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简史——北宋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概况

北宋军事思想基本上经历了一个由衰落到逐步恢复的发展过程。

北宋的开国君主宋太祖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他吸取晚唐以来的教训，采取了削弱将帅兵权，把兵权完全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措施，提倡重文轻武，以文制武。这些措施对北宋王朝的军事建设和军事思想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后果。首先，使将帅的地位受到了影响。由于将帅无权，军队不可能有严格的教育训练。其次，使兵书成为禁书，兵书得不到及时的整理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思想便不可能得到发展，呈现出萧条状况。

宋仁宗时，由于武备废弛，民不知兵，兵不知战，加之边境地区不断受到辽、夏的侵扰，引起了朝廷对军事的重视，从而使军事思想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宋仁宗为了使军人在军事理论上，不“昧古今之学”，从庆历三年至庆历七年（1043—1047），命令曾公亮、丁度负责组织一批学者，采集古代兵法、本朝军规、前人用兵史实以及赵宋王朝开国以来防边御侮的计谋方略和阵法器具等，绘图著文，费时5年，编成《武经总要》。同时，为了培养选拔军事人才，开始建立武学、设武举。到宋神宗时，武学和武举制进一步确立，并在元丰年间（1078—1085）下令颁布《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作为武学和武举的统一教材，“立之学官，亦以之试生”，从而确立了兵书的地位，为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北宋一代的兵书，现存者除《武经总要》外，主要有许洞的《虎钤经》、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百战奇法》等几部军事著作，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北宋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水平。

军事著作简介

《虎钤经》北宋前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许洞所著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现存20卷，前10卷基本上是汇集从《孙子》到《太白阴经》等前人论述，加上他自己对前人兵学理论的一些发挥综合而成。后10卷主要是阴阳八卦和占云望气等内容，学术价值不大。《虎钤经》对《孙子》和《太白阴经》军事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先谋”关于先谋，它说：“用兵之要，先谋为本”。所谓先谋，就是战前作好谋略筹划。如果违反了这一原则而用兵，其结果必然出现被动局面，“苟有反是而用兵者，未有不为损利而趋害者也”。

“五势”

《虎钤经》对《孙子》“任势”的思想也有发挥，认为“用兵之道”在于“尽于势之用”。《虎钤经》指出：“多胜者非强也，多败者非弱也，率由势尔。”有利的作战态势是决定胜败的根本。因此，它提出了“乘势”、“气势”、“假势”、“随势”、“地势”的“五势”思想。用兵的人如果乘此“五势”，就可以建功立业。《虎钤经》还主张根据不同的态势，采取不同的作战方式，指出：“乘势在我，可以指挥进攻矣；任势在敌，我当有道反能击之。”

“知变”在用兵作战方面，《虎钤经》十分强调知变，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用兵作战更是如此，因此提出“用兵之术，知变为大”。它特别强调对古代兵法不能照搬照抄，而要灵活运用，提出要“逆用古法”。

“夺恃”《虎钤经》主张在作战中，要剥夺敌人所依仗的有利条件，指出：“兵术万途，不可专一，先能夺其恃，则彼力衰半矣。”所谓“恃”，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依靠强大的兵力，二是依靠险要的地形，三是依靠将帅的勇敢，四是依靠长久的坚守。而“夺恃”的方法就是“夺强以气，夺隘以动，夺勇以威，夺缓以诱”。

《武经总要》

我国古代官修的第一部兼有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综合性兵书，曾公亮和丁度组织编写而成，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成书，共40卷，分前后两集。关于此书的内容，在仁宗为此书作的序言中概括为：“凡军旅之政，讨伐之事，经籍所载，史册所记，祖尚仁义，次以钤略，至著本朝戡乱、边防、御侮方略，咸用概举。”前集20卷，分别论述了选将科兵、教育训练、部队编制、行军宿营、古今阵法、通讯侦察、军事地形、步骑应用、城邑攻防、水战火攻、武器装备和治军的基本理论等；后集20卷，一部分是辑录历代战例，比较用兵得失，一部分是“兵阴阳”，多涉于封建迷信，故此部分价值不大。

