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简史——管仲军事思想

管仲（约前730～前645年），即管敬仲，名夷吾，字仲。曾辅佐齐桓公建立中原霸权。《史记》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他是我国奴隶社会后期第一个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的大政治家，也是对我国战略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军事谋略家。

《管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名著，战国末期即已行世。韩非曾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西汉时刘向曾加以整理，成八十六篇，今仅存七十六篇。书中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著者托名管仲，实际上并非管仲所作。史学家认为“《管子》不仅不是管仲的书，而且非作于一人，也非作于一时。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一部分是齐国的旧档案；一部分是汉朝开献书之令时由齐地汇献而来的”。有的还进一步指出，《管子》内容，“一类是管仲学派的著作，另一类是稷下先生的著作，这是刘向编书时才掺杂进去的”。管仲相齐，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对后世的影响极其巨大。管仲学派的学者们，记述了管仲的言行，继承了管仲的思想，但在相传过程中，也以管仲的名义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就这样不断地增加和丰富管仲学派的理论，再加上秦汉时掺入的其他作品，于是就形成了现在的《管子》。不论哪种说法，都没有否定《管子》书中包含有管仲的原始思想。根据《左传》、《国语》以及《史记》等记述的管仲言行，我们认为《管子》在军事方面所反映的管仲思想，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朴素地认识到经济与战争的关系

管仲不但继承并发展了吕尚的战争观——人心向背等政治因素对战争的进程与结局有重要影响，而且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对战争进程与结局的重要影响。在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上，他认为“夫霸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政之所兴，以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人心”；如不得人心，则“小者兵挫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至于“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由此而深入一步地认识到只有搞好经济，然后才能谈到战争。他说：“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又说：“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还曾说：“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为兵之数，在乎聚财”，“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征服）天下”。总之，他认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

由于春秋初期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较低，军队的武器装备比较简单，战争的规模也较小，战争对经济的依赖程度不太高，只要有粮食和冷兵器，就可以进行战争。所以管仲的认识，也还是狭隘而不全面的，和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战争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不论如何不全面，在两千六百多年前能够有这样的军事思想，已经是极为可贵的了。当然，还必须看到，管仲的利民、富民政策，是为了巩固齐国奴隶制度的统治，是为了图谋霸主地位以控制更大的地区，绝不是为了民众、特别是奴隶们的利益而实行的。这从《管子·侈縻》“甚富不可使，甚贫不可耻”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其中奥妙。这就是说，让民众的生活富裕起来，就不会听从奴隶主统治者的支配和驱使，但吃不饱就不懂羞耻，不但作战不勇敢（孔子就说过“知耻近乎勇”），甚至可能要造反。所谓利民，实质是让被统治阶级的民众，既饿不着、也撑不着，仅仅限于能维持最低生活的温饱就可以了，其他当然都是奴隶主贵族的。这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谋略，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进步意义，更不能认为这种手段比残酷迫害民众更具有欺骗性。

初步地认识到战争的两面性，反对废兵，主张慎战管仲认为“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还认为：“谋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开始认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军队不能废除，所以他说：“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厦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这种认识，是符合春秋大国争霸的社会实际，符合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另一方面，管仲又竭力反对轻率用兵，主张慎重对待战争。他说：“数战则士罢（疲），数胜则君骄，骄君使疲民，则国安得无危？”。所以他警告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他对战争的主张是“至善不战，其次一也”，也就是最好能不战而胜，如非用战争手段不可，则要求一战而定。这与以后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相同，也与英国现代军事理论家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根据西方世界二千五百年来大量战例的分析所提出的“间接路线”战略理论的精神，有某些相通之处。

