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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简史——东汉的军事思想

历史大观园 制度构成 2020-06-17 14:05:09 0


军事思想概况

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社会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与此相适应,天文、历法、农学、医学在东汉时期也有较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这一时期军事思想领域却显得相当沉闷。究其原因,主要不外乎有两条,(1)东汉王朝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已有的政权,“厌武事”,“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尽管其间也进行了反击匈奴、镇压羌人反抗以及镇压打击农民起义等一系列重大战争,但总的说,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对军事学术是不太重视的,这同西汉初期重视整理兵书的做法有很大差异。(2)东汉王朝统治阶级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大肆宣扬神秘的谶纬神学。早在刘秀即位以后,即命人整理校定图谶,并于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正式把谶纬神学定为官方哲学,从而使谶纬神学笼罩了整个社会的思想界,这对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的发展不能不有一定的影响。由于上述原因,东汉时期的军事思想同其他思想学科相比,发展得较慢。就兵书情况而言,从后来的史书记载看,这一时期没有产生一部有较大影响的兵书。陆达节在《中国历代兵书目录》中虽然著录了这一时期的兵书有九部八卷,但这些兵书基本上都是后人伪托,即使陆达节著录的这些兵书不是后人伪托,但同其他朝代相比,东汉时期的兵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非常单薄的,这反映了这一时期军事思想领域的极端不景气。从现存的著作来看,《握奇经》和王符《潜夫论》中的军事论述基本上体现了东汉时期人们对军事问题的认识水平。

《握奇经》

又称《握机经》,《幄机经》。今存1卷,380余字。相传其经文为黄帝臣风后所撰,姜尚加以引申,汉武帝丞相公孙弘作解。另附佚名《握奇经纪图》1卷,晋武帝时西平太守马隆《八阵图总述》1卷。此书始见于《宋史·艺文志》“兵家类”,其中著录:《风后握机》一卷,注云:晋马隆略序;又《握机图》一卷。

《握奇经》的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看法。从唐代兵书《李卫公问对》所引《握奇经》的文字来看,其书应是唐以前的著作,可能是东汉时期谶纬神学先生根据《周易》八卦推衍而为之。

《握奇经》主要内容是讲解八阵的布列。所谓八阵,它认为是指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其中天、地、风、云四阵为正,龙、虎、鸟、蛇四阵为奇,四正四奇总为八阵。大将居阵中掌握机动兵力,即所谓“余奇”之兵力,称为“握奇”。布阵时,先由游军于阵前两端警戒,“先出游军定两端”。布阵毕,“游军从后蹑敌,或惊其左,或惊其右。”作战时,四正四奇之兵互相配合,游军从阵后出击配合八阵作战,大将居中指挥,并以“余奇”之兵策应重要作战方向。它特别强调奇正的相互配合,这种配合不是由主观所决定,“皆逐天文、气候、向背、山川利害,随时而行,以正合以奇胜。一或合而为一,因离而为八,各随师之多少触类而长。”

《握奇经》经文虽仅有三百余字,但它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从“八阵”的阵法来说,战国时期的《孙膑兵法》中有“八阵”记载,并认为、“阵则知八阵之经”,“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但对八阵具体内容却没有说明。东汉时期还有六十四阵说,这可能是由《握奇经》的八阵说演变而来。《三国志·诸葛亮传》也有“(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的说法。但在唐以前,八阵具体指什么,除《握奇经》外,都没有说明。《握奇经》明确把八阵规定为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到唐代,都按此说。如《李卫公问对》即持此说。李筌在《太白阴经》中又把八阵同八卦联系起来,这些可能都是受《握奇经》的影响。特别是《握奇经》强调八阵奇正的变化,必须按作战时具体情况,“随时而行”,“触类而长”,这和孙膑灵活改变战术、变化阵法的思想是一致的。

《潜夫论》军事思想

《潜夫论》为东汉后期思想家王符所作,全书十卷三十六篇,主要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其中《劝将》、《救边》、《边议入《实边》几篇,集中反映了他关于边疆防御和建设的军事思想。

