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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通史——欧洲大变革(二):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

历史大观园 文艺复兴 2020-07-01 23:25:55 0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是一个特定的西方现象。只有西方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锲而不舍的探索氛围,正是这种氛围在狭义和广义上为驶往新大陆提供了可能性。只有在西方形成了基督徒的自我启蒙传统,尽管教会对此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反对,还是未能斩草除根。只有西方先是通过神权与王权的分离,然后是通过诸侯与其他等级权力的分离,才奠定了我们称之为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基础。只有在西方合理化才得到长足发展,因为罗马法被接受和使用。只有西方出现了城市市民阶层,此阶层涌现出大量雄才大略的商人和企业家。只有在西方个人主义的精神才得到发展,舍此所有其他的进步都无从谈起。

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时代始于14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是在中世纪盛期的科学艺术成就和科学认知以及争鸣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意大利并非 偶然成为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最早“复兴”(Rinascimento)场所,这场运动的共同特点是,其代表人物在古代经典的文学、造型艺术和建筑中看到了值得模仿的榜样,这些古典的成就拥有绝对优势,是当时难以企及的。薄伽丘和彼得拉克,波提切利和拉斐尔,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帕拉迪奥:所有这些人在创造他们的作品时都是为了致敬给他们启发的希腊和罗马先贤,并且在创造中追求个人心目中的完美。

“L’uomo universale”——全才之人:只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根据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判断这种理想才能成为现实。“拥有百科全书般知识的人在整个中世纪的各个国家都有,因为这些知识还没有彼此太过隔绝;直到12世纪还出现过通才艺术家,因为建筑所面临的问题还相对简单与类似,在雕塑和绘画领域首先需要表达的还是形式。相反,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我们会遇到个别艺术家,他们同时在各个领域均有新建树并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完美作品,并具有极高的人格魅力。”

文艺复兴早期的据点是意大利北部城市。这里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现代国家性,这类国家以前只存在于霍亨斯陶芬王朝皇帝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的南意大利—西西里王国。在博洛尼亚大学或1321年成立的佛罗伦萨大学受过训练、拥有专业素养的一支公务员队伍,试图从严格的财政主义立场出发去管理公共财政,其中包括系统收集统计数据。意大利北部的商人和经营者采用复式簿记法,迄今一些术语如贴现率、贴水、贴现、转账账户和证券抵押贷款、总额和净额都会令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两种事情的摇篮,即现代银行制度和工业化前的经济系统的早期形式,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共和国,较老式的、由选举出的执政官组成的集体领导的政府早已过时。统治权集中在少数有影响力的家族手中。经过支持和反对霍亨斯陶芬皇帝的势力,即“皇帝党”(Ghibellinen)和“教宗党”(Guelfen)之间的争斗,以及意大利城市贵族和工匠之间的持续内部冲突,13世纪形成长老会议制度,往往选一位外来的人做“执政官”(Podestà)或“人民领袖”(Capitano del popolo),其任期是有限制的。一些新主子懂得如何把有限期的官位变成终身制的,而且还能在自己家族内传承。借助雇佣兵首领的帮助,他们打压其他城市共和国以扩大自己共和国的权力。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就是这样一位雇佣兵队长,1450年他当上了米兰公爵(Herzog von Mailand),成为前任统治者维斯孔蒂(Visconti)的继承人。

威尼斯的发展走的是另一条路。这里保留了寡头贵族的统治和由其选出的权力机构——“大议会”(Consiglio Maggiore),自12世纪末大议会就是豪门贵族的代表机构,由它选出终身制的总督(Dogen)并对他进行集体控制。14世纪初,十人委员会取代了大议会。1381年在基奥贾(Chioggia)战争中击败对手热那亚后,威尼斯上升为海上超级大国。15世纪,在部分牺牲米兰利益的前提下,它获得了北意大利东部的统治权:从奇维达莱(Cividale)经帕多瓦(Padua)、维琴察(Vicenza)、维罗纳(Verona)直至布雷西亚(Brescia)和贝加莫(Bergamo);在和匈牙利的战争中,它又得到了伊斯特拉(Istrien)半岛和达尔马提亚海岸(Dalmatinische Küste)。面对奥斯曼帝国和欧洲比较重要的国家,威尼斯尽量打外交这张牌:这是它保持和增加影响力的方法。“威尼斯共和国”是第一个凭借广泛的公使网发展出较高的治国艺术的国家。正如路德维希·迪西奥在其著作《均势或霸权》(Gleichgewicht oder Hegemonie)中所述,威尼斯是意大利国家体系中(除了作为大陆国家的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王国和教宗国外)的“岛国”。“如果说意大利体系作为整体是欧洲的先驱的话,那么威尼斯则尤其是英国的先行者。”

