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官僚统治阶层的兴起



“恭顺苏丹”的开始

久为疾病所苦的苏莱曼一世在1566年开始了最后一次远征。哈布斯堡家族的新皇帝马克西姆利安二世在匈牙利夺取了奥斯曼帝国控制的要塞。苏莱曼的远征是为了报复。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将马克西姆利安二世的军队击退，进而包围了匈牙利西部的重要城市西盖特瓦尔。然而，就在西盖特瓦尔即将陷落之际，苏莱曼去世。据说最后一次远征，这位不可一世的苏丹都是在病床上指挥战斗。

大宰相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隐瞒了苏丹的死讯，在攻陷了西盖特瓦尔以后，对城池略作修复，就在大约一个半月以后向伊斯坦布尔撤军。遗体就临时安防在帐篷中，大宰相为了压制希望继续进兵的主战派，把时间用于修复城池，等待秋天到来后返回伊斯坦布尔。另一方面，大宰相写信给在继承人之争中胜出的塞利姆王子，希望他派军队到巴尔干与自己会合。

苏莱曼一世的葬礼

　苏丹的棺木上装饰着表明死者生前地位的头巾，背后是苏莱曼一世的清真寺。1579年绘制，切斯特贝蒂图书馆（都柏林）藏

塞利姆以外的继承人并不存在，但是大宰相为何要用这种办法处理苏丹的后事呢？原因有二：

第一，苏丹虽然更替，但是大宰相希望维持以自己为核心的现政府。到这时为止的奥斯曼帝国，王子们都是在任职地点培养自己的家臣团体，若继位为苏丹，会将自己的家臣团任命到重要的岗位上。塞利姆王子的家臣大约有两千人。但是，在苏莱曼一世长期的统治之下，政府的管理部门在逐渐完善，未必事事和新苏丹保持一致。大宰相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巧妙地操纵了塞利姆，迫使他承认了既有的政府。

第二，塞利姆继位，各阶层的军人纷纷要求更多的赏金。前文所述，塞利姆继位的过程充满了血腥，军人要求新苏丹相应回报对他的支持。大宰相也通知苏丹在这方面做好准备。

王子时代的积蓄已经在继承人争夺战中消耗殆尽，塞利姆向自己的姐姐米赫丽玛赫借款五万金币，向部队支付了赏金。事实上，耶尼切里军团在苏莱曼清真寺前苏丹的葬仪过程中多次示威，向新苏丹表示不满。

塞利姆作为弱势苏丹即位了。他把政务委托给大宰相，在位期间从未率军远征，而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后宫与埃迪尔内的猎场享受生活，最终留下了“醉鬼”的恶名。

后苏莱曼时代，就是这样一个苏丹从军事和政治的最前沿消失了的时代。取而代之，以大宰相为中心的奥斯曼官僚的统治开始。在官僚制的时代，软弱的苏丹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塞利姆顺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后苏莱曼时代顺利地拉开了帷幕。

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的时代

大宰相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出身于波斯尼亚的小贵族家庭，他通过德米舍梅制度进入奥斯曼宫廷，在苏莱曼一世晚年就任大宰相。

和此后短命的大宰相不同，他担任大宰相十四年之久，代苏丹领军，做出重大决策，同时，在自己身边汇集了一批军人、书记和欧莱玛，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派别。以党派和赞助者为基础的政治是16世纪中叶以后奥斯曼帝国的特征之一。

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的家族都受到了优待，改宗伊斯兰教的亲族在波斯尼亚和伊斯坦布尔任职。苏莱曼一世时代，1557年，他的弟弟（后来其外甥也曾担任这一要职）出任塞尔维亚正教会大主教。一度中断的塞尔维亚正教会在奥斯曼帝国又重新恢复活动。这一政策是为了在与哈布斯堡家族的对抗中拉拢巴尔干的基督教徒。索库鲁家族的事例，充分体现了在德米舍梅制度下被录用、做官是整个家族实现荣耀的道路。

