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阶级结构—— 僧道户



宋朝寺观和僧道数额

宋朝僧寺道观和僧道人口数字十分可观。朱熹说：“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势未已。” 这亦非一时的情形，在两宋三百余年间，大抵如此。虽也有一些士大夫提出淘汰僧道的主张，宋廷在某些时候也对僧道数额采取过一些限制性措施，但从长远看，并无太大的成效可言。

宋朝道教始终不如佛教兴盛。北宋初年，“道教之行，时罕习尚，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宋真宗时大力提倡道教，“天下始遍有道像矣” 。宋徽宗更加耽溺道教，宠信道士王老志、王仔昔、林灵素等人，“每设大斋，辄费缗钱数万，谓之千道会”，还特别设置道官和道学。道官辈“陈乞百端，遂同文阶入杂压，封赠其父母，奏补其亲属，身死有遗表恩泽，坐立与从官争席，其家得为官户，其亲得以用荫” ，搞得乌烟瘴气。但到南宋时，道教依然不能同佛教抗衡。“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若道观则所设无几” 。例如在临安府，“合京城内外暨诸邑，寺以百计者九，而羽士之庐不能什一” 。

宋朝寺观和僧道数额，今存一些统计数。“国初，两京、诸州僧尼六万七千四百三人，岁度千人。平诸国后，籍数弥广，江、浙、福建尤多” 。此数未涉及道士和女冠数，大约因其当时人数过少，而未列入统计。

宋真宗“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 。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即皇帝大力振兴道教之余，官方统计道士19606人，女冠731人，僧397615人，尼61239人，总计479191人。今将各地僧道数列成下表 ：

此表所列数字与前引总数不合，这在宋代载籍中颇为常见，其中主要误差在于两浙路之僧数，肯定漏落了以万为单位的统计数。尽管如此，此表依然反映了“江西、剑南人素崇重”道教，而僧尼以“江、浙、福建尤多”的史实。

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道士19538人，女冠588人，僧385520人，尼48742人， 总计454388人。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道士19680人，女冠502人，僧348108人，尼48417人， 总计416707人。

宋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各地寺观计38900余所，僧、尼、道士、女冠计310700余人。 寺观数约比宋真宗景德时多14000所。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道士18746人，女冠638人，僧220761人，尼34037人，总计274182人。

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在京僧9703人，诸州军僧193799人，总计203502人，以上统计数不包括尼、道士和女冠数。

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道士18513人，女冠708人，僧202872人，尼29692人，总计251785人。其中开封为13664人。“熙宁末，天下寺观、宫院四万六百十三所，内在京九百十三所”。寺观总数又比宋仁宗嘉祐时约增1700所。

宋神宗元丰时，“祠部岁比天下僧、尼、道士凡二十四万人，然死者亦常万人” 。

总的说来，宋真宗、宋仁宗至宋神宗时，僧道数是趋向下降的，而寺观数又是趋向上升的。若从人口增殖的角度看，僧道在总人口中比例的下降，乃更为显著。宋徽宗时，僧道数大为膨胀，史称道士林灵素“其徒美衣玉食，几二万人” ，大约是开封的道士数。大观时，臣僚奏：“天下僧尼比之旧额，约增十倍，不啻数十万人。尝究其源，乃缘尚书祠部岁出度牒几三万道。”

南宋初，在丧失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后，“大约诸路僧、尼、道共有四五十万” 。因为南方僧道数多于北方，加之承袭宋徽宗时僧道数膨胀之余绪，其僧道数竟与宋真宗时相当。宋廷在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诏礼部住给度僧牒”。经十多年减耗，到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官方登记为“道士一万人，僧二十万人”。但绍兴末官府重新开始出售度牒 ，僧道数便又有回升的趋势。

以上宋朝历代僧道数和寺观数是以祠部统计为准的，尚不包括寺僧中的童行之类。宋真宗咸平诏说：“在京并府〔界〕外县僧、尼、道士、女冠下行者、童子、长发等，今后实年十岁，取逐处纲维、寺主结罪委保，委是正身，方得系帐。仍须定法名申官，不得将小名供报。尼年十五，僧年十八，方许剃度受戒，道士、女冠即依旧例，十八许受戒。” 在规定年龄的童子、行者、长发等剃度受戒以前，还须通过佛教和道教经义的考试，“童行念经百经（纸？），或读五百纸。长发念七十纸，或读三百纸，合格” 。未经剃度受戒的“系帐”童子、行者、长发等有时亦须“附帐” ，但不计入僧道的正式登记，故称“出家童行未入僧籍” 。宋哲宗元祐时，岑象求说：“祖宗时，天下道士常近二十万，僧常近四十万，其童奴倍焉。” 此处道士数“近二十万”，当衍一“十”字。如果考虑到未正式剃度受戒者的数目，僧道数就更加可观。

以下再看一些地区性的统计。福建路自五代王延钧“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 。福建路佛教最盛，居民“家有三丁，率一人或二人舍俗入寺观” ，其僧道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应高于他路。北宋时，“福州多佛寺”，“殆万人” 。据宋孝宗时《淳熙三山志》卷10载，福州“旧记，系帐僧三万二千七百九十五人，童行一万八千五百四十八人。今系帐僧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人，童行二千九百一十五人，道士一百七十人”，总计“寺观户一千四百七十四”，而当地主、客户约三十二万余户。估计在宋孝宗时，福州僧道数已不足人口数的百分之一。

台州有“仙佛国” 之称，亦为佛教兴盛地区。宋宁宗嘉定时，台州总户数266014户，而有僧1932人，尼320人，道士124人， 共计2376人，平均每百户还不足一名僧道。

