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故事——东方与西方

公元前202年至公元前110年间，汉朝开辟了丝绸之路。

汉朝第一位皇帝汉高祖是农民出身。在他统治期间，在秦朝暴政下销声匿迹的古老的贵族开始重新抬头。大一统的老问题并没有消失。

在汉朝初年，各个诸侯国都厌倦了战争，汉高祖为了维持统一，采取了灵活的治理措施，一方面施以严政，另一方面承诺让分封的诸侯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只要有分封的诸侯胆敢造反，他就会派军平定，不过他也下诏大赦，称所有没有谋反的贵族都不会被随意捕杀。对帮他获取帝位的功臣，他免除了其赋税和徭役。有一次，他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围剿一个反叛的城池。拿下该城后，他下令赦免那些反抗他但没有诅咒他的人，只有那些诅咒他的人被处以死刑。秦朝的皇帝采取的治理之策是将王权攥得死死的，汉朝的皇帝则稍微松开手，把一定程度的自由作为某种赏赐。他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战争是为了抵御外敌。中国并不总是频繁地面临有组织的外敌入侵，这一点跟西方的许多文明有所不同。但是几个世纪以来，游牧民族也不断在中国北方的边境上活动。汉朝之前，许多战国时期的小国都曾修建长城用以防御外族侵扰，现在这些长城已经被连在一起，变成了防御游牧民族的万里长城。中国人认为那些频频进犯的游牧民族都是蛮夷（“非我族类”），处于真正的中国社会之外。

实际上，这些游牧民族并不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未开化。许多居住地接近的游牧部落已经开始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匈奴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联盟中的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他们都服从联盟的国王（称为“单于”）。其实，匈奴联盟正是仿照南方的汉族政权建立起来的。

他们可能是狄、戎或者其他中国早期典籍所记载的“蛮夷”的后裔。他们同“真正的中国人”并无太大不同，比如，司马迁就曾不经意地说匈奴人是夏朝的一支的后人。但是，司马迁立刻又补充说，匈奴人当然要（比中原人）缺少一些人性，他也暗示，绝大多数中原人都忽视了这种相似性。

汉朝初期，匈奴首领是一个名叫冒顿的单于。史书中记载的游牧民族领袖的名字很少，冒顿是其中之一。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匈奴每年都在一个地点（蒙古高原某地）举行大会并进行祭祀。汉高祖曾在匈奴大会期间召集30万大军北上围剿。这些游牧民族同一个世纪之前的斯基泰人一样，充分发挥了他们善于机动的优势。他们一路撤退，直到汉高祖的亲兵将大部队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时40万匈奴大军突然调转方向包围上来。汉高祖用了整整7天的时间才突出重围。

经历这场遭遇之后，汉高祖决定与匈奴讲和。这是因为，在他的帝国内部，还有很多曾经参与反秦的将军意欲发动叛乱，他不想在内部还未安定的情况下就与外敌开战，导致自己腹背受敌。他不仅送给匈奴很多礼物和钱财以安抚他们，而且令人惊讶地承认了冒顿单于的权力，甚至将一名宗室女子远嫁匈奴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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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早年，皇位承继并不顺利。汉高祖在位七年后于公元前195年驾崩，他的儿子继位，史称汉惠帝。但是汉朝真正的权力握在汉高祖的遗孀吕氏手中，皇太后临朝称制，担任她儿子的摄政王。

吕后不是汉高祖唯一的妻子，却是他的结发妻子（此外汉高祖还有一群嫔妃所生的儿子，这些嫔妃一般都是名门望族家庭的女儿）。吕后嫁给汉高祖时，他还是一个普通人。她是一个意志强硬的女人，她的儿子惠帝却天生仁慈柔弱。她毒害或杀死了很多嫔妃和皇子，她的残忍让自己的亲儿子都不堪忍受，于是汉惠帝终日借酒消愁，不理朝政。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刚刚23岁他就驾崩了，而他的生母吕后却没掉一滴眼泪。司马迁写道：“发丧，太后哭，泣不下。”

实际上，儿子一死，她就得以重用外戚，让自己家族的兄弟、侄子担任将军、大臣、诸侯等手握重权的职务，这样就进一步巩固了她自己的势力。在惠帝遗孀的配合下，她立汉惠帝的儿子为继承人，宫中谣传这个孩子实际上是一个侍女的儿子，并非皇室血脉（惠帝整日饮酒浇愁，可能并无子嗣）。新帝即位，年纪稍长以后他总是询问一些有关自己身世的问题，让人难以回答。吕后便将他害死，并指派另一个据说是惠帝儿子的人继位。

通过插手皇位问题，吕后在这9年间稳稳地掌握着大权。在她于公元前179年去世后，朝臣把对她的不满发泄到她的宗族身上，诛杀了很多吕氏族人。铲除吕氏族人后，皇位和很多政府职位都出现空缺，不过汉朝平稳地度过了这场特殊的危机。虽然朝野混乱，但皇帝的位置并没有像秦始皇驾崩后那样落入奸佞小人之手，最后让整个嬴氏家族蒙羞。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总结道：“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国家成功地抵御了北方蛮夷的侵略，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这种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国家逐渐繁荣昌盛起来。百姓得到满足也就不会再生叛乱，吕后的势力被清除后，高祖与嫔妃所生的另一个儿子宣布即位。

