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重构——东大门的空间塑造

以“关中本位”为立国宗旨的唐帝国，确立了渭河平原在整个帝国中的心脏位置，而位于豫西的洛河谷地，则成为帝国影响与制约东部地区的另一个政治平台。诚然，渭河平原与洛河谷地间的交通联系，并非沟通帝国东、西部的唯一纽带，但两京间的这条“中轴线”，无疑是这些纽带中最为重要的一条。

一、三据点与三节镇

两京间的中轴线地带矗立着我们将要讨论的河阳、陕虢、同华等几个节镇。和帝国的其他节镇相比，它们不仅统辖着较小的区域，而且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不属于“节度使”额藩镇。不过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事实上，当安史之乱爆发后，关系帝国生死存亡的战役几乎都发生在上述藩镇所在的这一中轴地带（尽管当时还没有成立上述这些藩镇）。它的重要性诚如日野开三郎教授所总结的，它在渭河平原东部构筑了拱卫帝国心脏的两层防线。不过，日野教授的这一结论是在探讨河阳的问题时顺便提及的，尽管他的总结极具战略眼光，但由于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河阳的地位上，因此没有继续讨论这个更具宏观地缘政治视野的问题。不过这却为我们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空间。

中轴线的两端是帝国的两京长安和洛阳。长安的屏障是潼关，洛阳的屏障是河阳桥。日野教授所称的京东的两层防线就是以潼关和河阳为核心构筑的。

有关安史叛乱后洛阳的防备及其与河阳的关系，日野教授已有详论。河阳作为黄河天堑上离洛阳最近的据点，经由河阳桥南下，是河北叛军直取洛阳距离最短的通道。因而在安禄山叛乱之初，初至东京的封常清即“断河阳桥，为守御之备”。而因河阳桥的阻断，安禄山便只能从滑州方面渡河，由滑、汴、郑等州迂回至东京，这也正是玄宗在封常清断河阳桥后任命张介然出镇汴州的原因。封常清的“断河阳桥”没能阻止安禄山突破唐军的这第一道防线，而当乾元二年史思明南下后，原本亦欲“断河阳保东京”的郭子仪却最终决定力守河阳。所以当九月史思明在休整后再度南下时，便只能如当年安禄山一样，走滑、濮等州渡河的路线，再由汴州西向袭击东京。而这次，继郭子仪后出任唐军指挥的李光弼，宁愿主动放空东京，也要力保河阳。至于原因，李光弼的想法很清楚：

光弼惧贼势西犯河、潼，极力保孟津（即河阳）以掎其后，昼夜婴城，血战不解，将士夷伤。

一年多的河阳保卫战之所以激烈，正是李光弼深知河阳的作用已经不光是屏蔽东京，只要河阳掌握在唐军手中，即使叛军夺得洛阳，它的西进必然要受到洛阳背后的河阳的掣肘。对于史思明来说，这一点他也很明白，因为不拿下河阳，是不可能安稳地踏进第二道防线的。

上元二年春，在鱼朝恩等人催促下被迫进取洛阳的李光弼遭遇邙山大败，河阳等地再次没于叛军。对于叛军来说，河阳的攻克为他们第二次踏进潼关层的防线铺平了道路。这条由洛阳去往潼关的道路途经豫西的多山地带，其中，当道路经过三门峡所在的陕州后，便算进入了渭河谷地。陕州也因此成为这第二道防线的前哨。尽管陕州的地形也并非不利于防守，古函谷关就位于陕州的属县灵宝以南。但无疑，在唐代，它的重要性已让位于西面的潼关。所以当天宝十四载（755）封常清兵败洛阳后，他会对其时屯兵陕州的高仙芝说：

“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仙芝乃帅见兵西趣潼关。

而当乾元二年史思明再度进逼洛阳时，东京留守韦陟也曾请李光弼“留兵于陕，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只是当时唐军尚可在河阳与叛军周旋，所以李光弼不愿放弃第一防线，而韦陟的言语也暗示，第二防线的重点在潼而不在陕。

