上柱国南阳县开国伯张府君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张道昇墓志》）的发现，似乎可以得到有效解决了。墓主张道昇曾是幽州的高级将领，墓志介绍其经历为：

释褐充（幽州）节度副将，转左金吾卫大将军，旋充左厢步军大将兼节度押衙。节制朱公（指朱泚）首议归朝，公演成其意，遂率精骑二万，西赴阙庭，署公为行营都知兵马使。帝（指代宗）嘉之，拜朱公为丞相，旋除太尉兼陇右节度。圣朝以公有辅佐之勋，特赐车马金银缯彩万数……积功劳迁特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陇州诸军事陇州刺史、上柱国、南阳县开国伯。

据史料记载，大历九年朱泚的率兵赴朝，乃是因其弟朱滔于大历九年戍还幽州后，

谋夺泚兵，诡说曰：“天下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孙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讨吐蕃。以滔权知留后，兼御史大夫。

《新唐书·朱泚传》亦称：

泚之来，滔摄后务，稍稍翦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权，为滔所卖，不得志，乃请留京师。

按史载，朱泚“表请留阙下，以弟滔知幽州、卢龙留后”乃是大历十年（775）正月之事，换言之，朱滔清理朱泚党羽、致使后者自知失权，也就是区区数月间之事。虽然上引张道昇墓志并未言及朱氏兄弟间的这一矛盾，但很明显，张氏是朱泚一方的人物。而且，他应该是跟随朱泚一同来京，而非由于朱滔的清洗步朱泚之后尘者。因为倘若幽州的朱滔谋夺其兄的兵权，他是绝不可能再纵容张道昇率兵逃离幽州投奔前者的。此外，从道昇充任的“左厢步军大将兼节度押衙”的职务来看，他应该是幽州的实力派军将，并且应极为朱泚亲信。正因为如此，他可以“率精骑二万，西赴阙庭”，而且在入京后同样被奏署为“行营都知兵马使”这一显职。并在朱泚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后，被安排担任凤翔唯一的属州——陇州的刺史。而我们从这则墓志也可以看出，朱泚带至关中的人马绝非只有千把，而是一支由张道昇作为统帅的两万人的队伍。

不过这两万人马绝非只是士兵的人数，它应该包括士兵及其随军家属。这一点是我们从唐代后期的军事制度，以及墓志、碑文等私人撰述的写作惯例中可以判断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时由朱泚率领的幽州兵，与其他关东防秋兵的性质并不相同。虽然官方记录幽州兵的人数与其他关东藩镇防秋兵相似，都在千把左右，但后者的千把是当镇派往关中的全部人数，当然，他们都是官健了。也就是说，所谓关东防秋兵是不可能有家属随军的，也因此，防秋兵是要换任的，而这换任的周期应该是三年。实际上，朱滔在大历七年所率的五千幽州防秋兵也属于这种性质，所以到大历九年这支幽州兵就回镇了。但此时朱泚所率的幽州兵却是携带家属的，并且由于与朱滔存在矛盾，这些作为朱泚牙角的幽州兵已经不可能再回河北了。所以后来陆贽在提及这批幽州兵中由曲环所领的一支时就有“其家属则陷于匪人”之语。而朱泚也因为这个道理，才会“抗表乞留京师”，这倒并不是他果真想要“西征吐蕃”，而是如果不留京师，这支军队就会陷入无处立身的尴尬境地。

对于唐廷来说，朱泚的率兵防秋，以及此后其因与朱滔反目而不得不乞留阙下，纯属意料外之事。幽州兵的到来固然在政治上，以及在对抗吐蕃方面有积极的意义，但要养活这样一支携带家属的庞大部队毕竟是要大开销的。唐廷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像其他关东防秋兵那样，由本镇提供防秋兵的衣粮供应，而以当时京西北地区的经济状况来说，突然多了这样一支军队，压力陡增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看来，利用李抱玉去世的机会，让幽州兵整体移屯凤翔，就显然是最经济的一种策略。而且一方面，如前文所说，凤翔的军事结构有助于幽州兵迁入。再者，在当时的京西北藩镇中，只有李抱玉率领的泽潞兵是在关东还有基地的。不管在李抱玉出任凤翔节度使的这十多年来，凤翔的泽潞兵是不是与此时的幽州兵一样也以家属随军，但至少当实力足够弥补泽潞兵空缺、代替前者执行防御吐蕃任务的幽州兵入主凤翔后，泽潞兵不仅可以顺理成章地被撤出凤翔，而且可以重回它在关东的基地，不存在无家可归的问题。此外撤出泽潞兵可能也像上文所分析的，部分也是考虑到粮饷的问题。况且吐蕃在大历后期的攻势比起前期已略有削弱，而且主攻的方向更偏重于北道，那么当幽州兵迁入凤翔后，泽潞兵的回镇也就比较好理解了。

于是随着大历十二年朱泚接替李抱玉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凤翔一镇开始成为幽州兵的天下。而京西北地区由邠宁的朔方军、泾原的四镇北庭军、凤翔的幽州军所构成的三大派系格局也正式形成。

最后，我们稍微来谈一下京西北的另一藩镇鄜坊的问题。鄜坊自白孝德率领四镇北庭军移镇后，似乎继续由原节度杜冕任使。继杜冕后任职鄜坊的是李光弼之弟李光进。光进曾是自至德以来就与宦官李辅国同掌禁军的帝室心膂。据两唐书本传判断，李光进在代宗躲避吐蕃之祸还京后被委任为渭北（即鄜坊）节度使，只是代宗为消弭对其兄光弼的谗言、笼络后者的一种手段。并且从《新唐书·方镇表》的记载看，在李光进任职鄜坊时，丹、延二州已别立都团练使一职，因此光进节镇鄜坊的权力实际并不大。

大历四年接替李光进的河西将领臧希让出身“世以材雄朔陲”的臧氏家族。安史之乱后臧希让先后任职京畿附近的邠宁、山南西两道，后以为数不多的部曲协助郭子仪在吐蕃入侵时收复京师。功业与经验均颇著可能是代宗选择其出任渭北节度使的原因。臧希让出任渭北节度后不久，丹、延二州又复归其管。不过鄜坊一镇的军事实力在关中四镇中仍是偏弱的。这可能与白孝德移镇后鄜坊一直没有什么重要的军事势力介入有关。当然，党项在大历以后已不构成对关中的威胁，也使得唐廷在鄜坊不需要配置过多的军队。

吴廷燮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郭）子，渭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的记载推测，臧希让死后担任渭北节度使的是郭子仪之弟郭子，并系其任使时间为大历九年至十四年。如果这一考证正确的话，那么它显示出鄜坊在大历九年以后与郭子仪及朔方军将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大历九年唐廷为防备吐蕃曾采取了一系列备边措施，而史载促使代宗做出以上举动的就是朔方军的统帅郭子仪。那么很可能当秋季臧希让去世后，代宗就任命了子仪弟子为渭北节度使，以表示对郭子仪的首肯和赏赞。

实际上我们从一份常衮作于大历前期的制文《授辛德谦丹延团练使制》中看到，在鄜坊与丹延分立的时期，一度担任丹延都团练使的辛德谦，其任前职务就是“前朔方留后左厢兵马使同节度副使”。换言之，他也是朔方军集团的人物。

而在丹延以北的银、夏、绥、麟等州，早已归顺唐朝的吐蕃论氏家族，亦因长期协助唐廷作战而世任朔方军的高级将领。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的李光弼将领论惟贞，就曾在安史之乱期间担任朔方节度副使。而当大历前期，在常衮所作的《授论惟清朔方节度副使制》中，我们又看到，惟贞兄弟、时已任“银夏绥麟等四州兵马使同朔方节度副使”的论惟清又被代宗正式授予朔方节度副使一职。银、夏等地的诸蕃部落早在安史乱前即已受朔方军节制，而在乱后，身为当地豪强的论氏家族亦在左右本地政局的同时，始终兼领着朔方节度副使的头衔，显示了其与朔方军之间不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到大历十三年，因回纥的威胁，郭子仪委派其手下大将浑瑊将兵镇振武，朔方军的势力又推进到了黄河北岸。因此至大历末，虽然经过平叛战事与本军的数次兵乱，朔方军的军事实力确实已不能与安史乱前同日而语，但它作为“国之北门”与关中第一大镇的地位却始终如故。大历末期的朔方军已形成了以邠宁为主干，以河中、灵州、振武为侧翼，又以鄜坊为近脉、银夏为故知的庞大政治体。京东的一部分以及京北的广大地区都直接受其影响。而担任这一政治体首脑的就是“再造王室，勋高一代”的朔方统帅郭子仪。而与郭子仪统帅的朔方军势力共同参与京西北地区政治构建的，分别是时任泾原节度使，也是自安史之乱以来一直在四镇北庭行营中出任要职的该军元老重臣段秀实统领的四镇北庭军，以及由凤翔陇右节度使朱泚统领的幽州军。（见图16）

图16　大历末期关中的三大派系

如果说大历末期，代宗为未来的德宗在河南留下的，是一幅原由平卢系藩镇填充，但此时业已植入永平军这样一支基本属于中央嫡系军队的版图的话，那么在京西北，则完完全全是外系军阀主导的格局。这并不说这些外系军阀与中央的关系不够紧密，事实上，朔方军在安史之乱中就一直是作为中央的嫡系军队四处征战的。但它的不被信任，也诚如黄永年先生所说，早在其被投入与安史叛军作战之初就开始了。而到大历末期，史称：

