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有一种朋友叫对手

入过曾国藩的幕府成就最高的，莫过于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而其中又以左宗棠最是桀骜不驯、锋芒毕露，而且也是左宗棠与曾国藩分分合合，不和谐的音符最多。

因而后人总以为曾、左二人之间必定不和谐，却不知道他二人实际上是惺惺相惜。也幸好有左宗棠这样一个性格爽直的“大炮筒子”般的“诤友”在身边时时痛骂责备几句，使曾国藩的人生更为稳慎，而在紧急关头，左宗棠也曾救曾国藩于危难之中。

即便两人之间是外人认为的恩怨不断，也是因为左宗棠对曾国藩抱持着一种“羡慕嫉妒恨”的“瑜亮情结”，二人争来斗去，实际上却是互相激励，互相竞争，既是朋友“同心若金”，又是对手“攻错若石”，并最终让二人都成就大功，攀上人生的顶峰，真正做到了“相期不负平生”。

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情谊，可以追溯到咸丰二年。那时候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中当师爷，曾国藩丁母忧回湘乡老家。因为皇帝一纸办团练的命令，让他们聚在了一起。

初次见面，左宗棠谈长沙防务，指手画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让曾国藩对这个虽然初次见面却早已大名在心的人很为欣赏，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切要，令曾国藩颇为叹服。

而左宗棠也深为曾国藩身上那种清新质朴的风气所感染，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更无腐儒作风，而是敢于担当，“正派”、“敢任事”的作风尤其令左宗棠对他刮目相看。

在晚清政坛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的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像曾国藩这种视家国事为己任的官员，让素有大志的左宗棠有相见恨晚之感。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

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可见他对曾国藩印象很好，只是觉得曾国藩可能才能不及自己。这也恰恰是他两人后面恩怨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左宗棠平常自视甚高，以“今日诸葛亮”自比，自称“今亮”，对于一般人，还真是不放在眼里。加上曾国藩为人稳慎，不喜自夸，出言不多，可能会让他觉得“才具稍欠开展”。然而，左宗棠再怎么才高八斗，却只是个举人出身，未能金榜题名，长街走马；但恰恰是被他认为没有什么才气的曾国藩却能科举顺利，年纪轻轻就入金殿、点翰林、当京官，年纪只不过比他大一岁，却早已是二品大员，声名显隆，自己却不过是个师爷，这些，左宗棠心中估计嫉妒还是有的。

况且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对此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辞辛辣，令人不快。

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据说还有一次，曾国藩开玩笑作了一联：“季子才高，与我意见常相左”，联中嵌入了左宗棠的名字左季高，左宗棠却毫不示弱，迅速对一联：“藩臣卫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还是不愿输一点点的劲头。但二人还是甚为投契。自此后，书信往来，互帮互助，情谊日深。

不久之后，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曾国藩在湖南也寸步难行，处处碰壁，一怒之下出走衡阳，独力创建湘军。这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但被左宗棠一口拒绝。这除了左宗棠认为曾国藩“才具不佳”不足以驱驰自己以外，可能嫉妒心也占了一些原因。后来左宗棠到湖南巡抚骆秉章府中当了幕僚。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亲率湘军首次出师，进攻驻扎于靖港的太平军。不料大败而归。曾国藩沮丧羞愤之下，投水自尽，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后，曾国藩仍然寻找机会自杀，“其志仍在必死”。

湖南官员闻此消息，无不幸灾乐祸，唯左宗棠闻讯立即从长沙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国藩，见曾国藩死气奄奄，毫无生气，不觉生气，痛责曾国藩“糊涂”，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刚刚失败一次就自寻短见，你怎么对得起皇上的信任，怎么对得起天下百姓？怎么对得起老父期望？经左宗棠一番“痛责”，曾国藩也认为自己太过悲观，所做失当。幸亏此时湘潭大捷消息传来，曾国藩终于重振信心。