另一个城市共和国——佛罗伦萨的崛起,总是被内部争斗所打断,其中包括1378年呢绒行业梳毛工的起义,事情关系到“小人物”,也就是“瘦人”(popolo minuto)参与行会,进而参加对城市的政治领导问题。“小人物”失败后,建立起所谓“肥人”(Popolo Grasso)政权,在较高的行会——包括银行家和商人的——中这些人说了算,贵族有时完全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14世纪和15世纪初,佛罗伦萨在托斯卡纳(Toskana)地区逐渐夺得霸主地位;沃尔泰拉(Volterra)、比萨和里窝那(Livorno)也都臣服于佛罗伦萨。

1400年后,美第奇家族获得决定性影响力。他们的统治带有君主性质,却保留了共和国形式。在银行家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1389~1464年,他并未正式担任国家官方职务)时代,创建了美第奇家族图书馆和柏拉图学院,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后,一些希腊学者背井离乡来到柏拉图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在科西莫的孙子“伟大的”洛伦佐(Lorenzoil Magnifico,1449~1492年)治下,阿诺(Arno)河畔的这座城市全然成为意大利文化的灿烂中心。但佛罗伦萨像其他四大牧首区(也就是威尼斯、米兰、教宗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后者15世纪中叶被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五世[Alfons V. von Aragon]征服)一样,也未能获得整个意大利的霸主地位。意大利的国家体系一直处于不稳定的平衡中:西班牙、法国和哈布斯堡家族都利用此状态来扩大其在意大利的影响力。

反对意大利在政治上的软弱和体制上的四分五裂的爱国者中,就有佛罗伦萨的法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1498年,即狂热劝人忏悔的布道者弗拉·季罗拉莫·萨佛纳罗拉(Fra Girolamo Savonarola),一位多明我会修士(Dominikanermönch),在法国势力支持下推翻美第奇政权,建立起一个神权政治和民主混合的共和国四年后,马基雅维利在其故乡城市被委以要职,担任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秘书长,主管战争和内政事务。1512年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后,他失去了这一职务。次年,他无辜地以参与阴谋的罪名被捕并受刑。出狱后,他在被迫得来的宁静庄园生活中开始写作,1513年7~12月间他在圣卡西亚诺(San Casciano)附近的圣安德里亚(Sant’ Andrea)写出了让他举世闻名的著作《君主论》(Il principe)。作为理想的王公典范的是一位雇佣兵首领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曾称波吉亚为“犯罪艺术大师”:他曾当过枢机主教,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取得了罗马涅大公(Herzog der Romagna)称号。作为他父亲和保护人波吉亚教宗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去世的直接后果,1503年他惨遭失败,此前他一直在致力于创建一个中部意大利的大王国。

“在现实生活和理想生活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谁只着重后者,而忽视前者,那其生存就失去了根基,会毁于一旦。”这是马基雅维利的一个基本见解,由此他引申出一个寓意深远的结论:“一个一心向善的人,在如此众多的恶人包围下必然难逃灭亡的下场。因此一个想捍卫自己地位的统治者,必须培养自己不当善人的能力,并且要审时度势决定该不该出手。”

