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阶级结构—— 农民与国家



考察宋代乡村下户和客户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不可能不涉及他们与国家关系这个重大因素。乡村下户和客户同国家的关系，大致可分两个方面。一是双方的直接关系，例如官田佃农须缴纳“公田之赋” ，乡村下户和客户的税役负担之类。二是以乡村下户和客户为一方，国家为一方，乡村上户、官户等为一方的三角关系，包括国家权力对地租和高利贷的保护和调节，对人户身份差别和主佃依附关系的控制和调节。乡村上户、官户等向乡村下户和客户转嫁税役负担之类。

关于官田佃农的“公田之赋”，国家对地租、高利贷、身份差别、依附关系等的干涉之类，在前面章节已有交代。本章着重介绍乡村下户和客户的税役负担。

宋朝原则上对全体臣民都课以赋役，然而在具体细节上，又存在种种差别，如有官户和民户之别，有乡村户和坊郭户之别，有乡村主户和客户之别，有乡村上户和下户之别，以下分税和役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税。宋时乡村各种苛捐杂税，以财产税为主，人丁税为辅，财产税或按田地的多寡肥瘠，或按户等，或按家业钱、税钱等划分户等的财产标准，实行摊派，各种摊派方式互相交错重叠。

（一）乡村客户的赋税负担。宋时规定男子二十岁或二十一岁至五十九岁为丁 ，丁税是遍征乡村主、客户的赋税，以男丁为征收对象，“民户岁各有丁身钱，州县按籍拘催，虽一夫不可幸免” 。丁税的征收，限于四川以外的南方各路。如淮南舒州一带“侨户出丁钱” ，广东路征“客丁钱” 。但在实际上乡村主户和客户的丁税额或有差别。如宋仁宗皇祐时，将福建路的丁米，“泉州、兴化军旧纳七斗五升者，主户予减二斗五升，客户减四斗五升。漳州纳八斗八升八合者，〔主户〕减三斗八升八合，客户减五斗八升八合” 。这三州军主户丁米减至五宋斗，客户丁米减至三宋斗。又如在镇江府，“税户、客户惟丹徒并输丁，而丹阳、金坛二邑有税则无丁，其输丁者客户而已，每丁所输或二尺，或四尺” 。

食盐的摊派，也是乡村客户的一项重要负担。宋朝实行榷盐制，以各种方式向民间抑配官盐。如“每岁散官盐与民，谓之蚕盐，折纳绢帛” 。宋仁宗时，陈州“客户等蚕盐一斤，一例折作见钱一百文”。又经以小麦和钱币反复折变，最后“计每斤土盐却纳三百五十文” 。更有甚者，则“蚕盐不支，而偿绢不免”，“州县均敷盐钞”，“往往计口授之” ，实际上是另加一重新税。宋时不少地区有所谓“客户乾食盐钱” ，也是专门摊派于乡村和坊郭客户的一种赋税。此类赋税“不系屋税、田赋，出于浮客”，或“计丁配之”，也有“计口买盐”，并不限于摊派男丁。 又如海南岛“琼州、昌化、万安、朱崖军民户，乡村、坊郭第一至第三等每丁逐月买盐一斤，第四、第五等及客户、僧道、童行每丁逐月半斤”，宋神宗时，规定“两等盐各减半” 。这又是一种配买盐的方式。

宋朝有些地区的蚕盐和盐钱又逐步演变为丁税。南宋前期记载说：“未行钞盐以前，两浙民户每丁官给蚕盐一斗，令民输钱一百六十六，谓之丁盐钱。皇祐中，许民以 绢从时价折纳，谓之丁绢。自行钞法后，官不给盐，每丁增钱为三百六十，谓之身丁钱。” 淮南路也有类似情况。

此外，宋神宗时，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向人户贷款取息，此法断断续续施行到北宋末。青苗法规定：“客户愿请者，即与主户合保，量所保主户物力多少支借。” 实际执行时，如河北路“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年利率60％。 后来青苗钱年利率改为每年20％。

