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兴起——历史的发轫



人类历史之初是一片混沌。我们虽然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发现了类似人骨的碎片，但它们未必能使我们了解多少有关人类起源的情况。比较解剖学家和胚胎学家们把智人作为动物的一个种，同猿、猴和狒狒一起归入灵长类；但有关人类进化的所有细节都是模糊不清的。经过打制的石块、陶器碎片和其他考古学遗物都是消失了的人类文化的证据，可惜这些证据都不充分。有经验的考古学家能通过对遗物的型制、组合情况及其所处地层的比较研究推断出有关人类系列工具逐渐进步的大量情况，并且推断出另外一些我们今天所不知道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某些特点。但是，从上述调查方式中得到的图景也依然是非常模糊的。因此，专家们的意见分歧和学说上的争议是相当正常的，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惊讶。

从旧大陆各地发现的各种头骨和其他骨骼清楚地表明，在更新世地质时代已经出现了不是一种，而是若干种人类生命形态。[1]木器和石器的使用不限于现代人种，因为人们发现，中国的“北京人”已经毫无疑问地使用这类人工制品了，至于当时非洲和东南亚的其他原人遗迹是否有人工制品，尚未完全确定。北京人（Peking man）在他们居住的洞口也留下了用火的痕迹，欧洲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同样既会使用工具，也会用火。

在非洲发现充足的类人和人类化石说明这片大陆是人类诞生和发展的主要摇篮。[2]今天位于非洲赤道雨林地带东部和北部的大片弓形热带草原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极好的自然条件，我们最早的人类祖先可能就是在那里繁衍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巨兽出没之地，在茫茫草海中生长着密集粗壮的树林，而且没有冰冻之虞。大约在过去的五十万年内气候一定有过剧烈的变化，可能当冰川覆盖了欧洲部分地区之时，在非洲，也许还有阿拉伯和印度部分地区，可能存在着一个位置变幻不定的热带大草原。在这片陆地上，人类可以用植物充饥，并以动物性食物作补充，高大的树木是人类夜间栖息和遇险时的避藏所，那里的气候也允许人类赤身裸体。人类的幼儿出生时无法自立，生长发育又十分缓慢，这给成年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对于最初出现的人类来说，这样的地方无疑是最适合居住的了。

当初，幼年的人类毫无自立能力，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的确是一种极大的偶然。但这种不利条件得到了补偿，并最终促成人类独具的优点；因为它不仅在生物学上，而且尤其是在文化上为人类的进化打开了宽阔的大门。尽管人类祖先的牙齿和肌肉并无出众之处，但一旦时机适当，文化进化就变成一种手段，使人类得以从群兽中脱颖而起，无可争议地确立了他的突出地位。根据条件许可，当然也是为环境所迫，人类教他们的孩子掌握各种生活技巧。人类的婴儿期和童年期比较长，使人类群体有可能最终超出他们开始时的那种动物水平。生活的技巧是可以逐步积累，并不断完善的，到一定的时候，人类就能掌握动物、植物以及矿产资源，从而越来越成功地让它们为人类服务。

文化进化一定是从现代人的前人祖先那里开始的。幼年期的初步教育在许多高等动物中都可以观察到，与人类祖先在亲缘关系上最为接近的那些动物，其生活方式都是社会性的，而且习惯于用嗓子发声。可以设想，正是这些特征为原始人群作为打猎者而发展其高等技能提供了基础。当男人们学会通过语言和使用工具越来越有效地协调他们的活动时，他们便能经常地获得大量猎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甚至在他们本人饱餐之后也常会留些多余的肉给女人和孩子吃。这就有可能在两性间产生新的分工。男人可以不再频繁地采集野果、根茎及其他食物（以前这些东西是他们的主要食品），而把精力集中在打猎上。相反，女人则像以前那样继续采集食物，她们可以从自我供养的艰苦生活中解脱出来，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保护和养育她们的婴儿。初生婴儿毫无自立能力，长大成人的时间又很长，只有生活在这种原始人类群体中，且主要食物由熟练的猎手提供，这些幼儿才可能生存下来。[3]

现代人的起源仍是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上未能解决的疑题之一。现代人的不同种族可能是人类各支祖先在旧大陆各个相互隔绝的地区平行地向着完全形成的人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4]但我们手头一些十分零碎的证据也许同样能有力地支持另外一种假说：智人是在某一个中心地区兴起的，在向世界各地迁徙的过程中产生了种族的变异。[5]

智人出现在欧洲，大约是在三万年以前，当最后一次大冰川开始向北消退之时。有理由认为，他们是从西亚分两路而来，一条是地中海（Mediterranean）南岸，另一条是地中海北岸。[6]这些新来者都是熟练的猎人，他们无疑是被鹿群、猛犸象、野马和其他食草动物吸引到欧洲这块沃土上来的，因为这些动物就栖生在冻土带和冰川退却后的南部稀疏森林地带。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生活的时间比智人早，但随着智人的推进，尼安德特人却消失了。也许是新来者把他们赶尽杀绝了；也许是发生了其他变化，如流行病，致使尼安德特人遭到毁灭。尽管在欧洲没有发现具有混合特征的骨骼，但也不能据此推断没有发生过杂交。与之相对照，在美洲，智人出现在一个过去从未有人到过的地方，但是他们到达的时间（公元前10000—前7000？）以及第一批美洲移民的骨骼特征至今仍还不清楚。

在世界上那些冰川消退而且几乎没有引起激烈的生态变化的地区，生产工具看起来也几乎没有什么发展。[7]确实，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发明创造事实上可能已经在欧亚大陆有人居住的北部边缘大部分地区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偏西一带。[8]这里气候比较严酷，动植物群变化激烈，迫使人类为生存而接受大自然的挑战。因此，我们在欧洲找到的一些旧石器时代的杰出遗物，或许不能说是偶然的发现。

智人看来从初次到达欧洲那时起就能自如地使用大量各种各样的工具。用骨头、象牙、鹿角制作的工具补充了此前尼安德特人所使用的燧石器（可能还有木器）。骨头和鹿角能做成燧石所做不到的某些形状，像针、鱼叉头这类有用的东西，就只能利用那些比燧石柔软而富有弹性的材料来做。制作骨质或角质工具的秘密是在制作特殊的削石器的过程中发现的。用工具来制造工具似乎首先是智人发明的，这是人类能成功地适应欧洲近北极地区自然条件的一个关键。[9]

根据当代孑遗的这类狩猎民族推测，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可能生活在一种不超过20～60人的小群体内。这样的集体便于迁徙转移，一年中只有部分时间回到他们居住的洞穴或其他固定的避藏所。狩猎过程中的领导权很可能是以某个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他以技术娴熟、本领高强而赢得了权威。估计在分布得相当分散的猎人群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或者至少是邻近的群体之间划定了猎场范围。可能还存在着族外婚姻和集团间的礼义性交往。毋庸置疑，当一个集团侵犯了另一个集团的领土时，有时也会发生格斗。有证据表明，当时已经有了远距离贸易，[10]但往往很难断定，某件物品究竟是从远方通过交换带进来的，还是在季节性迁移或其他形式的迁移过程中偶然拾到的。

