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1648年后的霸权与均势

均势的权力关系或“权力平衡”：英格兰在内政方面所遵循的座右铭，也是其外交政策的准绳。任何时候，只要欧洲大陆的某一势力快要占上风了，英格兰必定出手。大不列颠格外不能容忍别的势力挑战它的海上霸权。

均势理论18世纪初才上升为对外政策的原则，但其赖以形成的经验却要悠久得多。第一个敢于与英格兰的国家利益分庭抗礼的是西班牙。1571年在科林斯海湾（Golf von Korinth）勒班陀（Lepanto）海战中，西班牙—威尼斯—教宗国联合舰队打败了土耳其舰队，确立了西班牙对西地中海的控制权（奥斯曼帝国的霸权仅限于这片海域的东部）。1580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组成共主邦联后，伊比利亚王国似乎迎来了其权力的巅峰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的殖民地，首先是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至少在名义上属于马德里的国王。

西班牙控制整个大西洋的目标，此时已明显遭到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和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等海盗的挑衅，这些人背后有伊丽莎白女王撑腰。针对西班牙的“领海”（mare clausum）学说，即海洋作为自己统治的组成部分，英格兰（后来经胡果·格劳秀斯进一步发展）提出“公海”（mare liberum）原则，即海洋自由。西班牙的腓力二世（Philipp II.，1556～1598年在位），皇帝查理五世之子，更是感受到荷兰起义时英格兰以提供军事援助所进行的挑战。

西班牙国王随后决定入侵英格兰，却一败涂地。西班牙无敌舰队于1588年7月底8月初抵达英吉利海峡，在与英格兰舰队交手后损失惨重，虽未能分出胜负，却让无敌舰队终止了这次行动。在返程中西班牙人遇到严重风暴，大部分船只被摧毁。西班牙再也没能从无敌舰队沉没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这件事好似神意裁判，从此西班牙的世界霸权开始没落。英格兰作为海上霸权依然太弱，无法将北大西洋立刻置于自己的控制下。但一向是自己最强大的对手的式微，为英格兰提供了新的和意义深远的可能性，令其在欧洲和海外的影响力得以增加。

“就在西班牙衰落时，其对手却纷纷崛起，在欧陆是法国，在海上是其他海上霸权。”路德维希·迪西奥在其1948年出版的著作《均势或霸权》中指出。17世纪英格兰的扩张主要在北美的东海岸，并在印度，即在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等地营建据点。荷兰人于1612年建立新阿姆斯特丹，即后来的纽约；他们还在南美的东海岸、好望角、南印度和马来群岛（Malaiische Inselwelt）站住了脚。荷兰所获得的殖民地大部分以前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征服殖民地往往通过私人商贸公司，其中最重要的当属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位于伦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比它早创立两年。

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让异教徒皈依基督教还曾是他们使自己的扩张合法化的一个重要理由。到两个信奉新教的海上强国英国和荷兰进行扩张时，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它们揭开了欧洲殖民历史的新篇章。用约瑟夫·恩格尔的话说：“在追求最大利润和与此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使用最强暴力的观点下，欧洲以外的世界成为不受限制地行使完全理性的权力的试验场所，对此只有那些可预见的追逐利润和权力的规律性才构成最终的标准。欧洲殖民历史的时代，即对世界上非欧洲部分的有意和肆无忌惮的剥削时代开始了。”

法国也借助商贸公司推行海外殖民政策，但与英格兰和荷兰不同，这些公司直接受国家支配。这符合法国专制主义特别严格遵守的同时代的重商主义，根据这种理论，国家的财政需要只能通过国家对经济的集权式扶助、税收和控制才能被满足。在北美，法国的国营贸易公司在密西西比河两侧的辽阔土地上运作，1682年为了对路易十四表示敬意，这块地方被称作路易斯安那。法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地则早在1663年就被正式命名为“新法兰西”。与另一个在北美东部进行扩张的欧洲殖民势力——英格兰的冲突在所难免。

