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简史——清代前期军事思想

清代前期军事思想概述

满清王朝依靠武力消灭了明朝，建立起了全国统一政权。但在军事思想方面，清王朝的贡献却是很微小的。

清朝统一全国以后，在军事上并没有积极进取，而是陶醉于已经取得的胜利。特别是清朝是游牧部落起家，一直坚持“骑射乃满洲之根本”的思想，对军事技术上的一些发明创造以及军事学术发展，漠不关心。清初，火器发明家戴梓制成了一种可连扳连射28发子弹的连珠铳。可是，清政府只是将其用于玩赏，而看不到它在军事上的意义。因此，尽管到清代中叶，军队的火器数量已占到兵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但火器的技术水平却并无多大提高，军事思想则更无大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以武力得天下的王朝，往往陶醉于已有的武功，满足于祖先的军事成就，而不重视军事的新发展，以致陷于保守落后状态。

从清代前期的军事著作来看，虽然清王朝对兵书较为重视（如清初撰修的《明史·艺文志》将兵书类提到第五位，乾隆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时，又把兵书类的地位提高到第二位，列在儒家之后，认为“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但由于清王朝在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在文化上实行专制政策，特别是对明代兵书的查禁很严，从而使得清代前期的兵书在思想内容上创新不多，不少军事著作仅仅停留在对以前兵书的辑录上，“述而不作”，这也是清代前期在军事思想方面发展缓慢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一类兵书有《乾坤大略》、《并辟百金方》、《治平胜算全书》等。

清代前期的兵书在数量上还是不少的。据陆达节《中国历代兵书目录》著录，清代前期兵书有101部共690多卷。但这些兵书在思想内容上无大的创新。当然，这一时期的兵书也有一些特点。例如，有些兵书通过分门别类地辑录历代兵书，力图探寻出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同时，军事地理方面的著作有了发展，出现了像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样著名的军事著作。

清代前期主要兵书

1.《乾坤大略》

《乾坤大略》，作者王余佑（1615—1684），字介祺，直隶新城（今河北新城）人。明朝末，王余佑曾在家乡组织地主武装抵抗农民军。清军入关后，其父、兄被清朝杀害，他本人也险遭不测。此后，他隐居于易州五公山，从事著述，《乾坤大略》即著于此时。全书共10卷，约6万字。王余佑著这部兵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当时或后世起兵反清者提供作战理论和历史经验，即为了“致中兴，赞大业”而“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乾坤大略》就是他拟定的以武装斗争夺取清政权的战略计划和军事纲领。作者以《武备志·战略考》为基本资料，按类分篇，以篇为卷，每卷之前有序言。在各卷的序言中，论述了兵起先知所向，兵进必有奇道、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攻取必于要害、据守必审形胜、立图在有规模、兵聚须资屯田、克敌在刃欲速等战略原则，这是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王余佑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的战略指导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速战速决的进攻思想。王余佑主张进攻。他认为战争只要爆发，就不能单纯的进行防御，而应该积极进攻，攻城略地，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他说：“兵已起矣，贵进取，贵疾速。进取则势张，疾速则机得。”这就是说，快速行动就能获得有利的战机。这种“贵疾速”的思想是孙武“兵贵胜，不贵久”思想在清初的继承和发展。

（2）选择正确的战略进攻方向。王余佑对正确选择战略进攻方向十分重视。他认为战争的行动是极其快速的，在极短的时间内，战争的胜败就见分晓。因此，就必须选择正确的战略进攻方向。他说：“呼吸间耳，成败判焉，此之不可不知所向也。”而正确的战略进攻方向的选择，必须以正确判断敌人兵力部署的强弱为客观根据。他说：“所向又以敌之强弱为准。”如果敌人兵力弱小，就向其腹心进攻；如敌人兵力强大，就“断宜傍翦其支”。要能做到这一点，王余佑主张“避实而击虚”，“乘势而趋利”。他说：“剪其支者云何？日避实而击虚也，乘势而趋利也。避实击虚，则敌骇不及图，如自天而下；乘势趋利，则我义声先大振，而远近向风。这就是说，战略行动上如能“避实击虚”、“乘势趋利”，就能使敌人猝不及防，使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他还提出在正确选择战略进攻方向时要把握好时机，不能有任何的迟疑。