图：旧石器时代的手斧

这块被打制过的燧石，是在英国的泰晤士（Thames）河岸发现的，也许有50万年的历史了。它有5.5英寸长，粗端很钝，正适合手握。从现代人的眼光看，这把手斧似乎既美又有实用价值。即使当时制造者的头脑里还没有美的观念，我们也为他所掌握的能把粗糙石头打制成如此平稳而匀称的工具的熟练技术而赞叹不已。

卡莱顿·库恩（Carleton Coon）：《人的故事》，插图5，阿弗雷德·A.诺普股份有限公司，鲁实·高尔伯格（Reuben Goldberg）摄影。

在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洞穴深处发现了一些粗糙的雕刻、奇怪的记号和出色的动物壁画，[11]它为我们提供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的几乎是唯一的证据。对这些遗迹的解释还不很肯定。宗教仪式可能就在黑暗的洞穴深处举行，很可能人们把自己装扮成动物的形象参加舞蹈仪式，其目的也许想使猎人与他们将要猎取的动物保持亲密的关系——为了抚慰动物的灵魂，或是为了促进他们的繁衍。其所以利用洞穴举行仪式，大概是因为他们把这些黑暗的洞穴看成是通向大地之母（Mother Earth）腹部的路，人和动物都从那里来，又都要回到那里去。但这仅仅是猜测而已。[12]

洞穴艺术中的动物形象如此突出，可以使我们想象到旧石器旧代猎人们的猎获情况很不稳定。他们的生活依靠猎物，而猎物的生存又依赖于变化着的生态平衡。大约一万年以前，覆盖欧洲和北美表面一百万年之久的冰川开始了最后的退却。开阔的冻土带和长着白桦、云杉的稀疏森林随着冰川向北推移，而密集的落叶树林开始进入西欧。原先的野生动物也随之北移到靠近北极的栖息地，而在新的密林区则出现了大批新动物，必须用不同的方法猎取。

因此，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西欧居民中开始流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13]有证据表明，这些新来者可能来自东方。究竟是入侵者同原先的居民混合了，还是老居民随着他们原先经常捕猎的动物北去或者东移，而留下了几乎无人居住的空地，都不得而知。[14]不管怎样，新来者给欧洲旧石器时代的工具系列增添了一些新的重要类型：弓、箭、渔网、独木舟、小雪橇、滑雪板以及驯养的狗——估计是用来帮助打猎的。

图：旧石器时代的洞壁画

这头黑公牛是在法国中南部拉斯科克斯（Lascaux）附近的一座洞穴内发现的多个类似的壁画图案之一，可能是马格德林时期的猎人所作，他们在大约16000年以前曾居住在这个地区。他们为什么要跑到地底下去并将这些画绘在黑暗的洞穴深处，至今还搞不清楚。精细的观察使他们那时就能捕捉住动物的某一特征姿态，如在这个例子中，牛的角和耳朵在视觉上画得并不正确，但这样的细节却赋予这些画以非凡的动感和力感。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这幅画使人感觉到这头野兽具有令人惊叹的潜在力量，同时又感觉到一种隐隐的威胁。实际上，这种感觉在某种轻微程度上可能同把古代猎人与猎物联结在一起的那种模糊意念相一致，而这些洞壁画的作者们在作画时设法表达的，也是这样一种意念。

整体而言，从所谓中石器时代（约公元前8000—前4500年）的遗物还不如刚过去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那么令人难忘。燧石器的特点是较小，岩画（大多发现于西班牙）也不那么特别出色、漂亮，但如果由此而以为欧洲的人类文化在倒退，那是错误的。尽管箭头和鱼钩乍看起来没有鱼叉那样引人注目，然而弓、箭以及钓线却能更有效地捕获食物。中石器时代的宗教生活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但也不能据此推断当时人们的宗教意识变得淡薄或者说他们已忘却旧的宗教传统。我们必须承认对此一无所知。

在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从人类是食肉运动之首而且适应性最强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成了动物王国的主宰；但是，尽管人有工具，有社会组织，以及他所特有的发展、传播文化的能力，却仍然只能依赖于自然界本身的平衡。在人类上升为大地主人的过程中，紧接着迈出的伟大一步，就是找到了某些改造自然环境的方法，从而使环境能适合于人类的利益和需要。随着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的开始，以及把自然森林改造成农田这种方法的发展，人类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水平。从此他就成了其周围的动、植物生命的创造者，而不再是单纯的捕食者和采集者了。

这个进步揭开了人类历史上崭新的一页。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生活方式自发地限制着人口数量；像早期人类和现代狮子这样体形庞大的食肉动物，在大自然中必然是相对稀少的。因此较多的人口只有组织成一定形式的人类共同体才得以维持生存，由于人多，可以按专长进行社会分工，这样就可摆脱过去单纯依靠狩猎采集为生而受到的天然限制了。这也许是人类全部进化中最基本的一环。毋庸置疑，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依赖于通过农业和动物驯养来扩大食物资源。然而，人类也确实为此付出了代价，因此狩猎中所能体验的那种强烈的乐趣、力的恣意发挥以及人在本能上的满足，现在却被枯燥单调的田间耕作所代替。因此人类一开始施展自己的力量，就暴露了其深刻的两面性：农耕扩大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摆脱了早先食物供应上的局限，但同时也就意味着人类陷入了无休止的耕耘、播种和季节性劳动的束缚。

然而考古发现并不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人类生活这一重大转变的情况。早期的原始人可能就已经开始无意识地影响着那些引起他们注意的特定植物种类的分布和形成。猎手们可能特别注意那些可以从中提取染料、麻醉剂、兴奋剂或毒药的植物。也许，培育和繁殖植物的尝试最初就集中在上述一些种类，后来才转到正规农业生产。[15]

植物的驯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在一朝一夕之内突然发生的。遗传学上的组合、复合，人工栽培的植物同野生植物的杂交，以及人类有意无意地选择[16]，实际上就是空前地加快了某些植物种类朝着更有效地与人共生的方向发展的生物进化过程。在某些情况下，驯化植物可以使该植物的生存依赖于人的行为，比如玉米，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反之，人类的生存终究也同样要依赖于谷物。

看来农业的发明不止一次。哥伦布到达美洲前，那里的庄稼从植物学的观点看，与旧大陆的大不相同，这个事实已说服了研究这个问题的大多数学者承认农业在美洲是独立发展起来的。[17]甚至在旧大陆，农业可能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发源地。主要证据是，直到最近，欧亚大陆的农业还分为两种明显不同的类型，并形成基本的对比：一种是欧洲和中东的大田农业，实行播种繁殖，谷类植物是这儿的主要农作物。另一种是园圃式的农业，人们把植物母体的幼苗进行分株移植，这种方法在亚洲季风带的许多地区和太平洋岛屿上很盛行，块茎类作物在这儿占有很大比重。[18]这种差别非常明显，原因可能是由于人们通过有意识的探寻，各自独立地发现了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可行途径。但也可能只是因为在不同气候条件下人们巧妙地开发了各地不同的植物品种。[19]

