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故事——破坏制度

公元前157年至公元前121年间，罗马人摧毁了迦太基，镇压了一次奴隶起义，也给了共和国致命一击。

罗马重新恢复了与迦太基的贸易往来。这座北非城市是黄金、白银、美酒和无花果的重要来源，所以出于现实的考虑，两座城市之间倒还能相安无事。

但是迦太基的处境比较危险。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时签订的条约剥夺了迦太基大部分的陆军和海军，使得迦太基城在外来入侵者面前显得极为脆弱。其中最让迦太基人担心的便是它南边位于北非海岸的努米底亚（Numidia）。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Masinissa）跟罗马结成了同盟，西庇阿攻打迦太基时他就曾派军支援过罗马，罗马则帮助他扩大了在北非的王国（当年珀尔修斯派使节前往迦太基，希望能获得他们的帮助赶走罗马人，他还在罗马人那里搬弄迦太基人的是非）。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马西尼萨不断武装进犯迦太基边境，并将夺得的土地据为己有。李维说：“对于一个肆无忌惮的人来说，这简直轻而易举。”因为罗马条约规定，迦太基人不能对任何罗马的同盟者使用武力。

公元前157年，政治家马库斯·凯托（Marcus Cato）率领罗马代表团来到北非，他此行的目的是让努米底亚人放过迦太基。在元老院中，凯托本人一直都是最强硬的反迦太基派。当他亲眼看到迦太基的时候，他惊呆了。这里根本不像罗马人以为的那样“穷困潦倒，境况惨淡”，而是（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人丁兴旺，富人云集，充满各种武器和军火”。他急匆匆地回到罗马，向元老院发出警告，“除非他们能想出办法来限制这个罗马长久以来无法与之实现和解的敌人的快速发展，否则罗马自己就会陷入危险境地”。

并不是所有的元老院议员都认为罗马大军必须立即征讨迦太基；凯托此时已经年近80岁，他的表现让人觉得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每次有人反对他，他就在元老院的演讲上不管主题是什么最后都用“总的说来，我认为应该彻底摧毁迦太基”做结尾，使得议员们很恼火。

元老院不堪其扰，只好不断要求迦太基证明其忠诚。最后，罗马强迫迦太基人放弃他们的城市并在距离海岸线至少16千米远的地方重新建造一座城。迦太基人愤怒地拒绝了。公元前149年，在大西庇阿的孙子西庇阿·艾米利乌斯（Scipio Aemilius）的率领下，罗马战船驶向北非海岸，把迦太基城团团围住，这一围就是三年。这纯粹就是一种惩罚，有的人称之为“第三次布匿战争”。围城刚一开始，凯托就因年老体衰而去世；很多罗马人都说他的墓志铭应该这样写：“凯托引发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针对迦太基人的战争。”

在元老院的议程上，迦太基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在希腊，斯巴达也在制造麻烦。

斯巴达已不再是主导亚该亚同盟的城邦，它的老盟友和同盟中的其他城邦都不把它当回事。斯巴达对其中一项同盟决议不满，于是宣布它要直接向罗马（各个城邦都心照不宣地将罗马视作希腊半岛上真正的强权）上诉。同盟中的其他城邦马上通过一项规定，称只有同盟才有资格向罗马上诉。

斯巴达对此事的回应同它几个世纪以来的回应一模一样：他们武装起来，威胁要动用武力。争论的双方纷纷给罗马写信。一位正在马其顿处理另一个问题的罗马使者传话回来，让它们双方在罗马官员到达并帮它们解决问题前先克制一下。但是为时已晚。公元前148年，双方兵戎相向。

次年，罗马外交使节出面调停争端。他们在科林斯城进行磋商，并达成有些偏袒斯巴达的决议，这一安排并不怎么明智；科林斯人怒火中烧，冲到大街上，见到看起来像斯巴达人的人就上前一顿暴打。在暴乱中，罗马官员也挨了打。

