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思史——大卫对瓶

瓷瓶，来自中国玉山县

公元一三五一年

忽必烈汗曾于上都 

下令建造一座富丽的安乐宫： 

那里圣河亚弗奔涌，穿过 

深不可测的岩洞 

流入暗无天日的海洋。

这是柯勒律治在吸食鸦片后的迷幻状态下所写诗歌的开篇，至今读来仍让我为之一震。十几岁初读时，这种神秘又带有异域风情的景象便深深吸引了我。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他所描述的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忽必烈汗是十三世纪的一位中国皇帝，英文中的“奇境”（Xanadu）一词，其实源自他的夏宫上都（Shangdu）。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后者于一二○六年称帝，其威名曾震慑全世界，其铁蹄为各处带来浩劫，其所建立的蒙古帝国的势力范围东西从黑海延伸至日本海，南北则从柬埔寨一直延展到北极圈。忽必烈则进一步扩张疆土，成了中国的皇帝。 

在蒙古皇帝的统治下，中国制造出了一种在世界史上最负盛名、历久弥新的奢侈品，它的华丽不输安乐宫，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传遍世界，不管是在富丽的宫殿还是在寻常人家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它便是青花瓷。如今，这种蓝、白配色已然被我们视为中国特色，但事实上并非一贯如此。这种中式审美实际上源自伊朗。多亏中国人有在物品上题字的传统，我们得以获知是谁委托制造了这两件青花瓷瓶，用来献给哪位神，以及敬献的精确日期。 

中国瓷器的地位毋庸赘言。在逾一千年的时间内，它广受赞誉，不断被模仿，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陶瓷制造传统，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欧洲，青花瓷几乎是中国的代名词，若提及中国明朝，总免不了提它。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对大卫对瓶让我们去重审这段历史，因为它烧制于明朝以前，忽必烈汗的蒙古王朝，即统治中国直至十四世纪中期的元朝。 

七百年前，几乎整个亚洲以及欧洲的大部分土地都曾遭受蒙古军队的侵害。我们都知道成吉思汗是终极毁灭者，他的儿子对巴格达的洗劫至今留在伊拉克人的记忆中。他的孙子忽必烈也是一位骁勇的武士，但他治下的蒙古王朝开始变得稳定有序。作为中国皇帝，他支持学术与艺术的发展，鼓励奢侈品生产。帝国建立之后，“蒙古和平”得到了保障，一如罗马和平，带来了长期的稳定与繁荣。蒙古帝国的疆域随古老的丝绸之路延伸，保障了沿途的安全。多亏蒙古的和平，十三世纪中期，马可·波罗才能从意大利来到中国，并最终回到故乡，向欧洲人讲述他的见闻。 

让他惊叹的物品之一便是瓷器。实际上，英语中的瓷器“porcelain”一词便来自马可·波罗对他在忽必烈治下的中国旅行的笔记。意大利语中的“porcellana”意为小猪，是紫贝壳的俗称，因为这种贝壳确实像一头蜷起的小猪。这种紫贝壳，这种“porcellana”，是马可·波罗在向读者描述他在中国见到的坚韧优质、带着贝壳般光泽的瓷器时所能想到的唯一的相似物。自此之后，我们便将其称为“小猪”，“porcelain”，有时候也直接称作“china”。我认为，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的称谓可以这样与它的代表性输出商品彼此替代。 

大卫对瓶的名称源自它的最后一任主人珀西瓦尔·大卫爵士。他的一千五百余件中国瓷器藏品如今都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一间特别展厅里。我们将这对瓷瓶摆放在展厅入口处，是为了突显它在这一系列藏品中的特殊地位。大卫从两个不同的收藏家手里分别购得这两只瓷瓶，并于一九三五年让它们重聚。它们形制高大，高度超过六十厘米，最宽处直径达二十厘米，造型优雅，上下窄，腹部圆。在洁白的胎质与外层透明的釉色之间是用钴颜料描画出的青花图案，图案设计精美，笔法自信。瓶颈与瓶足饰以花、叶图案，瓶身上则是一条飞舞的中国龙，龙身纤长覆鳞，胡须张扬，龙爪锋利，还有祥云环绕。瓶颈两侧各有一象首耳。一望即知，这对奢华的瓷器是独具匠心的艺术家的倾心之作。 

青花瓷是一种经高温烧制而成的特殊陶器，炉温常常要达到一千二 百至一千五百摄氏度。高温使黏土玻璃化，因而能像玻璃一样盛住液体，不会和普通陶器一样出现渗漏孔。青花瓷问世之前，洁白坚硬、半透明的瓷器就已受到广泛赞誉和追捧。 

蒙古野蛮地入侵中东，给当地陶瓷制造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伊朗受创尤其严重。因此，重归和平之后，中东便成了新兴的中国出口市场。又因为在当地市场上白地青花极受欢迎，致使中国的陶瓷工匠仿效当地风格，使用伊朗颜料蓝钴以迎合市场。来自伊朗的钴被中国人称为“回回青”，“回回”是穆斯林的别称，这个称呼明确表示这种蓝白配色并非中国传统，而是源自中东。中国文化史专家柯律格教授将这一现象放入了更深层次的背景之中：

伊朗和今伊拉克地区是这种颜料的来源地。这种来自异域的技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作为自太平洋横贯地中海地区的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对亚洲其他地区采取的开放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正是这种开放为中国带来了青花瓷，也对其文学形式产生了影响。

就文化形式的构成而言，元朝对后世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大卫对瓶便是文化开放的积极产物之一。除了白地青花装饰外，它们的重要性还在于瓶身的题字。借助这些文字，我们得知，它制造于一三五一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二。如此精确的记录正是中国特色的绝妙体现，同时也是早在明代之前优质青花瓷便已存世的铁证。它们所传达的信息还不止于此。两只花瓶上的题字略有不同，左边一只上写的是：

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这段文字信息量很大。我们了解到瓷瓶的制作目的是为了供奉在寺庙里，供奉者为张文进，他恭敬地自称为“奉圣弟子”。文中提到的他的家乡顺成位于今江西省，在上海西南几百英里外。他供奉了一对大花瓶和一个香炉（这三件套是常见的供品组合），但其中的香炉至今未被发现。受供的神明是胡净一元帅，他本是十三世纪的一位名将，后因超凡的力量与智慧以及预言未来的能力而位列仙班。张文进供奉物品，便是为了祈求他的保佑。 

域外的统治者——蒙古人，域外的材料——回回青，以及域外的市场——伊朗与伊拉克，是成就青花瓷的关键，而吊诡的是，它在中国以外被当作了最具中国特色的物品。很快，这种瓷器便从中国大量出口，输送至日本、东南亚，跨越印度洋来到非洲、中东以及更遥远的地方。 

几个世纪之后，这种起源于伊斯兰国度伊朗的蓝白配色，经过蒙古治下的中国人改造，成为青花瓷来到欧洲，并受到了狂热追捧。一如对待其他热销商品，本土制造商很快便开始对它进行大规模仿制。许多人一提起青花瓷便会联想到的垂柳图案，实际上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由英国人托马斯·明顿首创（或者应该说剽窃？）的。这种花式迅速走俏，它如同柯勒律治的诗歌一样，表现了对中国的美好遐想。也许柯勒律治从那个关于忽必烈的元上都的幻梦中醒来之后，确实用一款垂柳图案的茶杯喝过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