以谷类植物为中心的中东农业为最早的文明社会奠定了基础。考古学家的细致工作使我们知道自然条件的某些因素也造成了农业发展的可能性。根据放射性碳测定的时间推算，我们期待的中东农业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500年，就是冰帽从欧洲大陆消失，地球上的气候带大体上被分割成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在西欧和中欧，这意味着密林开始出现，人类相应地从旧石器时代转入了中石器时代。再往南，干燥的信风已经开始把原先人类居住的重要中心地区变成撒哈拉（Saharan）、阿拉伯（Arabian）、格德罗西亚（Gedrosian）和塔尔（Thar）沙漠。在上述两类地区之间有个过渡地带，这里一年中只有部分时间吹刮信风，而在冬季，来自大西洋的气旋风暴会带来赋予生机的雨水。这就是地中海气候带，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就在其间，这里的植被比不上北方雨水充足的地区那样茂密。但在人类和驯养的畜群破坏这里的自然景观以前，这块大平原上到处都有星星点点的树林，期间生长绿草，春天茂盛，夏天因为干燥而枯萎，冬天降雨后又复滋萌生。与此相比照，在丘陵和山坡上，其迎风面则是一年四季雨水滋润，林木丛生。

这片多样化的自然环境特别适于人类生活。[20]其北部的落叶林尚无现成的食物资源，有待中东的居民前去开发。8、9千年以前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和札格罗斯（Zagros）山脉之间的丘陵地带可能到处长有结籽的野草，这些野草实际上就是现代谷物的前身，诸如至今仍在种植的小麦和大麦等。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想象，从远古时代起，这些地区的妇女们就已经在种子成熟季节寻找小块地的小麦和大麦，并且用手或借助简单的收割工具采集这些野生作物。渐渐地这些妇女可能发现了有助于这些作物生长的办法，譬如，把竞生的其他作物拔掉。也许在严格意义上的农业兴起以前很久，人们为了加快收割速度，早已发明了原始的镰刀。

一旦野生谷物的采集者开始懂得，在收获季节把一部分种子撒在地里，第二年保证会获得更好的收成，从这时候起一个重大的转折就到来了。也许这种思想与谷物有灵观念相联系，为了安抚谷物的灵魂，一个虔诚的收割者如果把部分宝贵的种子留在地里，就会得到好报。第二个突破是发现种子应该撒在经过适当翻耕过的田里，妇女们甚至可以把那些连草都不能自然生长的地方开发为良田。人们用掘棒挖地，用土把种子覆盖起来以免被鸟类啄食；即使人们懂得这样做未来定会带来回报，但是这些劳动经验仍然传播很慢；因为猎人群体很少能在一个地方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从事扩展耕地的劳动。

然而，中东农业的发展与人类早期进化过程相比速度还是快的。农田的扩展大大增加了人类的食物来源，从而明显超越了他们过去单纯地依赖于狩猎采集的状况，不再受人口数量和密度的限制——这种限制使得人类直到那时为止在自然平衡中仍然数量较少。[21]我们无法确定这个伟大的起点的具体年代，确实，考古学也还未能对这一转变提供完全令人满意的证据。但是可以设想，一旦这种新的粮食生产方法充分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就会在中东的野生谷物采集者中广泛传播；还可以进一步设想，食物来源的扩大导致了人口增长速度的相对加快。这种最早期的农业也许不会太早于公元前6500年。村庄是为了适应人们更长期的定居需要而出现的，这时候土地需要耕作，庄稼需要防止动物践踏。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公元前6250年（±200年）以前的村庄遗止，而在此后的几个阶段中，其数量不断增加。[22]

中东的农业最初一定是小规模的，而且是妇女的工作。打猎仍然是男人们的任务。但即使在农业奠定初期，妇女们就粗暴地破坏了微妙的生态平衡。此时猎人的人数开始嫌多；农田周围被猎的野兽必然很快会趋于灭绝。[23]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逐渐取代以狩猎为中心的群体生活。弓对男人来说已基本失去了作用，他们不得不从事部分农业劳动，如修筑篱笆防止动物进入农田，在紧张的收获季节帮助收割庄稼以免种子过熟后散落到地上无法收集。最后，当一年的食物逐渐地主要取决于农田面积的大小时，某些群体中的男人也许不得不拿起铲子或锄头，悻悻然地同女人们一起从事田间劳动。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男人可以驯养一些他们习惯于捕猎的野兽。当时猎物越来越少，明智的猎手懂得必须保护他们未来的狩猎对象，不让竞争对手猎走，同时保存一部分猎获的动物供以后食用，这样做对于他们来说是合乎逻辑的。但当时饲养牲畜还没有做到综合开发，即牲口的奶、毛，甚至血等均未利用。

无人能真正了解在农业和畜牧业发展以前，狩猎—采集式的生活方式是如何或通过哪些步骤而逐渐消失的。也许，最初正式驯养动物是想借以引诱他们猎区内的野兽；随着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人们才逐渐发现这些动物的其他用处。毫无疑问，这些创造者并没有预料到驯养运动会改变他们由来已久的习惯。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观原因几乎难以猜测，因为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整个关系浸透在奇妙而不可思议的观念之中。把捕获的野兽杀了祭神是某些狩猎民族宗教活动的内容之一。他们希望通过定期的、丰富的祭品来祈求神灵保佑他们打猎成功，而保护和饲养将来被杀的牲畜似乎是弥补日益短缺的野生动物来源的唯一办法。

能肯定的一点是，中东的居民在其农业发展初期就成功地饲养了山羊、绵羊、猪和牛，从而维持甚至可能扩大了肉类和其他畜产品的供应。可以设想，甚至在农业引起的人口增长超过单纯依靠狩猎、采集所能维持的那种水平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驯养动物；但即使如此，在猎手们发现他们习惯的捕猎运动越来越少之前，饲养家禽和家畜一直没有占据重要位置。如果狩猎可以继续提供与平常数量一样的肉食，那么何必要放弃这种世世代代传授下来，并且被坚定的宗教和道德价值观视为神圣的谋生方式呢？[24]

中东出现的上述情况说明了，一旦农业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新的耕作集团所需物资装备的范围即会迅速扩大。分层考古发现的新式装备反映了当时明显的突变，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历史遗物的空缺。但新的日常生活必定需要新的工具和方法，人类对这种新的需求反应较快。不难想象，从狩猎向农业和畜牧业的巨大转变定会把人类的创造力从旧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创新遇到的普通阻力会暂时减少，直到一系列辉煌的发明创造和对旧方法的改革能够满足新生活的需要并为之打下基础之后，才又一次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习惯模式：即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社会。

考古学使我们能知道一些这种社会转变中技术和材料方面的情况。农耕和畜牧业是与酿酒、纺织、陶器以及磨光石器的制作联系在一起的。某些前陶时期的遗址中已经发现有农业的痕迹；毫无疑问，在中东的原始农业社会发明和采用一整套完善的、被考古学家们称为“新石器时代”的工具之前，一定已经历了好几百年时间。

一旦人类群体开始依靠谷类食物为生，其成员自然而然地会扎根在他们所生活的地点，而改变狩猎经济时代那种游徙不定的情况。[25]在作物生长季节，群体中至少有一部分成员必须看护农田以防动物啃食；即使在其余时间，由于搬运收获的粮食任务较重，再加上原来的农田需要整修，还要开垦新地，这就使得该群体中的妇女几乎一年四季都得留守在固定的地点。

