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坚守交友原则，才能遇到真正的良师益友

曾国藩比谁都明白，要想成就事业，人才是多么重要。

曾国藩爱交朋友，但绝不是见人即交，不分良莠，而是只交贤德、可交之人。曾国藩说：“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曾国藩交友确实是相当慎重的。他有一个著名的交友原则——“八交九不交”。八交是“胜己者；盛德者；趣味者；肯吃亏者；直言者；志趣广大者；惠在当厄者；体人者”。九不交是“志不同者；谀人者；恩怨颠倒者；好占便宜者；全无性情者；不孝不悌者；愚人者；落井下石者；德薄者”。

概括地说，曾国藩交友有四大原则：

一交有忠肝义胆、侠骨柔情者。比如结交江忠源便是如此。江忠源也是湖南新宁人，在北京科举时经郭嵩焘引见，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有血性、有胆识，而成为好友。江忠源的血性肝胆，曾为扶朋友灵柩回乡而放弃考试，曾国藩很为佩服。曾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节义死。”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得力干将，并因兵败自杀而死。

二交胸有大志者。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胸怀壮志的郭嵩焘，于是三人成为亲兄弟一样的朋友关系。像左宗棠、胡林翼这些心胸宽阔、志向远大的人，都是曾国藩乐于结交的人。

三交学养深厚者。像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儒，不仅是曾国藩愿执师礼的前辈，也是曾国藩最愿意结交的真正大师。曾国藩说到底还是文人出身，一介书生，总希望能在学问上找到一些意趣相投之人，而那些学问深厚、有真才实学的人，正是曾国藩最想结交之人。刘传莹是曾国藩的好友，他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交往中大大弥补了曾国藩在古文字上的不足；罗泽南是一个“忧所学不能拔俗，忧无术以济天下”者，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信中表示敬慕之意。

四交品德高尚者。在曾国藩看来“相交可知人”、“习俗可染人”。曾国藩极为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因此，只有那些道德高尚、行为检点的人，才能入曾国藩的眼，才会被他看得起，才会主动结交。他说：“若果威仪可测，淳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对于那些品德不高、志趣低下的人，曾国藩是不会结交的。所以，在他周围，都是一些正人君子，淫邪昵狎、行为猥琐之人，都不可能成为曾国藩的朋友。所以，他瞧不上胜保，不结交肃顺，也不屑于鲍起豹、何桂清、向荣之流。所以，他结交的人都是他信任的人，都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这些人，成为曾国藩事业大厦的有力支撑。

可见曾国藩交朋结友是相当严谨和苛刻的，绝不是什么人都结交，更不会因财交、因利交、因势交，而只与义气相投、正义在身，人品、道德、学问俱优秀之人交。这样的人，一见就会成为莫逆。比如他与刘蓉、郭嵩焘、罗泽南的交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刘蓉（1816—1873），字孟容，号霞仙，生于湘乡县乐善里儒阶庄（今娄底市娄星区茶园镇儒家庄），极具才华。刘蓉生长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不愁衣食，聪明好学且发奋用功。为人淡泊名利，于科举、官场事没有什么兴趣。不求虚名，而讲究真才实学。其学识早年传遍湘乡内外，文人士子均刮目相看。

曾国藩与刘蓉的结交不是偶然的，除了情性相投，志趣相同外，也因为刘蓉做学问的路子与曾国藩非常相似：也是攻程朱理学，同时又讲经世致用，都富有才华。他们相识很早。据黎庶昌所作《曾国藩年谱》称：“道光十四年（1834），公二十四岁，始见刘公蓉于朱氏学舍，与语大悦，因为留信宿乃别。”曾国藩对于刘蓉的才华极为赞赏，曾戏称刘蓉为“卧龙”，因而刘蓉也有“小亮”之称——就是当世小诸葛亮的意思。并由此而引出湖南的“三亮”之说。所谓“三亮”，就是“今亮”——湖南湘阴县的左宗棠，“老亮”——湘乡双峰县的罗泽南，以及“小亮”刘蓉也。三人都是有“卧龙”之才的人物。

