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兴起——文明的传播：早期阶段



一、引言

约从公元前6500年开始，中东最初的那种小而简单的农业村庄倍增，并且发展延伸到了新的区域。这个过程贯穿了公元前5千纪和4千纪，直到公元前3000年，谷物种植的农业公社扩展到了欧洲、北非沿岸、又进入印度，横跨伊朗高原到达中亚。与此同时，农业领域出现了社会分工。在那些条件特别有利的地方，譬如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分工的进程导致了文明的兴起。

美索不达米亚位于中东农业发源中心附近最大的灌溉河谷，这一点无疑使这个区域在文明化进程的开端就占据了领先优势。而且，随着这个冲积平原发展农业的潜力日益明显，外加文化不同的各个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文明兴起的步伐加快了。第一批美索不达米亚农民从未能安全地定居下来进而形成一种固定不变的生活常规。相反，我们所见的是，临近地区各种外族人带来的压力迫使他们融合为一个有机体，并且创造了许多方法来开发他们貌似贫瘠实则非常富饶的环境。直至公元前3500年到前3000年之间，在他们中出现了我们所称的文明社会。

但是，文明的出现并没有终结社会反应的过程。相反，在两河流域下游出现了一个技术纯熟、举止优雅、强大而富庶的社会，这个社会需要大量的进口物资，这就给文明的进程注入新的动力。这些文明开化的人需要远方的金属、木材和石料，否则他们就得亲自长途跋涉去山上伐木，从地下挖掘矿石，或者从悬崖开采矿石，要么就得引导各地的土著居民为他们负担这类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有文化有技术的文明人和他们未开化的蛮族伙伴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人和军队无论去到哪里，都会在当地引起一系列的社会巨变。结果，文明生活方式中那些对当地居民极具吸引力且能够融入当地社会结构、生产技术以及地理环境的元素便日趋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

从某种意义来说，风俗习惯和生产技术的传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人类发展伊始，这样那样的人群便从他们的邻里中借鉴做事的技术并加之改良。但是，文明社会给予那些未开化的人许多，却很少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东西。所以，在文明的初始阶段，社会中借鉴的进程近乎是单向的，是从文明中心向农业世界的外缘传播。因此，从公元前4千纪后半叶直到公元前3千纪，两种社会界限浮出旧世界表面：一种是新石器时代野蛮状态和旧石器时代蒙昧状态之间的农业界限，另一种是城市状态与野蛮状态之间的文明界限。

但是文明传播和农村扩展的方式不尽相同。从处女地上开垦出新的耕地并不需要特别的条件，掌握了基本的农耕技术即可。适宜耕种的土壤分布广泛，新的居民可以在旧的居民点不远处定居下来，从而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连贯的农业地带。但是文明并非以这种方式传播。在起始阶段，文明需要非常特殊的地理环境才能繁荣起来，即一个可灌溉的冲积平原。

水利灌溉对于早期文明来说十分重要，部分是因为它让原始农民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容易得到持续稳定的剩余产品。更重要的是，水利灌溉由于要求社会的大力协调，促进了一种社会机制的产生，由此剩余产品集中于管理集团的手中。一旦管理集团确立了集中农民部分剩余产品的能力，不仅可以雇佣越来越多的人开河挖渠，而且可以更周到地祭祀神灵，进行军事活动，还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人担任专职的工匠、艺术家或者是音乐家。简而言之，可以去创造文明。

上述这些在仅仅依靠雨水灌溉的土地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河流淤积以及可靠的湿度这些有利条件，要得到大量的剩余产品是很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没有对使用大规模有组织的集体劳动开凿河渠的需求，管理集团想要确立对剩余产品的控制也是同样困难的，无论有多少剩余产品。

因此，文明的传播是以蛙跳式的运动开始的，它越过较远的一段距离，从一个可灌溉的河谷跳到另一个可灌溉的河谷。因为主要的可灌溉河谷之间间隔着荒无人烟的广阔地带，所以当新的文明兴起之时，它们基本上都是相互独立的。当地的社会因素，即风俗习惯、宗教崇拜、政治制度，都是新的河谷文明得以形成的基础元素。但是，在向文明过度的关键阶段，当创造一个复杂社会所固有的问题尚未找到就地解决的方案之前，外界的刺激是至关重要。这些外界的刺激促进并加快了新的文明类型在美索不达米亚影响下所有条件适宜的地点兴起。

在公元前4千纪有限的农业范围内，有许多适合进行水利灌溉的河谷。其中有一些面积较小，比如卡仑河（Karun River），该河现流入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Tigris-Euphrates）下游，而在古代它却单独流入波斯湾（Persian Gulf）。这条河与附近的一些其他河流一起构成了早期埃兰（Elam）文明兴起的基础。但是由于这个区域太靠近面积更广阔的两河流域，所以，原本独立发展的埃兰文明不久就淹没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之中了。[1]同样，约旦河（Jordan River）附近的大型泉水为耶利哥城（Jericho）早期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它是一个孤立、面积较小但文化高度繁荣的岛屿，坐落于未经开化的汪洋大海中。[2]毋庸置疑，在中东还存在其他灌溉农业的小型中心，这些中心支持着一些小型城市，它们的居民甚至在公元前4千纪就成功地为自己创造了文明的生活方式，至少算是初期的文明生活方式。但是，这种孤立发展的小岛并不能幸免于蛮族的袭击。在公元前2千纪，当全盛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它们压境袭来时，这些小岛最终被吞没在那个慢慢在中东形成的疆域更加辽阔的世界性社会中。

但是，在中东边缘，有三块面积较大的流域非常适宜发展大型的文明共同体。其中两个分别是尼罗河（Nile）流域和印度河（Indus）流域，事实上在公元前3000年，这两条河已经为人们所驾驭，为人类的目的服务。不久，这两条河流的沿岸出现了能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并驾齐驱的文明。第三个边缘河系是奥克苏斯河和锡尔河流域（Oxus-Jaxartes），据目前所知，这一流域不能与那些早期文明的发祥地相提并论；[3]但一些考古学家可能会在这一流域中发现那些已经消失的和被人遗忘的文明。毕竟，苏美尔文明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被发现；而早期印度文明在1922年以前也根本不为人知。

[67] 图：埃及出土的石刀

巴黎卢浮宫

这件武器是在埃及阿拉克山（Gebel el-Arak）发现的，时间为前王朝时代后期。象牙刀柄两面的雕刻如图所示，表明出明显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影响。左图，刀柄上倒下的尸体与船只混合在一起，这些船只的式样与美索不达米亚印章上所雕刻的很相似；而在柄的后部末端，一场相当壮观的战斗正在进行。苏美尔的航海者在进入红海沿岸时也许经常同当地居民发生这样的混战。柄的另一面再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主题：一个大胡子男人的两侧各站着一头直立的狮子，这样的画面在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中很常见，类似的主题也见于浮雕下方，一只狮子正在向它的猎物背上扑过去。浮雕给人总的印象是在模仿美索不达米亚的高级艺术，虽然巧妙，但依然原始且具有地方性。

然而，由于奥克苏斯河和锡尔河流域地处内陆，与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相比，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较小。在公元前4千纪，甚至就有从苏美尔始发的船只通过波斯湾到达阿拉伯（Arabia），并驶入红海（Red Sea），从而建立了与古埃及的联系。[4]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苏美尔和印度地区也建立了如此之早的海上联系，但上述到达红海的船只一定能够到达（而且可能已经到达了）印度河口。但是，美索不达米亚与奥克苏斯河和锡尔河流域之间还没有开辟海上航线。因为陆路交通从本质上来说比海上交通更昂贵也更危险，所以从苏美尔向外延伸出来的纤弱却令人震惊的触角，尽管加速了文明在尼罗河及印度河流域的兴起，但却没能向同样遥远的东北方渗透。如果上述情况属实，那么未来在奥克苏斯河和锡尔河流域发现被遗忘的早期文明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了。

尼罗河及印度河流域在灌溉农业方面的天然潜力使埃及与印度在公元前3000年后不久就产生了文明，而且与苏美尔技艺的零星接触也加快了文明兴起的进程。但是，只有当埃及人和印度人出于自己内在的动力向文明社会发展时，他们才能真正接受苏美尔的影响。苏美尔的纪念性建筑当然不错，但唯有当地社会对建造纪念性建筑产生了兴趣并且有能力支配必要的劳动力时，苏美尔的工艺模式才有意义。同样，即使是相对简单的器械，如制陶轮盘，也像大型建筑一样，似乎也是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入埃及的，但一直到专业的陶工在埃及出现时，制陶轮盘才算在埃及站稳了脚跟。这些专业的陶工既萌生了对这门手艺的兴趣，又有能力学会快轮制陶的专门技艺。

随着埃及和印度发展出了自己风格独特的文明生活，它们便成为了社会纷乱的新中心，对附近欠发达的民族施加影响，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曾经并继续影响外界的方式一样。因此，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范围拓宽了、程度加剧了，整个中东及外缘地区社会进化的步伐也加快了，直至一种结合了河谷文明多种元素的高级野蛮状态在欧亚两洲广泛扩展开来。考古学家一致把人类历史的这一阶段称作青铜时代，在欧洲大约是公元前1800年到前1000年。

高级野蛮状态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均势。文明民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易面临蛮族的征服，这些蛮族掌握了文明战争的技术和武器时就变得更令人生畏了。这种被称作欧亚大陆“社会梯度”的根本变革在公元前1700年后不久就发生了，可以把它看作文明史第一阶段终结的标志。

接下来就让我们简要地看一下早期埃及和印度类型的河谷文明，在粗略证据的许可范围内，追溯一下它们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一起对野蛮世界产生的影响。

二、公元前1700年前尼罗河及印度河流域的文明

（一）古代埃及

与酝酿了一千年之久的苏美尔文明相比，埃及社会和文化的形成是一种早熟。但是，早期埃及建成了国家，完善了宗教体系，创制了新的艺术，总而言之，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极具魅力的文明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使后代人背负了沉重的压力。当埃及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时期过去后，人们觉得要改进祖先所形成的范式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甚至认为要保住过去的成就也是有难度的。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保证了它长期以来感受不到外界的强大压力，因此埃及人也几乎没有从外界得到新的动力。尽管埃及文明有一个辉煌的开端，但到后来，在某些重要的领域却落后于更加动荡却不断发展的美索不达米亚社会。

埃及社会的早熟在政治方面的表现最为明显。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尼罗河谷的大部分地区大概还是未经开垦的沼泽和荒漠，当地公社还未从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中发展起来，埃及的文化艺术传统还未形成，这个国家却被一个人统一了，这位统一了埃及的国王通常被叫做美尼斯（Menes）。[5]尽管后来历经王朝的更迭，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伴有短期的动乱，但埃及的政治统一确实持续了约900年。

埃及的国王缺乏美索不达米亚社会那种历经艰难才发展起来的行政管理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如何从埃及历史初期开始就把这样庞大的一个国家控制在自己手里的呢？

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上述反常现象。四周的荒漠使埃及界限分明，易守难攻；尼罗河是它的天然脊柱和神经系统。对埃及的国王来说，守卫边防抵御外敌并不是什么难事。当然，有时候埃及人需要沿三角洲部署军事行动，来抵御从西方入侵的利比亚人（Libyans）和从东方入侵的亚洲人（Asiatics）；也有小规模的边界战争，来抗击从南方入侵的努比亚人（Nubians）。但在公元前第三世纪，这种蛮族入侵的危险很小，并不会对古埃及法老的王权构成严重威胁。因此，美索不达米亚政治史上最大的一个分裂因素对埃及来说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地图：古代埃及

这片土地早早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直接有赖于尼罗河的通航之便。河水载船顺流北行，同时非常幸运地是，埃及主要刮北风，因此，扬帆起航溯流而上就变得相当容易。 国王通过控制航运，便自然而轻易地控制了大部分货物和人口的流向，从而掌握了统治埃及的有效手段。[6]相反，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却没有现成的、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自然条件来捍卫其集权统治，然而他们缓慢而艰难地发展出了法律和官僚机构，用这种人工手段替代了地理环境赋予埃及的那种天然优势。[7]

社会因素强化了地理环境为埃及带来的集权效果。在公元前3100年之前，埃及没有强大、富有且自觉的社会组织能与苏美尔的神庙公社和城邦相提并论。从远古时代开始，地方行政区叫做诺姆，被认为是王国以下的行政单位。上埃及与下埃及之间，即狭窄的尼罗河河谷与平坦的尼罗河三角洲湿地之间的二元性，在官方的名称中始终十分突出。诺姆的划分大概是以某些政治单位为基础，这些政治单位的形成早于上下埃及两片土地的统一。但是，在埃及的史前史中，由牧师、首领或祭祀国王所掌握的地方权威，与同类的苏美尔统治者相比一定是脆弱的、不发达的。[8]不然，古王国时期盛行的将最高权力集中于王室手中的事情便不可能发生。再者，传统上认为，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第一任国王是来自南方畜牧部落的征服者，如果这种观念正确的话，那么后代法老拥有的非凡特权可视为把广泛的权力应用于被征服农耕民族的结果，而这些权力是由某个成功的游牧民共同体赋予其领导人的。