总的看来，宋朝遍征乡村主、客户的税目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客户的赋税负担不重，因为还须估计乡村上户、官户等向乡村客户转嫁赋税负担的问题，这留待后面再作论述。

（二）乡村下户的赋税负担。宋朝乡村中的重要赋税和负担，如两税、丁税、役钱、和买、和籴、科配等，往往是遍征乡村上户和下户，但也顾及了户等差别。如两税为土地税，但其“支移、折变”又有“先富后贫，自近及远”，“择近便处令下户输纳” 的原则。宋仁宗庆历时，“淮南、江、浙、荆湖等州军”的“夏税见钱一例科折，内第一等折纳小绫，每匹一贯六百六十文省，官绢每匹二贯八百五十文省，其第二等已下至客户并折纳小麦，每斗三十四文省” 。宋哲宗时，规定陕西“第一、第二等户支移三百里内，第三等、第四等户二百里内，第五等户一百里内” 。泉州惠安县“以夏税〔折〕变秆草，秋税〔折〕变黑豆”，“然非产力及第三等以上不〔折〕” 。

丁税的征收，不少地区也有户等差别。宋孝宗乾道时，“绍兴府上四等每七丁共纳绢一匹，第五等每十丁共纳绢一匹”，“处州上四等户每五丁共纳绢一匹，五等户每八丁共纳绢一匹” 。连州丁税，“夏秋各一料丁米，分五等”，乡村上三等户“每一口折纳丁米四斗，计钱一贯二十文省”，第四等户“每一口折纳丁米二斗四升，计钱六百二十五文省”，第五等户“每一口折纳丁米七升三合，计钱二百一十文省，无〔田客〕丁同” 。这些都是乡村下户丁税少于乡村上户的实例。

和买绢帛与和籴粮草，在不少场合下也按户等分等摊派，或按人户一定数额以上的家业钱摊派，故乡村下户可不摊派或少摊派。《庆元条法事类》卷48《科敷》规定：“诸人户应科配，当职官躬亲品量，依等第均定。”在原则上按户等摊派，故有“常岁科配，皆出富室” 之说。

灾年赋税的减免和倚阁，尤其体现了户等差别，优待乡村下户的原则。如役钱一般是灾年不得减免，但按“司农寺法，灾伤，第四等已下户应纳役钱而饥贫者，委州县闻于提举司考实，以免役剩钱内量数除之” 。宋孝宗时，绍兴府和严州发生严重水灾，诏令“人户纳今年夏税，内漂坏屋宇第四等以下户并与蠲免，第三等以上户蠲免一半；淹〔浸〕屋宇第四等以下户并与倚阁，三等以上户倚阁一半” 。

二、役。宋时的役，有夫役、职役、兵役之类。

（一）夫役。宋时劳役称夫役或工役，“夫役谓科差丁夫役使” ，也可称差夫。官府雇募丁夫，则称雇夫。宋朝虽有厢军等从事杂役，但只是部分地取代了人户的夫役负担。宋朝民间差夫的负担是相当沉重的，雇夫在很多场合下也是实行强差，而只支付微薄的雇值。南宋初，有臣僚指出：“和雇之弊，则不偿其钱，谓之白作。” 特别是紧急的战时运输和修城、治理黄河等，大规模征调夫役，对广大乡村下户和客户造成极大的痛苦和骚扰。如宋太宗至道时，因陕西对李继迁的战争，“百姓馈送粮草，死者十余万人”，“关西父哭子，弟哭兄，妻哭夫，悲哀之声，感动行路” 。类似记载不少。南宋宋伯仁诗描写役夫的困苦说：“挑泥锹 无休日，失业妻儿有叹声。两个布衫寒透骨，半盂蒸饭冷无羹。” 很多非战时的大役，也有大量役夫“力竭饿死”、病死等记录。

