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简史——三国的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概况

三国是中国历史上军阀割据的大混战时期，在由分裂向统一的过程中，许多杰出的军事人才应运而生。频繁的战争也为军事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一些作战经验被加工、提练，整理成书。这一时期兵书的数量较多，据陆达节《中国历代兵书目录》载：魏国有兵书22部79卷；蜀国有兵书34部36卷；吴国有兵书4部5卷。该数据虽不一定准确，但反映出三国时期的军事学术界是相当活跃的，只可惜史书著录的大部分兵书现已散失。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曹操、诸葛亮的军事思想可以代表三国时期军事学术发展的水平。

曹操的军事思想

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一生酷爱兵书，曾抄集诸家兵法为《兵书接要》，并著有《兵法》、《兵书要略》、《军令》、《军策令》、《步战令》等兵书，特别是他的《孙子注》，发展了孙武的军事思想，在历史上颇有影响。

曹操主张“以法治军”。曹操继承《司马法》的主张，认为“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礼不可以治兵也。”这是说，治军同治国是不同的，不能完全靠“礼”来治兵。因此，他主张治军一定要恩威并行，赏罚并举，不可偏颇。因为即使“恩信已洽，若无刑罚，则骄惰难用也”。必须遵循“恩不可专用，罚不可独任”的原则。

在治军方面，曹操极其重视将帅问题。他说：“将贤则国安也”，“将宜五德备也”。“将贤”的标准是具有“五德”，归结起来便是孙子所说的：智、信、仁、勇、严。这五个方面成为选拔将帅的标准。在用人方面，曹操主张不拘一格，“惟才是举”，并先后颁布了《求贤令》、《求贤勿拘品行令》等文告、他认为自古以来开国和中兴的君主，无不任用贤才与之共同治理天下。他提倡部下推举地位卑下而被埋没的人才，还要求主管人事的部门选拔真正有作为的“进取之士”，不要因为他们有某些缺点而抛弃不用。特别是对军中执法官员的选拔尤为重视，他专门写了《选军中典狱令》一文，说：“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这就是说，在军队中主管刑法的人掌握着军队的生杀大权，不是一般人可以担任的，必须要有“明达法理者”，即懂得法律的人才行。

曹操在作战指导思想方面，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思想。

第一，“欲攻敌，必先谋”。曹操把计谋看作是在战争中取胜的一个首要条件。他所说的计，包括选良将贤才，量敌之强弱，度地之远近，料兵之众寡等内容，即所谓“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他强调战前“必先谋”，谋则要“周密”，“将周密，谋不泄也”。“必先谋”的目的就是企图通过谋略的正确运用，达到“不与敌战，而必完全得之，立胜于天下”。

第二，“自修理以待敌之虚懈”。曹操说：“善用兵者，先自修治为不可胜之道，保法度不失敌之败乱也。”重点强调了临战前作好充分准备的必要性。“安不忘危，常设备也”。他认为军队在无备的情况下临敌，则是“亡之道也”。

第三，“求彼我之情”。曹操认为，战争是敌我双方的较量，要想克敌制胜，就必须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继承了孙武“五事”、“七计”的思想，主张从“五事”、“七计”方面，“求彼我之情”，明“胜负之情”。在“知敌之情”方面，他提出要从“度”、“量”、“数”、“称”、“胜”五方面进行考察，他说：“胜败之政，用兵之法，当以此五事称量，知敌之情。”这就是说，要因地形而度之，知其战场之地的远近广狭，知其人数多少，称量敌我之轻重，这样便能“知其胜负所在。”

第四，“知其变极即胜”。曹操认识到战局的的发展是千变万化的，他反复强调“兵无常势”。因此，要根据战况，尤其是敌情的变化随时改变自己的作战方式，万不可墨守成规，即“不以一形之胜胜万形”。例如，在作战中，兵力的分散或集中，要视敌情而定，即“兵一分一合，以敌为变也”，不能凭主观愿望而决定。

第五，“攻其可胜，不攻其不可胜”。曹操继承了孙武的“避实击虚”的思想，认为在作战中要“避其所长”，“以至实击至虚”。特别是自己处境危急时，应当积极做好防御，“敌治实须备之”；对于敌人防守坚固之处，要尽量避开，达到“击其不意”。他说：“出空击虚，避其所守，击其不意”。在攻城时，即使敌城很小，但防守坚固，粮刍丰厚，也不能贸然进攻，即所谓“城小而固，粮饶，不可攻也”。这些作战指导思想同孙武是一致的。

