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阶级结构—— 幹　人

幹人作为“仆”的身份

幹人虽与宋朝的户口分类制度全然无关，却仍是宋朝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幹人具有双重身份，对其主人而言，虽是奴仆，却是高级奴仆，同主人之间存在着“主仆之分”；但对农民说来，幹人却是地主或地主的代理人。

“幹”字起源甚早，《资治通鉴》卷125有“僮幹”一词，胡三省注说：“僮幹，则给使令者耳。” 宋时的幹人或称勾当人 、幹当人 、幹仆 、幹办人 、庄幹 、幹者 、家幹 、管庄田人 、管田人 、幹当掠米人 、幹 等。其中勾当人一词，因避宋高宗赵构名讳，南宋时已不再使用，改称幹当人。至于管田人、管庄田人、幹当掠米人之类，仅限于作为地主田庄的管理者和收租人。宋宁宗时，史弥远在建康府溧阳县“相府有庄”，“其厮役之大者，曰都催，负势为暴” ，都催是当地相府幹人总头目。

宋朝的官户、乡村上户和坊郭上户管理田庄，催收地租，或由本人和子弟、亲戚负责。建昌军“南城人刘生别业在城南三十里，地名鲤湖，时往其所检视钱谷” 。这是坊郭上户自己“检视钱谷”。饶州浮梁县臧湾士人臧庆祖“出西庄”，“往田舍收租”，“势须留一月” 。尽管相距颇远，还是由本人亲往收租。至于由亲戚负责的实例，如官户李彭由其弟李彤“检校南庄刈稻” ，镇江府“金坛富翁有甥居丹阳，主其田庄出纳” 。

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有不少地主则是委派幹人经营田庄。一般说来，游宦四方的官户和民户中的大地主，更有条件和需要豢养幹人；而乡村上户和坊郭上户中占田不多的中小地主，更多应是本人管理田产和催收地租。宋人称“官户输纳”赋税，“多凭幹人” 。宋朝法律更规定，若输税“限满有欠”，“品官之家追幹办人” ，这不仅说明幹人往往负责为官户纳税，也证明官户使用幹人的普遍性。

今存有关幹人的记载，主要集中于南宋时的东南地区，但北宋时的北方和南宋时的四川，也同样有幹人的记载。宋太宗时，官员安守忠施舍永兴军万年县和泾阳县两庄田，给广慈禅院，“到日请院主大师于勾当人张崇吉手中逐件分明点检收管” 。勾当人张崇吉看来是管理他家庄田的。在京都开封，官员李京和吴鼎臣失和，李京妻“召鼎臣幹仆，语之曰”，“乃公尝有数帖与吾夫，祷私事，恐汝家终以为疑，索火焚之而去” 。宋宁宗嘉定时，泸州“令诸乡结甲，五家为一甲，家一丁，丁多之家二丁，官户、秀才以幹人代” 。由此看来，尽管有关幹人的地区性史料或多或少，但不论北宋或南宋，也不论东南西北，幹人作为一个阶层的存在，确是有其普遍性。

以下重点论述幹人作为“仆”的身份问题。宋人称幹人“受佣于人” ，是被雇佣者。但主家支付雇金的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在“坊厢人户”，即坊郭户中，“有府第宅舍幹人、轿番，月请主家俸给” 。按月支付“俸给”，是幹人“受佣”的一种方式。在南宋宰相赵鼎家中，“主管宅库、租课等事”的幹人，“所给钱米，正初分给时拨出，或季给，或月给” 。如后所述，有的幹人分得一部分地租，也同样是一种“受佣”的形式。

幹人既然是仆，故一些官府文件中就十分强调“主仆之分”，即主人与幹人之间的身份不平等问题。按照规定，即使是“诡名挟户之家”，“幹当掠米人不许告首” 。在一些书判中也反映了此种情况。如“游邦系是缪康仲幹人，与词首缪友皋自有同关主仆之分，不应在庭不逊，抗对其主。若不惩治，押下地头，必致强横生事，无由绝词。游邦先勘杖六十” 。此判词即是强调了“主仆之分”的问题。陈著在一件公文中列举张县尉宅幹人魏彭罪状，说：“仆犯主怒，惟有静守，今则辄先般动，以启主疑，是为背主。仆所主诉，惟当和解，今则买使旁噪，以挠正事，是为抗主。” 也是强调了“主仆之分”的问题。黄震规定词诉次第为“士农工商”，“有官用幹仆听状者，随附士人之后”，“吏人不得单呼士人姓名，须称某人省元”，“幹仆却呼姓名，然须有本宅保明方受”。他又称“牙侩、舡梢、妓乐、岐路、幹人、僮仆等皆是杂人” 。同样表明了幹人与其主人的身份差别。南宋官员在一份书判中说：“金千二，系势家幹仆之子。钟炎，系州吏钟晔之子。狼贪虎噬，种习相传，以狞幹、黥吏之子，而又冒名郡庠，冒玷乡举。” 这也反映幹人在士大夫心目中之地位卑微。

