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重构——安禄山叛乱与河北

如果我们要在帝国内部选出一个安史之乱初期最富有戏剧性的地区，那这个地区肯定不是朝叛对峙开始的河南，也不是攻守焦点的关中，而是安禄山的根据地河北。司马光曾将安禄山起兵首月“所过（河北）州县，望风瓦解”的局面归结为是“河北皆禄山统内”。但其实，安禄山在他叛乱的一年左右时间里从没有完全控制过他的这个“统内”。不过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安禄山丧失河北控制权的同时，唐朝就长久并有效地控制过它。事实上，河北在这一年时间里始终反覆于朝、叛两方之间。

河北的这种戏剧性性格在安史之乱时期的帝国独树一帜，然而遗憾的是，有关它在安史之乱时期表现的实证性研究至今看来仍是相当单薄的。人们当然已经注意到颜真卿等河北地方官员在安史之乱初期领导河北义军抵御叛军，并给安禄山造成极大威慑的事实。对于唐廷来说，颜氏等人的努力不仅昭示了在安禄山的根据地仍旧存在着忠于唐廷的势力，而且唐廷也确实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及时派遣朔方军联合河北的勤王力量试图从背后直捣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尽管由于潼关的失陷，这一有效的战略计划最终没能实现）。从唐廷的角度来审视颜氏等人抵御叛军的意义，确实是学者通常会采用的一种视角。不过我关心的却是，颜真卿等人的努力之于河北的意义究竟何在？在我看来，安、颜的河北较量不单是体现了朝、叛对峙这样一组易视的矛盾，它其实还牵涉到一个复杂的河北地缘政治结构的问题。而对这一结构的探索则不仅将有助于我们重新检讨安禄山叛乱的性质，也将为我们进一步讨论叛乱结束后河朔藩镇的性格提供重要的线索。当然，我们的工作首先还是将从梳理颜真卿等人与安禄山较量的过程开始。

一、河北的反覆

河北的反安禄山力量是以颜杲卿、颜真卿兄弟为核心形成的。虽然安禄山在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由范阳起兵南下后相当顺利，其所过河北州县“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但史料仍称：

初，平原太守颜真卿知禄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壮，实仓廪。禄山以其书生，易之。及禄山反……真卿使亲客密怀购贼牒诣诸郡，由是诸郡多应者。

平原郡（德州）位于濒临黄河的河北东南部，是最早反对安禄山的河北州郡之一。几乎与平原起义同时，饶阳（深州）、河间（瀛州）、景城（沧州）、乐安（棣州）、博平（博州）、清河（贝州）六郡也相继倒戈安禄山，并共推首唱义旗的颜真卿为盟主，相与拒贼。于是一个以颜真卿为核心的“并海诸郡”勤王联盟在安禄山刚刚离开河北后就建立起来了。（见图23-1浅色部分）这一情形在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中又被称为：“燕南豪杰杀贼以地归顺者凡七郡。”

安禄山在十二月中旬成功攻克东京后，已经听闻了颜真卿等人起事的消息，遂派其党段子光赍东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卢奕、判官蒋清三人之首徇河北。安禄山也许并没有把颜真卿特别放在心上，他可能认为靠着段子光的威胁就能让颜真卿就范，这部分也是因为他此时在河南的战役进行得顺风顺水。但颜真卿很果断地就腰斩了段子光，并且，他已将此举报知了其从兄、常山（恒州）太守颜杲卿，并邀后者同举义兵。其实，不待颜真卿送书于杲卿，后者已有计划归顺唐廷。而随着倒安集团中常山郡的加入，河北的朝叛形势也将发生重大改变。

和位于并海地区的平原郡不同，常山郡位于紧邻太行山的河北中西部。之所以说常山郡的起事将对河北的形势影响至大，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常山控扼着一处对河北而言犹如命门的重要关隘——井陉关。井陉关又称“土门”，是“太行八陉”中最重要的一陉。由常山所在的井陉西出便是河东节度使的治所太原府。虽然早在天宝十载（751），安禄山就以范阳、平卢两节度的身份又兼领了河东节度一职，但河东的中、南部，尤其是治所太原府其实始终不在其控制之下。因此井陉失守，经太原而来的唐军便能直插河北腹地。其实，正当安禄山的主力成功拿下东京时，他在河东北部的守将高秀岩却大败于朔方军之手。并且随着朔方军由西向东节节击退安禄山在河东的军队，原本防御高秀岩的东陉关——这一位于太原以北雁门郡（代州）的重要关隘很快也打开了。

除了拥有井陉之险外，常山郡的另一个军事价值就在于它正处于“地控燕、蓟，路通河、洛”的河北驿路上。其实安禄山在起兵当月的南下就是沿着途经常山的这一条河北西部的驿路行进的。因此和平原不同，安禄山大军的南下其实并没有经过平原郡，但常山郡却是其必经之地。这也正是忠于唐廷的颜杲卿不得不在禄山大军南下之初先伪降于后者的原因。而对于已南下的安禄山来说，常山的丢失必然会影响到两河驿路的畅通，甚至令其陷入归路被截的危险境地。

安禄山当然不会不知道常山郡的重要性，其实他在此前提拔颜杲卿为常山太守，并在此时依旧令后者镇守该地，看中的正是颜杲卿的才干。虽说由于安禄山的器重，当常山以南的诸郡相继被安禄山替换太守时，颜杲卿还是依旧保留了他的职位，但即便如此，南下之初的安禄山还是对这一关键地区进行了重要的部署，这也是史书中唯一记载的南下后的安禄山对河北所作的军事安排：