只是，他的权势也并非绝对的，其政敌也在组建派别与他对抗。苏丹在政治斗争中是一枚重要的棋子。深居后宫的苏丹必须扮演好他的角色，发挥他的政治作用。虽然苏丹已经没有领导力，但是奥斯曼帝国后半期的历史依然是以苏丹为中心展开的。

地中海局势

在后苏莱曼时代，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军事优势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这种成功主要是因为在地中海扩展了霸权。1570年，奥斯曼海军向威尼斯占领下的塞浦路斯岛发起进攻，力求解决多年的悬案。第二年，帝国征服了塞浦路斯岛，伊斯坦布尔到埃及的航路安全得到了保障。

对此，威尼斯联合罗马教皇、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企图夺回塞浦路斯岛。双方的海军在1571年10月于伯罗奔尼撒半岛附近的勒班托海湾展开了决战。联军由非常有能力的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唐·胡安（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同父异母的弟弟）指挥，相比之下，奥斯曼海军的指挥官经验不足，全部船只要么被捕获，要么被毁。但是，联军后来的步调不再一致，没有给奥斯曼海军毁灭性打击。奥斯曼海军在冬季加紧重建，在第二年夏，新派往地中海的舰队，比上一年损失的数量还多。

16世纪后半期的黑海沿岸与高加索地区

　奥斯曼骑兵与克里米亚汗国骑兵向北方进军，于是产生了开凿大运河的构想

面对强大的反攻，威尼斯被迫在1573年与奥斯曼帝国缔结和约，不得不放弃塞浦路斯，并且同意支付三十万金币的贡纳金。若从占领塞浦路斯岛来说，奥斯曼帝国无疑是这一系列战争的胜利者。1574年，奥斯曼帝国新组建的舰队在西地中海夺回了上一年被西班牙无敌舰队攻占的突尼斯，延续在地中海的霸权。

但是，勒班托海战的失败无疑使在宗教战争中分裂的欧洲人空前团结。欧洲所有的政治力量都为土耳其人的某次失败而兴高采烈。世界文学名著《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从西班牙前往意大利，参加了勒班托海战，他在战斗中失去了左手，却以此为后半生的骄傲，成为文学史上广为人知的一段故事。塞万提斯在归国途中在西地中海不幸被海盗俘虏，又度过了五年的艰苦生活。那时候，《堂吉诃德》还没开始构思。

挑战限制的两大运河计划

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担任大宰相期间，制定了两项宏大的计划。其一是开凿苏伊士运河。这项计划提出的背景是塞利姆二世即位之后爆发的也门叛乱。这次叛乱是1566年由当地什叶派分支宰德派的首领发起的。镇压这场叛乱用了三年时间。为此，帝国统治者认识到联结地中海与红海，切实控制阿拉伯半岛的重要性。帝国先前的统治者向印度洋开拓遇到了挫折，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也许有意重启向印度洋进军的计划。但是，这一计划仅限于勘查，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其二是在北方开凿大运河——联结顿河（注入亚速海）与伏尔加河（注入里海）。到1569年，运河已经开凿了三分之一。如果运河通航，就可以通过伊斯坦布尔向里海派遣海军，从那里向莫斯科公国，以及东方宿敌萨法维王朝发起攻击。它还可以获得以毛皮为代表的俄国商品的关税收入。但是，计划没有最终完成，在1570年宣告放弃。

两大运河开凿计划都以失败告终，其共同点是尝试着为已经到达极限的帝国扩张寻求新的突破。后来，英国和法国在1869年实现了苏伊士运河通航；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也在1952年被苏联政府以运河的形式贯通，可见，这两大运河开凿计划最初并非空想。只是，在奥斯曼帝国“本土”指挥并完成偏远地区的重大工程，财政负担过重，而且，当时在技术上还有难以克服的障碍。这样，奥斯曼帝国转向守卫既有领土。

漫长的高加索战役

1574年，塞利姆二世亡故，穆拉德三世继位。穆拉德三世初期，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继续担任大宰相，实力派军人政治家之间的权力斗争进一步激化。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逐渐大权旁落。政敌们批评了他在东西两个方向的和平主义路线，主张开战。当然，主战派都是为了提高自身地位。结果，1578年，奥斯曼帝国远征萨法维王朝占领下的高加索，不久，反对远征的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在执行公务时被暗杀，一般认为是政敌所为。

