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简史——西汉的军事思想

张良与黄石公《三略》

张良，字子房。战国时期韩国人，其家五世为韩王相。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二十岁的张良雇一力士行刺秦始皇未遂。此后乃更名换姓，亡匿于下邳（今江苏邳县）。后来，在那里遇一自称“黄石即我”的老人，得《太公兵法》一书。相传此书即流传迄今的《黄石公三略》。在以后的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中，张良就是以这部兵书为军事指导，扶助汉高祖刘邦取得政权的。

《黄石公三略》中如同其他古代兵书那样，掺杂有后人的思想是不可避免的。但其中主要内容还是可信的，所以它自宋代即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受到历代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三略”，即上中下三篇谋略，根据《史记》所载，它是由黄石公保存的西周姜太公《太公兵法》入今日所见版本约3800余字。作为兵书，《三略》的显著特点是偏重于阐述政略，与《孙子》等偏重于讲军略有所不同。从形式上看，书中往往引用古代军谚和兵书中的话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如书中频繁出现的“军谶曰”、“军势曰”等句式，就属于这种情况。从内容上看，作者非常注重对君臣关系道理的阐发：上略中讲到将帅与部下的关系，中略讲到国君与将帅的关系，下略则更进一步讲到国君与文武大臣的关系。兹将三略内容分述如下。

1.上略：中对将帅与部下关系的阐述。上略共有2100余字，占全书一半以上内容，并从以下几方面重点阐述了将帅与部下关系的重要性。其一，将帅要懂得“通志于众”的道理，要使全体官兵明确，他们是为着一个崇高思想——“志”而作战。如此，将帅方能调动部下积极性，无往不胜。其二，将帅对部下要根据其所长，适当发挥其作用，使柔、刚、弱、强四类人都各尽所能，作到“兼此四者，而制其宜。”作者还把详察部下心理视为“军国之要”，他把部下又分为：危者、惧者、叛者、冤者、诉者、卑者、强者、故者、贪者、欲者、畏者、谋者、谗者、毁者、反者、横者、满者、归者、服者、降者等20种，并逐一提出了驾御他们的相应办法。其三，将帅要赏惩分明。就奖赏而言，作者认为：“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把礼和禄作为精神和物质的重要奖赏手段，作者非常推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军谚。就惩罚而言，作者认为治军要严，否则“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其四，将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作到军谚所言：“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其五，作者在上略的最后，一连排比了十条军谚，指出将帅们在处理与部下关系时的兵家十诫，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将帅能去奸佞而用贤人。

2.中略：对国君与将帅关系的阐述。中略是对上略内容的延伸，着重谈的是国君与武将的关系，其中不乏精辟之处，为历代封建君臣所推崇。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人主“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其主要观点如下：其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作者引用古兵书语，认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如果将帅进退均由国君操纵“则功难成。”其二，君臣双方都应重视自身道德与威严的树立。认为，国君无德则“臣叛”，无威则“失权”；臣下无德则无以“事君”，无威则“国弱”，但“威多”也要身败名裂。其三，国君光有道德还不够，必须兼施以“权变”之术。认为，不用计策，“无以决嫌定疑”；不施诡道，“无以破奸息寇”；没有阴谋，“无以成功”。其四，战争之后必须收回将帅兵权。认为，“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但作者进一步解释说，“亡者，非丧其身也。”不过夺其权力而已，同时要给与功名利禄，荣华富贵。

3.下略：对国君与文武大臣关系的阐述。作者自己讲：“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所以，人主“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所谓“明贼贤之咎”，正是下略的主要内容，讲的就是君臣关系，其大致内容如下。其一，“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认为，国君若好大喜功，施政烦苛必激起民怨，民怨则君臣不和；相反，如实行清静政治，会招揽更多忠臣。其二，政令严肃。认为“邪臣”得势，原因在于国君政令失当。其三，惩恶扬善，即国君必须“知去就之节。”认为，用贤臣则邪臣惧，用邪臣“则贤臣毙”。