埃及早熟的政治统一的必然结果是，尼罗河流域没有出现像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的大型城邦作为高级文化的发源地。相反，早期埃及文明是王室的产物，王室内迅速衍生出多个部门，在各个部门专业化的过程中，王室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城邦。王室的管理者和工程师能够支配全国为数众多的农民，他们发现可以利用这些劳动力去从事一些非比寻常的工程，比如建造伟大的金字塔；同时，王室的工匠们显示出了杰出的技艺，创造了深奥精妙的埃及雕塑与绘画。最令人惊叹的是，在尼罗河流域文明伊始的短短几个世纪内，他们就已经取得了上述成就。

埃及的基本社会单位仍是乡村。在埃及历史最初的那些世纪，显然没有重要的社会集团存在于乡村和王室二者之间。后来，某些主要的神庙可能雇佣了一些管理人员、工匠、和侍者，从某些方面来说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模式相同。但在埃及人的生活中，这类中心从来没有得到过同类中心在美索不达米亚所获得的重要地位。地方贵族发挥了比较重大的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原本是王室的行政官员；从第一中间期到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200年—前1800年），这些土地贵族和小王公将自己插足于农村和中央王权，成为了介乎二者之间的一个层级。对农民来说，这样的情况可能只相当于更换主人。农村生活的组织和与之相关的、埃及社会的基本结构大体上没有改变。美索不达米亚意义上的城邦是独立于王室统治者的工商业中心，但此类城邦在帝国时代之前并没能在埃及生根，而且即便是到了帝国时代，此类城邦的数量也始终稀少，它们犹如埃及社会组织架构中的异类。

早期埃及像一个扩大了的神庙公社。统一的埃及最初的统治者们似乎采用了苏美尔的社会制度并且加以改进，通过拓展疆域将尼罗河下游整个可以通航的河段囊括进来，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这片古老土地上由于临近各国之间冲突引起的政治问题。

图：纳尔迈—美尼斯王的深红色调色板

开罗 埃及博物馆古代部总监供稿

这两幅浮雕同阿拉克山出土的刀柄上那种模仿式的图案（见第67页）（此处页码指英文原著页码，中译本标注为边码，下同——译者注）形成了鲜明对照。埃及艺术后来形成的独特风格在这时候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了。这块调色板也许是第一王朝时期为庆祝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而制作的。这块调色板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还因为它看起来比象形文字的成型时间还早，以后象形文字的设计元素从左边那个猎鹰图案中能看出来。实际上，可以把浮雕的这一部分当作象形文字来读。把这里出现的动物形象同阿拉克山刀柄上的形象相比较，特别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埃及人注重图案设计，而对表现肌肉组织或姿态的细微变化不感兴趣，这些特点通过对比可一目了然。同样，根据每个形象的重要性来确定其尺寸的原则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正如右图上栏所示，国王正在视察被斩首了的敌人尸体，其形象表现得特别高大。

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埃及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和早期苏美尔的神庙公社类似。第一，社会的基本区分是农民大众与神的家族之间的区分。在埃及，人类的统治者是神的化身；在美索不达米亚，神是超乎凡人的，只能以祭司作为代言人与人类对话。两种情况虽有区别，但区别不能掩盖其真正的相似。第二，贸易和所有大规模的经济事业都由神圣王室指派的官员控制。法老不时地派遣半军事性质的远征部队去叙利亚（Syria）伐木，去西奈（Sinai）开采铜矿，去努比亚（Nubia）掘金，去法特（Punt）采集药材。在国内，从上埃及探采花岗岩和其他奇特的岩石，征收各种赋税纳入王室国库。这些财物不是被神化的国王直接所用，用于维持自己的宫廷，修建自己的陵墓或其他建筑，就是分赐给王室的各种侍臣。苏美尔神庙公社最初的经济组织大概与此十分相似。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人和俗界的承包人在不同的神庙公社之间找到了自己的活动空间，但是在埃及古王国大一统的组织阻碍了这方面的发展。

从长远看来，完全统一的内聚力很可能妨碍了埃及文明的发展，但是在最初，它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有利条件。法老的神圣地位为中央政府带来了稳定，这样的稳定是美索不达米亚最高王权不曾获得过的。由于埃及宗教的教义赋予神圣国王以统治国民的权力，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统治者可与之相比，因为无论那些统治者的权力多么强大，他们本身都没有神性。

在埃及，国王作为神被认为是永生的。因此，必须为他的肉身提供适当的保护措施，并为他的灵魂提供合适的安置之所，这样就出现了金字塔。但在古王国时期，埃及人认为，任何普通人都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获得永生，即便是最虔诚的祭司或最富有权力的官员也不可能。死后能否幸存，取决于能否成为已逝国王的随从。出于这个原因，古王国的官员们煞费苦心地修建自己的陵墓，在神圣国王恩准的范围内，使自己的陵墓尽可能地靠近国王的陵墓。而且，他们陵墓内的墓壁铭文也强调，死者是为神生国王服务的，大概希望（尽管这样的希望貌似有失理智）已逝法老的不朽灵魂将因此记住他确实需要这些死去的官员为其效劳尽忠。

死后的生存似乎一直是埃及人最关心的问题。他们确信，死后永生的唯一希望就是法老的恩惠，因此，一个国王即便地处遥远，也容易获得臣民对其训示忠诚且及时的拥护。违背国王将受到严厉惩罚，唯命是从却能得到好报，还有谁会故意触怒神圣国王呢？这确实是古王国统治的一个秘密。埃及法老不像汉谟拉比（Hammurabi）那样用法律和频繁的通信来控制官员，这是一种可怜的凡人所用的方式，而是以死后永生为奖赏，回报那些完全服从于他意志的人。

图：埃及社会的演变

但是，即使是在古王国的鼎盛时期，社会表层下还是潜藏着地方主义。国王和王室高踞于农民之上，但农民却深深扎根于当地。除了王室的管理机构，几乎没有其它力量能把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联结起来。在埃及的宗教中可以找到这种潜藏的、离心的地方主义之最佳佐证。埃及众神异乎寻常的混乱反映出各种各样地方崇拜的存在、遗留及发展，这些地方崇拜最初几乎互不相关，而且在一个统一的政权已经把两块土地联合起来以后，它们也还是难以完全协调一致。埃及文明非凡卓越的统一和始终如一的风格是王室的创造物，而不是来自全体民众。在宗教方面，当地村民的态度值得审视，呈现于我们眼前的不是一致性，而是极端的混乱。

埃及在最初三个王朝统治下的历史（约公元前3100年—前2650年）鲜为人知。在这一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对加速埃及文化的发展仍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时期的许多艺术品都精准地再现了苏美尔的图案。冶金工艺的改善，制陶轮盘的引进以及用泥砖建造大型建筑也都可归结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或许，用书写符号记录语言的想法也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但是，埃及的象形文字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并无关系，二者的创制肯定是相互独立的。然而，近期的许多实例表明，有发明能力的人可能重新创制了一种书写体系，这是与文明民族交流的结果。埃及文字在王朝初期就已经存在了，但事实上在此之前就并没有文字发展的痕迹。因此，象形文字很有可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促动下突然发明出来的。[9]

无论如何，埃及受外来文明影响的时期是短暂的。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在埃及，沿尼罗河两岸荒凉的崖壁很容易找到优良的建筑石材。不久，埃及的建筑师就懂得了开发石料建筑的各种可能性。第一座石墓是为第三王朝末期的一位国王（约公元前2700年）建造的。此后，埃及人在一个非常惊人的短时期内便掌握了石匠的技术，继而，他们的建筑远远超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那些范例。在第一座石墓完工一个半世纪后，最大的金字塔得以建成，其规模之大不言而喻，建筑本身的精准无误和精雕细琢令后世望尘莫及。[10]

迅速掌握石建筑技术只是整个发展高潮的表现之一。在这关键的几个世纪中，几乎各个方面的埃及文化全都成熟了，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雕塑和壁画，这两种艺术都同石雕工艺密切相关。

图：上下埃及之王卡勒夫

开罗 埃及博物馆古代部总监供稿

这件闪长岩座雕像是在基泽（Giza）卡勒夫殡葬的神庙里发现的，它表现了既是人又是猎鹰荷鲁斯（Horus）的神王形象。雕刻者克服了雕刻固有的笨拙，完成了这件宏伟的艺术品，成功地使猎鹰的保护翅膀把两个形象永久地结合在了一起；法老庄严肃穆的面容与猎鹰严峻无情的神态相得益彰。这种雕刻是象征性的，也许有利于加强和明确神王在古埃及发挥的全面而重要的作用。这件在技艺和风格上都堪称完美的作品是在第四王朝统治期间制成的（公元前2650—前2500年），在此期间，整个埃及的资源都用于建造大金字塔（卡勒夫的金字塔规模仅次于他的父王基奥普斯，这是希罗多德对他的称呼，而埃及学家称之为胡夫）。

然而在宗教方面，无论是信仰还是宗教仪式都没能形成一个公认的且经久不衰的定则。地方的传统根深蒂固，即便是在一个神圣国王统一了这片土地，对各种各样原始的宗教崇拜和神学施加了中央集权的压力之后，它们也难以趋于一致。但是，将实践和逻辑协调起来的尝试势在必行，特别是从法老宣布自己为神这一点上来看。在位的国王起初采用了荷鲁斯，即天上鹰神的头衔，确立了自己在众神之中的位置，同时，他把自己王室的祖先们（假设他们是永生的）视同冥界的统治者奥西里斯（Osiris）。荷鲁斯和奥西里斯最初可能起源于埃及的不同地区。他们的特征必定使人想到，其中一个与过去从事游牧生活且相对好战的时代有关，另一个则明显地与农业、季节和植物的荣枯有关。[11]在埃及的历史上，人们从未放弃将在位的国王视为荷鲁斯，将先王视为奥西里斯。但到了第五王朝（公元前2500—前2350年），法老也开始宣称自己是太阳神拉（Re）的儿子。这种思想无疑反映出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神庙祭司们的影响，而且古老的传统也有这种说法，即第五王朝是由该神庙太阳神拉的祭司们建立的。

现代人很难理解当时埃及人的做法，他们把奥西里斯之子，太阳神拉之子以及鹰神荷鲁斯拼凑成一个不可调和的三位一体，然后又将上述混合所产生的多种形式的神性与法老本人等同起来，然而这种混乱却遍布埃及宗教。诚然，大部分埃及人在坚持遵循传统的、历史悠久的宗教规则和仪式时，感觉不到其中存在的不一致。[12]但随着埃及文化的历史定义日趋明确，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便因神话和宗教仪式的地方性差异颇感烦恼。因此，这些人力图构建一种纯理论的神学体系，这种体系能够协调分歧，用更符合逻辑、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来阐释不同神灵之间的关系。

上述三个体系发源于强大且重要的神庙，已为现代学者所熟知，尽管一些相关的记录残缺不全。这三种神学理论都试图在众神中建立血缘谱系，从第一个创世神开始，一对对神夫神经世代相继。[13]孟菲斯（Memphis）普塔赫神（Ptah）的祭司大概首创了这些最为有趣且复杂的故事。无论如何，孟菲斯神学赋予了普塔赫神创世者的角色，总的来说，带有明显为他做宣传的痕迹。有关文献将普塔赫神的创世行为描述成他心中的意念，然后脱口而出。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创造了物质世界，而且还创造了神族、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交往原则。普塔赫神的行为似乎是以法老在处理人类事务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为蓝本的。毕竟，正是神王所想、所说使金字塔得以建成，使他的忠实仆从得到了永恒的生命，使蛮族陷入了混乱。

然而，使埃及宗教传统合理化的系统性努力并没有奏效，即使普塔赫的祭司在王都孟菲斯可以把该神的地位提高到其余所有神之上，但仍有其他一些祭司忠于其他圣地的其他神，他们的虔诚使他们反对任何背离当地宗教传统的做法。因此，埃及人最终选择了一条对各种已经确立的宗教表达方式兼容并蓄的易行途径，而不是尽力去改造它们。官方宗教冷静地将那些逻辑上并不相容的教义并列起来；只有当某个忠于它自己的神和宗教崇拜的新王朝兴起时，陈旧的习俗才得以改变。所以，当上埃及底比斯（Thebes）的统治者巩固了他们对国土的控制时，底比斯的阿蒙神（Amon）也同他们一起掌了权，并且很快就同太阳神结合了起来，成为阿蒙—拉神（Amon-Re）。但原先的大神位并没有因此而被废弃：法老继续把自己称作荷鲁斯；奥西里斯在与拉神的竞争中仍然赐予死者永生；所有各种地方性习惯继续维持，甚至当地方神与某些王室政府敬仰的最高神名义上同化而使这些习惯受到部分的掩饰时，情况依然如此。