在治军方面，《武经总要》对将帅问题和军事训练进行了专门论述。针对北宋前期对将帅的不重视，指出了将帅的重要性。认为将帅是“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如果君不择将，等于是把自己的国家让给敌人。强调选将任帅是军队建设中的至关重要的同题，必须予以十分重视。对于军事训练，《武经总要》认为军队不在于数量的多少，士兵不在于勇敢与否，关键在于训练严格不严格，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只有加强军事训练才能在作战中取胜。它说：“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此不习勒卒之过也，其法百不当一。故曰军无众寡，士无勇怯，以治则胜，以乱则负。”这是从北宋初期军队缺乏教育训练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在作战指导上，《武经总要》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武经总要》在《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审己”的重要性，指出“善制敌者，必先审于己”，即首先要对己方的各种情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先审于己”的基础上，再“察彼之形势”，这样在“兵出于境”的时候便能够“以理击乱一，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对于军队内部的团结，《武经总要》也很重视，认为“战兵先欲团一，团一则千人同心，千人同心则有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认识到内部团结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武经总要》注重以奇取胜，主张用兵时要正确认识正兵和奇兵的关系，使之相辅相成，指出：“奇非正，则无所恃；正非奇，则不能胜。”以正兵作后盾，善用奇兵，就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

在攻城作战方面，《武经总要》作出了较为完备的理论总结。指出：“凡欲攻城，备攻具然后行之，得生地然后临之。趋其所邑，谓攻其军主之所在；绝其所恃，谓断其粮道而守其归路，使外交不能相救。”这就是说在攻城作战中，首先应准备好攻城器具，然后抢占有利地形，集中攻击敌人要害部位，断绝敌人的粮道和退路。

《武经总要》针对北宋初期轻视武器装备的倾向，提出了“用兵欲其便，用器欲其利”的观点，认识到武器装备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在前集的第十到十三卷中，它用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军事上的“器械名数、攻取之具、守拒之用”，并绘制了相应的图形。这些图形和文字说明，不但形象具体地展现了当时的武器战具、筑城技术和城战器械，而且还收录了我国最早配制成功的火药配方、最早用于战争的火器及其制造和使用方法。这些既是研究中国古代军事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武经总要》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虽然其中也有不少错误和局限，但总的来说，它仍然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

《何博士备论》

北宋何去非所撰的一部兵书。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今福建浦城）人。

《备论》原为1卷28篇，今存26篇。在此书中，何去非通过对战国至五代的兴废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的评述，阐述了他自己的军事思想，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兵以义举一的战争观《备论》通过对汉武帝和符坚用兵得失的分析，提出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指出：“兵有所必用，虽虞舜、太王之不欲，固当举之；有所必不用，虽蚩尤、秦皇之不厌，固当戢之。”在这里，《备论》认为对战争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因为在历史上既有因否定战争的作用而导致亡国的，也有因穷兵黩武而最终失败的。战争的发动，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就会取胜。因此，它主张“兵以义举”，指出：“夫兵以义动者，其势足以特立。”这些论述表明何去非有较正确的战争观。

治军思想针对北宋兵多而无战斗力的实际情况，《备论》在治军方面首先提出“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而致死者胜”的看法。它认为战争的胜负不在于兵力的多少，而在于治理得如何。军队治理得好，就可以以少胜多，以寡击众。《备论》十分重视军纪，认为“治军而废纪律者败”。军队纪律虽然不是士卒自愿乐意接受的，但将领必须以严格的军纪要求他们，使士卒知道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军队的士气才可以养成，战斗力才有可能提高。军队既有严明的纪律，又有高昂的士气，即使面临大敌，也能战而胜之。

