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简史——唐朝的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概况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终唐一代，从开国立朝、对外征战，到平叛战争，造就了一大批军事家和著名将领，诸如李渊、李世民、李靖、李责力、尉迟恭、苏定方、薛仁贵、郭子仪、李光弼、李晟、李等。由于唐朝建立后，社会逐渐趋于安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以“文治天下”、“偃武修文”的主张充斥于朝廷内外，以致使人们淡忘了战争和武备的重要性。特别是开元以后，统治者极力推崇“道统”之学，使社会上重文轻武之风盛行。不少读书人把研究兵法看成是“粗鄙”之事，竞相研读佛家经典，出现了“士大夫讳言兵书”的局面。在这种状况下，唐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也要看到，唐朝长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毕竟为兵书的系统整理和对一些军事家的作战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因此据现有史料载，唐代兵书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旧唐书·经籍志》兵书类著录有45部，289卷。《新唐书·艺文志》兵书类也著录了23家，60部，319卷。

由于儒、道、佛的盛行，对唐代军事思想的影响颇深。当时的思想界基本上是三教并立，唐王朝一方面紧抓佛教不放，另一方面又抬高道教的地位，对官方正统哲学——儒家学说则更为重视，并收佛、道二教中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分融合于儒学之中。到唐代中、晚期，哲学界又围绕着“天人关系”问题展开讨论。因此，这一时期唐代的兵书既受道教思想的影响，如王真的《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李筌的《太白阴经》等，同时，对人的主体作用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军事著作简介

现存的唐代兵书主要有《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太白阴经》、《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以及《长短经》中的《兵权》等。

《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唐太宗与李靖多次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集中反映了唐太宗李世民和卫国公李靖的军事思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内容作了概述：“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这一概括提纲挈领，基本上符合其思想要旨。尤其是奇、正问题，《李卫公问对》在理论上有所贡献：1.进一步充实了“奇”、“正”的内容。在他看来，“奇”、“正”的范畴是相当广泛的。如对敌人进行政治声讨是“正”，进行军事打击是“奇”；公开出兵是“正”，奇袭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御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御方向是“奇”；前进为“正”，后退为“奇”等等。2.提出了“正亦胜，奇亦胜”的思想。《孙子》中说：“凡战，以正合，以奇胜”。而《李卫公问对》说：“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其思想比《孙子》更为全面。3.提出“奇正相交”的思想。《李卫公问对》认为，“奇正相交，循环无穷”，因此，它要求“奇正皆得”，不要“正而无奇”，“奇而无正”。4.把“奇”、“正”同“虚”、“实”联系起来。同《孙子》单纯讲“虚”、“实”不同，《李卫公问对》把奇、正和虚、实联系起来，说：“奇正者，可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5.把奇、正同分、合联系起来。《李卫公问对》所谓的分、合，也是指兵力的集中和分散问题。它认为分、合和奇、正是相互联系的，“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

在攻守问题上，《李卫公问对》提出了这样一些思想：1.攻守“同归于胜”。它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这里明确说明，防御也是取得胜利的一种手段。这是因为，攻守是处于敌我双方之中的，“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因此，它认为不能把攻守分割开来，“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这就是说，如果“攻不知守，守不知攻”，则不仅把攻守看成是相互分割的两个方面，而且分割为两种不同的目的性，这就违背了“同归乎胜”的原则。2.对《孙子》中“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作了新的解释。曹操曾对此有过解释，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他主要是从力量的“不足”和“有余”来解释攻、守关系。《李卫公问对》则认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书中认为《孙子》这句话的正确意思是说：“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耳，非以强弱为辞也”。这里从敌方的情况来说明攻守问题，也就是说，当“敌未可用”，即使我“力有余”，也不应攻，而应守；如“敌可胜”，即使我“力不足”，也应攻而不可守。3．强调攻防的转化。这一思想，《李卫公问对》是通过对主、客这一对概念的论述而体现的。所谓“主”，即指自己防御的一方；“客”，即指主动进攻的一方。它提出：“变客为主，变主为客”，即变进攻为防御，变防御为进攻的思想。