宋朝有不少士大夫是耽溺佛道的，但也有不少士大夫则认为社会平白无故地供养了庞大的寄生人口。如宋仁宗时，张方平说，“今释老之游者，略举天下计之，及其僮隶服役之人，为口岂啻五十万。中人之食，通其薪樵盐菜之用，月糜谷一斛，岁得谷六百万斛，人衣布帛二端，岁得一百万端”，而国家“岁漕江、淮之粟，入之太仓，制不过六百万斛，而莫之登也。则是释老之游者一岁之食，敌国家一年之储也” 。此种估计其实还是低水平的。李觏说：“释老用事，率吾民而事之，为缁焉，为黄焉，籍而未度者，民之为役者，无虑几百万，广占良田利宅，媺衣饱食，坐谈空虚，以诳曜愚俗。” 南宋方回也说：“诸寺观不耕而食，养顽钝庸人。披剃之余，二粥一饭，老而死，黠者为主首，以肥其私，尤为至幸之民，而无益于世教者也。” 宗教的起源和兴盛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佛教和道教对宋代世俗社会的影响也同样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在本章可以撇开不论。本节不厌其烦地介绍僧道和寺观的数量，旨在说明僧道户作为一个阶层，在讨论宋朝阶级结构时是无法回避的。

寺观田产及其他营运

寺观的僧道一般不事生产，但维持寺观宗教活动和僧道衣食，却又根本不可能超脱尘世的经济活动。寺观的经济来源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条件下，田产自然成为寺观一项重要的财产，田产的租佃和经营自然成为寺观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

一、寺观田产的来源。宋朝寺观田产的来源，不外乎兼并和施舍，后一项更具有寺观经济的特殊性。此外，寺观也租佃官田。

按宋时法律规定，“寺观毋得市田”。但是，到宋仁宗初，以“为先帝植福”为名，“内遣中人持金赐玉泉山僧寺市田”，虽规定“后毋以为例”，实际上却开了先例，“由是寺观稍益市田”。宋仁宗明道时，因殿中侍御史段少连上奏，宋廷下令将涟水军原“称诏市民田三十顷给僧寺”者，“下本军还所市民田，收其直入官” ，以维持原来的禁令。宋徽宗宣和时，又重申“应天下释氏、宫观不得增置田产，侵夺民利” 。宋高宗推行经界法时规定，“诸路州军昨因将经界点检出僧道违法田产”，或“用契价钱收买”，“拨充养士”，或干脆“拘没入官” 。此处所谓“违法田产”自然包括“市田”之类。

在法禁废弛的情况下，僧道户违法掠夺田地自属难免。例如按宋朝“私荒田法，听典卖与观寺”。于是寺观“多以膏腴田土指作荒废，官司不察。而民田水旱，岁一不登，人力不继，即至荒废，观寺得之，无复更入民间，为农者受其弊”，故宋徽宗政和时又补充下令，“除官荒田许观寺请佃外，余并不许典卖” 。又宋神宗时，因“州县百姓多舍施、典卖田宅与寺观，假托官司姓名”。下令“听百日自陈，改正为己业” 。此类尚属多少披着合法外衣的非法活动。

僧道公然“违法置田”，“兼并无已”，“多占民田沃产” 。如宋仁宗时，潭州长沙县“僧海印者多识权贵人，数挠政为不法，夺民园池” 。南宋初期，衡州“有浮屠弱一孤儿，而夺之田。浮屠者，径山宗杲之徒也。宗杲以才弁得幸于公卿要人，孤儿每讼田于有司，有司皆观望宗杲之势，挠法以田畀浮屠屡矣” 。南宋后期，“溧阳民多奉白云宗教，雄据阡陌，豪夺民业，不与著徭。贫下之民有赴诉者，辄连结赂吏，不行，或反为所诬” 。此类强占田产的事例，性质自然尤为恶劣。

由于官府对不准寺观买田的禁令执行得并不严格，故宋朝仍有不少寺观合法买田的记录。《扶风县石刻记》下《宋重真寺买田庄记》载，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该寺“去寺北隅置买土田四顷有余，又于西南五里已来有水磨一所及沿渠田地”，“所有土田段数如后”：

寺南魏（槐？）衙东边地二十亩。

寺后东北上地一段，计八十五（一？）亩。

东北上地一段，计四十五亩。

东北上地一段，计五十五亩。

东北上地一段，计三十亩。

东北上地一段，计〔四十五〕亩。

正北上地一段，计二十五亩。

正北上地一段，计七亩。

西北上地一段，计五十亩。

西北上地一段，计三十五亩。

西北上地一段，计二十亩。

庄子一所，内有舍八间，牛〔□一〕（三？）具，车一乘，碌碡大小五颗。

扶风县属凤翔府，位于关中平原。上引记载表明，北方旱田地段较大，这与两浙一带水田往往以坵为单位，地段分割甚为零碎，形成对照。南宋时，如镇江府丹徒县龙游寺僧“买田十六顷”，由官员洪迈为之作记。

因为寺观兼并田地多少受到限制，其田产的特殊来源便是施舍，其中包括皇帝和官府的赐田，赐田其实也是施舍的一种。

宋朝有很多皇帝和官府赐田记录传世。宋太祖平扬州李重进之叛乱，“寻以行在立为梵宫”，即建隆寺，“垦田四顷，隶省一庄，咸以赐之，供香积而饭缁流也” 。宋真宗推崇道教，“赐诸路天庆观逃田，藩镇十顷，诸州七顷，军、监五顷”。陈州知州冯拯奏：“当州建天庆观工毕，望下道录院，选道流一人住持，仍于本州户绝或逃田内给充常住。” 可知赐田的来源，是官府掌管的户绝田和逃田。“崇真资圣禅院市蔬扰人”，宋真宗“诏以蔬圃赐之” ，这是赐菜园的记录。

宋徽宗大兴道教，对寺观的大量赐田也创新了北宋的记录。当时各地建“崇宁寺、观，各给田十顷，以天荒等田拨充”。各崇宁观后改名天宁万寿观，再改名神霄玉清万寿宫。“州、府、军、监内以僧寺为神霄玉清万寿宫”，须以“有常住并殿宇圆备，有庄产寺改充”。“西京以崇德院为宫，据其产一万二千亩，赁舍钱、园利钱又在其外”。两浙路“以系官田土拨赐，立定课租，召人佃种”。杭州神霄宫“添拨田共二十顷，于浙西逐州有管诸司堪好田内标拨”，“如违，以大不恭论”。河东路，“神霄玉清万寿宫有本州见无户绝、折纳田去处”，则“于邻近他州有户绝、折纳田处贴拨，候本州有田日，逐旋却行改拨”。此后又发展到“凡县皆改一僧寺为神霄下院”。各地神霄宫等兼并田产，“豪夺无涯” ，为祸甚烈。甚至当北宋亡国时，宋钦宗仍“诏以城南厢五花夹道巷内舍屋钱及河阴、洛口田百顷，赐龙德太乙宫，以赡道众” 。