晁错《言兵事疏》与赵充国《屯田制羌疏》

自汉高祖刘邦摆脱平城之围后，西汉统治者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是“和亲”仍不能阻止匈奴对西汉边境的袭扰，于是汉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上《言兵事疏》。晁错在上疏中，认真地总结了西汉以来抗击匈奴袭扰的经验教训，客观地分析了当时汉匈双方军力对比，探索了对匈奴作战的基本规律，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思想，指出战胜匈奴是完全有把握的。晁错的上疏，是西汉以来对匈奴战略思想的一次大的转变，它主要包括有如下内容。其一，汉匈军力对比。首先，他认为匈奴有三大特长是汉军所不如的：（1）匈奴军马“上下山阪，出入溪涧”，其行动迅速敏捷，汉军不如；（2）匈奴骑兵“险道倾仄，且驰且射”，善于骑射，汉军不如；（3）匈奴兵耐饥渴疲劳，汉军不如。其次，他提出了汉军较比匈奴的五大优势：（1）平原车战，匈奴不如；（2）劲弩长戟，匈奴弓箭不如；（3）混编军阵，匈奴不能阻挡；（4）材官骑射，匈奴革甲木楣不能抵御；（5）下马肉搏，匈奴不敌。如此，晁错认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战胜匈奴是完全有把握的。其二，“以蛮夷攻蛮夷”。晁错在分析了战胜匈奴的可能性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了怎样战胜匈奴的方法，即以夷兵、汉兵“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之策：（1）当时有羌胡数千人降汉，晁错认为他们风俗习惯、作战方式与匈奴相同，可令汉将统帅此夷兵驻守要塞险阻之地；（2）在平原之地则仍以汉兵“轻车材官制之。”晁错认为汉夷并用守边防，乃抵御匈奴入侵的“万全之术”，汉文帝对此十分赏识。另外晁错在上疏中还十分强调了将帅的作用，认为“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晁错进而提出了对匈奴战争取胜所必需的三项条件，即“得地形”，“卒服习”和“器用利”。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十分深刻的。

军队屯田是始创于西汉的一项重要国防措施。国家以驻屯兵士务农，保证军粮自给。军队有警则战，无事则耕，“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既可省去转运徭役，又能开垦边疆国土。对军队屯田最先予以详细论述的，当是西汉宣帝时，后将军赵充国所上的《屯田制羌疏》。

宣帝时，西羌诸部北徙，遮断西域商路，骚扰西汉边境城邑。神爵元年（前61），赵充国率军驱逐先零羌渡湟水而走，又得各部羌人降者万余人。根据此形势，赵充国认为与其大兵围剿，不如“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于是上《屯田制羌疏》，其主要思想如下：

其一，主张守备，反对出兵。在如何对待边境羌人侵扰的问题上，当时朝臣多主张坚决出兵征伐，而赵充国则持反对态度，认为“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猝）。”他提出罢骑兵而置屯田之士的主张，认为：（1）变出兵讨伐为屯田守备，屯田卒有警则战，平时耕作，羌人见汉军有长期屯戍之意，必瓦解而去，此为“不战而自破之册（策）也。”（2）大兵一出，远征讨伐，既不能灭绝羌人，也无法避其在边境骚扰；同时还必然削弱对匈奴、乌桓等其他边患的防御能力。况且汉朝“今久转运烦费”，以大量徭役、军费“以赡一隅”，实为不便。其二，具体分析了屯田的十二大军事意义：（1）以士兵屯田，既可“以为武备”，又可“因田致谷”，军威与垦边并行；（2）使羌人不得占有肥饶之地，以致贫困而内乱；（3）边地居民亦可安心田作，“不失农业”；（4）军马一月之食相当于屯田卒一年口粮，罢骑士可节省大笔军费；（5）至春天以所节省之作战士卒，漕运军粮至边境，以扬军威；（6）屯田卒农闲时还可修缮邮亭，充实金城；（7）汉军出征，未必获胜，不出，则羌人游荡于“风寒之地”，终不免“霜露疾疫”之患，汉军可“坐得必胜”；（8）汉军避免了征战死伤之患；（9）士兵屯田既不失军威，又不会因征战中的失误，给对方以可乘之机；（10）也不会激起居于河南羌人的反叛；（11）治理边境交通，以此控制西域；（12）既节省大量军费，又减轻徭役。这就是赵充国所言，“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赵充国这一“屯田制羌”主张的理论基础是他的“慎战”思想和“贵谋而贱战”思想，他认为“兵势，国之大事”，故“不可不慎”。用兵的最高境界在于，“用谋”，“帝王之兵，在于全胜”，必须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和原则，赵充国才能在对羌问题上提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具体措施。