作战指导思想在这一方面，《备论》突出强调了“智”，认为“以智用兵”，“则常以全胜”。它说：“夫兵以势举者，势倾则溃；战以勇合者，勇竭则擒。唯能应之以智，则常以全胜而制其二者之弊。”在用兵作战中，“势”、“勇”、“智”三者，“智”是最重要的。以智用兵，一是要“必知夫攻守之所宜”，该攻时攻，该守时守；二是要随机应变，严防作战指导上的呆板固执。它说：“天下事功之成，常出于权；而其不济，常主于固。”善于根据战争的变化而调整作战方式和部署，就能够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反之就会处处被动，终至败亡。

《备论》还对“兵”与“法”，即战争实践和兵法原则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它说：“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学；……以其不尽于兵，故人不可以专守。”这说明作战实践必须以兵法原则为指导，因为兵法原则是前人对无数战争经验的总结，所以不能不学习和借鉴；但是兵法原则没有也不可能穷尽战争实践，所以对兵法原则又不能墨守陈规。战场情况是千变万化的，而兵法原则是对战争经验的理论概括。如果教条式地守着兵法原则去指导生动无比的战争实践，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对待兵法原则的正确态度是“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灵活运用前人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指导现实战争实践。这些论述含有辩证法思想，是正确的。

《素书》

旧题汉黄石公撰，宋张商英注。后人认为此书是张商英托名于黄石公所作，是北宋时期的著作。《宋史》卷二○七《艺文六》兵书类著录《素书》1卷，注：“张良所传”。今本《素书》不分卷，共6篇，即《原始》、《正道》、《求人之志》、《本德宗道》、《遵义》、《安礼》。《素书》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是一部用儒家思想来溶汇兵家思想的兵书。此书开头便说：“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但是，它也强调要深谋远虑。它说：“深计远虑，所以不穷，……先揆后度，所以应卒，设变致权，所以解结。”又说：“夫志心笃行之术，长莫长于博谋，安莫安于忍辱，先莫先于修德。”还说：“阴计外泄者败。”《素书》也讲“时”，但它已把兵书上的“时”概念转用到人事问题上。它说：“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投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由此可见，在《素书》中，兵家的军事思想已被儒家思想所溶合，这也是《素书》作为兵书的特点。

《百战奇法》

约成书于北宋末年，其作者已不可详考。这是一部以《武经七书》等古代兵法为理论依据，以五代前历代战争战例为基础，条分缕析各种战法，从而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的兵书。它主要围绕战争谋略，治军备战等问题，论述了古代战争的指导原则和作战方法，在前人论兵的基础上，结合古代战例，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军事思想。

重“教战”和“为将之道”的治军思想。《百战奇法》吸收了《虎钤经》的思想，认为“将之所以战者，兵也”，这是说士卒是将帅率领作战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因此，它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治理。

对于军事训练，《百战奇法》指出，“凡欲兴师，必先教战”，使士卒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和条令，从而使他们在与敌人作战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做到“视旌麾以应变，听金鼓而进退。”

对于“为将之道”，《百战奇法》指出，将领一要信任部下，二要有威严，三要对士卒有仁爱之心，四要有“割弃性命而战”的勇敢精神。它说：“凡与敌战，若地利已得，士卒已阵，法令已行，奇兵已设，要当割弃性命而战，则胜；若为将临阵畏怯，欲要生，反为所杀。”这些论述，都是当时治军经验的总结，揭示了“为将”的一般规律。

“以计为首”，“要在应变”的作战指导思想。在对战争的客观实际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根据敌情变化而灵活用兵，这是《百战奇法》在作战指导上提出的一个总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用兵之道，以计为道”。主张在战前，必须全面了解掌握敌情，制定正确的计策，然后再出兵作战。《百战奇法》反对轻率出战，主张“与敌战，务须持重”，要慎重用兵。战争开始后，要密切关注战争的进程，及时调整军事部署，认为“兵家之法，要在应变”，随时准备根据敌情变化采取相应措施。

除上面所述外，《百战奇法》还对攻守、主客、先后、进退、奇正、虚实、分合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中不乏精辟见解，受到了后人的重视和适当评价。明代李赞称其书是“极用兵之妙，在兵家视之，若无余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