直到南宋中晚期，赐田依然为数甚巨。宋宁宗时，其“潜邸”作开元宫，“承佃平江府吴江县震泽乡第十都荒、补、泾、角字号没官荒田一千三百亩，特与免纳租钱”。嘉定末，又“诏拨”该乡“成字记田四百三十三亩，赐开元宫为业” 。宋理宗时，显慈集庆教寺“有旨赐田以亩计者万八千二百有奇，山以亩计者万七千九十有奇，寺庄两库，本以缗计二十万，蔬圃游田，数不一止”，“他刹所未有” 。

以上摘引的一些赐田记录虽属一鳞半爪，也足见赐田乃寺观田产的一项重要来源。赐田在不少场合下，事实上只能以豪夺民田充数。宋理宗时，除为洞霄宫“拨赐长兴田之在荻川者”，又“更以乌程、归安两县官田申锡本宫”外，又“特出内府度道士牒，赐本宫，俾易为缗，益市常产” 。这也是一种赐田方式，又为寺观挠法置产，兼并田地，开了方便之门。

除皇帝和官府赐田外，按照规定，“后妃、臣僚之家”可以指定“坟寺，功德观、院” 。

宋仁宗天圣时，皇太后刘氏给杭州灵隐寺“赐直百万，市田二十五〔顷〕以施之”，包括“一、收买杭州钱塘县山林田土五顷，二、盐官县思亭乡水田一〔十〕顷，三、秀州崇德县积善乡水田一〔十〕顷” 。宋仁宗“宫中以私财为佛寺置田”。官员张式“疏以为乱法” ，这大约是指不够资格的宫嫔、宦官等也捐献“私财”。南宋末，“拘阎贵妃集庆寺、贾贵妃演福寺田，还安边所” 。安边所本是宋宁宗时没收权臣韩侂胄等田产之类，以供边费，而阎贵妃和贾贵妃居然将安边所田产转赠寺院，这反映了宋末政治的腐败。

宋朝官户向寺观施舍田产的记录甚多。宋太宗时，官员安守忠给广慈禅院施田，“于永兴军万年县春明门有庄壹所并硙贰所，泾阳县界临泾有庄壹所”，“东庄共计地一十七顷三十四亩二分”，“北庄临泾庄”“共计四十顷三十六亩” 。这是一笔很大的田产。王安石和儿媳萧氏以大量田产捐赠寺院，宋神宗“特挠常法，俯成私求”，允许王安石“施田与蒋山太平兴国寺充常住，为其父母及子雱营办功德” 。南宋大将张俊曾孙张镃“乞以临安府艮山门里所居屋舍为十方禅寺，仍舍镇江府本家庄田六千三百余亩，供赡僧徒”，于是“礼部、太常寺拟庆（广？）寿慈（慧？）雲禅寺为额” 。岳飞子孙为岳飞建功德寺，“买田苏、秀、毗陵，申明公朝，以为赡僧，每岁仅米百石入寺，其后又汰为三十石，止可为僧粥数月”。后岳通“于甲子岁（景定五年）捐芝楮（十八界纸币会子） 二万缗，创冰窨一所”，又“得俸银共三百余两”，另加其“亡妣棱银四百两，悉鬻之于霅川（湖州），节次置田五十余亩，专充祠寺修造”，“不许子孙转售” 。宋末权臣贾似道“辍吴中伏腊之田，为亩二千”，捐给上天竺灵感观音寺，“永作常住供养” 。

即使一些官品较低的官员，以至宦官，也向寺观捐赠田产。如“靖安张保义（郎）者，本邑村朝山屠儿，以建炎捍寇功得官，资产甚富”，宝峰寺被焚毁后，“张一力重营之，又置田数千亩，以赡常住” 。宋高宗时，一个李姓宦官也“买田十顷，日食千余指，赐名华巖禅院，选一时名缁主之” 。

除官户以外，民户中的地主等也同样可向寺观赠田。北宋前期，黄州永兴禅院有“里人周遇舍菜圃，此之谓檀越” 。宋真宗时，西京缑氏县重修仙鹤观，“安中素舍施地基二十八亩三分，系正税绢七尺外，别无青苗税数，亦无官私地课” 。宋孝宗时，平江府寿宁万岁院“建院之民王氏舍负郭之田五百八十余亩”，以后又陆续扩充寺产。陈著记载广福院的田产来源：“初，张氏所舍屋地为基一十二亩六步，田止二百八十亩。后如日舍一十有二亩，黄氏舍五亩，俗人徐文炳、文焕各舍一十亩。契和之来，以衣钵资置五十亩。于是田之积为亩至三百六十有七。” 该寺田产主要来自施舍，即使捐赠五宋亩、十宋亩者，也同样应是田地较多者，故可以捐赠而对本户的生计无大的影响。

除了兼并田产和得到施舍外，寺观请佃官田以至霸占水利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按宋时法规，“僧户”可充当官田的“佃户”，但“不得买田” 。事实上，寺观并不囿于合法租佃官田。如嘉兴府学“学田旧为豪民及浮屠冒占，殆数百亩” 。“传法寺僧请佃明州定海县凤栖（浦？）、沈窖两湖八百亩，可溉田二万六千余亩”，则属霸占水利，宋孝宗淳熙时，方“令仍废为湖” 。又“鄞县东钱湖蓄积涧水，溉田三十余万亩”，“系资教院僧立利承佃，兹垦成田三百余亩，近有人户争佃”，宋廷派官员前去，“相视开掘” 。此类成为皇帝亲自处理的水利案件。临安府开元宫“承佃”平江府吴江县震泽乡“没官荒田一千三百亩，特与免纳租钱”，开元宫跨府租佃大片官田，无非充当了二地主的角色。宋廷特别规定：“如有其他寺观援例陈乞，许令三省执奏。” 这自然是因为承佃官田的寺观原则上须向官府缴纳实物租或“租钱”。

