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阶级结构—— 商　人



宋时商人或可称“市户”，如朱熹说：“上户自有蓄积，军人自有衣粮，公吏自有廪禄，市户自有经纪，工匠自有手作，僧道自有常住。” 由于城市商人由官府编入“行”的同行组织，有时也可称“行户”或“行人” 。行户一般开设店铺，又或可称“店户”和“铺户” 。

人们对宋代商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例如黄震说：“行者为商，坐者为贾，凡开店铺及贩卖者皆是。” 这是作行商与坐贾的区分。又如也可按行业对商人进行分类。但从阶级地位和贫富状况分析，商人显然不可能是单一的阶级。朱熹在南康军粜米赈济时，在公文中将坊郭户分成上、中、下三等：

一、上等有店业，日逐买卖营运兴盛，及自有税产赡给，不合请给历头人户若干。开具坊巷逐户姓名，大小口数。

二、中等得过之家并公人等，合赴县仓籴米人若干。开具坊巷逐户姓名，大小口数。

三、下等贫乏小经纪人，及虽有些小店业，买卖不多，并极贫秀才，合请历头人户若干。开具坊巷逐户姓名，大小口数。

朱熹此处虽然对南康军坊郭户划分为三类，其实也包括了商人在内。实际上，宋朝的商人也大致可分为富裕的大商人、生活较为宽裕的中等商人和小商贩三类。

宋代社会沿袭中国的古老传统，往往称士、农、工、商为四民，以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动辄提出崇本抑末一类口号。然而在事实上，因贫富之差异，各类商人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地位并不相同。

大商人

按宋时习惯，大商人和大地主同称兼并之家，属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有关宋朝大商人的传世记载较多，以下分四方面予以论述。

一、大商人的经营方式。当秦汉之际，凡是大工商业主往往都是奴隶主，经过千余年的演变，已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大商人经商，不可能由个人或全家包揽商务，而必须依靠他人协助经商。依据今存记载，大商人的经营方式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是支付钱本，委托他人经商。“僦赁取直者，京师人指为钱井经商” 。如“枣阳申师孟以善商贩著干声于江湖间，富室裴氏访求得之，相与欢甚，付以本钱十万缗，听其所为。居三年，获息一倍，往输之主家，又益三十万缗。凡数岁，老裴死，归临安吊哭，仍还其赀。裴子以十分之三与之，得银二万两” 。又“泉州人王元懋”，“主舶船贸易，其富不赀”，但他并非亲自远涉重洋，冒狂风恶浪之险，“淳熙五年，使行钱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一图帐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一去十载”，“获息数十倍” 。所谓“行钱”，在前一章介绍坊郭上户贷主时已作交代，吴大即是借王元懋钱本而从事海上贸易者。南宋初，大将张俊以五十万缗钱，付一“老卒回易”，“浮海去，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 ，其实也是沿用民间的“行钱”方式。这是一种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相结合的经营方式。

二是雇佣幹人和人力协助经商。如临安城中，商业广泛采用“民间雇倩工钱”的方式。“凡顾倩人力及幹当人，如解库掌事、贴窗，铺席主管，酒肆食店博士、铛头、行菜、过买、外出鬙儿，酒家人师公、大伯等人”，“或药铺要当铺郎中、前后作、药生作，下及门面铺席要当铺里主管、后作、上门下番当直、安童，俱各有行老引领。如有逃闪，将带东西，有元地脚保识人前去跟寻”。很多供“客旅寄藏物货”的塌房，“月月取索假赁者管巡廊钱、会，顾养人力，遇夜巡警，不致疏虞” 。此类记录反映当地商铺中广泛雇佣幹人和人力。所谓“各有行老供雇” ，行老即是牙人之类。此类经营方式不仅是大商人，而且也是中等商人广泛采用的。

同前一种经营方式的区别，大致是在前一种经营方式中，大商人往往是出资不出力，而后一种经营方式则是既须出资，仍须出力，主人尽管雇佣了幹人和人力，仍须不同程度地主管商务。如邢州有一死囚，后为“大客，乘马从徒，赍布五千匹入市，大驵争迎之” 。“从徒”即是其仆役。“处州民叶青世与大家掌邸店，至青以贫舍业，而应募括苍尉司为弓手”。“城外有大店，方建造三年，极新洁，商客投宿甚众”，店主最初教“民周二十者主之”，后“或言于主人，谓叶青可付。主邀致青，捐一岁僦直为饵，青欣然而入” 。这里的叶青和新主人仍是雇佣关系。《宋元话本集》中也有一些类似记录。《志诚张主管》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身子里，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家有十万赀财，用两个主管营运”。《杨温拦路虎传》引仙居市的“茶博士”话说：“我这茶坊主人，却是市里一个财主，唤做杨员外，开着金银铺，又开质库，这茶坊也是他的。”《山亭儿》说，“襄阳府城中一个员外，姓万，人叫做万员外。这个员外排行第三，人叫做万三官人。在襄阳府市心里住，一壁开着朝茶铺，一壁开着茶坊。家里一个茶博士，姓陶，小名叫做铁僧”，“是个家生孩儿”。陶铁僧因偷钱，被逐出茶坊，“又被万员外分付尽一襄阳府开茶坊底行院，这陶铁僧没经纪，无讨饭吃处”。此类记载与秦汉时代工商业广泛使用奴隶，适成鲜明对照，反映了秦汉至两宋的社会演进。

