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简史——商鞅军事思想

商鞅（约前390～前338），卫国人，出身公族，原名卫鞅，亦称公孙鞅。在秦时被封为列侯，食邑于商，号为商君，所以后世在习惯上称之为商鞅，曾辅佐秦孝公嬴渠梁变法图强，是我国先秦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他长期担任秦国军、政最高长官——大良造，为秦的富强及后来统一全国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军事改革家和军事谋略家。他著有专门的军事论理论《公孙鞅》二十七篇，《汉书·艺文志》归入兵权谋家一类。可惜已经散佚。现在传世的《商君书》（亦名《商子》），系其门人后学所撰，其中尚保存有商鞅关于军事方面的部分言论。商鞅战国时期，仅较大的作战，就发生了二百三十次，几乎年年都有。所以战争就成了社会各阶层都关心的大事，随之也产生了对战争的各种不同看法。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形成了他的战争观。根据史实和《商子》所载商鞅的言论，可以看出，商鞅的战争思想，大致有以下四点。

认为战争胜利是达到统一目的惟一途径

战国时期封建割据战争的发展趋势，必然是统一全国。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的要求。商鞅从历史经验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中认识到：“名尊地广以至王者，何故？战胜者也。名单地削以至于亡者，何故？战罢者也。不胜而王，不败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很明显，这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就统治者的主观动机而言的。但在客观上，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商鞅的军事思想来源于此，商鞅的改革措施也由此出发，这是商鞅对战争的根本观点。

认为战争胜利的基础是发展农业经济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不单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还是经济力量的竞赛。因为军事力量的强弱，都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物质基础的。虽然古代战争方式简单，对经济的依赖关系不像现代那样明显，但没有充足的军粮和一定的武器装备，也难以获得战争的胜利。商鞅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特别强调农业生产，把农与战并重，看作是获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他说：“圣人知治国之道，故令民归心于农”，农业发展了，才能“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从而他得出结论：“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重农重战，是我国古代军事家的一贯重要思想。而商鞅，则是第一个较系统地论述农、战重要意义的军事家。农、战，是商鞅军事思想的核心。

认为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是政治

战争产生于政治，政治对战争胜负起决定作用。商鞅虽然还未能从理论上认识到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但他已经认识到“战法必本于政胜”。认为要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首先要搞好国内的政治。商鞅所谓的“政胜”，即保证战争胜利的政治条件，主要有四条。

1.“缘法而治”

为了保证战争胜利，首先必须能确实控制全国民众，使其绝对服从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命令。因而，商鞅赋予政治的第一个职能，就是“缘法而治”。即实行法治。商鞅说：“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遏制）民以法，而民、地作（得）矣。”为做到令出必行，禁出必止，商鞅规定了严酷的刑罚维护法治，使“民莫敢议令，”“有敢（duo，删改）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

2.“举国而责之于兵”

为了保证战争胜利，最重要的必须有足够的军队和充裕的兵源。因而，商鞅赋予政治的第二个职能，就是实行全民当兵的兵役制度。商鞅认为“圣王见王之致于兵也（王业成就于兵强），故举国而责之于兵（要求全国民众都当兵）”，所以商鞅特别重视户籍制度。据《文献通考·兵考一》说：“及孝公用商鞅，定变法之令，令民什伍，……凡民二十三，附之畴官，给郡县一月而更，谓之卒。复给中都一岁，谓正卒。复戍边一岁，谓戍卒”。“正是由于这种严密的户籍制度和全民当兵的兵役制度，才保证秦国有充裕的兵源，使秦军高达“带甲之士百万”。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第一个提出并实行全国适龄民众都要服兵役的动员制度的军事家，就是商鞅。这一制度对我国军制史的发展，影响极大，几乎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沿用。

3.“一民于战”