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

对于功高权重的郭子仪与关中第一大藩镇朔方军，其实代宗亦早有分而治之的想法，只是碍于郭子仪的为人与权势，难于下决心采取措施而已。朔方军是如此，同样作为功臣系的四镇北庭军亦可等同视之。况且黄永年先生早已指出：“泾原的安西北庭兵本来就是极不安稳惯于闹事作乱的部队……像这样以作乱为茶饭常事的部队，在当时节镇中还是罕见的，中央不会不清楚。”这样的军队恐怕想要为中央信任亦不容易。至于朱泚的幽州兵，虽然作为关中的新来者，其处境亦颇有可怜之处，因此反倒较易获得唐廷的优待。但这支军队毕竟出于安史巢穴，这重身份对于饱受战争创伤的唐廷来说，恐怕多少是要受到忌讳的。

因此虽然“四镇之乱”一直被视为德宗初年朝藩对峙的一场重要波动，而引起这场波动的直接原因，也是德宗采取了打压关东藩镇的强硬措施。但正如上一章中我们提到的，德宗即位之初制约藩镇的强硬举措，其实并不是首先或直接针对较为倔强的两河藩镇的。恰恰相反，他首先施予制压的是长期匡扶唐室的朔方、西川、泾原这几个京畿圈周围的藩镇。而随后的凤翔也因为幽州镇的叛乱，自动加入了这份被清洗的名单中。因此，如果说德宗初年的关东存在着即将受到制裁的“四镇”的话，那么在制裁成德、魏博、淄青、山南东道之前或同时，关中周近的“四镇”——朔方、西川、泾原、凤翔也将面临德宗的制裁。而与打压前者的艰辛相比，对后者的制裁似乎显得得心应手。也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手到擒来的轻松，让德宗在自信心大获提升的同时，却忽略了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

三、四镇的重新洗牌

德宗即位后削弱朔方军势力是众所周知的，朔方军也成了德宗朝第一个被打压的藩镇。史称德宗即位次月，

甲申，诏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月给千五百人粮、二百马食，子弟、诸婿迁官者十余人，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以其裨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以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

郭子仪罢职后，朔方军一分为三，不过考虑到朔方军的特殊地位，新任三镇节帅还必得从本军系统中加以拣选。李、常、浑三人都是朔方军的高级将领。其中有关常谦光的史料记载不多，但他几乎在整个大历时期一直担任灵州的朔方留后，应该是朔方军中比较有资历的人物。浑瑊与李怀光都是郭子仪的亲信将领，两人均身任朔方军要职，地位在伯仲间。实际上，大历年间与吐蕃等作战的朔方军队大都由此三者率领。

人们通常只注意到当月甲申日德宗对朔方军的这一制裁，却忽略了仅过了几天，也就是当月己丑日的另一项人事任命：

以右羽林大将军吴希光检校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充渭北鄜坊丹延都团练观察使。

吴希光是魏博降将，如果他确如吴廷燮所考证的，是代替郭子仪之弟郭子出镇鄜坊的话，那么鄜坊的这次节帅换任很可能是几天前罢免郭子仪及削弱朔方军势力的一种政策延续。而也确如上述史料及《新唐书·方镇表》所显示的，鄜坊一镇在节帅换任的同时亦已由节度使额藩镇降为观察使额。

另一个为人们所忽略的问题是，到当年十一月的时候，上述这些新任节帅除了邠宁、河中一方的李怀光依旧身任是职外，其余诸人所任之职已全为他人代替。《旧唐书·浑瑊传》曾曰：

其年，复以崔宁为朔方节度使，领子仪旧管，征瑊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左街使。

常谦光与吴希光的情况史料失载，但推测他们罢职的时间与浑瑊同时，而罢职的原因也应该与后者一样，就是为崔宁担任朔方节度使腾出位置。

对崔宁的移镇也是德宗即位之初的一项重要人事调整。崔宁在大历时代一直担任京畿后院剑南西川节度使，史称：

在蜀十余年，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

因此，如果说德宗罢免郭子仪之职，是其着眼于京北地区的一项重要举措，那么他调崔宁入朝，则明显是为了加强对京南的控制。大历十四年十一月，德宗任命荆南节度使张延赏出任西川节度使，并从宰相杨炎之策，“以北边须大臣镇抚”，以崔宁为“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等使、出镇坊州”。同时，

又以灵盐节度都虞候醴泉杜希全知灵、盐州留后；代州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绥、银、麟、胜州留后；延州刺史李建徽知鄜、坊、丹州留后。

这是我们首次看到继常谦光、浑瑊、吴希光后出任三镇的新节帅名单。但与前三者不同，他们现在的职衔都是本镇“留后”，而不是“节度使”或“观察使”，因为此时的节度使一职已由崔宁担任。关于这次安排，史称：

杨炎既留崔宁，二人由是交恶……时宁既出镇，不当更置留后，炎欲夺宁权，且窥其所为，令三人皆得自奏事，仍讽之使伺宁过失。

对崔宁的这一安排，涉及杨、崔二者的矛盾，以及中央对待剑南西川的态度，这里暂不展开。但唐廷在处理崔宁的问题时，大规模地牵涉了与朔方军有关的高层调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杨削减崔职并牵连朔方军一事没有受到德宗的阻止，显然杨将崔安排在缩减之后的朔方并进一步限定其权，有意无意地适应了唐廷控制裁缩朔方军的政策。”

吴希光是魏博降将，与朔方军尚无关系。接替他的李建徽是以延州刺史转任鄜坊留后的。李氏与朔方军是否有关我们并不清楚，但李氏既然曾是延州刺史，对鄜坊一镇的情况自是比较熟悉的。继常谦光后出任灵州方面统帅的是同出朔方军的杜希全，但其地位和功绩却不能与前者相比。最需关注的是浑瑊。浑瑊曾因回纥侵扰唐境，于上一年被郭子仪派往振武戍边，并在半年前被正式任命为重建的振武一镇统帅。而在出镇振武前，浑瑊已任至邠州刺史，并在郭子仪入朝之时，被委以邠宁一镇的兵马留后。这一职务显示出，浑瑊很可能原本是被郭子仪作为接班人培养的。但就是这样一位朔方军的高级将领，此时却被征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担任毫无权力的京城“左街使”。接替他的前代州刺史张光晟虽然亦是曾在河东地区与回纥交战颇有经验的将领，但他的地位显然也不能和浑瑊相提并论。

因此我们看到，虽然杨炎此时仍旧起用了熟悉当地情势的将领出任三镇统帅，但这些新帅的资历无疑都比前三者低了不少。事实上，不光是三镇统帅，《旧唐书·崔宁传》称：

杜希全为灵州，王翃为振武，李建徽为鄜州，及戴休颜、杜从政、吕希倩等，皆炎署置也。

京北地区的不少刺史职位此时都受到了杨炎的左右。虽然这些措施首要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压制崔宁，而罢除和朔方军有关的三镇节度，只设留后，表面上看也是为了替崔宁的这一任职腾出空间，同时避免浑瑊等人因由节度降为留后并身处崔宁之下而过于委屈。但实际上，如果杨炎没有同时打压朔方军将领的用意，他大可安排浑瑊等人去他镇任职，也断不会只给浑瑊一个“左街使”的莫名职务。而杨炎的这一系列人事安排，若不是在背后有德宗的支持和首肯，他一个人是断然不敢这样做的。

不过，虽然唐廷对与朔方军有关的不少职位都进行了大的调整，但却始终未涉及邠宁一镇。邠宁屯驻着朔方军的主力，改换外系将领或资历较浅者都会产生兵士不受管辖的问题。换言之，朔方军的名号或许还可以给予他人，但朔方军的统治权却还得由本镇主导。事实上，即使唐廷任命朔方军都虞候、在郭子仪时代主掌当军纲纪以致“军中畏之”的李怀光出任邠宁节度使，“邠府宿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尚因）功名素出怀光右，皆怏怏不服”。不过李怀光到底是“勇鸷敢诛杀”的人物，史称：

怀光发兵防秋，屯长武城，军期进退，（上述将领）不时应令。监军翟文秀劝怀光奏令宿卫，怀光遣之，既离营，使人追捕，诬以它罪，且曰：“黄萯之败，职尔之由！”尽杀之。

史、温等人固然有可恨之处，但既然监军已劝怀光按惯例奏令这些与节帅不协的将领入宿京师，怀光却依旧尽杀其人，可见其为人的“粗厉疏愎”了。有学者认为，唐廷之选中李怀光任使，很可能就是看中了他的“粗厉疏愎”与“勇而无谋”。实际上，这样的将领唐廷未必喜欢，也必然不“易制”，选择李怀光是考虑到他在朔方军中的地位、资历、功绩，以及在抵御吐蕃方面的能力和经验等诸多因素的。所以当建中二年（781）七月，杨炎罢相为左仆射，崔宁亦在此时改任右仆射时，德宗还是仍旧以李怀光“兼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只不过此时的鄜坊观察使一职由原留后李建徽出任，和朔方军正式撇清了关系。