英格兰对法国在欧陆对霸主地位的追求同样不能掉以轻心。法国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最大受益者。11年后，在《比利牛斯条约》中法国得以扩大其疆土，得到原属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脉以东的山前地带和佛兰德以及阿图瓦（Artois）的部分地区，后者此前曾属于西属尼德兰。接下来路易十四自1667年起先后与西班牙、西属尼德兰和荷兰开战，“兼并”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1681年征服斯特拉斯堡，并于1688～1697年对普法尔茨（Pfalz）进行了征伐。英格兰加入对付法国的欧洲大联盟，与荷兰携手于1692年在拉霍格（La Hogue）海战中打败法国。

当路易十四把他的孙子——安茹的腓力（Philipp von Anjou）作为腓力五世（Philipp V.）扶上空缺的西班牙王位时，1701年结成了一个更大的反法联盟。（腓力是已故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Karl II.]的侄孙。）于是，一场为期12年的血腥博弈——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Spanischer Erbfolgekrieg）开始了。英格兰、奥地利、勃兰登堡和其他帝国政治体、荷兰、萨伏依（Savoyen）以及自1640年起再次独立的葡萄牙共同抵抗法国的扩张政策。

1713/1714年签订的《乌得勒支和约》、《拉施塔特和约》与《巴登和约》（Friedensschlüsse von Utrecht，Rastatt und Baden）的结果，是一种历史性的妥协：腓力五世虽然被承认为西班牙国王，但西班牙和法国的王位永远不能同时由一位君主继承。奥地利得到了大部分西班牙附属地，即米兰、曼图亚（Mantua）、撒丁岛、那不勒斯和最重要的西属尼德兰。西西里岛先是分给了萨伏依公国（Herzogtum Savoyen），然后在1720年通过交换给了奥地利，作为补偿萨伏依得到撒丁岛。英格兰成为大赢家，它能够阻止德意志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皇朝的合并，从西班牙手中得到直布罗陀（Gibraltar）和梅诺卡（Menorca），并拿走了法国在加拿大的一部分领土，包括纽芬兰（Neufundland）。西班牙从此退出欧洲霸权圈。尽管法国仍然是一个强国，却失去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所获得的霸主地位。

根据迪西奥的评判，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意味着英格兰的双重成功：在欧洲它实现了普遍的均势政策，在海外它获得了自己的优势。实际上，海外的扩张和欧洲的国家体系是相辅相成的：英国在欧洲的强国地位是基于其海上力量和不断增长的海外属地。

但仅靠殖民地还不足以保障一个国家的强国地位。西班牙和葡萄牙仍然拥有殖民地，但它们从中并未能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它们的殖民地主要成为在那里定居的、来自欧洲的社会上层的致富手段。相反，英国则通过活跃的海外贸易来增进国家的富足，1713年签订的《关于黑奴贸易的国家》（Asiento-Vertrag），使英国商人获得了在30年内每年从非洲向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输送黑奴的垄断权。使用奴隶的最重要的行业是甘蔗种植业，主要分布在巴西和西印度群岛（Westindische Inseln），其中包括1655年后的英属牙买加。在食糖贸易上领先的国家是英国。另一个信仰新教的海上强国荷兰的海外贸易也生机勃勃，和所有的欧洲殖民国家一样，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动在这里也成为财富增长的重要基础。但荷兰毕竟太小了，无法在欧洲大陆长期与英国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欧洲接近了相对均势的状态，那也是在另一个大国的没落下实现的，这个大国只有一部分领土属于欧洲：奥斯曼帝国。1683年9月，土耳其人对维也纳为期两个月的围困结束了，哈布斯堡帝国军队和波兰约翰·索别斯基（Johann Sobieski）国王率领的盟军在卡伦贝格（Kahlenberg）打败了对手。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在维也纳附近的溃败即是其被逐渐赶出欧洲的开始。经过激烈战斗之后，土耳其人在1699年不得不在《卡尔洛夫奇和平条约》（Friedevon Karlowitz）上签字，将其统治下的匈牙利包括锡本布尔根，以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割让给哈布斯堡皇朝。自1687年底的普莱斯堡（Preßburg）帝国议会后，哈布斯堡家族的约瑟夫大公（Erzherzog Joseph）也担任匈牙利国王（该职位可由男性子嗣继承）。