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死后，伊斯坦布尔政局陷入混乱，多名实力派你争我夺。穆拉德三世统治的二十一年里，大宰相更换了十一次，这一职位成为中央权力争夺的焦点。斗争的结果对战争的发展影响很大。

1578年，奥斯曼帝国对高加索和阿塞拜疆开战。奥斯曼军队要迎战高加索本土的统治者和萨法维王朝，还要面对复杂的地形与严酷的自然环境，物资运输极为困难，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十三年。1590年双方议和，但原因只是萨法维王朝面临国王的更替和昔班尼王朝的入侵等多重不利条件而已。1590年，奥斯曼帝国终于占领了高加索和阿塞拜疆，可以收兵了。

由此，帝国的疆土确实进一步向东方扩大。不过，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胜利，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都认识到战争是徒劳无益的。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坚决反战的举动还在人们的记忆中。主管财务的穆斯塔法·萨拉尼基（Mustafa Selan?k?）作为文官参加了这场战役，他感慨道：“这是一场伟大的征服战，但战争的结果是国库空虚，军纪混乱。”“伟大的征服战”的成果，很快被萨法维王朝夺回。17世纪初，阿巴斯一世重振国威，萨法维王朝很快转入反击。阿巴斯一世抵抗了东方的昔班尼王朝的进攻，随后迅速改革国内体制，特别是军事制度，在16世纪末致力于收复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的土地。奥斯曼帝国忙于与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无力应对东部战局。1603年，大不里士陷落，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阿塞拜疆的占贾等要塞也渐次失守。到1607年，奥斯曼帝国在穆拉德三世时期获取的土地全部丧失。双方的领土分界线回到了1555年《阿马西亚和约》规定的状态。

与哈布斯堡家族的持久战

在西线也是同样的消耗战。1593年，在主战派老将古贾·希南·帕夏的推动下，作为实力派军人政治家权力斗争的结果，奥斯曼帝国再次出兵匈牙利。正如前文所述，被哈布斯堡家族与奥斯曼帝国分区占领的匈牙利存在被迫向双方的官吏都缴税的地区，双方的争夺已经常态化，不缺少全面开战的借口。

这次对匈牙利的军事行动，让多瑙河以北的奥斯曼帝国的三个属国陷入混乱。在匈牙利境内的战线上，奥斯曼帝国军队处于劣势，有鉴于此，特兰西瓦尼亚倒向哈布斯堡家族，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国领主也调转枪口。奥斯曼军队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战争陷入长期化。在此期间，奥斯曼支配的主要据点布达也两度深陷包围，但没有陷落。

1603年，战况开始有利于奥斯曼帝国，因为特兰西瓦尼亚、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战局都发生了逆转。哈布斯堡军队杀死了瓦拉几亚大公；特兰西瓦尼亚发生了反哈布斯堡家族的叛乱。另外，奥斯曼军队方面，在大宰相拉腊·穆罕默德·帕夏的领导下，挽回了匈牙利的败局。1606年，双方在位于缓冲地带的西特瓦托罗克议和谈判。

长达十三年的战争，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奥斯曼军队虽说多次克服危机，守住了旧的领地，但16世纪前半期帝国的优势可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哈布斯堡家族没有发挥军事技术的优势，也没有一如既往地维持住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本土势力的完全信赖。1606年签订的和约让双方维持了六十年的和平。

持久战的意义

战争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是深远的。战争持续了十三年，奥斯曼帝国慢慢摆脱了战争前半期的被动局面，双方最终恢复到开战前的状态。这种“反败为平”正是因为战争开始后不久，奥地利军队显示出新技术的优势，而奥斯曼帝国以敌为师迅速模仿，也在战场上应用新技术，从而挽回被动局面。16世纪后半期，欧洲的“军事革命”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意大利筑城术的推广。

二、火枪的改良和配备火枪的步兵的增加。

三、进攻以枪炮为中心之后的战术的改良。

奥斯曼军队迅速改良了耶尼切里军团，从安纳托利亚农村募集能够使用枪炮的非正规步兵。虽然他们未经过长时间训练，但也开赴前线，投入战斗以追赶前述“军事革命”的第二个方面。只是，战争结束，这些非正规军失去了用武之地，成为社会不安的因素。