除此而外，《李卫公问对》在治军思想和作战指导方面都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

《卫公兵法》现存者为清人汪宗沂的辑本，分上、中、下三卷，主要是论述李靖的军事思想，其内容有：

1.“兵无备则不应卒”。《卫公兵法》极为重视战前的准备。文中曰：“若兵无备则不应卒，卒不应则失于机，失于机则后于事，后于事则不制胜，而军覆矣”。并进一步指出，对战前的形势要有正确的分析，即“明察而众和，谋深而虑远，审于天时，稽乎人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当战争发生时，便会犹豫不决，“及临机对敌，方始趑趄，左顾右盼，计无所出，信任过说，一彼一此，进退狐疑，部伍狼籍，何异趋苍生而赴汤火，驱牛羊而陷狼虎者乎”？其次，要做好军队的建设工作，“简练士卒，申明号令”，并做好应敌突袭的准备：“浚沟堑以防之，指山川以导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之教之”，“如此则敌人有雷电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

2.“料敌制胜”，“明听其实”。“料敌”之说原出于《吴子》，《卫公兵法》对其作了进一步说明，即：“所谓料敌者何？对曰：料敌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计，始可兵出而决于胜负矣。当料彼将吏孰与己和，主客孰与己逸，排甲孰与己坚，器械孰与己利，教练孰与己明，……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胜哉！”怎样才能真正达到对敌情的认识呢？《卫公兵法》提出了一个正确的思想，这就是要在多方面“料敌”的基础上，进行反复的思考，透过现象，达到对敌情的详实掌握。还说：“但当明听其实，参会众情，徐思其验，锻炼而用，不得逆诈自听”。

3.“战贵其速”和“与之持久”。与单纯讲求“兵之情主速”不同，《卫公兵法》认为在作战中是速战速决还是持久作战，都不是无条件的。它说：“或曰兵之情虽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敌将多谋，戍卒欲辑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才全而至力，定可速而犯之耶？答曰，若此则当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与之持久，安可犯之哉！”这就是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应“速而犯之”，而应“与之持久”，待敌我强弱之势发生变化以后再力求歼灭敌人，这一思想是很有见地的。

从总体上说，《卫公兵法》同《李卫公问对》相比，其思想的广度和深度都远不及后者，但在“料敌”、快速和持久等问题上的论述，却颇有独到之处。所以，汪宗沂说：“读者勿以其非定书不加讨究”，应该说它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太白阴经》亦名《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旧题李筌撰，全书10卷百余篇，是唐代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四库全书提要》把它同《李靖兵法》相题并论，说“此书与李靖之书无异”。该书内容较为广泛，李筌自己也曾说：“《太白阴经》者记行师用兵之事也，人谋筹策，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阵图，括囊无遗，秋毫必录”。

1.“勇怯在乎法”的治军思想。《太白阴经》极为重视军队在战斗中的作用，它指出：“谋战者，权之事，而强在兵”。就是说坚强有力的军队是进行军事谋略和权变战术的现实基础。如何治军呢？它突出强调一个“法”字，即以法治军。在它看来，人的勇怯不是由天性所决定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最根本的是由“法”所决定的。它说：“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勇之与怯于人何有焉”？在这里，李筌通过批判先天的人性勇怯论，说明了法在“移人之性，变人之心”中的作用，为他以法治军提供了理论根据。

《太白阴经》所谓的“法”，其内容就是指治军中的刑赏或赏罚，“赏，文也，刑，武也。文武者，军之法。”它认为只有赏罚，才能使人“乐战”、“乐死”。

2.“以权术用兵”的作战指导思想。在作战指导上，《太白阴经》突出“权术”二字。它说：“以权术用兵，则天下不能敌”。它所谓的“以权术用兵”，实际上就是以奇用兵，“奇者，权术也”。为了达到以奇用兵，《太白阴经》提出这样一些作战指导原则：

第一，“测隐探心”，即深入了解敌人的真实意图，透过现象看本质。正如《太白阴经》中所说的，“以所见而观其隐”，因为“性变于内者形变于外”，所以，通过察颜观色，认真分析，就能够搞清其背后隐藏的东西，此即所谓“测隐探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更进一步提出了根据敌人的性格、人品、不同的社会地位、知识才能等情况去了解敌人的方法或原则，从而把以奇用兵建立在正确认识敌情的基础上。

第二，重视谋略，以谋胜敌。《太白阴经》对“计谋”的作用十分推崇，“夫善战者，胜败生于两阵之间，其谋也。”就是说，两军对阵，有胜有败，都是由计谋决定的。它不仅对于如何运用计谋作了具体的论述，而且认为在对敌人用计谋时，一定要做到“心与迹异”，即心中所想与实际所做不一致，“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