虽然朔方三镇在郭子仪罢职后，经过这一系列调整最终又全部归于朔方将领李怀光麾下，但曾由杨炎署置担任灵盐等镇留后的杜希全等人，此时也还实际负责着当地的具体事务。或者说，经过这番波折，朔方军这一庞大的政治体多少已不能像过去那样紧密了。而也正在此时，前任朔方军统帅郭子仪病逝。作为朔方军的精神领袖，郭子仪的去世或许使这原本已显现出疏离倾向的朔方军集团变得更加松散了。而当灵盐、振武、鄜坊等镇逐渐脱离朔方军的控制时，它们与中央的关系实际上也就变得更加贴近了。

继对朔方、西川两大政治体的统帅进行改任后，德宗上台后处理的第三个京畿圈周近的藩镇是泾原。据说当时杨炎因奏用元载遗策城原州，

上遣中使诣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访以利害，秀实以为：“今边备尚虚，未宜兴事以召寇。”炎怒，以为沮己，征秀实为司农卿。

而泾原兵也又因城原州与段秀实罢职两事再起变乱。虽然此事不久后的迅即平息倒是为德宗树立权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原州既未筑成，泾原在无端丧失了老帅段秀实，又经历了李怀光、朱泚的短暂兼领，及留后刘文喜的叛乱后，最后还是不得不从本镇中选出兵马使姚令言来担任节帅。

到建中三年（782）四月，由于幽州朱滔叛唐，德宗留朱泚于京，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镒为凤翔陇右节度使。至此，京西南北地区最重要的四镇节帅全部进行了更易。

不难发现，这些被更易的节帅既是本镇的元老重臣，又多是抵抗吐蕃的知名将领。我们当然不应该忘记，关中周近政治地理的变化始终是要考虑到周边异族的动向的。《新唐书·吐蕃传》称：

德宗即位，先内靖方镇，顾岁与虏确，其亡获相偿，欲以德绥怀之。

实际上，新书《吐蕃传》的叙述有凸显中原王朝在与周边异族政权的关系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之嫌。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进入大历中后期时，吐蕃的侵扰势头已有所减弱。正是这一有利的形势才为德宗的“内靖方镇”创造了一个先决条件，而不是相反。同样的道理，吐蕃此时的“方睦于唐”亦是考虑到连年战争对其自身的损耗。学者均认识到德宗初年唐蕃间的和解，尤其是建中四年“清水之盟”的奠立，解决了德宗此后与关东藩镇开战的后顾之忧。事实上，这一和解同样有利于德宗处理与关中周近藩镇的关系，即它为德宗削弱关中周近藩镇的势力创造了条件。

我们同时还发现，在德宗上述的削藩过程中，宰相杨炎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他的协助，德宗实现了其父所未能完成的对关中周近重要藩镇的重新控制。如此说来，德宗初年唐廷权威的重新确立，既是德宗本人“励精求治”的结果，亦未尝不是杨炎主持策划的成功。而德宗能在随后毅然决定与关东“四镇”开战，自然也是受了此前这一系列成功的鼓舞。然而，或许正如帮助德宗完成此一系列成绩的杨炎，随后就将面临“赐死”的结局一样，满怀信心开始与关东诸侯较量的德宗，等待他的也是迅即而至的“奉天之窘”的尴尬。也许，上述的这一系列成功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泡沫，而当关东的“四镇之乱”作为诱因刺穿了这一泡沫后，德宗除了方才意识到危机近在咫尺外，恐怕也只能作“罪己之言，补之何益”的一声愁叹了。

四、“奉天之难”与派系危机

以上所有这些分析，最终都将引导我们的视线聚焦于德宗建中、兴元年间的“奉天之难”上。所谓“奉天之难”，是指建中四年十月，受诏赴关东平叛的泾原兵途经长安时发生哗变，拥立朱泚为主，德宗不得不出奔奉天。随后，率兵勤王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也起兵反唐，致使德宗于兴元元年再逃梁州。

“奉天之难”一般被认为由“泾师之变”和“李怀光叛乱”两事构成，因此历来对它的研究自然围绕着这两起变乱展开。在这些研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黄永年先生的《“泾师之变”发微》一文。黄氏的研究特色在于，其能够在一个宏观的关中地缘政治传统与背景下，对两起变乱和与之相关的地缘政治图景进行整体性而非孤立性的解读。通盘的视野以及缜密的梳理，使得他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高出其他学者一筹。因此继黄氏此文发表后，学界对“奉天之难”的讨论大多未再出其框架。

不过，尽管黄氏对“泾师之变”与“李怀光叛乱”的解读已足够充实丰厚，但似乎仍未能完全跳出以此二事为“奉天之难”研究对象的桎梏。我的意思是，除了“泾师之变”与李怀光两事外，是否还有另外一些不太为人注意的事件也可能在“奉天之难”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这些看似独立的各事件是否具有相关性和共同性？我们能否在对这些事件进行单独释读的基础上找出这些关联，并提炼出德宗朝前期关中政治发展的主导原则，甚而勾勒出一条安史之乱后关中地缘政治走向的脉络？这些，尽管黄永年先生的研究并没有解决，但他洞烛先机的论述，尤其是其论述中所展现出的独特视角，已经为我们进一步探索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

（一）关中军队的调遣问题

我们对“奉天之难”的再探讨，将以考察建中二年六月“四镇之乱”爆发后德宗对关中军队的调遣为起点展开。

最早调遣出去的是这样两支军队，投入北战场的是由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率领的军队。这支军队的任务主要是与河东节度使马燧、泽潞节度使李抱真、幽州节度使朱滔同讨魏博田悦与成德李惟岳。关于李晟的这支军队，黄永年先生已经指出，虽然其“所统率的兵数史无明文，但可肯定是神策军的精锐，因为当时不会预计到南战场（指淮西李希烈叛乱后的南战场）的开辟”。从此后的史料推测，李晟军队的人数可能在四千左右。总之，德宗最早从关中派遣出去的是禁军中的精锐部队。

另一支是由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率领的军队。虽然这支军队的统帅曲环与李晟一样也出于神策军，不过这支军队的兵员却并不来自神策，而是来自凤翔的幽陇兵，因为后来陆贽在提及此军时就说：

曲环所领一军，悉是朱泚部曲，或顷在凤翔所管，或本从河朔同来，后因汴、宋用兵，权抽赴彼应援，所以行营将士，犹举幽、陇为名。

因此曲环在当时又身任“幽、陇行营节度使”一职。这支军队的任务主要是与永平军节度使李勉都统下的河南部众一起对抗淄青李纳。关于这支军队的人数史料也没有记载，不过从与李纳交战的过程中，史料更多地提到刘洽的宣武军，而不太涉及曲环一军的情况来看，它在河南战场的作用当在宣武军之下。

总之，朝藩战争之初，由关中派出了李晟与曲环率领的两支军队。前者是纯粹的禁军，且有相当的实力，所以被投入战况更激烈的河北。曲环的军队实际上是朱泚旗下的一部分幽陇兵，实力可能并不太强，所以被投入河南东部协助当地藩镇一起对抗淄青。德宗在战争之初之所以最早派出这两支关中军队，是因为它们在两年前，也就是德宗即位当年的十月，曾经成功阻遏了吐蕃与南诏连兵十万对剑南西川的入侵。此事据《资治通鉴》记载称：

（大历十四年）十月，丁酉朔，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为东府。”崔宁在京师，所留诸将不能御，虏连陷州、县，刺史弃城走，士民窜匿山谷。上忧之，趣宁归镇。宁已辞，杨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饶，宁据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宁虽入朝，全师尚守其后，贡赋不入，与无蜀同。且宁本与诸将等夷，因乱得位，威令不行。今虽遣之，必恐无功；若其有功，则义不可夺。是蜀地败固失之，胜亦不得也。愿陛下熟察。”上曰：“然则奈何？”对曰：“请留宁，发朱泚所领范阳戍兵数千人，杂禁兵往击之，何忧不克！因而得内亲兵于其腹中，蜀将必不敢动，然后更授他帅，使千里沃壤复为国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宁。初，马璘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卫，为右神策都将。上发禁兵四千人，使晟将之，发邠（幽）、陇、范阳兵五千，使金吾大将军安邑曲环将之，以救蜀。东川出军，自江油趣白坝，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破之。范阳兵追及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大度（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为日东王。

吐蕃的这次入寇是德宗即位之初遇到的第一波严重危机。不过从上述史料看，由于德宗与杨炎的合理决策，这波危机实际上解决得相当漂亮。不仅如此，由于唐廷对吐蕃的这次用兵大胜，同时辅以之前遣还吐蕃降俘的举措，使得德宗在与此时略显颓势的吐蕃关系中处于一个比较主动的位置。此后吐蕃与唐廷的盟和可以说未尝不是受了此次失败的影响。而造就唐军此次军事胜利的最大功臣，除了杨炎外，就是李晟和曲环。实际上，李、曲二人在德宗朝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就是由这次战役开始的。而从上述史料推测，李、曲二人此后被投入关东作战的部队，与两年前他们和吐蕃作战的部队很可能是同一批人。这样来分析的话，我们或许就能够理解德宗为何在“四镇之乱”之初首先调遣这两支关中军队了。

在德宗派遣曲环赴河南后不久，由于“徐州之役”爆发，徐州刺史李洧诣阙告急，

（德宗遂）为之发朔方兵五千人，以（唐）朝臣将之，与（刘）洽、（曲）环、（李）澄共救之。

这是德宗投入河南战场的第二支关中军队，由朔方大将唐朝臣率领。虽然这支军队只是朔方军的偏师，但它对徐州之围的解除却起到了关键作用。

以上这三支军队是在朝藩战争初期被投入关东的。到建中三年（782）五月，由于幽州朱滔加入叛军一方，

（德宗遂）诏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将朔方及神策步骑万五千人东讨田悦，且拒滔等。

