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壮丽王”时代的开启

帝国史上的转折期

塞利姆一世在位八年，开疆拓土，将帝国面积扩大一倍。而其后继者苏莱曼一世，则是帝国历史上最知名的君主。

苏莱曼之所以有名，一是因为他曾经率军包围维也纳，令欧洲各国的王公贵族闻风丧胆。他在欧洲被称为奥斯曼帝国的“壮丽王”。面对着奥斯曼帝国的威胁，许多欧洲人感觉苏莱曼的宝剑似乎随时会刺向他们的咽喉。另一方面，他受基督徒女奴出身的许蕾姆王妃的（名为洛克姗拉娜）的操控，两人的宫闱艳史为人津津乐道。

苏莱曼一世的丰功伟业和他的后宫佳丽一样，留给欧洲人很多想象空间。那些丰功伟业标志着奥斯曼帝国达到了顶峰时期，而苏莱曼与王妃的宫闱秘闻则象征着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在他的时代，奥斯曼帝国达到顶峰，之后则必然是漫长的下坡路。这就是苏莱曼大帝留给后世的印象。

苏莱曼一世的画像

　纳加什·奥斯曼画（Nakka Osman）。1597年，托普卡帕宫博物馆藏

的确，苏莱曼一世的统治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这种划时代并非是帝国上升与衰落的拐点。实际上，它是由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军事国家，向着在固定疆域內整合各社会阶层的官僚制世俗国家转化。在前半期，帝国采取的是超越宗教的统治策略；在后半期，伊斯兰教在帝国已经处于支配地位。从兴盛的前半期到衰落的后半期的转折，并不是瞬间发生。对于苏莱曼大帝在位时期是奥斯曼帝国鼎盛时代的理解，不过是从“对欧洲的威胁”的视角上的一种简单评判而已。

这种转折时期的到来，主要来源于苏莱曼即位时帝国面临的两个客观事实：第一，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一个非常广阔的东西狭长的帝国，显然很难继续扩大；第二，他是奥斯曼帝国第一个作为麦加、麦地那保护者即位的苏丹。由于这两点因素，苏莱曼在位四十六年，帝国慢慢开始转型。苏莱曼以后的苏丹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易卜拉欣·帕夏登场

父亲塞利姆一世执政八年，几乎全在远征东方的马背上度过。塞利姆一世仿佛没有时间把伊斯坦布尔的宝座坐热。在此期间，苏莱曼作为无可争议的皇太子担任马尼萨市的军政官。根据需要，他会往返于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以抵御可能来自西方的攻击。塞利姆是否有其他子嗣并无史料记载，但留下具体名字的只有苏莱曼一人。由于他“独生子”的特殊地位，1520年塞利姆去世的时候，帝国没有出现大的混乱。

但这不意味着苏莱曼身边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在塞利姆一世去世的前一年，中亚亲萨法维王朝的凯兹巴什再度挑起叛乱，此时余波还未平息。在苏丹更替的时候，大马士革市的军政官也趁机举起叛旗，试图将叙利亚从帝国的版图分割出去。叛军的领袖是旧马穆鲁克王朝出身的军人。这一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新苏丹的根基明显尚未巩固。

在立足未稳的时候，苏莱曼把王子时代的好友、宠臣易卜拉欣·帕夏提拔为宫廷中的侍童首领，留在身边。1522年罗德岛征服战后，正处于而立之年的易卜拉欣·帕夏被提拔为大宰相。此后十余年，苏莱曼的重大政策和主要战役都有易卜拉欣在背后的支持。

易卜拉欣·帕夏并非一直都像影子一般。作为极其优秀的大宰相，他也在政治第一线处理政务。他和苏莱曼一世的关系颇为暧昧，“甜心”的绰号显示他和主君之间的恋爱关系基本无疑。后文还将提到，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中，同性恋比比皆是，这种关系并不特别。但易卜拉欣·帕夏与苏莱曼的关系之特殊性在于，作为宠臣的前者非常有能力，在政治舞台上异常活跃。他的成功引来了嫉妒和猜疑，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在这里还要补充一句，易卜拉欣·帕夏娶了苏莱曼的妹妹、公主哈迪吉为妻。

