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简史——《吕氏春秋》军事思想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为秦相时招集门下宾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成的，大约成书于始皇八年（前239）左右。《汉书·艺文志》著录《吕氏春秋》26篇。今本分26卷，160篇。当时面临全国统一的新形势，各派思想家、政治家都在研究完成统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统一后的国家统治问题。《吕氏春秋》即出于此目的，“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吕不韦作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希望自己的著作成为秦国以至整个天下的指导思想：“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也。”全书体现出“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的基本思想特色。全书共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在《十二纪》的《孟秋纪入《仲秋纪》中，各有四篇专论军事，其军事思想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对战争问题的基本认识。吕书批判了流行的偃兵说，论证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针对那种以某国因战而亡国为理由的偃兵论，《荡兵》反驳说：“夫有以馇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如此类比推理，以浅喻深，很有说服力。它肯定了战争的必然性，其目的在于论证秦统一战争的合理性与不可逆转性，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形势的。另外，作者虽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但并未抹煞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他认为战争本身不是目的，只是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为此，《吕氏春秋》提出了系统的“义兵”说，作为其军事思想的核心和出发点，它强调“古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义兵”的内涵就是“诛暴君而振苦民”。吕书化费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义兵”的合理性。它的总的精神是主张用兵出于行义，“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当然作者宣扬用兵行义是为了肯定兼并战争，对“义”的标准，是以它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观点加以确定的，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却是对战争政治本质的认识和区分上的一个进步。

其二，对战略思想的论述。作者认为战争只是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因而强调以政治优势或伐谋、伐交手段使敌不战而服才是用兵上策。故对于卫国以十贤士止赵伐卫，魏文侯用段干木止秦攻的战例倍加赞赏。所以它说：“故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谕矣，敌已服矣，岂必用袍鼓干戈哉！”倘若非用兵不可，也不可只顾战术而忽略政治。兵入敌国要争取民心，严肃军纪，在郊野“不虐五谷”，进城后“散仓廪之粟，以镇抚其众”。在自己军中则要鼓励士气，用“义”来统一全军将士的思想，使将士有统一的生死观、荣辱观，从而做到万众一心，“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认为战斗力的标志，不在人数众多，而在斗志旺盛，强调战斗意志训练的重要性。能从政治高度分析战略，说明作者不囿于狭隘的军事观点。

其三，对用兵方法的论述。第一，主张以“不可胜”取胜，不以侥幸取胜。认为：“夫兵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执不可胜之术，以遇可胜之敌，若此则兵无失矣。”作者继承了《孙子兵法》中“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思想，指出利用敌之弱点是应该的，但不可将胜利寄托于敌人的失误上，应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可胜”之兵的取得，在于建设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队伍，所谓“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即只有筑关险、秣马厉兵、刻苦训练，才能具备克敌制胜的物质力量。第二，主张有勇有智，因势利导，机动灵活。说：“智则知时化，知时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能若崩山破溃。”强调战术指挥者要智勇双全。又说：“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因而加审则胜不可穷矣，胜不可穷之谓神，神则能不可胜也。”强调作战指挥要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具体条件，化不利为有利，因敌之情为我所用，随机应变，神秘莫测。第三，外攻内攻并举，攻城攻心结合。吕书讲述赵、齐一战，赵大胜而收敌兵尸体三万具，赵将孔青打算用齐兵之尸筑两个京观（合葬的高坟头），炫耀胜利。赵臣宁越则建议：“不如归尸以内攻之”，“彼得尸而财费乏，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此之谓内攻之”；假若齐人不纳尸，则罪有三：“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外攻指军事攻伐，“内攻”指用政治手段从内部瓦解敌方。吕书对有关历史战例的引证和分析表明，它已注意到兵战与心理战相结合这种军事辩证法的妙用。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吕氏春秋》将“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作为作战指导的一个基本原则，主张在举“义兵”的整个过程中，充，分重视“民心”问题。它继承了儒家“爱民”思想，认为对广大人民要实行“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的基本政策，以赢得人民对“义兵”的拥护和支持。它的基本结论是：“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

总之，《吕氏春秋》的军事思想虽未能充分展开，但确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都超过了春秋战国诸子的认识，反映了古代思想家对军事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又有了一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