宋时夫役的摊派原则，或“不计主户、牛客、小客，尽底通抄。差遣之时，所贵共分力役” ，则不论乡村主户和客户，或“计田出丁” ，则限于乡村主户。宋仁宗嘉祐时，福州侯官县“疏导渠浦六十九，延袤一百二十五里，田主以四分，佃户以六分开淘，借盘水利者，亦以四分助之” 。这是乡村上户及其佃户分担的形式。

后来又出现了按户等分摊夫役的情况。宋神宗元丰时，开封“诸县保甲每起夫役，不计家产厚薄，但以丁口均差，故下户常艰于力役”，官员刘琯主张“调夫不计丁之多少，而计户之上下” 。当时开封夫役似仅限于乡村主户。宋哲宗元祐时，吴安持奏：“州县夫役旧〔法〕以人丁、户口科差，今元祐令自第一至第五等皆以丁差，不问贫富，有偏重偏轻之弊。”他主张“或用丁口，或用等第，听州县从便”，得到宋廷批准。 元符时，郓州知州胡宗师指出：“差夫五等之法，出夫不均，乞以人户物业田产总计所置贯百，或差人夫，或出夫钱，皆以贯百均出。” 事实上，按户等差夫的办法仍延续至南宋。如四川一些州运送军粮，“上自三等，每户有出一夫者，出两三夫者” 。台州修城，“调五县上、中之产，得丁夫二万六千五百九十一工” 。

应当指出，按户等差夫并非南宋差夫的唯一方式。例如修安庆府城，“计人户产钱起丁夫，通役二万夫” 。淮西运粮，“官司敷之税户，税户抑勒佃户，税户每三四十千起一夫，未免有鬻产之患，佃户以为投之死地，父子夫妻相顾号泣而后行” 。某些地区兴修水利，也实行“耕者出力，而田主出谷以食之” 的原则。

宋时摊派夫役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单纯按丁差夫，固然主要由乡村下户和客户服役，即使以户等、顷亩、产钱等摊派，乡村上户也往往迫令其佃农服役，或出钱雇贫民下户服役。

（二）职役。宋朝职役又称吏役、更徭、差徭、徭役等，特别是徭役一词，易于同劳役混淆。其实，吏役大体包括乡村基层政权头目和州县衙门公吏，与夫役显然有别。吏役实行轮差，则谓之差役；实行雇募，则谓之雇役。宋朝职役制度及其演变，情况十分复杂，士大夫们议论极多。但就乡村下户和客户的负担而言，夫役应重于职役。

宋朝职役就轮差部分，即差役而言，其基本原则还是按人户财产多寡进行摊派，注重户等差别。例如在北宋前期至中期，职役原则上即由乡村上三等户轮差充任。

宋时乡村下户和客户服差役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按规定制度服役。如北宋前期可“招客户”充收商税的拦头。乡村下户服差役的名目有壮丁、拦头、乡书手、斗子、掏子等。 但并非所有的乡村下户和客户都须服差役，例如其中的单丁户规定不服差役。在人口密集地区，差役名额有限，也有部分乡村下户无须轮充差役。如两浙路在宋神宗熙宁前，“第五等旧无役” 。宋哲宗元祐时，成都府路“所有第四等往往更不应役，第五等则并不差充” 。变法派张璪说：“自四等以降，旧役本轻，而当役之年复又疏阔。” “疏阔”是指轮差年限间隔较长。

第二，在人口稀少的州县，乡村上户不够轮差，“新旧循环，非鳏寡孤独不能无役”，甚至“客户尚不免诸色役” 。

第三，因乡村上户用各种方式逃避差役，将差役转嫁于乡村下户，“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 。如南宋时，在海南岛，“富豪之家贿赂公行，以计规免；中下之户频年被扰，不得休息”。类似情况决不限于一时一地。

差役的性质是个复杂的问题。但大体上说，乡村上户服差役，可以成为其武断乡曲的特权；乡村下户服差役，往往成为他们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出现“中产下户”，“破家殒命” 的悲剧。宋仁宗初记载，川蜀“押纲衙前，虽有酬奖；户下小客，最受辛勤” 。乡村上户按规定充衙前，押送纲运，驱使其“户下小客”充运输苦力。结果是“小客”成为差役的真正受害者，而乡村上户却可得到“酬奖”。