罗马官员怒不可遏，回到罗马后使劲渲染这起事件的严重性。波里比阿记述道：“他们宣称，他们差点丢了性命，简直是死里逃生……他们说这次动乱不是一次突发事件，而是亚该亚方面别有用心，故意侮辱罗马。”

作为回应，罗马舰队驶向希腊。主帅是执政官穆米乌斯（Mummius），他带领26 000名士兵、3500名骑兵在科林斯地峡安营扎寨。有些亚该亚同盟中的城邦在一位科林斯将军的率领下试图回击，但是希腊军队的阵线很快就被攻破；那位科林斯指挥官逃离前线，然后服毒自尽；战败的亚该亚同盟的士兵逃进科林斯城。穆米乌斯一把火烧掉了这座城市，然后占领了这里。

罗马终于全面吞并了希腊。

在波里比阿看来，希腊城邦遭受的灾难是咎由自取。“迦太基人的所作所为给他们的子孙留下供人指责的话柄，”他写道，“但是希腊人所犯的错误简直令人发指，别人即使想支持他们也找不到这么做的理由。”对于马其顿，他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这里一直都有人宣称自己是马其顿的王族，直到罗马将其吞并，把这里变成一个行省，剥夺了共和国时期留给它的哪怕是极小的自由。

与此同时，“所作所为给后代留下话柄”的迦太基陷入一片大火。同年，西庇阿·艾米利乌斯率军最终攻陷了迦太基。罗马士兵在街道上横冲直撞，四处纵火。两个星期后，迦太基变成一片灰烬。迦太基陷落的时候，波里比阿本人就站在艾米利乌斯身边：“看到这座城市在熊熊大火中彻底毁灭，”他写道，“西庇阿突然开始落泪……我大胆地问他（我曾是他的导师）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他马上转过身来抓住我的手说：‘噢，波里比阿，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感到恐惧和害怕，生怕某些人某一天也会对我的祖国做出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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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曾经矗立的那片土地现在成了罗马在北非的一个行省。罗马击败了所有邻近的古代强国：帕提亚、埃及。只有版图已经大大缩小的塞琉古暂时处境安全。

在进一步征战之前，罗马需要先解决一些内部矛盾。连年征战并不断获胜，给罗马带来了大量外国战俘，他们被带到罗马的各个行省当作奴隶。罗马的奴隶被看作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任意殴打、强奸甚至让他们挨饿；但是，只要罗马奴隶主赐予某个奴隶自由，他就会变成一个可以享有所有公民权利的罗马公民。历史学家芬利（M. I. Finley）指出，这一制度使罗马奴隶制的情况变得非常奇怪。只需奴隶主的一个恩赐，一件财物马上就变成了人，而且由于罗马的奴隶种族背景复杂（这与美国南部的奴隶不同。在美国，奴隶即使在被解放之后仍然有着独特的肤色，这提醒他们曾属于奴隶阶级），自由了的人会“在一代，至多两代之后融入整个人群”。

实际上，受到虐待的奴隶很清楚自己和他们的主人本质上并无不同。脱离迦太基的控制之后，西西里迅猛发展，到了公元前136年，岛上已有几千名奴隶。狄奥多罗斯写道，西西里人“使劲压榨他们，给他们最少的关心、最少的粮食和最少的衣物……奴隶生活艰辛，充满痛苦，经常无端被打，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他们聚到一起商讨起义，最后将计划付诸行动”。

起义在恩纳（Enna）爆发，400名奴隶团结起来，杀死了一个因残暴而出名的奴隶主。他们还杀死了奴隶主家里包括婴儿在内的所有人，只放过了一个对她父亲的奴隶表示过友善的女儿。然后，他们任命了一个很有个人魅力的奴隶攸努斯（Eunus）当他们的国王和领袖。他不仅颇有煽动人心的演讲才能，还颇有战略思想。狄奥多罗斯记述道：“他在三天内就武装了6000多人……之后他一直在号召奴隶加入其中，他甚至还敢跟罗马将军对战，而且，由于他现在有了1万多名士兵，所以常常会因人数优势而将罗马将军打败。”在他领导的这场起义中，还有很多奴隶领袖加入进来做了他手下的将领。最终参加这场起义的奴隶人数在7万到20万之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奴隶战争”（First Servile War）。罗马也爆发了其他认同此举的奴隶起义，紧接着其他希腊城市也爆发了奴隶起义。这些起义最终都被镇压下去，只有西西里的战争仍在继续。