复杂而多样的宗教遗存只能理解为是地方性圣地和祭司集团长期存在的结果，他们至少不是完全受王室政府支配的。一些文献资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祭司集团中有一些人通过损害中央政府的利益来扩展他们的权力。[14]但是，神庙祭司集团没有那些不忠的官员们所起的作用大，这些官员一直在破坏并且最终摧毁了神王的权威。

令人惊奇的不是这种反抗的发生，而是它如此姗姗来迟。在第四和第五王朝的统治下（公元前2650—前2350年），古王国正处于鼎盛时期，这时似乎就有数量相对较小的一批官员统治着整个埃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法老的亲戚；他们所有人，作为神王王室中的成员，都直接依靠王室的优厚恩惠，得到他们生前死后所希望享受的一切荣誉和特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的数量增加了，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削弱神王和他随从之间的心理纽带。一个远离朝廷的小官，如果神王根本不认识他，他又怎能信心满满地指望自己作为国王的随从而得到永生呢？或许，更重要的是，官职逐步变为世袭制，这种情况必定使有识之士难以脱颖而出，而那些不称职的继承人却得以稳居高位。当儿子在边远地区继承了父亲的职位时，与当地的人、地、神的联系就会加强，直到这种联系破坏了之前对国王的自动服从。

结果，管理机器逐渐崩溃了。在第六王朝时（公元前2350年—前2200年），瓦解过程就开始了；此后不久，各地的权贵和诸侯竞相追逐最高权力，其中有些人同时称王，但没有一个人能制服对手而行使真正的最高王权。

艺术在所谓的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200—前2050年）衰落了。纪念性建筑的规模锐减，同时，未成熟的、带有明显地方变异性的建筑风格和技术出现了。[15]高级艺术早先是王室的产物，从这个观点看来，上述现象便可以理解了。但在思想和文字领域，这一社会困难时期却促成了埃及传统的明显扩张。文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由于有序政府的衰落受到严重干扰，他们仰天长叹，执笔记录在埃及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以此表示他们的抗议。一些从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文献显示了人们惶惑而绝望的心理；一些表现了极度的享乐主义；还有一些主张通过个人的正直不阿来为社会秩序的恢复寻找基础。[16]

这第三类作者所表达的道德理想有时会赢得当代学者的钦佩。[17]但是，这些义愤填膺的文人所提出的激动人心的道德原则却从未融合进埃及的宗教体系。当刺激埃及文学迸发异彩的社会动乱再次平复时，在困难时期提出的这些理想也随之枯萎，在埃及文明上并未留下任何持久的痕迹。[18]埃及宗教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先前就击退过以孟菲斯神学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现在又湮没了对人生之本的文学新解读，甚至完全没有感受到它的影响。只有在一个方面，古王国的崩溃在宗教中引起了永久性的变革：此后，生命不朽的希望不再完全依赖于同神王的关系，而是向所有人敞开，只要他们有适当的坟墓、咒语和随葬品。

埃及文学具有明显的现世性[19]，这些作品出自那些从事世俗或半世俗工作的文人，正是现实的人类世界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因此，那些典型地出自高级官员之口的行为准则在古王国的文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些行为准则旨在教导年轻人通过取悦上级和正确对待下级来使自己出人头地。美索不达米亚人敬畏神灵，但这样的思想在埃及文人的脑海中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在古王国衰落后动乱时期，他们还是认为，应该对灾难和骚乱负责的不是神，而是那些桀骜不驯、犯上作乱的人。

埃及文学的现世性无疑表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种差别部分是由于埃及是相对安全的，少受外族入侵和自然灾害侵袭[20]。在一个国家，神灵如此值得信赖，洪水的到来如此规律，充满敌意的蛮族不会突然出现在视野范围内，除了在某些特定的宗教仪式场合，文人便可以置神灵于不顾。不为现世的生存问题所累，宗教热情便集中在获取来世的永生上。文学作品可以心安理得地直接谈论纯世俗世界的事情。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则不同：在那里，自然灾害和军事威胁一直存在，因此神灵被认为是任意妄为、喜怒无常的，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危险或是出乎意料的好运，也是绝对不能被忽略不理的。

书面文献和口头流传的宗教神话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使埃及的文人比他们美索不达米亚的同行拥有更大的自由度。正因如此，埃及文学的产生先于美索不达米亚，并且很早就出现了一些完全世俗化的载体，如故事、谚语、对话和情歌，而在美索不达米亚，这类载体几乎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还没被人们发现。[21]

毋庸置疑，古王国崩溃之后的动乱给埃及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然，那种国土统一、神王当权的理想从未消失过。最后，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中叶，埃及南方底比斯的君主取得了军事优势，再次统一了国家，从而开创了所谓的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50—前1800年）。[22]这个新的王朝（第十二王朝）恢复了某些类似于古王国时期的中央集权制，但这个相似掩盖着一种真正的区别。地方权贵和祭司集团没有被取代，他们的权力依然存在，成为了联系王室官员和各地农民之间的中间环节。中央的权威不再像过去那么崇高和绝对。整个埃及的劳动力不再被拉去为国王修建陵墓；所谓只有与神王保持联系才能在来世获得永生的官方说教也失去了效力。[23]艺术风格在古王国遗留下来的规范内继续显示出细微但却可以察觉出的地域性差异，表明埃及生活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24]软弱的统治者很容易沦丧手中的权力，但在第十二王朝，某几位精明强干的国王确实在整个埃及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大约到公元前1800年，埃及又一次失去了政治上的凝聚力。因此，埃及人没能对他们历史经验中一种崭新而陌生的现象，即外族大规模入侵，表现出有效的抵抗。从大约公元前1730年开始，一个叫做喜克索斯（Hyksos）的民族穿越西奈（Sinai）沙漠进入了埃及，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个国家的北部，建立起了外族的统治，并且一直维持到公元前1570年。

喜克索斯人为埃及人深恶痛绝。埃及的祭司和贵族长期以来用居高临下的姿态傲视所有其他的民族，这时却发现自己不得不臣服于他们所蔑视的东方蛮族，这些人侵占、亵渎了他们的神庙，将他们最为珍爱的传统视如草芥。这一经历在埃及人的头脑中引起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甚至在一位来自南方的新国王从可恶的喜克索斯人手中解放了两片国土之后，埃及人也不再认为躲在沙漠的屏障后是安全的了。于是，他们结束了与外部世界长期隔绝的状态，在后来的几千年里，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参与到了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中。所以，随着喜克索斯人被驱逐出境，埃及的统治者们踏上了世界征途，与另一个伟大的河谷文明，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发生了直接接触，并展开了竞争。我们对埃及人的叙述到此告一段落，他们那独特的生活方式将从这里开始进入一个更广阔、更凶险的活动天地。

总之，在公元前三千纪，埃及人在某些方面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个地区。埃及的艺术和建筑给现代人留下的印象比美索不达米亚的强烈得多。某些文学作品中所提倡的道德思想也在现代人的脑海中引起了特殊的共鸣。[25]最后，我们不得不对古王国早熟的政治统一表示赞叹，大金字塔的巍然耸立、坚不可摧就是这种统一最完美的象征。

图：印度河文明的印章

大英博物馆托管处藏

证明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文明之间有联系的是上图前两枚印章。左边的一枚是在苏美尔乌尔城港口废墟中发现的，而第二枚出自摩亨佐·达罗，它是印度河文明的两大首府之一，在那里还发现了许多别的风格上基本类似的印章。显然，前者也许是一些商人从印度河带到乌尔的。第三枚印章的意趣则迥然不同。图中那个有着三面脸，在老虎、大象和其他野兽中间盘腿而坐的形象，其姿态与印度教的湿婆神(God Shiva)十分相配，当后者以百兽之王帕鲁帕提（Parupati）的身份出现时，恰好就是这样一种姿态。这种连续性有力地说明了在后来的印度教中保存着印度河文明的一部分因素。现代学者还不能解读这些印章上的文字。

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埃及的成就还落在美索不达米亚之后。在尼罗河流域，没有出现像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的“大社会”。神王及其家族和乡村村民之间存在着极其强烈的反差，甚至到了中王国时期，这种反差依然鲜明。薄弱的中间环节，即地方权贵和神庙祭司集团，不能为埃及社会提供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结构中所潜在的那种内在弹性、多样性以及发展的能力。在美索不达米亚，最高王权得到了政治理论、成文法律和巨商大贾的支持，而埃及缺乏这样的组织机制。相反，政府的全部负担，如它的文人、石匠、建筑师、艺术家、政府官员和祭司，都直接落在了那些顺服的农民头上。在这种社会内几乎找不到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了。甚至随着新王国而来的同外国人更加广泛的接触，最终只是导致埃及人重申了其旧思想的合理性，以及尽可能完全地拒绝了外国人的影响。尽管帝国在政治上受到外来侵扰，但在精神方面，埃及人却始终有效地保持着他们的独立。埃及人仍旧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而存着，即便是在并入罗马帝国之后，他们一直保持着古老的传统，没有再创造任何新的事物。

（二）印度河文明

埃及文明与几乎同时兴起于印度境内的另一种文明颇为相似。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之间，在印度河沿岸及其支流所经之地，出现了两个繁荣的大城市、一大批小镇和村庄。这些定居点的居民已经懂得书写，会使用铜和青铜器；他们用烧砖搭建巨大的建筑物，并且以独特的风格雕刻人像和印章。简而言之，其文明的物质方面可与同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相提并论。但是，由于证据不足，特别是现代学者还没有解读印度河文字的能力，所以，人们对该文明的非物质方面知之甚少，对它的历史发展更是一无所知。

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和哈拉帕（Harappa）这两座大城市以完全成熟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没有从初期比较原始的状态发展而来的痕迹。地下水使考古学家至今无法揭露这些遗址地下的情况；已经挖掘出来的岩层一定是几千年前的废墟，似乎仅仅显示了从最初的成就以来的衰落。[26]对较小遗址的分层挖掘也没能揭示在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所见的那种系统的城市布局从初始阶段发展到全盛时期的清晰迹象。[27]只有从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少量印度河印章使学者得以粗略地确定，印度河文明的年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28]

大约从公元前2500年起（也许还要早几百年），印度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就存在着贸易关系，这表明苏美尔人在印度河文明的最早阶段起到了他们在埃及所起的那种作用。与苏美尔人的海上联系大概为印度人带来了现成的模式和观念，印度人对它们加以改造，使它们适应了当地文化传统的特性。[29]如果是这样，印度河文明的兴起也许是很迅速的，至多只用了几个世纪。

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系统的城市布局证明了另外一些推断。两个城市的平面结构都呈棋盘状[30]，西部边缘都有一座高耸的城堡。两个城市也都有容积很大的粮仓，有规则地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建成，城区住房的几何形格局大概也是事先为建筑者设计好的。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高度集中的行政机构掌握着大量的谷物贡品，控制着规模足以建造整个城市的劳动队伍。同时也说明，这两个城市是按照一个总体规划在预留的不受阻碍的地方建造的。因此，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可能是作为一个巩固的、至少是半文明化国家的孪生都城而建成的。[31]

进一步看，这两座遗址明显的统一性说明，印度河文明的政治结构早在它的历史初期就已经高度集中化了。这两座都城相距大约350英里，小一些的市镇的间距远达1000英里。迄今为止，具有这种文明痕迹的六十多个遗址既发现于印度河及其支流所构成的冲积平原，也发现于阿拉伯海沿岸，向南远至纳巴达河（Narbada）河口。但在这个相当广泛的地域内[32]，在已经发现的考古组合中，没有出现地区性或地方性的风格变异。只有用埃及那样早熟的政治统一才能解释这种一致性。

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是怎样被组织团结在一起的，这是不可能说清楚的。在公元前三千纪下半叶，当印度河文明全面繁荣之时，当地城市的建设似乎很少考虑到军事防御等安全问题。没有发现城墙，武器、盔甲之类的残骸也很罕见，缺少同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常见的某些形式。[33]因此，它不是像萨尔贡帝国那样的军事帝国，而是像埃及古王国那样，是个依靠宗教进行统治的国家，有着相似的政治模式。

除了大量雕刻印章有时能与美索不达米亚最好的印章相媲美之外，印度河遗址出土的艺术品少得可怜。而且，所发现的艺术品很少呈现出令人困惑的风格差异。[34]女性小雕像往往很粗犷，有时故意夸张女性的特征，大概证明当时存在祈求富饶多产的仪式以及某种形式的“大母神”崇拜。对大树和男性生殖器的崇拜也是出于同样目的。但由于未能解读印度文字，所以无法再现神话，这些神话能够解释遗留下来的零星的图像和符号。

