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重建财政与军人的变化



财政赤字

进入16世纪80年代，欧斯曼帝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1581年，奥斯曼帝国的财政第一次出现赤字。之后，在与哈布斯堡家族的“长期战争”持续的16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庞大的赤字。面对这一事态，政府，特别是财务系统的书记官僚们发布扭转财政的诸政策，并四处斡旋使其落实。

帝国出现财政赤字无外乎两方面原因：

第一，以军费为中心的支出日益庞大。如前所述，长期战争迫使奥斯曼帝国军队更新战术、扩充编制。战争向以步兵为中心，大量使用火炮与火枪的模式转变。战斗不再是短时间的决战，而是以长期的攻城战为主。耶尼切里军团增员，农民出身的非正规军人组建了步兵。军费增长是财政困难的首要原因。

第二，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机制虽然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但是从秘鲁、墨西哥等“新大陆”流向欧洲的白银导致物价变动，是学术界公认的原因之一。只是，其影响的程度和范围还有争议，不能简单地说整个欧洲都经历了同样的历程。此外，16世纪下半期以后的气温一度偏低，出现博斯普鲁斯海峡多次结冰的冰期，影响了帝国的农业与经济。

多重的原因导致奥斯曼帝国陷入财政赤字之中。最初，政府拿不出有效的对策。1589年为了给部队支付军饷，作为一时之策，政府向市场投放了不足值的银币。但以新银币支付军饷引发了常备军骑兵的不满，伊斯坦布尔发生了大规模暴动。暴动者要求处死鲁梅里省的军政官和财务长官，苏丹被迫答应。

16世纪末至17世纪前半期推行的税制及征税方法的改革，就是为了应对这一局面的举措。

缴纳货币的诸税种的改革

帝国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对用货币交纳的税种进行改革。由于通货膨胀增大了税额，确保征收额度成了首要目的。首先，从16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帝国政府开始改革非伊斯兰教的人头税征收方法。在伊斯坦布尔的财务厅之下设立的征缴人头税的专门机构，在帝国全境整理人头税交纳记录，由按新规定就任的征税官具体负责。人头税根据富裕程度分三个等级，但其基准额都有大幅度提高。

接着，将一直作为战时临时税种的“阿巴鲁兹税”常态化，但征收方法略有变化。为确保能够达到一定额度，政府在全国设置了由多户人家组成的“阿巴鲁兹”这种虚拟的“家”，对其征收货币税。在贫困地区，每一阿巴鲁兹包含的户数较多，在富裕地区则较少。为了实施这一措施，政府也将全国的阿巴鲁兹登记造册。

为获得施行新税制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帝国在16世纪90年代进行了全国规模的最终征税调查。此后，以1590年的数据为基础，逐渐更新地方数据，结合具体的变化进行征税。

中央派遣的征收人头税和阿巴鲁兹税的征税官，很多都是从中央政府周边的常备军骑兵中选拔任命。1589年，他们因军饷未足额发放，掀起叛乱。任命他们为征税官既确保国库的税收收入，又能补贴他们的俸禄，可谓一举两得。

包税制的扩大

增加国库收入的另一政策是引进和扩大包税制。包税制是没收此前授予在乡骑士的蒂玛尔封地，将税收以县等为单位汇总［每个征税单位的税源称为“穆克塔”（muqā?a'）］，然后使特定的征税承包人（简称包税人）购买一个时间段的包税权的制度。若是考虑到先前由在乡骑士负责征税的蒂玛尔封地从未向国库交纳一枚银币，这确实是帝国的一大笔新收入。

中央政府在权限内确定包税人，将其给予提出高价，且可信赖的保证人。承包时限为三至九年，最长可达十二年，但如果承包期间出现更高报价的承包人，政府也可能会中断先前承包。由于这一时期物价变动，导致以货币缴纳的征税额也大幅度变化，实际上包税人往往一年左右更换一次。

买下穆克塔的包税人向国库预付纳税额的一部分（5%—50%），随后向村社等征收高于承包额的税金，这样，向政府交纳剩余税额的同时也保障了自身利益。这种包税制先前就存在于征收关税和矿山收入等方面，在16世纪末扩大了适用范围。