这样奥地利再次获得了欧洲强国的地位，这种地位它在查理五世皇帝（1519～1556年在位）治下曾经得到过，但由于哈布斯堡皇朝的统治随后分为德意志和西班牙两支，它又失去了该地位。匈牙利王国（1718年巴纳特[Banat]也划入其版图）在哈布斯堡帝国内一直能够拥有其等级宪法，从而保持其独立性。为此它在1713年同意了《国事诏书》（Pragmatische Sanktion），即由皇帝查理六世（Karl VI.，1711～1740年在位）颁布的继承法。该诏书强调了其国家的不可分割性，并试图保障女性的继位权。此后该继承法就成为1690年以来所存在的奥匈政合国（Realunion）的法律基础。查理努力想让其他强权对此规定做出有约束力的认可，这决定了其整个统治期的奥地利政治。1731年为获得英国的认可保证，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放弃了奥地利在东印度的贸易权。

当奥地利在1700年已经成为欧洲强权时，另一个帝国政治体也朝同一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勃兰登堡在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 I.，1640～1688年在位）治下，通过1657年的《魏劳条约》（Vertrag von Wehlau）让波兰承认了其在普鲁士公国（实际上是有限）的主权，此前普鲁士是一个骑士团国家，1618年由勃兰登堡选帝侯家族继承。该条约签订三年后，大选帝侯在《奥利瓦条约》（Friede von Oliva）中让这一权利再次得到确认，他则明确承认波兰对“普鲁士王国”（Königliches Preußen），即后来的西普鲁士的所有权。1675年腓特烈·威廉在费尔贝林（Fehrbellin）战胜进犯勃兰登堡侯爵领地的瑞典人，接着占领了瑞典的波美拉尼亚（Pommern），然而四年后迫于法国的压力他只得把这块地方又还给了瑞典。1701年1月18日，他的儿子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 von Brandenburg）在柯尼斯堡加冕为“在普鲁士的国王”（König in Preußen），成为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1701～1713年在位）。此头衔表明的事实是，他只对到那时为止的普鲁士公国拥有统治权，而不是对波兰的普鲁士王国。

腓特烈能够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1658～1705年在位）那里获得新国王称号，有赖于他许诺派勃兰登堡辅助部队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他拥有国王称号和主权的地区，并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1194～1250年）1226年在《里米尼金玺诏书》（Goldene Bulle von Rimini）中授予条顿骑士团大团长——赫尔曼·冯·萨尔扎（Hermann von Salza）相当于诸侯的地位，却没有封他为侯。对国王腓特烈一世和他之后的霍亨索伦家族的国王们重要的是，他们在其领土的一部分，即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那部分，拥有主权。这使他们有别于“一般”诸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承认那些一般诸侯的主权——这样他们就晋身于最强大的诸侯之列。哈布斯堡皇朝能够成为强权统治者，也是靠对不属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那些区域的统治。

对于唯一受到勃兰登堡重创的强权国家瑞典来说，大选帝侯在费尔贝林的胜利不过是一种挫折。在卡尔十二世（Karl XII.，1697～1718年在位）——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茨魏布吕肯（Zweibrücker Zweig des Hauses Wittelsbach）一支1654年以来执政的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国王——治下，瑞典再次试图重组欧洲的权力关系。引发历时二十多年的大北方战争（Nordischer Krieg，1697～1721年）的是与丹麦的冲突，瑞典支持荷尔斯泰因公国（Herzogtum Holstein），它是丹麦的封地，但正在追求自己的主权。支持丹麦的则有奥古斯特二世（August II.，“强力王”），1694年起他是萨克森选帝侯，1697年兼任波兰国王；以及俄国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这两位都想扩大自己在波罗的海的势力。

卡尔暂时把奥古斯特赶下了波兰王位，并让他的候选人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Stanislaus Leszczynski）当选国王。但是，俄国人却被证明是难以对付的。1709年6月在波尔塔瓦（Poltawa）战败后卡尔逃往土耳其，第二年他成功怂恿土耳其对俄国开战。此时俄国人已经从瑞典统治下夺取了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并把表面上仍旧是波兰封地的库尔兰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在对土耳其人的战争失败后，彼得于1713/1714年转而征服芬兰。接着他急忙去支援其盟友（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和汉诺威选帝侯乔治[Kurfürst Georg von Hannover]都属于其盟友），反抗瑞典在德意志北部的领地。1714年从奥斯曼帝国返回后，卡尔十二世于1718年死于对丹麦的战争中，他质疑丹麦对挪威的统治权。