第一次奴隶战争持续了3年之久，部分原因是西西里的劳动人民并不同情身处困境的西西里奴隶主。“当这么多麻烦降临到西西里人身上时，”狄奥多罗斯写道，“普通民众非但不同情，反倒幸灾乐祸，他们原本就对他们之间的不平等心生嫉妒。”很多农民借机将富人的田产放火烧掉，把罪责推给造反的奴隶。他们袖手旁观，对恢复旧秩序无动于衷，因为他们也曾是旧秩序的受害者。

在这一点上，西西里并非特例。不仅在罗马各行省，就连罗马城内部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象。罗马连年征战，这意味着成千上万名罗马步兵必须为国家效命沙场；当他们返回家乡时，军饷极少，有的人还落下残疾，面对的却是荒芜的田地、破败的房屋和未还清的债务。与此同时，商人们则从新开辟的商路中获益颇丰，而随着新吞并的土地越来越多，税收也越来越多，于是政客的薪酬也越来越高。

罗马对新吞并土地的管理方式也乏善可陈。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Appian）在200多年后写了《内战》（Civil Wars）一书，书中描绘了罗马人如何治理他们在意大利半岛上攻下的土地：

罗马人通过战争一个接一个地征服意大利的部落，他们占领了部分土地……由于他们没有时间去（销售或出租）这些战争荒地，而这类荒地的数量往往占了更大的部分，他们就颁布公告说，暂时愿意耕种这些土地的人都可以去耕种，并获取每年收成的一部分……富有的人占据了大部分的未分配土地……而且，他们还通过购买或武力方式，将穷邻居的小农场据为己有，慢慢地，他们的土地横贯整个地区，而不再是普通的庄园。

要耕种这么大面积的土地，地主需要很多劳力，但是罗马的法律规定，被雇用的人只要是自由人就必须去服兵役。于是乎，富人就选择买下越来越多免服兵役的奴隶。阿庇安说：“结果，有权势的公民变得越来越有钱，全国的奴隶数量成倍增长，”但普通劳力“只能被贫穷、赋税和兵役拖垮”。

对这个设计糟糕的制度发出质疑声最大的是护民官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他是一位执政官的儿子。西庇阿·艾米利乌斯征讨迦太基时他就在服兵役，并因为第一个爬上敌人城墙而赢得了声誉。在外省任公职时，他亲眼看到罗马各省的土地被富人占有，牧羊人和农民则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他回到罗马后开始从政，决心改革这种制度。他在公开演讲中称，罗马的将军们命令他们的士兵为了家园和社稷而战，但是这些士兵面临的正是失去家园的风险，这真是太讽刺了。普鲁塔克写道：“他告诉他们，他们奋勇拼杀并为此受伤，结果却是维持了其他人的奢华和财富。人们赞誉他们是世界的主人，到头来却没有一寸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

格拉古提出的改革计划由于会削减富人的私有土地，因此自然不受罗马富人的欢迎。他们劝说其他护民官对格拉古的提案投反对票。这是完全合法的，任何一位护民官都有权反对另一位护民官提出的法案。格拉古怀疑他们收取了贿赂，凭着这些怀疑，他不惜突破罗马宪法的限制。在支持者的帮助下，他限制了一系列公共服务，宣布只有对他的法案进行公投，这些服务才会恢复。

这种为了做好事而突破法律规定的行为，让越来越多罗马的立法者开始反对格拉古。无论他的初衷是什么，他都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他利用公众对个人的拥护来实现个人意志。