（三）兵役。宋朝原则上实行募兵制，但乡兵，即民兵，仍大多实行强征，却不脱离生产，故乡村下户和客户仍有兵役负担。宋朝乡兵名目很多，其征调和编组方式各不相同，从户口分类的角度看，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

第一，有的乡兵，不分主、客户，一律抽丁编组。如自宋神宗时始，各地编组保甲，“凡选一家两丁以上，通主、客为之，谓之保丁” 。但接着又规定“主户保丁”须在巡检司和县尉司上番。 尽管各地上番制度执行情况不一，仍显示了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区别。南宋时的荆襄义勇，“其间有上三等户取义勇一人，亦有四等、五等户者，亦取义勇一人。凡家产多者，可以枝梧，若家产少者，往往弃产遁逃” 。也有“请尽籍客户为义勇者”，“命一户而三丁者乃籍其一，以为义勇副军” 。

第二，有的乡兵只从乡村主户中抽丁编组。张方平说河北乡兵强壮“不拘等第贫富，但户有三丁者点一丁，五丁者点二丁，七丁者点三丁，八丁已上点至四丁而止” ，建议“若令户系三等已上者，据其元籍丁数尽取之，四等、五等者各减一丁”，“如此则贫下之户得以宽其力” 。其建议是否实行，是另一回事，但可知河北强壮的编组，不抽客户男丁。陕西义勇也是“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 。

第三，有的乡兵从主户中抽丁编组，还照顾到户等的差别。宋仁宗时下诏：“河东所募强壮有习弩者，听自置，其第四等以下户官为给之。” 此处虽乡村上户和下户同充弩手，但置办弓弩时仍有户等差别。宋神宗时，广南东、西路枪手、土丁等，也是“第四等以上有丁三者，以一为之”，而第五等户免充。

宋朝不少名目的乡兵虽徒具形式，并无战斗力可言，却不同程度地给乡村客户和下户造成骚扰和痛苦。梅尧臣目睹宋仁宗康定时强征弓箭手的情景，写诗说：“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 。州符今又严，老吏持鞭扑，搜索稚与艾，唯存跛无目。田闾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亩焉可事，买箭卖牛犊。愁气变久雨，铛缶空无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 宋神宗时，对保甲进行军训“教阅”，“保正、保长依倚弄权，坐索供给，多责赂遗，小不副意，妄加鞭挞，蚕食行伍，不知纪极” 。王巖叟历述自己的见闻，说农民当保丁，妨废农耕，并受到保长、保正和各级官吏的“鞭笞”和“诛求”，“有逐养子，出〔赘〕婿，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断其指，炙烙其肌肤，以自至于残废而求免者，有尽室以逃，而不归者，有委老弱于家，而保丁自逃者” 。

尽管乡村下户和客户服兵役，也要经受种种痛苦和骚扰，但就总体而言，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夫役负担固然重于职役，而兵役负担似应轻于职役。

三、乡村下户和客户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乡村下户和客户对国家的赋役负担，其实并非单纯是他们和官府两方面的关系，而是涉及他们与官府以及官户、乡村上户、公吏、揽户等多方面的关系。宋朝摊派赋役，始终注意了乡村主户和客户的区别，乡村上户和下户的区别，原则上是对乡村上户从重，乡村下户和客户从轻。这大致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因官户、乡村上户等占有大部分耕地，故乡村以财产税为主的赋税征收，只能以大土地所有者为重点。第二，宋朝对乡村下户和客户赋役负担的一系列减免规定，本是为了维护皇朝的统治秩序，避免阶级矛盾的激化。

在中国古代，实际执行法令条文时，总要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事实上，终宋一代，乡村下户和客户不可能得到轻徭薄赋的实惠，却成为赋役的主要承担者。

