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政治的乱局与归治



杰拉里叛乱

与哈布斯堡家族争夺匈牙利的战争、与萨法维王朝争夺阿塞拜疆与高加索地区的战争都在持续，已纳入版图的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多次发生叛乱。叛乱者被称为“杰拉里”。这本是对16世纪初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山贼的称呼。后来，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袭击防卫薄弱的农村和市镇的草寇和暴徒、从政府脱离出去的叛军、对政府来说都是各种层面上的“贼”，因此都被称为杰拉里。先前被称为凯兹巴什的反政府游牧民，到了16世纪下半期以后，外在的什叶派色彩逐渐淡化，也被称为杰拉里。

16世纪70年代以后的安纳托利亚，小规模都市暴动频繁发生，但大约在1596年，第一波大规模的杰拉里叛乱才开始。这时候的杰拉里多数是曾经作为非正规军参加对哈布斯堡家族战争的安纳托利亚农民。随着维也纳包围战的结束，被解雇的他们，带着包括枪炮在内的武装返回故乡，和偶发的下级军人叛乱合流。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刚刚定居没几代的游牧民。只要配备武装，在战争中就和军人一样活跃，这一点在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中已得到证明。他们被随意遣散，其中部分人没有返回农村，而是和其他暴徒一起，在安纳托利亚横行。

伊斯坦布尔政府忙于东西两线作战，无法分派足够的兵力，叛乱者更为猖狂。卡拉·亚兹杰（Kara Yaz?c?）在1602年身亡，他的兄弟德里·哈桑继之而起。其他地方还发生了乌金·哈里尔之乱和卡伦德尔奥尔之乱。骑马而机动力很强的流寇集团在各地袭击村镇，结果，许多地区的村庄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账簿上消失。

这些也出现恶性循环，即靠乡村税收生活的在乡骑士被叛乱者夺走口粮，自身也变成杰拉里。更严重的是，在追缴卡拉·亚兹杰叛军的过程中，卡拉曼省的军政官不满待遇，阵前倒戈。军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也给叛军火上浇油。

另外，在叙利亚，杰昂普拉特家族也挑起暴乱。杰昂普拉特家族是库尔德族，以阿勒颇为据点。这场叛乱与其他的安纳托利亚的叛乱不同，属于传统的本土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的挑战。其首领阿里·帕夏一度与意大利的地方诸侯缔结协约，展示其要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去的态势。

这些叛乱军队的首领，多数是奥斯曼帝国的中下级军人。因此，政府有时采取招安措施，封叛军首领为市或省的军政官，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这是过去对新征服地区的旧领主采取的办法，但在这一时期，叛军首领被任命为遥远的巴尔干地区的军政官员的例子有很多。政府希望这些叛军首领离开根据地，从而阻止新的叛乱者加入他们的军队。

但是，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一结束，库由吉·穆拉特·帕夏率领的政府军转而采取强硬政策平叛，到1608年，多数叛乱都被镇压下去。第一次杰拉里的浪潮基本结束。小股残余力量虽分散到各地，但不能和政府军长期对抗了。

杰拉里叛乱的性质

杰拉里叛乱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虽是多样动机混杂在一起的叛乱，但基本上带有浓厚的统治阶层中军人权力斗争的味道。至少，叛乱的领导者具备这样的性质。因此，如前文所述，对叛乱首领进行招安、封官许愿是有效的平叛的办法。

另一方面，叛军中确有大量农民。社会流动加强，农民为参军而相互竞争和由此引起的不满导致他们成为武装流民。不过，加入统治阶层的只能是伊斯兰教徒，因此，在伊斯兰教人口占多数的安纳托利亚地区杰拉里叛乱频繁发生，但是叛乱的火种却没有飞到巴尔干。一些杰拉里叛乱的首领被招安，封为巴尔干地区的市级军政官，原因正在于此。另外，在巴尔干的部分地方，17世纪中叶，很多基督教徒改宗伊斯兰教，这和帝国政府允许农民作为非正规兵参军的时期恰好重合，可以说明两种动向是有关联的。

实际上，不仅仅是杰拉里叛军，就连讨伐叛军的政府军也鱼龙混杂。在部分在乡骑士发动叛乱的时候，镇压叛乱的只能是少数常备军（耶尼切里军团）和大宰相及省军政官的私家军队。当时已经有实力派军人政治家自发军饷，供养私人军队。此时，农民出身的非正规兵加入政府军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军队构成的变化和社会的流动并行前进。

奥斯曼二世遇害

一度被镇压下去的杰拉里叛乱，在17世纪20年代卷土重来。这次叛乱的领导者是卷入中央政府内部权力斗争的高层军人。叛乱的基本模式是省军政官对中央任官不满，在驻地加强军事力量，并从驻地发起叛乱。