有充分的迹象显示，印度河文明的活力和社会秩序在两都最后崩溃之前就已经严重衰落了。比如在摩亨佐·达罗，毁灭性的水灾迫使人们不得不一再重建整个城市。老街和旧建筑起初完全是按照原样修复的，但在城市生活的最后阶段，重建的屋墙不再是每例必循早先街道所划定的界限，在以前大型建筑物的原址上，出现了一些较小的、偷工减料的建筑。显然，原先那种决定并长期维持着城市精确几何平面布局的社会秩序，不知如何已经衰落了。

引起这种衰退的原因只能凭猜测。大概是气候干燥或森林被砍伐加剧了洪水的破坏性，农业收成也不如从前了。[35]但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埃及古王国衰落的原因来看，印度河社会秩序的衰落同样应归于内部的政治变化。如果集权政府对印度河平原上臣民的控制由于某种原因而放松的话，那么这些都城一定会立刻陷入贫困和混乱，就像摩亨佐·达罗所证实的那样。

图：印度雕像

新德里 印度国家博物馆

这两个雕像，左边的断头缺臂，赤身裸体；右边的虽然粗糙，但神情高傲；它们分别发现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源自同样的艺术传统，而且有些学者已经提出，那个断头缺臂的雕像可能是混入的，原属于时间上晚得多的佛教时代。发掘者保存的不完全记载证实，这个假设以及认为这两个雕像可能共同代表着古代印度河雕刻艺术全盛阶段的观点都是不可能的。一个柔和优美，另一个傲慢自负，两种形象常常萦绕在研究印度河文化学者的脑际，使他们感到困惑不解。

来自北方和西方山区的入侵对削弱中央集权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6]但当那些操印欧语（梵语的祖先）并自称是雅利安人的好战蛮族从山上下来，在印度和流域一路烧杀劫掠的时候，最终的致命打击大概就降临了。他们以真正野蛮的狂怒，把印度河城市变成了一片冒烟的废墟。

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一直未恢复元气，曾经维持这对孪生都城城市生活的社会秩序崩溃了；摩亨佐·达罗城址后来被一帮涉水而过的外族人所占领。尽管这两座都城及其政府机构毁灭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一切有关印度河文明存在的记忆都消失了，但一些简陋寒酸的村庄却留存了下来。也许正是由于这些村庄的继续存在，印度宗教信仰的主旨才得以代代相传，并在以后的印度教中惊人地再现。

为什么印度河文明在蛮族的侵袭下土崩瓦解，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面对同样的攻击却能幸存下来，甚至重振雄风，这确实是有必要一问的。也许，蛮族对印度的攻击人数更多，手段更狂暴无情；也许是因为印度河文明比较脆弱，没有深深植根于受少数统治者控制的村民心中。

现存的资料不能证明哪种假设更加合理。但是，在《梨俱吠陀》（Rig Veda）中却可找到令人兴奋的线索，[37]其中的一些大概要追溯到雅利安人征服时期，[38]例如，有关战神因陀罗（Indra）描述，讲述了他如何攻击有城墙的堡垒以及无情地歼灭了那些黑皮肤的敌人。不同的章节可能都显示出：早期雅利安人（Aryan）非常厌恶印度河土著居民的宗教行为，以至于他们对于露骨的性宗教仪式表示出极度的震惊。[39]而且，正如《梨俱吠陀》本身所明示的那样，入侵的雅利安人拥有一种相对复杂精密的神学理论以及组织精良的祭司集团，这两样似乎都是在与苏美尔和巴比伦宗教思想接触后并在其影响下形成的。[40]

因此，雅利安人的入侵很可能包括了两种宗教制度和两类祭司集团的冲突。也许，征服者带着满腔的宗教热情，有条不紊地清除着他们敌人的宗教痕迹，那样的宗教为他们所憎恶。但如果古代印度河社会实际上是由祭司统治的，那么消灭他们的祭司集团就等于是消灭那些缔造并维护文明的社会管理者。进一步来说，如果印度社会像古王国时期的埃及一样，在身居宏伟城堡的祭司国王和主张原始平等主义的乡村居民之间缺乏社会中间层的话，那么祭司集团覆灭便意味着印度河文明突然消失，而且不可能复兴。只有零星的、易于为乡村所用、为乡村居民所理解的古文化因素才能幸存下来，而历史的真实状况也的确如此。[41]

三、文明向雨水灌溉地区的传播：小亚细亚和克里特

（一）引言

公元前三千纪初期，中东农民的社会组织和技术设备依然十分原始，因此，文明社会只可能出现在可以进行人工灌溉的地区。但到了三千纪末，情况便有所不同了：公元前2000年前不久，在狭长的冲积平原之外，许多风格各异却又相互关联的文明开始兴起，这一突破使文明发展的整个范围扩大了好几倍。任何地区只要有适于农耕的优良土地，现在都成了潜在的文明生活中心。文明的进一步扩张在广阔的地域内呈连绵起伏之势，而不再像初期那样，以蛙跳式从一个流域发展到另一个流域。

文明从人工灌溉地区到非人工灌溉地区的转移是如何发生的呢？

只有充分发挥想象力，才能就这个问题给出概括性的回答。我们必须假设，一个分为若干自治村社，并且或多或少地实行平等主义的农业社会是文明生活的共同起点。随着犁的广泛使用，乡村农民能够产出余粮，甚至是在只靠雨水灌溉的土地上也可以。休耕制通过频繁的犁地清除杂草以保持土地肥力，它使人们可以永久地利用某些土地，从而过去那种半迁移性的耕作方式便废止了，农民们发现自己从未像现在这样固定在一个地方。如果听其自然，思想简单的农民就会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地消耗掉因农耕技术改进而产出的那些余粮，直到更稠密的人口与扩大的食品供应量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平衡。[42]这样，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聚居点就会发展起来，同时不产生任何重大的社会阶级分化或任何重要的生活方式转变。[43]

但是，生活在大河流域文明范围内的村社并没有像上述那样自然地发展。战争和贸易使村民接触到了冲积平原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来自农业世界边缘地区的游牧民族不断地骚扰他们，有时甚至是征服他们。在两面夹击下，古代中东的村社难以保持他们主要的生活方式；在公元前三千纪期间，村民们发现他们自己已经被外族人严格地控制了。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文明向靠雨水灌溉的地区传播。地主和农民之间原始的而且往往是相当之大的社会差别，使前者得以在有利的条件下充分地积累财富，以供养一批能够创造或维持独立的文明生活方式的专业人员。

不难设想游牧民族的征服是怎样导致这样的结果的。游牧生活中固有的战斗纪律使他们在对抗分散而和平的农民时极具优势。他们习惯于依靠牧群过一种寄生生活，一旦发现一些村社富裕到足够满足他们需求，同时又毫无防御能力不得不臣服于他们，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寄生生活转嫁到这些人头上，认为这样做比依靠牧群更为容易也更为有利。只有在犁耕技术稳定下来以及农业产量在靠雨水灌溉的土地上有所增加后，这类村社才出现在人工灌溉地区以外的地方。因此，由好战的土地贵族统治的松散国家，其出现是和犁耕的传播齐头并进的。[44]

文明的征服者不像游牧民族那样喜欢住在偏远地区的农民当中，因此相应地，他们的入侵对当地农村生活面貌产生的影响也较小。但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一个地方权贵阶层都会伴随征服而产生或更加巩固，他们声称自己有权支配农民的产品。来自冲积平原的军事征服不会早于萨尔贡时期（约公元前2350年）。不过，萨尔贡的军队大概到达了地中海，也许还到达了黑海（Black Sea），向东横越了扎格罗斯山脉的关隘，并进一步深入，远达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45]这位伟大的国王无论去到哪里，都一定会索取各种贡品，并派出手下去聚敛所到之处能够提供的产品。凡是遵从萨尔贡命令去组织必要劳动力的人都发现，自己在村民之中能够扩大并巩固那种可以被称作“原始工业”（proto-industrial）式的社会分化。更重要的是，村民（villagers）变成了农民（peasants），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扩展，部分地融入了伟大的文明世界。[46]

贸易对村社的影响更为复杂，而且各地的情况肯定是大不相同的。商人们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只得通过利诱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产品。起初，那些组织严密的自治村社里的成员大概采取了抵制的态度，拒绝精致的布匹和小玩意儿的诱惑，他们更想保持传统的生活习惯而不愿为外来人做工。但是，另一些村庄的良田日益匮乏，他们可能非常愿意派人去砍树或开矿来交换商人的货物。通过扩大地方贸易，长途商人逐渐与山区农民建立了贸易关系，那些山区本地的食物供应短缺，但能出产木材、矿产、羊皮及羊毛。于是，山区和平原之间、食物匮乏和食物丰腴的村庄之间便出现了分化，时至今日，这依然是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

随着山区居民部分的食物供应开始有赖于平原居民，在农业世界的边缘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干扰力量。甚至遥远的政治动乱也会扰乱山区居民赖以生存的复杂的商品流通。每逢贸易被中断，山区居民就被迫要用武力来夺取不再能通过交换而得到的货物。如果平原上的村社既没实力反击，又无法恢复某种互惠互利的贸易模式，那么这种劫掠就很容易发展成为全面的征服。从而，山区居民作为平原的劫掠者和征服者，与游牧民族展开竞争便贯穿了此后的历史。

对于已经受制于某个征服者的村社来说，贸易的扩大仅仅是增加了他们的从属性。失去自由的村民再不能自行决定命运，他们被迫按外国商人的要求生产原材料，作为交换，这些外国商人向村民的贵族统治者提供文明世界的奢侈品。换言之，贸易扩大了军事贵族下属臣民的服役范围，军事贵族通过索取役务而获利。同时，贸易也使蛮族武士对文明世界的物品产生了兴趣。一旦了解了外部世界的富庶和奇妙之处，一批又一批渴求战利品和荣誉的武士就会受到诱惑，不断地将手伸向文明的中心地带。因此，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中东地区的文明民族就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受到袭击，袭击者是半野蛮民族，他们统治着偏远的农业区，不惜长途奔袭，而且始发之处也越来越远。

因此，文明地区的商人和征服者的活动在公元前三千纪有助于加固对边缘地区农业居民的外族军事统治，但却因反作用于文明社会自身而终结。到了公元前两千纪，文明地区的农民和边缘地区更为原始的村民一样，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游牧民和山民的夹击之下。更加可怕的是，那些前游牧民和山民通过剥削农民村社使自己从日常劳务中解放出来，能够倾其全力地提高自身战斗力，发动战争。中东地区的社会局面因而变得格外复杂。一方面是农民、工匠、祭司、商人和官僚，另一方面是游牧民、山民和军事贵族，双方形成了一种不甚稳定但却又是不可避免的共生局面。

逐渐地，一帮一帮的军事贵族主宰了社会舞台。但是，任何一帮贵族的地位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不稳定的。在征服初期，当这样的集团取得了非凡的军事胜利，并成功地在某个农业地带巩固了他们的权力之时，其中半野蛮的成员还能够接受首领对他们无休止的支配。然而，这些成功的蛮族军事集团的首领（或他们的继承人）总是力图实行由文明社会发展起来的那些专制和官僚统治原则，借以摆脱传统对他们个人权威的种种约束和限制。因此，君主与贵族之间关系紧张成为了常态。当这种紧张关系最终导致蛮族军事集团的军纪崩溃时，也就为新征服、新君主、新贵族以及集权统治者与他那些难以驾驭的追随者之间新摩擦的出现扫清了路障。

不管表面上如何混乱，这种政治征服、巩固而后崩盘的外在循环模式推动着某些更为缓慢而持久的变化。边缘地区统治者的权力和财富主要依靠租税和农民的强制劳动，同时在不同程度上以贸易收入为补充。除了组织生产、输出原材料以及自己从事贸易之外，国王可能还以保护商队过境为由向他们索取报酬。随着时间的推移，兴起了一些受王室庇护的工匠集团，他们的生产部分用于出口，部分用于满足当地王室的需求。总之，边缘地区的社会结构逐渐地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一样走向多样化；文明的艺术和技能也相应地渗透到了新的地区。

换言之，这个过程就是：大约到了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美索不达米亚的“大社会”已经开始衍生出一个由众多半文明社会组成的边缘地区，这些半文明社会仅仅是部分地被包含到了它的政治机体之中。这一发展使城市和村庄、牧民和武士、商人和工匠、祭司和农民在更为广大的区域内比从前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了。除了在最偏远的地区之外，公元前五和四千纪那些星罗棋布、自给自足的村社在中东再也不可能继续生存了。

但是，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相互依赖超出了政治团结的范围。这就使中东社会面临着一个当年曾经同样困扰苏美尔城邦的问题，这个问题最终也以类似的方式得到了解决。正如在公元前三千纪，苏美尔城邦之间两败俱伤的争斗直到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出现了一个帝国力量才告停；在公元前两千纪以及公元前一千纪，当中东城邦国家间的冲突达到顶点时，出现了一个比那些城邦国家都要庞大许多的帝国组织，这便是波斯帝国，它把整个东方文明统一在一个行政机构之下。