第三，“见利而战”。以奇用兵，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握好有利的作战时机，做到“见利而起，无利而止”。《太白阴经》说：“因势而战，人也；夫未见利而战，虽众必败，见利而战，虽寡必胜。”什么是有利的作战时机呢？它认为就是敌人的短处和我之长处充分暴露之时，“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长也。”如能把握有利的作战时机，便会像“建瓴水于高宇之上，砉然而无滞留，又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无复着手”。

第四，“避人之长，攻人之短”。在作战中如何做到用己之长，击敌之短，这也是以奇用兵的一个方面。《太白阴经》说：“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这种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制人之术”至今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这是唐代王真“独以兵战之要”，即从军事角度注释《老子》的一部著作，它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老子》中的军事思想。

在对战争的态度方面，王真继承了《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和“不得已而用之”的思想。他不仅看到“忘战则危”，同时也看到“好战则亡”，他说：“是知兵者可用也，不可好也；可战也，不可忘也。”因此，他反对因个人恩怨或争夺别人的财物而随意发动战争。他进一步说：“师旅之事不可为，为者必当自败也；干戈之器不可执，执者必当自失也。”对于老子的“无为”和“有为”，他解释说：“无为者，即是无为兵战之事；兵战之事，为害之深”，“有为者，是人君好为兵革之事。”为了说明“无为”的主张，王真探讨了战争的起源问题。他认为战争之所以会发生，主要起源于人们的好恶之争。他说：“爱恶起而相攻，则战争兴矣”。如何才能做到不争呢？他提出人们不可“自强大”，并进而推论：“夫不自强大则不争，不争则兵战自息，兵战自息，则长保天禄矣。”

对于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王真也有自己的解释。他说：“‘柔弱胜刚强’，此亦非谓使柔弱之徒必能制胜刚强之敌，直指言王侯者已处刚强之地，宜存柔克之心耳”。这一解释实际上否认了柔弱可以胜刚强，而强调处于刚强的一方，要“存柔”，这是王真“无为”思想在刚柔问题上的体现。

对“主”、“客”问题，王真说：“夫兵者必以先举者为主，应者为客也。且圣人之兵常为不得已而用之，故应敌而后起，应敌而后起者，所以常为客也，进少退多者是沉机密用量敌之意也，故虽有敌至我则善师不陈，善师不陈，即自无征伐矣”。在这里，所谓“客”是指单纯的防御，不要进攻。

王真也吸取了老子“以奇用兵”的思想。但他把“奇”和“道”联系起来，提出“以道用兵”。他说：“用兵者以奇，奇者权也，权与道合”。这就是说，所谓“以奇用兵”就是讲究权变，权变与道是一致的。那么，王真所说的“道”又是什么呢？他认为“道”就是“无为”，“以道用兵”，实际就是以“无为”用兵，这就否定了用兵的存在。可见，王真主观上想从军事角度来注释《老子》，以阐述自己的思想，但从全书来看，他完全歪曲了老子自身的军事思想。

《长短经·兵权》是唐赵蕤的著作。赵蕤字太宾，又字云卿，唐代梓州盐亭（今四川省盐亭县）人。他在自述作《长短经》的要点时说：“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兵权》共有“出军”、“练士”、“教战”、“料敌”、“先胜”、“奇正”等二十四篇，集中反映了赵蕤治军、作战的军事思想，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军事著作。

在治军思想方面，《兵权》也重视将帅的问题，认为“虽有百万之师，临时吞敌，在将也”。对于将帅的素质，它继承了《孙子》中“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思想，并称之为“五才”。在将帅使用上，主张“因能授职，各取所长”的原则。

《兵权》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主要有：1.“必先探于敌情”。它反对在用兵作战时，“以冥冥决事”，而主张必须先探明敌人的基本情况，然后确定作战方案，这是“用兵之要也”。2.“恒求之于势”。《兵权》中专门写有《势略》篇，认为善于指导作战的人，永远追求有利于己的态势，即“善战者，恒求之于势”。在赵蕤看来，有利的态势往往是由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因此，指挥者必须关注和把握从行军出发，到作战结束，即战争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使局势始终有利于自己。3.“兵法变通，不可执一”。《兵权》认为古代兵书上记载的一些作战指导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而灵活运用。“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这种对古代兵法的认识充满着辩证法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