和先前征收新税种的情况相同，这个时期购买包税权的多数是常备军的军人。奥斯曼帝国的常备军除耶尼切里军团外，还有由常备军骑兵团和军人子弟组成的穆特菲利卡军团，以及宫殿的外部守备军等，但购买这种新的包税权的多是属于常备军骑兵团的军人，此外，一些在宫廷供职的人也参与购买。这些先前从国库领取俸禄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帝国的征税官或者包税人，弥补了日益减少的俸禄，国家的税收工作也有人明确地负责。换句话说，政府让他们把征税作为“副业”，实现了躲避加薪压力的目标。

到了17世纪后半期，以上交俸禄为条件换取征税官职位的制度被固定下来。这样一来，常备军人代替在乡骑士成为地方上为帝国征税的负责人，作用日益重要。

上述变化意味着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征税体制正由蒂玛尔制向包税制过渡。这种转变是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进行。与此同时，这无疑导致了构成在乡骑士的骑士阶级的长期性没落。

在乡骑士的动向

蒂玛尔制向包税制的过渡是以牺牲部分在乡骑士的利益为代价的。然而，这也是16世纪末的战争特点引发的必然结果。因为，以前文提过的“长期战争”为界，在乡骑士在战场上的重要性急速下滑。

随着枪炮的引入，骑兵的作用日益减小，开始成为后方的支援力量，而不再是战场的主力。其次，由于战争已经成了旷日持久的军事对抗，实际上无法参战的骑士增多。因为他们的习惯是平时在乡村负责征税，仅在夏季参加远征。

为应对这种情况，政府加强了战场上的点名清查（约库拉玛），没收未按规定参战的在乡骑士的蒂玛尔封地。在乡骑士就这样逐步走向没落。被没收的蒂玛尔封地返还国库，其征税权按新制度承包出去。还有一部分蒂玛尔封地授予了耶尼切里等现役军人，作为其不足额的俸禄的补偿。

并非所有的在乡骑士都走向没落，整个税制的变化持续了百年以上。虽然主要地区迅速向包税制过渡，但是在帝国周边和接近前线的区域仍然保留着在乡骑士的蒂玛尔封地。名义上领有蒂玛尔封地的骑士数量反而从1527年的两万八千人增加到1631年的三万七千人，如前所述，这是因为很多耶尼切里军人得到封地。但是，能够参战的在乡骑士却在减少。16世纪，由在乡骑士及其随从编成的军队在五万至八万之间，到17世纪初就已经减半，到18世纪，战场上再也看不到在乡骑士的身影。

在乡骑士究竟去了哪里呢？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被纳入包税制之中。因为购入包税权的常备军人大多驻屯在首都地区，无法直接征税。他们要么派遣自己的代理人去征税，要么再缔结分包契约，利用当地人。

在此流程中，也许就有了在乡骑士加入包税制利益分配的空间。自己购买包税权的在乡骑士虽然不多，但是可以确定他们有成为当地的下级承包人的选择。然而，也有不可忽视的大批在乡骑士沦为农民。这一时期，在农民加入军人行列的同时，也有军人被迫沦为农民。

包税制的幕后

实际的征税，尤其包税制是如何实行的呢？“包税”一词让人觉得征税已经完全脱离了政府管理、被承保出去，但事实并非如此。清水保尚介绍了一则事例。

下图展示了叙利亚地区阿勒颇省包税业务的流程。伊斯坦布尔附近的省的包税人由中央政府确定，其他省的由地方财务官僚组织决定（①），但也须向伊斯坦布尔汇报候选者（②），最终由苏丹颁发敕许状（③），确定包税人。阿勒颇的财务长官将伊斯坦布尔送来的契约书抄本传达给阿勒颇的地方法官（④），地方法官登入账簿，参照其迄今为止的征税状况，确认无法律方面的问题之后，将结果上报给阿勒颇财务局（⑤）。管辖某税源所在郡的地方法官负有监察包税人征税事务的责任，若产生纠纷应协助调停（⑤）。

包税制的流程

包税人送交到阿勒颇地方财务长官那里的税金，抽取用于阿勒颇地方政府的维持统治的经费后，按照伊斯坦布尔的指示送往必要的场所，有时也会有专款专用的情况（比如为维持东方战线的物资购入或特定要塞守军的军饷）。

虽然现在对于包税制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是由财务系统的书记和属于欧莱玛阶层的地方法官统辖和管理税金的流程。官僚阶层的分工规定得非常详细，各部门之间通过有固定格式的公文进行业务往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往来文书也一定要记录在案，以备日后查证。