混乱的根源是1618年即位的奥斯曼二世推行的政策。苏莱曼大帝以后，奥斯曼帝国已经历了五代苏丹，在软弱的苏丹之下延续着平静的统治。艾哈迈德一世在二十七岁去世的时候，其长子奥斯曼才十四岁，因此逃脱了兄弟相杀的叔父穆斯塔法继位，称穆斯塔法一世。据正史记载，穆斯塔法行为怪异，只知聚敛财富。他绝非一个正派人物，更不可能是一位合格的君主。穆斯塔法在三个月后被迫退位，继位的是奥斯曼二世。他希望早日摆脱令人忧虑的状况，恢复苏丹的权力。

但是，伊斯坦布尔的政治舞台上已经不再是苏丹掌握绝对权力，而是以担任大宰相的多名军人政治家、伊斯兰教长老、宫廷里的黑人宦官长、耶尼切里军团的司令官等人为主的党派斗争的地方。苏丹已经名不副实、大权旁落了。他不顾周边的反对，在1621年远征波兰。军事上的惨败使他彻底成为孤家寡人。

此外，当他表示要去麦加朝圣时，坊间传言他要解散耶尼切里军团并迁都开罗。1622年5月，耶尼切里军团暴动，发展成要处死大宰相等六名高官的事件。奥斯曼二世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事态进一步严重，最终，他本人被耶尼切里军团废黜并杀害。

奥斯曼二世的肖像

　十四岁即位，不幸成为耶尼切里军团叛乱的目标，在伊斯坦布尔的耶德库列城堡被杀。1620年前后绘制，托普卡帕宫博物馆藏

耶尼切里军团杀害最高主君的事情，在奥斯曼帝国史无前例，对帝国的舆论和人们的思想意识造成了很大冲击。耶尼切里军团为了在自己内部解决这一问题，不得不按照血债血偿的传统做法。他们要求处死担任大宰相的一名耶尼切里，企图用大宰相的血来为自身洗脱“罪名”。奥斯曼二世被害后的一年间，有精神障碍的穆斯塔法一世又重新回到苏丹的大位上。

但是事态没有就此平息。这一事件引发连锁反应，帝国的实力派军人政治家在安纳托利亚纷纷发动叛乱。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埃尔祖鲁姆省军政官阿巴萨·穆罕默德·帕夏在1622年发动的叛乱。随后，杰拉里叛乱遍布安纳托利亚全境，一时间，锡瓦斯、安卡拉、布尔萨落入叛军之手。阿巴萨发起的叛乱是首都政治斗争的延续。他反对耶尼切里的暴乱行为，坚决要求惩办杀害苏丹的凶手。在伊斯坦布尔，他的支持者很多。最终，阿巴萨被任命为波斯尼亚市的军政官，叛乱才被安抚下去（1628）。

穆拉德四世的时代

穆斯塔法一世被废黜后，十二岁的穆拉德四世在1623年即位。他的统治时期，在帝国东方，与宿敌萨法维王朝的战争一直继续。因为萨法维王朝的阿巴斯一世在1624年夺回了巴格达。千年古城巴格达在什叶派政权手中，还是在逊尼派政权手中，有着重大的宣传效果。因此奥斯曼帝国在1624年以后源源不断地向东方派兵。1638年，穆拉德四世御驾亲征，夺回巴格达，实现久违的军事胜利。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缔结的《席林堡条约》规定：高加索、阿塞拜疆地区归萨法维王朝领有，包括巴格达在内的伊拉克地区归奥斯曼帝国领有。

但是这一胜利很难说带来了政治稳定。穆拉德四世为了集中权力，杀害了多名亲信，进而处死了可能威胁他权力的三名兄弟。这是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和疑心过重的结果，但宫廷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充满血腥的地方。其中穆拉德的母亲基塞姆王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他为整肃社会风气，实行了禁酒、禁烟和禁咖啡的政策。穆拉德四世的时代是以维持治安、整肃社会风气为目标，但却制造出一种少见的恐怖政治的时代。这种强硬政策确实使国内秩序有了一定的恢复。响应苏丹的指向性政策，卡多扎迪（Kadizadeli）派集团在伊斯坦布尔抬头。他们主张贯彻伊斯兰教逊尼派的教义与习惯，反对偏离逊尼派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宗教激进主义。卡多扎迪派的横行给伊斯坦布尔原本和谐共存的宗教界带来一丝紧张气氛。

苏丹易卜拉欣的时代

穆拉德四世二十九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不幸夭折，其他兄弟早已被杀害。所以，继承苏丹大位的只能是有精神病的弟弟易卜拉欣，绰号“德里”（土耳其语“傻蛋”）。1640年即位的苏丹易卜拉欣丑态百出，行为怪异。帝国在这位精神病苏丹的统治下度过了八个春秋。

易卜拉欣作为苏丹的唯一使命，就是为奥斯曼家族传宗接代。托普卡帕宫殿里好不容易有了男婴的啼哭声，一场悲剧又发生了。易卜拉欣把他幼小的亲生儿子穆罕默德投入了池塘，显示出他的异常。易卜拉欣为何精神失常？可能的原因是他总是看见奥斯曼二世被杀害等政治惨祸，始终被死亡的恐惧包围着。在即位之前，他从未离开过托普卡帕宫殿一步。