为了保证战争胜利，最主要的必须使军队经常保持有勇敢杀敌的高昂士气。因而，商鞅赋予政治的第三个职能，是“一民于战”，即用法律、制度来培养和巩固全民重战的精神。商鞅说：“民勇者战胜，民不勇战败。能一民于战者，民勇，不能一民于战者，民不勇”；“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可用矣”。怎样才能一民于战？商鞅认为“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则兵无敌矣”。所以商鞅实行了对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军功爵制度，使“利禄官爵搏（专）出于兵无所异施，”不论何人，要想得到官爵利禄，只有在战场上立劝，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商鞅还对于军功的晋级加赏办法，以及户口登记、攻城和野战立功的标准、考核方法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但与赏伴随而行的则是重刑。商鞅认为：“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立约也”。例如他规定，攻城时突击队员（陷队之士）十八人编为一组，能拼命奋战，完成任务，每人赐爵一级，战死者由家中一人继承爵位；但如不肯拼死奋战，则斩首；逃避战斗，则处以当众车裂之刑。商鞅就是用赏刑两手使全民重战，从而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比他稍后一点的荀况，曾对齐、魏、秦三个大国的制度及战斗力进行评论。荀况认为：崇尚个人技击的齐军，只有“事小敌”；实行“武卒”职业兵制度的魏军，“数年而衰”；只有用赏刑两手，“使天下之民，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的秦军，才最有战斗力。他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必然溃败。这种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4.“故秦事故，新民作本”

为了保证战争胜利，除了要有大量从事战斗的军队以外，还必须有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大军。因而，商鞅赋予政治的第四个职能，就是招引三晋民众来秦，实行“故秦事故，新民作本”的政策。商鞅根据当时秦国地广人稀，三晋土狭民众的情况，用“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的优厚条件，招诱三晋的民众来秦务农。他认为这样将使“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百万之众的人民离开了三晋，“其损敌也与战实同，而秦得之以为粟”，这是对农、战两利之计。商鞅说：“夫秦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安则敌息（敌人得到休养生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四世战胜而天下不能令。以故秦事故（以秦国原有的民众从事作战），而使新民作本（使新招来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兵虽百宿于外，境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兴尽起也，论境内所能给军卒、车骑。（我所说的用兵，不是全国内所有人都去作战，而是按国内所能提供的兵员、车辆和马匹来动员）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围其农（春天破坏放人农耕），夏取其食（夏天去吃敌人食粮），秋取其刈（秋天抢收敌人庄稼），冬陈其宝（冬天发掘敌储存之粮）。以大武摇其本（用战争手段破坏，动摇敌国的根本），以广文安其嗣（再用政治手段争取敌国民众）。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无不归顺之民）。”商鞅将民众划分两部进行大体分工，一部主要从事作战，一部主要从事生产的政策，来源于管仲的“三其国而五其鄙”，它对秦国当时和后来的战争，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也有一定的影响。

认为战争胜利的关键是战略决策正确

战略、战术，作为军事理论，在我国先秦时期还没有明确的区分。但在进入战国后，由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战场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有时甚至同时存在两个战场，战争全局和局部的区分，逐渐清楚；战争的战略决策和战争的作战指挥之间的差别，也开始为人们所了解。商鞅对此有相当可贵的认识。他非常重视战略的作用，他认为带有全局性的战略决策，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他说：“若兵敌强弱（双方力量相当），将贤则胜（将帅指挥才能高的一方战胜），将不贤则败（将帅指挥才能差的一方战败）；若其政出庙算者（如果战略决策是根据对战争全局权衡后作出的），将贤亦胜，将不如亦胜（将帅指挥才能差一些也能获胜）。”他还认为所谓权衡战争全局，就是对敌我双方总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他说：“兵起而程（衡量）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军粮储备）不若者勿与久（持久战），敌众勿为客（敌军数量占优势不要进攻它），敌尽不如，击之勿疑（敌各方面都不如我军，则毫不迟疑地向它攻击）。兵大律在谨（决定战略的主要原则是必须谨慎），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也（作出决策之前，能从各个方面对敌情进行分析，就可以判断出战争的结果）”。

此外，在《商子》中，还保存有商鞅有关城邑攻防战法和军队编成等部分言论，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些战术思想。在当时，他是被看作为优秀的军事家的。如荀况就将他和田单、乐毅、庄跻等名将并提，说他们“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