禄山至博陵（定州）南……又以张献诚摄博陵太守。献诚，守珪之子也。

禄山至藁城（常山郡属县）……赐杲卿金紫，质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将李钦凑将兵数千人守井陉口，以备西来诸军。

安禄山一方面在常山安插了大将李钦凑镇守井陉关；一方面又委任其手下的另一员将领，也是安禄山的前任幽州节度使，一手提拔安禄山登上河北政治舞台的前府主张守珪之子张献诚权摄紧邻常山的博陵太守。对张献诚的任命，应该不仅是为了加强对博陵的控制，也有借其控临博陵附近诸郡，比如颜杲卿所在的常山郡的意图。事实上，由于此后南邻博陵的饶阳太守卢全诚据城不受代，安禄山就是派遣张献诚“将上谷（易州）、博陵、常山、赵郡（赵州）、文安（莫州）五郡团结兵万人围饶阳”的。此外，安禄山以杲卿子弟为人质随行，也是其控制常山的一项重要举措。

但是安禄山的这些控制常山的措施并没有取得效果。到十二月下旬，颜杲卿不仅已经计斩了李钦凑，部分合并了井陉之众，还设计生擒了时诣幽州征兵还至藁城，以及自东京来至赵郡的禄山心腹高邈与何千年。并从千年之计，声云朔方军将东出井陉，并使人说张献诚云：“足下所将多团练之人，无坚甲利兵，难以当山西劲兵。”史称张献诚听闻此语，果然解饶阳之围遁去，其团练兵皆溃。

杲卿乃使人入饶阳城，慰劳将士。命（幕僚）崔安石等徇诸郡云：“大军已下井陉，朝夕当至，先平河北诸郡。先下者赏，后至者诛！”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惟范阳（幽州）、卢龙（平州）、密云（檀州）、渔阳（蓟州）、汲（卫州）、邺（相州）六郡而已。

常山郡的归顺与传檄极大地改变了河北的形势，除了临近河南的汲郡尚在安禄山的直接控制内，位于河北中、南部的常山、博陵、上谷、文安、信都（冀州）、巨鹿（邢州）、广平（洺州）、魏（魏州）、赵、邺十郡，连同此前与颜真卿相约据贼的并海七郡，此时都回到了唐朝一边。（见图23-2浅色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安禄山现在所能实施其有效控制的河北地区，其实只剩下了北边诸郡，而这离他的起兵才只有两个月。

常山的起兵以及它与平原的连横真正给安禄山带来了震慑，《旧唐书·颜杲卿传》称：“禄山方自率众而西，已至陕，闻河北有变而还，乃命史思明、蔡希德率众渡河。”而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看，本欲趁东京之捷顺势直趋潼关的安禄山可能连陕州都未到达，就不得不因常山之变而撤回洛阳：

初，禄山自将欲攻潼关，至新安（河南府属县），闻河北有变而还。蔡希德将兵万人自河内（怀州）北击常山。

与《颜杲卿传》的记载略有不同，《资治通鉴》将史思明与蔡希德的事迹分作两条史料加以叙述，尽管他们攻击的对象都是常山。就在上述蔡希德的史料前，《资治通鉴》记载说：

杲卿又密使人入范阳招（节度副使）贾循，郏城人马燧说循曰：“禄山负恩悖逆，虽得洛阳，终归夷灭。公若诛诸将之不从命者，以范阳归国，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犹豫不时发。别将牛润容（向润客）知之，以告禄山，禄山使其党韩朝阳召循。朝阳至范阳，引循屏语，使壮士缢杀之，灭其族；以别将牛廷玠知范阳军事。史思明、李立节将蕃、汉步骑万人击博陵、常山。马燧亡入西山；隐者徐遇匿之，得免。

范阳的归国无疑对安禄山的威胁较常山等郡更大，安禄山绝不会坐视不管。《旧唐书·史思明传》称：

初，禄山以贾循为范阳留后，谋归顺，为副留守向润客所杀，以思明代之。又以征战在外，令向润客代其任。

新书本传则称：

禄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会贾循死，留思明守范阳，而常山颜杲卿等传檄拒贼，禄山使向润客等代，遣思明攻常山。

新传的记述可能并不完全正确。推测前往潼关方向的安禄山几乎同时收到了范阳与常山兵变的消息，或者范阳的消息来得更早一点。于是安禄山立即任命其亲信、平卢将领史思明去经营范阳，但很快常山传檄的消息使得安禄山不得不再往河北派出蔡希德，并要求后者会同史思明一同攻打常山，《新唐书·颜杲卿传》就说：“使史思明等率平卢兵度（渡）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怀会师。”

平卢步骑的迅速南来是常山无法抵御的，《资治通鉴》称：

杲卿起兵才八日，守备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于（太原尹王）承业。承业既窃其功，利于城陷，遂拥兵不救。杲卿昼夜拒战，粮尽矢竭；（天宝十五载正月）壬戌，城陷。

各书关于常山失陷的具体时间记载略有不同，但至少在天宝十五载（756）正月上旬常山已经被史思明、蔡希德攻克了。在解决了常山的问题后，史思明可能顺势回到范阳稳定后方，而且还在那里补充了军队，并很快协同李立节一起南下，会合其时还在常山的蔡希德引兵攻击河北州郡之不从者。所以《资治通鉴》在常山失陷后接着记载道：