1.《劝将》。终东汉一世,西羌之乱未断,至安、顺之时更为剧烈。王符作此篇,指出汉军之所以不能制羌乱,其主要原因在于将帅不知兵。他的观点大致是:其一,将帅不明造成军心涣散,因而使战斗力被削弱。将帅不明战略,“胜负之数,不明乎将心”,将帅不知抚死禄生,“此其所以人怀沮解,不肯复死者也”;将帅赏罚不明,“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将不能效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其二,要认真选拔将帅。将帅要善于御兵,“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辞者,非为趋利,则因以避害也。”所以将帅御兵,“不利显名,则利厚赏也;不避耻辱,则避祸乱也。”将帅要具备《孙子》中提出的六条标准:“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选拔将帅要任人惟贤,不搞论资排辈,“不可苟惟基序,或阿亲戚”,否则就等于将军队交给敌人。

2.《救边》。集中抨击了当时朝臣苟且偷安,不救边民于水火的丑恶行径。具体内容为,其一,抨击朝臣面临羌乱苟且偷安。边郡有乱,朝臣、内郡之士弃之不救,“咸云当且放纵,以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心哉!”当初,边境已大乱,朝臣“谈者皆讳之”,言小寇不足忧,不顾边民之痛苦。如今朝廷平时对边疆“不明修守御之备”,警报频传时又惊慌无主见,“无忧国哀民恳恻之诚”。国家不发大兵解决边患,以致兵久不决,边郡徭役“连连不已”,不能救边反而扰边。其二,救边主张。认为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必须加强边防,决不可割地以为苟合,因为假如今日割边郡,明日就要以三辅为边,日后“则洛阳为边”,国将不国。边疆有患必须坚守,而且坚守是能够取得成效的,因为在攻守战略问题上,从来是“攻常不足,而守恒有余也。”“一唇亡齿寒,体伤心痛”,边患一旦发生,积极平定乃不容迟疑。“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国家与四方边族之战,不在于贪图土地,为的振民安疆。如今羌人“新擅边地,未敢自安”,应乘其立足未稳,及时派遣大军征讨。

3.《边议》。上篇抨击朝臣不救边之谬误,本篇进一步指责皇帝的边疆政策。其一,国君临边患,务以民为本。边患已积十年,“百姓被害,迄今不止。”“《书》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于子也,岂可坐观其为寇贼之所屠剥”?“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自古未见有“民危而国安者”。国君必以“大功建于当世,而令名传于无穷也。”如今边陲百姓“昼夜望朝廷救己”,国君不可不思边境之安宁。其二,国君对边患问题在群臣面前,断不可无主见。“不疑之事,圣人不谋;浮游之说,圣人不听。”国君对军国大事要“修己之备,无恃于人”,不独委任于将帅,方可克敌制胜。今日临羌乱,朝臣多言“不当动兵”,是置“帝王之纲维”于不顾,“为臣若此,未可谓忠”。如以不烦民为借口,轻易使人民受杀掠,遭“灭亡之大祸”,这样的国君,“非人之主”也。

4.《实边》。本篇着重讨论了边郡虚废之害,并提出了充实边疆的理论和具体设想。其一,指出边郡虚废的原因及危害。国家听任边患蔓延,强令边民内迁,赋役加重是边郡虚废的原因。今日边郡“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而内地人众地狭,造成经济上的偏瘫症。这是边郡虚废带来的经济上严重后果。如今“边郡多害而役剧”,长此下去,会造成边民绝望,而滋生降敌之心,成为政治上“大忧”。这就是虚废边郡的严重政治后果。因此必须立即设法对边郡虚废现象予以制止。其二,论证“实边”的必要及其可能。自古君王懂得“务实边,盖以安中国”的道理,内地搞生产,边郡守国防,人民得以“更相恃仰,乃俱安存。”边民故土难移,“虽知祸大,犹愿守其绪业”,实边本有可能。应恢复已废弃的边郡举孝廉制度,并在赐爵、物价等方面给与优惠政策,此乃“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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