（二）小亚细亚

对美索不达米亚边缘地区向文明发展的这类概述必然是不十分可靠的，因为这方面的详细资料非常匮乏。然而，考古还是允许我们对那片地区的情况略施一瞥的。比如，亚述（Assysian）商人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泥板就告诉了我们公元前1900年左右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东部地区的一些情况。当时，该地区被划分成许多个小国，其中某些国都已经呈现出城市中心的特征。那里出现了一些建造整齐的商业据点，这些据点的居民与他们家乡阿舒尔（Ashur）（阿舒尔本身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一个遥远的前哨基地）的同行有书信往来，这就证明了：当时存在一种高度发达的长途贸易。这种贸易产生了强大的文化影响，所以当赫梯（Hittite）帝国于公元前1800年后在安纳托利亚兴起之时，其宫廷艺术、宗教以及文字都显示出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47]不过，对美索不达米亚技术和风格的模仿并没有导致完全摒弃地方传统。相反，野蛮和文明者两种因素地混合在适当的时候便产生出一个风格独特的衍生物，那就是赫梯文化和赫梯社会。[48]

赫梯文明只是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几种文明之一。胡里人（Hurrians）、迦南人（Canaanites）、亚述人（Assyrians）、加喜特人（Kassites）、埃兰人（Elamites）也都形成了某些接近文明的东西；[49]除了迦南人，他们都为建立强大的军事国家奠定了基础。甚至在遥远的爱琴海（Aegean）沿岸，特洛伊人到公元前2000年前也已经建立了一个虽小犹富的城市，并且了解了某些文明的便利设施。[50]很可能，特洛伊人的财富主要来自对当地农民的剥削，但海运和贸易大概也是这个城市繁荣兴旺的原因。因此，特洛伊人的生活方式代表着一种中间类型，介于由军事贵族发展起来的文明和以航海为基础的文明之间，前者以赫梯为代表，后者以米诺斯时代的克里特（Minoan Crete）为主要代表。

（三）克里特

来自小亚细亚的入侵大概开创了米诺斯文明的第一阶段。[51]因此，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明显差别可能引起了克里特（Crete）最初的社会分化。但是，攻击一个岛屿相对来说比较困难，这就意味着：军事对于文明的刺激多多少少不能像在大陆上那样持续地发挥作用了。相反，米诺斯是从另一途径走向文明的：正是海上贸易所积累的财富，以及在贸易过程中接触到更加先进的民族所产生的刺激，使克里特的居民创造了高雅优美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已从克诺索斯（Knossos）的废墟中发掘了出来。

地中海的航海业想必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此时，克里特第一次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点。[52]来自大陆的文化影响跨过海洋，零零星星地持续了至少一千年之久；在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后不久的岩层中，发现了与埃及进行贸易的确定无疑的证据。这种贸易是如何起源的，从考古学上还无法推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埃及和其他国家不断增长的贸易促进了商人与普通人之间的社会分化。必须有人要去组织砍伐木材和输出橄榄油，这二者大概是克里特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而成为组织者的人就在增加财富和权力方面占据了有利的战略地位。

图：赫梯的巴斯神信仰

迈耶尔（E. Meyer）：《赫梯帝国与文化》

这幅图刻描绘了国王（右侧较小的人像）正在为他的臣民向植物神作祈祷。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影响的痕迹很容易从国王穿戴的样式和雕刻者对胡须和头发的处理方式上清晰地分辨出来。但图中人物那臃肿矮胖的体态仍然保持着赫梯艺术的特点。

无声的实物证据不能揭露米诺斯社会内部的演变过程；但考古学的遗物确实说明，到公元前2100年左右，一个全面发展的文明（中期米诺斯文化I期）已经出现在克里特岛上。米诺斯的巨大宫殿大概就是那时建造的；青铜工具和武器也随之出现；快轮制陶法创造出了优美而华丽的陶器；某种形式的象形文字也开始投入使用。

由于贸易把克里特同地中海沿岸地区联系在了一起，克里特文化显示出同后者各种各样的类似性也就不足为奇了。克里特的宗教似乎也起源于小亚细亚，因为大母神的形象也常见于米诺斯艺术，她以双面斧为标志，并与神蛇和神牛相关，同安纳托利亚有史时期受到人们崇拜的诸神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克里特的绘画也明显地表现出来自埃及的影响。但在受到尼罗河流域最初的推动力之后，克里特人很快就建立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它鲜明的色彩和轻松活泼的自然主义引起了现代人极大的兴趣。[53]

图：文明在雨水灌溉地区的成长

在早期米诺斯文字被破译之前，对克里特社会的结构只能作一些推测。克里特王宫的防御设施并不糟糕，迷宫似的宫殿围绕一座礼堂而建成，富丽奢华，大概是用于宗教仪式，这说明主宰克里特政治生活的是祭司而不是军事首领。也许，克诺索斯统治者的财富和权力依赖对外贸易和宗教特权的程度胜过依赖地租和强制性劳役。如果这些统治者控制着定期往返于克里特、埃及、利凡特（Levant）和西部地中海的商船，[54]那么他们就能够积累足够的财富来供养一批技术精良的工匠，这些工匠为他们建造和装饰神庙宫殿，正因此，他们无须用沉重的租税和劳役去压迫克里特的农民。不管怎样，米诺斯艺术轻快活跃、繁荣优雅的某些侧面，似乎反映出了一个比安纳托利亚或美索不达米亚更为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社会；但这一点我们还不能十分肯定。

从米诺斯时代的克里特艺术中去发现后来成为希腊文明特征的那种自由精神的先兆，这也许不是荒诞无稽的空想。直到希腊古典时代，人们还对“米诺斯制海权”记忆犹新。[55]而且，古典希腊宗教的某些神和仪式也是从克里特继承而来的。[56]不过，尽管克里特的传统因此通过希腊人以某种削弱了的形式而渗入后来欧洲历史的主流，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克里特文明即便是在鼎盛时期也好像一株温室里的植物，它的生存和繁荣需要岛屿地形的特殊保护。大约在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当好战的印欧语系部落作为海盗和掠夺者侵入海上时，米诺斯的舰队没能捍卫住自己的制海权。不久以后，克里特高度发达的文明遭到了彻底的摧毁，其程度不亚于几乎与此同时在文明世界另一端的印度河文明所遭受的浩劫。

摧毁了米诺斯制海权的亚细亚人（Achaean）并没有蓄意要这样做。[57]但在劫掠商船和贸易中心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搅乱了为克里特文明提供经济活力的商品交换活动。结果，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当一些劫掠集团袭击并烧毁了克诺索斯城后，克里特文明便一蹶不振了。直到公元前七到前六世纪，随着更加军事化的希腊制海权的建立，在爱琴海地区才兴起了第二个海上文明。

四、文明对农业世界外围的影响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大河流域文明是如何与来自农耕边缘地区的山民和游牧征服者协同作用，使一种群星式的次文明得以产生。但是，文明生活方式的变革力量并没有在此停止。距离上更为遥远的民族同样为传播到他们那里的文明成就所吸引，对其瑰丽产生反应。正如公元前两千纪的大陆文明在某些重要方面有别于克里特的海上文明，文明特征从陆地上向更遥远的世界边缘传播，其方式也与从海上传播有根本性的区别。

（一）原始巨石文明

一种恰当的观点要求我们将克里特文明的兴起看作是更为广阔的航海发展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克里特的船只在风平浪静的地中海上航行。在西边很远的地方，一座次要的、比克里特更小的岛屿马耳他（Malta）成为了广阔的海上文化的主要中心，这种海上文化最终扩张到了西部地中海之外，进入了大西洋（Atlantic）。相关的证据是考古学方面的，以难解而著称。因为那些早期航海者所留下唯一明确的踪迹就是他们的坟墓和其他巨石建筑，这些遗迹星罗棋布地分布于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沿岸，从瑞典南部到撒哈拉沙漠。

如何正确解释这些巨石已经成为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的一个热点，因为它们的类型各不相同，而且建造的年代也难以确定。也许，最初的形式是爱琴海地区那种著名的石窟陵墓；与此同时，更为简单的形式在西欧发展起来，因建造者的财富和技艺不同而表现出地方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耳他岛似乎是巨石文化向西传播所依赖的一个重要中心。该岛当时是地中海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贸易中心，几座规模宏大的神庙和其他建筑说明它又是一个独特的圣地。[58]

图：海洋与米诺斯王宫

爱泼斯坦印刷图书馆

这条弯曲的章鱼和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墙上这幅壁画的细节，也许都是公元前十五世纪所画。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个妇女轮廓清晰、迷离的眼神给了她一种调皮的表情。然而，米诺斯艺术的常规可能已经使当初的欣赏者免于对此类奇异现象。一个从正面看到的眼睛却被画在面部侧面的轮廓向中，产生任何这样的反应，因为庄严和神圣也许是画家真正所要表现的主题。但如果我们将赫梯沉闷的艺术风格拿来同米诺斯艺术常规所要求的微小的敏锐做一比较，则二者鲜明的对照确实反映出了一种根本的区别：一方面是公元前两千纪以陆地为基础的军事帝国，另一方面是靠海洋获得财富以维持其欢乐生活的自由自在的民族。

总而言之，各种各样的巨石墓广泛分布于西部地中海沿岸及海上诸岛，并且沿着大西洋沿岸远传到法兰西（France）、不列颠（Britain）和波罗的海诸国（Baltic Lands）。在偏远的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一种与巨石文化有关的生活方式一直存在到公元十四世纪。[59]

这种巨石文化的扩张大概和某种宗教的传播有关系，这种宗教承诺人死后能得到某种形式的生活。这种推测本身似乎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建造巨石墓。我们无从得知，是什么样的宗教教义驱使思想简单的西欧村民去开凿和搬运建造此类石墓所需的巨石。但是，建造倍加引人注目的建筑肯定需要大量的人力。[60]石工技艺和对死后生活的重视表明，它们与埃及文明存在根本联系，尽管来自其他方面的影响（尤其是爱琴海地区）也参与了巨石文化的发展。[61]

欧洲巨石文化的分布情况以及对其年代的猜测要求我们展开想象：大约从公元前2500年起，熟悉某些航海技术又受到某些思想（与中东文明中心流行的那些思想有关）启发的航海者在西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扎根下来，并且成功地改变了当地思想简单的农民和渔民的某些生活方式。巨石文化似乎是和平地传播的。很可能，祭司和商人中的少数精英一块又一块地开拓着殖民地，就像他们精神的秉承者，即那些中世纪早期爱尔兰僧侣后来所做的那样；每到一个新地方，他们既能（或许是通过对死后生命不朽的承诺）把当地人的思想纳入新的轨道，又能把他们的劳动组织起来用于新的目的。

巨石建筑绝不仅仅存在于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东非、南印度、东南亚沿海地区和太平洋的某些岛屿上也有此类建筑。正如在西方一样，这些建筑大多数集中在海岸线上，似乎证明它们都是从海上传播过来的；而将这种传播运动的起源最终追溯到中东地区似乎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无论东方和西方的巨石建筑有什么密切关系，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年代不同。

图: 欧洲的三处巨石建筑

都柏林 T. H. Mason ＆ Sons 有限公司

这些照片展示了统称巨石建筑的几种变异类型。最上面一幅是马耳他神庙的内部景观，可能代表了史前阶段留下的所谓“圣母教堂”，巨石文化的传教士也许就是从那里渡海去到西欧和非洲的。左下图为爱尔兰的支石墓（dolmen），是一种更加普通的巨石建筑类型，但图上这一样本比大多数的同类建筑更为壮观。右下图为直立巨石圈，两块立石被一条沉重的横石结合成一对，就像英格兰的巨石阵（Stonehenge）那样；这种类型相对比较罕见。

现代考古学的调查结果似乎表明，印度的巨石建筑不会早于公元前一千纪。如果这些建造者再从印度向东移动，那么东南亚和太平洋岛上的巨石墓和直立巨石的年代就应该更晚了。[62]因此，巨石建筑的观念和实践在向东推移时，不知什么原因耽误了约1500年，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便不太清楚了。[63]

虽然巨石文化传播的地理范围乍看第一眼时也许令人惊奇，但实际上，沿海岸航行在地中海和印度洋里都是风平浪静的，对原始的小型船只来说没有太大的困难，无论坏天气何时袭来，这些小船都能够抵达几乎是任何一个海岸。而陆路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陆上行进的困难使文明在大陆上的传播只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二）欧亚大草原的高级原始状态

文明社会对周围大批原始生活的深入探索似乎主要是由对于金属贪得无厌的追求而引起的。例如，努比亚的黄金促使埃及人向尼罗河上游渗透；也许，类似的原因促使印度民族进入了德干高原（Deccan）。但在公元前三千纪，文明扩张最主要的方向是往北进入西部和中部大草原。文明伊始，美索不达米亚东部和北部的大片弧形山区地带就已经成为了金属的重要来源。到了公元前2500年，陆上商路交叉穿过亚美尼亚（Armenian）高原（这里可能是最古老、最发达的古代冶金中心）进入小亚细亚、高加索（Caucasus）和扎格罗斯山区（Zagros Mountains）。

