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发现——向中国朝贡与接受“天竺之法”

汉武帝的南征与来自印度的定期船只

在中国南部至越南北部，即现在的广东省附近，公元前3世纪时有一个地方政权叫南越国，公元前111年被汉武帝出兵征讨。

汉武帝的南征使中国与印度提早相遇，并开通了连接这两大地域的海上航路。

随着中国与印度交流通商的扩大，在海上贸易沿线上，具有等风地、转运地、物产集散地、淡水补给地等中转功能的港口城市出现在各地沿岸或河川港口。从港口城市的兴亡史来看，沿着航路往西，有缅甸南部孟族人建的国家、马来半岛西岸和东岸的中小港口城市、湄南河流域的港口城市、面朝泰国湾的扶南、中南半岛东岸的占婆（林邑）等。各地的港口城市和周边地域本来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来了犁耕水稻、灌溉、宗教礼仪、王权思想、农具、文字、美术样式、武器等印度文化以及其他文化（越南地区则吸收中国文化）。当时东南亚各地本土的基层文化萌动，并发挥着作用。外来文化以传入的各宗教为代表，在漫长的岁月里与本土的宗教共存交融，进行着文化融合。

中国与印度的使节在“扶南”相遇

据说柬埔寨的扶南国（国名载于中国史料）于1世纪初在湄公河的三角洲地带建国。澳盖遗迹（今越南南部安江省）中发现了2世纪的罗马钱币、青铜制的佛像和印度教神像、带有梵语刻纹的小锡板和戒指、玉串珠、伊朗和贵霜等受西方世界影响的工艺品、精致的宝石、凹雕、护身符以及中国风格的汉代夔凰纹铜镜等。229年，中国三国时代（1世纪90年代至280年）的吴国使节到达扶南。同时，贵霜（1世纪至3世纪左右）的使节也造访这里。

扶南国的兴盛从3世纪持续至6世纪中叶，国土从湄公河三角洲至湄公河中游，甚至达到湄南河流域以及马来半岛北部的东海岸地区。扶南的内陆地区通过排水造地、挖掘水渠等工程，将沼泽、湿地变为肥沃的耕地，中国史料记载的扶南向中国朝贡的记录达到了二十六次。4世纪末从印度而来的婆罗门?陈如即位，采取“天竺之法”改革扶南的诸项制度（《梁书》卷五十四《扶南传》）。“天竺之法”是什么仍是一个问题，但诸如宗教礼仪、王权观念、文字、美术样式、武器，以及农耕经济方面的犁耕方式和灌溉方式、农具等都被引进，最终都渗透到当地社会之中。

贸易立国的占婆王国

中南半岛东岸的南部居住着占婆人。其国土由安南山脉和垭口、隘路把守，易于防御外敌，但腹地平原狭窄，国力和人力资源有限。然而，占族人是善于利用海洋的民族，他们在东南亚各地的沿海口岸以及内陆河畔建立了小型据点，收购、运输各地的特产。他们在连接印度、东南亚、中国的海上中转航线上负责印度经泰国湾至中国的贸易与货运。三四世纪，占婆的地方政权中出现了能用梵语刻写碑文的当地势力。这是东南亚最古老的武景（Vo Canh）碑铭，制作时间据推断为4世纪后半叶。占婆持续北进，与当时中国的地方政府交战；并不断南进，与扶南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此外，它也与中国保持通商关系，并进行朝贡（《晋书》《梁书》《隋书》等）。

武景碑铭

　东南亚最古老的梵语碑文。4世纪后半叶，出土于越南南部

印度文化在这里成为支配性力量，是自碑文中出现“占婆”一词的7世纪起，而其中文名依然是“林邑”（玄奘称为“摩诃瞻波国”）。到了8世纪后半叶至9世纪前半叶，中国又将林邑这一国名改为“环王”，877年以后则称其为“占城”（占婆城的简称）。

马来半岛至缅甸方面的港口国家

自5世纪左右起，东南亚和印度之间已经出现了定期往返的船只，开始与印度进行真正的交流。以连接东西世界的海上贸易为背景，利用季风气候的航海技术成熟，远洋船舶的造船技术也取得了进步。到了7世纪，中国唐朝的登场和西面伊斯兰帝国的出现加速了贸易的发展。在远洋航海的过程中，印度船舶（狮子船、天竺船）、东南亚船舶（昆仑船。或许是高棉船）等十分活跃，此外，伊斯兰商人所造的独桅三角帆船（波斯船）和大食船（阿拉伯船）也加入进来。这一时期亚洲贸易活跃，操纵独桅三角帆船的穆斯林商人进入东方，此后从唐代（618—907）后期至宋代（960—1279），中国商人驾驶戎克船进一步促进了贸易的兴盛。这种局面最终与15世纪之后的贸易时代连接起来。

在面朝马来半岛西岸孟加拉湾的下缅甸一带，孟族人很早以前就以直通地区为中心定居于此。骠人居住在沿着伊洛瓦底江流域的下缅甸至上缅甸的内陆部分。中心地区就在伊洛瓦底江中游流域的骠国（卑谬）附近。这就是达耶其达亚城（Thayekhittaya，梵语名Sri Ksetra，即玄奘所说的“室利差呾罗国”），该国兴盛之际，遭到以云南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国进攻，于832年灭亡。

7世纪前后，缅族人自靠近中国的西北部开始南迁，至9世纪中叶开始定居在伊洛瓦底江与钦敦江合流的上缅甸。上缅甸原本广阔少雨的皎克西平原，自古就引水灌溉，种植水稻，成为缅族人生活的摇篮。

东南亚古典世界的王国和都城

　4—8世纪

3—7世纪，泰国的湄南河下游兴起了陀罗钵地王国（Dvaravati，玄奘称为“堕罗钵底”）。该国6世纪末至8世纪开展了繁盛的通商活动。中心区域所在的马来半岛的佛统府和乌通靠近出海口，该国也因贸易而繁荣（《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