从纵向看，宋朝役的负担还看不出加重的趋势，而税的负担却呈现了明显的加重趋势。乡村赋税的加重，一是加重旧税数额，或花样翻新，巧立名目，税上加税。例如宋时大多数地区的两税额，本来并不算重，然而其加税名目，如支移、折变、加耗、脚钱、斗面、斛面、大斗、大斛、呈样、预借、重催、头子钱、縻费钱、市例钱等，达几十种之多。乡村下户地少税少，本可几户至十几户将零碎的税物凑成整数，合为一份税钞送纳。然而不少贪官污吏不准下户合钞输税。“或七户各有税钱一文，自来共纳绢一尺者，今则各纳一尺”，“或十户各有米一升，自来共纳一斗，并省耗、仓耗各一升，计一斗二升者，今则各纳正色一升，省耗、仓耗各一升，共计三升，以此下等户极为不易” 。二是另设新税，如役钱、和买、折帛钱等。可知即使单就制度和规定看来，乡村下户和客户的税役负担已相当沉重。

此外，官户、乡村上户等转嫁税役负担的问题，更是不可忽略。由于宋时乡村赋税以财产税为主，即使是丁税和役，也往往有户等或财产差别。按理说，官户、乡村上户等应是赋役的主要直接承担者，所谓“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 ，即是表明了他们作为直接承担者的身份。但因官户、乡村上户等千方百计逃避或抗拒税役，宋朝税役不均的现象始终严重地存在。

北宋时，宋真宗也承认：“今天下税赋不均，富者地广租轻，贫者地蹙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兹大弊也。” 终宋一代，“贫者产去税存，富者有田无税”，“黠姓大家质剂为奸，占田累百，赋无一二，贫者以苦瘠之亩，荷数倍之输”，“税赋不均”，“此弊在在有之” 。

宋朝虽曾采用过检田、方田均税、手实、经界、推排等措施，事实上并不可能真正解决税役不均的普遍性的严重社会问题。因为此类措施无非要依靠地主、县吏、乡官等实行，“此皆豪家大姓实为之”，“厘改在其手，步算在其手，造籍在其手，虽亲戚故旧之产犹不容不隐，况纠正其自产哉”，结果只能是“赋税卒不得其实” 。“借如今日粗得平均，富者择地以兼并，贫者薄税以图售，卖买数年，复不均矣。兼税户割移，旧有条制，纵使逐户开析诸色税数，令卖买之日对簿书凿，而州县鲜得能吏，一付胥史，依旧为奸。况终无必得均平之理” 。

宋时官户、乡村上户等逃避和转嫁赋役负担的方式，堪称五花八门。例如诡名挟户，包括冒充乡村客户的诡名挟佃，冒充乡村下户的诡名子户，就是常见的方式。这在前分析乡村客户和下户阶级状况时，已作交代。

乡村客户和下户至少有一部分须为其主人“岁输租庸” ，“租”就是指税，“庸”就是指役。南宋中期《庆元条法事类》卷47《违欠税租》规定，如各种赋税到期不纳，“系佃户纳者，止追佃户”。华岳诗说：“老农锄水子收禾，老妇攀机女掷梭。黄绢已成空对喜，纳官还主外无多。” 宋时佃农或有直接代主“纳官”的义务，而地主反而对官府不承担纳税服役的义务。

有的佃农租种地主田地，“及其成也，出种与税而后分之” 。更有“富民之无赖者不肯输纳，有司均其数于租户”，“追逮耕田之人，使之代纳，农民重困” 。这同样也是转嫁赋税负担的一种方式。

除了对租田耕种的佃农外，乡村上户、官户等对拥有少量田地的乡村下户，也用各种方式转嫁赋役负担。或“奸民欲计免于赋役者，割数亩之地，加之数倍之赋，而收其少半之直”，或“富者受田不受税，以避力役”，“贫者欲速售其田”，“产去税存”，“往往依旧虚带家力、苗税在户，至有代纳数料，卖尽己业者”，甚至“虽有逃亡，犹挂欠籍” 。