史思明、李立节、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击诸郡之不从者，所过残灭，于是邺、广平、巨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复为贼守。饶阳太守卢全诚独不从，思明等围之。河间司法李奂将七千人、景城长史李遣其子祀将八千人救之，皆为思明所败。

史、李二人连同此前的蔡希德确实完成了安禄山布置的任务，不仅范阳、常山的兵变已被消除，而且由于常山的陷落，河北一十郡在天宝十五载（756）正月的时候再次“复为贼守”。（见图23-3，深色部分为复归叛军及原支持安禄山诸郡）

不过唐廷方面由井陉东出的军队此时也已到来，虽然离颜杲卿的兵败被害仅仅晚了一个月：

（天宝十五载二月）李光弼将蕃、汉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陉。

这支由井陉东出的军队由朔方将领李光弼率领，目的不仅是要收复常山，而且计划平定河北。三月，唐廷正式任命“李光弼为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加颜真卿河北采访使”。至此，以常山、平原二郡为中心的河北抗贼联盟再次形成。

在此后的三个月时间里，河北成为整个帝国朝叛对抗最激烈的地区，而且其形势开始变得愈有利于唐廷。南部，以颜真卿为首的平原、清河、博平军队联手攻克了叛军占领的魏郡，并召河南的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北上收复信都郡。更为幸运的是，在安禄山平息范阳事宜后不久，他的另一个北方重镇柳城郡（营州）的将领们已经谋诛安禄山的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并“遣使逾海与颜真卿相闻，请取范阳以自效”。而在常山一边，李光弼得从井陉东出的郭子仪，及争出自效的河朔之民增援，蕃、汉步骑已达十余万众。安禄山则力遣蔡希德与牛廷玠由洛阳和范阳等郡发兵五万支援史思明。到五月的时候，据说由于范阳城内发兵殆尽，当奚、契丹来至范阳城下时，守城的向润客等人只能以“乐人戴竿索者”应战，结果为奚等大败。而随后的“嘉山一役”则成为改变整个河北形势发展的分水岭：

（五月）壬午，（郭子仪、李光弼与思明）战于嘉山（位于博陵郡恒阳县），大破之，斩首四万级，捕虏千余人。思明坠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枪归营，奔于博陵；光弼就围之，军声大振。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降。渔阳路再绝，贼往来者皆轻骑窃过，多为官军所获，将士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

正是在这一情形下，《资治通鉴》记载道：

禄山大惧，召（幕僚）高尚、严庄诟之曰：“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汝自今勿来见我！”……禄山议弃洛阳，走归范阳，计未决。

据称，“嘉山之役”后河北十三郡归顺唐廷。（见图23-4浅色部分）

但遗憾的是，嘉山一役其实也是唐军在河北最后的绝唱，因为几天后潼关失守，趁嘉山之胜还未来得及继续推进的郭、李二人不得不由井陉还师，河北形势至此大变。初归唐廷的平卢节度使刘正臣谋袭范阳不成，惨败于史思明之手。而继李光弼后区处河北事宜的颜真卿实际上无法抵御尹子奇、史思明的南下。到当年十月的时候，连最早归顺唐廷的并海七郡也相次失陷，颜真卿只得弃郡南走，河北州郡至此几乎全部沦丧。（见图23-5，浅色四郡为支持唐廷的平卢军所控制）《资治通鉴》在总结一年以来河北形势时说：

图23　安史之乱前期河北朝叛对峙形势图

禄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

河北地区在叛乱发生的第一年里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反覆。但反覆的地区主要是燕南诸郡，并且，最早反抗安禄山的也是这一地区。也就是说，在燕南，朝叛矛盾表现得最为激烈。不难发现，燕南的反覆本质上受制于朔方军与叛军在河北的军事力量对比。换言之，它始终缺乏自身的军事独立性。因此，关乎朔方军与叛军在河北对峙可能性的常山郡，就一直是左右燕南形势的关键所在。不过尽管如此，燕南的反覆，以及安禄山在一年后才完全控制住这一地区的局势，仍旧证明了此地勤王势力所具有的韧性。与燕南不同，燕及燕北（即边州地区）虽然在安史叛乱之初也不稳定，但它并不反覆。并且，当地的平卢军即便当朔方军撤出河北，以及自身遭受重创后，仍能单独与叛军抗衡比较长的时间。

同样作为安禄山的“统内”，河北中部、南部与北部为什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表现？如果这种不同的表现正源于两个地区不同的地域特征，并且这种不同是在安禄山叛乱之前就已形成的，那么，它的形成过程如何？它的地域差异又在何处？更进一步说，这种不同的地域特征是否与安史之乱的性质有关？如果是的话，它对安史之乱的发展又将有怎样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在下文中将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二、安史乱前的河北军政结构

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安史之乱前河北最大的问题便是以两蕃（契丹、奚）崛起为核心的东北边境问题。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696—697）爆发的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是标志两蕃强势崛起，及将其与唐廷矛盾推向顶点的重要事件。并且，这一事件在宣告了持续约三十年较为安定的东北边境形势结束的同时，也全面改变了至高宗在位（650—683）时所建立起的“自东向西，自北向南，分别设有安东都护府以镇抚高句丽旧地；营州都督府以押两蕃和靺鞨；幽州都督府则防御突厥及两蕃”的东北边防体系。