1719～1721年的和平条约标志着瑞典不再是强权国家。1714年起与英格兰构成共主邦联的汉诺威，得到了瑞典的领地——威悉河和易北河入海口的不来梅公国和费尔登教区，普鲁士（此名称现在意味着整个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国家）则接手了东波美拉尼亚。丹麦继续享有对荷尔斯泰因的宗主权。与波兰休战后，瑞典不得不承认奥古斯特对波兰的统治权，当然，他这个国王现在只能靠彼得大帝的恩典而存在。俄罗斯帝国是大北方战争的赢家，它得到了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这两个国家得以保留其特殊的法律地位；此外它还获得了厄塞尔岛（Ösel），英格尔曼兰（Ingermanland）和东卡累利阿（Karelien）及维堡（Wiborg）。相反，芬兰则重归瑞典，后者得到200万帝国塔勒，作为其现在割让给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领土损失的补偿。

俄国的向西扩张不仅限于芬兰湾和波罗的海国家。17世纪中叶，沙皇帝国夺回了被波兰王国占据的大片土地。（波兰向东扩张的高峰是1610年向莫斯科的挺进以及对克里姆林宫的占领，两年后占领才告结束。）俄国的反击首先涉及乌克兰，1667年后者被瓜分：东部第聂伯河（Dnjepr）以东归俄国，以西部分，除了基辅，仍归波兰。

在1648年至1667年那些“血流成河的战争”中，领土和人口的流失、战争的毁坏、鼠疫和一再出现的饥荒不可避免地逐步导致了波兰的内部瘫痪。自从立陶宛的雅盖洛王朝（Jagiellonen）于1572年覆灭——这发生在成立于卢布林（Lublin）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存在三年后，波兰王国——尽管听上去很自相矛盾——是一个拥有由选举产生的君主的贵族共和国：该共同体自己选择的名称为“Res publica”或“Rzeczpospolita”（共和国）。其众议院色姆（Sejm）自17世纪末一直严格遵守“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原则，即任何决定必须一致通过，以至于只要有一位议员反对，就可阻止决定通过。波兰贵族国民的权利包括，国王（真实或被认为）违反宪法时，他们有权组织武装联盟。当左邻右舍的大国到处形成专制的军事独裁时，波兰的国家权力却渐渐解体，这必然导致东部中欧出现危险的权力真空地带。

自从大北方战争以来，波兰实际上沦为俄国的受保护国。而其踌躇满志的西边邻居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彼得大帝的波兰政策可以得到普鲁士的理解与支持。在1720年签订的《波茨坦协定》（Potsdamer Traktat）中，“士兵王”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保证，与沙皇一起担保波兰宪法的继续存在，包括“自由否决权”，防止“共和国”进行有效改革。这样，两个强权国家共同对付波兰（这个国家正聚集力量进行自我革新）就有了一个契约基础。

俄国在彼得大帝治下向西扩张，这仅仅意味着沙皇帝国极为有限的西化。彼得是一位革新者：从西方最发达的社会，首先是他年轻时去过的荷兰和英国，他接受了技术技能和有用的知识。为了明确展示他向西方开放的意志，1712年他强行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往圣彼得堡，后者是在芬兰湾的涅瓦三角洲（Newadelta）沼泽地新建立起来的城市。他鼓励支持外贸、制造业、钢铁工业和采矿、运输业、科学和艺术。他请来专家——他们主要来自德意志和新波罗的海省份的德意志—波罗的海上层阶级——以便提高军方和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他不仅保留了爱沙尼亚和库尔兰的骑士及城市自治机构，而且还尝试在原本俄罗斯的土地上构建类似机构。

但是，就是在这里也能清楚地看出彼得大帝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局限。他让新的首都和其他城市的 富裕居民推选地方官，并让这些人立刻成为官吏和臣民的首领。他不能容忍舆论的多样性、个人的主动性和直言不讳的批评。在西方，即使专制统治者渴望集中掌握所有的权力，上述三方面的自由也还是能得到保障的。