虽然谙熟军情的将领都倾向于在潼关布防，但对于帝国的统治者来说，潼关是长安的最后一道堡垒，因此，尽管陕的防御难度要大于潼，但他们仍旧会要求将领们将军队推进到陕州。如若不然，则将领就有“桡败”之嫌，封常清与高仙芝二人被玄宗冤杀的主要原因，就是玄宗听信监军边令诚所言：

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

而当天宝十五载（756）哥舒翰拒保潼关时，

会有告（禄山将）崔乾祐在陕，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上（指玄宗）遣使趣哥舒翰进兵复陕、洛。

尽管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相继上奏，言潼关大军利在据险扼守，不可轻出，但玄宗最终还是听信杨国忠之言，以将失机会为名，遣使趣之。据说哥舒翰在得知此命后，“抚膺恸哭”，而后“引兵出关”。数万唐军最后在灵宝之役中损失殆尽，结果不但陕、洛未复，潼关亦就此为叛军攻克。

到了肃宗时代，邙山大败后的唐军亦以“益兵屯陕”为其防御策略，而不愿轻易退守潼关。幸而此时向陕州挺进的叛军内部发生内讧，弑父后的史朝义返回洛阳即帝位，叛军的西进受到了阻碍，这就为唐廷在陕州集聚反击力量提供了时间。尤其当代宗即位后，决定联合回纥收复关东，双方约定以陕州为反击起点。

陕州以西的潼关毋庸置疑是第二道防线的核心，同时也是守卫长安的最后一关。上述的哥舒翰事件显示了潼关对于关中防守方的重要性。而就进攻方来说亦莫不如此。比如在此后的朱泚叛乱中，由于时任潼关关使的骆元光及时控扼住了潼关所在地华州，不仅粉碎了朱泚将何望之欲“聚兵以绝东道”的企图，而且也为李晟等人随后的进驻长安开辟了畅道，所以史称：“贼东不能逾渭南，（李）元谅（即骆元光）功居多。”

总之，两京中轴线上的河阳、陕、潼关三据点早在安史叛乱之初即已显示出它们极高的战略价值，而不久后建立的河阳三城、陕虢、同华三节镇就是因这三个据点而扩大成型的。

二、鱼朝恩与京东的空间塑造

在由三据点向三节镇转变的过程中，宦官鱼朝恩起到了一个可能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作用。

河阳一镇成立的确凿时间史无明文，至于其规制的确定，《旧唐书·地理志》言：

及雍王（即后来的德宗）平贼，留观军容使鱼朝恩守河阳，乃以河南府之河阳、河清、济源、温四县租税入河阳三城使。河南尹但总领其县额。寻又以泛水军赋隶之。

鱼朝恩在相州之役时便以“观军容使”的身份出任监军，其后历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时代，均以此身份监临讨叛的唐军行营。可以说，鱼朝恩是当时外军系统中权势最著的宦官，而唐军行营统帅的换任其实也一直受其影响。当邙山战败后，李光弼率朔方军退居绛州，鱼朝恩则与神策军节度使卫伯玉一起退保陕州。宝应元年冬，唐回联军开始与叛军最终决战，关于其时的战略部署，史称：

诸军发陕州，（朔方军新统帅）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乂、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为殿，自渑池入；潞泽节度使李抱玉自河阳入；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自陈留入；雍王留陕州。

唐回联军很快就收复了东都和河阳，但也随即对河南西部一带实行了抄掠：

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回纥悉置所掠宝货于河阳，留其将安恪守之。

《旧唐书·回纥传》亦言：

以陕州节度使郭英乂权知东都留守。时东都再经贼乱，朔方军及郭英乂、鱼朝恩等军不能禁暴，与回纥纵掠坊市及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或有衣经者。

郭英乂的权知东都与鱼朝恩的留守河阳，可能原先是想一定程度地遏制回纥的纵掠行径，殊不知唐军最后也加入了劫掠的行列。我们尚不能肯定河南府五县租税划归河阳三城一事，是否正如旧书《地理志》所言，就在鱼朝恩留守河阳之时，也不清楚此举是否为了一定程度地解决当时的军需供给问题。推测鱼朝恩受命留镇河阳应该只是一种过渡政策，唐廷此举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在叛乱行将结束之际，在初复的关东政治中心洛阳任命一个能够代表唐廷的人物，一来继续监视讨叛的东部各军队，二来稍许给回纥制造一些压力。