由于永久定居生活的形成，人们有可能积累起一些庞大、沉重、易碎的家庭用品。例如，泥罐就比较适用，代替了过去用动物皮、葫芦壳、柳条制成的既轻又不易破碎的容器。最初在式样上与原先的东西差别很小。很多早期的陶器表明是用粘土从篮子和葫芦上脱胎制成的，可以想象人们设法在原来的容器外面涂上一层防火防水的粘土，以便烧煮让人感到新奇的麦粥，于是，就出现了第一批陶器。烤肉毕竟可用木签，但煮谷类食物则需要一种既不怕火又不漏水的容器，一句话，就是需要一个锅。

迄今所知，最早的布的痕迹出自新石器时代遗址。这并不能证明以前人们不知有布，因为织布也像制罐一样，以旧石器时代的编篮技术为先例。但是，即使当时的人熟悉编织技术，由于可供使用的纤维太少，不能大量织布。直到开始种植亚麻，饲养的动物也可以提供毛发之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农业和驯养动物扩大了纤维的供应，从此，织布对人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起了重要作用。

磨光的石器，尤其是石斧，是每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标志。燧石片经加工琢削可得到锋利的刃，很适于制作猎人所需要的箭头、小刀和刮刀；但这种燧石易碎，如用来剥树皮、砍树枝或伐倒树木，却很容易损坏。有用的斧头只能用较坚韧的石头来做，而这种石头用传统敲击的办法不能变成所需的形状。直到人类又发现了更硬的石头媒介物并采用拿它来粗切和磨光的办法后，这个困难才基本解决（这种方法早先长期用于骨和角的加工成形）。因此，磨光的石斧和其他工具就成了农业居住地的特征。磨光的石斧与先前的燧石工具之间差异明显，使考古学家早在弄清工具制作技术与社会变化后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之前很久，就把这些遗物命名为“新石器”。

最初的农耕者并不是完全定居不动的，因为土地反复种过几年后就失去了肥力，为了保持收获量，人们就不得不一次次地抛弃旧地而开辟新地。最适合于原始农业的土地是那些密林丛生的地方，在大树覆盖之下，地面植物难以生长。在这样的地区，一旦人们把树皮剥光使树木枯死，土壤暴露在阳光下，就容易用棍、铲或锄在树桩周围挖掘。这种土地在种植一、二季后，人们再把干枯的树枝和树干烧成灰撒在地里，肥力又可恢复。相反，天然的草地顽固的阻挠着木棒的挖掘；而且不可能防止原有的杂草从粮食作用中长出并挤掉粮食作物。因此，中东最早的农民，像18世纪美洲的开拓者一样，喜欢开垦林地，最初是沿着山坡或山脚开垦，这些地方，树木能自然生长。也许，古代中东“成熟的”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就是从事这种“刀耕火种”式的农业，过着半迁移式的生活。事实上，在热带雨林区和靠近我们农业世界边缘的亚北极白桦林和云杉林地区的原始农民至今依然如此。[26]

在中东农业发展的时候，粮食种植与畜牧饲养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成为当时的特征。可以肯定，某些群体可能在农业或畜牧业之间有所侧重。沿森林边缘低海拔处的草地逐渐变成荒漠，那么驯养家畜就有可能成为这些地区的主要生活方式。正如亚伯拉罕（Abraham）带着大批畜群和随从的人们从加勒底（Chaldees）的乌尔（Ur）出发来到这儿一样，[27]在其前后一定还有许多别的人群来到此地。

因为畜牧民族几乎没有给考古学家们留下什么踪迹，所以很难确定畜牧业和农业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何时开始出现明显差别。人们是逐步进入草原和沙漠的。确实，游牧生活的潜力直到人类学会并习惯于骑马才被充分认识，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900年。最早，人们赶着他们的畜群来到草场上，同时也耕种小块合适的土地，因此，最初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截然不同，不如说是各有所侧重。

很可能，只有在下述情况下畜牧业才会从农业中完全分离出来：有些群体一直保持着他们的狩猎习惯，直到兼养牲畜的农民在迁移扩展中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他们——或许是后者侵占了他们传统使用的一部分猎场。很清楚，猎人们发现农田劳动并不引起他们兴趣，而畜牧技术却很适合于他们并且很容易融合进他们的狩猎传统。因此，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猎人们必须改变自己熟悉的生活习惯，我们不难相信，他们可能十分愿意饲养动物而拒绝农田耕作：他们已经自由自在惯了，对农业劳动不屑一顾。正因为如此，靠近最早的农业生活中心边缘带的那些地区——欧洲和中亚的大草原，阿拉伯北部，这些地方的天然草场开垦为耕地比较困难——就成了畜牧业的主要家乡[28]。

图：新石器时代彩陶

这个精致的陶罐是在中国甘肃省（Kansu）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陶罐上的曲线装饰图案与乌克兰（Ukraine）和多瑙河（Danube）下游新石器时代陶器的风格如此相似，以致许多考古学家相信，制作这类陶罐的技术一定有着共同的起源，后来由种植谷物的半游动农民带到了东方或西方。

斯德哥尔摩远东古代史博物馆（东方博物馆）

畜牧民族占领草地意味着人类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中东地区开始同时存在，部分程度上它们相互依存，又能不断地相互影响。牧民们一定从很早的时代就把牲畜赶到庄稼地里啃茬子，直到今天他们还是这样做。无疑他们一开始就同农民有贸易往来，因为农民和牧民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很自然地要进行相互补充；牧民生活的流动性较大，自然就容易运送一些特殊而珍贵的物品，像做石斧用的硬石、装饰用的贝壳以及珍贵而易腐的东西（当然不会留下任何考古痕迹）。最后，农民和牧民间不断地发生冲突，正如圣经中该隐（Cain）和亚伯（Abel）的故事所述的那样，必定给新石器时代人的生活带来经常性的暴力。

猎人群体的生活方式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内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他们技艺高超，适合当地的环境条件，因而几乎不可能在与邻近集团的接触中得到足以促成社会改革的外力。但是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生活方式就不再是千篇一律的了。一种新的、要求变革的强大推动力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一旦人类起来再次改造他们的环境使之适合于自己的需要，那时，对社会发展的各种陈旧的束缚就会消除，在控制自然力方面朝着与我们同时代的技术水准奋力进取的壮观搏击开始了。

对农民和牧民来说，季节的循环变化至关重要，已经不能同旧的狩猎生活相比。在那些靠农田和牧场生活的群体中，暴风雨和干旱在大致可以预见的季节变化范围内不定期的反覆出现，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基本节律。也许，当时中东的气候变化基本上和现在相同——有时也不正常，但总的说来季节分明。这个地区现在还是冬天雨水多，春天植物生长繁茂，夏天酷热干燥。大西洋气旋风暴的最南端带来的雨水并不永远可靠。有的年头雨量充沛，给人们带来丰收和茂盛的牧草；有的年头雨水缺乏，给人、畜都带来饥荒。[29]

气候与季节的反复无常必然会给中东新石器时代的宗教提供主题。农民意识到，大地、雨水和阳光能赐人以生命，也能惩人以毁灭；为了祈求或迫使自然力适合人类的愿望，宗教仪式也相应有了发展。他们继续以动、植物神灵为主要崇拜对象；以往对这些神灵表示赎罪或祈求丰产丰育的宗教仪式又很快同对新的天、地、日诸神的重要崇拜融为一体，产生了中东的“肥力宗教”。

