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原来是这样的——包公如何理财

包公在写给宋仁宗的奏章中说过：“今之总邦计者，内则三司使，外则转运使。当此财用窘乏之际，居职者尤宜佥求才杰之士，俾之兴利除害，庶几可济。”（《孝肃包公奏议·请选内外计臣》）掌管大宋财政的是三司使和转运使，三司使管中央财政，转运使管地方财政。现在开支浩大，国库空虚，三司使与转运使至关重要，尤其需要选拔杰出的人才来担任。朝廷要放开手，让这样的人才来改革财税，开源节流，解决财政赤字。

包公屡任转运使，后任三司使，既管过地方财政，也管过中央财政，他自己算不算“兴利除害，庶几可济”的“才杰之士”呢？我们可以看两个例子，一个是包公在圈地养马方面的“兴利除害”，另一个是他在食盐专卖方面的“兴利除害”。

先说养马制度。

1942年北京琉璃厂出售的套色版画《摇钱树》。日本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藏本

宋朝与辽国交战，在军事上不占优势，太祖太宗总结教训，认为马不如人。也就是说，宋朝马匹太少，战马更少，用自己的步兵跟人家精锐的骑兵打仗，肯定打不过。宋真宗即位后，在河北西路圈占了一百多万亩土地，将良田改成牧区，专门养马，但是收效不佳。包公在河北做过官，深知其中的利弊，他建议仁宗皇帝进行改革：

臣窃见河北漳河淤地，名为沃壤，而广平监于邢、洺、赵三州，共占民田一万五千余顷，并是漳河左右良田。每牧马一匹，占草地一百一十五亩。……河北西路惟漳河南北最是良田，牧马地已占三分之一，东路又值横陇、商胡决溢，占民田三分之二，乃是河北民田六分，河水马地已占三分。其余又多是高柳及泽卤之地，俾河朔之民何以存济？欲乞且令人户依旧耕佃，供纳租课。若据一年所得，亦可置数倍鞍马，公私大利，无甚于此。

朝廷设置的养马机构广平监在河北西路圈占了一万五千顷（一顷为一百亩）土地，都是漳河两岸的良田。占地这么多，养马却很少，平均一顷地才养一匹马。现在河北西路的耕地被圈占了三分之一，而河北东部又因为黄河决口，耕地被淹没了三分之二。粗略估算，整个河北一半的耕地已被牧区和洪水占据，剩下的不是沼泽地就是盐碱地，不适合耕种，以后河北人民靠什么吃饭呢？据微臣所知，如果将养马地交还给农民耕种，上缴的租税用来买马，能比养马多出好几倍。希望皇上体恤河北人民的疾苦，革除养马政策的流弊。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大宋疆域狭窄，缺少牧区，就应该圈地养马，否则去哪儿买马呢？跟辽国买，那不等于与虎谋皮吗？实则不然，与北宋接壤的牧区不只有辽国，还有西夏与吐蕃后裔唃厮啰，宋朝完全可以向西夏和唃厮啰买马。其实，在北宋中后期，宋与邻国互市不断，以茶叶、丝绸、香料、瓷器为武器，从经济上征服了辽国和西夏，交易所得的战马数量远远超过原先养马的数量。追根溯源，其中离不开包公的贡献。

再看食盐专卖。

宋仁宗在位时，河北驻军跟辽国军队打了一仗。宋辽对峙，互为敌国，打仗是常有的事，可是这回打仗跟过去不同，过去是为疆域而战，为土地和人口而战，这次却是为盐而战：辽国人溜进河北，倾销他们的低价盐，宋朝方面当然要反倾销，谈判桌上谈不拢，于是开打。

辽国为什么要在宋朝卖盐呢？因为有利可图。

宋朝搞食盐专卖，政府垄断盐业生产，在山西、陕西建造盐池，在山东、浙闽围起盐场，在四川、贵州开凿盐井，将农民变成制造食盐的工人，免除他们的农业税，发给他们口粮和薪金，让他们世世代代在盐池、盐场和盐井里劳作，平均每年完成的生产任务高达三亿斤。

盐工生产出这么多食盐，不能卖，全部上缴朝廷，让朝廷来卖。朝廷怎么卖呢？通常是高价批发给有特许经营权的盐商，再由盐商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坐商和老百姓。有时候朝廷也会绕开盐商，直接开设官盐店，让老百姓去官盐店里买盐。

朝廷发给盐工的工资是很低的，“人给米日二升，户给钱四万”（《宋史·食货志·盐上》）。每人每天给两升米，每个家庭每年补贴四万文。而在卖盐的时候，政府的定价却非常高，北宋末年的权相蔡京算过一笔账：“河北、京东末盐，客运至京及京西，袋输官钱六千，而盐本不及一千。”盐商们从河北和山东的国营盐场采购成品盐，每袋盐要花六千文，而每袋盐实际的生产成本不到一千文，政府倒手赚了五倍有余，明显是暴利。