值得注意者，一些僧人还以个人名义承佃官田。如庆元府广惠院田，“僧行端田九亩一角五十一步半，租米一十二石三斗五升；僧行林田一亩一角一十三步，租米六斗五升”；“僧行林田一亩一角三十九步，地一亩三角二十一步，租麻皮四十三斤足秤”；“僧善皎田二十一亩三角五十七步半，租米三十石二斗二升九合四勺”；“僧善皎田七亩三角三十四步，租米一十三石九斗三升七合”；“僧善皎地并新开田七亩二十一步半，租钱二十四贯二百文足”；“僧善皎山三角，租钱五百文足”；“僧姚元聪田一十亩二十八步，租米一十石”；“僧祖净、崇玟田二十七亩一角二十七步半，租米三十七石八斗七升五合”；“僧子皋田二亩二角五十一步半，租米四石五斗” 。广惠院田用于救济鳏寡孤独和残疾人。上述僧人以个人名义承佃后，如善皎只怕是须转租的，其他人则不得而知。

僧道户与官户、民户争夺田产的情况，也有一定普遍性，甚至发生诉讼。宋光宗时，平江府“崑山属邑宗王有田七千余亩，没入于官，一时贵近相先规取”，争佃没官田，寿宁万岁院“长老德溥因以千亩为请”，“有司给之” 。南宋中期一份书判，详细记录了抚州金谿县白莲寺僧如琏同将领卢嘉猷争田的经过，“两家之讼，初争田，次则舍田而争水圳，其终又舍水圳而争水港，及所种田以阻遏水势” 。卢嘉猷固然仗势欺人，而白莲寺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也不能与世无争。

二、寺观田产的掌管和继承。寺观的“田产谓之常住” ，这是寺观财产的一种。佛经中有关寺院财产，有各种具体规定。 按理说，寺观田产由住持僧和知宫观事掌管，但在事实上，至少有些僧侣已有私人田产，而不将其作为寺观田产。 当然，由于不少传世史料记事比较简略，难以对寺观和僧道个人两种田产作出确切区分。

不论是寺观田产或僧道个人田产，其掌管，特别是继承，自然与官户、民户有异，因为僧道原则上自己不能繁衍后代，传子传孙。故陈淳说：“若寺院者，民之保障，乃国家物力，而住持者掌之，非僧家祖业与房奁中物也。” 如南宋后期，漳州“境内之庵十有七所”，“守庵以僧，赡庵以田”，“有司数易僧，巨室豪占田而庵坏” 。世俗“巨室”正是利用住持僧屡次更换之机，而豪夺庵院的田地。

在不少场合下，寺观田产的继承，其实由官府世俗权力操纵。官府对寺观田产的继承，有实封、拘桩等制度。

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诏说：“诸路寺观常住荒田令州县召僧道耕垦，内措置有方及租税无拖欠者，并仰所属差拨住持其田宅、寺观，仍不以名次高下差拨。” 按佛教经义规定，僧尼不能掘地，掘地便会杀生，所谓“召僧道耕垦”，实际上是指掌管垦荒，如有成绩者即由官府“差拨住持”。这是一种奖励战乱年代的垦荒措施，却也涉及常住田产的继承问题。

实封法始于南宋。五代“伪闽时，以八州之产，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给僧寺、道观，中下者给土著流寓”。宋仁宗时，“自刘夔守福，始贸易以取赀”，大约是将无人为继的常住田产由官府没收和出售，“由是利分私室，士竞干求”。宋高宗绍兴初年，张守任福州知州，“遂与土居士大夫谋为实封之说，存留上等四十余刹，以待真僧传法，余悉为实封，金多者得之，岁入不下七八万缗，以是助军兵春冬二衣，余宽百姓非泛杂科” 。在此种规制下，寺观住持实际上成为国家财产的承包者。到绍兴后期，福建路“将寺观田产除二税、上供、常住岁用等外”，每年有三十三万九千三百六十余贯，“起发赴左藏库”。这项“趱剩钱” 实际上仍是推行实封法之所得。

实封法延续到南宋中后期，“闽中僧刹十（千）五百区。旧例，住持入纳，以十年为限，谓之实封。官府科需，皆僧任之，不以病民”。后“以州用不足，减为七年或五年，甚者不一岁，托以词讼，数易置” 。结果无非是“立僧（按：指住持）例以货取” 。“一刹虚席，群衲动色，或挟书尺，竭衣盂以求之，有司视势低昂、赀厚薄而畀焉，先输赀，后给帖” 。佛门弟子为争夺住持席位，即寺产的掌管等权，进行紧张激烈的争夺，清规戒律已抛之九霄云外。

拘桩之法其实即是官府对寺观田产按世俗户绝田处置，“寺偶阙僧，干没其谷，以佐经费，名曰拘桩” 。前述刘夔即用此法，但未有拘桩的专名。宋孝宗时，福建路“将诸寺观趱剩田产尽行出卖，约可得钱三百万贯” 。宋宁宗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曾“罢漳、泉、福三州，兴化军卖废寺田” 。拘桩的寺观田产不仅可以出卖，而且可以出租。汪大猷知泉州，“僧田多户绝，膏右增租争佃”，他“喻见佃人若受所增最高之数，岁以输官，听如其旧”，用以资助当地赡养宗室的经费。 当然，此处的佃户也未必全是农民。福建路将“废寺田”租、“废刹租利钱”等用于“廪士”，“岁入举子仓，以济贫乏生子之人”，减免当地丁税等。

此外，又如宋宁宗时，“准使府帖，送下籍没到僧张如悦崑山县 川乡田亩陆契，共肆拾叁亩贰角伍拾叁步，添充养士” 。其“籍没”原因不明，僧张如悦的田产也可能是个人私产，而非寺院田产。这是将僧田改充平江府学田。