由于从狩猎向农耕的转换，导致人际关系的广泛变化，从而又影响到新石器时代的宗教崇拜。随着妇女成为群体中主要的食物供应者，她们的威望和独立性可能也提高了。这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物品说明母系家族制度在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群体中盛行。与之相应，农业的推广到处都伴随着女祭司和女神地位的显著上升。[30]大地本身明显被想象为一个女人，即后期宗教中“大母神”的原始形象；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大量女像，可能就代表着这位多产的大地女神。[31]另外，石斧（能伐树造田）、圣火（使土地肥沃，炉火熊熊）圣山、树木、石头似乎都在新石器时代的宗教活动中起着各种不同的作用。确实，我们可以想象，正如旧式工具通过适当的改革过程后发展成新式工具一样，新的农业社会的知识、感情和道德也可以很快地通过神话使之合理化，通过宗教活动使之仪式化，从而充满了神圣的意义。

尽管宗教活动的中心、象征及仪式被相当彻底地更换，但并没有与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古老的万物有灵思想基本断绝。然而在一个方面，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和宗教形式确实显示出一个重要的区别，在宗教仪式上表现为对月亮的崇拜，在生产实践上肯定了计时的必要性。月亮的圆、缺给原始人提供了唯一明显的日历。而且，因为牛角类似新月形，所以最初的农人逐渐把母牛和月亮女神与计算季节的难题联系起来，其方法相当繁杂，详情无从得知。[32]

量度和计算在中东农业常规中的重要性对后来人类社会和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猎人来说，时间和空间的度量无关紧要。在他们的生活中，盛宴般的饱餐和饥肠辘辘的日子常相交替，有时把剩余的肉品冰冻起来或晒干，或者适当地贮存一些野生种子和块根，以济燃眉之急。但下次何时可以捕杀到猎物，则难以预计，要保存和储藏多少食物以备下期之缺，亦无法预料。在农人那里则情况全然不同。对他们来说，季节构成了生活的基本节奏，食源充足和匮乏的时间是固定的并且可以预测。粮食的定量消费可让人们维持到收获季节，节约余粮以防旱年，此外，计算需要多少种子，要耕多少土地，什么时候开耕——所有这些与预测和度量有关的类似活动，都是原始农民所必须做的。预测季节的循环周期，确定何时播种，何时收割，是这类计算中最基本的项目。因此，在中东的自然条件下，度量和计算技术在农业设施中是不可缺少而且绝对重要的一部分。

对面积的粗略测量能使人们更精确地估计一块田需要为它准备多少种子，这对早期农民来说大概是轻而易举的事。拇指也被用作度量的工具。每块田需要一篮子种子，篮子和田大致上“一样”大。直到人们开始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和兴建巨大的建筑物时，精确的空间度量才成为必要。但时间的度量却是个难题，因为在中东的自然条件下，每年冬雨的到来难以用精确的方法预测，夏秋的不规则暴雨也许容易导致那些饥饿的农民过早播种，造成种子发芽后又干旱而枯死。月相与太阳年不完全吻合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只有当人们学会了正确地观察和解释月亮、太阳和星星的季节性运动规律之后，他们才能确切地知道在月亮的哪一个周期内播种庄稼。精确计算季节的极端重要性以及这样做的困难性对中东的知识和科学的发展起了根本的促进作用。[33]直到苏美尔和埃及文明兴起，这个问题才因为有了可靠的历法而得到完全的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洲季风带，时间计算问题不很重要，除了边缘地区，季风发生时间相当精确，随着雨季来到，作物生长季节即告开始。不存在种植过早或过迟的问题，也不需要精确的历法。所以，这样的设想也许并非荒唐：印度文明对时间计算很不重视，这与它的农业周期根本不同有关。相反地，中东最早的农民预测时间的执着精神基本传给了西方人和穆斯林教徒，并且像在过去的地中海和中东一样，在西方和穆斯林教徒中也扎下了根。

在农业社会中，男子的领导地位不再像狩猎时那么重要。当狩猎集团的纪律衰退时，最早的村落的政治结构也许接近于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从那时以来就一直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农民的理想。

图：一年的周期

大地赐予丰年还是歉岁，人类无法捉摸，也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人员作为人类与大地的中介者，可能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社会领导形式。强壮的猎人和勇士，其作用消失或后退到社会生活的边缘，失去了他们一度所占有的明显的首要地位；与此同时，随着谷物种植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原先比较紧密的、对于首领的个人从属关系可能也松弛了，而在猎人集团内，这种从属关系是进行成功的狩猎所必需的。

然而，在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中，政治宗教结构发生了十分不同的转变。为了保护畜群不受野兽伤害，需要有像从前猎人那样经常具备的勇气和社会纪律。牧民的主要经济活动，如以往猎人一样依赖动物为生，并且仍保持以男人为主。因而形成了父系家族制度，若干父系家族结合成一个在族长领导下的亲缘集团，族长享有权威，决定日常事务，譬如寻找和选择最适合于畜牧生活条件的牧场。此外，参加战争和遵守作战纪律在牧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强占他人的牧畜或草场是最容易、最快的致富办法，也是他们在荒年缺草之时能幸存下来的唯一手段。

从事农耕的集团对尚武精神已完全陌生。从早期新石器时代村落中发现的考古遗物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是一种和平的社会。只要耕地充足，只要单个家庭的劳动不能生产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基本上就不会引起战争。暴力传统和猎人集团组织在这种社会内可能已经消失。除非当牧民征服者把战争强加到这些和平的村民头上时，他们才会把祖传的尚武精神和军事组织恢复起来——文明化的政治结构一无例外地都是从这样的军事组织中发展出来的。

尽管当时的技术水平有限，古代中东的农业生活在物质上还是优于原先的狩猎生涯。如果生活不太骚动的话，食物几乎能得到更可靠的保证。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上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农业必然要从其发源中心向外传播，哪儿最易于开垦，它就在哪儿扎根。至少在欧洲，人们总是选择轻质土，尤其是以黄土和白垩土为覆盖层的山坡地作为耕种区，因为这些地方自然排水好，土质容易耕作。

欧洲农业浪潮的兴起分地中海南北两路展开。北部的浪潮较大，由所谓"多瑙河文化”（Danubian）部落的垦殖者推动着在公元前4500—前4000年间进入欧洲中部和西部。开创南部潮流的种植者和饲养者穿过非洲北部，跨过直布罗陀海峡（Straits of Gibraltar），与多瑙河的农业潮流汇合。欧洲原先的猎人们没有被淘汰。即使在农民占领了山顶和山坡之后，他们仍然在林区的山寨中生活了许多世纪。很可能发生了人口的混合；猎人们有时也可能借用新来者的技术，使自己与农业群同化起来。[34]

在垦荒者进入西欧之后大约一千年，一个非常类似的农业发展浪潮在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和西伯利亚中部（Central Siberia）形成了。到大约公元前2500年，这些地区的狩猎经济已经开始衰落而转向以畜牧业和农业为生的社会，他们出产的陶器与中东的非常相似。此外，这些人已经有了少量青铜器；在一些金属矿区，有些居民开始从事采矿。[35]

