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阶级结构—— 乡村下户和客户在宋朝户口统计中的比重

明了乡村下户和客户的阶级状况后，我们有必要对乡村下户和客户在宋朝户口统计中的比重，作一些近似的估计。

乡村下户在乡村主户中占了大多数，这应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乡村下户在乡村主户中究竟占多大比例，存在着不同的估计。一种是高比例的估计，认为“上户居其一，下户居其十” 。刘安世攻击免役法，说“损九分之贫民，以益一分之上户” 。按此说，则乡村下户约占乡村主户总数的90％或更多。另一种是低比例的估计，如宋仁宗即位之初，“上封者言”称，“且以三千户之邑五等分算，中等已上可任差遣者约千户” 。宋哲宗时，孙谔说：“假一县有万户焉，为三分而率之，则民占四等、五等者常居其二。” 按此说，则乡村下户占乡村主户总数的66％以上。

以下尚可举一些地区性的实例。宋神宗时，两浙路主户数约140万户，而“第五等户约百万” 。“苏州五县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万户”，“自三等已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户” 。陕西京兆府主户约15万户，“诸县第四等以下阙食人户约及十余万户” 。宋高宗时，四川遂宁府小溪县主、客“户万七千有畸”，而乡村上三等户“才九百” 。宋孝宗时，严州“通计六县第一等至第四等户止有一万七百一十八丁”，“而第五等有产税户、无产税户共管一十一万一千六百七十五丁” 。朱熹在绍兴府处置荒政，“统计六县之贫民约须一百三十万口，并上户当不下百四十万” 。宋宁宗时，四川蓬州“合伍县户口不满三万余，而下户居三之二” 。各代各地乡村上户与下户的比例各不相同，自然是很正常的现象。从上述实例看，乡村下户在乡村主户数中所占比例大约在三分之二至十分之九以上，与前引的宋人之说大致相合。

《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书记载了宋朝全国和各地的主、客户统计数，如前所述，这自然是包括坊郭主、客户在内的。但我们不妨仍按乡村户占全国户口大多数，乡村下户占乡村主户数三分之二至十分之九作前提条件，姑且撇开坊郭主、客户的因素，按户口总数粗略估计一下乡村客户和下户在宋朝户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列成下表：

若以北宋历代主、客户统计数平均计算，客户数约占总户数的34.5％，则乡村下户约占总户数的43.7％～59％，估计客户和乡村下户约占总户数的78.2％～93.5％。

宋朝户口统计数本来就无准确性可言，以上的估计数和百分比当然只能是“模糊数学”。尽管如此，在乡村下户和乡村客户的法定户名之下，其所包括的宋代农民，即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约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三至十分之九，这多少还是反映接近了宋朝阶级结构的实际情况。

以上只是估计户数，而未估计人口数，按宋朝官方统计，平均每户一般只有两口，这引起学者们很多议论和推测，众说纷纭，却莫衷一是。按一般情理说来，处于社会上层的官户、乡村上户等家口要多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乡村下户、乡村客户等家口要少些。故乡村下户和客户在总人口数中所占比率应低于在总户数中所占比率。

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拥有大田产的地主能够组成大家庭；而仅有小田产或无田产的农民，则往往组成男耕女织式的小家庭。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宋朝的法律看，宋律继承唐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 。宋朝为维护孝道，经常强调“别籍异财之禁” ，甚至还规定：“祖父母、父母未葬者，不得析居。” 这对农民组织男耕女织的小家庭，自然是一种限制。

但是，由于这项法令事实上不可能执行得很严格，加之人均寿命短等各种因素，广大的乡村下户和客户中的单丁户显然占了相当比例。

宋神宗时，全国推行保甲法，规定“凡选一家两丁以上，通主、客为之，谓之保丁，但二丁以上皆充”，单丁户、女户等及“两丁以上更有余人身力少壮者，并令附保” 。北宋时，“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 ，南宋时改为“民年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宋朝主、客户总数计15684129户；而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全国保丁数计6930491人，义勇数计247537人。 既然拥有保丁的户为两丁以上户，而每户又仅有一丁充保丁，可知在当时的户口统计中，两丁以上户为693万余户，三丁以上充义勇为24万余户，而单丁户、女户等为850万余户。又广南西路“桂州九县籍定保丁止八千五百，附保及单丁客户共九万一千二百有畸” 。

总的说来，尽管有诡名子户等因素，但男耕女织式的单丁户无疑在乡村下户和客户中占有相当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