马基雅维利认为有两种斗争方法:运用法律和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属于人类特有的,第二种方法是属于野兽的。因为前者往往达不到目的,所以必须要诉诸后者。因此君主必须懂得既要有兽性,也要有人性。”统治者必须兼有这两种秉性——人性和兽性,或更精确地说,狮性和狼性。“狮子无法防止自己落入圈套,狐狸则不能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嗅出哪里有圈套,同时他又必须是一头狮子,才能吓退豺狼。只想当狮子的,对自己的生意缺乏深刻理解。如果遵守诺言会对自己不利,或者迫使自己做出承诺的理由不复存在时,聪明的统治者能够而且可以出尔反尔。如果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这项建议就是个坏建议;可是因为他们是恶劣的,你也就没有理由说话算数。”

马基雅维利心目中的君主必须显得温和、诚实、正直和虔诚,同时他也应该这样行事:“但他 也必须坚韧不拔,危急关头能够以完全相反的面目出现。人们必须理解,一个统治者,尤其是一位新上任的君主,不能为了一个好名声而谨小慎微;相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冷酷无情、不讲人道和冒犯宗教。因此他必须意志坚强,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情况的变化,只要可能就不背离良善之道,但在危急关头,也要能下得了毒手。”

马基雅维利衡量君主行动的标准是国家的安泰:这是他以自己阅读罗马共和国历史的方式想要证明的一种论点。“人要保卫自己的祖国,其方法不是遗臭万年就是流芳百世。任何形式的卫国都是好的和正确的。”在另一本主要著作《论李维》(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即他对李维前十卷《罗马史》的评注,体现了他对政治和治国的基本观点)中他如此写道:“在关系祖国的生死存亡时,人们无须考虑对与错,温和或残忍,可贵还是可耻。相反人们应摒除一切顾忌,只可采取能够挽救他们生命和自由的措施。”

马基雅维利的“祖国”从来都不限于佛罗伦萨共和国,而一直是意大利,自从1494年法国瓦卢瓦王朝国王查理八世(Karl VIII.)入侵意大利后,意大利就越来越有沦为外国霸权势力手中的棋子的危险。在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那一年,那不勒斯从西班牙属变成法属,米兰自1500年起被法国军队占领。在切萨雷·波吉亚身上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一位君主,他能有助于祖国的独立和统一,所以他在《君主论》中对这位君主做出了积极评价。对好的君主而言,需要(Necessità)就是一种他必须识别和掌控的挑战;要想抓住机会,他需要好运气(fortuna)和坚毅的性格(Virtù)。手段的选择要根据目的之需要;能取得成功的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这些座右铭并非马基雅维利的发明,他只是描述了一向决定着君主思维和行动的法则,他为这些法则辩护,因为对他来说这些法则看上去是合乎逻辑的。从这些法则中就总结出“国家理性”。这个术语马基雅维利还没有使用,但1523年,在其有生之年,另一位伟大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就创造了这一概念,他是马基雅维利的朋友,他们时常通信。

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标志着与中世纪思维方式的彻底决裂,还不止于此,甚至是与基督教传统的总决裂。作为一神论的基督教所提出的普遍道德戒律要求普遍有效性,国家也得服从。马基雅维利一再援引的多神教的古希腊罗马,既没有这种彼世的束缚,也没有政治与道德之间以及公共与私人美德之间的基本对立。城邦与共和国就体现着最高价值,在与竞争对手的战斗中要彰显这些价值。意识到国家理性会与道德和法律存在冲突,正如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在其出版于1924年的著作《近代史中的国家理性观念》(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中所述,是一笔“影响巨大的遗产”,它是“基督教和日耳曼中世纪遗留给现代西方的……古代的罪恶仍然是一种天真的罪恶,它还没有被横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的鸿沟所惊吓和困扰,这条鸿沟是基督教挖出的。这种教条的基督教二元对立的世界观留下了深远影响,就连基督教变得不再那么教条的时代都无法完全摆脱其影响,它也让国家理性的问题平添了一种沉重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性在古代是不存在的。”