（一）河北的团结营

李尽忠、孙万荣叛乱的直接结果就是东北边防的前沿阵地营州以及安东都护府的失陷。这样一来，河北道北部诸州的安全就立刻受到了东北异族的直接威胁。到圣历元年（698）秋天的时候，突厥默啜大寇河北，其兵锋所及已达河北中部的赵、定诸州。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在契丹和突厥的这两次攻击后，武则天对河北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军事部署。这就是《唐会要》卷78《诸使中·诸使杂录上》中记载的：

万岁通天元年九月，令山东近境州置武骑团兵。至圣历元年腊月二十五日，河南、河北置武骑团，以备默啜。

由于学者普遍认同武骑团与团结兵的关系，因此上述史料便是有关唐代团结兵设立的最早记录。河北既是最早设立团结兵的地区，也几乎是团结兵最为集中的地区。至于设立团结兵的目的，显然主要就是为了防备东北外族的入侵。武则天时代确立的团结兵措置为此后的唐玄宗所继承和发展。开元十四年（726）为防备两蕃的入侵，玄宗在河北设立五军。

表3　开元、天宝年间河北五军表

（此表主要据日野开三郎：《唐府兵制时代における团结兵の称呼とその普及地域》，《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186页表作。）

开元十四年在河北所置的五军，位于河北中部的次边州地区。如孟宪实先生所指出的，五军各以刺史为使的特点，与先天二年（713）河北诸州团练兵令本州刺史押当的情况吻合。《六典》中称其“十月已后募，分为三番教习。五千人置总管一人，以折冲充；一千人置子将一人，以果毅充；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以别将及镇戎官充”。这些都显示了此五军具有比较浓厚的团结兵特质。并且，其与此前河北地区的团结兵应该也有渊源。不过和日野教授的观点不同，孟氏并不认为此五军始终具有团结兵的性质。因为在《唐六典》中，五军已被置于幽州节度使条下加以说明，因此从隶属关系上看，可能已经是军镇了，只是仍旧具有团结兵的特征。

（二）边州的军镇

军镇是除了团结兵以外另一种防备两蕃的军事部署。河北地区的军镇，尽管并不完全设置在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后，但都是在武则天和玄宗时期建立起来的。学者关于河北主要军镇的考察亦可通过表4展示出来：

表4　武后、玄宗时期河北地区主要军镇

（此表参考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第94页表、第93～100页相关考释，及《唐会要》《通典》等作。另，怀柔军所在蔚州属河东道，但因其地临近妫州，《资治通鉴》称先天元年怀柔军置在妫、蔚州境，《会要》亦将其系于范阳节度使名下，故权置于此。）

军镇的兵员并不单一，但它的核心应该不是具有地方民兵特质的团结兵，而正是与其相对的职业兵——健儿。开元八年（720）玄宗为防范两蕃曾有过一项针对幽州经略军的措置：

敕幽州刺史邵宠于幽、易两州选二万灼然骁勇者充幽州经略军健儿，不得杂使，租庸资课并放免。

显然，经略军健儿的特质和权益与团结兵并不相同。如果像日野开三郎和孟宪实所认为的，表4恒阳以下的五军是团结营或具有团结兵特质的军镇，那我们就将发现，首先，“军镇与团结兵协调防御，是从武则天时期开始在河北地区实施的一种防御战略，其基本原则是在前线地区（边州）设置军镇，在第二道防线上设置团结兵。”（见图24）其次，尽管《通典》所记载的兵马数未必是这些军镇初设时期的兵马数，但如果我们因它们同时出现在《通典》范阳节度使和平卢节度使条下而判断它们可能为同一时期的数目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边州地区的兵数要高于恒阳五军的兵数。并且，后者没有马匹数的记载，这应该意味着前者将有为数不少的骑兵，而后者可能主要是步兵。而且总的来看，边州军镇的设置时间更早一些，显示了这一地区的军事压力更重。不过，如果我们将《通典》所记载的恒阳五军的兵数与时间早于它的《六典》兵数相比，那么五军在天宝年间的兵数是要少于开元末期的。日野教授认为，从开元天宝之交突厥内乱、平卢节度使由幽州节度使处独立出来等情形看，五军兵数的减少应该是唐朝边境势力加强，因而可以在次边地域相应减少其军事防御力量的政策所致。

图24　安史乱前河北主要军镇分布图

（说明：怀远、怀柔二军地望不确定，系暂拟。地形图来源：http://education.nationalgeographic.com/。）

（三）幽、营境内的羁縻州

李松涛先生的研究指出，由于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后营州与安东都护府失守，唐朝东北防线的重心不得不被迫转移到幽州一线，幽州至此成为东北边防的中心。为了直接应对东北外族对幽州以及河北腹地的威胁，自武后朝末期开始，唐朝逐渐加强了幽州的军事力量及地位。上述玄宗于开元八年增置幽州经略军健儿的行为即是这一政策的反映。黄永年先生的研究则具体阐述了幽州节度使的成长过程，即唐前期为对付东北外族的行军制度，经由李尽忠、孙万荣的叛乱而瓦解，并被一步步兼领各种军事、行政、经济等使职的边境征镇大员幽州节度使所取代。开元五年（717）玄宗收复营州，并增设平卢军于营州后，营州开始分担幽州在东北边境防御中的重任。因此到天宝时代之前，以幽州节度使为中心，并携以平卢节度使的格局正式形成了。