这位年轻人就是文帝。他所继承的这个国家尚不具备帝国的风范，他所能用以团结百姓的，只不过是民众对秦朝暴政的可怕记忆，这使他们更愿意站在反秦的刘氏家族这一边。文帝在位20多年，直至老死（他于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56年间在位），在位期间他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文帝效仿其父，利用百姓对秦朝的憎恨使国家保持统一，并继续无为而治，放任各地的农业和商业自由发展。

同他父亲一样，他也面临外族入侵的困扰。一支更北的游牧民族——他们不是匈奴联盟的一部分，而是月氏人——开始南下进犯匈奴边境。同凯尔特人一样，他们之所以南下侵略，也是因人口过剩出现粮食危机，同时他们也希望侵占更多领地，意图进入中国境内。

但是匈奴人将他们驱逐到了西边。司马迁记载：“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这表明匈奴人与稍微偏西的游牧的斯基泰人有文化上的联系，尽管未必有血缘上的联系，因为二者有同样“迷人”的风俗。）西迁的月氏人被称为大月氏，他们的行动带来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公元前160年左右，他们侵入大夏，并在其北边的乌浒河岸边驻扎下来。这是远东地区和地中海地区民族之间的最早的较长时间的接触。汉朝也因此避免了一场危险。由于匈奴将其他的蛮族击退，汉文帝也就不用再召集大军前去防御。

地22-1 西汉时期形势图

公元前157年前后，汉文帝驾崩，并顺利地将帝位传给了他的儿子，之后，帝位又传到了他儿子的儿子头上，这位皇帝就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他于公元前141年即位。汉武帝是汉朝历史上第六位或者第七位皇帝（取决于你具体把几个婴儿皇帝算在内）。在汉武帝53年的统治期间，汉朝国力增强，于是对匈奴转守为攻，迫使其后退。这结束了汉高祖以来的和平局面。现在汉朝已经有实力应对一场战争。

除了击退匈奴，汉武帝的功业还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在他之前的诸位先帝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此时，秦朝的暴政已经结束多年，汉朝经济繁荣，皇帝终于可以深入治理国家，建设一个伟大的帝国。他重新开始对多种物产征税，将冶铁、煮盐、酿酒等生意改为官营，削减地方官员趁先帝无为而治时聚敛的个人财富。他还开始重建官僚体系，首次要求想做官的人必须参加并通过一个资格考试。

继位后不久，可能是在公元前139年前后，他派了一位名叫张骞的使节出使西域。我们不知道是何种原因促使汉武帝这样做，但是那时候，汉朝的确不断接受来自西部的物品。东西两边的人因为货物交易而产生了对彼此的好奇。

张骞的出使并不顺利，他被匈奴兵抓到，送到了单于面前。不过匈奴人没有杀他，反而还赏给他一个妻子，他在那里住了十年，终于在匈奴人对他的监视不再那么紧的时候，抓住机会逃跑了。之后他一直向西访问了大夏和安息，亲眼看见了大月氏人北上迁徙的过程。公元前126年，张骞返回大汉，受到极大褒扬，他也将掌握的情况详细向皇帝汇报。

他对皇帝说，大夏住着很多农民，但是没有国王：“只有一些小领主统治着不同的城市。”实际上，沿途发现的古代钱币显示，最后一位大夏国王名叫赫利奥克勒斯（Heliocles），他还是希腊人。公元前130年前后，大月氏人入侵，终结了他的统治。张骞到达大夏时恰逢入侵的游牧民族迅速占领这个国家。

游牧民族到来之时，那里的统治者可能已经南下去了印度。张骞还报告说，大夏人曾跟他说过一个叫作“身毒”的地方，那片土地位于“东南可数千里……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大夏的希腊人翻山越岭逃入印度，这样大夏王国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原本由希腊人控制，现在被月氏人征服；另一部分则在南方形成了印度-希腊王国。

几十年后，这些“印度-希腊人”就变得更像印度人而非希腊人了。他们最负盛名的国王是米南德一世（Menander I，中国古书称之为“弥兰陀”），他于公元前150年左右在位。他在位时铸的硬币上刻有希腊文字并画有他身着希腊盔甲的形象，但是《弥兰陀王问经》这部佛教典籍中记载了他皈依佛教的故事。“整个印度无人能与弥兰陀王比肩，”经文开头说道，“他的王国强大繁荣，军队的力量无穷无尽。”尽管如此，他还是孜孜不倦地询问他的权威本质为何，以及有关他为获得统治权而征战的这个世界的问题。一天，在检阅了自己“不计其数的战象、骑兵、弓箭手和步兵”之后，他请求同一位大师谈话，以纾解他心中的困惑，后来他们之间的对话就成了《弥兰陀王问经》这部佛教经典。