综观管仲相齐的几十年中，除了对小国毫不留情地予以吞并外，对于一些大国，确实是尽量将战斗行动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特别对实力雄厚的大国，更是尽可能地避免进行没有把握的决战。例如桓公三十年（前656）攻蔡伐楚之役，本来是因为楚攻郑引起的，郑是齐的盟国。齐身为霸主不能不救，所以才率领八国联军远道伐楚。但当楚成王派人质问小白为什么向楚进攻时，管仲却根本不提救郑伐楚的本意，却以尊王为幌子，说什么“尔贡包茅不人”等空洞的话。实际上是因为自称“蛮夷”的楚国，虽然也在小白“攘”的范围之内。但此时已灭掉了申、邓、息等大批小国，占有了江汉广大地域，是一个新兴的大国，军事实力非常雄厚，齐国并不具备一战而定的力量与把握，这次向楚进军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所以才表面上摆出要交战的架势，但内心并不愿冒险进行无把握的决战，才“王顾左右而言他”。楚国当时也同样不愿冒险与中原霸主率领的联军进行决战，于是以承担“贡包茅”为辞，作了一点名义上的让步，终以召陵结盟结束了这场危机。这是管仲慎战思想的体现，比西周“仁义之师”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

开始认识到物质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军队训练、纪律，强调武器装备要精良战争中的物质因素，尽管在发展水平、规模以及种类上，古代和现在迥然不同，但其中最主要的基本要素，军队的数量质量、武器装备以及后备兵源、战略资源等，则大致相同。从管仲的言论和实践中可以看出，他对此已开始有所认识。他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传统，重视军队的战术训练及纪律，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武器装备要充足、精良。管仲创建“叁其国”制度，将士家集中在一起居住，并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规定“处士必于闲燕”，就是为了便于训练，有利于提高后备兵员的素质及战斗技术水平。他认为“且以田猎（以狩猎形式实施实兵演习），因以赏罚（通过实兵演习培养士兵组织纪律观念），则百姓通于军事矣”。而且军士们“旦昔（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成为实际上的世兵制。对于在军服役的人员，他要求能熟练“三官”、“五教”、“九章”和“十器”，也就是要求熟悉鼓、金、旗等各种指挥信号，按照信号准确地进行各种队列动作，并能在不同的气象、地形条件下进行野战动作，以及能熟练地使用各种兵器。

管仲认为“备具（武器装备）胜之源（胜利的根本）”，“交物因方（考校武器要符合设计方案），则械器备”，“备具无常（不好），无方应也”。他提出要“聚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武以练，精锐为右（为上等），成器不课不用（制成的兵器不经检查不能用），不试不藏（不试验合格不入库）”。此外，管仲还实行了“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的政策，允许罪人按罪行轻重上交兵器或金属赎罪，以增加国家武器装备的储存量。管仲是我国历史上明确提出要求武器装备必须精良的第一个人。

对军事史的贡献

春秋是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因素日益增长的过渡时代。管仲是第一个向奴隶制发难、进行带有封建制因素改革的政治家和军事谋略家。由于他在政治方面的知名度掩盖了他在军事方面的成就，所以一般都只称管仲为政治家。其实，他对我国军事史的发展，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首先，他将经济因素纳入到战略范畴之内，使我国的古代战略学又前进了一步。众所周知，战略是受各种因素制约或影响、以客观条件为基础而见之于主观的产物。战争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这是自有战争以来就如此的客观存在，但人们并不是——开始就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春秋以前的军事家们，对构成战略基础的政治因素和精神因素，已逐渐有了认识，并在制订自己的战略时予以考虑和运用，但对经济因素，还没有哪一位军事家，曾经像管仲一样明确、具体地阐述它与战争的内在联系。管仲的这一学说和实践，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战略学的内容。在此之前，战争的主要对手多是只有一个，进入春秋之后，大国崛起，为了开拓疆域或保存自己，各国都竞相充实军力和寻求外界支援力量。管仲的“尊王攘夷”，是政治口号，也是外交原则，开了以外交手段配合战略的先河。

其次，管仲创建的军队编制与地方组织一元化的“寓兵于农”制度和具有职业兵性质的早期世兵制，对我国军事制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