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教派大分裂之征兆：教会统一的终结

12世纪初为调解主教叙任权之争所做出的一些安排，并不意味着教会与世俗权力任何一方放弃了进一步尝试——让对方承认自己的宗主权。1302年教宗卜尼法斯八世（Bonifaz VIII.）重申教廷的立场，即罗马教宗的地位高于所有领主。在针对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的诏书《一圣教谕》（Unam Sanctam）中写着：教宗手中有两把剑，一把教会之剑，一把俗世权力之剑，两把剑都在教会的掌控之下。区别仅在于教会之剑由教会自己使用，世俗权力手中的剑是在替教会使用。

教宗的挑战受到了处在形成期的新兴民族国家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最坚决回击。这两个国家严格限制了教宗对教会财产的税收，并进一步推动其“自己”教会的国有化。法兰西国王们甚至间或成功地让基督教首领成为实施法国政治的工具。1309～1377年，在“教会的巴比伦之囚”时期，教宗们居住在阿维尼翁（Avignon）（那里直到1347年还是那不勒斯王的正式封地，后来教宗克雷芒六世[Clemens VI.]把它买了下来）；枢机主教团中的法国主教占多数。

神圣罗马帝国不能走国家教会之路，因为这条路会损害帝国的普遍权利，它会让各方诸侯付诸行动，在各自的领土上开始建立区域性教会，成为“自己诸侯国的教宗”。针对教宗们的俗世权力要求，以及他们越来越依赖于法兰西的局面，德意志皇帝的宣传帮手写出了纲领性宣言作为回应。但丁（Dante），作为皇帝亨利七世（Heinrichs VII.，1308～1313年在位）身边的政治作家，在其写于1310年左右的政论文《帝制论》（Monarchia）中认为帝国的任务是保障世界和平，而且对他而言帝国仍旧是罗马帝国。世俗君主不是教会任命的，他们在人权中享有自己的权利；皇权是直接神授的，帝国的历史比教会悠久。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von Padua）和英格兰方济各会修士及经院哲学家奥卡姆的威廉（Wilhelm von Ockham）也进行了类似论证。作为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皇帝（Ludwig der Bayer，1314～1347年在位）的政治盟友，他们二位提出了一个与教廷的“帝国传承”论相反的具有民主色彩的学说，此学说可以看作后来的主权在民思想的萌芽：公元800年罗马帝国从希腊人传给德国人，这并非像教宗英诺森三世（Innozenz III.）在1202年的诏书中再次断言的，是罗马教宗的绝对权力的体现，而是发生在罗马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然而但丁、马西利乌斯和奥卡姆的威廉作为公关人员写到纸上的东西，只是纯粹的假说：中世纪后期的帝国已是强弩之末，根本无法在政治层面实现其普遍权利要求。

相反，卓有成效的当属13世纪末和14世纪德意志神秘主义者——从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经海因里希·苏索（Heinrich Suso）到约翰内斯·陶勒（Johannes Tauler）——对教会世俗化所给出的答案：转向内心。在出版于1929年，当年拥有很多读者的《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一书中，天主教德国哲学家阿洛伊斯·登普夫（Alois Dempf）把出现在德意志的深化和激活虔诚的斗争，解释为法兰西和英格兰“政治改革”的对应物，并称其为德国神秘主义对世界历史产生的副作用，它把没有神职人员参与的虔诚变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至少现在回溯起来应该说，神秘主义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而这位年轻的改革者知道该与哪些传统建立传承关系。

比德意志神秘主义要激进得多，并具有更多政治色彩的是各种宗教运动，它们与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约1330～1384年）和扬·胡斯（Jan Hus，约1370～1415年）的名字密不可分。威克里夫是位布道家，牛津大学教授，他和此前图尔的贝伦加尔一样否认了化质论（Transsubstantionslehre），根据该学说圣餐面包和酒变成了基督的肉与血。他质疑罗马教宗，像一个半世纪之后的路德一样反对圣者崇拜、贩卖赎罪券、朝圣、教会敛财、修道制度、禁止神父结婚以及所有非直接源于圣经的宗教教义和实践。在路德之前他就开始了把《圣经》翻译成民族语言的工作，并宣布信徒皆祭司。加尔文（Calvin）与他的观点在其中一点上相近，即能否得到救赎仅仅是个神圣宿命的问题。

威克里夫最初在宫廷、市民阶层和托钵修会都获得了支持。1377年罗马教宗格里高利十一世（Gregor XI.）对他进行了多次谴责，三年后牛津学者委员会（Oxforder Gelehrtenkommission）拒绝了他的圣餐理论。威克里夫对自己的立场进行了捍卫，但无法阻止其对手在1381年不公正地指控他煽动农民起义。1382年伦敦宗教会议将其24种论点定性为异端邪说或谬误。威克里夫死于1384年，但在其追随者罗拉德派（Lollarden）——尽管长期受到迫害——中，他对教会的批评继续在英国的许多城镇里发挥着影响，在乡村的某些地方其影响甚至延续到16世纪。

