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简史——南宋军事思想

南宋王朝建立后，虽有多次收复中原的军事行动，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从南宋建立到金朝被蒙古灭亡，南宋一直处在金的强大军事压力下，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南宋的爱国将领和士大夫对南宋政府执行的妥协偏安的政策非常不满。他们希望通过对军事理论的研究，为南宋的军事行动提供有益的借鉴。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南宋军事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主义色彩。《守城录》、《历代兵制》、《美芹十论》和《酌古论》就是南宋军事思想的突出代表。

《守城录》

《守城录》，南宋陈规、汤踌著。陈规（1072—1141），字元则，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靖康末，陈规在任安陆令时，击退祝进率领的溃兵的进攻。建炎元年知德安（今湖北安陆）府，溃兵多次来攻，都被他击退。绍兴十年知顺昌府时，与刘倚一起取得顺昌保卫战的胜利。《守城录》就是陈规守御德安和顺昌城的经验总结。全书共四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作于绍兴十年（1140）五月；第二部分：《守城机要》，论述城郭楼橹的建造、攻守战具的制作和守城方法；第三部分：《建炎德安守御录》，是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德安教授官汤踌辑录的陈规守御德安城的事迹。以上三部分本来各自成篇，约在宋宁宗以后合编为《守城录》一书。现存清乾隆四十年（1775）抄本与嘉庆、道光刻本，《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等刻本与四库全书抄本常见。

《守城录》主要论述的是在火炮应用于攻城作战以后，如何守城的防御理论和实践。同冷兵器攻城作战相比，《守城录》的守城防御作战理论具有一些新的内容。

变革旧的“城池之制”。在火炮应用于攻城作战以后，对于旧的城防设施应该进行变革，保留利于防御的部分，改革不利于防御的部分。改革旧的“城池之制”，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增强城市防御炮击的能力，二是城防设施必须有利于对敌人进行反攻。陈规提出，为了便于反攻，守城时应大开城门，将城濠填平。这是对旧的守城方法的大胆改革。

充分发挥火炮在守城中的作用。陈规认为，火炮既是攻城的利器，也是守城的利器。陈规提出，在守城时，当敌人用火炮攻城时，城内也应“用火炮与之相对施放”，以炮制炮，充分发挥火炮的作用。

陈规十分重视守城的准备。他主张善守，反对死守。守城的一方在敌人未进攻之前，应该做好精神和物质上的各种准备，周密考虑守城的计划，做到敌人设一计攻城，守城者可以用几个方案来对付。他说：“每见敌设一计攻城而无数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

守中有攻。陈规认为，善守城者不能只守不攻，应该有守有攻，以攻为守，攻防结合。在顺昌之战中，陈规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才取得大败金军的战绩。

《守城录》还记述了陈规在绍兴二年（1132）研制的火枪，以长竹竿制成，用于实战。这种火枪是最早的管形火器，在科技史上有重要意义。

《历代兵制》

《历代兵制》是我国第一部兵制通史。南宋陈傅良编著。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历代兵制》“上溯成周乡遂之法及春秋、秦、汉、唐以来历代兵制之得失，于宋代言之尤详”。全书史论结合，体现了陈傅良的一些重要军事思想。

寓兵于农。陈傅良通过对历代兵制的比较，得出寓兵于农是最好的兵制的结论。府兵制体现了寓兵于农这一原则，兵农不分，因此，陈傅良称赞它“兵制之善莫过于此”。他认为，寓兵于农有利于使社会安定，有利于负担平均，有利于节省军费开支和备战，有利于调动和集中兵员。

“兵无专主，将无重权”。陈傅良在总结春秋时期战争不断的原因时说：那时“兵多常聚，帅多世守”，这样就形成了兵有专主，将拥重权的局面。有兵就有权，握有重兵的大将“在外则外重，在内则内重”，于是战争不断。为了保证封建中央政权对军队的控制，陈傅良主张分散将帅的兵权，“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一，不使将帅久握重兵，从而“防微杜渐，绝祸乱之萌”。

陈傅良的这些观点有合理的因素，但也有一定的片面性。除上述思想外，《历代兵制》还对战争和练兵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并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制度的资料。

《美芹十论》

《美芹十论》，又名《御戎十论》，是南宋辛弃疾（1140—1207）给宋孝宗的一篇奏文。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今济南）人。《美芹十论》分《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十论。前三论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敌之可胜”，对当时夸大金人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进行了批驳。后七论主要论述如何加强战备，激励士气，准备反攻以收复失地，重振山河。这些思想代表了南宋主战派的主张，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可惜的是南宋统治者并没有予以重视。