宋时部分幹人出身于军人或吏胥。宋朝官员雇胥吏为仆，由来已久。北宋大臣王钦若任亳州幕职官时，有“厅幹”祁睿，“休役之后，始佣于家”，为“奴”，即“家仆”，而“未除州之役籍” 。南宋初，实施经界法的李椿年“守宣城，所用小吏方泽者，本邑厅之隶，李以为幹仆，从往宣，及奉祠返故里” 。宰相赵鼎写家训说：“他日无使臣使唤，即于宣借内择一二人善干事，能书算者，令主管宅库、租课等事，稍优其月给，庶或尽心。” “宣借”原是指官府派遣军人充当侍从 ，赵鼎认为可将官方宣借人改为私家幹人。

但是，官府对军人或吏胥充当幹人是有禁令的。南宋初期，户部措置田讼的规定说：“如被上户侵夺田土之人，仰赴官陈诉，若幹当人系白身或军人，即仰依条重行断遣。” 宋孝宗时，因反映“州县形势、官户及豪右之家多蓄停罢公吏，以为幹人，恃其奸恶，持吏短长，官物抵赖不输，词讼则变白为黑，小民被害”，遂下诏禁“曾经编配吏人及见役吏人并不许充官、民户幹人，如违，许人陈告，依冒役法断罪追赏” 。宋宁宗时的规定更为详细，“诸曾经编配及罢役、见役吏人辄充官、民户幹人者，徒二年，许人告”，又“诸色人”“告获曾经编配吏人辄充官、民户幹人者，以元犯给赏，杖罪钱一十贯，徒罪钱二十贯，流罪钱三十贯，告获罢役、见役吏人辄充官、民户幹人者，钱三十贯” 。据此，则为吏者不论曾任与现任，原则上一律不得充当幹人。当然，此类禁令事实上不可能严格遵守。

当然，幹人的来源比较复杂，出身于军人或吏胥者仅为其一部分。

幹人虽居奴仆之列，但其身份和地位却因主人官位和其他因素，也颇有差异。北宋末，宠臣“朱勔家补授使臣等计一百五十余员，多系本家亲戚及奴仆、勾当人、园子等” 。这是勾当人的授官记录。南宋权相秦桧的幹人也势焰甚盛，“水阳民李氏、陈氏有争讼，李氏为秦府幹者，挟势力，归曲于陈，陈翁死于狱” 。宋宁宗时，权臣韩侂胄“其家僮仆及内侍、私名幹人，有官至大夫，职为将领及御酒库等差遣” 。此处用“私名幹人”一词，因为宋朝尚有官方为大臣派遣的侍从。宋理宗时，“斩丁大全强幹高俦” ，居然成为当时一条重要史事，足见高俦威势之炙手可热。在某些场合下，“强幹”甚至可左右主人的经济活动，“反食主肉之弱”，侵夺主人的地租收入。

有的幹人甚至可自己豢养婢仆。“婢之婢，世谓之重台”，“幹之幹，曰踏床儿” 。姚岳为一富户，其家有“蔡福、陈顺、春喜、来喜、小童”等“婢仆”。姚岳义子萧真孙“豪夺姚岳之财物”，“挟其婢春喜，逃而入都。归投姚岳之主家”，“继姚岳身役” 。看来姚岳即是幹人的身份。

总之，幹人与其主人的关系，尽管幹人的身份地位有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但是，在官方刑事诉讼文件中规定的“主仆之分”，应是决定其身份地位的基石。