事实上，鱼朝恩在乱后留守河阳的时间确实不长，因为他很快回到了陕州，并在那里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要际遇。这就是史料所说的：

广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代宗幸陕。时禁军不集，征召离散，比至华阴（华州属县），朝恩大军遽至迎奉，六师方振。由是深加宠异，改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时四方未宁，万务事殷，上方注意勋臣，朝恩专典神策军，出入禁中，赏赐无算。

按《资治通鉴》的时间记载，鱼朝恩因吐蕃入侵长安之时的迎扈有功，在广德元年十二月，即代宗刚回长安之际，就被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史称其“总禁兵，权宠无比”，从此代替程元振成为新一代的唐廷权宦。而也就在鱼朝恩由陕入京的前一个多月，即吐蕃撤退长安之初，鱼氏的部将皇甫温、周智光也已经分别被任命为陕州刺史和华州刺史。很明显，借此次吐蕃入侵，鱼氏的势力开始主导京畿与京东的局势了。

实际上，鱼朝恩对京东局势的主导，一定程度上也是肃代时期宦官势力影响京东局势的一个反映。关于这一问题，我在附录中已有探讨，可以参见。所不同的，只是鱼氏的势力更大，其影响辐射面更广而已。现在，鱼氏的部将担任了京东的同华与陕虢两镇的节帅；鱼氏本人则因掌握着神策军而控制着长安的形势；此外，由于京西北地区也有部分神策军镇，所以这些地区也是鱼氏的势力范围。我们在上节曾谈到安史之乱后关中的派系问题，这些派系主要集中在京西北。而现在我们则看到，一个以宦官鱼朝恩为首的军事派系也已形成，而它占据的关中地理空间，则主要在长安及其以东地区。

不过，鱼朝恩与这些军队间的紧密程度似乎要略逊于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些关中派系。尽管《新唐书·鱼朝恩传》有言：

郭子仪密白（代宗）：“朝恩尝结周智光为外应，久领内兵，不早图，变且大。”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元年十二月”条亦作：

郭子仪屡请讨智光，上不许。

不过郭子仪因鱼、周相结而请讨伐后者的内容却并没有出现在《旧唐书·鱼朝恩传》中。而且有趣的是，史料显示周智光对宦官似乎根本没有好感，并且，其与同出鱼朝恩麾下的皇甫温关系也不佳。实际上，周智光是一个四面树敌的人物，而当大历二年初，代宗对前者阻兵跋扈的行径实在忍无可忍、决意讨伐时，我们在其中也未看到鱼朝恩有什么阻扰之举。更为重要的还有两点，一则是史料称周智光阻兵时，“（代宗）诏（淮西节度李）忠臣与神策将李太清等讨平之”。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当时的神策军统帅正是鱼朝恩。第二点则是当不久后，郭子仪成功平定了鱼朝恩这位旧部的叛乱后，鱼氏在长安的权势未见有丝毫受影响的迹象。

与周智光不同，皇甫温则一直是鱼朝恩的得力亲信。但他在后来也站到了欲诛朝恩的元载一边，并协助后者在大历五年成功诛杀了朝恩。而在朝恩倒台后，皇甫温依旧在陕虢节度的位置上又待了五年，并在此后转任浙东观察使。

因此，如果真要将鱼朝恩的军事集团也算作一大派系的话，那它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久。此外，比较同为鱼氏势力所及的京东与京畿，不难发现，鱼朝恩对京东的控制远没有他对京畿的控制来得牢固。不过，他对京东的影响还是不得不提一句的。虽然我们无法肯定河阳一镇的建置雏形是不是由其奠定，但陕、虢合镇与同、华分镇的规制却是在他的部下皇甫温任使期间，以及周智光死后基本确立下来的。尽管这些节镇规划未必真与鱼朝恩有直接关联，但至少在鱼氏掌权的时代，我们目睹了京东空间的重新塑造。而对于帝国来说，京东空间重塑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帝国完成了由动乱年代向和平时期的转型。