有的乡村上户、官户等拒不承担税役，“势家巨室以不输王赋为能，相习成风，而有司惟困弱小户之是征” 。宋宁宗南郊赦也承认：“诸县所差保长催科，率是四等、五等下户，往往乡村多〔有〕豪右、官户倚势不输，每遇科较，鞭笞决挞，至有缘此鬻产陪纳破家，深可怜悯。” 这是因官户、乡村上户等“倚势不输”，而使当保长的乡村下户“陪纳”，甚至倾家荡产。

与官吏通同作弊，自然也是官户、乡村上户等转嫁赋役负担的重要方式。宋仁宗天圣时，京西路劝农使说，“点检夏秋税簿，多头尾不全，亦无典押、书手姓名，甚有揩改去处”，“亦有贫民额外移税在户下”，“无由雪理” 。此类“豪右之家计嘱乡书”，“却与下户暗增色额”，使他们“更受俵寄之租” ，在宋代颇为常见。有的地主在灾年“或以佃户托名贫下，侥幸蠲减”，结果使“实贫下者尚有残欠” 。刘才邵在讨论民间赋税“积欠”时说，“豪强形势置而不问，中下人户独在所先，舍多急寡”，吏胥“受赇可知” 。这又是与官吏勾结，用拖欠的办法转嫁赋税负担。至于无定时、无定类、无定量的“科率”，也常出现“富人赂黠吏获免，而下户被其害” 的情况。

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传世史料不可能对宋朝官户、乡村上户等转嫁赋役负担的情况和方式，有全面的叙述。但是，宋朝对乡村下户和客户赋役从轻的政策，经官户、乡村上户等转嫁赋役负担后，多半导致“宁忍取下户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 。

四、官吏和揽户的敲诈勒索。研究广大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实际赋役负担，就必须考虑官吏和揽户敲诈勒索的因素。

北宋陈舜俞说：“法取其一，吏取其二，因缘为奸，不可胜纪。” 南宋杨万里说：“上赋其民以一，则吏因以赋其十。” 两人具体估计有异，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事实上，从各级官吏到县吏乡胥的贪污勒索，使广大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实际赋役负担大为加重，连宋人也已无法作出准确的估量。

宋时“州县督税，上下相急以剥民。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血流满身，愁苦不聊生” 。北宋中期的石介写《彼县吏》讽刺诗说：“夏取麦兮秋取粟，笞匹红兮杖匹紫。酒臭瓮兮肉烂床，马余粱兮犬余饩。雀腹鼠肠容几何，虎噬狼贪胡无已！” 着力抨击了他们搜刮民脂民膏之余的奢侈生活。南宋赵汝鐩诗描写了胥吏督税的一个具体的情景：“旱曦赫空岁不熟，炊甑飞尘煮薄粥，翁媪饥雷常转腹，大儿嗷嗷小儿哭。愁死未死此何时，县道赋不遗毫厘，科胥督欠烈星火，诟言我已遭榜笞。壮丁偷身走出避，病妇抱子诉下泪。掉头不恤尔有无，多寡但照帖中字。盘鸡岂能供大嚼，杯酒安足直一醉。沥血祈哀容贷纳，拍案邀需仍痛詈，百请幸听去须臾。冲夜捶门谁叫呼，后胥复持朱书急，急符预借明年一年租。” 在灾年“饥雷常转腹”的情势下，乡村下户仍须承受胥吏辈毫不容情的勒索。

宋时的差役所以成为乡村下户，甚至部分乡村上户的负担，正是因为被差者在服役期间受到层出不穷的勒索。南宋记载说，“州县被差执役者，率中下之户，产业微薄，一为保正，鲜不破家坏产”。“方其始参也，馈诸吏，〔则谓之参役钱；及其既满也，又谢诸吏〕，则谓之辞役钱；知县迎送，僦夫脚，则谓之地〔里〕钱；节朔参贺，则谓之节料钱；官员下乡，则谓之过都钱；月认醋额，则谓之醋息钱”，“如此之类，不可悉数” 。