玄宗的开元时期（713—741）是唐朝在东北边境的军事形势逐渐走出低谷的时代。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即开元四年（716）自武后朝以来即为东北边患的突厥默啜去世，于是趁突厥丧乱之际，原本附属突厥的契丹、奚两蕃再次归顺唐朝。玄宗遂于第二年重置营州，以处内附的契丹、奚等部落：

（开元五年）三月，庚戌，制复置营州都督于柳城，兼平卢军使，管内州县镇戍皆如其旧；以太子詹事姜师度为营田、支度使，与（宋）庆礼等筑之，三旬而毕。

俄拜庆礼御史中丞，兼检校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

陈寅恪先生很早便指出，随着突厥的衰乱，大批的东北外族迁移到河北境内，河北就此成为一脱离汉化的胡化区域。这是此后具有粟特种族特征的安禄山得以崛起，并被玄宗赋以东北诸镇重任的主要原因。关于陈氏的论断，彼得森（Charles Peterson）提出了他的质疑，他认为，陈氏所列出的关于河北“胡化”的证据其实并不是整个河北，而只是边境地区而已。现有的资料基本证实了这一看法，边境地区的幽、营二州才是当时河北蕃族聚居最集中，也才是“胡化”特质最明显的地区，因为此二州内设有大量处置内附蕃族的羁縻州。

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在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前，河北地区处置内蕃的羁縻州主要设置在营州。但随着营州的陷落，原在营州界内的羁縻州多数暂迁至河南的淄、青、徐、宋一带，到中宗神龙（705—707）年间又悉数北还，寄置于幽州境，改隶幽州都督。此后幽州境内的羁縻州还有增加，直到天宝初。于是幽州成为河北设置羁縻州最多的地区。并且随着大量羁縻州的内迁幽州，蕃族在幽州当地的总人口中也已占相当高的比例。营州在开元五年复置后，亦有羁縻州的设置。而且从其复置以后的人群族属与文化来看，内附的蕃族已成为主体，并且，胡化的特质似较唐代初期更为明显。蕃族内附最重要的形式便是以部落的形式归附唐朝，而羁縻州则成为接纳这些部落最重要的组织。为了更为直观地了解这一玄宗时代河北边境地区的移民形态，同时也为我们下文的论述作铺垫，兹举三例：

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祖可讷干，父路俱。开元中，饶乐府都督李诗率其部落五千帐，与路俱南河袭冠带，有诏褒美，从居蓟。武俊初号没诺干，年十五，能骑射。上元中，为史思明恒州刺史李宝臣裨将。

张孝忠，本奚之种类。曾祖靖，祖逊，代乙失活部落酋帅。父谧，开元中以众归国，授鸿胪卿同正，以孝忠贵，赠户部尚书。孝忠以勇闻于燕、赵。时号张阿劳、王没诺干，二人齐名。阿劳，孝忠本字；没诺干，王武俊本字……安禄山奏为偏将……禄山、史思明继陷河洛，孝忠皆为其前锋。史朝义败，入李宝臣帐下。

阿义屈达干，姓康氏，柳城人。其先世为北蕃十二姓之贵种。曾祖颉利，部落都督。祖染，可汗附马、都知兵马使。父颉利发，墨（默）啜可汗卫衙官，知部落都督。皆有功烈，称于北陲。公（即康阿义）即衙官之子也……天宝元年，公与四男及……等部落五千余帐，并驼马羊牛二十余万，款塞归朝……（安禄山）奏公充部落都督，仍为其先锋使。

森部丰先生的研究已经指出，设置于开元二十年（732）幽州境内的羁縻州归义州应该就是为了安置王武俊所属的契丹怒皆部落，同时我推测可能还包括张孝忠所属的奚族部落。而天宝元年（742）设置的凛州，则是为了安置由突厥处归顺唐朝的粟特康氏部落。

其实，安禄山本人也是在开元四年突厥势衰后逐渐迁入幽、营一带的，虽然他远没有上述诸人那样显赫的家世。而当其于张守珪时代（733—739），被身为幽州节度使的前者提拔为捉生将，开始在河北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时，河北地区的这种以边州军镇为第一道防线，燕南团结营为第二道防线，以幽、营羁縻州为代表管辖着大量内附蕃部的军政构造其实已经形成了。它们同辖于经开元时代军事力量已大为提升的幽州节度使麾下，并携以平卢节度使的配合。

至于安禄山在天宝时代的崛起，以及天宝十四载能拥有如此大的声势发动叛乱，并不是唐朝对河北的军政结构在安禄山的时代又有了什么本质上的大改动。玄宗进行的改动其实是让安禄山在天宝三载（744）一人身兼此时已集多种使职于一体的范阳、平卢两道节度使；在天宝九载（750）又兼领河北道采访处置等使；同时在天宝十载又加安禄山河东节度采访使。而安禄山的聪明之处，正在于他能充分利用这些扩大的使职权力，并且充分发挥上述既定军政结构的潜力。而如果安禄山是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自李尽忠、孙万荣叛乱以来逐渐形成的河北军政结构的话，那我们必然能在安禄山叛乱时期的河北，以及叛军集团中找出烙有这种军政结构印记的特征。并且我认为，这种从一开始就内植于安禄山集团中的特质，将不仅影响到安禄山叛乱时期河北的政治地理格局，也将从根本上左右着安禄山集团的命运。

三、安禄山军团的性格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对安禄山叛乱，以及叛乱时期河北问题的讨论中来。我们的讨论将以分析安禄山叛乱时期的军团结构入手。