曾国藩和刘蓉在一起时，经常彻夜长谈，即便是各奔东西时，也不断通信。通信的内容除切磋学问外，凡古今政治因革损害得失利病与风俗及人习之盛衰，都列入讨论范畴。二人的交情相当深厚，而且从未淡化过。刘蓉对考科举、入仕途没有兴趣，当曾国藩在京城入翰林之后，刘蓉还是布衣，但他们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疏远。

道光十七年（1837）二月，二人再见于长沙，此时郭嵩焘来会。三人相见，深感意气相投、志趣相同，遂结拜为兄弟。这时候曾国藩最大，二十七岁，刘蓉二十二岁，郭嵩焘只有二十岁。

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之后，非常思念远在家乡尚未中秀才的刘蓉，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基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此时的刘蓉，才学之高，在曾国藩眼中，就非同一般，把他比作“卧龙”，还写了一首《怀刘蓉》的诗：

我思竟何属？四海一刘蓉。

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

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

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刘蓉虽未入仕，但在曾国藩的眼中，他比那些考取了功名、入仕为官的人高明得多，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如霞仙今日之身份，则比等闲之秀才高矣。若学问愈进，身份愈高，则等闲之举人、进士又不足论矣。”并不以功名有无、高低来看待刘蓉，而是以才学的高深来对刘蓉予以评价和肯定。

后来曾国藩回乡，创办湘军，多次邀请刘蓉来协助自己，但刘蓉无意功名，只愿做闲云野鹤。但每逢曾国藩有要事相商或是重大决策时，刘蓉都会说出自己的意见。咸丰四年，正是湘军处于低谷时期，也是急需用人之际，曾国藩怀着求人急切之心写信给至交好友刘蓉与郭嵩焘，请他们立即出山相助。刘蓉是个实心实意、顾全大局的人，他和郭嵩焘相继来到曾国藩身边，跟随曾国藩左右，为曾国藩排忧解难，共同筹划有关练兵、集饷等大政方针。

在湖南时，除了刘蓉、郭嵩焘等几个有限的朋友外，曾国藩的朋友少之又少。朝夕过往不过是些鄙儒，其中甚至还有“损友”。他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说：“兄常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大多故也。”全是损友，不仅学不好，于自己进取无益，甚至还会学坏，反倒会损害自己的德行和学问，这样的地方如何能读书呢？

但是到了京城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京城群贤毕集，精英满眼，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势、擅长和技能，志向、眼界和胸怀都非湖南乡下的“鄙儒”或“损友”可比，这让曾国藩心境大好，更广结八方，见贤思齐，学习不辍。

在京城时，由郭嵩焘引见，曾国藩又认识了江忠源。江忠源因有血性、有胆识，为人任侠仗义，被曾国藩视为必诚必信之人，京中绝无仅有的人才。后来，江忠源成为湘军的重要将领，为湘军早期的发展、威名和胜利，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罗泽南与曾国藩同是湘乡县人，学问博广，为人却侠肝义胆、尚意进取，毫无腐儒气。他对程朱理学研究颇深，道德学问冠绝乡里。但他的人生却并不顺利。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妻子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却依然振奋昂扬，“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对他十分敬重，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太平军攻入湖南后，罗泽南在家乡率领自己的学生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后来成为曾国藩创办湘军的基本力量之一。罗泽南不久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战死，他的学生李续宾、李续宜等，后来都成为湘军的主要将领。

曾国藩结交的这些有志之士、有为之人，为他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是在许多危难之处、困厄之时，成为曾国藩脱出困境的最大力量。

结交朋友，看似是很私人的一件事，实际上，却关系巨大。不仅事关自己的人生、事业和一切，对于身居高位、大任在肩的人而言，结交的这些朋友甚至会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

曾国藩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结交的全是贤德、有志、有才、有为之人。曾国藩所交的朋友对他的人生和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关键时刻，有人为他出谋划策，危难之时，有人为他两肋插刀，从各个方面帮助曾国藩建功立业。正是这些人，为他撑起了事业的大厦，缔造了末代中兴的大好局面，更为他挡住了许多艰险，摆脱了许多困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