（3）“兵起遇敌，决战为上”的思想。王余佑认为，“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他的理由是：当我方进攻到敌国内地时，敌方必要“并力倾国”，集中全力与我进行殊死决战，“以图蹂荡我气，恐我声势之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方不进行积极的决战，一旦为敌所乘，便会“鱼散鸟惊，无可救矣”。只有进行决战，“出其不意，才能鼓舞士气，取得战争胜利。他说：“一战以挫其锐，则敌众丧胆，我军气倍，志定威立，而后可攻取以图敌。古所谓一战而定天下。”至于进行决战的方法，他主张出奇设伏。由此可见，王余佑坚持的是战略进攻的作战指导思想。他把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看成是根本“大略”，至于无关大局的某一暂时的胜负，某一局部的强弱，在他看来，“又何足云”！正因如此，他以《乾坤大略》命书名。

2.《并辟百金方》

《并辟百金方》，旧题惠麓酒民编。全书共14卷，约14万字，另外有各种兵器、攻防器械、火炮战船等图175幅。“并辟”取自《庄子·逍遥游》，以防手龟裂比喻国家防御问题。全书主要从《左传》、《周礼》、《二十一史》等书中，分类辑录历代攻防作战原则、方法，并针对当时的情况加以评论，基本上是一部汇辑评论历代防御战例的兵书。其防御战备战法主要有：

（1）“安不忘危”的备战思想。《并辟百金方》认为战争的爆发有时是很偶然的，要保证国家的安全，防止国家遭受外敌的侵略或干扰，在平时一定要加强防备，做到“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因此，它提出在太平之世，在人们思想上，应该“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不能产生和平麻痹思想。

（2）防御的一般原则。从“安不忘危”的备战思想出发，《并辟百金方》认为要取得防御作战的胜利，在指导思想上应该做到：第一，“固结民心”。第二，加强军事训练。它主张练兵和兵民结合。练兵要以“训兵六章”，即忠爱、敢战、守法、勤习、敦睦、信义为准则，以练心、练艺、练胆为主要内容，实行兵民联合防御。第三，做好物力上的准备。它认为防御作战必须以雄厚的物质条件作为基础。它说：“积贮为天下之大命”，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是无法进行防御的。要保证物质上的准备，它提出“公督私藏”、“藏富于民”。同时，要重视武器装备的改造，认为器械不利，势必要“以其卒与敌”这一思想应该说来源于《管子》。第四，“以战为守”。它认为在作好防御的基础上，“善守如环”，没有任何漏洞，这样就可以主动地进攻敌人。进攻敌人的方法有“天降”，即从云梯上由高处进攻；“地出”，从地道出击；“近冲”、“远击”等。第五，“扼险者胜”。防御战和地形的关系十分密切。《并辟百金方》认为要能取得防御战的胜利，必须正确地利用地形。它主张“扼险”，即把握住险要地形，反对“恃险”，即片面依靠有利地形。他说：“扼险者胜，恃险者亡。”这种既重视利用有利地形，又反对片面依靠有利地形的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素。

3.《治平胜算全书》

《治平胜算全书》为清前期名将年羹尧所编。全书共12卷，约15万字，阵图、兵器图455幅，主要是分类辑录了《孙子》、《太白阴经》、《虎钤经》等清以前的兵书中的论述，在辑录的基础上，对战场选择、治军、兵器使用、城池攻守、火攻水战等问题作了评述，体现了年羹尧的军事思想。其主要思想有：

（1）重视军队训练。年羹尧极其重视平时对军容、军纪、军威、士气、号令等方面的训练。他认为军队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平时的训练养成的，“平时训齐”，到了战时就能行动一致。在训练时，他主张培养士气，有了高昂的士气，军队必然显得威武雄壮。所以他说“无事在选在练，有事在鼓其气”。怎样才能“鼓其气”呢？他提出在军队出征前，应让将士层层“结状”，以“申饬有众，坚整士心”，使其增强“进死而荣”、“退生而辱”的观念，这样便能在作战中勇敢奋战。

（2）重视对敌情的了解。在作战指导方面，年羹尧基本上继承了《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注意对敌情的了解。他了解敌情的思想与《孙子》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注意对士俗的调查，使得了解敌情的范围有了扩大。在了解敌情的基础上，他认为应该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趋利避害”，这样便能百战百胜。

（3）重视占领有利地形的思想。年羹尧提出应该抢先占领有利地形，即“先居胜地”，从而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4）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作战方法。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年羹荛对攻城和守城的看法上。他认为守城作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兵强粮足，城高池深”情况下进行的守城作战；一种是在相反情况下。在这两种不同的条件下，守城作战的方法就不能相同。在攻城作战中也应如此，他提出根据兵力的强弱、众寡不同情况，可采取攻而不围，或围而不攻的方法，不能不看情况的不同，而采取一种方法。除上述以外，年羹尧对夜战、水战、火战以及火器、地雷的配备、使用等都提出了他的看法，这些思想都是他作战经验的理论总结。