幹人的职掌及其与农民的关系

作为高级奴仆的幹人，自然需要掌管主人委派的各种事务，包括经济事务。在宋代农业社会的条件下，幹人的经济事务，也必然以田地的买卖和经营、掠取地租等为主，而兼及其他。幹人的职掌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农民为盘剥对象。据今存史料，幹人的职掌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兼并田地。幹人为其主人兼并田地，有不少记录。宋徽宗时，资政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林摅“制狱成”，受“落职”处分，原因是“以幹人置田瘠民，抑令倍赏（偿）” 。宋宁宗嘉定时，杨简知温州，“或讼售产寓公，负其直若干”，“既而麇至者十八人，同所诉”，杨简亲自找这个寄居官员，认为“是在幹者”，“幸出幹者属吏。寓公靳之，竟追断偿所负” 。这证明幹人所为完全得到这个寄居官的支持，主仆狼狈为奸。在南宋一些书判中，反映因幹人兼并田地引起的诉讼事件不少。有的说：“小民或有丘角之田，争相求售，无敢存留，否则必官户之幹人，或其宗族亲戚，并缘假借，以图影占。” 又如“陈会卿论郭六朝散（朝散郎）幹人抑勒其子世隆，辄将田租出卖，更不取其父知委”，经查核，确属“幹人无状”，“监幹人朱荣索典契，还陈会卿取赎”。此件诉讼中的田契为典契，而非卖契。尽管幹人朱荣乃郭姓朝散郎之仆，而官府办理诉讼，只是“追到幹人” ，完全不涉及主人。此种情况在宋朝颇为常见，在后将专门交代。又“有纳粟得官，新赣县东尉曾千龄者，本人家幹仆，天资狡险”，“两乡几都之人，凡有膏腴之田地，富厚之财货”，都被曾千龄及其幹人巧取豪夺，“兼并孤遗田产，吞并寺观财物”，“千龄资幹仆之力，幹仆凭千龄之势，而人家物产，不归之千龄，则归之幹仆矣”。一个出身幹仆，“纳粟得官”者，又养了“幹仆刘雲卿、李彦端、毛舜祥辈” ，他们不仅为主人曾千龄，也为自己兼并田产，这是很典型的事例。

二、承佃和承买官田。平江府崑山县“全吴乡第五保盛家荡、堆荡二号田一千四百亩，围裹田一千亩”，作为学田，“管纳折八白米四百二十石，带收并縻费钱一百八十七贯三百二十文省，糙米三百石。此项照砧基簿，元三千二百一十四亩，除使府淳熙五年内拨去茭荡内有积水田八百余亩未及围裹外，实有二千四百亩，系韩蕲王府幹人郁明占佃。岁纳白米四百二十石，带收并縻费钱一百八十七贯三百二十文省。后因朱仁嫉其花利入己数多，节次陈论韩府品官形势之家不合承佃，互争论诉，久年不决” 。郁明是韩世忠家幹人。宋高宗时，“寄居台州官”徐公裕“令贴书朱彦假作徐殿撰幹当人名目，冒请安居益等七十户桑地”，实际上是准备“冒占官田” 。镇江府“金坛县登荣乡十七都有学田一千四百八十一亩”，“宝庆三年，李大谏幹人何端义争佃，增米五十石，钱一百五十贯” 。这又是幹人与民户互相争佃学田的记录。南宋后期，宗室赵汝榟、赵汝櫄“包占常州沙田一万四〔千〕余亩”，“始令周梦庚出名陈词，后却使李天佑等交业管幹”，周梦庚、李天佑等都是他们的“幹人” 。在官户不得请佃官田的禁令下，官户往往由幹人出面承佃，当然，幹人利用官户权势，自己承佃官田的情况也不能排除。如前述郁明与何端义就不能排除后一种可能性。

幹人承买官田，如漳州“学田有偷入帐请买者”，“颜知县宅唆令幹人计较入帐请买” 学田。

三、掠取地租。北宋范纯仁对其父范仲淹的义庄规矩作了修订，规定“义庄勾当人催租米不足，随所欠分数克除请受（谓如欠米及一分，即只支九分请受之类），至纳米足日全给（已克数更不支），有情弊者申官决断” 。可知义庄用幹人收租，而幹人的雇金（请受）取决于其收取地租是否足额。南宋宰相赵鼎的家训规定，“诸位子弟不得于管田人处私取租课”，“每岁收索租课，预告报管田人，候见本宅众位子孙同签头引，及主管宅库人亲身到彼，方得交付” 。这些都是幹人收地租的记录。

在某些地区和场合，幹人在收租时须向农民勒索固定的折扣。“吴兴乡俗，每租一斗为百有十二合，田主取百有十，而幹仆得其二”，幹人沈二八“用大斗量租米”，“所用斗为百二十合” ，比其他幹人多四倍。