法案通过之后，格拉古让他自己、他岳父和他年轻的弟弟盖乌斯（Gaius）负责监督法案的执行过程，这样一来，人们对他的猜忌就加重了。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暗地里嘀咕，不只是那些立法者，还包括之前一直站在格拉古这边的普通民众。护民官的职责应该是保护普通民众，但他绕过了其他护民官。民众希望他的法案能够通过，但是很多人对他采取的方法心存忧虑。

公元前132年，格拉古重新参选护民官，此时人们对他的怀疑升级为一场暴乱。选举当天，他正站在议院里时，谣言开始四散：富人们不允许人们投他的票，暗杀者正在找他。他周围的人越来越焦躁。当此之时，格拉古将手放在头上。阿庇安说他这是向支持者发出一个信号，让他们开始付诸武力将他送上公职；普鲁塔克说他周围的人以为他要戴上王冠（这一要求太不可能了），他们于是纷纷亮出棍棒。不知道是谁发出了第一击，然后整个人群都炸开了，陷入混战。元老院的议员们将长凳拆开，拿起凳子腿当武器。据普鲁塔克记载，第一个打到格拉古的人是另一个护民官，他手里握着一个椅子腿。格拉古摔倒了，然后被乱棍打死，除了他以外，这次暴乱中还有300人殒命。他死时还不到31岁。

包括格拉古在内的所有人的尸体都被直接抛进台伯河中，没有搞任何仪式。普鲁塔克说：“这是罗马废除王国体制后罗马人中第一次出现煽动叛乱的情况，这一事件以流血收场。”在此之前，元老院和民众之间的矛盾都是在罗马宪法规定的边界内解决；提比略·格拉古被谋杀，等于撕开了这个边界，此后它再也没有弥合起来。后来，罗马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将格拉古遭受的一击视为对共和制度的致命一击。但实际上，给这个制度插上第一刀的人正是格拉古——就在他决定为了穷人的利益而绕过其他护民官的时候。“他之所以丟了性命，”阿庇安总结道，“是因为他用过于不合法的方式来进行一项伟大的计划。”

地图23-1　奴隶起义

同年，执政官普布利乌斯·鲁皮利乌斯（Publius Rupilius）残酷地镇压了奴隶起义，在西西里爆发的第一次奴隶战争就此结束。他把起义军的领袖围在陶洛米尼乌姆（Tauromenium）城，哪怕城中景象已是惨不忍睹，他也拒绝解除围困。狄奥多罗斯记述道：“最开始（城里的人）吃孩子……然后吃女人，最后也开始吃男子。”这座城最终投降后，鲁皮利乌斯残酷折磨城内的奴隶，并将他们活生生地从悬崖上扔下去。然后，他在整个西西里追击奴隶国王攸努斯，抓住他后将其扔进监狱，“在那里，他的身体腐烂生蛆”。

提比略·格拉古死去八年之后，比他小九岁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也开始参选护民官。普鲁塔克说，就这兄弟俩而言，哥哥冷静镇定，弟弟真诚热情；哥哥谈吐严谨，弟弟则激情澎湃。他获得了足够多的选票当上了初级护民官，不久他就显示出要为其兄报仇的意图。他的改革方案比其兄长的还要激进；他提议将所有的公共土地都分给穷人，国家要负责步兵的衣食，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应被赋予作为公民权一部分的投票权，他还提出了十几项修改现行罗马制度的提案。其他执政官竭尽全力不让他成功。受挫的盖乌斯纠集自己的支持者，“用武力反对执政官”，当双方对阵之时，另一场血雨腥风的暴乱开始了。

盖乌斯在这场冲突中被杀。杀死他的人将他的首级砍下来，当作战利品献给一个执政官。3000名罗马人在这次暴乱中丧命。同样，死者的尸体被扔进台伯河，这一次由于尸体太多，差一点阻塞了河道。格拉古是在一场使用棍棒的斗殴中被打死的，而令他弟弟丧命的暴动则使用了刀剑。双方都是有备而来，提前准备了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