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原来是这样的——清官的高收入

刚才讲包公周济族人，还隐含着一个前提——他有钱。如果没钱，自己都在吃糠咽菜，拿什么周济人家呢？

包公有钱吗？有。他那么清廉，哪里来的钱呢？答案是俸禄。

宋朝皇帝优待士大夫，论官员俸禄之厚，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清朝史学家赵翼说过宋朝皇帝对官员有多么优待：“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陔余丛考》）给百官发钱唯恐不够，从老百姓那里征收赋税唯恐搜刮得不干净。宋徽宗时淮南转运使张根说过当时大臣的待遇有多么惊人：“今群臣赐一第，或费百万缗，臣所部二十州，一岁上供财三十万缗耳，曾不足给一第之用。”（《宋史·张根传》）皇帝派人给大臣建造豪宅，有时候能耗费一百万贯，张根掌管淮南二十个州县，每年上缴中央财政三十万贯，还不够给臣子盖房呢！

宋朝有一本教导人们为人处世秘诀的小册子《世范》，该书劝导年轻人读书，因为读书“可以取科第，致富贵”。一个人刻苦攻读，在科举道路上斩关夺将，一旦鱼跃龙门，戴上乌纱帽，那么金钱有了，美女有了，富足生活也有了。宋真宗《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这首诗真不是骗人的，在宋朝读书做官，用不着贪污，就能得到黄金屋和千钟粟。北宋名臣范仲淹也是清官，靠着俸禄能在家乡苏州买田设义庄，为整个范氏家族的穷人提供衣食、读书经费乃至嫁妆和聘礼。可见一旦做了大官，不但有能力养活一家，甚至有能力养活一族。

宋真宗塑像。开封府景区供图

也不是说所有官员在宋朝都能得到高收入。刚入仕途的低级文官，薪水既低，又没有各种福利，用他们的话讲，“所入仅足以代耕”，收入跟一个农民差不多，勉强糊口而已。至于不入流的小吏，在王安石变法前则连薪水都没有，收入全靠贪污，否则只能饿死。《文献通考·职役考》云：“内外胥吏素不赋禄，唯以受赇为生。”说的就是北宋前期底层小吏靠受贿为生的怪现象。

包公是正牌进士，五十多岁“倒坐南衙开封府”，跻身于高官阶层，他当然有俸禄，而且俸禄一定不少。

包公担任开封府尹时，头上戴有三顶帽子，即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龙图阁直学士”是从三品，没有日常工作，一般是皇帝有学术问题或者政治上的重大问题需要咨询的时候，龙图阁直学士才站出来说两句。在北宋前期的官制里，这种官叫作“侍从官”。“尚书省右司郎中”是从五品，也没有日常工作，既不用去尚书省上班，也不用负责尚书省的任何事务，它只是朝廷给官员计算工资时的一个依据，所以叫作“寄禄官”。“权知开封府事”是包拯的正式职位，“权”是暂时的意思，“知”是掌管的意思，权知开封府事，就是说你本来有别的官职，但是朝廷现在派你去开封府把控全局，别的活儿你先放放。在北宋前期，像这种由朝廷指派去做具体工作的官叫作“差遣官”。

北宋开封府题名碑。开封府景区供图

先说“龙图阁直学士”这顶乌纱帽给包公带来的收入。按宋仁宗嘉祐年间颁布的《嘉祐禄令》，龙图阁直学士每月有“料钱”，也就是基本工资；每月还有“添支钱”和“餐钱”，也就是补贴；另外每年春、冬两季还能领到一些“衣赐”，也就是布匹。其中料钱每月一百二十贯，添支每月十五贯，餐钱每月三贯，衣赐每年发两次，每次发五匹绫、十七匹绢、一匹罗、五十两绵。

再说寄禄官“尚书省右司郎中”给包公带来的收入。《嘉祐禄令》规定，尚书省右司郎中每月有料钱三十五贯，没有餐钱和添支，而衣赐也是每年发两次，每次各发三匹绫、十三匹绢、一匹罗、三十两绵。按照《嘉祐禄令》的工资发放原则，如果一个公务员既有寄禄官的官职，又有侍从官的官职，那么他并不能兼领寄禄官和侍从官的双份薪水，而是哪份薪水高就领哪份。对包公来说，他的侍从官薪水明显比寄禄官薪水高，所以他只能领到作为龙图阁直学士的那份薪水。

最后看差遣官“权知开封府事”的收入。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包公在开封府做一把手，每月有三十石月粮，其中包括十五石大米、十五石小麦。此外每月还有二十捆（每捆十三斤）柴禾、四十捆干草、一千五百贯“公使钱”（朝廷发给地方官自由支配的办公经费）。另外，作为外任藩府的高级地方官，朝廷又划拨给包拯二十顷职田，也就是两千亩耕地，允许他每年收租，并且无须纳粮。这两千亩耕地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每年也有两千石米的进项。再查《嘉祐禄令》，权知开封府事每月还有一百贯的添支，每年冬天又发给十五秤（每秤十五斤）的木炭。

拙著《历史课本闻不到的铜臭味》曾经按照宋仁宗时的物价，将包公得到的所有薪金与福利统统折算为铜钱，加起来总共是两万一千八百七十八贯，这就是包公担任开封府尹时一年可以支配的全部合法收入。

其实包公担任开封府尹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左右。就算他只做了一年，收入也有两万多贯。两万多贯是什么概念，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让我们来看看王安石三十岁那年写的《上运使孙司谏书》：“某为县于此两年，见所谓大户者，其田多不过百亩。百亩之直，为钱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王安石在比较富庶的江浙地区当了两年县官，发现所谓民间大户也只有百亩田产，每亩最高两贯，总价值最多不超过两百贯。包公在开封府一年可入两万贯，可去江浙购买良田一万亩，一百户富庶农民的田产全部加起来，还比不上他一年的收入。

开封府尹的官印。开封府景区供图

读者朋友可能会觉得，包公之所以清廉，是因为俸禄优厚。是的，高薪确实可以养廉，但是不能防贪，因为人的贪欲是无限的，除非有某种因素作为强力约束，否则大多数官员无法克制自己的贪欲。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记载南宋前期官场乱象：“东南帅臣监司到署，号为上下马，临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帅臣监司，那是安抚使（相当于军区司令）、转运使（相当于省长）级别的高级地方官，实即一方诸侯，他们的俸禄肯定非常优厚，但是在上任路上仍然到处接受同级和下属的贿赂，动辄收入上万贯。

跟包公差不多同时代的大臣蔡襄回忆年轻时的官场，朝廷命官都耻于经商，可是三十年后风气大变，“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迁往来，日取富足”。茶叶、食盐、香料，在宋朝都是专卖品，利润极大，官员们一边领着厚禄，一边不顾专卖禁令搞走私。钱越多，越觉得少，这是可以理解的，放之官场则不可，因为无论受贿还是走私，损害的都是国家利益，遭殃的都是普通百姓。

宋朝有很多清官，也有很多贪官，制度对官员的约束是一样的，清官之所以为清官，是因为他们比贪官有操守，一个没有操守的官员，不管你给他多么高的薪水和福利，他都欲壑难填。可惜操守并不总是靠得住，清官做久了，发现贪官比自己活得更好，发现贪污没有太大的风险，就往往也会变成贪官。包公清廉一生，操守很好，始终没变成贪官，所以他值得我们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