《便宜十六策》与《将苑》

《便宜十六策》及《将苑》，旧本题诸葛亮著，但《三国志》，中并无著录。在《便宜十六策》中，首先提出了“国以军为辅”，“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的问题，强调了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作用。因为战争是“匡救大乱之道”，“存国家安社稷之计”，作为一个国家必须加强武备，即所谓“夫国三大务，莫先于戒备”，而武备之要便是通过“治军”使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并提出“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的原则，即注重教育，反对一味的惩罚。在提高部队素质的训练上，它继承了《管子》的思想，提出了所谓“五教”，即“一曰使目习其旌旗指麾之变，纵横之术；二曰使耳习闻金鼓之声，动静行止；三曰使心习刑罚之严，爵赏之利；四曰使手习五兵之便，斗战之备；五曰使足周旋走趋之利，进退之宜，故号为五教。”同时，又提出了“上为下教”的观点。它说：“教令之政，谓上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这就是说，带兵者必“先正其身”，才能教育好部队。另外，还强调治军要严于法纪，赏罚分明。它说：“赏以举功，罚以禁奸”，“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如果“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军队纪律不严，不听从指挥，“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

《便宜十六策》提出的作战指导思想，其内容主要有：第一，“用兵之道，先定其谋”。重视谋略是书中论及用兵作战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指出：“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所谓“心战”、“攻心”，就是以谋略胜敌。那么作为“人之司命，国之利器”的领兵将帅，在战前必须周密地部署，做到“先定其计，然后乃行”。对于谋的内容，它说：“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只有对上述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谋划，“然后乃可出军任将”。该书不仅主张谋的稳妥性，而且要“以奇计为谋，以绝智为主”。这就是说：作战中不仅要有谋略，而且要很高明，首先在战略谋划上胜敌一筹。“是以智者先胜而后求战，者先战而后求胜”。

第二，在每次作战时，《便宜十六策》十分强调“气势”和“神速”，多次说明士气和速度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它说：“士无气势……”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又说：“计谋欲密，攻敌欲疾”。主张进攻时要快速，只有快速才能造成一定的兵势。所谓“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则兵未劳而敌自败，此用兵之势也。”它强调：“静如强弩之张，动如关机之发，所向者破，而劲敌自灭”；“退如山动，进如风雨”。这都是说，要以压倒敌人的英勇气势，迅猛异常，敢冲敢打，一举消灭敌人。

第三，“不知其敌，而每战必殆”。在用兵作战上，《便宜十六策》也十分重视“知”的作用。如文中所说：“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这可算是对“知彼知己”的具体解释，对于敌人各方面的情况，敌我国力的强弱，将领指挥才能，兵士的战斗力，天象气候的变化，地形的利用，进攻退守的时机，都要善于了解和掌握，据此去决定自己克敌制胜的战争行动。又说：“知其士（我方）乃知其敌，不知其士，则不知其敌。不知其敌，每战必殆，故军之所击，必先知其左右士座之心”。这里不仅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要求把敌我双方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利用和发挥自己的有利因素，去攻击敌人的不利因素，这才算真正的“知彼知己”，才能夺得战争的胜利。

《将苑》亦名《新书》、《心书》，是集中论述“为将之道”的著作。此书是否为诸葛亮所撰，尚有疑议。书中涉及将帅的素质、品德和选拔等一系列问题。它认为将帅首先必须掌握“兵之权”和“兵之势”，即所谓“执兵之权，操兵之势。”这里所说的“权”、“势”，就是指权力和威势。如果将帅丧失了兵权和威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

在《将苑》中，将帅以其才能、作用的不同，被分成若干种类型。从“将材”即将帅的类别方面来分，共有九类，即“仁将”、“义将”、“礼将”、“知将”、“信将”、“步将”、“骑将”、“猛将”、“大将”。从“将器”，即将帅的能力来分，又可分为“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人之将”、“天下之将”。从上述分类来看，该书十分注重了解将领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各尽所能，唯才是用。

如何选拔将帅呢？《将苑》认为正确认识人的本质是极为困难的，因为人的本质和外在表现往往不一致，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等等。为此，它总结出七条“知人之道”：“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情；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同时，又提出在选拔将帅时，一定要防止“五害”，即军队中五种善于投机取巧的小人，这就是书中所说的“逐恶”思想。“夫军国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结党相连，毁谮贤良；二曰，侈其衣服，异其冠带；三曰，虚夸妖术，诡言神道；四曰，专察是非，私以动众；五曰，伺候得失，阴结敌人”。总之，需通过认真的考察和识别，真正使“贤才居上，不肖居下”，这样，“三军悦乐，士卒畏服，相议以勇斗，相望以威武，相劝以刑赏，此必胜之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