朔方军主力至此被派遣去河北。而与朔方军一同派遣的还有神策京西兵马使阳惠元率领的三千神策军，其时也归李怀光统辖。

建中四年正月，淮西李希烈叛乱，南战场的局势陡然升温，

（德宗遂）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将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行营兵万余人讨希烈。

到了七月，又以神策大将尚可孤为荆襄应援淮西使，以所统之众三千赴山南。可能在此期间，德宗还派遣了一支驻扎在同华的神策军，连同同华当地的藩镇军队一起开赴河南，支援李勉与李希烈的交战。

我们看到，当关东的朝藩战争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幽州和淮西相继加入叛乱行列后，德宗又分别往南北两个战场投入了数支关中军队。其中阳惠元与尚可孤的两支三千人的军队都是神策军，神策同华行营连同同华本镇军队人数不详，不过他们与阳、尚二军一样，都不是此次征调的主要军队。此次征调的主要军队在北战场方面是朔方军，而且是由节度使李怀光率领的朔方军主力。关于这支军队，由于后来发生了“李怀光叛乱”，学者对其已有较多的论述。在这里，我则主要想来谈一下此次被派往南战场的主力哥舒曜的军队。

有关哥舒曜所领之军的人数，《奉天录》记载为“五万”，但《资治通鉴》等只是笼统地作“万余人”讲，考虑到《奉天录》一书关于当时军将统军的人数记载有不少存在夸大之嫌，因此哥舒曜统领的这支行营军队或许并没有五万之多。至于这支军队的性质，虽然确如黄永年先生考证的，它主要是来自当时屯驻在奉天、好畤两个畿县，以及凤翔、邠宁、泾原三境中的神策军。而且哥舒曜本人就是左龙武大将军，也就是禁军的将领。但这支军队的性质恐怕还不能完全被定义为是禁军，因为来自凤翔的幽州兵也在其中占据不小的比重。

贞元年间穆员所作的《汝州刺史陈公墓志铭》（以下简称《陈利贞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支军队结构的一份重要资料。墓主陈利贞原是安史之乱前河北平卢军的一名将领，叛乱发生后，他南下投归其时的河南副元帅李光弼。改变陈利贞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是他很快受到了李光弼之将郝廷玉的器重，并成为郝氏之婿，从而得以“列为重将”。我们在上一章中说过，李光弼死后，郝廷玉被代宗用为神策将军入备宿卫，不久又出镇河陇，并最终在大历八年卒于秦州刺史任上。但我们知道，秦州其实早在广德元年就已经陷于吐蕃了，因此这里的秦州只可能是“行秦州”的简称，而行秦州的治所就在凤翔府的普润县。而普润县在大历时代又恰恰是神策军的屯驻地。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何以郝廷玉会以神策将领的身份出为秦州刺史了。

墓志称，陈利贞在当时就是跟随郝廷玉一起来京的。虽然墓志并没有提及他是否也是神策军的将领，不过很可能是的。而且我们也能断定，当郝廷玉入镇普润后，陈利贞仍旧跟随着他，并且在前者死后，依旧没有调离普润。墓志记载陈利贞在李希烈叛乱前已任至“陇右都知兵马使”，而这个职务，与我们在上文谈到的曲环的本职是很相似的。同样与曲环相似的是，陈也是经历过李抱玉、朱泚两个时代长期在凤翔担任要职的。虽然曲曾是李抱玉系统的将领，而陈是郝廷玉系统的将领，但他们后来都成了禁军的将领。同时，他们虽然一直在凤翔任职，但本身与朱泚的幽州系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曾在上文说过，凤翔一镇的军事结构自李抱玉时代起就比较多元，这种多元最重要地就体现在，屯驻在凤翔的神策军比重相较于其他京西北藩镇要大。其实，这种情况也延续到了朱泚时代，虽然局面已稍有改观。这种改观一则体现在幽州兵现在已明显成了凤翔的军事主体，二则是出屯凤翔的神策军比重可能已有所下降。因此，虽然在朱泚时代，中央仍旧在凤翔安插了神策将领，但我们从《陈利贞墓志》中可以发现，与曲环一样，陈本人虽是禁军的将领，但他所统辖的却也是幽州兵。当然，反过来看，由神策将领统辖幽州兵也未尝不是中央制约幽州兵的一种手段。

据墓志记载，陈利贞统辖的幽州兵在李希烈叛乱后就被归入哥舒曜麾下，投入了淮西战场：

希烈之乱，诏以哥舒曜为汝洛节制，俾公（指陈利贞）之前队佐之。军次汝坟，不终日城拔。又以次襄郏，寇军大至，公以马步五百当强寇万人，立为奇兵，横击其右，凶党退却，数月不前。襄城守拒有备，由此效也。希烈自统豺狼之众，至而围合，矢石雨下，昼夜不息，外筑埇道，与城相属。公登陴捍敌，身均士卒，劳则先之，逸则后之。凡不栉不沐，非以我事当见戎帅（指哥舒曜），不下城者七十余日。戎帅苍皇自拔，乱不能遏。

墓志此段记载了哥舒曜与李希烈在襄城一带对峙的情形。我们知道，哥舒曜在建中四年夏秋之际，与李希烈作战愈显不利，于是德宗在八月的时候又往襄城投入了一支关中军队，这就是《奉天录》卷一所说的：

诏神策制将行营兵马使御史大夫刘德信、御史大夫高秉哲，各马步共一十万，来救襄城。

其实刘、高二人真正所率领的关中军队只有“三千”，所谓“一万”，其主力是来自李勉的永平军。《资治通鉴》称：“时李勉遣（唐）汉臣将兵万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帅诸将家应募者三千人助之。”既然刘德信等统帅的已是“诸将家子弟”，那就表明关中在当时已经派不出禁军了。所以正如黄永年先生指出的，在刘德信的这支军队派出前，京畿已经出现了“神策诸军皆临贼境”的空虚局面。

但我们知道，刘德信的这支军队并没有帮助解除“襄城之围”，相反，它与哥舒曜、李勉的联军在随后大败于李希烈之手，只能退守汝州。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德宗在九月底无奈地诏发关中唯一一支没有被调动的军队奔赴前线，这就是泾原的四镇北庭兵。德宗最后才征发泾原兵，当然是知道这支军队向来不太稳定也不叫人放心。果然，十月的时候就发生了著名的“泾师之变”，将德宗逼离了长安。而李希烈的攻破襄城，也在十月，就在“泾师之变”后不久。墓志所说的“戎帅苍皇自拔”就是指哥舒曜“弃襄城奔洛阳”一事。

至此，我们可以将德宗初年朝藩战争时期关中军队的调遣情况通过表2展示出来：

表2　德宗初年朝藩战争时期关中军队调遣表

续表

（二）幽陇兵叛乱的问题

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是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将要考察哥舒曜军队逃往洛阳后的情形。据《陈利贞墓志》后段称：

戎帅苍皇自拔，乱不能遏。叛将庭芝谋害之者数四，阴为之制，使不得发。俄而朱泚以关中僭逆，凡幽蓟河陇之卒尝隶于泚，千里之外应之。公与庭芝所统，皆泚之旧也，庭芝果以其众作乱。公之麾下亦带甲而从之，中宵难作，公仗剑当辕门而立，呼曰：“如有过此门者，当杀我而后过。”由是其众定，而庭芝逸。

据此记载看，哥舒曜麾下的士卒在由襄城逃往洛阳后（或逃往洛阳时）发生了叛乱，叛乱的主谋墓志称为“庭芝”，而叛乱的部众是庭芝与陈利贞统率的幽陇兵。

墓志所称的“庭芝”，当为两唐书《朱泚传》中的“张廷芝”。关于后者的叛乱，《旧唐书·朱泚传》载：

凤翔、泾原（系衍文）大将张廷芝、段诚谏以溃卒三千余自襄城而至（京）。

旧传显示，张廷芝叛乱的时间并非如《陈利贞墓志》所云，是军队由襄城逃往洛阳后（或逃往洛阳时），而就是在襄城。在张廷芝于襄城叛乱后，他便与另一将领段诚谏率领在河南叛乱不成的“溃卒三千”逃还了关中，投靠了长安的原幽州军统帅朱泚。

不过关于此事，《奉天录》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却与两唐书《朱泚传》有所不同。《奉天录》卷一的记载是：

朱泚既纳源休僭伪之说，又得幽陇三千人与哥舒曜。救援者行至渑池县（河南府属县），闻朱泚僭伪，返旆投泚。泚自谓众望所集，于是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留后。

这里的“幽陇三千人”当然就是上文的“溃卒三千余”，而且确如《奉天录》所显示的，他们正来自哥舒曜处。但是《奉天录》后半句“救援者行至渑池县，闻朱泚僭伪，返旆投泚”的记载却着实让人奇怪。既然三千幽陇兵是由襄城的哥舒曜处逃归长安的，怎么又会有“救援者行至渑池县”的说法呢？按渑池是河南府的属县，且位于河南府与西面的陕州交接处，而襄城则是河南府东南面的汝州属县。这河南府一西一东的两地相距颇远，如此来说的话，若“幽陇三千人”是得自襄城的哥舒曜处，那么他们与所谓“救援者”就必然不是同一批人。