在军事技术方面，奥斯曼帝国在第一点和第三点基本上和欧洲保持同步。但是，在16世纪，奥斯曼军队的总体优势已经丧失。战争已经很难为帝国开拓新的空间。

在帝国的东西线，除穆罕默德三世即位后仅有的一次以外，再也没有苏丹御驾亲征。苏丹再也不是驰骋疆场的统帅，而是在伊斯坦布尔深宫享乐的君王而已。

后宫的职能

苏丹整日在托普卡帕宫殿寻欢作乐，后宫的职能日益凸显。苏丹实质的政治功能在弱化，但政治实力派须通过在后宫服务的人员，才能达到利用苏丹的目的。此外，幼主继位，母后和外戚的影响力就会加强。穆拉德三世的生母努尔·巴努开创了皇太后居住在托普卡帕宫殿的先例，此后后宫的工作人员及相应的经费也都增加。

后宫的服务由黑人宦官担任。17世纪以来，一直有三五名领薪的黑人宦官，其中的黑人宦官长位于负责侍童教育的白人宦官长之上，负责整个宫廷事务的协调与管理。他们和帝国的政治官僚不同，属于苏丹的私佣。这些人利用自身职务的特点，谋求到了管理以苏丹名义设立的宗教捐赠项目的职位，借机敛财。而且，为麦加、麦地那设立的宗教捐赠管理者也由黑人宦官长担任。黑人宦官多出生于苏丹，在埃及接受阉割手术后被进献到伊斯坦布尔。因此，很多黑人宦官在退休以后返回埃及，在那里还能发挥影响力。

黑人宦官长

　黑人宦官长成为苏丹和母后与军人政治家之间的中介，掌握实权。荷兰国家博物馆收藏

从16世纪下半期开始，在后宫内部形成了以苏丹的母后为顶点的等级制度。母后以下，是给现任苏丹生育了男孩的妃子，她们被称为“哈塞基”。后宫的女性大部分是战争俘虏或作为贡品的奴隶。

虽说是女奴，但地位又有很大差别，后宫是她们接受教育的场所，可视作是学习日常生活的繁文缛节与森严的等级观念的女性学校。宫廷中的女性“前辈”对后来者负有教育的义务。宦官长发挥着类似于舍监的作用。在此之中，苏丹母后看上的那些优秀的女性可能成为苏丹的侧室。

托普卡帕宫殿的后宫内部

　周边是女性的住所，后宫的女性有的是从奴隶市场购买的，有的是从各地进献而来。很多出生于巴尔干和高加索

另外，苏丹的母后和生育了男孩的王妃们会参与类似于欧洲王室外交的活动。从穆罕默德三世的母后萨福艾妃寄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信函来看，她们模仿欧式的皇家礼仪，并且互赠礼物。

后宫的重要作用是为奥斯曼家族传宗接代，但除穆拉德三世外，苏丹的侧室很少。其余的女性到了一定年龄，可能被许配给同样是宫廷侍童出身的军人政治家，然后就可以离开宫廷了。

穆拉德三世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改变苏丹皇位继承方法的契机。还是王子时代，他就有了穆罕默德这个儿子，并在后来任命他担任市军政官。此后，穆拉德三世生育了很多孩子，1595年驾崩时，已经有了十九个男孩。继位的穆罕默德三世不忍心杀害和自己年龄悬殊的幼弟，但不得不遵守这种残忍的传统，将他的所有兄弟一律绞死，并废除了王子在帝国担任市军政官的惯例。

新苏丹继位后，在托普卡帕宫门前，前苏丹和他儿子们的棺木排成长长一列，人们泣不成声，这是编年史留下的记载。此后继位的艾哈迈德一世没有杀死自己的弟弟穆斯塔法，新苏丹继位时的血腥弑亲在1603年以后逐渐淡化。当然，苏丹的继承规则没有进一步明确。不由父传子，而由一族中年长者继承的情况也很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丹作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