官盐太贵，老百姓吃不起，就会买相对便宜的外地盐。坦白讲，辽国盐的生产成本并不比大宋低，可是辽国政府不那么贪心，不会翻几倍加价，售价要比宋朝官盐便宜，所以宋朝老百姓会选择买辽国盐。

从政治角度讲，宋朝老百姓这样做是不对的。辽国是敌对势力，你不买朝廷的盐，却买敌人的盐，本该朝廷挣的钱，你让敌人挣了，你这是赞助敌人。可是老百姓不懂政治，只懂生存，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谁的盐便宜，他们就买谁的盐。宋朝的愤青好像也不懂政治，他们完全可以发起一场“抵制辽盐”的运动，但是史料里没有记载这样的壮举。

史料里只记载了包公的壮举。

包公给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也就是被他弹劾过的那位低价买房的大臣）上书，借张方平之口说服仁宗皇帝，取消了河北地区的食盐专卖。包公的理由是这样的：河北紧临大辽，属于军事特区，军民一心抗辽是重中之重。我们官盐售价高，辽盐自然受欢迎，我们禁止老百姓买辽盐，老百姓一定恨我们，民心一失，大势必去，百姓跟辽人合伙造反，我们只能倾全国之力来镇压，“所得盐利能补用兵之费乎？”（《武溪集·论河北榷盐》），通过食盐专卖获得的利润还不够发军饷。朝廷认为有道理，于是暂时停止食盐专卖，让河北百姓自由买盐。

河北的食盐战争消弭了，陕西的食盐改革又开始了。包公去陕西做转运使，发现陕西的食盐专卖不得人心。第一，将盐场的盐运往各地，用的是农民，当地农民家有一贯财产，就要负责运送两包食盐，车要自己备，路费要自己出，一路上的吃穿用度都要自己承担，官方不给一分钱，纯属劳役；第二，所有盐店均为官营，没有中间环节，不许私商介入，试图独霸所有利润，但是由于官盐店的营业人员端着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人浮于事，上班迟到，脸子难看，以次充好，老百姓去买盐，要受一肚子窝囊气；第三，管理盐场与盐店的官吏监守自盗，或偷卖官盐，或用价格低廉的私盐冒充官盐，或者直接侵吞盐利，将卖盐的收入瓜分了。包公向朝廷报告说，陕西盐法弊端太多，民间怨气很大，朝廷的收入却没有增长。当时朝廷正准备跟西夏打仗，陕西是战略前线，朝廷担心变法会造成政局动荡，所以没有采纳包公的报告。

一年后，包公调任“三司户部副使”，去财政部做了官，再次给仁宗分析陕西盐法。他说：“差役兵士牛车及逐州衙前等，搬运盐席往诸州，官自置场出卖，以致兵士逃亡死损、公人破荡家业，比比皆是，所不忍闻。”陕西盐法实行官产官运官卖制度，士兵、衙役、老百姓轮班运盐，负担极大，导致很多人破产。“令客人于沿边州军入纳见钱，收籴军粮，免虚抬贵价、入中斛斗于榷货务大支官钱，兼宽得诸般差役劳扰，此乃于国有利，于民无害。”必须将官运官卖改为商运商卖，让商人参与到食盐专卖中来。商人想买盐贩卖，就到边境州县衙门或军营里缴纳现钱与粮草，换到买卖食盐的支票和许可证，再去盐场装载与其上缴现钱和粮草等值的食盐，自己运输，自己出售。这样一来，百姓没有了运送食盐的劳役，朝廷没有了监守自盗的风险，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利的。

包公还说：“法有先利而后害者，有先害而后利者。若复旧日禁榷之法，虽暴得数百万缗，而民力日困，久而不胜其弊，未免随而更张，是先有小利而终为大害也。若许其通商，虽一二年间课额少亏，渐而行之，必复其旧，又免民力日困，则久而不胜其利，是先有小损而终成大利也。”每一项制度都有利有弊，有的先弊后利，有的先利后弊。如果继续在陕西搞官运官卖的老办法，国库一年会有几百万贯的进账，但是人民越来越吃亏，害处会越来越突出，这就是先利而后弊。如果实行通商的新办法，头两年可能国库受损（中间利润被商人拿走了），但是会慢慢好转，食盐专卖收入将稳步增长，越来越多，人民还减轻了负担，这就是先弊而后利。

宋仁宗从善如流，再次听从了包公的建议。陕西人民终于摆脱了买盐的困境。

相信读者朋友看得出来，包公是变法派，是熟知民情、懂得经济的变法派。他不是王安石那样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司马光那样不懂经济的保守主义者（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财富总量是不变的，国富则民穷，民富则国贫，国家与人民不可能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