在俄国，当然仍旧缺乏西方后来称之为“多元化”的社会基础。不存在西欧意义上的等级，最后一次咨询性缙绅会议（Sobor，国民代表会议）于1653年召开。有自我意识的城市中产阶级在俄国未能发展起来。1649年颁布的《帝国法律全书》（Reichsgesetzbuch）严重限制了城市臣民的行动自由，同一律法还规定农民以农奴制的形式被束缚在其领主的领地上。在彼得统治时期帝国各地的农民一再反抗不断上涨的赋税和义务兵役，这些反抗均被沙皇采取铁腕手段镇压下去了。由于锐意改革的沙皇用新创建的宗教委员会取代了一直以来的牧首，东正教比以前更依赖国家；1653年牧首尼孔（Nikon）强力推动一系列礼仪改革时，遭到旧礼仪派的反对，1667年这些人被开除出东正教教会，但他们可以通过捐款方式被允许继续留在教会内。

彼得让贵族以一种类似于公务员的方式依赖于沙皇政府，曾经有影响力的波雅尔（Bojaren）贵族等级被他废除。所以俄国社会的独裁特点在彼得大帝治下没有削弱，而是更为强化了。那段时间在技术、科学和文化方面俄国向西方开放了，却没有发生全盘西化。俄国沙皇制度与同一时间在西方阻挠和试图克服专制统治的一切努力保持着泾渭分明的界限。

俄国的领土扩张在西北吞并的是瑞典领土，在西方则是波兰的领土。从彼得大帝时代自称俄罗斯帝国的这个国家，在南方向黑海挺进，导致了几场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在欧洲几乎没有发现的情况下，俄国继续其在西伯利亚的向东拓展：这一发展在16世纪中叶伊凡雷帝治下就已开始。1679年俄国获得堪察加半岛，1689年与中国签订一份边界条约，1741年发现阿拉斯加南部海岸。从空间上看，俄国越来越向东拓展：这也促使沙皇帝国反对全盘西化。

尽管如此，俄国在彼得大帝治下还是成为欧洲的一个超级大国，同时也是欧洲国家体系中的固定组成部分：这是大北方战争的持久影响之一。几乎同时，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北美第一次成为欧洲列强争霸的砝码。法国在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中能够保持其在欧洲的占有状态，只是因为它有能力在加拿大领土上满足英国的相关要求。在欧洲政治中，18世纪初北美仍扮演着被动角色，而俄国已经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因素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大北方战争不仅改变了“老”欧洲强权国家之间的均势，也令欧洲政治舞台向欧洲以外进行了外延——向西和向东。

权力的均势，就像18世纪前20年两次大规模战争后所出现的，是不稳固的，因而也不可能持久。局势最动荡的当属波兰。1733年9月“强力王”奥古斯特去世后，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第二次当选为波兰国王（他第一次当选是1704年在卡尔十二世的帮助下；五年后，卡尔十二世在波尔塔瓦战败，斯坦尼斯瓦夫逃离波兰，奥古斯特得以重登波兰王位）。

然而，斯坦尼斯瓦夫第二次当国王的时间比第一次还要短。在奥地利支持下，俄国在8月进军波兰，于1733年10月初强迫选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三世为波兰国王。接着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的女婿——法国国王路易十五（Ludwig XV.，1715～1774年在位）——向奥地利与俄国宣战。在1733～1735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Polnischer Erbfolgekrieg）中，俄国作为主要赢家胜出，奥古斯特三世被承认为波兰国王。作为补偿，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得到了洛林，他去世后这块地方应归属法国。同样作为补偿，洛林公爵弗朗茨·斯蒂芬（Franz Stephan），皇帝查理六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ia）的丈夫，获得了托斯卡纳大公国的候补资格，因那里的统治家族美第奇1737年无后而终。

1740年，欧洲有三位君主驾崩。一位是俄国的女皇安娜·伊凡诺芙娜（1730～1740年在位），她是彼得大帝的侄女；经过为期一年的激烈宫斗后，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1741～1762年在位）发动政变登上皇位。在普鲁士，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1740～1786年在位），史称腓特烈大帝，继承了其父兵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王位。在奥地利，根据1713年的《国事诏书》，查理六世的王位由其女儿玛丽亚·特蕾莎（1740～1780年在位）继承。