在世界其他地区，有关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扩展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在印度（India），尽管新石器类型的工具在金属出现以后好几千年仍继续使用，但我们却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可以说明这里曾经有一个只用石器和木器耕地的时期。[36]然而，看来无可怀疑的是，中东形式的农业和畜牧业至少扩展到了印度北部，为印度河（Indus）流域文明奠定了基础。[37]另一方面，在中国（China），新石器时代的直接的考古证据已经在黄河（Yellow River）流域发现。在中国古代村落遗址中找到的一些陶器，式样与西方大草原——俄罗斯（Russia）南部和伊朗（Iran）东部——遗址中发现的陶器十分相似，说明这两个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存在着某种联系。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在时间上可能较晚一些，大约为公元前2400年，这样就给当时半流动的农耕者以足够的时间，在公元前6500年以后从中东丘陵地区逐步向东移动。他们沿大河两岸，顺林木茂盛的山坡越过中亚，一路上开拓新地，在各个阶段还可能同当地居民混合。最后，走到最东边的那些开拓者把中东农业技术的基本要素带到了黄河流域。与此同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足以证明在黄河流域以南存在着原始农业社会的假设。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水稻的发现，据认为，水稻作为一种粮食作物，起源于亚洲的季风带。[38]由此看来，在公元前第三世纪，起源于中东的粮食种植技术在华北地区同起源于亚洲季风带的另一种种植技术相会并融合在一起。这个事实有力地支持了农业分别起源于旧大陆的两个不同地区的假说。

早在掘棒、锄和铲在欧亚大陆上扩展到它们的最大极限之前很久，在中东已经兴起了别的更为发达的农业生活形式。也许是因为可耕种的土地逐渐缺乏，迫使或者鼓励人们去进行技术革新和创造。由于原始农业人口的不断增长，或早或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某一群体所及的范围内，所有适合耕种的土地都被开垦完了。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迁移——某些群体就是这样做的；或者是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开垦过的土地，这些土地由于每年耕种，肥力已消耗殆尽。

习惯于刀耕火种的农民所面临的难题被两项基本发明解决了：一是休耕，二是牵引犁。这两项发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不利用畜力，人们必须筋疲力尽地劳作才能使大片休耕地保持良好的耕作层。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一柄略经改造的铲子用绳拴在一头或几头牲畜后面，利用畜力去翻地，这样，一个普通家庭就能比较容易地耕种除供应全家所需口粮以外更多的土地。让部分耕地休耕不播种，而且在生长季节反复翻耕几次，把杂草翻下去并保持好温度，土的肥力就能无限地保存下去，尽管远不如由新开发出来的林地那样具有充分的活力。

牵引犁是怎样或什么时候被发明的至今还不太清楚。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某个时候，中东就开始用犁了；我们所知道的简单的拉犁出自苏美尔和埃及最早的文献记载，其时间略同于上述那个年代。但究竟比公元前3000年早多少，又究竟在哪里首先成功地利用动物去拉像铲一样的装置，我们至今还说不清。[39]

看来，当时还没有出现大的技术革新。所谓的脚犁（foot-plow）确实很早就已经设计出来，而且同最早的锄耕、铲耕法一起，或紧接在它们之后向世界各地传播。所谓脚犁，是把普通的铲子稍加改装。它的柄很长，一端有钩，使用者可以抓住柄向下压而翻土，不必举起。柄的下端有一条横木，脚踩横木，利用人的重量即可使犁片同地面呈锐角切入土中。[40]

由这种装置转变成牵引犁是很简单的事情，所需要的就是一根绳子（或皮带）和一头动物，绳子（或皮带）的一端系在犁柄的下半部，另一端固定在动物身上。牛可能比较容易被人们用绳子在它的角上打结。苏美尔和埃及纪念物上画出的某些最早的犁就是用这种方式拉的。[41]因此，牛，特别是公牛，成了最早为人类服务的挽畜，有角的动物与土地的肥力之间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42]

最初的犁没有翻沟的推板，只是简单地挖土：牵引切入地面以下几英寸深的犁铧，就把田面翻松了。交叉作业是犁耕的特点，也许最初就这样了。因此方形的田块几乎总是同这种原始的轻犁耕作方式有关。

最初的犁在技术上的局限性，部分地决定了人类定居的地理态势。由于犁小而轻，不容易插进难以耕作的土壤，特别是粘土。所以，早期的欧洲农民即使在犁耕已成为他们正式的耕作方法以后，还是喜欢耕种黄土、白垩土或轻壤土。

人类利用畜力代替人力耕作，这一步具有明显的重要意义。人类的资源因此大大地增加，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获得比他们自己体力大得多的机械能。畜力的应用也进一步确立了家畜饲养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缺一不可的关系。动物饲养与谷物种植相结合的混合农业逐渐成为欧亚大陆西部农业的一个明显特征。同那些主要或完全依靠自身体力去干活的人相比，这种混合农业有可能使人们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或得到较多的闲暇。

牵引犁的广泛使用也改变了两性在农业中的作用。打猎和驯养牲畜一直主要是男人的工作；如今牲畜被使用于田间劳动，男人也就跟随着它们一起下田。妇女失去了她们早先在田间的主要地位，而跟在犁后面跑的男人则又一次成为食物的主要提供者。于是，他们又加强或者说恢复了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到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之前，父系家庭和男人处于统治地位在中东的犁耕民族中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尽管早期制度还有很多遗迹保留下来说明上述现象并非到处都是独步一时的。男神和男祭司的出现大概也同男性在农业中发挥了新的作用有关，并且成为苏美尔和埃及宗教的既定特征。政治组织也许受影响较少。管理制度以长老会议提出非正式的决定为基础，这方面的遗迹一直保存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有史时期；[43]这种“原始民主制”看来可能是最初从事犁耕的村民所需要的一种管理模式。

图：两性间经济作用的变换

地图：农业的起源

犁耕农业像早先的铲耕和锄耕文化一样从它在中东的发源中心向四方扩展开来。在丹麦（Denmark）发现了犁耕土地的证据，时间约为公元前1500年。[44]另一个间接的证据是，雅利安人（Aryans）入侵印度西北部大约也在这时候，他们第一次将犁带进了次大陆。[45]然而在中国，最早使用犁的确切证据始于周朝，时间约晚至公元前350年。[46]

不论使用锄、铲还是犁，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在一年中的特定时段总要延长劳动时间，加重劳动强度。特别是收获季节，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得出动，因为全年的食物供应就靠这几天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但在其他季节，很长时间田里没有太重要的活儿可做。在这些轻闲日子里，男人们无须急于寻找食物，从而为发展人类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

汉谟拉比法典以成文法代替了过去所制定的口耳相传的法律

农民们最初怎样利用靠勤劳赢得的闲暇时间，我们不完全清楚。只能猜测，有歌咏和舞蹈，以及那些其结果几乎不会很快就消失的技术，如文身、染布、木雕、毛皮加工，乃至对各种易腐物品的装饰等。陶片以及用粘土烧制成的少量雕像和模型在遗留下来的人工制品中数量最丰富，而磨光的石器最引人注目。在一些村落遗址中发现的少量铜片证明了冶金技术的开始。这些遗存至少有力说明，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同以前相比种类增多，并趋于复杂。

这种技术有它的局限性。除了个别技艺非凡的人以外，新石器时代的村民任何人都不可能专门从事于某种技术工作，而一般只能利用一年中的农闲时间。因此在农村条件下不可能出现完美的具有专业水准的技艺。这种专业化技艺的出现是最早的、文明化的城市社会的突出标志，它于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出现在中东地区。