他的影响在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地区更为深远。经由波西米亚的大学生和贵族，其思想被捷克布道人扬·胡斯接受，自1403年以来后者一直在布拉格大学的德意志教师们面前替威克里夫的大部分学说进行辩护。当选大学校长后，胡斯上升为波西米亚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当他没有应教廷的召唤前往罗马为自己辩护后，他被革除教籍。但胡斯根本不想承认有形教会的合法性，只要该教会不按照福音书的精神宣讲上帝的法律，并照此生活。因为相信了对其人身自由的承诺，1414年他在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1410年起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敦促下前往康斯坦茨参加公会议。在那里胡斯拒绝撤销自己的学说，并坚持别人应该对其学说进行驳斥。1415年他被公会议宣判为异端并处以火刑。

对其追随者而言，扬·胡斯的殉难变成了推动力，现在确实要为根本性的教会改革而奋斗了。他们的标志是俗人圣杯，即信徒权利的表达——在圣餐时不光是祭司，也允许教徒领圣酒。当波西米亚国王瓦茨拉夫（Wenzel）屈从于他弟弟西吉斯蒙德（德意志国王和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教宗的压力，免去胡斯派布道人和顾问们的职务时，这场运动就增添了越来越多的革命特征。

大规模朝圣活动，尤其是前往塔博尔（Tabor）山，引起了类似内战的动乱。1419年8月，国王西吉斯蒙德（瓦茨拉夫死后他也成为波西米亚王位竞争者）呼吁对胡斯派进行十字军征讨。在扬·杰士卡（Jan Žižka）率领下，农民军让十字军遭到惨重失败。1426/1427年胡斯派在多次征战中摧毁了邻近德意志的地盘——奥地利、巴伐利亚、弗兰肯（Franken）和西里西亚（Schlesien）地区，还包括劳齐茨（Lausitz）和勃兰登堡。直到1433年胡斯派中的温和派——圣杯派（Calixtiner）或饼酒同领派（Utraquisten），其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俗人和神职人员共领圣餐——才成功地缔结了与教会妥协的《布拉格协约》（Prager Kompaktaten），其中包括对俗人圣杯的宽容。较为激进的塔博尔派在第二年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胡斯运动将宗教、社会和捷克民族的愿望凝成一股革命力量：为信仰而抗争的农民战士挑战的是教会的等级制和德意志人，后者大部分是城市中的富人和贵族地主。胡斯战争让波西米亚的罗马教会元气大伤。德意志人被赶回说德语的地界。农民们却不得不接受以下现实：他们不是战争的赢家，赢家是他们的贵族主子，后者获得了大部分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并对其进行了世俗化。

倘若罗马教宗的权力更强大些的话，那他肯定就能阻止与温和的胡斯派妥协。西方的教派大分裂——1378～1417年那段时间有两位，最高潮时甚至有三位教宗声称自己是圣彼得的正统继承人——在签订《布拉格协约》时虽然早已被克服，但教宗的宗教和世俗权力因教廷的分裂持续减弱。教会大分裂的赢家是教会中的大公会议派，这一派从根本上说是要让教宗服从大公会议的判决；这也是康斯坦茨公会议的结果之一。1433年底与圣杯派的和解，皇帝西吉斯蒙德是在巴塞尔公会议（Konzils von Basel，1431～1449年）的帮助下才做到的。

然而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教宗势力的削弱推动了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家教会的进程。1438年法兰西国王查理七世（Karl VII.）颁布《布尔日国事诏书》（Pragmatische Sanktion von Bourges），宣称宗教会议的权力高于罗马教宗，限制了教宗在发生教会争议时的仲裁权，削减给教宗的岁贡到此前的五分之一，任命神职人员要通过教士会与修士会选举。查理之子路易十一（Ludwig XI.）于1472年与教宗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签署协定，法国国王有权任命自己信任的人担任最重要的教会职务。如此，王权在法国教会国有化的路上又成功地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国家“高卢主义”（Gallikanismus）战胜了教会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us）。

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的英格兰国王，与法兰西瓦卢瓦王朝（Valois）不同，愿意与教宗合作。英格兰的主教们也是为世俗君主服务超过为教会首领。自从教宗们移居阿维尼翁后，他们的威信就江河日下了。用英国历史学家乔治·麦考莱·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的话来说：“在百年战争的前半段（1339～1453年，作者注），教宗与民族敌人的联系促使英格兰的民族感情反对罗马教宗，以及一切与他有关的东西。接下来的大分裂和多个教会互相竞争的局面肯定不会增加人们对教廷的尊重。”同时普通信徒的自我意识大大增强，尤其是那些城市市民阶层。这两种发展为英格兰国家教会的模式奠定了基础。1534年，英国国教在亨利八世（Heinrich VIII.）治下以更为决绝的方式与罗马教廷划清了界限，比上个世纪法国的高卢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