宫廷侍童——从巴尔干贵族子弟到德米舍梅制

易卜拉欣早年的经历是个谜团。有人说他的父亲是亚得里亚海沿岸城市帕尔加的威尼斯侨民，还有人说他出身于克里米亚。其进入宫廷，成为苏莱曼的侍童也有按照德米舍梅制度进宫和被海盗贩卖进宫两种说法，无法确定具体情况。能够肯定的有两点：易卜拉欣的父亲是普通的基督教徒；他在侍童时代就被苏莱曼提拔，成为宫廷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如前所述，15世纪以后的奥斯曼帝国宫廷中，侍童出身而担任大宰相者不在少数。穆罕默德二世时代和巴耶济德二世时代的宫廷里活跃着很多旧巴尔干统治阶层的子弟。但是，吸收旧统治阶层子弟的过程到16世纪已经告一段落。这时，侍童的出身进一步多元化。在理论上，放羊人的孩子也可以通过德米舍梅制进入宫廷，登上帝国权力的高层。

哈布斯堡家族驻奥斯曼帝国大使修斯贝克在一封书简（1555）中写道：

在奥斯曼帝国，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其天职，体验幸福。贩夫走卒的子弟，也有时出现在苏丹侧近，身居高位。他们不必为出身感到自卑和羞耻，相反却埋下了高傲的种子。他们从祖先那里基于出身而继承下来的东西越少，自豪感越强烈。

苏丹与侍童

　照顾苏丹日常生活是侍童的工作。图中央是苏莱曼一世，右边是侍童长和两名带刀护卫。1558年绘制，托普卡帕宫博物馆藏

修斯贝克是贵族的庶出，因此饱尝了生活的心酸。他看到众多平民子弟进入奥斯曼宫廷，并且身居高位，心生艳羡之情。

但是，在宫廷接受培养并担任侍童的人，没有贵族出身这种身份保证（或者是进宫之前所接受的教育），其提拔和晋升的标准越来越依靠个人能力。一方面，这是为了促进他们作为帝国骨干的后备力量而尽可能发挥才干，另一方面，他们的晋升也是苏丹个人意志的体现。

苏莱曼评价易卜拉欣“宽容”“公正”，另一方面，在对易卜拉欣超乎寻常的提拔中也显示出苏莱曼执着的爱恋之情。苏莱曼的爱情，在统治前半期倾注给了宠臣易卜拉欣，在后半期则为爱妃许蕾姆独享。其程度超出了至今为止的习惯和常识。

和不与任何人商谈的父亲塞利姆不同，他愿意倾听周边人的意见，并且在他们的影响下行动。这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弱点。作为帝国史上的“壮丽王”，苏莱曼后来完全被理想化了，但作为真实的个人层面，苏莱曼时而受万民拥戴，时而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

易卜拉欣·帕夏与埃及

大宰相易卜拉欣·帕夏最初的功绩是把埃及正式纳入帝国的统治。1522年，帝国首任埃及军政官哈伊尔·本死去，旧的马穆鲁克王朝军人接连掀起叛乱，混乱一直在持续。为平息事态而作为军政官被帝国派出的实力派军人艾哈迈德也掀起了叛乱。1524年，艾哈迈德宣布脱离帝国统治。如果没有易卜拉欣的平步青云，艾哈迈德可能就晋升为大宰相了。他是身居高位的军人政治家。从他自荐担任埃及军政官来看，在埃及发动叛乱可能是蓄谋已久的事情。但是，这场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为收拾混乱局面，易卜拉欣·帕夏在1525年被派往埃及，改革马穆鲁克王朝时代留下的行政残余，调查并编修新的地方法令，显示出奥斯曼帝国统治埃及的新手腕。他发挥出色的行政能力，稳定了埃及的局势，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统治终于走上正轨。

在1526年至1527年，南安纳托利亚接连发生对奥斯曼帝国的叛乱，易卜拉欣·帕夏简直就像帝国的灭火队，又出兵平叛，立下功劳。叛乱依然是亲萨法维王朝的凯兹巴什骑兵挑起的，但其中很多是曾为杜尔卡迪尔侯国效忠的旧军人。帝国废除了利用先前的杜尔卡迪尔侯国的君主在当地维持的间接统治，直辖南安纳托利亚，因此遭到他们的反对。易卜拉欣·帕夏对这些叛乱分子——曾效忠杜尔卡迪尔侯国的旧军人——采取怀柔政策，授予蒂玛尔封地，成功地把叛乱平复了下去。

出色的行政能力，正是这个庞大帝国的统治阶级所必须具备的。即便在战场上能征惯战，也不一定能当一个出色的地方军政官。易卜拉欣·帕夏正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军人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