4.《将略要论》

《将略要论》，旧题刘连城著。全书只有400余字，但它是刘连城自己作战经验的总结。全书虽字少但内容还是较深刻的，正如刘连城的友人所说：“篇首以守静明公四字论为将之道，乃探源在战守之先；……中以人和察天时审地利于将战之际；……后以兵民之总在和，能相济为要。”可见，书中主要论述了为将之道，战守之宜和兵民关系三个问题。

（1）关于“为将之道”。刘连城提出“定”、“得人”、“知人”、“用人”、“爱人”的思想。他说：“夫为将之道，首在定。定则静，静则明，明则公，公而无私，克私不犯，则进退矣。”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将领首先必须做到坚定，这样就能静，做到了静便能明辨是非，主持公道，不谋私利。同时，还要“能得人，能知人，能用人，能爱人，能制人”。总之，在刘连城看来，一个真正“能受国家之重任，终能立绝代之功勋”的将领，必须能“省天时之机，察地利之要，揽人和之济，详安危之变，知定乱之法，久而不倦，遇事不乱”。但刘连城认为“走”即可“明”、可“公”，却并非至论。

（2）关于战守之宜。刘连城认为战争的变化是十分微妙的，而且关系到国家安危。因此，对待战争一定要取慎重的态度，不可“贪战”。他说：“安危之变，微乎其微；定乱之法，慎乎其慎。安危定乱，良在守微，守微者兴邦之基也。行师之道，忌在贪战，贪战者，丧军之根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侦审敌情，有机必战”，战胜了便“不可夺”；如无有利战机，便进行防守，“无机固守，守不可摇”。所以说：“所贵乎守，则有条；战则有节，战守合乎机宜，必能兴军固邦矣。”

（3）关于兵民关系，刘连城认为“民为兵之源”，人民是军队力量的源泉。他从军队的“粮饷皆出于民”讲起，认识到“兵无民不坚”。因此，如果人民的生活不安定，“则兵失源，如鱼失水矣”。因此，军队要爱护人民，“珍之爱之”，保卫国家，“兵为邦捍”。其次，他认为“兵为民之卫”，军队是人民的保卫者。刘连城提出：“国家之威望，将吏之用权，民间之保获，皆籍于兵。”因此，“兵为民之卫，民无兵不固，兵不坚聚稍有变动，则民失卫，如卵失壳矣。”作为国家和人民，对军队应该慎重和尊重。特别是那些为官者必须教育人民，使人民知道军队的辛苦，而军队的将领则应教育士兵们了解人民的艰苦，使“兵民相洽，倚民养兵，倚兵护民，兵坚民固，和衷共济”，这就是“安危定乱，全生全国之根也。”刘连城对兵民关系的论述是较深刻的。故《将略要论》虽文字短少，但思想较深刻，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5.《戊笈谈兵》

《戊笈谈兵》，汪绂（1692—1759）汇辑。全书共10卷（卷6上，卷10已佚），地图41幅，星图、八卦图33幅，阵图53幅，约23万余字。全书以天时、地利、人和为纲，分类汇辑了有关兵书和要图，并加以评论。前3卷录述周天太极、云雨风角等。中3卷为舆图、疆域形势、水陆路程。其中《天下形势总论》与《天下形势分论》具有兵要地志性质，论述全国山川形势及各地战略地位、相互关系。指出：雍（今陕西中部及甘肃东南等地区）居中原之首，冀（今河北南部及河南等地区）居中原之脊，幽（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为天下之要膂。居雍则重洛，居冀则重雍，居幽则重辽、济，居洛则重雍，居吴则重荆、襄。此外，还具体论述了燕京（今北京）、长安（西安）、洛阳、南京、成都等地的战略地位及设防，对军事地理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后4卷汇辑和评论清以前的一些兵书、历代阵法、兵器。其评论用兵之道以仁义为本，首推司马穰苴，次吴起，再次孙子，反映了编者的儒家思想。对古阵法名称、阵容结构、阵内各部位的变化、运用，都加以说明，描绘成图。还综合古阵法，提出一些阵列，如综合三叠、连环、鸳鸯等阵之长，创五叠连环阵，等等。另外，对水战、山战的一些阵法也作了评述。