治军思想。辛弃疾的治军思想，突出地表现在“致勇”、“久任”和“合志并力”三方面。

“致勇”，即激励和培养将帅、士兵的勇敢精神和士气。辛弃疾认为：“行阵无死命之士，则将虽勇而战不能必胜；边陲无死事之将，则相虽贤而功不能必成。将骄卒惰，无事则已，有事而其弊犹尔，则望贼先遁，临敌遂奔”。“惟有以致其勇，则惰者奋，骄者耸，而死有所不敢避。”通过“致勇”，军队的战斗力就可以提高，就可以做到守无不固，攻无不克。

“久任”，即对将帅不要轻易更换，要信任将帅。他主张对将帅的考察不能以一次胜败为依据，“诚以一胜一败兵家常势，惩败狃胜，非策之上”，这一思想是针对北宋以来不重视将帅而提出的。

“合志并力”，即注意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辛弃疾认为军队如能做到“思有以和辑其心者，使之合志并力，协济事功，则天下幸甚”。相反，军队内部如不团结，各人心存怨恨，就会把军情泄露给敌人。

作战指导思想。辛弃疾根据当时抗金斗争的实际，在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了这样一些原则。

“审其势”、“察其情”的原则。辛弃疾认为与敌作战，首先必须对敌情加以了解。在分析敌情时，必须分清“形”与“势”。如果混淆了形与势，就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所谓“形”，辛弃疾认为是“小大是也”，“土地之广，财赋之多，士马之众，此形也”。由此可见，辛弃疾所说的形是指军事力量的外在表现形式。势则是对军事力量的运用。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战争双方势的较量，而不是形的较量。辛弃疾指出，“形可举以示威，不可用以必胜”。对敌情的了解和分析，就是要透过敌人的“形”去认清敌人的“势”，不能被敌人的貌似强大的“形”所迷惑。这就从理论上驳斥了南宋投降派的论调。

“审宜先后”的原则。辛弃疾很重视出兵的先后。他说：“然而知所先后则胜，否则败。”应该根据战争的实际，进行认真的权衡，再确定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

集中兵力的原则。辛弃疾主张集中兵力。他说：“故凡强大之所以见效于小弱者，强大者分而小弱者专也。知分之与专，则吾之所与战者寡矣；所与战者寡，则吾之所以胜者必也。”所以，辛弃疾反对处处设防，他认为“用兵之道，无所不备则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则不必皆备”，主张重点防守。

积极防御原则。在对待防御作战问题上，辛弃疾不但主张集中兵力，而且注意以攻为守，主动攻击敌人要害之处，积极防御，不能寄希望于敌人不进攻，而应主动“攻彼之所必救”，陷敌于被动的境地。

《酌古论》

《酌古论》是陈亮青年时期所写的一部军事著作。中华书局1987年版增订本《陈亮集》，卷五至卷八，收有《酌古论》。陈亮（1143-1194），字同甫，浙江永康人，南宋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家。《宋史》卷四三六本传称其“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

《酌古论》通过对十九位历史人物用兵作战的经验教训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军事思想。

正义战争必胜的思想。陈亮在《酌古论》中把英雄和智者作了区分，认为智者可以在战争过程中出谋划策，随机应变，出奇制胜，而英雄则是“去诡诈而示之以大义，置术略而临之以正兵”，为了“大义”而举正义之兵，这是智者无法做到的。如果战场上仅仅是智与力的较量，战争的结果还难以判定，但如果是以正义之师攻击虽然勇敢而且狡猾的非正义之师，战争最后的胜负就很明显了。这就是陈亮提出的以正攻智、以义击勇的思想内涵，其实质是把战争性质作为决定战争结局的最重要条件。英雄之士只属于正义之师，正义战争最后必定胜利。

关于术的概念和区分。陈亮在《酌古论》中提出了术的概念并加以区分。他认为在作战指导中有两种术。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术，即，运奇谋，出奇兵，决机于两阵之间”，这实际上是现代意义上的战术概念。另一种术是指“审敌情，料敌势，观天下之利害，识进取之缓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后，次第收之，而无一不酬其意”。这实际上是现代意义上的战略概念。对于这两种术的作用，陈亮认为，前一个“犹有所穷”，其作用是有限的；而后一个术则可达到“无一不酬其意”，意思是只有从战略上把握住了战争全局，才能无往而不胜。认识到在战争中，战略指导比战术指导更重要，更有意义。

从实际出发，确定军事行动。陈亮说：“善用兵者，因其势而利导之。”敌强我弱时，就应该敛兵固守，等待时机；如果我强敌弱，则应该一举破敌。因此，作战指导一定要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对比，不能轻敌冒进。

在《酌古论》中，陈亮还对攻守、奇正等问题作了论述，他是出“以攻为守，以守为攻”，“兵有正有奇”等思想。总的说，《酌古论》确实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和内容的军事著作。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我们不仅应该重视《酌古论》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尤应重视陈亮的与唯物主义相联结的军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