（一）蕃将与部落兵

据《安禄山事迹》记载，在安禄山叛乱当年的五月，也就是其正式起兵南下的半年前：

禄山遣副将何千年奏表陈事，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以代汉将。（玄宗）遣中使袁思蓺宣付中书门下，即日进画，便写告身付千年。

据说安禄山的这一举措被杨国忠等朝野人士视为其反乱的一个重要信号。事实上，蕃将在安禄山半年后的叛乱中确实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传世文献和出土的墓志等史料已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有关安禄山叛乱时期其麾下蕃将的资料。

大批的蕃将能集中在安禄山麾下并为其所用，既是玄宗时代蕃族内迁河北境内的结果，也是安禄山凭借其胡人资格，利用其种族与宗教信仰笼络胡族的产物。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蕃将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其骑射之技，更在于蕃将多以其所领部落兵的形式出战，其部落兵有组织严整之长。因此，无论是玄宗在开元天宝年间的起用蕃将，还是安禄山致力于对这些将领的笼络，不光是他们对这些蕃将个人能力的看重，更重要的则是借机将蕃将所领的部落兵收归麾下为其所用。荣新江先生曾指出，唐朝为利用开元天宝以降逐渐迁入营州的粟特胡人来防御两蕃等的入侵，就未将其部落组织打散。我们在关于安禄山手下最重要的将领——突厥人阿史那承庆的资料中也看到，当此后安庆绪失守两京时：

阿史那承庆部落及李立节、安守忠、李归仁等散投恒、赵、范阳。

其实除了阿史那承庆外，下文将要讨论的李归仁、阿史那从礼等人莫不是率领各自的部落参与作战的。而王武俊、张孝忠、康阿义等人应该也是如此，只是他们在叛军中的地位与影响力稍逊于前者罢了。可以说，由蕃将统属的部落兵构成了安禄山军团的核心，至于它们的来源地，主要就是幽、营境内的羁縻州，所以《旧唐书·地理志》称河北地区的羁縻州为：

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

（二）边州的叛军部队

部落兵构成了安禄山军团的核心，而安禄山军团的主体则是来自边州的军队。具体来说，就是范阳（幽州）、渔阳（蓟州）、柳城（营州）、北平（平州）、妫川（妫州）、密云（檀州）这几个边州的军队。

安禄山叛乱伊始，由范阳率十多万部众南下，因此幽蓟地区当是叛军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军队来源地。《资治通鉴》称一个月后被颜杲卿在常山擒获的安禄山大将高邈，就是此前刚被安禄山派往范阳执行征兵工作的。而到至德元载春夏之际，安禄山为支援史思明在河北与朔方军的战斗，又使牛廷玠发范阳等郡兵万人于前者，以至于五月奚、契丹来袭时，“（范阳）城中唯留后羸兵数千”。而到嘉山一役失败后，据说南下叛军“将士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此处之渔阳通范阳，可见无论南下还是北征，幽蓟将士都是安禄山军队的主干。

随安禄山叛乱的不仅有范阳方面的将士，还有来自平卢节度使麾下柳城、北平二郡的将士。比如史思明及其统辖的部众就来自柳城的平卢军。田承嗣的部众则可能是来自北平的卢龙军。不过平卢并没有像范阳那样抽空它的军事力量，而只是抽调了一部分军队，否则也不会在此后发生平卢军的倒戈，以及整军南迁之事。平卢之所以要在本镇保留大量士卒，很可能是为了要防止两蕃对边境的觊觎。同样的，设置在柳城境内的安东都护府看来也没有为安禄山的南下提供太多兵员，因为据《续日本纪》载，此后的安东都护王玄志曾率领精兵六千余人打破柳城，斩杀安禄山任命的平卢节度徐归道，进镇北平。而据《通典》记载，安东都护府在天宝时代的管兵人数为八千五百人。

北边的妫川、密云两郡提供给安禄山叛乱的兵员也相当可观。从史料记载看，妫、檀将卒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两河一带。至德元载五月，“牛介（牛廷玠）从幽州占归（妫）、檀、幽、易，兼大同﹑纥、蜡共万余人，帖思明”。在安禄山增调支援史思明的军队中，妫、檀部众是其主干。而这批妫、檀将士可能在至德二载（757）正月，又被此前与史思明同在河北作战的另一名叛军将领尹子奇带往河南攻打睢阳。所以史料说：“（正月）甲戌，子奇以归（妫）、檀及同罗、奚兵十三万趣睢阳。”在此之前，也就是至德元载七月，《资治通鉴》又载，于雍丘抗贼的张巡在桃陵擒获了叛军将领令狐潮的部众四百余人后，“分别其众，妫、檀及胡兵，悉斩之；荥阳（郑州）、陈留（汴州）胁从兵，皆散令归业”。

可以说，随安禄山叛乱的军队主要就是来自燕地和燕北的士卒，而我们不难发现，这正是乱前设置军镇的边州地区。

（三）燕南的团结兵

正如前文所讲，燕南诸郡在安禄山南下之初就出现了反水，并且在前者叛乱的一年左右时间里始终反覆于朝叛之间。安禄山对燕南的控制看来并不牢固，史料说他在由范阳南下的途中，一边行军一边更换燕南地区的太守。安禄山先以其将张献诚权摄博陵（定州）太守，又接受了常山（恒州）太守颜杲卿的伪降，随后成功替换了当其南下驿路上的赵（赵州）、巨鹿（邢州）、邺（相州）、汲（卫州）诸郡太守。至于东面的景城（沧州）、河间（瀛州）、饶阳（深州），由于不从安禄山的更换之令，则遭到了禄山将领张献诚的攻击。史料说南下途中的这些河南守令或开门延敌，或走匿，或被擒杀，或自缢路旁，降者不可胜计，因此所谓叛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其实并不如司马光所说，是这些州县处于“禄山统内”的结果。实际上我们从安禄山与这些守令的表现来看，很难说安禄山对其所谓“统内”的控制是牢固的。而河北州县的瓦解，其实只是由于它们根本无法抵挡边州大军的南下。