从年代上说，新石器农业和村落生活在旧大陆的扩展，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Tigris-Euphrates）、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文明社会的兴起是部分重合的。这些地区的人进入文明社会后，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近邻，进而影响遍及欧亚大陆的广阔地区的村落生活。因此我们下面将转入对这些河谷流域文明发展史的研究，并且探索其邻近地区各民族对这些文明兴起的反响。

[1]根据目前所知的极少的骨骼碎片来进行分类是不可靠的；但近年来的发现，特别是非洲的发现，似乎可以帮助我们作如下三个阶段的划分：早更新世（100万年至50万年前）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中更新世（50万年至10万年前） 猿人（Pithecanthropi）晚更新世（10万年前）人（Homo）在这些属内，又分出亚属和种：如人属分为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罗特西亚人（Homo rhodesiensis）、智人（Homo sapiens）等。参阅：John Grahame Douglas Clark, World Prehistory: An Outl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16-25; S. L. Washburn and F. Clark Howell, “Human Evolution and Culture,” in Sol Tas (ed.), Evolution after Darw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II, 35-46.

[2]参阅：John Desmond Clark, The Pre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59), pp. 24-130 and passim; L. S. B. Leakey, “The Origin of the Genus Homo,” Evolution after Darwin, II, 17-31; Robert Ardrey, African Genesis (London: Collins, 1961)，后者所提供的材料既可靠，又通俗易懂。

[3]从生物学观点看，如果拿人类的幼年期同正常的原人相比，人类最明显的特点是发育有规律地延迟。一些已成熟的人类特征与猿相比也是如此，例如，脑的大小相对身体其他部位而言生长过快，而牙齿和额脊又生长过慢。但是，人类的发育过程延缓，意味着适应过程的延长，学习的时间也就相应延长了。因此，与单纯的生物进化相比，文化进化的范围要宽广得多，人类开始了他生物上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历程。

[4]参阅：Wilhelm Volz, “Dic geographischen Grundlagen der menschlichen Rassenbildung,” Saeculum, II (1951), 10-45。作者明确地把旧大陆划分为五大生活区域：欧洲和西亚、东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东南亚和印度，并认为在最后一次大冰川时期，这五大区域内各自形成了不同的人种类型。

[5]参阅：Carleton S. Coon, The Story of Ma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54), pp. 41, 73, 195-215; William W. Howells, “The Distribution of Man,” Scientific American, CCIII (September, 1960), 113-27.

[6]在巴勒斯坦（Palestine）卡麦尔山（Mount Carmel）的山坡洞穴里发现了具有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混合特征的骨骼。这也许可以解释为：现代人中的欧洲类型是从中东的类似尼安德特人的一种人中发展而来的，当时的冰川把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同其余的原始人隔离开来了。参阅F. Clark Howell, “The Place of Neanderthal Man in Human Evol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n.s.), IX (1951), 409-12。但是如果有人认为现代人在别处出现得要早些的话，那么同样的证据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杂交的结果。这个迷至今令人莫解。

[7]Hallam L. Movius, Jr.,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 Exclusive of India,”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I (1954-55), 257-82, 520-53; J. G. D. Clark, World Prehistory: An Outline, pp. 45-50.

[8]在远东，华北的黄土层看来在冰川期就已形成，并证实该地区有过一个很长的寒冷而干燥的时期。只要这种状况普遍存在，当然就不可能有充足的水分来维持大量的动物群，而在欧洲，这样的动物群却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猎人捕食的主要对象。

[9]参阅：C. S. Coon, The Story of Man, pp. 78-83.

[10]J. G. D. Clark, Prehistoric Europe: The Economic Basis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 Co., 1952), pp. 241-81.

[11]J. G. D. Clark, Prehistoric Europe: The Economic Basis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 Co., 1952), pp. 241-81.

[12]参阅：Gertrude Rachel Levy, The Gate of Horn: A Study of the Religious Conceptions of the Stone Age and Their Influence upon European Thought (London: Faber & Faber, Ltd., 1948), pp. 3-70。作者企图对洞穴里的宗教加以阐述。

[13]在北美东部的森林地带，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同一时期也发生了类似的迁移，新形成的森林使某些原有的食物资源趋于枯竭，但同时又提供了新的资源，人类不得不相应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参见：Gordon R. Willey, “Historical Patterns and Evolution in Native New World Cultures,” Evolution after Darwin, II, 120.

[14]晚至公元前三千纪，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已有人居住，这些人在体格上很像西欧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参见：Karl Jettmar, “Zur Herkunft der türkischen V?lkerschaften,” Archiv für V?lkerkunde, III (1948), 13。这说明，至少有一部分西欧居民在气候变化的时候随着兽群迁移过来了。

[15]参阅：Edgar Anderson, “The Evolution of Domestication,” Evolution after Darwin, II, 74-83。

[16]例如，人类烧毁森林或灌木业使林地之变为一年生的草地，这种做法激烈地改变着当地植物的聚生生态。这些草地上的某些植物可能就是中东农业中谷类作物的原生母本。

[17]然而也不是所有人都持这种意见；有些人认为，人们横渡太平洋或越过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从亚洲来到美洲，也就同时把农业的“观念”带了进来并付诸实行，即使以美洲植物区系为基础的农作物新品种，也不得不（或不久）被人工培育。参阅：Carl O. Sauer,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Dispersals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52).

[18]在亚洲大陆和某些太平洋岛屿上占主要地位的水稻栽培仅仅是部分地符合这里所描述的“园圃式农业”的情况。它把种子繁殖与块茎作物栽培方法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秧苗移植的培育方法。水稻最初在块茎作物中可能是作为杂草而被清除的，后来才认识到它本身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作物。参见：André G. Haudricourt and Louis Hedin, L’ homme et les plantes cultivées (Paris: Librairie Gallimard, 1943), pp. 91, 153.

[19]在旧大陆有两种不同的作物栽培方法：一是块茎作物的无性繁殖，二是北方谷类作物的种子繁殖，这两种不同的栽培方法在美洲竟照样复现，如出一辙。玉米、大豆和南瓜之类是北美洲的主要农作物，而甘薯、土豆以及其他块茎植物是南美洲高原和加勒比群岛（Caribbean islands）的主要作物。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否仅仅由于对气候条件的适应？或者，是否意味着在美洲同样出现过两次农业上的发明，或是两次输入？

[20]它同那片可能是人类最早发源地的大草原很相似，不同处仅仅在于它的气候，其气温在各个季节变化更加显著。出现这种相似的原因是热带大草原处于信风的南翼而地中海气候带处于信风北翼，风和阳光一起穿透地表，并且把它们干燥的气息依次带到每一个地区。

[21]参阅：Edward S. Deevey, Jr., “The Human Popul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CCIII (September, 1960), 195-204，作者所提供的数据表明，农业革命的结果是使地球上的人口总数在公元前8000—前4000年之间增长了约16倍。

[22]我这里引用的是R?J?布雷德伍德（R. J. Braidwood）所提出的最新资料和论据，见：“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CCIII (September, 1960), 130-48.