这种征税管理的结果使奥斯曼帝国留下了大量的税收相关的文书。这是各部门的官僚作为奥斯曼国家机器的螺丝钉，行使职能，承担责任的结果。在此，详细介绍一下幕后起主要作用的两类公职人员，即地方法官与书记。

地方法官的职责

地方法官可以说是奥斯曼帝国欧莱玛阶层最重要的职位。在苏莱曼一世时期确立的欧莱玛官僚机构地位之中，地方法官行政色彩最浓，因为其职责对国家很重要。

他们是从接受过穆斯林学校麦德莱赛的教育，并取得任官资格的人中选拔的，一旦上任，就不存在升迁的问题，通常是终生在任所尽其职责。奥斯曼帝国从初期开始就在各地任命了地方法官，不过，由地方法官管理的被称为“卡萨”的行政区在全国范围覆盖却是在16世纪后半期的事情。卡萨在空间上相当于省或市之下的县，省或市的管理者是军人，而卡萨是由地方法官管辖的。地方法官的上司是伊斯坦布尔的欧莱玛高层。

地方法官作为县一级的行政管理者，与地方保持密切联系，发挥着政府基层机构的作用。他们的第一职责是地方法庭的负责人，但不仅要在法庭上做出裁决，而且也要担负起杂事登记、行政管理、收取赋税和维持秩序的责任。地方法官在法庭的判决通常是例行公事，若遇特殊情况，则需向伊斯坦布尔申报，听凭中央政府裁决。地方法官自行判断、决定事务的机会并不多。

如前所述，地方法官与地区的征税事务也有紧密关联。除了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地方向中央缴纳税金业务之外，到了16世纪后半期，由于包税制的实行，地方法官的职责又增加了。选拔征税承包人、确认保证人和交付征税金额等都需要他们的监督。这一连串的工作带来的手续费也成了地方法官收入的一部分，因此，对他们来说，这些工作也成了重要的本职事务。

书记官僚

16世纪末的重大转变之中，负责制定、实施和调整的无疑是政府的财务官僚。他们面对必须支出的财政费用增加的局面，绞尽脑汁增加政府收入，在短时间内就推行向包税制转换的税制改革等政策。前文所述，军人政治家把他们视作财政混乱的元凶，甚至欲除之而后快。财务官僚也必须应对这种严峻的事态。

但是，他们自身是幕后的英雄，其“伟业”也只是当时会计簿上的各类数字而已。前文所述，作为财务官僚的穆斯塔法·萨拉尼基或许和这一变化直接相关，但他在编写的史书中并没有记录税制改革的详情。他记述的是无效的官员任用导致支出增多，还有财务官僚面对军人刀剑的威胁时的苦楚和不满。但是，这种不满背后也隐藏着对解决办法的摸索。奥斯曼帝国没有出现由于财政崩溃而引起的军事力量垮台的危险局面，而是实现了向“大政府、大规模常备军”的新体制的转型。

不过，财政官僚的相关史料不多，也是因为他们的实际人数很少。中央政府直接支付俸禄的书记的数量少得惊人。财务系统的书记在15世纪只有二十人。在16世纪，大约在五十五至六十五人。在17世纪增加到一百四十人至一百七十人，这个数字大概远远低于推测。只不过，此处所谓的书记是“头目”书记，在他们之下，还有很多弟子和类似于实习生的临时办事员。此外考虑到常规工作以外的书记业务需要任命那些待职的欧莱玛去做，如此少的数字就可以理解了。而且，这个数字是中央机构内的数字，在地方上实际负责征税业务的财务官僚不包括在内。尽管如此，中央政府的财务官僚的数字还是随着各类财政业务的增加而扩编，到18世纪增加到七百人。

书记

　书记在背后支撑着奥斯曼帝国。当时没有独立的培养制度，而是小的时候就进入老师门下，走上书记之路。华沙大学图书馆藏

另一方面，书记阶层令人难以理解的一个理由是，他们本来是为奥斯曼宫廷和军人政治家私人服务的人员，因此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调整，才具备了明确的官职体系。15世纪以后，出席御前会议的文书行政的负责者尼桑贾（负责掌管苏丹的玺印）和财务长官是两个为人熟知的最高职位，其余的书记群体虽在宫廷和大宰相下属的局或室中任职，但没有明确的组织和官阶。整个官僚体系发展为全国性的网络是16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