安禄山不仅并不完全信任他的这些燕南太守，也几乎没有调动燕南的军队随其南征。燕南军队在安禄山叛乱初期更多地是被他用来镇守或稳定河北本土局势的。比如他在南下之初牒平原（德州）太守颜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日野开三郎教授认为这里的平原、博平兵当为团结兵，这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安禄山在对平原作上述规划的同时，史料还称：“禄山之发范阳也，时平原郡有静塞，屯平卢镇兵三千五百人，并已发赴镇，在路未达。公（指颜真卿）悉追回。”这里的“静塞”不知是否指渔阳郡（蓟州）内的静塞军。不过显然，平原郡在乱前就已屯驻了两种性质的军队，“平卢镇兵”当为军镇健儿，他们在安禄山叛乱伊始就被要求调还平卢或调至范阳随安禄山南下，只是因为颜真卿的召还没有赴镇。这样看来，用于“防河津”的平原兵就极有可能是团结兵性质的军队。

燕南军队在安禄山叛乱中最为重要的表现，无疑体现在以下这条史料中：

禄山使张献诚将上谷（易州）、博陵、常山、赵郡、文安（莫州）五郡团结兵万人围饶阳。

史料明言，这支由张献诚统帅，负责在安禄山南下后平定那些不服从禄山更换守令的河北郡县的军队，是地地道道的团结兵。其实，日野教授很早便已敏锐地发现，以上团结兵所来源的州郡，除了赵郡外，其余四郡正是开元十四年设立恒阳等军镇的地区。而史料称天宝十五载六月李光弼闻潼关失守，撤离河北后，“留常山太守王俌将景城、河间团练兵守常山”。这景城、河间亦是开元十四年设立军镇的州郡。实际上，日野教授正是凭借这一点，认为当年设立的恒阳等五军属于团结营性质。

我们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发现，无论在安禄山一方，还是勤王势力一方，他们最初在燕南地区较量的军队其实都是团结兵。因此，这很可能说明，团结兵本来就是燕南诸郡军队的主干，而这种军事特征当在安禄山叛乱之前就已形成了。

我们以叛乱前期朝叛争夺最为激烈的常山郡为例来看一下当时团结兵的情况。《河洛春秋》称，颜杲卿伪降安禄山时，

（禄山）加杲卿章服，仍旧常山太守并五军团练使，镇井陉口。留同罗及曳落河一百人，首领各一人。

这里的“五军”是指恒阳等五军，还是上述张献诚统帅的五郡兵，我们无法肯定。不过常山太守既然兼有五军团练使之职，则可说明团结兵在常山一带军队中的比例和地位均应不低。事实上，当至德二载二月，安庆绪任命张忠志为常山太守时，后者也兼有“团练使”一职。《河洛春秋》说安禄山南下时留下其精锐同罗及曳落河一百人镇守井陉口。《考异》引《颜杲卿传》则说：“崇郡（州）刺史蒋（李）钦凑以赵郡甲卒七千人守土门。”引《肃宗实录》言：“钦凑领步骑五千人先镇土门。”后两者人数虽小有出入，但差别不大，不过它们与《河洛春秋》的区别则很明显。关于其间的差异，司马光在《考异》中已辨：

河洛春秋云：“留同罗及曳落河百人”，彼镇井陉，遏山西之军，重任也，岂百人所能守乎！殷传（即颜杲卿传）云“七千人守土门”，此七千人又非（常山长史袁）履谦一夕所能缚也。盖禄山留精兵百人以为钦凑腹心爪牙，其余皆团练民兵胁从者耳，故履谦得醉之以酒，诛钦凑及百人而散其余耳。

司马光的推测当是正确的。不过与《资治通鉴》所说颜杲卿在成功斩杀李钦凑后“悉散井陉之众”不同，《安禄山事迹》则作“以并其兵”。后者的说法可能更为合理，因为这更符合当时广募士卒防御常山的颜杲卿的意愿。而常山团结兵也确实在此后针对叛军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史称天宝十五载二月，史思明刚刚攻克常山，兵围饶阳时：

李光弼将蕃、汉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陉。己亥，至常山，常山团练兵三千人杀胡兵，执安思义出降。

事实上和常山一样，日野开三郎教授认为在安禄山叛乱后，燕南地区临时招募或组建的抗贼军队基本上都是团结兵。而从史料中看，团结兵已经成为河北抗贼运动的主力。史称当朔方军出井陉口与史思明等大战河北时：