[23]有证据表明，北美洲的猎人使某些本来可以驯化的动物种类（例如马）在距今相对较近的时期归于灭绝。参阅：J. G. D. Clark, “New World Origins,” Antiquity, XIV (1940), 128.

[24]这一说法有力地驳斥了“维也纳学派”民族学家所持的观点：饲养牲畜首先在欧亚大陆北部的猎人中间出现（大概先开始饲养驯鹿），而人工种植作物首先在本大陆主体山脉南麓产生。按照这种观点，在中东和欧洲兴起的农业，系种植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形式，是那些旧的、最初各自独立的生活方式相混合的结果。关于这个观点的最新论述，参见：Carl J. Narr, “Hirten, Pflanzen, Bauern: Produktionsstufe,” in Fritz Valjavec (ed.), Historia Mundi (Bern: Francke, 1953), II, 66-100。 然而，对此观点持最明显的异议者却缺乏考古证据的支持，当然，认为当代西伯利亚的原始牧民和当代东南亚的原始种植者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必定早于古代中东比较复杂的经济结构，这在逻辑上显然是错误的。

[25]这导致一些近代的学者这样认为：最初的农业社会也许兴起在渔民中，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中石器时代就已经可以做到定居了。

[26]J. G. D. Clark, Prehistoric Europe: The Economic Basis, pp. 91-98.

[27]《创世纪》（Genesis），11:31。

[28]参见：Karl Jettmar, “Les plus anciennes civilisations d’éleveurs des steppes d’Asie centrale,”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 (1954), 775-76.

[29]诚然，当时的中东并不像今天这样总是那么干燥，但许多地区的干旱可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天然植物被破坏，土壤侵蚀加剧，水分流失严重。不过，即使在公元前六千纪或五千纪降雨量较高的时期，雨水的变化无常也是早期农民不断遇到的一个难题。

[30]参阅：Robert Briffault, The Mothers (London: Allen & Unwin, Ltd., 1927), III, 45 and passim; Pia Laviosa-Zambotti, Ursprung und Ausbreitung der Kultur, trans. Ferdinand Siebert (Baden-Baden: Verlag für Kunst & Wissenschaft, 1950), pp. 164-168.

[31]相比之下，男神出现较晚，一直要到政治和其他诸方面的变革引起早期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改变之时。参见：Gertrude Rachel Levy, Gate of Horn, pp. 86-88.

[32]牛、月亮和丰产之间的联系，可能一直要到犁发明之后，牛在耕作中起主要作用之时，才真正发展起来。

[33]参阅：O. Neugebauer, 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p. 161.

[34]参阅：C. F. C. Hawkes, The Prehistoric Foundations of Europe to the Mycenaean Age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40), pp. 87-134. M. Richard Pittioni, “Zur Urgeschichte des Banerntums,” Anzeiger der oe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No. 21 (1957), pp. 326, 341; J. G. D. Clark, World Prehistory, pp. 119-29.

[35]Karl Jettmar, “Zur Herkunft der türkischen V?lkerschaften,” pp. 14-15.

[36]Stuart W. Piggott, Prehistoric India to 1000 B.C.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50), p. 37; Robert Eric Mortimer Wheeler, Early India and Pakistan to Ashoka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59), pp. 80-92; D. H. Gordon, The Prehistoric Background of Indian Culture (Bombay: N. M. Tripathi, Ltd., 1958), pp. 26-33.

[37]这个判断的根据是，印度河文明的陶器和纹饰同伊朗、叙利亚（Syria），甚至克里特（Crete）的同类物品关系十分密切。参见：Heinz Mode, Indische Frühkulturen und ihre Beziehungen zum Westen (Basel: Benno Schwabe & Co. Verlag, 1944), p. 131 and passim; Willibald Kirfel, “Vorgeschichtliche Besiedlung Indiens und seine kulturellen Parallelen zum alten Mittelmeeraum,” Saeculum, VI (1955), 166-79.

[38]参见：J. Gunnar Andersson,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34), pp. 184-87; C. W. Bishop, “Long-Houses and Dragon-Boats,” Antiquity, XII (1938), 411-24; W. Eberhard, “Eine neue Arbeitshypothese über den Aufban den Aufbau der fruhchinesischen Kultur,” Tagungsberichte der Gesellschaft für V?lkerkunde, No. 2 (Leipzig, 1936); Folke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Stockholm: Bokf?rlags Aktiebolaget Thule, 1939), pp. 14-26。中国考古学家近来所做的工作是尽量讳言中国西北部的彩陶文化与乌克兰（Ukraine）和西亚彩陶文化之间的相似性。早先的调查者也许抓住一些特殊的例子，过分夸大它们的相似性，而忽视了各地出土的文物在总体上的差异。但是，当代中国学者未能完全摆脱在民族自尊心和马克思主义史前史学说的影响，该学说对迁移传播的重要意义评价过低。最近对新发现的文物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讨论，有关情况参见：Cheng To-k’un, Archaeology in China. I, Prehistoric China (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1959), pp. 73-87 and passim.农业技术和陶器装饰技术可能会自行传播扩散，不一定要通过跨越亚洲的大迁移来实现。当地的人们，特别是碰到饥荒的日子也许就希望得到新的食物来源，于是从他们的农业邻人那里引进锄耕技术，这些人离最初的技术发源地仍很远，却起了农业开拓者的作用。

[39]Paul Leser, Entstehung und Verbreitung des Pfluges, Anthropos Bibliothek, III, No.3 (Münster: Aschendorf, 1931), 568-69.

[40]Paul Leser, Entstehung und Verbreitung des Pfluges, Anthropos Bibliothek, III, No.3 (Münster: Aschendorf, 1931), 568-69.

[41]参见：Paul Leser, Entstehung und Verbreitung des Pfluges, pp. 551-60。驴是另一种可以用来拉犁的大牲畜，在最初的犁耕农中曾相当流行，只是不容易服轭；但有趣的是直到公元17世纪，爱尔兰人却习惯于用柳条把马尾巴联接到犁上，以此法犁地。Charles Hughes, Shakespeare’s Europe: Unpublished Chapters in Fynes Moryson’s Itinerary (London: Sherratt & Hughes, 1930), p. 214.

[42]爱德华·汉恩（Eduard Hahn）提出一种论点，其大意为：犁的发明是举行宗教仪式以祈求丰产的结果，似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人们在用马之前就有了车，用牛之前就有了犁！参见：Eduard Hahn, Die Entstehung der Pflugkultur (Heidelberg: Carl Winter, 1909)。宗教仪式历来十分保守，不会轻易创新。比较明智的看法应该是：不是在犁发明之前，而是在犁发明之后，人们才精心设计出把牛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祈求丰产的宗教仪式。我这样猜想，某个男子由于未能完成他份内的农活而遭到妻子的斥骂，一气之下，竟计上心来，首先设计出一种工具，他藉此既可完成耕作任务，又可作为牧畜的主人，维护了男子汉的尊严！

[43]Thorkild Jacobsen, “Primitive Democracy in Ancient Mesopotamia,”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II (1943), 159-72.

[44]E. C. Curwen, “The Furrows in Prehistoric Fields in Denmark,” Antiquity, XX (1946), 38-39.

[45]Stuart W. Piggott, Prehistoric India, p. 265.

[46]C. W. Bishop, “Origin and Early Diffusion of the Traction Plow,”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Regents, 1937, pp. 53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