事实上，《资治通鉴》就是将其视为两批人处理的。《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庚戌（六日）”条载：

凤翔、泾原（系衍文）将张廷芝、段诚谏将数千人救襄城，未出潼关，闻朱泚据长安，杀其大将陇右兵马使戴兰，溃归于泚。泚于是自谓众心所归，反谋遂定，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使。

同卷“十月丁巳（十三日）”条又载：

幽州兵救襄城者闻泚反，突入潼关，归泚于奉天，普润戍卒亦归之，有众数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很容易发现，首先，《资治通鉴》庚戌条关于幽陇溃兵的统帅为张廷芝和段诚谏两人的记载，明显是承袭自两唐书《朱泚传》，但其关于这支军队逃归过程的记载却与《朱泚传》完全相反。而参照《陈利贞墓志》，则《资治通鉴》所谓张廷芝“将数千人救襄城，未出潼关，闻朱泚据长安……溃归于泚”的记载显然是错误的。其次，尽管《资治通鉴》采纳了《奉天录》关于有两批不同的幽陇兵逃归关中的看法，但其编撰两事的时空关系要远比《奉天录》来得清晰。

既然《资治通鉴》的文本依据是《朱泚传》和《奉天录》，那么为什么《资治通鉴》要对其进行截然相反的改写？既然《资治通鉴》有关陈利贞的记述是错误的，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完全否定《资治通鉴》的撰述？《资治通鉴》的这两条记载是否就像黄永年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是将“溃归于泚”一事错成了两起。《朱泚传》的记载是否就可信？《奉天录》中关于幽陇兵逃归事件模棱两可的记载，其真相究竟如何？

我想，要揭示出幽陇兵溃归朱泚的真相，并解答上述的种种困惑，唯一的方法或许是从并非作为《资治通鉴》史料来源的其他史料入手。幸运的是，有关时任华阴尉李夷简的史料，就为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册府元龟·令长部·明察》705：

李夷简建中末为华阴尉。德宗发豳（幽）陇戴兰、段成（诚）谏等数将兵东讨李希烈，逦迤进发，相次出关。朱泚既僭位，乃使以伪诏追令，却回至华阴县。夷简见泚使非常人也，言于知驿官李翼，令捕斩之。翼初未许，夷简再三言，乃令追及于潼关，即泚所使腹心刘忠孝赍书牒也。遂与关使骆元光立杀之，故泚所召兵不得时入关，骆元光得以整齐师旅，华州竟免陷贼。

又《新唐书·李夷简传》：

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迎天子，遣使东出关至华（笔者按：疑为东出华至关），候吏李翼不敢问。夷简谓曰：“泚必反。向发幽、陇兵五千救襄城，乃贼旧部，是将追还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凶狡还西，助泚送死，危祸也。请验之。”翼驰及潼关，东得召符，白于关大将骆元光，乃斩贼使，收伪符，献行在。诏即拜元光华州刺史。元光掠功，故无知者。

又《新唐书·李元谅传》：

先是，诏发豳（幽）、陇兵东讨李希烈。师方出关，泚使刘忠孝召还；至华阴，华阴尉李夷简说驿官捕之，追及关，（李）元谅（即骆元光）斩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华州独完。

结合上述有关李夷简的史料，我们推测，当时逃归朱泚的幽陇兵确切地说应该有两批。十月六日左右逃归长安的是由戴兰、段诚谏率领的人马。李夷简的史料所记录的就是这批人马的情况。如果《新唐书·李夷简传》的记载正确，那么这批幽陇兵的人数当在五千。从上述记载看，这批幽陇兵东行的目的与张廷芝部一样，也是为了救援襄城。我们知道，在哥舒曜、刘德信、李勉三帅于襄城大败于李希烈后，德宗不得不为之发五千泾原兵。在上文中，我们曾认为泾原兵是德宗征调的最后一批关中军队。不过在这里，史料隐约告诉我们，德宗很可能在征发泾原兵的同时或稍前，还征发过一支来自凤翔的幽陇兵。泾原兵在途经长安时发生哗变，拥立前凤翔统帅朱泚为主。而这支幽陇兵却已经顺利东行，并出了潼关。就在此时，朱泚派遣其心腹刘忠孝诏追这支幽陇兵回关，但已行至华州属县华阴的刘忠孝却被华阴县尉李夷简、驿官李翼、潼关关使骆元光成功截获，所以刘忠孝并没有出潼关（潼关位于华阴县东）。《资治通鉴》十月六日条是误把刘忠孝未出潼关错成了段诚谏部未出潼关。事实上，后者不仅出了潼关，并且如《奉天录》所显示的，已经过了陕州到了河南府的渑池县。不过，渑池或许是这支军队东行的最后一站，因为很可能也就在这里，这支军队听说了朱泚为泾原兵推戴的消息，并开始返回长安。在返回长安的过程中，这支幽陇军内部又发生了一起事件，这就是《资治通鉴》十月六日条说的“杀其大将陇右兵马使戴兰”。幽陇兵之所以要杀戴兰，很可能是因为后者与襄城的陈利贞一样，既不属于幽州系，也反对他们逃归朱泚。

我们知道，朱泚为泾原兵所推任并不是事先预计好的行为。而从《奉天录》《资治通鉴》等记载看，在德宗因泾原兵哗变出逃奉天、朱泚为泾原兵推任（事在十月四日）后，对于迎驾还是自立，朱泚一开始并没有下定明确的决心。即使在源休劝朱泚僭伪后，《奉天录》仍称：“泚甚悦之，犹尚未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朱泚在几天后最终下决心僭伪呢？《奉天录》卷一的这条“朱泚既纳源休僭伪之说，又得幽陇三千人与哥舒曜。救援者行至渑池县，闻朱泚僭伪，返旆投泚。泚自谓众望所集，于是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留后”的记载，暗示了正是得因于幽陇兵的回师相助，才促使原本“犹尚未决”的朱泚最终下定僭伪的决心。但此时回师相助朱泚的幽陇兵，只是此前刚刚离开长安、正在赶赴襄城途中的戴兰、段诚谏部众，并不包括早已在襄城作战的张廷芝、陈利贞部众。

我们知道，朱泚是“失权废居”的前幽陇统帅，虽然其因“昔在泾有恩”的缘故，被当时群龙无首的泾原兵推戴为主，但对于前者来说，泾原兵毕竟不是他的嫡系。而且正如黄永年先生所指出的，当时除了泾原兵外，围绕在朱泚身边的“不是手无寸铁的朝官，就是久已失去兵柄的光杆军人，并不能给朱泚补充什么实力”，所以这也正是为什么朱泚在此时急于罗致党羽，尤其首先要罗致其时亦废权在京的前泾原统帅段秀实的原因。这样来说，我们也就同样可以想见，为什么直到获得本系的数千幽陇兵支持后，朱泚才最终觉得是“众望所集”，并随即以“奉迎乘舆”为名，“遣其将韩旻领马步三千疾趋奉天”谋袭德宗（事在十月六日或七日），并于八日正式称帝，放心大胆地反叛唐廷了。因此，上引《册府元龟·令长部·明察》称朱泚在僭位后，才“使以伪诏追令”的时间顺序并不正确。不过，史料关于朱泚欲追还旧部的记述倒是可信的。也就是说，朱泚的“犹尚未决”可能并不是在犹豫是否该僭伪，而是在观察和等待他的嫡系幽陇兵的动向。而对于幽陇兵来说，它的回归不是朱泚僭伪后锦上添花的一笔，相反，正是促成后者僭伪的关键砝码。

到了十月十三日左右，也就是朱泚自称大秦皇帝的数天后，他又得到了第二批幽陇兵的支持，这就是由张廷芝从襄城带来的幽陇士卒。据《陈利贞墓志》记载，哥舒曜麾下的张廷芝部与同属前者的陈利贞部（也就是《资治通鉴》十月十三日条所说的“普润戍卒”）在河南发动了叛乱。虽然墓志称张、陈所率领的幽陇兵叛乱很快就被陈利贞平定了下来，但“庭芝逸”三字还是显示了张廷芝在乱后逃离了河南。至于他逃离时是否带走了叛乱的幽陇兵，带走的幽陇兵人数多少，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但可能不至于像《资治通鉴》描述的“有众数万”，两唐书《朱泚传》或《奉天录》卷一所说的“三千”也许是更为可信的数字。

从墓志所谓“俄而朱泚以关中僭逆，凡幽蓟河陇之卒尝隶于泚，千里之外应之”与《资治通鉴》十月十三日条所谓“幽州兵救襄城者闻泚反，突入潼关，归泚于奉天”的记载看，河南的幽陇兵应该是在得知朱泚僭位的消息后才在河南发动叛乱，并企图逃回关中投奔原主的。诚然，朱泚的僭位应该是引发襄城部众逃归的导火线，但是，我们也不要忽视了墓志此前的一句话：“戎帅（指哥舒曜）苍皇自拔，乱不能遏。叛将庭芝谋害之者数四，（陈利贞）阴为之制，使不得发。”尽管现存史料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张廷芝欲数度谋害哥舒曜的记录，因此墓志的这条记载很可能只是墓志作者为凸显陈利贞功绩而对张廷芝所作的欲加之罪。但它也可能正表明，作为朱泚嫡系的幽陇兵，它与禁军统帅哥舒曜之间确实存在着严重矛盾。而这种矛盾又很可能在幽陇兵得知朱泚僭位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至于两者矛盾的原因，虽然史料没有明载，不过我们从《新唐书·哥舒曜传》的下述记载中或许还可以找出一些线索：