随着包税制的扩大以及阿巴鲁兹税和人头税在帝国全境直接征收的普遍化，17世纪，中央政府的财政长官和地方上的财务官僚成为名副其实的重要岗位。前文提到的萨拉尼基为寻求这样的职位而四处奔走。

耶尼切里军团的变化

如前所述，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征税制度的变革将奥斯曼帝国的军人、欧莱玛阶层和书记都卷入其中。变化的结果是，到了17世纪，奥斯曼帝国变成军人和官僚共同掌控的国家。在乡骑士多数走向没落，常备军持续增员。常备军中的骑兵获得了征税权，以代替旧的俸禄。征税制度的变化与支撑奥斯曼帝国前期统治的军人的“变质”，是互为表里的两种动向。

作为常备军核心的耶尼切里军团有何动向呢？实际上，他们在这个时期也发生了急剧变化。

他们一直是守护在苏丹周围的直属常备精锐部队，在战场中活跃，以军纪严明和团结作战而著称。围绕在苏丹身边、身着华丽的衣物，耶尼切里军团行进的样子显示着他们正是帝国的中流砥柱。耶尼切里军团的司令官可以直接面见苏丹，表明他们带有苏丹的“私家军队”的性质。16世纪初，耶尼切里军团大约有八千人，苏莱曼一世时代达到一万二到一万三千人，但到1609年，已经增至四万七千人。作为帝国荣耀的耶尼切里军团和军团的每个成员的性质都有了变化。

新增的耶尼切里首先是军团成员的孩子与亲戚，结果，耶尼切里军团开始世袭化。此外，包括作为非正规军而加入的农民在内，越来越多的人混进了耶尼切里军团，其中多数是伊斯兰教徒。当时，“劝诫书”的作者们对此已经提出批评。因为耶尼切里军团必须是“苏丹的奴隶”，作为伊斯兰教徒的土耳其人并非是“奴隶”身份。但是，整个军团正在向知识分子“劝诫”的相反方向发展。

比如，1666年，政府在巴尔干各市不仅向基督教农民的孩子，也向伊斯兰教徒下达了向首都选送耶尼切里志愿兵的命令。在17世纪，以少年为对象的传统的德米舍梅制度事实上已经停止。

耶尼切里的副业——向市民转变

结果，耶尼切里军团在和平时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他们或者居住在兵营里，或者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宫殿，现在，离开兵营住在都市中的人越来越多。政府也逐渐承认他们从事的各种副业。以前虽然就有耶尼切里军人在制作军队必需品的马具，但现在从事副业的人数增加，从事的行业也逐渐多样化。

他们原则上不能加入城市工商业者的基尔特，因此多是从事更下游的临时工作。有的走街串巷做小贩或去浴池工作，也有不少人去当富人的贴身保镖。身怀武艺的他们相当于都市中的流民无赖。而且，如前所述，他们为弥补固定工资的不足，要求分配蒂玛尔封地。事实上，很多人代替在乡骑士在农村取得了征税权。

当然，耶尼切里军团也依然以部队为单位在兵营集中，举行各种训练和仪式，由政府分配主副食品，维持日常生活。维持都市治安的警察职责和灭火的消防职责也由他们负担。而若被召集起来，他们要以部队为单位向战场出发。其酬劳则是每三个月发一次的军饷。

另一方面，耶尼切里军团也离开了伊斯坦布尔，驻扎在了地方要塞，17世纪70年代的数据显示，大约有30%—40%的耶尼切里军团被安排在地方都市和要塞。随着在乡骑士的没落，耶尼切里军团承担着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

他们和地方势力虽然有矛盾，但是也促进了地方都市中与军事相关的手工业生产，如马具、武器和服饰制造等，带来了很大的积极影响。在地方驻扎的耶尼切里军团中，有很多人在当地定居下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中央政府获得了蒂玛尔封地，或者成为包税制下承包者的分包人，作为自己的副业。结果，18世纪开始，我们也可以见到，耶尼切里军团出身的人成为地方上的实力派。

耶尼切里军团既保持着原有的特殊地位，又进入到社会的各行各业。这就是帝国政府此后长时间无法推进军团改革的根本原因。他们已经深深植根于社会基层的各行各业，将其从社会分离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