乡村下户和客户纳税之际，官吏们设置一道又一道关卡，反复勒索，如“呈样者有米，而探筒者亦有米，打锨者有米，而给钞者复有米” 。缴纳纺织品时，官吏“往往以退印为名，用油墨损污，或干没入官，甚者掩为己有” 。

宋廷为防范纳赋税时的各种弊端，曾制定禁令和措施，结果是每一项禁令和措施都适得其反。南宋初，“朝廷颁降斛样，本以革斗量轻重之弊”，而各地往往“令两夫持杴夹立，抄米入斛，时复按摇，务令坚实。较其多取之数，又过倍于用斗之时。人户反赂仓斗，愿依旧用斗量” 。宋朝规定人户税钞以盖印的“朱钞”作为缴纳凭证。结果“有民间输纳常赋，而不给以朱钞者；或已给却不行用，勒令再纳者” ；有“县司亦不即据钞销簿，方且藏匿，以要货赂” ；有“奸胥增改钞额”，“至以十为百，以百为十” ，如此之类，不胜枚举。总之，在“受纳之间，巧弊百出，执役掌事皆老奸宿狯，视吾民犹家鸡圈豕，唯所咀啖焉”，“阴欺昼攫，纷然其间” 。

除官吏以外，宋朝还有专门承揽赋税，进行中间剥削的揽户，又称揽纳人或揽子。自北宋中期以降，揽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愈来愈大，至有“官户输纳多凭幹人，乡户则凭揽子” 之说。

揽户的成分比较复杂，如有“大驵绘、仕家子” 、“举人、伎术、道僧、公吏人” 、保长 等。宋朝禁止州县公吏充当揽户，规定“诸州县系公人揽纳税租者，杖八十”；“如吏人、乡书手揽纳税租，〔依〕受乞财物法”；“诸州县吏人、乡书手、专斗揽纳税租，而受乞财物者，加受乞监临罪三等，杖罪，邻州编管，徒以上配本州，许人告” 。这些规定从反面证明州县公吏充揽户之多。南宋后期记载说：“揽户，城居也。仓斗，亦城居也，或自为揽户，或身非揽户，而子婿亲戚为之，事同一家，臂指相应。” 总之，揽户与胥吏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一身二任。

揽户们承揽赋税，主要是依仗“胥吏与揽子互为弊倖”，“揽子以重价取诸民户，而以半赂胥吏” 。南宋初，“秀州海盐县受纳米斛据揽人送纳，每石于人户处讨米一石六斗五升或一石七斗” 。“歙县贫民有以坟地税，当输正绵四分，折绵四分者，揽户以为就整则为绵二两，取其钱八百”，而实际上才“为钱八十耳” 。可知揽户的中间剥削很重。最恶劣者，甚至是“揽而不纳” 。

揽纳赋税的结果，往往是“民有倍称之出，官受滥恶之物” 。故宋廷以至某些地方官府时常下令限制揽纳赋税。但正如刘子翚所说：“受纳既艰，权归揽子。揽子与仓吏潜通腹心，相为唇齿，民户自输，则千端阻抑，揽子代纳，则一概通融。仓吏要民，民愤之；揽子要民，民甘之。盖依之虽若见侵，去之又患无托也。民听命于揽子，则又倍费矣。” 此段议论较为透彻地说明了宋时揽纳赋税所以兴盛的原因。

综上所述，宋朝的赋役负担是沉重的，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因素。在不少场合，因官府竭泽而渔，甚至完全剥夺了乡村下户和客户的生存和再生产能力。刘宰诗说：“丁钱曾几何，秋苗遗合勺。牌追甚星火，胥吏逾毒蠚，或云勾稽职，久矣废矩彟。催科苦重叠，受害遍贫弱。丁壮腹难枵，努力重锄获，老妇徒跣去，讵敢辞笞掠。” 宋代农民正是在沉重的赋役负担下，虽饥寒交迫，仍然“努力重锄获”，维持并发展了宋代的农业生产，使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