襄城陷，曜走洛阳。会母丧，夺为东都畿、汝节度使。迁河南尹。曜拙于统御，而锐杀戮，士畏而不怀。贞元元年，部将叛，夜焚河南门，曜挺身免。帝以汴州刺史薛珏代之，召入为鸿胪卿。

哥舒曜在建中四年十月九日由襄城逃往洛阳后不久，就被免去了“东都畿、汝节度使”一职。不过德宗在当时并没有另行任命他人担任该职，而且哥舒曜在被罢免是职后，又被任命为“河南尹”，也就是说，其与部众仍旧驻扎在洛阳。直到贞元元年其部众发生叛乱，德宗才正式征调其入朝，同时“以工部尚书贾耽兼御史大夫、东都留守、都畿汝州防御使，以汴州刺史薛珏为河南尹”。从上述史料看，哥舒曜并不是一个得军心的统帅。而且如果说张廷芝的幽陇兵在建中四年的叛乱是哥舒曜所部的第一次叛乱的话，那么贞元元年的这次“部将叛”就应该是哥舒曜所部的第二次叛乱了。而倘若在此前的叛乱中，哥舒曜尚因得到陈利贞等的协助逃过数劫的话，那么贞元元年在洛阳，他唯有“挺身以免”的一条出路了。这样说来，在建中四年的张廷芝事件中，哥舒曜的“拙于统御，而锐杀戮”是不是也可能成为一部分诱因呢？

如果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考察史料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哥舒曜军队中存在的问题其实还不少。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所有这些被德宗派遣出去的关中军队中，哥舒曜率领的这支行营军队的构成是最复杂的。它其实是由屯驻在关中不同地区的禁军，并夹杂着外系藩镇军共同构成，而它的统帅“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也是临时被德宗任命指挥这支军队的。所以陆贽在不久后会向德宗提出警告说，哥舒曜是“以乌合之众，捍襄野豺狼之群”。这样的杂牌军较其他整齐划一的军队显然更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此外，虽然《奉天录》一书关于此军的论述有限，然而在为数不多的两处记载中都提到了以下这一问题：

时哥舒曜孤军无援，粮储不继。贼得其便，重围数周，甲士日惟半菽，马淘墙皮而刍焉。潜表请济师。

初，公（指哥舒曜）驻军于襄城也，希烈莫不慑惧焉，有枝梧之象……但国军多故，粮尽援绝，三将败绩于薛店，城中战士中矢者十有八九焉。城外凶众中，飞矢抛木者，壕堑俱满。公坚守孤城，粮竭于内，援绝于外，军志曰：“设有金城汤池，带甲百万，无粟者不可守也。”公遂拔城而遁焉。

所以正如《资治通鉴》所说的：“哥舒曜食尽，弃襄城奔洛阳。李希烈陷襄城。”襄城其实不是被李希烈攻破的，而是哥舒曜食尽粮绝主动放弃的，而后者逃奔洛阳的主要目的就是食粮。

以上的分析为我们重新检视建中四年十月的张廷芝逃归事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背景。尽管引发襄城幽陇兵叛乱的导火线应该是其众“闻泚反”而欲“归泚于长安”，但军队的作战失利、主将的为帅不仁，尤其是粮饷的耗竭却都可能对幽陇兵的叛乱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而且如果像《陈利贞墓志》所说的，幽陇兵果真想要谋害哥舒曜的话，后述的几个理由或许对解释其谋害动机更具说服力。德宗的谋士陆贽在不久后所作的《兴元论请优奖曲环所领将士状》，为我们上述的分析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状文称：

曲环所领一军，悉是朱泚部曲，或顷在凤翔所管，或本从河朔同来，后因汴、宋用兵，权抽赴彼应援，所以行营将士，犹举幽、陇为名，今之元凶，乃其旧帅。岐下则楚琳助乱，蓟门则朱滔党奸，独此偏师，漂然河上，其营幕则寄于他土，其家属则陷于匪人。又属汴路奸（艰）虞，浚城陷覆，粮饷屡绝，资装久殚，士卒常情，固难安处。是宜溃归旧管，否则散适乐郊……愿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势可相资，唯有江左完实，恐须密敕韩滉，切令赡恤此军，器甲衣粮，咸使周足。因赐刘洽手诏，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绩。

陆贽的这篇状文是在得到曲环因其军“穷匮转甚”而“告急朝廷”的奏章后，向德宗递呈的。状文明确指出了，“粮饷屡绝，资装久殚”是士卒“溃归旧管”的一个重要诱因。或许陆贽的此番言论已暗示了与曲环部众同出一系的襄城士卒，当时就是因为军资出现问题而发生叛乱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曲环的上奏有借此前的幽陇兵叛乱来为己军谋福利的用意，但一则资粮紧缺确是当时勤王军队普遍存在的问题；二则曲环奏章中的“穷匮转甚”即便只是一个借口，也必然有其成为借口的事实依据；三则，若器甲衣粮不是大问题的话，在曲环上奏后，陆贽也不会有复上状文之举，并急谏德宗要“密敕（两浙观察使）韩滉，切令赡恤此军，器甲衣粮，咸使周足”。

分析至此，我想我们可以解答上文提出的一些问题了。尽管《资治通鉴》关于幽陇兵“溃归于泚”的记载也存在一些错误，但大体而言，它的撰述仍是最完备和可信的。在建中四年十月三日“泾师之变”发生后，先后有两批幽陇兵逃归朱泚。十月六日左右逃归长安的段诚谏部众对促成朱泚反唐起了关键的作用。而十三日左右来到关中的张廷芝部众则再一次为朱泚攻打奉天注入了强有力的兵源。这正是为什么本已丧失兵权、身边亦无嫡系军队支持的朱泚，不仅能够在短短几天内就对奉天的唐廷展开几乎是致命的打击，还有余力派其部下仇敬忠、李日月、何望之等人四处出击，试图控扼蓝田关、潼关等京东关隘的原因。

综上，我想我们可以对德宗朝前期的关中政治走向，以及“奉天之难”发生的原委等问题进行一下总结了。我的结论有三点：第一，从关中军队的构成情况，及其在“四镇之乱”中的调遣顺序来看，以神策军为主的禁军的崛起，已经成为德宗朝初期关中军事发展的一个显著动向。经过代宗一朝逐渐发展壮大的神策军，到德宗初年正式成为帝国应对内外危机的首要支柱，并且成功取代了朔方军成为唐廷新的嫡系部队。朔方军虽然丧失了它的嫡系位置，但鉴于其实力与传统地位，仍不失为关中三大派系中最受德宗重视的一支力量。而神策将领与凤翔的幽陇军队之间微妙的统属关系，则显示了我们在上文中多次提及的凤翔一镇军事结构多元化的特质。凤翔也因此成为仅次于朔方的可以为德宗所利用的外系力量。至于泾原，则是关中三大派系中最不为德宗所信任的，所以也是最晚派往关东的。当然，这支最不为德宗信任的泾原军果然在此后发生了变乱，并将德宗赶出了长安。

第二，在“奉天之难”中，向来的研究多集中在“泾师之变”与“李怀光叛乱”两事上。我们的研究却指出，在这两起事件之间，其实还发生过两起“幽陇兵叛乱”的事件。尽管后者的发生地可能都在河南，但它的影响却在关中。正是由于幽陇兵的逃归，最终促使了朱泚的僭伪。因此，朱泚的僭伪是泾原的四镇北庭兵与凤翔的幽陇兵合力促成的结果。有趣的是，这三起叛乱的发动者分别来自关中的三大派系。“泾师之变”是由泾原的四镇北庭兵挑起的，“幽陇兵叛乱”则是由凤翔的幽陇兵挑起的，至于李怀光事件，则是来自邠宁的朔方军集团的一次“叛乱”。

第三，黄永年先生的论述已经指出，“泾师之变”与“李怀光叛乱”的原因主要是唐廷对于外系藩镇的不信任。至于这种不信任的表征，既体现在德宗对于泾原与朔方两镇元老重臣的罢职，也体现在唐廷对于外系藩镇的犒赏不济或禀赐不均。京西北地区差强人意的经济环境，以及“四镇之乱”爆发后关中的财政困窘，当然是导致上述犒赏不济或禀赐不均的最终根源。但在这种局面下，唐廷首先想到的是保证它的嫡系神策军的军饷供应，而不太在意外镇的生存状况。而这些外镇，又恰恰曾是安史之乱时代唐廷的股肱。这种际遇落差难免会使外镇将士的心理产生波动，并最终诱发其做出不利于唐廷的过激行为。

至于“幽陇兵的叛乱”，其实也导源于唐廷对于外系藩镇的不信任这一点。幽陇兵的首领朱泚在建中三年因失去德宗信任而被罢免兵权。他的“失意”无论对于德宗君臣、泾原兵、幽陇兵，还是朱泚本人来说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朱泚的僭伪与这层心理因素应该有关。而赴援襄城的幽陇士卒，其叛乱动机虽未必与泾原、朔方两军完全相似，但得不到禁军将领哥舒曜的善待，以及更为严重的粮饷耗竭因素，也可能在促成襄城的幽陇兵叛乱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此来看的话，这三起叛乱背后的原委，以及所反映出的关中政治、经济的矛盾或许具有一致性，并且都可以找到其历史根源。