冶金术的早期传播一定是由那些流动的探矿者和铁匠引起的，他们严格保守其职业秘密，身上配有特殊的识别标；在他们所为之工作的异乡人眼里，他们具有一种半神圣化的身份。[64]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些原始的手艺人从盛产金属的山区向北或向南移动，因为大草原上的蛮族部落及其首领很快就知道，要欢迎和尊敬这些懂得制造有价值的物件如金属斧、刀和胸针之秘密的外乡人。冶金术向北传播进入大草原的第一个考古学证据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当时，北高加索库班河（Kuban）流域的部族首领开始得到金属武器和饰品。[65]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文明技术，尤其是那些对战争有用的技术进一步为当地人所熟悉，并且继续向西部大草原渗透。

这一过程具体的地理和年代分段是不太清楚的。在文明战争和技术的影响于黑海北部地区变得重要之前，入侵者已经开始向西扩张，进入欧洲森林地带，考古学家将这些人称为“战斧文化”（“battle axe”）民族。他们与中东高度发达的文化相距甚远，但确实存在关联，下述事实可以很好地佐证这一观点：入侵中欧时，他们最独特的武器仍旧是石制的，但其形状却是模仿苏美尔的金属武器。

虽然草原民族向欧洲移动始于“战斧文化”民族，但只是在他们的后代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之后，这种扩张的速度才大大加快了。因此，到公元前1700年前后，属印欧语系并使用青铜器的蛮族已经到达了欧洲大陆西部边境，在这里他们遇见并征服了大西洋沿岸和平的巨石文化民族。这些征服者大概作为贵族定居了下来，并把当地人变成了纳贡的居民。当然，巨石文化的遗风没有被完全根除。巨石建筑中规模最大的那些直立巨石圈，看来很可能是按照征服者所要求的规格建造的，它们被改造成了树干状的石圈，这是一种大概发源于北欧和东欧的宗教建筑风格，随着印欧语部落传入了西欧。[66]

这种武士文化的传播给欧洲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革。那些和平的村民、边远地区的猎人和渔夫的住地，现在被熟识青铜冶炼术的好战蛮族所控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欧洲被欧语化了，因为这些武士民族的语言最终取代了这个大陆上之前存在的各种语言。[67]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青铜器时代的勇武气质使欧洲社会产生了一种独特而持久的偏好：欧洲人变得比其他的那些文明民族（除18日本人之外）更好战，更重视个人的英勇；这些态度的源头是与西部大草原上勇武牧民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它们一直作为欧洲人遗传特征中的基本部分保存至今。

欧洲青铜器时代的高级原始状态与中东文明中心只有间接的联系，因为翻越安纳托利亚和高加索群山的艰难险阻将文明技术向北的传播仅限在金属武器以及其他便携物品和技艺的范围之内。但在再东边一点的地方，伊朗高原紧靠着欧亚大草原中部地区，那里没有群山屏障阻碍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扩散。从公元前四千纪起，农业公社就集中分布；这个高原水源充足的小块土地上；在公元前两千纪中，农业大概日趋重要。[68]在这些农业点之间及其周围的草原上，居住着蛮族游牧民，在语言上同西部大草原的武士有着亲缘关系。通过农业公社在他们中间的媒介作用，这些游牧民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中心地区的文化影响。在这种环境下，到公元前1700年前不久，文明社会的技术似乎与蛮族的威武勇猛发生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融合，因为轻便的二轮战车很可能就是在这时发明的（或许只是加以完善），这种战车不久便成为了整个欧亚战场的最高主宰者。

草原民族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开始养马，最初只是为了食用。[69]用套住的马（或像马一样的“野驴”）来拉动带轮车的想法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在早期苏美尔时代已为人们所熟知。但苏美尔的四轮车只能靠轮子侧着滑动才能前进，无论它们在列队行进方面给人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又或是在拖拉重物方面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由于太慢且太笨重，它们在战场上不具有任何价值。必须从根本上改进车的设计才能使马拉的运载工具获得速度和灵活性，完善了的二轮战车正是具备了以上这两点才变得难以对付；特别是需要一种轻便的、能围绕一根固定的轴旋转的辐手轮和一套能使马承担部分车重的挽具，二轮战车的出现才得以实现。

这种新型武器的完善形式由三个各自独立的部分组成：二轮战车本身、强劲的复式弩弓以及在开阔的土地上搭建的简易四边形的土木防御工事。从蛮族方面来看，其主要发明是用马作挽畜；毋庸置疑，这种思想与制造有辐条的车轮、钻洞的轮毂和适用的挽具所需要的木工和制革技术，都源自美索不达米亚。[70]

复式弩弓在公元前两千纪可能也不是一种全新的事物。[71] 但它对车战的适用性却给予了它全新的意义。一张木弓用骨和腱加固来增强其弹力之后，拉起来就毫不费力了，这就使一个武士能够站在狭小的战车内，轻松自如地从战车的护胸墙顶部开弓放箭。这样，一组战车兵就能够在战场上任意驰骋，车之所至，箭即随之。在公元前两千纪，即使是军纪最为严明、装备最为精良的步兵队伍也难以抵挡从安全流动的战车上发起的这种箭雨的进攻。当不幸的步兵被群箭打乱后，战车集团猛攻便可以决定战斗的结局。这样的战术几乎是不可抵挡的。

旧式军队胜利的唯一希望就是趁战车兵不在车上并且解下马具之时向他们发起进攻。为了防范这种情况下的突袭，在中东称雄一时的战车兵在战场上搭建起了简易四边形的防御工事。[72]

当大草原中部地区的蛮族养马者采取了这种新的战斗技术后，他们确实变得难以对付了。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包含着这样一种传统，既强烈赞赏个人的英勇，又生活在一个有权威部落首领领导的政治组织中，此二者的结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军事威力。

图：公元前3000—前300年的海路和大草原

新的战斗技术很快地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整个社会均势。在文明世界中，没有哪个民族或国家能够抵挡这种马拉的二轮战车。全面迅猛的征服和分布广泛的民族动荡遍及整个大陆，这些都是由均势局面的突然转变而引起的。蛮族战争集团兵锋所至，到处改变着被征服民族的生活方式，这种改变有时很剧烈，有时仅限于表面。在蛮族邻居面前，文明社会不再拥有军事优势。社会态势不再像公元前三千纪时那样，从中东文明的顶峰向农业世界外围平坦地倾斜了，而是由时有发生的逆向运动，即大批半开化民族的征服者巨浪般涌入古代文明的中心地带，变得错综复杂。结果是，这些蛮族征服者，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加喜特人（Kassites）、埃及的喜克索斯人（Hyksos）、叙利亚的米丹尼人（Mitanni）都凭借精通新式的车战技术建立起了他们的政权。

诚然，印欧语系民族对欧洲远西地区（Far West）的征服过程并未得力于二轮战车。来自大草原的部落无需最新最好的战争技术就可以制服欧洲半岛上和平的村民和弱小的猎人部落。退一步说，他们也可能缺乏技艺娴熟的工匠来制造有辐条的车轮、马具和其他为车战所需的装备。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式的高级武器在欧洲慢慢传开，但更多的是作为礼仪性和象征性的设备，来显示其拥有者的高贵和伟大，而不是作为战场上具有实用性的武器。以弓箭为基础的战车技术需要开阔的地带，而这种开阔的地带在森林密布的西欧和北欧是非常罕见的。[73]

亚洲北部同样没有曾经用战车打仗的迹象。[74]诚然，早在公元前两千纪，某个同黑海草原（Pontic steppe）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草原民族已经向东渗入，远达叶尼塞河（Yenisei River）上游，在西伯利亚（Siberia）中心地区建立了一个贵族型的社会。在这个地方和欧洲北部比较偏僻的地区一样，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那些以掠夺战利品为生的人。一旦中东和印度的财富被他人抢先占取，装备着杀伤力致命且价格高昂的战车的战争集团就可能更愿意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地盘虽小却人烟稠密的农业绿洲地带，这些绿洲延展分布于亚洲中部和南部，从伊朗和奥克苏斯河和锡尔河流域经中国新疆（Chinese Turkestan）直到黄河。

由于对新疆的考古研究尚未充分开展，无法确定那个地区的绿洲中是否有入侵的战车兵墓葬的遗迹。[75]但在黄河流域，马和战车，连同青铜盔甲和武器、复式弩弓以及长方形的防御工事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全都出现了并且已经相当发达了。[76]它们与中东的作战方式和武器装备如此相似绝非偶然。武士集团源自伊朗高原的边缘地带，或许是更东边的阿尔泰山（Altai），他们必定是一步一步地从一个绿洲推进到另一个绿洲，经过中国新疆到达黄河流域，并征服了居住在那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农民。[77]

正当这些战车兵所向披靡地驰骋于整个亚洲时（这个过程大约延续了200年甚至更久），一场语言和种族上的深刻变化也许就在他们之中发生了。 胜利者每征服一块新的绿洲并在那里暂时留居时，必然会娶当地的女子为妻。可能在隔了一代人之后，他们会打发子孙继续向另一个绿洲进军。因此，不难想象会有一批操印欧语的人曾经征服过中国。如果征服者经由这条绿洲路线而来，他们的人数也不可能太多，因为塔里木盆地（Tarim Basin）的绿洲太小，不可能维持一大帮战车兵、他们的马匹以及复杂的装备。确实，绿洲面积狭小，很难在其固定范围内为年轻一代找到生存的空间，必然是这个原因为他们不断向东推进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由于缺乏必要的考古学研究，对西亚和中国之间联系的重构仍然只能是试验性的。西亚和印度的联系则清楚得多，因为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到前1200年之间，雅利安的战车兵和弓箭手连续涌入，从伊朗东部向南移动，进入印度河流域。[78]我们已经看到，在那里，他们利用其军事优势摧毁了印度河文明。

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帝国宫墙上绚丽的彩色装饰画

这种大规模的征服意味着，那个把美索不达米亚边缘地区较早地纳入文明范围之内的历史过程重演了，只是带有适当的地方变异；这个过程是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个辽阔的欧亚大陆上进行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社会差别则意味着，财富可能以某种方式集中起来，以维持欧亚大陆农业世界中任何一个地方的文明技艺。但事实上，只有在少数条件特别适宜的地方，这种发展才紧随战车征服之后而来。短期看来，大草原武士戏剧化的军事扩张所带来的社会军事化往往起着破坏作用，如同在印度那样。地方上的战争、习惯性的暴力还有对依附农民经常性的残酷剥削未必能为新文明的兴起提供适宜的基础，尽管与草原征服者相联系的尚武精神成功地给欧亚大陆上所有值得入侵的人口稠密地区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格调。只有东南亚丛林和北极一带比较偏远的要塞才逃脱了公元前两千纪的蛮族军事袭击。

欧亚社会的军事化阻碍了海上原始文明的发展。爱马的武士秉持着他们狭隘的军事荣誉准则，既不理解也不尊重商人的生活方式，把商品只看成是一种丰富而易得的战利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早期的史前海上贸易航线突然中断了，远程航行也因为地方上的劫掠而变得不再安全，因而不得不放弃。只有在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和太平洋西南部，和平的远距离航海还保持着其早期的特征和重要性，直到公元前一千纪，因为东南亚沿海依然是和平的社会生存之地，没有被文明化的畜牧生活方式的尚武精神所触动。

然而，在欧亚大陆北部和中部，政治军事平衡逐渐集中于陆地，海上航线失去了它早先的价值。在战争的冲突和骚动背后，一种相当复杂、不曾休止而且无可避免的文化交流以盲目而有效的方式进行着。不同民族间尖锐的冲突以某种形式引起并维持着社会的变化，不久便压垮了像古风时代一样比较和平的东南亚居民。不断地受到外部可怕的军事挑战，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期保持某种固定不变的生活常规。尽管战争和破坏造成了频繁的地方性倒退，但有助于文明生活中权力使用和权力生成的周期性规律却因此得到了保障。

[1]George G. Cameron, History of Early Ir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6), pp.33-34; Clément Huart and Louis Delaporte, L’Iran antique (Paris: Albin Michel, 1943), pp.74 ff.

[2]Kathleen M. Kenyon, “Jericho and Its Setting in Near Eastern History,” Antiquity, XXX (1955), 184-94; Kathleen M. Kenyon, Digging up Jericho (London: E. Benn, 1957).

[3]Sergei P. Tolstow, Auf den Spuren der altchoresmischen Kultur (Berlin: Verlag Kultur & Fortschritt, 1953), pp. 73-100.