三、寺观田产额及其经营方式。寺观田产在宋朝耕田中所占的比例，各地很不平衡，也缺乏全面的统计数字。但从寺观众寡的情况看，大体应是南方寺观的田产额高于北方，而尤以福建、江南和两浙三路为最。

马令《南唐书》卷26说：“予闻故老说，南唐好释，而吴越亦然。南唐每建兰若，必均其土田，谓之常住产。钱氏则广建堂宇，修饰塑像而已，曰：‘桑门取给十方，何以产为！’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县，地过豪右，浙僧岁出远近，敛率于民。虽然，田业颇厚而赀不加多，敛率常劳而用不加乏，岂各因其俗欤！”此说有某种道理，但并不完全。前引记载证明，两浙寺观的田产也同样有跨州隔县的情况。

在宋代农业社会中，“二浙、福建诸州寺院”“粳稻桑麻，连亘阡陌” ，自然属寺观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福建路，“闽土狭而民稠，浮屠氏岁所入厚于齐民。民勤瘁节缩，仅仅给伏腊，而浮屠利田宅，美衣食，故中人以下之产，为子孙计，往往逃儒归释” 。

在福建路，漳州“负山阻海”，“弥望皆崇冈叠阜，榛荆莽翳，象兽之所窟宅。可耕之田绝少，又大半为僧寺所据” 。据陈淳说，“举漳州之产而七分之，民户居其一，而僧户居其六”。“上等富户岁谷以千斛计者绝少，其次数百至百斛者亦不多见”，“以六分僧户言之，上寺岁入以数万斛，其次亦余万斛或数千斛，其下亦六七百斛或三五百斛，虽穷村至小之院，亦登百斛，视民户极为富衍” 。

在福州，据宋孝宗时统计，寺观田为7324宋顷有余，而民户田为35308宋顷有余；寺观园林等为15800宋顷有余，而民户园林等为46787宋顷有余。 总计僧道户耕田、园林等约为民户耕田、园林等的四分之一以上，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故人称当地寺观“占沃壤，收厚利，其富非民彦所可拟” 。

在两浙路，《嘉定赤城志》卷14开列号称“仙佛国”的台州各寺观田、地、山三项财产统计，其中地和山中又包括以丈为单位的地基，今将地基除外，列成下表：

台州寺院总数为368个，道观总数为20个。 据《嘉定赤城志》卷13、14统计，台州耕田数为2628283宋亩，地948222宋亩，山1753538宋亩；而寺观耕田数为135449宋亩，地36076宋亩，山131274宋亩，分别约占5％、4％和7％。其中占田较多者如台州报恩寺占田“六千五百六十五亩”，黄巖县净土院、天台县报恩寺和国清寺分别占田3000宋亩以上，临海县惠因寺、能仁寺和白莲寺分别占田2000宋亩以上。但也有一批占田仅一亩至数亩，甚至无田无地无山的寺观。

在庆元府，《宝庆四明志》记载各寺院占田可列成下表：

③《宝庆四明志》卷13载，鄞县史弥远家有功德寺五所，因不载常住田额，只能作无田寺院。

其中有名的鄞县阿育王山广利寺“常住田三千八百九十五亩，山一万二千五十亩”。天童山景德寺“常住田三千二百八十四亩，山一万八千九百五十亩”，此寺还“大筑海涂”，某年“海庄倍稔，赢谷三千斛” 。此外，大梅山护圣院、保福院和仗锡山延胜院田产虽不算多，而占山分别为二万数千宋亩。 州城报恩光孝寺和延庆寺田产分别为二千宋亩以上。

从台州和庆元府两个地方的统计看，拥有一百零一宋亩至五百宋亩常住田的寺观比例最大，而占田一千宋亩以上或无田无地无山的寺观比例最小，这大约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寺观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淮南，南宋中期的“安庆府寺观最多，田、地、山、林大半皆属寺观，僧道常住优厚” 。其常住田产所占当地田产的比例甚至大于台州和福州，这表明寺观经济的发达与否，也是相对的。

宋朝有一些寺观大田产的记录。宋太宗时，终南山上清太平宫受“赐县官邸店越数百楹，勼日利以充费，法师前后锡赉咸贸易，创田园，不啻万亩，立为常住” 。又有“茅山道观凡九处，有水田三百顷” 。北宋中期，随州“大洪山奇峰寺聚僧数百人”，“有积谷六七万石” 。南宋时，临安府径山寺，江南西路建昌军南城县仙都观等，田产都有一万宋亩以至更多。 拥有十万宋亩以上常住田产记录者，如北宋后期襄阳府鹿门寺“有田千顷，牛千头”，官府为之垂涎三尺，“分其田半为官田，岁收租万斛” 。湖州千金无为寺“最雄盛，有房居僧几二百人，良田千余顷” 。大凡有田产十万宋亩以上，只能是极个别的特例。

南宋初，王俣说，“释家者流”，“邑以千计，郡以万计，不稼不穑，坐食吾民” 。“坐食吾民”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是出租田地。前引不少记载，如襄阳府鹿门寺、两浙路神霄宫等，都有“立定课租，召人佃种”等情况。福州万寿寺“主僧诣山庄，莅收禾稻” ，这是住持僧亲自收租的记录。兴化军“永宁废刹田一十顷，岁入租谷千斛”，“仙遊县因果废刹田二顷有奇，山九顷有奇”，“岁收租谷三百斛” 。此类占田不多的寺院，也同样须有“租谷”收入。有的寺观还开垦新田，如明州昌国县普慈禅院在宋徽宗“大观中，请海涂一段”，“岁得谷千斛” 。但开辟海滩的劳作，自然也由佃农承担，而使此寺增加了地租收入。由此可知，除少量无常住田产或常住田产极少的寺观外，僧道户无疑是宋朝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当然，在一个寺观之内，特别是在大寺观内，同为僧道，其地位也颇有差别，僧寺的“名位有长老（住持）、主事、众僧、童仆之等” 。此处只是就以寺观为单位的僧道户作总体上的估计。