奥地利在查理六世治下的最后几年无可避免地遭受了一些严重挫折。作为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的后果，它于1735年失去其在意大利所拥有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现在这块地方作为两西西里王国归属西班牙的波旁王朝。1739年哈布斯堡皇朝不得不将塞尔维亚北部和贝尔格莱德归还给奥斯曼帝国，这些地方是“高贵骑士”——萨伏依的欧根亲王（Prinz Eugen von Savoyen）1717年才从土耳其人手中夺来的。维也纳王位更替时，两位务实的邻居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雷希特（Kurfürst Karl Albrecht von Bayern）和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三世（Kurfürst August III. von Sachsen）质疑《国事诏书》的合法性。但不是他们，而是普鲁士的年轻国王腓特烈二世公开向哈布斯堡皇朝开战：突袭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除了追求个人荣誉，腓特烈还有一个纯粹的强权政治动机：他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个富庶区域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落入萨克森手中，同时他也决心让普鲁士最终获得欧洲的强权地位。

1740～1742年的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Erster Schlesischer Krieg）开启了一场角逐，直到126年后的克尼格雷茨（Königgrätz）战役才决出了胜负：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对立，从中发展出了一场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但奥地利与德意志的竞争只是冲突的一方面，这场冲突始于1740年，并暂时结束于1763年的《巴黎和约》和《胡贝图斯堡和约》（Friedensschlüssevon Paris und Hubertusburg）。另一方面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竞争则主要围绕着这两个强权国家在北美的海外利益，以及在印度的利益。在殖民地的对抗引起在欧洲大陆的利益联盟，这种联盟把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家族间的矛盾欧洲化了：此后维也纳和柏林之间的关系变化直接涉及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扩展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是一次军事同盟的结果，该同盟是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在打赢西里西亚战争的最初几场战役后与法国缔结的。不久后，巴伐利亚和萨克森也加入了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在法国支持下，1742年1月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被九名成员组成的选举团一致推选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查理七世（Karl VII.）。一个月前，当法国和巴伐利亚的军队攻克布拉格后，他就让人加冕自己为波西米亚国王。1742年2月11日，也是在法兰克福，其胞弟科隆大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Clemens August）为他加冕。1438年以来，这是第一次又有一位皇帝不是出自哈布斯堡家族。

1742年6月，经过英国斡旋，腓特烈通过一项特别和约从奥地利手中得到几乎整个西里西亚。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始于1744年腓特烈与法国续签军事同盟后，它也是对奥地利战胜法国与其盟友萨克森的回击。虽然英国与奥地利结盟，奥地利部队仍在多次战役中被普鲁士人击败。1745年12月，奥地利在德累斯顿与普鲁士签订和约。腓特烈保留对西里西亚的拥有权，但承认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弗朗茨·斯蒂芬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一世（1745～1765年在位）接替了死于1745年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查理七世。

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占有还远远没有成为定局，在北美和印度英法两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战愈演愈烈。奥地利首相考尼茨伯爵（Graf Kaunitz）寻求与法国结盟，以便迫使普鲁士归还西里西亚。腓特烈不相信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皇朝之间可以互相理解，1756年1月，他与英国缔结了《威斯敏斯特条约》（Westminster-Konvention）。该条约应让他免去对俄国的后顾之忧——1746年俄奥签订了一个为期25年的《防御同盟条约》（Verteidigungsbündnis）。英国希望借助《威斯敏斯特条约》保障汉诺威选帝侯国（Kurfürstentum Hannover，自1714年起与英国结成共主邦联）不受法国的攻击。1756年英法两个强权国家在北美的关系日益紧张，战争一触即发。

腓特烈以为他与英国的联盟将会和他与法国的联盟并存，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幻想。《威斯敏斯特条约》签订后，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联盟接踵而至：逆转联盟（renversement des alliances）。这在欧洲可是开天辟地头一遭。英国对巴黎和维也纳之间协议的回答是1756年5月对法宣战。对于预料之中的法国人、奥地利人和俄国人的进攻，1757年8月腓特烈先下手为强占领了萨克森选侯国。七年战争（Siebenjähriger Krieg 1756～1763年）就此揭开序幕，这场战争同时也是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从普鲁士角度看完全是一场预防性战争。

