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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通史——一个上帝,一个皇帝

历史大观园 帝国时代 2020-07-01 23:22:50 0

早期的基督徒对国家冷漠,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对他们的状况也无动于衷。他们的数量在罗马帝国越是不断增加,国家越怀疑他们。他们不仅拒绝崇拜所有已知的其他神明,而且总是秘密聚会,给人一种危险的谋反感觉。起初他们仍算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但他们不遵从犹太教礼仪的程度令人怀疑他们到底是否相信一个上帝。这样他们就比犹太人更适合扮演替罪羊的角色,如果正好有这种需求的话。当公元64年数日大火令罗马城满目疮痍时,皇帝尼禄有纵火的嫌疑,但他却控告基督徒为纵火犯。正如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述,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就是纵火犯,但他们却被证明“基督徒痛恨人类”,大量基督徒以最残酷的方式遭到公开杀害,许多人被活活烧死。

对基督徒的迫害,特别是在皇帝德西乌斯(Decius,约250年)和戴克里先(Diokletian,自303年起)治下的系统迫害,首先有一个目标:巩固帝国的统一。自3世纪下半叶起,帝国自四面八方受到了威胁,其中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的日耳曼部落。但压迫并未能促进帝国的凝聚力,而是让基督徒们更加团结。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从中吸取了教训,做出了一项影响了世界史进程的决定:他在312年皈依基督教,把基督教变成帝国的支柱。基督教是一种要求服从权威的宗教,因为这是神所命的(罗马人书13:1),国家希望能够从中获益。只信仰一个上帝,难道这不刚好适合一个皇帝(这个皇帝正准备把分成四部分的罗马帝国在自己的统治下再次统一起来)吗?

犹太哲学家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Philon aus Alexandria)——希腊化时期与耶稣同时代的人物——就已经谈到“神的王国”。他影响了凯撒利亚(Caesarea)主教尤西比乌斯(Eusebius)的想法,认为一神教和君主制是相辅相成的。当君士坦丁于324年击败东部罗马帝国皇帝李锡尼后,尤西比乌斯——其第一位传记作者——视此举为不仅恢复了君主制,而且同时也为神的王国提供了保障。这样奥古斯都创建罗马帝国时所开创的可能性,就被第一位基督教宗帝变为现实。皇帝本人也鼓励这种历史观,维吉尔(Vergil)的第四首牧歌其实大约创作于基督诞生前40年,325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亚(Nicaea)宗教会议的一次演讲中,对该牧歌按基督教精神重新进行了阐释:那个处女所生的男孩只能是基督,他肩负着使命,在世上创立一个新的、得到救赎的、和平的黄金时代,来取代蛇所代表的恶势力的统治。

保卢斯·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来自加利西亚的长老和圣奥古斯丁曾经的助手,在5世纪初则走得更远:耶稣诞生在奥古斯都统治的罗马帝国的和平时期这一事实,使罗马帝国的历史在神的救恩史中占有了突出地位。皇帝奥古斯都下令在所有省份进行纳税评估的同一年,“上帝屈尊现身为人。那时基督诞生了,并于出生后立即登记进罗马公民的名单”。因此奥罗修斯毫不怀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这座因他的意志人口不断增加和受到保护的城市(罗马,作者注)再创辉煌。他最想在到来时属于这座城市,通过户籍登记他无论如何能被称作罗马帝国公民”。

在奥罗修斯对历史的解释中,君士坦丁的国家教会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神学”。罗马帝国因其救恩史上的缘由变成了基督教帝国。统一了世界并保障了世界和平的罗马帝国,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正在为基督降生后即将开始的未来国度做准备。但当奥罗修斯于418年前后撰写《反对异教徒的历史七书》(Sieben Geschichtsbücher wider die Heiden)时,罗马帝国已经最终分裂:自395年起一位西罗马帝国皇帝在罗马实施统治,一位东罗马帝国皇帝则在当时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执政——这座城是君士坦丁新创建的。

古代世界能够基督教化,是因为此前基督教向古代世界敞开了大门。391年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通过禁止所有异教崇拜提升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那时这一源自东方的宗教已经通过吸收希腊和拉丁文化遗产大为西方化了。然而基督教从古希腊、罗马继承的不仅仅是教育教养,随着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弄巧成拙的事也常有发生。在民间的、由教会刻意推动的对圣者的崇拜中,古老的多神教继续以温和的形式流传;在对据说能创造奇迹的殉道者圣髑的祭拜中,异教的仪式仍被遵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18世纪末出版的 经典作品《罗马帝国衰亡史》(Verfall und Untergang des römischen Imperiums)中,对基督教的胜利这柄双刃剑曾言简意赅地写道:“君士坦丁推行的宗教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完全征服了罗马帝国,但获胜者却逐渐败在了被他们征服的敌人的诡计下。”