河朔之民苦贼残暴，所在屯结，多至二万人，少者万人，各为营以拒贼；及郭、李军至，争出自效。

而当至德元载八月，郭子仪因潼关失守不得不率朔方军整军西撤时，留镇东方的李光弼亦携景城、河间五千团结兵至太原，开始其保卫北都的军事部署。

燕南地区的团结兵能够在安禄山叛乱时期有如此活跃的表现，正如日野教授所指出的，这正得益于安史乱前就已在河北养成的团结兵传统。而河北中、南部能够成为安禄山叛乱时期帝国统内地方勤王势力最强大的地区，其实也正是拜当地的团结兵所赐。另一方面，相较于河北南部，中部的团结兵势力似乎更强。而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乱前河北的军事结构中找到根源。同时，安禄山在其南下时之所以派遣大将张献诚权摄博陵太守，或许就是因为，博陵郡正处于燕南与燕的交接地带，由它划分着两个军事结构及安禄山的控制力都不尽相同的地区。

不过，尽管燕南的团结兵在安禄山叛乱中表现活跃且具有实力，但它终究无法抵御朔方军和来自河北边州的军队。当颜杲卿成功解除了安禄山的井陉守军，并擒获了安禄山大将何千年后，后者就曾对颜杲卿说：

“今太守欲输力王室，既善其始，当慎其终。此郡应募乌合，难以临敌，宜深沟高垒，勿与争锋。俟朔方军至，并力齐进，传檄赵、魏，断燕、蓟要膂，彼则成擒矣。今且宜声云‘李光弼引步骑一万出井陉’，因使人说张献诚云：‘足下所将多团练之人，无坚甲利兵，难以当山西劲兵’，献诚必解围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悦，用其策，献诚果遁去，其团练兵皆溃。

而当朔方军在天宝十五载六月退出井陉，史思明、尹子奇进行其全面收复河北的战役时，燕南地区的勤王势力最终也还是彻底瓦解了。尽管它们中的有些在朔方军退出河北后仍旧坚持抵抗了四五个月时间。燕南地区视朔方军与边州叛军势力起伏而反复徘徊的根本原因，其实正在于临时招募的具有民兵色彩的团结兵毕竟还是无法抵御训练精良的健儿。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以步兵为主体的燕南团结兵，在与以骑兵为主干的边州军队较量中，天生就处于劣势的地位。

至此，我想我们可以来回答本文之前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了。我认为，在安禄山叛乱时期，同样作为其“统内”的河北北部与中、南部之所以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其实源于早在乱前就已经形成的河北军事结构。虽然安禄山在天宝九载获得了河北道采访处置使的身份，但与他的历届前任一样，幽州节度使的控制范围其实主要还是在边境地区。因为它的任务是防范自武后朝以来就一直威胁着帝国东北边境的突厥与两蕃。因此，安禄山并没有像他经营边境地区一样，对燕南实施过有效控制并产生太大的影响。

河北北部的边境诸州，在武后、玄宗时代设立了一系列的军镇。而自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后，原本设于营州、处置蕃族的羁縻州开始逐渐迁入幽州。在玄宗收复营州，两蕃内附、突厥衰落的开元时代，大批的东北蕃族内迁至幽、营二州的羁縻州内。在与两蕃等作战中逐渐增强的边境军事力量，尤其是幽州、平卢二节度的设置，为安禄山的崛起打下了牢固的军事基础。而在开元初期迁入唐境的安禄山则利用他的种族文化优势，将大批的蕃族将领及其部落吸收到他的麾下。于是，以幽、营境内羁縻州的蕃族部落为核心，以边州军镇为基础的骑兵，成为安禄山此后南征北战的主要力量。

而同样自武后朝契丹叛乱以来就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传统和相当实力的河北团结兵，则在安禄山叛乱初期的燕南地区表现出相当活跃的性格。尤其对于勤王一方来说，他们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具有民兵性质的兵员，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坚持着与叛军的对抗。这其中，河南中部团结兵的表现更为显著。燕南地区所具有的这种团结兵传统，正是其能与安禄山反复抗衡，并无法为后者彻底掌握的原因所在。不过，以步兵为主体的团结民兵终究无法抗御精锐的骑兵，这也正是不少燕南州郡始终徘徊在两支强大的骑兵部队——支持唐廷的朔方军与源于北边的安禄山叛军之间，缺乏自身独立立场的原因。

总之在河北，一种早在安禄山崛起之前就已形成的具有地域差异的军事构造，不仅直接为此后的安禄山军团所继承，影响着它们在安禄山叛乱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所担负的不同使命，也直接左右着河北地区在叛乱时代的政治地理走向。或许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会赞成彼得森先生的这个说法：

（安禄山）叛乱产生于基本上是政治性质的若干牵涉面较小的环境，它们与中国文化的敌人的大规模渗透或长期的地方分离主义无本质的联系……在叛乱开始时，河北道除了提供基地外并未卷入。引起这场叛乱的解释要在边境形势中而不是在河北道内寻找。

以下的这张示意图就是我们从地域差异的角度考察安禄山军团，以及它们在叛乱中所扮演角色的展示：

至德元载十月，为安禄山成功平定燕南的史思明返回博陵，史称其：“郡置防兵三千，杂以胡兵镇之。”史思明利用郡置防兵及胡汉杂驻的形势控制住了燕南，其本人也在此后继续留镇河北。至此，河北的勤王势力除了平卢军以外全部被安禄山清除了。而刚刚遭受重创的平卢军暂时还无法对史思明控制的河北造成威胁。安禄山现在总算结束了他在河北的危机，但是，他已经不可能亲眼看到河北收复的局面了。因为三个月后，在洛阳的安禄山就被其子安庆绪所弑。于是，伴随着勤王势力与团结兵时代在河北的终结，以河北为根据地的叛军也将进入后安禄山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