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冰鉴》识人，公心用人

后世传说曾国藩一生曾有十三套绝学，流传下来的却只有两套——《挺经》和《冰鉴》。而《冰鉴》正是识人、鉴人、知人、用人的绝学。

这种传说并非空穴来风。曾国藩识人、鉴人、知人、用人，确实有他一套独特的方法和技巧，并且极具效应。

据说有一次，门生李鸿章带着三个年轻人去见曾国藩，请他给三人安排职务分派工作。不巧，曾国藩有饭后千步走的散步习惯，他们到的时候曾国藩正好不在。于是，他们就只好在院子里等候。

不久，曾国藩散步回来，李鸿章上前禀报来意，请老师当面考查三人的能力。

曾国藩挥了挥手，示意李鸿章噤声，自己则悄悄走进了庭院。只见庭院之中，立着三个年轻人，其中一个人不停地用眼睛观察着房屋内的摆设，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另外一个年轻人则低看头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而第三个年轻人相貌平庸，却气宇轩昂，背负双手，仰头看着天上的浮云。

看完之后，曾国藩才召见他们。经过交谈，曾国藩发现，那个曾不停地打量客厅摆设的年轻人谈话最投机，那个人很会说话。相形之下，另外两个人的口才就不是那么出众了。一位有些沉默寡言，而看云的那位年轻人，虽说得少，但言语切直，直指要害，个性毕露又不失见地。

于是曾国藩给他们三人分派了不同的工作。口才不错而且很会言谈的那个人让他领了个虚职；沉默讷言的那位去负责后勤军需部；看云的那位被派去军前效力，并且叮嘱左右，可以重点培养。

李鸿章很不理解老师的这番安排，按他的想法，应当是那位口才好的能担大任，于是请教老师这样安排的奥秘。曾国藩也不隐瞒，据实以告：“那位口才好的年轻人虽说与我说话看似很投机，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投我所好，可见是个表里不一、善于钻营的人，不足托付大事；第二个年轻人规规矩矩，谨小慎微，沉稳有余而魄力不足，只能做个踏踏实实的小吏；而看云的年轻人却气度非凡，在庭院里等待了那么长时间却不焦不躁，就从这份从容淡定便可见少有的大将风度，而且他并不刻意奉承，而是不卑不亢，而且极有见地，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

李鸿章听了大为叹服。而且，事实也恰如曾国藩所判断的那样，三个人果然各有出路，看云的年轻人就是后来的淮军大将刘铭传。他在三十六岁封爵，为淮军的重要将领。光绪十年（1884），中法越南战役中，刘铭传统兵到台湾，与法军在基隆、淡水一带苦战，结果大败法兵，并成为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在台六载，修筑铁路，兴办实业，种种政绩，遗爱在民，深受敬重。

可见曾国藩的相人术确实非常精准。他善于观察人、鉴别人、考核人、判断人，是从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曾国藩无时无地不注意观察人才，并将其优缺点一一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参考使用。

此外，曾国藩还经常设置不同的情境来考验对方，以找出真正沉稳内敛、德行佳的人才。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有“谈相”一文，记载道：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于文武员弁来谒者，必审视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余谓文正于相术不必精，然接见一人，每于其才之高下，德之浅深，福之厚薄，往往决之而终不爽，以是负知人之鉴。

其实这才是曾国藩知人识人的秘密。曾国藩手下的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花名册，他每见一个人，每和一个人交谈，都会详细地询问这人的家乡、亲人、出身、家庭情况，在哪里参过战，在哪里做过官，现在任什么职，并仔细观察，同时详细地记录下这个人的一切信息，包括家庭、性情，并做出自己的判断。正是这些详细的资料，使他能对手下的人才做到心中有底，量材施用，并且准确判断。

对推荐而来的人，曾国藩都会亲自召见，并且见面时会记录下来人的一切信息，并在名册下面填注评语。如有一个人叫周甫文，曾国藩给他的评语是这样的：“面色正派，初次当差，汗出不止。”因为这个人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高级领导，所以汗出不止，一直在流汗。可见胆识一般，只能当个小差，曾国藩派了这个人去当差。

有一个候补知县叫陈德明，曾国藩给他写的评语是：这个人鼻歪、眼大，下面写了“心术不正”，后面还写了“精明能干”，后面还有几个字——“颇放肆”，可能是在他的面前不是很规矩的样子。曾国藩画了一个三角，表示这个人是不能用的。被他接见的人，他都会画上一个特殊的标记和符号，三角、圆圈、点或竖四种符号。画三角的，是不能用的人；画圆圈，是能用的人，如果画上两个圆圈，那就是最好的人；如果画上一竖或一点，就是这个人一点儿也不能考虑，如同打入冷宫一样。