（三）德宗出幸奉天后关中军队的新动向

得泾原与凤翔两军的支持，朱泚随即向奉天的行在发起攻击。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是德宗逃往奉天后关中军队的新动向。史称德宗仓促巡幸奉天，所带部卒极为有限：

上料近藩兵马可以赴难者，颁下手诏谕之，皆如期至。

最先赶来的是邠宁留后兵马使韩游瓌与庆州刺史论惟明，他们约带了三千人马在十月十二、三日左右赶到奉天。不久后，灵盐节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会同鄜坊节度李建徽也率兵奔赴奉天。不过他们在由邠州去往奉天的漠谷道中遭到朱泚部众的伏击，不得不暂时退还邠州。

对于唐廷来说，由于为应付两河叛镇，关中的精锐部队已经全部抽空，且其时凤翔已站在朱泚一边，留守泾州的泾原军实力有限，唯有在军资上提供唐廷支持，因此唐廷所能依仗的，除了为数有限的行营人马，只有邠宁留后、灵盐以及鄜坊三镇的军队。然而这三者都是朔方军的别支，力量不强，在与朱泚的对抗中始终未占上风。这也正是四十余日的奉天保卫战之所以激烈的原因。

奉天之围的最终解除，仰赖的是李怀光所率朔方军主力的及时回归。李怀光于十一月中旬回军泾阳（京畿属县），并败朱泚于醴泉（京畿属县），迫使后者不得不抽兵却收长安，所以时议以为：“怀光复三日不至，则（奉天）城不守矣。”

作为“功无与议”的解围奉天第一功臣，李怀光因无法得到唐廷的信任，在随后带领朔方军发动了变乱，迫使德宗再迁梁州。值得注意的是，邠宁留后、灵盐、鄜坊虽然都是曾属朔方军系统的势力，但在此后的“李怀光叛乱”中，他们却都没有参与到朔方军主力的这起叛乱里。即使在邠宁和灵盐一方曾有过短暂的徘徊和骚乱，但很快就都被支持唐廷的将领镇压了下去。所以在兴元元年秋护送德宗还驾长安的“麟阁功臣”名单里，我们依旧会看到杜希全、李建徽、韩游瓌、论惟明、戴休颜等人的名字。

在得知德宗身陷奉天的窘境后，关东的四支禁军也在第一时间回撤长安。最早回到长安的是刘德信、高秉哲部，他们在十月十日就已拔离汝州，星夜奔赴沙苑监（属同州），并因天下转输食粮在东渭桥之故，于十月中旬成功收复此地，并就昭应（京畿属县）移军于此。阳惠元部很可能是在十一月中旬与李怀光的朔方军一同回到长安的，并且或许同朔方军一起先驻扎在泾阳，后移镇咸阳（京畿属县）。十一月下旬，神策军李晟部自赵州回师，军次栎阳（京畿属县）。不久李晟斩刘德信，合并其军，移师东渭桥。与此同时，襄阳的尚可孤亦“自武关入援，军于七盘，败泚将仇敬（忠），遂取蓝田（京畿属县）”。

由于这些禁军的及时回撤，成功遏制了朱泚向京东的发展。虽然他们对于奉天之围的解除没有起到直接作用，但由于他们与其他一些藩镇军队及时占据了长安东、北面诸县（包括东、中、西三渭桥），尤其是掌握了对潼关与蓝田关的控制，孤立在奉天的唐廷至少可以获得东部的军事与物资援助，不至于困死关中。尽管这些禁军及其统帅的命运在此后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关中乱前与乱后始终忠奉王室的表现，无疑都证明了作为唐室嫡系，他们与外系藩镇的迥然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当李怀光叛乱后，京东与京西北的勤王军队便由听命于李怀光转向受李晟节制。至此，李晟与神策军正式奠定了他们作为“奉天定难”第一功臣的地位。

最后我们来谈一下关中的三大派系在乱中的表现。无疑，德宗初年关中的三起变乱就是由泾原、凤翔、朔方三镇的军队发动的，变乱几乎颠覆了唐祚，将帝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三镇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举镇投入反叛的行列中。不仅如此，三镇内部还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不同集团。比如在泾原一边，赴援关东的姚令言部虽然在长安发生哗变，将德宗赶出了京师，但留守泾州的冯河清、姚况却“集将士大哭，激以忠义，发甲兵、器械百余车，通夕输行在”。凤翔方面，虽然救援襄城的幽州兵返旆以助朱泚，岐、陇两州的幽州将领也在袭杀张镒后投降了前者。但是，幽州兵中仍有曲环这样的部众，后者在德宗初年的整个战事中一直恪守其职，帮助唐廷对抗淄青和淮西。朔方的情况则更为明显，且不论上述几个朔方支系的藩镇，就在李怀光直接统率的军队里，他的将领、幕僚，甚至其子都曾否定和抵制过他的决定。而那些普通士卒，即便拥护怀光撤归河中的抉择，但也大多不赞成他与勤王军队对抗的想法。况且我们知道，朔方军唐朝臣部在战乱始终一直坚定地站在唐廷一边。

同时，只就三镇叛乱一方的表现来看，三镇也始终没有联起手来一致对付唐廷。史称当朱泚受李怀光攻击退守长安后，

所用者惟范阳、神策团练兵。泾原卒骄，皆不为用，但守其所掠资货，不肯出战。又密谋杀泚，不果而止。

而黄永年先生也早已指出，在朱泚叛乱中，相继倒向朱泚的凤翔、泾原二镇，看似应该全力支持前者，但伪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泾原节度使田希鉴不但没有实际发兵援助朱泚的军事行动，更是在叛乱始终都表现出举棋不定、首鼠两端的特质。最为学者所注意的，当然就是李怀光在叛乱中的表现了。实际上，李怀光最终选择了“既不与朱泚联军，更没有进逼奉天、梁州，而只是退守河中这个朔方军根据地以自保”。这自然也就成为不少学者质疑怀光是否“叛乱”的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朔方军是平定安史之乱与抗击吐蕃的第一大功臣，但其不为唐廷信任的命运，也早在其平乱伊始就奠定了。对于朔方将士来说，他们自乱起就一直面临着被重用与被怀疑的双重考量，这是这支军队始终徘徊在自傲与自卑双重性格中的根本原因。他们很自然地认为他们曾经是帝国的股肱，也必然永远是帝国的股肱；他们有责任为帝国的前途拼命，但也应该享有相应的待遇和地位。但是他们没有搞清楚，或许在一开始，帝国就没有想将他们作为股肱来对待的意思。对于一支过于强大而又不属嫡系的勤王军队来说，“狡兔死，走狗烹”或许是其必然的归宿。贞元元年八月，在勤王军队的围逼下，

怀光不知所为，乃缢而死……及怀光死，（其子）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杀。

李怀光的悲剧命运，也许只是为这支曾经强势的军团跌宕起伏的经历再加一重哀乐与挽歌而已。

四镇北庭军的身份与朔方军相似，虽然其实力与地位要逊于后者。诗人杜甫曾经这样描述当年四镇、北庭军千里迢迢赶赴关中待命赴援的情景：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

北庭送壮士，貔虎数尤多。精锐旧无敌，边隅今若何。妖氛拥白马，元帅待琱戈。莫守邺城下，斩鲸辽海波。

正史关于此军的军纪，也曾记载说：“安禄山反，肃宗追之，诏至，即引道，（李嗣业）与诸将割臂盟曰：‘所过郡县，秋毫不可犯。’”就是这样一支军资充实、军容光鲜、军纪整肃的军队，到大历三年十二月移镇泾州时，史料已称：

初，四镇、北庭兵远赴中原之难，久羁旅，数迁徙，四镇历汴、虢、凤翔，北庭历怀、绛、鄜然后至邠，颇积劳弊。及徙泾州，众皆怨诽。

四镇北庭军的变乱频繁，在安史之乱后的节镇中可谓罕见，而这又与其生存状况的恶劣极有关系。不能不说，唐廷的漠视对导致四镇北庭军性格的转变有决定作用。四镇北庭军没有朔方军那样的军政实力和资本，他们作为唐室匡扶之臣的荣誉感也没有后者强烈。同时由于得不到唐廷的善待，四镇北庭军较早便显现出了自私与自利的性格。勤王与反叛已经不再是泾原士卒关心的重点，维护与固守自身利益才是他们价值观的核心。

《旧唐书·冯河清传》称德宗驾幸梁州后，泾原将“田希鉴潜通泚，使结凶党害河清”。但新书本传却说：

兴元元年，浑瑊以吐蕃兵败贼韩旻等，泾人妄传吐蕃有功，将以叛卒孥与赀归之，众大恐，且言：“不杀冯公，吾等无类矣。”田希鉴遂害河清，（姚）况挺身还乡里。

据新书的记载看，田希鉴是否主动“潜通朱泚，以结凶党害河清”倒是值得推敲的。《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五月”条称：