三、京东与河东

前文中，我们分析了京东与两京的关系。人们或许会认为，京东地区的意义仅仅体现在它屏蔽与沟通两京的作用上。事实上，打开一张唐代地图，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抗雄都，临大道”的地理特征外，京东地区还处在一个被河南、河北、河东、关中包围着的地理位置中。因此，倘若我们想要全面地揭示京东及其邻近区域的地缘政治构架，仅仅讨论京东与两京的关系恐怕是不够的。

在围绕京东的四大区域中，河东与京东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不仅是因为京东诸镇——河阳、陕虢、同华在地理位置上都与河东接壤，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依托河东的支持，京东所具有的那种“抗雄都，临大道”的作用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如果说河阳是京东第一道防线的核心，那么以此组建的河阳三城一镇，就将以太行山西之高地的泽潞镇为其依托。经河阳、怀州直北上，是著名的太行径和天井关。位于丹水河谷的太行径道与白水河谷的天井关道是河南、河东间的交通巨险，此山道的控制权向来是南北用兵必争之地。而河阳的价值与作用，也正是依傍位于此道上的泽、潞才得以体现并稳定的。

河阳与泽潞的这一密切关系其实早在安史之乱时期就已奠定。当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率叛军南下时，意欲力保河阳的李光弼就曾对试图退守陕州的东京留守韦陟说：

“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泽潞，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

因此当战争结束后，河阳所领一州（怀州）、五县最早就隶属于泽潞镇，并且其镇遏使的人选也与泽潞有所渊源。正如日野教授所描绘的，河阳及其所领怀州，并与天井关地区的泽州现在构成了一个颇为有趣的三角形。（见图17）

潼关是京东第二道防线的核心，它所在的同华地区，自古以来便与位于晋南的汾河下游盆地与更南的涑水盆地关系密切。在唐代，汾河下游地区的政治中心无疑是河中府（蒲州）。以河中为治所的节镇建立于安史之乱爆发初期，虽然初置时期河中的领州也不稳定，但在上元二年前（应该是唐军邙山之败前）河中一直都辖有同州，并且其节帅还要兼领位于同州、同时紧邻河中府的蒲关防御使，可见蒲、同二地关系之密切。唐军邙山之败后，河中及其周近的绛州等地一直是朔方军的势力范围，此后朔方军由此南下，会同在陕诸军东讨史朝义。尤其在大历四年前，朔方军主力一直屯驻河中，因此河中不仅将对同华，并且对京西北地区都有直接的制约和保障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当大历二年周智光阻兵不臣时，代宗就是密诏河中的郭子仪率兵征讨前者的。而同华将士听闻朔方军南下的消息也纷纷离心，不是举众投降子仪，就是斩杀智光以邀功。因此和第一道防线一样，我们在这第二道防线处也能找出一个有趣的三角形，它分别由位于华州的潼关、河中与邻近的位于同州的蒲津关，以及陕州灵宝县的旧函谷关三者构成。（见图17）

图17　京东与河东的地缘模式

（参考日野开三郎：《唐河阳三城镇遏使考》，《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263页绘。）

我想，这种建构于京东与河东南部地区的有趣地缘模式，不仅是战争环境下的产物，也与这一地区独特的地表形态有直接的关联。

四、京东诸镇性格的转变

京东诸镇虽然由安史之乱时期的据点发展而来，但是和其他很多藩镇不同，它们在乱中形成的性格并没有随着节镇的设立而被保留。恰恰相反，在叛乱结束后很短的时间里，京东诸镇就实现了其性格和地位的转变，其变化之大与之速，是任何其他藩镇都无法比拟的。