[4]前王朝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式航船的岩刻已在瓦迪·哈马马特（Wadi Hammamat）发现，这是一个干涸了的河谷，在上埃及和红海沿岸之间充当了一条天然通道。这种船可能不是直接来自苏美尔的。也许，有各种中介往返于阿拉伯和红海沿岸；但在他们本身已经受到苏美尔文明影响的情况下，这就不会妨碍我们得出结论：苏美尔和埃及之间存在海运联系，无论这种联系是多么的微弱和零星。参见: Helene J. Kantor, “The Early Relations of Egypt with Asia,”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I (1945), 174-213; Helene J. Kantor, “Further Evidence for Early Mesopotamian Relations with Egypt,” ibid., XI (1952), 239-50. 苏美尔和埃及之间的陆上联系也不应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参见: W. F. Albright, “Syrien, Ph?nizien und Pal?stina,” in F. Valjavec (ed.), Historia Mundi, II, 339.

[5]尽管确切的年代尚不可知，但早期埃及的年代学还是要比美索不达米亚明确得多。为了方便起见，我采用了J. A. Wilson所制年表中的一系列数据，见The Burden of Egyp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p. vii-viii.

[6]Hermann Kee, Das alte ?gypten: eine kleine Landeskunde (Berlin: Akademic Verlag, 1955), pp. 50-56.

[7]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是狂暴的。尽管木筏和小船能在河水水位既不高也不低的季节里顺河而下安全航行，但逆流而上却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片广阔的冲积平原上，货物向北、向东、向西流通一般都采取陆上运输的方法，而且没有任何确切的路线。

[8]在埃及的政治统一完成之前，它的水利设施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还不能肯定；但有理由认为，水利设施的重要发展是在美尼斯（Menes）征服之后，而不是之前。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时地方上的宗教政治制度依然很原始、不发达，也就容易理解了。参见: J. A. Wilson, The Burden of Egypt, p. 31.古埃及所采用的灌溉方法与美索不达米亚所采用的方法有根本上的区别。埃及人一直到帝国时代才开挖人工河渠，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依靠尼罗河的自然泛滥。他们让洪水漫进坚固的堤坝后面，直到水把土地漫透，然后再让水流向下游。通过这种方式，土地盐渍化得以避免（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美索不达米亚人）。这种“盆式”灌溉远远不需要像美索不达米亚那么多的挖掘工程；而且，尼罗河水平缓而规律的涨落意味着维修保养工作是很轻松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埃及农民有时间和人力去建造金字塔；因为在早期埃及的耕作条件下，每年在收割以后到尼罗河涨潮以前的几个月中，几乎没有什么活可干。与之相反，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季节性劳动不是很紧张的时候，也总是有开挖渠道的工作要做。参见: Charles Singer (ed.),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5), I, 535-55; Hermann Kees, Das alte ?gypten, p. 22.

[9]参见：Ignace J. Gelb, A Study of Wri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pp. 72-81, 206-10, 214-15. 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不懂得书写但却善于思考的人，在接触了有文字的文化之后，深思熟虑地创造出了一种与以往任何一种文字都没有联系的文字，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美洲印第安人（Amerindians）中，以及在非洲和西伯利亚（Siberia）的某些部落中，都存在着一些这种发明创造的例子。参见：David Diringer, The Alphabet: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8), pp. 150-57, for particulars.

[10]Somers Clarke and R. Engelbach, Ancient Egyptian Mason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 5-11 and passim. 石料建筑与泥砖建筑在技术上的巨大差别，在实践中迫使埃及人在下定了使用石料的决心后，立刻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模式中摆脱了出来。泥砖的尺寸一定要较小，以便让空气把它吹干；而把石块敲琢成规整的形状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力，因此，建筑用的石料越大就越有利，只要能搬得动（石块越大，相同体积的表面积比例就越小，这样，砌成一定高度的墙所需要切削的石块也就相对较少了）。建筑材料大小的差别还导致了另外一些结果：美索不达米亚建筑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通过曝光砖的各种不同表面来构成几何形状的装饰图案；然而，在使用大量尺寸大小参差不齐的大型石块时，这样做就不可能了。但出现了其他的补偿形式，例如圆柱和过梁结构，这是泥砖建筑力所不能及的。

[11]Somers Clarke and R. Engelbach, Ancient Egyptian Mason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 5-11 and passim. 石料建筑与泥砖建筑在技术上的巨大差别，在实践中迫使埃及人在下定了使用石料的决心后，立刻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模式中摆脱了出来。泥砖的尺寸一定要较小，以便让空气把它吹干；而把石块敲琢成规整的形状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力，因此，建筑用的石料越大就越有利，只要能搬得动（石块越大，相同体积的表面积比例就越小，这样，砌成一定高度的墙所需要切削的石块也就相对较少了）。建筑材料大小的差别还导致了另外一些结果：美索不达米亚建筑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通过曝光砖的各种不同表面来构成几何形状的装饰图案；然而，在使用大量尺寸大小参差不齐的大型石块时，这样做就不可能了。但出现了其他的补偿形式，例如圆柱和过梁结构，这是泥砖建筑力所不能及的。

[12]Henri Frankfort力主埃及宗教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并视之为“神话诗人思想”的具体表现，参见他的著作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pp.16-22 and passim. 也可参见其另一本书中的有关章节 Frankfort et al., Before Philosoph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41).

[13]Adolf Erman, Die Religion der ?gypter (Berlin and Leipzig: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34), pp.88-96, 作者提供了一个直接明确的释义；进一步解读参见John A. Wilson在Before Philosophy, pp. 59-70的论述；Henri Frankfort, Kingship and the Go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p. 24-35; Hermann Junker, Pyramidenzeit: Das Wesen der alt?gytischen Religion (Einsiedeln: Benziger Verlag, 1949).

[14]John A. Wilson, The Burden of Egypt, pp. 98-99.

[15]参见：William C. Hayes, The Scepter of Egypt, Part I: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3), pp. 135-48.

[16]在Adolf Erman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些文献的译文，见：The Literature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Aylward M. Blackman (trans.) (London: Methuen & Co., 1927), pp.75-108.

[17]参见：James Henry Breasted, The Dawn of Conscience (New York and London: Scribner’s Sons, 1935), pp.207 ff. 另一些学者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社会变革和阶级战争，但没有因此收回他们的赞叹。参见：Joachim Spiegel, Soziale und weltanschauliche Reformbewegungen im alten ?gypten (Heidelberg: F. H. Kerle Verlag, 1950), pp. 7-56.

[18]John A. Wilson, The Burden of Egypt, p. 124.

[19]埃及的宗教传统并没有被记录下来。神话概念的迹象依稀可见于一些幸存的文献中；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是公元二世纪的人（那时埃及文明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他似乎是第一个记录了一则连贯神话的人，这个神话是关于奥西里斯、伊西斯和荷鲁斯的故事。近代人完全是通过普鲁塔克才知道这个故事的，它确实是了解埃及宗教某些部分（这些部分往往被假定成全部文明的虔诚核心）的途径，但难免迂回且不尽可靠。至于美索不达米亚人，只有当苏美尔语成了一种学术语言，而且它的意思必须加以解释才能被人理解时，他们才开始把宗教口头传说付诸文字。但是在埃及，没有类似的转机促使当地祭司将他们的宗教秘密记录下来。John A. Wilson, The Burden of Egypt, pp. 12-13.

[20]John A. Wilson, The Burden of Egypt, pp. 12-13.

[21]参见: T. Eric Pee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s of Egypt, Palestine and Mesopotam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p. 17 and passim.

[22]底比斯的征服与当初美尼斯人的征服颇为相似，二者都来自南方，都来自比较落后的边远地区。这两次的统一说明了边区统治者在文明小邦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所处的优势地位。参见本书对阿卡德的萨尔贡所作的评论。

[23]John A. Wilson, The Burden of Egypt, pp. 112-37.

[24]William C. Hayes, The Scepter of Egypt, Part I, p. 154.

[25]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吉尔伽美什史诗》似乎要超过埃及遗留下的任何作品，不过，这是完全根据所能看到的译文而作的判断。

[26]Stuart W. Piggott, Prehistoric India to 1000 B.C.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50), pp. 167, 200-201.

[27]R. E. M. Wheeler, The Indus Civilizati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Supplementary Volu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8-14.

[28]在摩亨佐·达罗发现的一些印章和公元前3000年左右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印章类型颇为相似，这使一些学者就印度河文明的早期年代产生了争论。参见: Heinz Mode, Die indischen Frühkulturen und ihre Beziehungen zum Westen (Basel: Benno Schwabe & Co., 1944), pp. 127-28. 但很难相信，像印度河地区那样精心建造的城市会兴起得那么早。像所讨论的印章这类物品，可能是在实际使用了若干世纪后才作为有价值的古玩保存了下来；或者，它们可能是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个边缘地区传到摩亨佐·达罗的，过去的模式在这种边缘地区比在活跃的文化中心区保持得更久，存在到更晚的一些时候。

[29]Heinz Mode, Die indischen Frühkulturen, pp. 86-87, 128-38; R. E. M. Wheeler, Early India and Pakistan to Ashoka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59), pp. 100-104.

[30]哈拉帕遗址的很大一部分在十九世纪因为取用铺设铁路而需要的道渣而遭到破坏，因此，整个城市的布局不十分清晰，但看起来与摩亨佐·达罗很相似。

[31]相比之下，美索不达米亚的街道弯曲、不规则，建筑也不整齐。参见：华盛顿、堪培拉、巴西利亚的几何形布局与伦敦、巴黎、里斯本不规则的市容之间的鲜明对比。

[32]埃及的文明区沿尼罗河延伸不超过600英里；而美索不达米亚的冲积平原尽管更加宽广，但不知为什么却没埃及的文明区那般延展。参见：R. E. M. Wheeler, The Indus Civilization, pp. 2-3.

[33]例如盔和盾，它们在公元前三千纪初期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争中就是标准的装备，但在印度河文明中却找不到它们的踪迹。参见：R. E. M. Wheeler, The Indus Civilization, pp. 52-56.

[34]参见: D. H. Gordon, The Pre-historic Background of Indian Culture (Bombay: N. M. Tripathi, Ltd., 1958), p. 69. 虽然如D. H. Gordon所说，有人否定哈拉帕出土的两个缺头断肢裸体石像的可靠性，认为它们是属于时间上晚得多的佛教作品，却不知因为什么而被埋在了较深的地层当中，但在摩亨佐·达罗发现的神情呆滞的“肖像”人头和青铜舞女修长优雅的体态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惊人的差别。

[35]参见：R. E. M. Wheeler, The Indus Civilization, p.91谨慎的评论。

[36]Stuart Piggott, Prehistoric India, pp. 208-21指出，在印度河文明的最后阶段，源自俾路支的文化特性有所增加。

[37]学者们认为，《梨俱吠陀》是最古老的梵文文献资料总集。

[38]R. C. Majumdar (ed. ),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 The Vedic Age (London: Allen & Unwin, Ltd., 1951), pp. 225-28, 360.

[39]对于《梨俱吠陀》中相关段落的解读是有争议的。一些印度学者认为，有争议的这些词语仅仅是谴责土著居民的过度淫欲，而不涉及他们的风俗习惯。参见: R. C. Majumdar,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 The Vedic Age, p.187.

[40]对于《梨俱吠陀》中相关段落的解读是有争议的。一些印度学者认为，有争议的这些词语仅仅是谴责土著居民的过度淫欲，而不涉及他们的风俗习惯。参见: R. C. Majumdar,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 The Vedic Age, p.187.

[41]参见美洲土著祭司和首领受到西班牙士兵和基督教传教士的压制或强迫其改变信仰时美洲印第安文明的结局。如果尼罗河流域受到宗教上怀有敌意的蛮族控制，而这时法老家族又是埃及高层文化的唯一承担者，那么，类似的破坏也可能压倒埃及文明。但当喜克索斯人确实控制了埃及，祭司和神庙受到蛮族人玷污之时，一个微弱却至关重要的中间阶层——抄写员和贵族（即地方上的权贵和土地占有者）与王室及祭司集团一起承担了维护埃及文化传统的任务。这些抄写员和贵族之所以能在喜克索斯人的统治下幸存下来，是因为后者要利用他们来收税和管理村庄。他们的幸存意味着古埃及文化传统的幸存，正如后来所证明的，底比斯的统治者，一个地方权贵，成功地领导了一次反抗喜克索斯人的起义，恢复了埃及文明的传统形式。这方面还可以同蛮族征服时期中国文化的再现，以及蒙古人统治下俄罗斯文化的复兴作比较。因此，如果我们假定，印度河社会稍微落后于埃及社会，而且这个社会始终是按照类似埃及古王国那样的方式组织起的，来直到雅利安人入侵，那么印度河的高度文化传统未被保存下来的原因也就容易理解了。

[42]也就是说，直到土地短缺取代了早先技术因素对于生产力的限制，成为了食品供应不足的首要原因。

[43]例如，早期拉丁姆（Latium）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火山灰形成的土壤特别肥沃。参见：Tenney Frank,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2d rev. ed.;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Press, 1927), pp. 1-12.