苏丹们的墓地

　在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旁边的墓地，艾哈迈德一世和基塞姆王妃、奥斯曼二世、穆拉德四世都埋葬在这里。近处并排放着的是夭折的王子的棺木

身着奇装异服的巫师出入易卜拉欣的宫廷中，甚至位居高官，掌握实权。他的母亲基塞姆王妃已经被实质上隔离于宫廷之外。由深宫中一群不懂军事指挥又无行政手段的家伙发动的克里特岛包围战，遭到了威尼斯的报复，达达尼尔海峡被威尼斯海军封锁，伊斯坦布尔岌岌可危。

最终，欧莱玛与各派军人达成妥协，1648年，易卜拉欣被废黜，不久就被杀害。继位的是不到七岁的穆罕默德四世。经过八年的混乱，到1656年，老练的军人政治家寇普洛鲁（K?prülü）·穆罕默德·帕夏就任大宰相，手握全权。一般认为这是穆罕默德四世的母亲图尔汗妃让渡权力的结果。据说图尔汗妃指使黑人宦官长杀害了掌管后宫实权长达二十八年的基塞姆王妃，取而代之，成为后宫之主。

以上这些历史，都是依据服务于寇普洛鲁家族的历史学家的记载。奥斯曼帝国在这段时间简直是不可思议地混乱。但是，书写这段历史的人融入了太多的主观色彩。这些史家要为此后登台的寇普洛鲁家族树碑立传，所以将此前的历史写得漆黑一团。那样的记载无疑也是“事实”，但是不可全盘相信。

到了近世社会，很多国家的政府机构已经和宫廷分开，宫廷内的阴险权谋和血腥政变已经成为历史演进的插曲。法国的波旁王朝和日本的德川幕府皆是如此。在奥斯曼帝国，宫廷内你争我夺、永无宁日，可维持国家运转的各项制度还在发挥着功能。

寇普洛鲁·穆罕默德·帕夏恢复帝国秩序

寇普洛鲁担任大宰相时，已经八十岁左右。他生于阿尔巴尼亚，在伊斯坦布尔宫廷接受教育，但之后以安纳托利亚的寇普洛城为据点展开活动。他和当地的实力派缔结了婚姻，在寇普洛城有丰厚的经济基础。

他担任过实力派军人政治家的家臣，历任市、省级的军政官，从政经验丰富。他的同盟者和政敌都很多，职位变换频繁。据说他因为败给政敌而失业，不得不借款养活庞大的家臣团体，并一度因借款纠纷而被投入监狱。这个时代的军人政治家都以人脉和派别为基础活动，但寇普洛鲁的火爆脾气和坚决的态度，反而能够挽救陷入极度混乱的奥斯曼帝国。

首先，他彻底肃清了在伊斯坦布尔飞扬跋扈的卡多扎迪派激进主义团体和敌对的军人集团，牢牢掌握了权力。1657年8月，寇普洛鲁又在爱琴海大破威尼斯海军，解除了敌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封锁。伊斯坦布尔的心头之患被消除，使得寇普洛鲁·穆罕默德·帕夏推行的强硬政策有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宫廷中的图尔汗妃非常支持这位年迈的大宰相。翌年，为了惩罚与奥斯曼帝国为敌的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大宰相率军远征特兰西瓦尼亚，进攻波兰。而且，他以助长瓦拉几亚混乱的罪名，处死了希腊正教会的总主教。

另一方面，因为他的行动而感到威胁的反主流军人政治家和地方实力派军人也蠢蠢欲动，阿勒颇的省军政官阿巴扎萨·哈桑·帕夏在安纳托利亚举起叛旗，进而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发展为杰拉里叛乱。不过寇普洛鲁·穆罕默德·帕夏在1661年平定了叛乱，为17世纪后半期经济与社会的稳定打下了基础。

对外重启战端

17世纪后半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再次向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开战。两国依据1606年的《西特瓦托罗克条约》，维持了六十年和平。因为奥地利投入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而奥斯曼帝国应付国内的乱局，双方的力量都在削弱。

接替寇普洛鲁·穆罕默德·帕夏就任大宰相的是其长子法祖鲁·艾哈迈德，新的大宰相在1663年发动了对奥地利的战争。帝国军队在匈牙利西部吃了败仗，不过，第二年的议和却也让奥斯曼帝国满足。在地中海，经过长期的包围战，1669年，干地亚王国陷落，奥斯曼帝国攻占了克里特岛。1672年，奥斯曼帝国与波兰为争夺乌克兰开战。同一年奥斯曼帝国攻占了第聂伯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沃伦——波多利斯克台地。此时，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领土达到最大。

但是，这些距离伊斯坦布尔很遥远的战争，已经显示出了奥斯曼帝国军事活动的界限。帝国在军事行动中过于依赖属国克里米亚汗国的军队，如履薄冰。接下去，迎接奥斯曼帝国的是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战争的失败。本书将在第七章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