河阳作为洛阳的屏障，在乱中主要扮演着控遏河北叛军西进的作用，但这种控遏作用是被动而不是主动的。叛乱结束后，河阳三城隶属泽潞，其性格便开始随同泽潞而发生转向，河阳逐渐成为主动控遏河北藩镇之一的魏博镇的重要堡垒。尤其是建中二年正月，德宗为对付叛乱四镇中的魏博，创设河阳三城节度使，从此，河阳宿兵以制魏博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河阳钳制魏博的职能并不是固定的，或者说，河阳在中晚唐时代，实际上并没有固定的职能可言。日野开三郎教授相当细致地梳理了安史之乱后河阳三城节镇规格的升降与巡属的变更，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与邻藩的关系。河阳地处河北、河南、河东三大区域的交接地带，其周近的魏博、淮西、泽潞都是当地的强藩。河阳可以在贞元时代因德宗对魏博态度的改变而变更其巡属和规格，也可以在宪宗讨伐淮西的战役中增领临近淮西的汝州，甚至在武宗会昌年间因泽潞叛乱而在乱后获得原属泽潞的泽州。同时，在唐廷讨伐上述藩镇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河阳在其中不俗的表现。日野教授早已指出，河阳三城节度使的沿革，与唐廷的藩镇统御政策密切相关。简言之，唐廷在安史之乱后致力于将河阳培养成制约周边藩镇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事实上，这种培养很可能在代宗大历中期，即河阳尚属泽潞时就已经开始了。所谓“尚属泽潞”，就是名义上隶属泽潞，而实际上已经直属唐廷。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说过泽潞在大历中期逐渐放弃所领河南诸州的走势，而河阳的直属中央，其实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必诧异会昌三年（843）武宗讨伐泽潞时，宰相李德裕上奏所说的：

“河阳节度先领怀州刺史，常以判官摄事，割河南五县租赋隶河阳，不若遂以五县置孟州，其怀州别置刺史。俟昭义（即泽潞）平日，仍割泽州隶河阳节度，则太行之险不在昭义，而河阳遂为重镇，东都无复忧矣！”上采其言。

河阳五县在会昌三年正式升为孟州，意味着河阳现在同帝国的其他藩镇一样，获得了至少领有两州的完整形态。而泽州在次年（844）武宗讨平泽潞后划归河阳，则意味着京东第一道防线的三角形空间现在完全由河阳控制。

至此，河阳终于由一受制于泽潞的据点，蜕变成一方制约泽潞的重镇。而河阳性格多面性特点的背后，正可折射出唐廷对其周边强藩的态度。

陕虢一镇的规制基本是在安史之乱后确立下来的。尽管从地图上看，陕、虢二州邻近，但在乱前，它们分隶河南道和河东道。虽然从地理环境与战略角度而言，陕虢的形势还是更侧重于西面的第二道防线处，但在行政建置方面，乱前介乎两道的特征，仍在此后的陕虢身上留有遗影。也许，我们可以把陕虢的这种特征归结于其“藩垣二京”的作用中。“藩垣二京”之语出于贞元四年穆员为其时卒于陕虢防御使任上的卢岳所作的墓志铭中。到宪、穆之际，元稹在《授卫中行陕州观察使制》中，又将陕虢“表率方夏，张皇京律”的作用具体描述为“尽置为轺车臣所理”。而在文宗开成年间，李商隐的《上河中郑尚书状》则明确地以“控二京舟车之会”来形容其时陕虢的价值。在这些不同时期描述陕虢的语句里，我们隐约感到一种陕虢功用明确化的趋势。安史之乱中的陕州地处两京之间，对于唐廷来说，陕州的得失常常也是京、洛两地得失与否的政治风向标。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用穆员的“藩垣二京”之语来形容当时的陕虢，以证其时陕虢在军事尤其是政治上的意义。

陕虢性格的转变主要是从代宗大历晚期开始的。首先是在大历九年皇甫温调任后，陕虢一镇开始只设“观察使”而不太再设“节度使”了。更重要的转变则是，陕州“陆运使”一职又开始重新设立，并由陕虢廉帅兼任。陕州“陆运使”或称“水陆运使”等，始置于安史之乱前的玄宗时代。其运使之名之所以多以“陆”称，主要是位于陕州的黄河三门峡险段很多时候是要靠陆运而不是水运转输粮饷的。安史之乱爆发后，河淮地区遭叛乱冲击，汴渠航运陷入停滞，河运当然也不可能为继了。直到叛乱平定后的代宗广德二年，漕运才由刘晏着手重新整顿。史料有关陕州运使在乱后的复置始见于德宗大历十四年五月，“（甲午）以江西观察使杜亚为陕州长史，充转运使”。不过考虑到刘晏的漕运整顿是代宗初年的事情，所以陕州运使的复设，以及陕州廉帅兼任运使的时间，可能应该更早些。