据《弥兰陀王问经》（Milin Panha）记载，这场讨论最终让国王放弃王位，开始其朝圣之旅。“此后，他以长者的智慧为乐，”经卷的最后说，“他把国家交给了儿子，放弃了世俗生活，四海为家，增长见识”。这事虽然有可能发生，但不像是真的。弥兰陀之所以出名，不仅是因为他皈依了佛教，还因为他将印度-希腊王国的边境一直扩展到了华氏城，这必然是经过连年征战才能实现的。后来的一部佛教典籍《伽尔-吉本集》（Gargi-Samhita）证实了这一点，它说希腊人来到“华氏城厚厚的夯土城墙外，所有的行省……一片混乱”。

不管弥兰陀最终是不是放弃了战争，他的征战都吞并了一个信奉印度教的王国，并扩大了一个信奉佛教的王国的地盘，佛经对他的这一功绩有所记录。他于公元前130年去世，《弥兰陀王问经》说道，“神圣的遗骨”被供奉在舍利塔中，“坚固的佛塔下埋着伟大逝者的遗骨”。

张骞的报告中还提及了更西边的安息，当时该国还有国王在位。安条克一直在被迫抵抗安息人的入侵，在他之后的三名塞琉古国王也肩负着同样的重任。从本质上来讲，安息人和匈奴人的祖先并无不同，他们都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骁勇善战，多年来一直都在侵犯塞琉古的边境，并将其不断向西驱赶，一直推到靠近叙利亚的地区。在安条克之后第三位国王德米特里二世（Demetrius Ⅱ）统治时期，安息人已经深入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古亚述王国的腹地。安息人牢牢地控制住了这片土地，甚至在上面建起了防御城墙。他们到处搜罗大石头来修建这些城墙；亚述那西尔帕的纪念碑也被推倒，碑石被当作建墙的石料，用来守卫他那古老的领地，以防御塞琉古人。

公元前139年，安息国王米特拉达梯一世（Mithridates I）在战争中俘获了德米特里二世，并将他一路押回安息。安息国王对德米特里二世很好，虽然他被关禁闭，但环境舒适。然而，这十年的牢狱生活使这位一度伟大的塞琉古国王分外难堪。约瑟夫斯称，他在圈禁中去世：“德米特里二世被送到米特拉达梯一世面前，”他写道，“安息国王给予德米特里二世极大的礼遇，直到他因病去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他逃出了敌国，之后不久就去世了。王位首先由他的一个儿子继承，但很快他的这个儿子被谋害，后来他的另一个儿子即位。

地图22-2　安息人（帕提亚人）

与此同时，安息越来越逼近巴比伦，并在泰西封建造了营地，他们可以利用这个营地进一步深入塞琉古的土地。帕提亚人势力不断增强的事实，在张骞呈交给汉武帝的报告中都有述及。他说，安息人的文明是非常具有组织性的文明，令他印象深刻：“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安息农民种植水稻、小麦和酿酒的葡萄；他们的商人远渡重洋与遥远的国家进行贸易。此时，安息帝国已经一直延伸到张骞口中的“条支”，那里“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甕。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但是所有这些小领主都要听从安息国王的命令。上面描述的正是两河流域。塞琉古人已经一路退出两河平原，他们的国家已经不再是那个能对罗马构成威胁的帝国。

这块土地是安息人自己拿下的。汉武帝统治下汉朝广阔的疆域与安息最伟大的国王米特拉达梯二世的领土在此接壤。米特拉达梯二世于公元前123年即位，之后不久他就惊动了小亚细亚的罗马官员。一个叫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的人（普鲁塔克记录了他的生平）被派去留意“米特拉达梯二世的不安分举动，因为他在逐渐获取大量新的权力和领土”。苏拉一直远行至幼发拉底河，并在那里碰上一位米特拉达梯二世派来见他的使者，据普鲁塔克记载，“两国之间还没有信使往来”；苏拉是“第一个与安息人建立联系和友谊的罗马人”。

米特拉达梯二世也向东边派去了商人和使节。司马迁记载道：“汉使至安息，……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

同时期，从东边来的使节也在向西去。继张骞的“凿空之旅”之后，汉朝派出越来越多的使者沿着张骞的道路向西进发，出使西域。司马迁记载道：“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

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战斗，汉军在这条新开辟的商路上镇压了很多当地部落的反抗。公元前110年，自西向东的贸易路线完全建立起来。西汉政府在沿途设立了有军队驻守的驿站，以保护商人免受土匪抢劫。安息人从汉朝人手里购买他们自己无法制造的丝绸和漆器。汉朝皇帝则购买大宛出产的所谓“汗血宝马”。越来越多的外国访问者来到汉朝，皇帝允许他们沿着海岸线参观，以显示汉朝疆域广阔、国土富饶。在安息，同时出现在普鲁塔克和司马迁史书中的米特拉达梯二世成为东西方两个崛起大国之间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