在此背景下,人们才能清楚认识到马基雅维利学说的革命性转折,哪怕这只是为一种古老得多的做法提供了理论。在此我们再次引用迈内克的话:“有本质区别的是,人们只是在政治实践中确实跨越了道德律,还是从此可以并且越来越多地以一种无法避免的‘必要性’为这种行为进行辩护。在第一种情况下,道德律在其绝对神圣性方面作为一种超验‘必要性’完好无损。但现在这种超验必要性被一种经验必要性所打破,恶成功地为自己争得与善平等的位置,它现在也貌似一种财富,至少貌似要想保持某种财富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现代文化的全部内在冲突就这么开始了:令文化感到痛苦的超验和经验、绝对和相对的价值标准的二元论。现代国家现在看来可以遵循其最深处的生命冲动,摆脱束缚它的所有精神桎梏,作为世俗的自主权力完成合理机构所能创造的奇迹了。这类在中世纪不可想象的奇迹,现在经过这么多世纪的交替应该在不断登峰造极。”

尽管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的激进世俗性理解和他始终不渝地追求国家的世俗化非常“现代”,但他却并未成为民主的先行者。虽然他本人认为共和国比独裁好,并告诫理想的君主不要拿人民的支持去冒险,但他并不认为须固守一种执政形式。对他来说,决定性的不变取舍标准是国家的安泰,这比是共和国还是独裁的区别更重要。在《君主论》结尾处他呼吁美第奇家族在意大利夺取政权,从异族人手中解放这个国家:此呼吁与他在其他主要政治论文中的爱国段落互相呼应。爱国主义对他来说是如此神圣,以至于只要对“祖国”有益,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鉴于马基雅维利不是要唤起民众,而是要激励君主(《君主论》是献给洛伦佐的,他是那位“伟大的”洛伦佐的孙子,1516~1519年佛罗伦萨最显赫的贵族),所以称该书作者是一位现代民族主义者是不恰当的。但是,把他看作是将国家与民族提升到准宗教高度的一个开路先锋,则是说得过去的。两个半世纪后,卢梭用“公民宗教”(Religion Civile)概念使其具有了理论形式,并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首次得到实际贯彻。

马基雅维利与基督教传统的决裂,并未阻止教宗克雷芒七世(Clemens VII.),前红衣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Giulio de Medici),1531年为《君主论》、《论李维》和一本他本人委托马基雅维利撰写的《佛罗伦萨史》(Geschichte von Florenz)出具“出版许可”。(1557年,教宗保罗四世[Paul IV. ]才将《君主论》列入禁书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大多数教宗,特别是出自波吉亚与美第奇家族的,代表的是世俗化了的教会。他们在追逐权力和为此不择手段方面与意大利世俗统治者相比毫不逊色,所以在《君主论》一书中他们几乎不能说他们的施政形象受到了歪曲。

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们,特别是西克斯图斯四世和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都是建筑、雕塑和绘画作品的扶助者。布拉曼特(Bramante)设计了圣彼得大教堂大殿的初稿,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受教宗委托创作出他们的杰作。1500年后的最初几十年,他们在罗马尽其所能地超越了文艺复兴文化中心佛罗伦萨的辉煌。教宗大兴土木的辉煌自然有其不利的一面:富丽堂皇的圣彼得大教堂当然得由众信徒们买单,由于教会的什一税和“彼得便士”不够开销,必须开辟新财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臭名昭著的“赎罪券”,一个为所犯罪行后悔者的捐款能收到赦免原罪的效果。这么做让教会失去了很多它还保有的道德权威:这种损失远远超过了它通过世俗化所赢得的一切。