要不是左宗棠的这一顿痛骂，或许当时死志已绝的曾国藩真的自杀成功了，那么也就没有后来的天下大功，更不可能有后来的曾国藩了。所以，曾国藩对于左宗棠，还有一层感激之心。

曾国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转，应骆秉章之请，重新搬回长沙办公。曾国藩与左宗棠同处长沙，两人过从甚密，“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骆秉章的高参，也成了曾国藩的高参。曾国藩对于左宗棠之才，推崇备至。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老弟曾国荃在湖南募兵，写信给哥哥讨教用兵方法。曾国藩写信给他，让他多听左宗棠意见：“一听骆中堂，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可见他对左宗棠才干的绝对信任。

但左宗棠对于曾国藩，却不仅不似曾国藩对他的敬重，骨子里总是有些不兼容的意味，甚至还做过落井下石的事情。咸丰七年前后，身困江西的曾国藩正处于生命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由于手中无权，又要为湘军筹饷筹钱，伤透脑筋，处处受官僚大吏们的排挤和刁难，几乎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饱受欺凌，郁愤满怀，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精神几近崩溃。

恰在此时，一纸家书传来，曾国藩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如遇大赦。他迅速把军务交给他人，给朝廷发去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后，不待皇帝批复，即于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去了。

作为军中大帅，曾国藩此举确实有失妥当。但他的一干朋友都对他此举表示理解，并给以安慰，甚至咸丰皇帝也未深加指责，给他准假三个月。只有左宗棠给他一顿没头没脑的指责，说他委军归家，不忠不义，不负责任，还挖苦他用兵无能，把曾国藩批了个一无是处。

如果仅限于此，倒也罢了。除了写信责骂曾国藩之外，左宗棠在公众场合对曾国藩更加肆无忌惮地大加讥弹。“一时哗然和之。”都认为曾国藩不诚不忠。这恰恰是曾国藩最不能忍受的。

多年之后，他向人谈起与左失和的始末时，还咬牙切齿地说：“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曾国藩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应对方法，就是任由左宗棠怎么说怎么写信，都不再搭理他，采取“三不主义”——“不理睬、不辩解、不应对”，二人自此断交。

但是，同为当时清政府梁柱的两个人，不可能真正绝交到底。随着战事的激烈和局势的紧张，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只有重新请曾国藩出山，才能取胜有望。于是在胡林翼的协调下，左宗棠替骆秉章起草奏折，与胡林翼一起，请朝廷起用曾国藩。曾国藩闻名即起，立即起程赴任。

经过一年多的反思，曾国藩处世方法大变，一改过去的刚硬而变得圆通和气，他到了长沙，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拜访左宗棠当然也是他的重要日程。他在长沙与左宗棠一周之内数次深谈，十六日又“至季高家赴宴”，终“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俗话说，“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帮人就是助己”，此言不虚。曾国藩重新出山后，一切开始变得顺利起来。

曾国藩离世时，左宗棠从千里之外的西北战场专门送来了他署名“晚生左宗棠”的挽联：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考察曾国藩和左宗棠半生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其实不过是一对惺惺相惜的对手展开的一次又一次的竞争和合作。

正是在竞争和合作之中，他们不断地让自己进步、强大、完善，各自施展平生最大的本事，舞出了最好的自己，也舞出了一段非凡的历史，成就了两个人的辉煌人生，果真做到了“相期不负平生”。

我们常常说，成功需要对手，越是伟大的成功越需要伟大的对手。有对手才有方向，有对手才有动力，有对手才有差距，有对手才有坚持，有对手才有辉煌的成功。因为对手使我们更加谨慎，对手使我们不敢懈怠，对手使我们持续完善自己，对手让我们时时惕励，从不放松。

特别是像左宗棠这样既是诤友又是对手的人，不仅是竞争的劲敌，更是合作的佳选，既能痛责我之过，亦能救援我之困，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这样的人，正是成大事最重要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