刘黼诗说：“豪家征敛纵狞隶，单巾大帕如蛮兵。索钱沽酒不满欲，大者罗织小者惊。谷有扬簸实亦簸，巨斛凸概谋其赢。” 反映了“狞隶”，即幹人收租时对农民的横暴。南宋末期，黄震描述幹人勾结官府，荼毒农民的情况十分具体，“府第庄幹，多取赢余，上谩主家，下虐租户，刻核太甚，民怨入骨”。“盖有一等凶毒之幹，复将已断佃户仍押下元捕尉司，托名监租，而情愿不取其余租，囚锁至死，借又立威，以惧来者” 。对入狱农民，“强幹遂阴嘱承监弓手，饥饿杀之，以立威乡落，以故乡落之被追者，但见百人往，不见一人还”，结果农民不得不“群起而拒捕” 。“尉司乃鬼门关也”，“从来监租在尉司者，即无生还” ，农民为了生存，就必须拒捕。在收租问题上，集中反映了幹人的阶级本质。

四、掌管主家财务。前述赵鼎家就有幹人“主管宅库”。袁采说：“幹人有管库者，须常谨其簿书，审其见存。幹人有管谷米者，须严其簿书，谨其管钥，兼择谨畏之人，使之看守。” 这说明宋朝一些钟鸣鼎食之家，其幹人职责之分工也相当细。由于幹人掌管财产，当发生词讼时，往往由幹人“赍干照、砧基、支书、契照，当厅诘问供对” 。绍兴府“张太博家幹者魏彭，陵其子县尉之弱，而盗侵财物”，携带“财谷、什物、租簿、契书”逃走。 魏彭当然也是一个为主家掌管财务的幹人。

五、发放高利贷和经营商业。“湖州周司户幹仆陶忠掌收掠僦债之直” ，这是幹人负责发放高利贷的一例。幹人经营商业的记载更多，袁采说：“幹人有贷财本兴贩者，须择其淳厚，爱惜家累，方可付托。” 宋徽宗时规定，允许“所有得解举人，若使令家人或幹当人以用钱本”，“请盐贩卖” 。南宋初，“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孟揆为令幹当人作客人李俊名姓，于梧州买官盐”。孟揆原为宋徽宗时宠臣，此次再受处分，“特责授白州别驾，本州安置” 。官户经商，发放高利贷，也往往委派幹人。“明州人夏主簿与富民林氏共买扑官酒坊”，“历年久，林负夏钱二千缗，索不可得，诉于州。吏受贿，转其辞，翻以为夏主簿所欠。林先令幹者八人换易簿籍，以为道地” 。在这个故事中，为两家经营酒坊者乃是“幹者”。又“乐平明口人许德和闻城下米麦价高，令幹仆董德押一船出粜。既至，而价复增，德用沙砾拌和以与人，每一石又赢五升” 。这是幹人做粮食投机生意的记录。刘克庄说，在漳州一带，“畲民不〔税〕，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厥后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幹诛货，稍笼其利” 。可知当地富民之幹人经商，诛剥畲族。

六、纳税服役。在北宋吏役之中，“耆长无军势、形要、官庄、寄住之限，但品官之家则以不该荫赎人及管庄田人代充” 。幹人须为官户代服耆长之役。在纳税方面，按宋朝法令，“诸税租入中限，听追户头或以次家人科较，品官之家追幹人” ，幹人为主人纳税，即“代名输解” 。宋宁宗嘉定时南郊赦文说：“今仰州县，自今官户税物，官司自行就坊郭管揽门户幹人名下催理。” 可知部分幹人也与官户一样，不居住乡村，而居住城市，故为坊郭户。“参知政事陈伟在朝”，官员吴一鸣“挞其幹，督粮甚急”，“诸势家闻之，悉为输纳” 。当然，能催督达官贵人纳税的清官，毕竟是凤毛麟角，但“挞其幹”确是起了惩一儆百的作用。

除两税等定额税外，和籴作为一项似税非税的负担，也由幹人直接输纳。徐鹿卿说，“浙右之俗，大家率听命于强幹，虽积粟如山，而一毫不拔，宁倾赀以求胜于官府”，“顷年虽曰招籴，然半是出等之家，以礼劝籴，官苟无扰，民亦安之” 。由于“强幹”作梗，官府摊派和籴一度遇到困难，经“以礼劝籴”后，方才听命。南宋晚期，官户乐谊一户户绝，官府为之立继，并分给其养女部分财产，将“乐宅没官之物”，“并责付引监本宅幹人籴米，以充和籴” 。甚至向绝户摊派和籴，也通过其幹人。

七、代理词讼。宋时到官府办理诉讼事件，官户以至一些富户往往户主不出面，以维持体面，而由幹人代理。宋神宗时，外戚曹佾“赊买人木植不还钱，太后殿内勾当修曹佾宅内臣却伪作曹佾宅幹当人状云，被市易（司）强买已定下木植”，于是市易司通过开封府“勾曹佾幹当人”查询。 这虽不是诉讼，只要事情不牵连曹佾本人，则以找幹人为宜。