当476年日耳曼雇佣军在他们的首领奥多亚克(Odoaker)带领下,废黜了最后一位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后,就只剩下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位罗马帝国皇帝了——他保证了罗马帝国的继续存在。在帝国西部实施统治的日耳曼国王们并不挑战他的霸主地位,即使是他们中最强大的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Theoderich der Große,493~526年在位)亦然,狄奥多里克在战胜了奥多亚克后统治了整个意大利。在狄奥多里克死后,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年在位)皇帝再次统一了帝国的大部分区域,虽然这种局面未能维持多久——568年伦巴第人(Langobarden)开始征服意大利。但即使在帝国西部逐渐式微的日子里,东罗马帝国仍旧是罗马帝国,而且是最强大的国家。

拜占庭的政治统治是伴随着其文化霸权进行的。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的《穆罕默德和查理大帝》(Mohammed und Karl der Große)一书(在其死后于1936年出版)称5~8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为一个“东方帝国”,并提到了“东方化过程”,此过程自戴克里先以来(公元300年左右)就没有停止过。“显然西方的拜占庭化……是早晚的事,语言上的区别(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作者注)也不会改变这种趋势。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拥有太大优越性。只要地中海继续作为联系东方与西方的最强大纽带——它实际上一直是——东方对西方的优势就不可避免。地中海,拜占庭继续控制着的这片海域,将其影响输送到各地。”

文化方面,“东方化”包括波斯、叙利亚和埃及造型艺术传播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地中海范围。“东方”还意味着早期寺院制度,它发源于4世纪的埃及。如果把“东方化”和“拜占庭化”等同起来,那也存在着一种教会的东方化。在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地位远远高于大牧首。神职人员的最高代表并无政治意义,而仅仅是教会内部的角色。相反,皇帝作为君士坦丁的合法继承人,认为自己在宗教事务方面也拥有最高权威。虽然这不是后来西方语言中所谓的“政教合一”,却创立了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神权低于王权。

就连西方教会也露出了这方面的端倪。罗马帝国西部地域上皈依了基督教的日耳曼——东哥特人(Ostgoten)、西哥特人(Westgoten)、汪达尔人(Vandalen)和勃艮第人(Burgunder)——王国本是非正规的基督教国家,但他们从体制上接受了罗马帝国的秩序。这也适用于法兰克的墨洛温王朝(fränkische Merowinger),其国王克洛维(Chlodwig)在498年前后,大约是他战胜驻扎在高卢的最后一位罗马总督西亚格里乌斯(Syagrius)12年后,接受基督教洗礼。“国王本人是个纯粹的俗士,”皮雷纳写道,“没有任何宗教仪式会有助于他的权势,教会受制于他。尽管主教们从理论上说是从神职人员中提拔起来的,但现实中他们往往是国王直接任命的。这里古代传统也遭遇到国教。与东方的主教们一样,法兰克的主教们也与其统治者携手合作。”

然而,西方教会与东方教会仍有根本区别。公元426年,奥古斯丁,北非希波的主教(Bischof von Hippo in Nordafrika),完成了其著作《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他对上帝之国和地上帝国的区分,不仅拒绝了早期罗马的神授王权,而且反对任何在基督教隐喻中令其复活的企图。与君士坦丁国家教会所划的界限一清二楚。划界更为明显的是教宗杰拉斯一世(Gelasius I.),在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统治初年他是天主教教宗。494年他在一封写给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os)的信中表述道:“是的,伟大的皇帝,统领世界的有两种权力,即主教声誉之神圣力量和世俗统治权。其中教士的负担 更重,因为他们在为统治者引领人们的同时,自己也在经受着考验,要在上帝面前交上自己的答卷。”这段话可谓开了中世纪双剑理论之先河。

只要罗马在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控制之下,罗马的主教就也依附于他;教宗们只在选举获得皇帝认可后才举行授职典礼。有的教宗不过就是皇帝手中的工具,也有的教宗赢得很高的道德威望。拜占庭时期教宗中最重要的当推格里高利一世(Gregor der Große,590~604年在位),他称颂皇帝福卡斯(Phokas)为人间唯一的统治者,而帝国西部的国王不过是奴隶的主子。格里高利这也是在间接论述自己的位置,这在西方与东方是不同的:有许多国王,但只有一个皇帝,而且只有一个教宗。

凡是教宗的优先权不仅是一个原则,而是确实如此的地方,他在西方都代表着基督教界的统一。他是教会的领导,在民族大迁徙的风暴中教会成为体现连续性的支柱。主教们督导被摧毁的城市的重建,以便它们继续作为教会和世俗统治以及贸易的中心。教会保存着古代的知识遗产,使它们适应时代的需要并进行推广。当拉丁语不再是口头使用的语言时,教会以简化的拉丁文形式让它成为西方学界的通用语言。民族大迁徙在整个西方(而且仅仅在那里)导致了文化水准的降低。古代遗产的肤浅化,就像自教宗格里高利以来的教会有意为之的,是保护这一遗产所付出的代价,从而也构成其日后具有复兴可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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