[44]可以想象，犁耕的传播确实是贵族统治者提倡和促进的结果，因为这样装备起来的农民对他们的主人来说更有价值。不过，我还没有找到证据来支持这一假设。

[45]关于萨尔贡征服扩张的真正范围，各种说法很不肯定。参见：Sidney Smith, Early History of Assyria to 1000 B. C.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8), pp. 80-94.

[46]关于农民涵义的令人兴奋的讨论，参见：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and Robert Redfield, The Primitive World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3).

[47]赫梯铭文保存了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050年—前1950年）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的一些特征。这说明，小亚细亚的土著居民从那个时代美索不达米亚抄写员那儿学会了文字。

[48]关于赫梯文明背景和起源的综述以下列著作为依据：O. R. Gurney, The Hittit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54); Margarete Riemschneider, Die Welt der Hethiter (Stuttgart: Gustav Klipper Verlag, 1954); Eugène Cavaignac, Le Problème Hittite (Paris: Librairie Ernest Leroux, 1936).

[49]阿拉伯南部各民族似乎也是如此，参见：Carl Rathjens, “Die Weihrauchstrasse in Arabien, ” Tribus: Jahrbuch des Lindenmuseums, N. F. II/III (1952-53), 290-95; Richard Le Baron Bowen, Jr., and Frank P. Albrigh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South Arabia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Press, 1958), p.87.

[50]Carl W. Blegen et al., Troy (Princeton, N. 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Vol. I, Part I, pp. 41, 204-13.

[51]J. D. S. Pendlebury, The Archaeology of Crete: An Introduction (London: Methuen & Co., 1939), p. 53. Sir Arthur Evans, The Palace of Minos (London: Macmillan & Co., 1921), I, 66. 两位作者都认为，在早期米诺斯文化I期（Early Minoan I）之初，克里特岛上可能已经有了一个埃及人的居民点。这两部著作都为论述米诺斯文明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52]因为岛上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所以克里特在新石器时代的航海者来此殖民之前可能一直是无人居住的。

[53]有一种有趣的设想（我想它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支持），认为克里特和印度河的自然主义艺术形式都源于一种发源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叙利亚的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或者至少是前文明时代的“彩陶”文化，这种“彩陶”文化比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的出现还要早若干世纪。参见：Heinz Mode, Die indischen Frühkulturen, pp. 137-38 and passim. Mode成功地指出，印度河与米诺斯文明的艺术基调和宗教象征颇为相似。母神、双面斧、蛇和公牛在印度河的艺术中也都有所见。从印度河流域发现的一些雕像的自然主义与克里特的自然主义十分相似，而且至少有一个例子似乎可以惊人地表明，它早于希腊古典风格。不过，这个残缺不全的雕像（见第87页左图）的可靠性尚有争议。

[54]在远离克里特的撒丁岛（Sardinia）上也发现了米诺斯文化的遗物，其规模表明，在那个遥远的岛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商业殖民地。无疑是闻名于整个古代的撒丁岛铜矿把商人们吸引到了这里。参见：C. F. C. Hawkes, The Prehistoric Foundations of Europe (London: Methuen & Co., 1940), p.156.

[55]Thucydides, I, 4.

[56]Martin P. Nilsson, The Minoan-Mycenaean Religion and Its Survival in Greek Religion (2d rev. ed.; Lund: C. W. K. Gleerup, 1950).

[57]对米诺斯文化线形文字乙（Linear B）的解读表明，它是用来记载古代希腊语的，证明在米诺斯文化盛期的最后阶段，说希腊语的统治者已经控制了各个城市，他们没有破坏文明，甚至没有在非文字的考古学遗物中留下任何他们曾经存在过的明显踪迹。参见：Michael Ventris and John Chadwick, “Evidence for Greek Dialect in the Mycenaean Archive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LXXIII (1953), 84-103; John Chadwick, 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58]Themistocles Zammit, Prehistoric Malta: The Tarxjea Templ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John Davis Evans, Malta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59).

[59]Dominick Josef W?lfel, “Die kanarischen Inseln, die westafrikanischen Hochkulturen und das alte Mittelmeer, ” Paideuma, IV (1950), pp. 231-53; Leonardo Torriani, Die kanarischen Inseln und ihre Urbewohner, übersetzt von Dominick W?lfel (Leipzig: K. F. Koehler Verlag, 1940).

[60]也可能，巨石文化宗教的传教士把当地的劳动力组织起来从事采矿（或伐木），并参与长途贸易，因为尽管巨石墓葬内本身没有发现金属物品——宗教保守主义也许把金属排除在来世之外——但引人注目的是，主要的巨石建筑都集中在那些蕴藏着铜、锡、金矿或其他珍贵物资（如琥珀）的地方。

[61]大概只有一小部分杰出人物才能了解巨石文化宗教和学问的奥秘。无论如何，当地陶器风格的延续证明，巨石文化观念和实践的扩展对日常生活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

[62]参见：Alphonse Riesenfeld, The Megalithic Culture of Melanesia (Leiden: E. J. Brill, 1950); Robert Heine-Geldern, “Die Megalithen Südostasiens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Kl?rung der Megalithenfrage in Europa und Polynesien,” Anthropos, XXIII (1928), 276-315; K. P. Srinivasan and N. R. Banerjee, “Survey of South Indian Megaliths, ” Ancient India, IX (1953), 103-15; Christoph von Fürer-Haimendorf, “Altindien,” in Fritz Valjavec (ed. ), Historia Mundi, II, 490-92. 在创造亚洲巨石文化方面也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体系在起作用。参见：R. E. M. Wheeler, Early India and Pakistan to Ashoka, pp. 150-69.

[63]东非或阿拉伯南部大概就是巨石建筑者在这一长时间段内旅居的地方。可能与获得铁器有关的一些宗教动荡或造船技术的改进，也许可以解释巨石文化为什么重新开始扩张，为什么这次的扩张可以横渡大洋，还有为什么这次扩张不仅仅是通过沿海航行的方式。关于巨石文化的问题，除了以上分别引征的书目之外，我还参阅了以下著作：C. F. C. Hawkes, The Prehistoric Foundations of Europe, pp. 159 ff.; V. Gordon Childe,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4th ed.;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1947), pp. 208-18, 293-311, 316-20; C. Daryll Forde, “Early Cultures of Atlantic Europ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XXXII (1930), 19-100; Ernst Sprockhoff, Die nordische Megalithkultur (Berlin and Leipzig: Walther de Gruyter & Co., 1938), pp. 150-53; Harold Peake and Herbert J. Fleure, The Way of the Se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9), pp. 29-42. 如对重构巨石文化的宗教观念感兴趣，可参见：Hermann Baumann, Das doppelte Geschlecht: Ethnologische Studien zur Bisexualit?t in Ritus und Mythos (Berlin: Dietrich Reimer, 1955); and Horst Kirchner, Die Menhire in Mitteleuropa und der Menhirgedanke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55).

[64]参见：Ernst Herzfeld, Iran in the Ancient East (New York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p. 156-61; R. J. Forbes, Metallurgy in Antiquity (Leiden: E. J. Brill, 1950), pp. 69-73.

[65]C. F. C. Hawkes, The Prehistoric Foundations of Europe, pp. 221-22; V. Gordon Childe,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pp. 148-58.

[66]Harold Peake and Herbert John Fleure, Merchant Venturers in Bronz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1), pp. 37-40; C. F.C. Hawkes, The Prehistoric Foundations of Europe, pp. 314-16; V. Gordon Childe,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pp. 321-29. 对英国西南部巨石阵（Stonehenge）发现的一小块被认为是“早期”的木炭所做的C14分析，得出的年代为公元前1714±275年。这个结论同我们的假设颇为一致。

[67]除比利牛斯山（Pyrenees）的巴士克峡谷之外。

[68]Karl Jettmar, “The Altai before the Turks,”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Bulletin XXIII (1951), 142-43; Ernst Herzfeld, Archaeological History of Ir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pp. 6-9.

[69]Franz Han?ar, Das Pferd in pr?historischer und früher historischer Zeit (Wiener Beitr?ge zur Kulturgeschichte und Linguistik), XI (1955), pp. 542-44 and Table 12.

[70]从美索不达米亚的遗物中可以看出车轮从实心到有辐条的逐步演变；但轻便灵活的二轮战车的出现则相当突然。有理由认为，唯有当马车用于战争的可能性被美索不达米亚边缘地区拥有马匹的军事贵族发现时，解决速度和灵活性这一问题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正好可以让技艺娴熟的制轮匠设计出一种运载战士而不是货物的工具。参见：Franz Han?ar, Das Pferd in pr?historischer und früher historischer Zeit, pp. 548-51; Joseph Wiesner, Fahren und Reiten in Alteuropa und im alten Orient (Der alte Orient, Band 38; Leipzig: 1939), pp. 19-22. Richard LeFèvre de No?ttes, L’ Atellage et le chevai de selle à travers les ages (Paris: Editions A. Picard, 1931), pp. 21-35.

[71]有些不太可靠的证据表明，这种复式弩弓早在纳拉姆辛时代（约公元前2300年左右）就已为人所知了。 参见：Hans Bonnet, Die Waffen der V?lker des alten Orients (Leipzig: J. C. Hinrichs, 1926), pp. 138-39; W. F. Albright “Mitannian Maryannu, ‘Chariot-Warrior’ and the Canaanite and Egyptian Equivalents,”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 VI (1930-31), 219. 另一方面，这种复式弩弓在蒙古（Mongolia）的猎人中似乎很早就通用了，那里缺乏合适的木料，因而发明了用骨和腱来加固弩弓似乎是相当可能的。参见：Karl Jettmar, “Hunnen und Hsiung-Nu—ein arch?ologisches Problem,” Archiv für V?lkerkunde, VI/VII (1951-52), 174-75. 无论如何，大规模使用复式弩弓在公元前两千纪的中东确实是一件新事物，而且是随着战车兵一起出现的。

[72] W. F. Albright, “Mitannian Maryannu”, p. 219.

[73]在瑞典南部发现的战车岩刻年代约为公元前1300年。参见：Charles Singer (ed. ),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5), P. 722. 当战车渗入欧洲时，弩弓以及以弩弓为基础的战术却没有与新的战争武器一同传入。相反，荷马时代的英雄以及后来与之极为相似的凯尔特人作战时使用矛和其他肉搏武器，而且往往是从马车上下来步战的。荷马（Homer）笔下所描写的射箭活动确实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的，只有像特洛伊的帕利斯（Paris）这种品德有问题的英雄才会迷恋于此。可以肯定，战车是经由小亚细亚传播到希腊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参见：Wiesner, Fahren und Reiten, pp. 34-35. 看来，战车在古代世界获得的巨大声誉导致欧洲大陆的战士采用了它，但他们没有同时调整其原有的武器和战斗规范来充分利用战车的流动优势。荷马的战术是荒谬的，他的战车除了做点装饰外几乎起不了任何作用；但他对迈锡尼战争（Mycenaean warfare）的记载未必违背史实。武士们习惯于短兵相接的战斗，习惯于遵守那种要求个人挺身而出的决斗惯例，正如荷马所说，他们把强大的亚洲武器当作个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实际上只是为了来去战场方便之用。

[74]Karl Jettmar, “Arch?ologische Spuren von Indogermanen in Zentralasien,” Paideuma, V (1950-54), 237-39, 参见：also Roman Ghirshman’s summary of S. V. Kisselev, Drevniaia Istoria Iuzhnoi Sibiri (2d ed.; Moscow, 1951), “Histoire ancienne de la Sibérie du sud,” in Artibus Asiae, XIV (1951), 169-89.

[75]Folke Bergman对1934年以前所做的历次考察结果做出了适当的总结，还列出了一份有关新发现的目录，参见：Folke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Stockholm: Bokf?rlags Aktienbolaget Thule, 1939). 我没有找到时间上更新的著作。

[76]Herrlee Glessner Creel, The Birth of China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36), pp. 141-57; H. G. Creel, 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 (Baltimore, Md.: Waverly Press, 1937), pp. 133-254; Cheng Te-K’un, Archaeology in China, II, Shang China (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1960), pp. 243-49.

[77]在商都安阳发现的艺术品和陶器也提供了虽然孤立但却相当准确的线索，表明该地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区有所联系，尽管其主要传统是独立发展的。参见：Li Chi,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7), pp.25-29.

[78]总的来说，如果把印度河文明的毁灭归因于雅利安人，则需要其入侵的年代更早；但《梨俱吠陀》（Rig Veda）与《阿维斯塔》（the Avesta）之间极其相似的语言似乎又说明，雅利安人离开伊朗的时间较晚。如果假定英雄史诗始于最早的入侵浪潮，后来的征服者们又把它们改成自己的方言，并且与其他较晚的宗教文献混合而产生《梨俱吠陀》，那么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