历史学家弗里茨·瓦格纳（Fritz Wagner）称这场1756年在欧洲和海外爆发的双重战争为“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真正全球性政治风格的战争”。战争结束后仍然还有普鲁士王国，它还拥有西里西亚，从而能够保持自己在欧洲的强权地位，令很多同时代人都觉得几乎是个奇迹，因为对手联盟过于强大，瑞典和大多数神圣罗马帝国诸侯都加入了反对普鲁士的联盟。腓特烈二世本人甚至也谈到“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因为俄国和奥地利人错过了良机，在他1759年8月遭遇库勒斯道夫（Kunersdorf）战役惨败时没有猛追穷寇，给了他喘息的机会。

1762年1月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病逝后，战争发生了决定性转折。女皇的外甥和继承人，彼得三世（Peter III.）是腓特烈的崇拜者，同年5月他在 圣彼得堡与普鲁士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接下来瑞典也同意停战。1762年11月法国和英国协商同意终止这场战争。1763年年初奥地利和萨克森也同意与普鲁士握手言和，2月15日签订了《胡贝图斯堡和平条约》。为了保住西里西亚，普鲁士只需把其侵占的萨克森归还给萨克森选帝侯。

海外战争的赢家是英国。为了英国的利益，在1763年2月10日签订的《巴黎和约》中法国不得不放弃其对北美大陆和一些它所征服的加勒比海岛屿的主权，它还将路易斯安那的部分地区割让给了西班牙。在印度它只保留了几个港口如本地治里（Pondichéry）和马埃（Mahé）；早在1757年英国人就在克莱武勋爵（Lord Clive）率领下征服了昌德那戈尔（Chandernagor），以及与法国结盟的孟加拉和加尔各答。加尔各答是英国于1690年创建的，在孟加拉发财的克莱武于1756年再次为他的国家攻陷了加尔各答。当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der Ältere），1756～1761年的英国外交大臣和后来的首相，评价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巨大成就时说出那句名言——加拿大是在德国被征服的，这几乎毫无夸张。年复一年，伦敦政府在下议院批准后，给予普鲁士慷慨的补贴，这些钱没有白花。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牵制住法国军队，这为英国在海外取胜做出了重要贡献。七年战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普鲁士证明了自己是个强国；另外一个结果的世界史意义也同样重大：英国作为领先的殖民国家稳固并拓展了自己的权利。

通过参加七年战争，俄国进一步融入欧洲列强体系。当沙皇彼得三世自愿退出征战后，俄国放弃了从这场战争中直接获益；被占领五年之久的东普鲁士被归还给普鲁士王国。然而彼得的统治只持续了半年，他的妻子——史称大帝的叶卡捷琳娜二世（Katharina II.，1762～1796年在位，她是一位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公主[Prinzessin von Anhalt-Zerbst]，其父是一位普鲁士将军）——让禁卫军在1762年1月推翻了彼得的统治（并纵容了随后对他的杀害）。

皇位易主并未改变俄国亲普鲁士的新政策，1764年叶卡捷琳娜续签了与普鲁士的《同盟条约》。在条约中腓特烈同意女皇的强力选择——让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laus II. August Poniatowski，女皇的恋人之一）担任波兰国王，同时还认可了女皇的其他两个有关波兰的要求：保护宗教上的异见者，这指的是东正教和新教教徒，以及维持现有宪法。第二点意味着否决早该进行的改革，就连波尼亚托夫斯基也认为改革势在必行，这令女皇十分不快。为了能完全控制波兰，女皇的使节列普宁侯爵（Fürst Repnin）促成了拉多姆联盟（Konföderation von Radom），1767/1768年在华沙召开的联盟帝国议会证明，联盟是确立俄国成为波兰保护国的可靠的合作伙伴。

一些波兰有权有势的大贵族却不愿屈服，他们组织了巴尔联盟（Konföderationvon Bar）。在波兰开始内战时反俄派得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后者于1768年对俄国宣战；有时反俄派还得到了奥地利的支持，为了防止俄国向巴尔干地区扩张势力，1771年奥地利甚至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了一项《援助协定》（Subsidienbündnis）。