《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了不少官户、乡村上户通过幹人代理词讼的实例。如“罗柄去年才死，其幹人黄蕴辄入状于官，归并邹明税钱，攘夺阿邹产业” 。“叶渭叟身故，其家以幹人入状，讼宋天锡、李与权脱骗交易钱”，“据叶之幹人供称，系庄幹李喜收讫，可见还所借钱、会分明” 。以上两例并非官户，而是民户，也由幹人代理词讼。官府查询“黄知府”立诡名子户的情况，“其幹人任庆乃言，本官见今义居，不曾分析” 。又丘庄将从弟丘萱“己分田五千种，自立两契，为牙卖与朱府”，发生词讼，官府进行查询时，分别由“朱县尉宅幹人范寅状”和“朱总领”“幹人王传陈状”，此案还牵涉到朱县尉幹人丁千七和朱总领幹人刘广边。 以上两例为官户由幹人代理诉讼。

由于幹人为主人打官司的情况相当普遍，故有的幹人便成为地方上的恶讼棍。有的“公事率是势家挟持，或曰某是某宅庄佃，某是某府幹仆，狡幹旁午于庭下，右姓肆行其胸臆”，狐假虎威，把持词讼，“怙势党奸，接受银、会，干预刑名公事，不有国法，不从官府” 。更“有一种无赖凶徒，名百家幹人，搂揽越诉，以威夺小民，或止因私租而诬以夺田，或本诉户婚而借名被劫”，甚至“凌辱体究官于地头，腾诉县官吏于台部”，成为地方上的恶霸，即黑社会势力，“挟势妄作” 。

以上介绍的幹人之职掌，乃其荦荦大端者。幹人作为奴仆，主人完全可以委派本户的各种杂务。张九成说：“近世士大夫汲汲然营财利，广田宅，积宝货，叩其所以，往往言为子孙计。至于请人教子，则谩不加省。甚者待之如幹人，他事皆责之办。” 这个比喻也反映了幹人事务之杂。

从一些记载看，如《佛祖统纪》卷39说：“今时势家多以恩例冒占寺院，子弟、幹仆并缘为奸。取寺山造冢，是陷父母于不义之地，而钱谷竹木，四时诛求，视以为常。”这是幹人为主家营造坟墓，而从中渔利。北宋末，金军攻破开封府，责令宋朝官员搜刮金银，“高伸家女使刘梅寿先将金银令幹当人刘均两次押往兄高傑家收藏”，两人都是高俅之兄。 宋孝宗时，官户朱熙绩迫于官府之命，出粮赈粜饥民，却“令幹人许浩用使私升及湿润粞碎糙米，及将人户官给历头擅自批凿，每七升减作五升，五升减作四升。又有收下历头，不肯付还，百端抑遏” 。朱熙绩固然为富不仁，而幹人许浩也为主人效力。黄榦的公文载，有谢知府宅，委派“幹人邹彦、王明”用贱价强买民间砖瓦。 南宋末，黄震在抚州一带处置赈粜事务时，“大姓上户买游士以假大义，分哗幹以诉肤受，伺候仓台，乘机投诉，必欲挠败见行荒政”，也有“庄幹瞒其主人，乘时射利” 。如此之类，都反映了幹人从事各种社会经济事务的一鳞半爪。

在本章行将结束时，有必要探讨一下幹人的户籍问题。正如本章开头已经指出，幹人与宋朝户口分类制度无关。幹人的户籍是列入主户，抑或客户，由于史料欠缺，难以作详细的论述。揆情度理，幹人若无自己的产业，却又单独立户，则在户口分类制度中大致应属客户。但在事实上，至少部分幹人有自己的独立产业。如前述魏彭将嵊县田产诡寄于主人张县尉家，后获罪，“除坟墓、墓屋外，籍其田租数十石”，“不满三四十亩” 。又《两浙金石志》卷11《宋南林报国寺碑》载，“本寺伏承大檀越华李七府幹名文胜，自创业以来，凡遇山门大小缘事，无不施财”，共计十次，施财达四千四百二十贯，另外还“施财捌佰伍拾贯文，置到吴江县界田贰拾亩，递年收租”。估计李文胜应有自己的独立产业。此类幹人在户口分类中应属主户之列。幹人既是奴仆，又属宋朝地主阶级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本身就展示了宋代阶级结构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