6.《兵迹》

《兵迹》，旧题清魏禧（1624—1681）所著。全书分12编。第一，历代编。论述清以前历代的军事发展情况。他认为：“太古之世，民物友处，无有蚧伤之心，迨后机智渐生，茹血衣皮，兽有爪牙角尾之利，民因剥材木以相拒。”这样便产生了战争。他在论述春秋时的军事时说：“师以义动者胜，耻为城下盟。”另外，又分列列国编，对春秋时期各大国的军事情况作了介绍。作者还论述了北宋和南宋在军事上的不同，认为前者是“有相无将”，后者是“有将无相”。第二，将体编。主要通过将领自身的姓、名、身、志、歌、笑等说明在军事中的利用和作用。例如，利用姓的相同，可以“因姓用计”；也可以利用名声，威慑敌人，“威武素著，则声名足以慑也，有呼其名而退敌者。”第三，将兽编。主要论述了一些动物在战争中的利用。第四，将能编。主要论述了将领的能力在军事上的作用。提出在攻守上，“有先攻以为守者”。又说：“兵凶战危，不可不慎”；“谋画先定，战必收功”。在谈到将领“诚”时说：“兵以诈胜，无谋非用兵也。”说明将领的“诚”和“诈”是统一的，对己要诚，对敌要诈。第五，将效编。主要论述将领所应效法的问题。例如，在陷坚条下，说：“善战者莫不贵冲虚、乘弱”。在断归条下，说：“何以得三军死战，惟有断归路一法耳。”在败条下又说：“善败者不亡。胜败兵家之常，故败不足畏，要在能持败而取胜耳。”说明了如何转败为胜的问题。第六，华境编。分析了全国各地的地理环境、民众、士兵特点。如，西境，认为西部地区的民众和士兵“心强气褊，骁健信邪，苟托神奇怪异”。而“川兵心泼气雄；服劳耐苦，涉险甚健有胆力。”第七，华人编。论述了全国兵员情况。第八，土夷编。分析了少数民族的情况。第九，岛夷编。分析了全国的岛屿情况。第十，近国编。论述了我国近境国家的政治、军事情况。第十一，远邦编。分析了国际各国的情况。第十二，边塞编。分析了我边境的交通要道状况。全书的每一编都分别概括出了几个字，以这几个字为纲，分别列举事例，加以论述。因此，《兵迹》不单纯是一部汇辑其他兵书的军事著作，而是有自己的体例和思想，内容也较广泛。但此书是否是魏禧的著作，还有待研究。

7.《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清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辑著。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明亡，隐居不仕，积二十年心血，“以史为主，以志证之”，根据正史、地方志、旁及野史，并结合山川考察，撰成是书。全书共130卷，舆地要图36幅、沿革表35份，约280多万字，是清初历史地理、军事地理名著。

关于编著该书的目的，顾祖禹说：“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可见，他不是为研究地理而研究地理，目的在于考察“山川险易”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战略地理学”性质。从这一点出发，他首先认为地理形势是战争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之一，与战争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无论是国家的君主还是宰相，都应该对国家所处的地理形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说：“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不知也。”只有在正确认识地理形势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制定军事战略。但是，他并没有把地理形势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而是同孙武一样，承认地理因素是“兵之辅”，强调“设险以得人为本”，人与地理因素相比，人是根本的。因为，任何地形在人的作用下是可以变化的，“险易无常处”，人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形灵活地加以运用。他还特别注意对于国家首都的军事防御设施的建设。认为国家首都对于国家的存在十分重要，加强首都的军事防御设施的建设就更为重要了。他从地理学的角度说明了这一问题。以明代北京为例，他主张多层设防，形成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防御系统，从而保证首都北京的安全。

在历代州域形势部分，顾祖禹综述了明代以前各代的州郡位置、形势，及其与用兵进退之策和成败的关系。举凡州域、城邑疆界、山川险要、形胜所在，都有述考。以卷一秦为例，即分别有始封、徙居、定都、四周形胜、地利等项和《战国策》、《苟子》、《史记》等史籍有关秦的论述。各省方舆部分，按明末清初的政区，分述十五省的府、州、县形势的沿革、区划，以及各处历代所发生的重要战争。各部分有序、综述，然后分别叙述府、州、县的疆域、沿革、城邑、山川、关隘、古迹、桥梁、驿站等。对险要之处的论述尤其详细。如居庸关，既记其位置、异名（又名军都关、纳款关、蓟门关）、四周相连属的要地；又载诸家之论，以突出其形势、地位的重要，曰：“天下九塞，居庸其一”，“太行八陉，其第八陉为军都”，“路狭而险，北平咽喉”等，更详列东汉至元明间在此用兵事例。这就把地理形势、沿革、区划的历史考察同战史结合在一起，从军事的角度考察了历代地理情况。舆图要览部分，可以说是明代最完备的兵要图籍，由概况说明、图、表组成，分别说明了各省形势、山川险易、边防设施、兵员粮饷等情况，这些论述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因此，这本书被历代兵家所重视，被誉为“千古绝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