文艺复兴不仅是意大利的,而且在1500年左右也是欧洲的一个艺术时期。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迈向新时代的步伐受到了如此广泛的社会支持,这种支持来自那些富有的、互相竞争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城市共和国,那里的贵族和市民阶层精英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那里思维的世俗化也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彻底。用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话来说:“这些新潮人物是意大利当时教化的承载者,他们像中世纪的西方人一样一出生就有了宗教信仰,但其强大的个人主义使他们在信仰中如在其他方面一样完全主观。在探索外部和精神世界过程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刺激,让他们总的来说主要是世俗的。相反,在欧洲其他地方宗教很长时间内仍是一种客观存在,在生活中自私和感官享受与祈祷和忏悔直接置换;后者还没有像在意大利那样拥有精神上的竞争者,即便有也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早于文艺复兴时期,即在15世纪,人文主义就已经从意大利传播到中欧和西欧。由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约翰内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康拉德·赛尔蒂斯(Konrad Celtis)、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us)等学者发起的,追寻古希腊和罗马文学遗产的活动涉及所有科学。这让人们发奋学习古老的语言——希腊语、拉丁语,还有希伯来语,翻译和评注古代伟大作家的作品。过去神学家们更偏爱建立系统的亚里士多德,人文主义者则提升了诗意的柏拉图的地位。为了净化被神职人员弄得十分烦琐的拉丁文,他们以西塞罗那样的古典散文为基础。出于爱国,人文主义者在史书中寻求对自己民族历史的深刻了解,其中1455年对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的发现在德意志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谴责教宗的奢侈并赞美古罗马共和国的美德,他们以鲜活科学的名义反对各大学中所教授的僵硬的经院哲学,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精神压迫和迷信。但人文主义者并没有想到要与基督教决裂,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想按照福音的精神复兴基督教,基督教也是在福音精神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

古代文化遗产的复兴不仅为人文学科指出了新的方向,在自然科学方面,秉承老普林尼(Plinius)的理性传统,对自然现象的描述成功地成为大学的教学内容。要想最终克服对天空和大地的形而上学推测,并进一步获得决定宇宙物理法则的知识,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方面的决定性突破被称作“哥白尼革命”,是由来自托伦(Thorn)的神父尼古拉·哥白尼(Nikolaus Kopernikus,其名字的德文写法为Koppernigk,波兰文写法为Kopernik)完成的。他曾先后在克拉考(Krakau)、博洛尼亚、罗马和帕多瓦学习人文和数学,后毕业于医学和法律专业。但他最大的兴趣一直是天文学。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其1543年去世那年出版,题为《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aelestium)。他提出日心说理论,认为地球和其他行星均围绕太阳运行,从而推翻了教会所代表的由托勒密(Ptolemäus)在公元2世纪所创立的地心说,根据地心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难以想象还能有比人文主义者哥白尼对传统世界观的颠覆更激进的。随着对世界观的颠覆,教会对人类的定位也陷入了危机:对天主教来说,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所塑造的人类是其创造的顶峰,是神所关注的中心点;世界历史围绕着人类而展开,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视角出发,这一历史就是即将来临的救赎的历史。如果一位天文学家把地球从宇宙的中心放逐,那他也就把人类从神圣秩序的中心挤到了边缘,是的,无论他意识到没有,他都从根本上质疑了这一神圣秩序。教会已无法追究哥白尼为所谓的异端邪说所该负的责任,然而其他在这条路上——让科学彻底脱离神学——继续前行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却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认为宇宙是无限的,他为哥白尼辩护,经过七年监禁后他于1600年在罗马的鲜花广场被烧死;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也是哥白尼派,虽然他刻意疏远了哥白尼学说,1633年他仍被判终身监禁,他先是在监狱服刑,后被软禁于他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乡居。1642年他去世时,其著作和哥白尼、布鲁诺以及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作品一样早已被列为禁书,后者在1618~1622年发表过《哥白尼天文学概要》(Grundriß der Kopernikanischen Astronomie)。

人文主义者的思想能够在欧洲得到如此迅速的传播,完全仰赖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该技术于1440年由约翰内斯·根斯弗莱施(Johannes Gensfleisch)在美因茨发明,他后来改名古登堡(Gutenberg)。(他不知道朝鲜已在一个世纪前有了类似发明。)印刷术可以无限制地复制作品,以前读者阅读的作品只有少量抄本,大多由僧侣抄录。印刷术为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以至整个教育体系提供了全新的基础:人只要识字,就能学习和掌握所有以其母语所印刷和出版的知识。

所印的东西不仅仅限于书籍,如《圣经》、古代和中世纪的伟大作品以及同时代的小说,而且还包括传单和论战檄文。活字印刷加速了知识的传播,拓展了思想交换的疆域。人文主义者是第一批利用这一技术的,宗教改革者紧随其后。活字印刷是一种持续改变了西方的进步,它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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