吐蕃既破韩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鉴厚以金帛赂之，吐蕃受之。韩游瓌以闻。

除了受朱泚指使外，田希鉴厚以金帛赂吐蕃的举动会不会也有从本镇利益出发的考虑呢？田希鉴节镇泾原时，既没有公开出兵支持朱泚，也没有威胁在逃的德宗，他最终在乱后为巡边的行营副元帅李晟处死。史称：

李晟以泾州倚边，屡害军帅，常为乱根，奏请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积粟以攘吐蕃……（兴元元年闰十月，晟托巡边诣泾州）……晟置宴，希鉴与将佐俱诣晟营。晟伏甲于外庑，既食而饮，（晟将）彭令英引泾州诸将下堂。晟曰：“我与汝曹久别，各宜自言姓名。”于是得为乱者石奇等三十余人，让之曰：“汝曹屡为逆乱，残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斩之。希鉴尚在座，晟顾曰：“田郎亦不得无过，以亲知之故，当使身首得完。”希鉴曰：“唯。”遂引出，缢杀之，并其子萼。

也许，仅就代言与维护本镇将卒的权利与意志，就已经决定了田希鉴必死的归宿。

凤翔的幽州军身份当然无法与前两者相提并论，但当年朱氏兄弟首开河朔藩镇朝谒先河而为代宗所激赏的胜景也是近时未有的。不过，深烙于渔阳将卒身上的叛军印记，恐怕终究无法轻易抹去，也无法真正让唐廷释怀。史称建中三年四月，当幽州朱滔意欲拉拢时为凤翔节度使的朱泚合力反唐的蜡书被唐廷截获时，德宗立即召朱泚于凤翔，“命还私第，但绝朝谒，日给酒肉而已。以内侍一人监之”。所以当一年多后，时已僭位的朱泚在写给朱滔的家信中就说：

吾顷典郡四镇，藩夷战慑。唐王不察，信谄谀之说，吾罹奸臣之祸，便夺兵权，虽位列上公，诏书继至，情怀恍忽，百虑攒心。

这其中固然有为协谋反唐夸大自身不幸境遇的一面，但“情怀恍忽，百虑攒心”八字，也未尝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朱泚当时真实的生存状况。史又称当德宗受泾原乱兵所迫仓促离宫时，翰林学士姜公辅就曾叩马谏曰：

“朱泚尝为泾原帅，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夺兵权，泚常忧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銮驾，忽群凶立之，必贻国患。臣顷曾陈奏，陛下苟不能坦怀待之，则杀之，养兽自贻其患，悔且无益。”

而如果朱泚也在当时奔赴行在、谒见德宗，他的命运会不会就比僭位后的结局更好一点呢？如果我们联系一下与朱泚境况类似的原西川节度使崔宁奔赴行在后的遭遇：

上至奉天数日，右仆射、同平章事崔宁始至，上喜甚，抚劳有加。宁退，谓所亲曰：“主上聪明英武，从善如流，但为卢杞所惑，以至于此！”因潸然出涕。杞闻之，与王翃谋陷之……（十月）乙卯，上遣中使引宁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后缢杀之，中外皆称其冤。上闻之，乃赦其家。

就不免让人对朱泚的命运也捏一把冷汗了。对于朱泚及幽州军来说，孤注一掷地消灭奉天的行在，也许是作为出身叛军集团的范阳将士们所能进行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因为唯有这样，他们身上不被信任的烙印才能被一劳永逸地彻底抹去。

总的来看，虽然都是强藩，朔方、泾原、凤翔这关中三镇所体现出来的矛盾性是两河藩镇所没有的。这种矛盾既体现在本镇内部对于勤王还是反叛存在差异，也体现在对自我认同为功臣还是叛贼存在犹豫。归根结底，这种矛盾性是它们无法在唐廷的重用与怀疑间摆正自己的位置。身处关中，又过于在意和受到唐廷的影响与制约，使得它们无法像两河藩镇那样早早确立自己的独立性格。因此在与唐廷的关系中，关中三镇其实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此外，由于不像两河藩镇那样同出于安史集团，因此三镇彼此间没有过多的牵连。基于各自独立的系统，它们没能像两河藩镇，尤其是河朔藩镇那样深根蟠结、肱髀相依，也使得它们最终能为唐廷所各个击破。

对于德宗来说，两度出逃的尴尬以及爱女唐安公主的病逝，已经让他为自己对功臣的不信任付出了代价。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否认德宗初年对关中藩镇进行改革的意义，因为及时赴援的杜希全、李建徽、戴休颜等人就是在当年的改革中被杨炎提拔的。而神策军在乱中的表现，更是肯定了德宗极力培植此军的重要价值。而正是经由“奉天之难”一事，关中的三大派系正式瓦解。因此从长远来看，这反倒是帮助帝国彻底解决了关中的派系危机，为关中此后的权力重构铺平了道路。

（四）派系的瓦解

兴元元年七月，朱泚败亡，德宗还驾长安，随即“以（李）晟兼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着手处理朱泚乱后的京西北事宜。李晟上任伊始，即“治杀张镒之罪，斩裨将王斌等十余人”。自李晟料理凤翔事宜后，凤翔的幽州因素基本上被彻底清除掉了。不仅如此，由于李晟是以神策将领的身份出镇凤翔，而且吐蕃不久后的再度侵袭又以凤翔为进攻主线，因此李晟统率的部分神策军实际上已要常驻当镇。贞元三年，李晟以太尉、中书令归朝，其将邢君牙“代为凤翔尹、凤翔陇州都防御观察使，寻迁右神策行营节度、凤翔陇州观察使”。凤翔一镇正式成为神策行营节镇。贞元十四年（798）邢君牙死后，德宗又“以右神策将军张昌为凤翔尹、右神策行营节度、凤翔陇右节度使，仍改名敬则”。因此直到元和二年（807）张敬则死前，凤翔始终是以神策行营节镇的身份存在的。神策因素影响凤翔的状况虽然早在代宗初年就已出现，但直到“奉天之难”后，它才真正成为凤翔的主导力量。

和凤翔一样，泾原的军事力量因“泾师之变”也大为削弱。兴元元年闰十月，李晟又以巡边之名至泾州，“诛节度使田希鉴，罪其杀冯河清也”，并斩泾州“为乱者石奇等三十余人”。同时表以元从功臣、右龙武大将军李观为泾原节度使。贞元四年（788）正月，德宗“以宣武军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州刺史、四镇北庭行军泾原等州节度使”。刘昌在上一年曾率八千宣武兵于泾州防秋，这可能是其在李观死后被委以此职的原因。不过当刘昌任职泾州后，防秋的宣武兵已大多撤归汴州。防秋兵的加入虽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泾原的军事缺损，但其特质决定了防秋兵必然不可能在关中的军事格局中扮演主要角色。因此刘昌镇边十六年“军储丰羡”、“兵械锐新，边障妥宁”的功业，多半还是依靠泾原本镇的军事力量完成的。在刘昌死后，“四镇北庭行军”的职名还是一直为泾原节帅所兼领，直至武、宣之世似乎都是如此。但是作为一支曾经相当活跃的政治力量，四镇北庭军的这种性格在“奉天之难”后却着实冷淡下来了。其在此后仅仅是作为京西北边镇中的普通一员。即使最可让人铭记的事迹，亦无非如刘昌在镇时所做的丰羡军储、锐新兵械、妥宁边障而已。

受“奉天之难”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朔方军。贞元元年九月平定“李怀光叛乱”后，德宗任命朔方旧将、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浑瑊出镇河中，统辖怀光之众，“朔方军自是分居邠、蒲”两地。浑瑊统辖的河中之众无疑集中了朔方军的主力与精锐，史称怀光死后，“河中兵犹万六千人”，实力尚不弱。贞元三年的“平凉劫盟”可能又使朔方军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损失还不至于太大。不过重要的是，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朔方军”作为一支在关中极具影响力的军政实体，由其左右关中政治走向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浑瑊理蒲十六年，因其在世，朔方军或许还保留着名义上的光环。但在贞元十五年（799）浑瑊死后，“朔方军”这一名号既没有为河中的节镇所保留，也没有重新落在邠宁的军队身上，而是再次回到了朔方的起始地灵州，为灵盐镇所继承。显然，这一回归并非意味着朔方军的“王者归来”，恰恰是其政治地位没落的象征。因为正如学者所言，其已“从一个控幅一方的节度大镇，蜕变成一个管辖若干州县的普通节镇；由一个地区性的军事集团缩小为防区集团当中的一个分子”。

如果我们说，在河南，安史之乱影响的消退是以平卢系藩镇的瓦解为表征，而这一转变要到宪宗朝后期才正式完成的话，那么在关中，安史之乱影响的消退则是以三大派系的瓦解为表征，并且这一转变在德宗朝初期，随着“奉天之难”这波危机的最终顺利平息，就已经基本宣告完成了。同样与河南有所区别的是，在消除了旧有的关中势力后，帝国重构关中地缘政治的进程也比河南来得更早。这种重构的趋势学者将其概括为：“在西北边地形成了以京西北八镇为核心、神策军进行统御和控制、长安东部各节镇组建的防秋兵支援三者相互配合的防边新体系。”其实，这种重构的趋势不仅限于西北边地，整个关中都可以囊括在内。我的言下之意是，京东地区的发展同样也可以纳入这一趋势中。而“神策军的统御和控制”自然将成为这一发展趋势的关键。不过在开始神策军的话题前，我想我们还是先来谈谈京东的问题，谈谈这一连接关中与关东的枢纽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