陕州本来就当两京驿道，在叛乱结束后，其漕运转输的地位又得到恢复，因此我们看到，陕虢在军政上的价值，现在逐渐被其在经济上的价值取代了。这一变化最明显地体现在德宗处理贞元元年七月陕虢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鸩杀节度使张劝的事件中。其时德宗刚由梁州返驾长安，而河中李怀光叛乱又尚未平定，德宗于是语其谋臣李泌曰：

“若蒲、陕连横，则猝不可制。且抱晖据陕，则水陆之运皆绝矣。”

李泌在此时临危受命，被任命为陕虢都防御观察水陆运使。但李泌受命后最重要的贡献还不止于他成功消除了陕州内部的军事威胁，史料称贞元二年二月，

陕州水陆运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十八里，以避底（砥）柱之险。”是月道成。

李泌凿山开路并非没有理由，因为此时的关中已经是仓廪耗竭、禁军不乐了。四月的时候，李泌上奏江淮粮运已经至陕。此时，德宗又说了一番话，只是此番话不是对李泌而是对太子说的：

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

我们看到，陕州此时仍旧具有风向标的作用，但其风向标的意义已经不再体现在军政层面，而是体现在经济活动中了。

在李泌之后，作为陕虢观察使的官员应该还是继续兼领运使一职，直到元和六年（811）十月，宪宗因要减少财政开支，敕：“陕州水陆运使宜停。”但是，陕虢在漕运转输上的功用却并没有因运使的停罢而告终，这就是为什么李商隐在文宗时期仍旧会用“控二京舟车之会”来形容陕虢，并且我认为，用这样的语汇来形容陕虢的功用是再恰切不过的了。

总之，陕虢性格转变最重要的地方，不仅是它由分隶不同地区的据点，组合成了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藩镇。同时还在于，它的性格也由据点时的“藩垣两京”，变成了作为枢纽的“舟车之会”。

最后我们来谈谈同华的问题。与河阳在武宗时期最终升格为统辖三州的完整节镇相反，同华则在大历初期就已降格并被拆分为只领有一州的“非完全节镇”。同华置镇的时间本来就不长，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初，同、华两州原本是分隶河中和陕州两镇的。同、华归并为一镇，是上元二年（可能是邙山之败后）京东节镇区划调整的产物。其合并后的初任节帅是禁军将领李怀让。而到了第二任节帅周智光死后，同、华就分镇了。同华合镇的原因与同华将帅由禁军出任的原因相似，应该是唐廷为了加强对长安门户的保障，其初衷本是针对关东叛军的。而同华在设镇后很快就分镇，则是唐廷受了不久后周智光阻兵的影响。史称周智光暴横于华州时：

举选之士竦骇，或窃同州路以过，智光使部将邀斩于乾坑店，横死者众。

周智光事件使唐廷意识到，华州和同州都掌握在一个藩镇手里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因为尽管潼关位于华州，但同州同样拥有一处重要的关隘——蒲津关。潼关固然是出入两京的首选，但蒲津关则是沟通关中与河东的桥梁。实际上，当代宗欲诏河中的郭子仪讨伐周智光时，正是因为华、同两路皆绝，所以代宗不得不“召子仪女婿工部侍郎赵纵受口诏付子仪，纵裂帛写诏置蜡丸中，遣家童间道达焉”。并且，当潼关受阻时，经由蒲津关沟通渭河平原的汾河谷地，就成了连接关中与关东地区的一条备用路线。换言之，若潼、蒲都不由唐廷控制，那么长安东出的重要关隘只剩下稍南的蓝田一关，而出入蓝田的道路主要是通往南方而不是北方的。

所以说，在周智光事件后，代宗分析同华一镇，意欲使紧邻长安的东部藩镇都只控制长安东出的一处重要关隘，这就是由同州控制蒲津关，华州控制潼关，而京畿直接控制蓝田关。随着京东最内层藩镇的细化，其藩镇职能单一化的趋势也就此确定。此举是唐廷保障其心脏地区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同华分镇及其性格转变的秘密所在。

总之，随着战争的结束，京东三镇的职能也随之发生转变。并且因为身处周边强藩之中，它们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性也已不如战时那样突出。这就是京东地区的战时性格与此后的和平时期最为戏剧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