宋朝寺观的田产不一定在寺观附近，如饶州“鄱阳安国寺在城内，有田去城百里，名全保庄” ，“随州大洪山寺有别墅，曰落湖庄” 。不少寺观的田产跨州隔县，已如前述。台州白雲昌寿观“旧有江州庐山先置到义兴、土臼、冷水源三庄，田产三千余亩”，“往来仅四千余里”，“所收租米出粜，变货归观” 。在田产远离寺观的情势下，就更需要采用租佃制的经营方式。

除了租佃制外，也不排除寺观采用雇佣制的经营方式。这须先从寺观成员的构成谈起。前一节已交代，在正式的僧、尼、道士、女冠之下，尚有行者、童子、长发，他们的地位比僧道低一等，但仍以宗教为职业。童子和行者或可合称“童行”。此外，一些寺观还有雇工，宋时称人力，他们并非以宗教为职业，却又为寺观服役。南宋初，大将杨存中因临安府鹿苑寺僧有污行，设计“斋合寺僧行，人力亦斋”，遂“令擒尽合寺僧行、人力，尽缚之” 。宋廷“起发”福建路的寺观“趱剩钱”时，“知福州张澄乞添破童行、人力米除豁”，于是又在趱剩钱中扣除二万六千余贯，用于供童行、人力口食。

人力即是“僮隶服役之人” ，他们为寺观服役范围很广。真州长芦镇崇福禅院“为江、淮间第一”，“虽京师诸寺有所不及。常安五百众，又僮仆数百，日食千人”，“园畴衍沃” 。李廌《鹿门寺》诗描写此寺火灾后重修的情况：“山僧勤朴斲，堂构略已具。童奴一万指，役作供指呼。” 一千“童奴”，应包括寺内人力。又如“福州万寿寺，绍兴初有一獠子自鬻，充守门之役，凡累年，启闭洒扫，昼夜不少怠，在仆厮中最为勤饬” 。寺观田产除出租外，也可能有菜园、果园之类 ，由人力经营。南剑州西巖寺“多种茶”，僧宗回“令人芟除繁枝，欲异时益茂盛” 。此寺茶园显然并不出租，而由人力经营，由住持僧指挥生产。

四、寺观的其他营运。宋朝寺观也兼营手工业、商业、典当借贷业、房地产出租业等。

在手工业方面，如“抚州莲花纱，都人以为暑衣，甚珍重。莲花寺尼凡四院造此纱，捻织之妙，外人不得传”。但“一岁每院才织近百端” ，供不应求。北宋京都官用刺绣品，也“委之闾巷市井妇人之手，或付之尼寺，而使取直焉” 。在著名的相国寺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 。又“越州尼皆善织，谓之寺绫者，乃北方隔织耳，名著天下” 。在广南西路，“西融州有铅坑，铅质极美，桂人用以制粉，澄之以桂水之清，故桂粉声天下。桂粉旧皆僧房罨造，僧无不富，邪僻之行多矣。厥后经略司专其利”，“群僧乃往衡岳造粉” 。北宋前期，兖州有“道士冶，岁课铁二万余斤” ，原来应为道士所营。此类都为寺观兼营手工业的零星记录。

按佛教戒律，僧人不得经商，然而在事实上，宋代僧道经商也有一定的普遍性。北宋时，在荆湖南路永州一带，“为浮屠、道者，与群姓通商贾，逐酒肉，其塔庙则屠脍之所聚也” 。又如“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 。在福建路，“产茶州军诸寺观园圃甚有种植茶株去处，造品色等第腊茶”，除“供赡僧道外”，也有“冒法贩卖”者。由于僧道贩茶侵犯国家专利，宋徽宗时，一度规定“僧道”“不得请引贩茶”，“诸寺观每岁摘造到草、腊茶，如五百斤以下，听从便吃用，即不得贩卖，如违，依私茶法。若五百斤以上，并依园户法” 。由于僧道户经商之盛，“宫观、寺院多有专降免（商）税之旨”，按宋神宗“元丰法”，“宫观、寺院、臣僚之家商贩，令关津搜阅”，“输税” 。

唐宋时，邸店供客旅居住，并堆存货物。宋太宗时，置课利司，“掌京城诸寺邸店、庄园课利之物” 。宋代很多寺观都设邸店，如终南山上清太平宫受“赐县官邸店越数百楹” 。宋仁宗时，“洪福禅院火，即诏以院之庄产、邸店并赐章懿皇太后家” 。

宋时寺观也有以房地产出租者，前面介绍宋徽宗大兴道观并赐田，其中西京崇德院由佛寺改神霄玉清万寿宫，崇德院原来就有“赁舍钱”的收入。宋神宗时，齐州灵巖寺“地课几万缗，皆为僧徒盗隐”，当地“差官监收，每岁计纲上京纳，诏赐与上清储祥宫” 。所谓“地课”，或称“地课钱”，应是指出租非农业用地的收入。宋时最常用的称呼是白地钱，包括官白地钱和私白地钱。

按佛教经律，僧寺财物可以出贷取息。陆游说：“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 南宋初，大将杨存中施舍苏州一个庄给径山寺，“岁出二万斛，犁、牛、舟、车、解库、应用百事具足” 。解库也就是质库。长生库有各种用途，有的“募缘聚长生谷”，以“济艰食之饥” 。有的在长生库“置灯油司，逐年存本，所转利息买油” 。长生库资本的来源，也是多种多样的。最普遍的自然是善男信女辈的施舍，如台州万年报恩光孝寺“为屋一区”，“存施钱千缗，为母以倡子，岁又赢焉” 。又“永宁寺罗汉院萃众童行本钱，启质库，储其息，以买度牒，谓之长生库。鄱阳并诸邑无问禅、律，悉为之” ，其本钱来自童行。宋宁宗时，很多寺院“鸠集富豪，合力同则，名曰斗纽者，在在皆是”。“其则例”是“结十人以为局，高下资本，自五十万以至十万，大约以十年为期。每岁之穷，轮流出局，通所得之利，不啻倍蓰，而本则仍在” 。这又是寺院和世俗富豪合股经营。

宋朝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僧道户的寺观经济大体以出租田产为主，又兼营工商业等，这与地主阶级其他阶层的情况相似。