《淮南子·兵略训》

《淮南子》，亦称《淮南鸿烈》。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著。大约成书于武帝建元年间。原书分为内篇与外篇，今本《淮南子》仅保存了内篇，外篇早已失传。《淮南子·兵略训》专论军事，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其主要思想如下。

其一，关于战争的起源及性质。作者认为，一切“有血气之虫”都有争斗的天性，人类也不例外，他们由于物质利益不均“则争”，于是战争就不可避免。但作者认为，战争的性质有“得道”与“失道”之分。回顾战争发展史，作者提出了三个阶段的划分：（1）从“五帝”到殷商以前为“圣人之用兵”；（2）自殷商至春秋时期为“霸王之兵”；（3）战国时期则为“晚世之兵”。作者认为，前二者得道，第三者失道，互相间性质不同，并提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

其二，作者继承前人军事思想，提出了“全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主张：（1）战争胜负的根本，不在军事的强弱，而在政治的得失。得道者得民心，弱可以变强；失道者失民心，强亦可变弱。所以说：“兵之胜败，本在于政。”得道者，可以用军事“佐胜”，失道者不可以希望军事“必胜”。所以，政治强大，虽有军队但不必发动战争，也可使敌人伏首称臣，“此用兵之上也。”这实际上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在汉代的发展。（2）“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因为政治得失决定军事的胜负，所以在战争之前就必须先谋略于庙堂之上，对双方力量加以比较，从国君、将帅、民心、治乱、军粮、士卒、武器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是否已经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如此可作到先胜而后战。作者称这种“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千里之外”的作战方法为“庙战”。

其三，对于战术中动与静的辩证关系，作者也有精辟论述。（1）动则无形，“神出而鬼行”。认为军队不动则已，动则出敌不意，攻其不备，“运于无形，出于不意。”不仅于此，善于采取军事行动者，必须掌握“兵有三势，有二权”，即军事行动要做到：行动迅猛有“气势”，善用地形占“地势”，根据敌情知“因势”；巧妙侦察设伏，称为“知权”，调遣军队灵活有序，称为“事权”。（2）以静制动，“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淮南子》的作者对道家思想颇为推崇，津津乐道于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认为，“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疲）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疲）则威可立也。”作者认为善采取军事行动者无非有四：或以天时，或以地利，或以巧举，或以人和。然而此四者均为有形之举，必有相应的破除办法。只有无形之举是对方无法破除的，所以说，“唯无形者无可奈也。”那么什么是作者所推崇的无形之静举呢？按作者的描述，即那种“无法无仪”、“无名无状”、变幻莫测的军事韬略。

其四，像其他兵书一样，《兵略训》亦很重视将帅的作用，作者用很大篇幅阐述了有关将帅的理论。（1）将帅根据其能力可分为上中下三类：“上将”，能够得天道、得地利、得人心，且用兵坚定而有气势，是常胜将军；“中将”，不知天道、不知地利，但得人心，有气势，胜多而败少；“下将”，无坚定主张，性自多疑，“居则恐惧，发则犹豫”，动辄败北。（2）“将军之心”要宽宏公允，含而不露。既能随时变通，又不轻易受外界环境影响而动摇主张。凶如猛虎，狡似狐狸。对敌人要“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将欲西而示之以东”，举措动静，人不能识。（3）将帅要威仪并用，与士卒同甘共苦。威仪并用就是赏罚分明，赏使士兵冒死征战，罚使士兵令行禁止，如此，军队才有战斗力。此外，将领必须爱兵，才能得到兵的爱戴，“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所以，“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4）将帅应具备以下“三隧、四仪、五行、十守”诸项优秀品质：“三隧”是知天道、习地形、察人情；“四仪”是，为国不拥兵自负，为主不顾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避罪；“五行”是，柔而不卷，刚而不折，仁而不犯，信而不欺，勇而不凌；“十守”是清白、远虑、坚定、清醒、不贪、不。淫、不好辩、不推诿、不喜、不怒。（5）作者认为将帅最应注意的是士气的“实”与“虚”：官兵有隙，互不相得为虚；上下同心，同仇敌忾为实。“虚实之气，兵之贵者也。”两军之争，“实则斗，虚则走。”（6）要求将领能“秉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认为一个将领要统帅军队，完成任务，必须建立一个合理的司令部体系，这个司令部应包括以下几方面专门辅助人员：“尉之官”，即军事参谋人员；“侯之官”，即侦察人员；“司空之官”，即后勤人员；“舆之官”，收容联络人员。这比《六韬》的有关论述更为充分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