这种格局促使俄国和普鲁士的合作更加密切，这两个大国协商瓜分波兰，尽管玛丽亚·特蕾莎起初还犹疑不决，最终奥地利也参与了瓜分。根据1772年的协议，波兰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主要是非波兰人居住的地方（即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聚居地）划归俄国。普鲁士得到了西普鲁士（起初还不包括但泽和托伦），以及瓦尔米亚教区（Bistum Ermland），此外还有库默尔兰（Kulmerland）和内策区（Netzedistrict），后者为霍亨索伦国家在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之间架起了一座陆桥。奥地利则占据了加利西亚（Galizien）的大部分地区，三年后又侵占了布科维纳（Bukowina）。

通过1772年的瓜分——史称第一次瓜分波兰，波兰失去了其三分之一领土和约一半的人口。三个欧洲大国 联手掠夺他国领土，其任意性堪称史无前例，超过了专制国家到那时为止打着各自国家理性的幌子对其他国家及其臣民所要求的一切。

然而，1772年只不过是肢解波兰的开始。外国强权对国家的肢解给了爱国的改革者推动力，让他们认真对待国家与社会的重建。军队进行了重组，教育系统得到彻底调整，来自西欧和北美的较新的有关国家理论的文献被接受。

1791年5月3日“大议会”（Große Reichstag）通过了《政府法案》（Regierungsform）：这是一部宪法，它废除了“自由否决权”和联邦制，宣告主权归整个国家，以及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今后波兰应是萨克森选帝侯韦廷家族（Haus der Wettiner）领导下的世袭君主制国家。天主教教会保留其国教地位，禁止改变宗教信仰，但对其他宗教信仰持宽容态度。贵族仍是享有特权的等级，但城市市民阶级在议会中获得代表席位，而且市民可以担任国家公职。贵族庄园的农民受到法律保护，只要他们和领主之间存在自愿协议。农奴制未被废止。尽管有这种前现代的遗留物，这份《政府法案》仍是欧洲的第一部成文宪法，按照时间计算，它比1791年9月3日通过的《法国宪法》（Constitution Française）刚好早了四个月。

令西欧钦佩的东西，却被俄罗斯帝国视为挑衅。俄国的反应一如既往，即诉诸武力，通过一个受圣彼得堡控制的塔戈维查联盟（Konföderation von Targowitz）的帮助——该联盟是由保守的、老式大贵族构成的。普鲁士这次仍旧参与其中，1793年1月这两个大国决定第二次瓜分波兰。沙皇帝国将其领土继续向西推进；普鲁士则兼并了但泽、托伦、格涅兹诺（Gnesen）、波森（Posen）和卡利什（Kalisch），这片地方主要居住的是说波兰语的居民。奥地利没有参加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

欧洲的自由势力义愤填膺，但无力回天。为了避免流血，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转而加入塔戈维查联盟一方，从而让吞并获得承认。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ściuszko）率军反抗，他在英国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中起过光荣作用。他领导的反抗在八个月后才被镇压下去，这些自由斗士失败后，1795年波兰遭到第三次瓜分。这次奥地利的参与甚至还要早于普鲁士。俄国继续吞并波兰东部多个区域直至尼曼河（Njemen）和西布格河（Bug），奥地利得到了加利西亚以西地区包括克拉考，外加桑多梅日（Sandomir）和卢布林，普鲁士获得大面积土地，从梅梅尔（Memel）一直到西布格河，包括华沙和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1795年对波兰的瓜分不是最后一次，但此后独立的波兰就不复存在：这种亡国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一个欧洲曾经的大共同体的解体，对瓜分它的三个大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俄国的国界向西移动了很多，但这并未让它更为西化，而是更加专制和高压。奥地利越来越成为一个多民族帝国，这使得它同时脱离了神圣罗马帝国，并与其他德意志诸侯国渐行渐远。普鲁士的崛起与波兰的衰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普鲁士未能长期占有1795年所吞并的波兰疆土，历史证明这是好事：霍亨索伦国家作为德意志大国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哈布斯堡皇朝，所以19世纪它有权领导民族统一并最终如愿以偿。参与瓜分波兰的三个大国的共同利益是：不再让一个独立的波兰出现。这决定了它们在欧洲列强体系中的角色，直到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是的，对俄国和德国而言，甚至影响到它们此后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