僧道户与国家

僧道户与世俗官户、民户不同，在宋朝户口登记中，只能以寺观为单位，列入主户户数登记，而僧道个人则列入主户人数登记。 尽管僧道户有其特殊性，但毕竟仍须受世俗政权的管辖。同前代相比，宋朝加强了对僧道户的控制，更多地干涉僧道户的社会、宗教、经济等活动。宋朝国家政权与僧道户的关系，在前一节已交代了诸如拨赐田产，立各寺院住持僧，没收和处置寺观田产等。此外，又如发放度牒，国家征收和蠲免寺观赋税，以寺观主持某些公共事业等，也体现了国家和僧道户的关系。

一、度牒、紫衣、师号。“宋时为僧道者，必先输钱县官，始给度牒” 。度牒作为僧道必备的凭证。北宋初年，“祠部给僧尼牒，每通纳百钱（缗？）于有司”，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改为免费 。宋神宗即位的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始鬻度牒”，“籴谷赈济” 。一道度牒“熙宁之直，为百二十千” ，至元丰时，“每道为钱百三十千” 。王安石在熙宁初年曾说：“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 此后，宋朝实际上将度牒当做一种高价货币，用于各种开支。度牒价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岁卖三万余纸，新旧积压，民间折价至九十千” 。度牒的滥发，也必然引起贬值。

宋高宗建炎时，每道度牒官方定价为一百十贯。 “绍兴中，军旅之兴，急于用度，度牒之出无节。上户和籴所得，减价至二三十千，时有‘无路不逢僧’之语”。此后又一度减少度牒发放，到绍兴末，每道度牒“增直为五百千”。宋孝宗“隆兴初，诏减为三百千”，后又“损为二百五十千”。淳熙时，最后“增为七百千”。宋光宗绍熙时，“又增其直为八百千”，这个官方价格维持到宋理宗初年 。

除度牒外，又有紫衣和师号，师号又有二字、四字和六字之别。 宋神宗熙宁时，“赐河北转运司度僧牒五百，紫衣、师号各二百五十，开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决口” 。开始将紫衣和师号也作商品出售。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初卖四字师号，每道价二百千” 。这两种属高级僧道的专有凭证 ，但发行不至太滥。

度牒最初是用纸，进行雕版印刷，而紫衣、师号一度规定用绫纸，后亦用纸。时称“黄、白纸度牒”，其僧道名则临时“书填”。 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因“伪造度牒之人，雕成一板，则摹印无穷”，便“改用绫纸背造，仿官告，如法书写”。因此，又增加“绫纸工费钱”，“度牒每道见卖一百一十贯，今添一十贯，紫衣见卖四十贯，师号每道见卖三十五贯，以上各添五贯文省” 。绍兴末，度牒绫纸工费钱增至每道十二贯。 度牒“以千字文为号” 。宋孝宗淳熙时规定：“紫衣绫纸面上织造‘文思院制敕紫衣绫’八字，其二字、四字师号绫纸面上织造‘文思院制敕师号绫’八字。”

度牒、紫衣和师号的发行，增加了官府的财政收入，人称“国家所以纾用度者，僧牒与鬻爵耳” 。但发行度牒等又并非单纯的财政需求，国家通过度牒等制度，也加强了对僧道户的管辖。如第一节已作交代，宋高宗时，正是通过暂停发放度僧牒，以裁减僧侣人数。

二、寺观税役的摊派和蠲免。官府按寺观田产的多寡肥瘠，摊派各种赋税。如“寺院二税” ，是基本的土地税。宋神宗时实行免役法，于是寺观开始出助役钱，为民户免役钱之半。 秀州嘉兴县和崇德县甚至一度“以僧舍什物估直敷钱” 。和买与和籴也同样摊派于寺观。原先，寺规的长生库不计浮财物力，“物力虽高而和买不及者”。宋宁宗时，改为“寺观长生库并令与人户一例推排，均敷和买” 。宋理宗时，温州知州吴泳“就寺院亩头上敷籴，系以市价偿之” ，这是摊派和籴的记录。

在福建路，寺院甚至承担各种苛捐杂税，成为官府的财政支柱。福州“州常赋外，一切取给于僧寺”，当地“寺院科纳”项目还有“上供银钱”、“军器物料钱”、“酒本钱”、“醋课钱”、“助军钱”、“大礼银钱” 等。“寺院年额上供银钱递年分两限催纳，上限四月，下限八月”，后“上限展至七月，下限展至九月终”。“助军、军器、酒本、醋课四色钱递年分四季送纳”，后改为“两限，春夏季展至八月终，秋冬季展至年终” 。兴化军也是“郡计取办僧利久矣” 。方大琮说：“寺院田惟闽为多，非泛科敷不及百姓者，寺院其保障也。” 这是指当地一切临时性的科配，往往都由寺院承担，但并非百姓完全不承担。

但寺观一般不负担徭役，故人称僧道户“不徭不役，坐蠹齐民” 。周必大也说：“寺观占田无艺，富则千蹊百辙，规免徭役，故民产又耗。” 但是，从南宋中期至后期的记录看，寺观又须负担夫役和差役（轮差职役）。 宋朝东南地区征收丁税，两浙路沿袭吴越旧例，“民纳丁税钱，其出家童行未入僧籍，亦输之”。至宋太宗至道末，方才“除免”。 宋高宗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创设了僧道免丁钱的新税，规定“甲乙住持律院并十方教院、讲院僧散众每名纳钱五贯文省，紫衣二字师号纳钱六贯文省（只紫衣，无师号同），紫衣四字师号每名纳钱八贯文省，紫衣六字师号每名纳钱九贯文省，知事每名纳钱八贯文省，住持僧职、法师每名纳钱一十五贯文省；十方禅院僧散众每名纳钱二贯文省，紫衣二字师号每名纳钱三贯文省（只紫衣，无师号同），紫衣四字师号每名纳钱五（四？）贯文省，紫衣六字师号每名纳钱六贯文省，知事每名纳钱五贯文省，住持长老每名纳钱一十贯文省；宫观道士散众每名纳二贯文省，紫衣二字师号每名纳钱三贯文省（只紫衣，无师号同），紫衣四字师号每名纳钱四贯文省，紫衣六字师号每名纳钱五贯文省，知事每名纳钱五贯文省，知观、法师号每名纳钱八贯文省（道正、副等同）。”“凡九等”，“初取免丁时立法，年六十以上及病废残疾者听免，后诏七十以上乃免之” 。所谓“免丁”，其实也不过是创设新税的借口而已。到南宋中后期，寺观事实上是既纳免役钱和僧道免丁钱，亦不免差役和夫役。