经过长期实践，曾国藩提出了一套认识、鉴别、考查人才的理论及方法。在《用人三策折》中，曾国藩把具体考查人才的方法归纳为“询事”、“考言”、“奏折”、“诱迫”四法。

他主张对人才宜“留心察看，分别贞邪”，相貌、言语、举止、行为。以“考言”为主，看一个人是否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除此之外，还要考查人的志趣、意志、态度、品行和思想。例如就“志趣”而言，曾国藩认为卑微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高贵者“慕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就“品行”而言，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是考查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思想”而言，曾国藩认为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曾国藩选人才不喜欢用官气重、夸夸其谈的人，并以“德大于才”为用人第一要旨，对此他有过精辟的阐述：“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曾国藩识人最重要的是“德、识”为主，“才、学”为辅，这是他识别人的一个总原则。此外，曾国藩还提出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须眉、声音、情态、气色等各方面入手来“相人”。曾国藩在日记里说，一个人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蓄是贵相。为什么说端庄厚重是贵相？因为端庄厚重的人，表明他懂得敬畏，一个有敬畏感的人就不至于放肆无忌，思虑就会深远，处事不至于鲁莽，说话就会谨慎，交际不至于随便。自己有敬畏感的人，往往别人也会敬畏他。得罪的人越少，自然也就远离祸端。端庄厚重不是装出来的，是修身修炼出来的功夫。

谦卑含蓄也是同样的道理。谦虚能容，表明他谨慎、大度，能容纳他人的优点和缺点，不会随便指摘他人。含蓄就是低调做人、低调处世，放低自己的身价、姿态，不张扬，不张狂。处卑而望高，登高必自卑，这样的人自然懂得脚踏实地的道理。必然身处尊荣，显而达贵。

但仅仅有人才还不够，关键的关键是要把人才用好，用到位，才能真正发挥人才的作用，成为自己的羽翼，为自己赴汤蹈火，解危济困。

曾国藩的用人之要，不外乎他自己总结出的八个字：“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广收，就是广泛访求、网罗人才。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一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查之所得。曾氏提出，“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遗余力”，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曾氏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曾氏平时极注意对僚属才能的观察了解，并从中发现了大量人才。

慎用，就是分辨良莠、知人善任。曾国藩最善于量材施用，“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材录用”。不管什么样的人才，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而且只要是人才，有一技之长，想尽千方百计他也会网罗到自己的门下的，让他们人尽其用，各展其能。

慎用，最慎的是被情感遮住了眼睛，犯任人唯亲的大忌，而曾国藩一生从未犯过此忌。因为他用人全出自公心，只看才能、德行，而不论亲疏、远近。这一点与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和曾国荃都不相同。曾国荃用人最讲亲故，一般未超过家乡十里，像萧浮泗、李臣典；左宗棠用人不拘一格、无所限制，“擢拔不论层级”，却有些凭意气，喜欢的就重用，不喜欢的则不太愿意用心栽培；李鸿章用人，则和曾国荃有些相像了，重亲情重乡情重故情，任人唯亲，所以常常有用人不当之处。但曾国藩用人，唯才是举，量材施用，而且用人极讲究，绝不因人废公，徇私滥用。

曾国藩的家族人丁兴旺，亲戚甚多。同时，他本人出身科举，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又屡当考差，同年同窗、门生故旧更是遍及天下。因此，他的官位越高，求他办事、希望沾点光以及来投奔的人越多。虽然曾国藩求贤若渴，但始终坚持唯才是举，非才不用。

但是，即便再亲密之人，真正有才，曾国藩也绝不忌讳举荐和重用。如自己的几个弟弟曾国华、曾国葆、曾国荃，都曾担当要职，特别是曾国荃，曾国藩不仅对他一直爱护有加，而且一直委以重任，而曾国荃也从未有负期望，不仅战功赫赫，而且不管时局多么困难，情势多么危急，都一直是兄长最为依赖和最可以依靠的后备军。

勤教，就是善于磨砺、促其成才，也就是培养人才。曾国藩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不可动辄说“天下无才”或“无人可用”。曾国藩从长期实践中归纳出培养人才的方法，主要有“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四种。教诲之法即教训、教导；甄别之法即对能力、品质考核鉴定；保举之法即向上级荐举有才或有功的人，使其得到提拔任用；超擢之法即超级提升。

严绳，就是严加督责、清慎诚戒。曾国藩律己甚严，“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对待下属也是严加督责，使下属都能“循循于规矩之中”。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对幕僚言传身教，要求属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对属下的管教，能区别不同对象，不同对待，或者以勉励为主，或者多加防范；在方法上则是“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凡手下将领来拜见，曾国藩总抽时间接见，并谆谆训诲、告诫他们对上要精忠报国，对下要力戒骚扰百姓；平时，他也经常以书信、饭前闲谈的形式对手下提些要求。因此，属下从士兵到将领，无不将他视为楷模。

人都是情感动物，而且中国人最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曾国藩千方百计吸引而来的这些人才，呕心沥血培养的这些人才，大公无私举荐的这些人才，都对曾国藩怀有知遇之恩、师授之恩、举荐之恩，岂能不尽忠尽事、唯命是从？当曾国藩有危有难、有险有厄，岂能会坐视不管、冷眼旁观？

这就是为什么曾国藩一生困厄无数，但每一次基本上都能安然度过，而且每一次都能绝地反击、逆袭成功的最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