但从另一方面看，宋廷特准的免税记录也相当多。当然，由于宋朝税目甚多，寺观免税亦可免一项或数项。最常见的自然是免纳两税，如宋仁宗时，“免华州雲灵台观田税” 。宋哲宗诏：“奉慈观有本命殿，特有免役钱，诸处不得为例。” 这是作为免纳役钱的特例。宋徽宗大兴道教的结果，从各地崇宁寺、观到后改名的道教神霄玉清万寿宫的田产，包括“人户愿舍田土”和“所赐田”，既“免出役钱”，又“免纳夏秋二税及房廊赁钱”，并“免支移、折变” 。为修造崇宁寺、观，“计置”“竹木物料”，也“与免缘路收税” 。这是免征商税中过税的记录。开封上清宝箓宫“乞汴河船一只，西至河阴、汜水，东〔至〕淮南、两浙，般载柴、灰、米、麦、杂物，乞免力胜商税牌一面”，也得到批准。 有的寺观“合纳夏税、秋苗”，却可“蠲免科敷、科买”等类，还有“差役” 。

由于特旨蠲免各种赋税的事例颇多，一些士大夫不断提出反对意见，宋廷有时也采取一些取消免税特权的措施。北宋时，“有僧求内降免田税”，开封知府张逸“固执不许”，宋仁宗说：“有司能守法，朕何忧也。” 宋孝宗曾“诏寺观毋免税役” 。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诸寺观（后妃、臣僚之家坟寺，功德观、院同）田产不得免税租、夫役、免役钱及诸色科敷，其税租亦不得免支移、折变，止纳见钱。虽奏请到朝旨或奉特旨并准此。” 光从纸面上看，似乎是绝对严格的规定，然而事实上不过是具文而已。开禧时，臣僚上奏，认为寺观占田过多，“其蠲免既多，则上供、送使、留州之数，必转而抑配于其他”。“乞令诸州刷具管〔下〕诸县，有以近属勋戚、寺观而蠲免和买、役钱、诸色杂科者，并索上敕黄真本照验，截自元降指挥日以后，其增置田产并行均敷，内有蠲免一项名色，如和买或役钱之类，不得影带并免其他科折”。此奏得到批准 ，却与庆元时的严格规定出入很大，不过是对“增置田产”和“影带并免其他科折”稍加限制而已。到嘉定末，宋宁宗下诏：“开元宫系潜邸，改为宫观，事体至重，特免纳租赋，其余寺观不得援例。” 其实不过是另开一例，其余寺观也必然“援例”。南宋亡国前夕，“御前寺观，田连阡陌”，“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琳宫梵宇之流，安居暇食，优游死生”，更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宋廷不得不令“有司核其租税收之”，又令“籴浙西邸第、寺观田米十之三” ，却已无补于国事。

三、官府委派寺观主持某些公共事业。宋代官府也时或委派寺观举办或主持一些公共事业。这既符合宗教的某些教义，也与寺观自身的财力有关。特别在寺院密集的福建路，此种情况尤多。

在广德军，有沧河浮桥，官员陈应元“得天荒田百六十四亩有奇，山天寺僧司其事，岁收其利，以备营葺。复屋其为浮屠氏者，曰思济院，仍处其尝为舟子者，曰水手，以日视舟若栈之所当葺，委焉” 。福州的浮桥，“轮大院三十主之，以管干桥事，再岁一替” 。宋孝宗时，福州官府开浚西湖后，设五闸，前三闸由“开元寺看管”，第四闸由“安国寺看管”，第五闸由“东禅寺看管” 。在兴化军，由囊山寺主管太平陂田，“陂正一人，幹一人，以庵僧充” ，负责日常整修工作。当地的平籴仓，由官府“捐楮币万六千缗为籴本，益以废寺之谷，寺之产及五贯而籴，民不与也。仓之政，择二僧而付，吏不与也”，“又拨废寺钱三百缗供靡费。岁俭价长，则发是仓以权之，岁丰价平，则散诸市，易新谷以藏焉” 。

此类公共事业，都是在官府监督之下，由寺观负责，也构成寺观与官府关系的一个方面。

总的说来，僧道户是以宗教为职业，却仍属国家的编户齐民，也是宋朝地主阶级一个特殊的阶层。僧道户按其宗教教义，理应摆脱世俗纷争，然而在事实上，特别是在寺观集中的福建路，其社会势力甚至超过一般的乡村上户。陈淳议论漳州的僧寺说，“凡为僧者，住无碍屋，吃无碍饭，著无碍衣，使无碍钱，因是不复知稼穑艰难，而至于骄纵”。“甚大如五禅大刹，为郡头目，皆出头好闹，至猾黠者图之，握钱谷大权在手，聚奸凶大众在院，遂作无边罪苦，侵虐贫民，陵抗士夫”。“环城诸寺尤为豪横，多买土居尊官，为庇护举院界址，皆托名为土居尊官坟林，倚靠声势，酷毒村民。有拾界内一枝薪者，则以为斫坟林而吊打之，有牛马羊豕食界内一叶草者，则以为践坟庭而夺没之。村民受苦，无敢谁何。诸寺类皆招集无图浮浪人充行者，结束作士人衣冠，凶悍如大兵气势，专以打人示威，名曰爪牙，外护其出入，践履公庭，尤甚于民间健讼之夫” 。此类僧寺更成为称霸一方的罪恶渊薮，也是一种黑社会势力。宗教势力的发展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但一旦形成势力，或可行善，或可作恶，这同样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宋朝的僧道户固然也有善行，但总的看来，仍属社会的一个寄生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