三是“连财合本” 。如淮阴有一节妇“夫为商，与里人共财出贩” 。《数书九章》卷17《均货推本》的算题说：“海舶赴务抽毕，除纳主家货物外，有沉香五千八十八两，胡椒一万四百三十包（包四十斤），象牙二百一十二合（大小为合，斤两俱等），系甲、乙、丙、丁四人合本博到。缘昨来凑本，互有假借。甲分到官供称，甲本金二百两，盐四袋，钞一十道；乙本银八百两，盐三袋，钞八十八道；丙本银一千六百七十两，度牒一十五道；丁本度牒五十二道，金五十八两八铢。已上共估直四十二万四千贯，甲借乙钞，乙借丙银，丙借丁度牒，丁借甲金。今合拨各借物归原主名下，为率均分上件货物。”这道算题自然是源自海上贸易的实际商务活动。除了四人“合本”巨额投资外，另有“纳主家货物”，估计即是出资而不出力的“行钱”者，反映了宋时商业经营方式的复杂情况。

二、大商人的社会地位。宋时大商人虽属统治阶级，但往往是富者，而非贵者。宋朝虽也有士大夫提出商业已是“本业”的看法 ，多少反映了商人势力有所发展的现实，但不能估计过高。在朝廷和士大夫群中，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仍是鄙视商人。如南宋初年，一些赵氏宗室“逐什百之利，为懋迁之计，与商贾皂隶为伍”，便被视为赵家的耻辱。 苏缄在宋仁宗时，“调广州南海主簿。州领蕃舶，每商至，则择官阅实其赀。商皆豪家大姓，习以客礼见主者。缄以选往，商樊氏辄升阶就席，缄诘而杖之。樊诉于州，州召责缄，缄曰：‘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仗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诘” 。广州作为大贸易港，商业繁盛，大商人的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但是，在富者与贵者发生冲突时，富者仍只能屈从于贵者。

宋时商人的同业组织称“行”，从官府方面看，组行的目的是便于对商人摊派科配。事实上，各商行一般由大商人把持，从中渔利。宋神宗时，开封府的“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此〕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 。宋高宗时，“浙江卖羊官圈都牙人”杨康“乞每岁献纳卖羊抽分牙利钱二万三千缗，应办太庙、景灵宫大小酌献支用，并买献内膳御膳羊七百二十口，计钱一万缗”，但条件是“其他牙人不得在圈作弊”。于是官员凌景夏、吴秉信、汤鹏举等上奏说：“杨康以市井驵〔侩〕，辄敢进状，欲专一府屠宰之利，使其侪辈拱手失业”，杨康遂“送大理丞治罪” 。这个都牙人提出包揽宫廷羊的供应，并献纳每年三万三千贯的获利，也足见其财力的雄厚。大商人的财富和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总是要趋向于垄断。然而成为垄断障碍者，主要又是官府的政治权力。

大商人在经济上的雄富，甚至引起一些士大夫的忌妒。北宋范纯仁说：“今之商贾富人，车马器服，皆无制度，役属良民，豪夺自奉。” 南宋陆游《估客乐》一诗更作了艺术上的渲染：

长江浩浩蛟龙渊，浪花正白蹴半天。轲峨大艑望如豆，骇视未定已至前。帆席云垂大堤外，缆索雷响高城边。牛车辚辚载宝货，磊落照市人争传。倡楼呼卢踯百万，旗亭买酒价十千。公卿姓氏不曾问，安知孰秉中书权。儒生辛苦望一饱，趦趄光范祈哀怜。齿摇发脱竟莫顾，诗书满腹身萧然。自看赋命如纸薄，始知估客人间乐。

陆游诗中感叹士不如商，“布衣儒生例骨立，纨袴市儿皆瓠肥” 。但是，范纯仁、陆游等所反映的，仅是宋代大商人一个方面的情况。

在宋代社会中，经商确是少数人最便捷的致富门径。如宋徽宗宠臣朱勔之父朱冲，原为“吴中常卖人，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乡市中自唱，曰常卖” ，后来很快成为苏州巨商。“吴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于舒州宿松县。初以织草屦自给，渐至卖油，才数岁，资业顿起，殆且巨万” 。但是，经商也比其他行业更有风险。宋神宗时，实行市易法，“催纳官钱不足，即没纳财产，至于上等人户，雇妻卖子，一家老幼星散，往往饥寒，怨愤至死。京师如此破坏大姓十数家，中下户不可胜数” 。宋徽宗时，蔡京更改盐钞法，“富商巨贾尝赍持数十万缗”，因“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 。由于种种原因，即使是大商人，其破产的比率也是较高的。

三、大商人的“求田问舍”。司马迁总结战国至汉的社会经济状况，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以末致财，用本守之” 。此说仍适用于宋代社会。

宋代的商人，主要是大商人，拥有巨额财富。“饶州市民张霖居德化桥下，贩易陶器，积以成家。生三女，次者嫁小盐商郑大郎第三子，奁具亦二千缗” 。他应是贩卖景德镇瓷器而成为富豪，其家财似在万贯以上。“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后“有四十万缗” 。在北宋开封城中，“金银、綵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南宋临安城中的“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 。但是，正如李新所说，商人“持筹权衡斗筲间，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 。他们“以末致财”后，往往仍须“用本守之”，因为地租的收入比经商稳定，较少风险。

宋朝不乏富商“求田问舍”的记录。前述吴十郎致富后，又“广置田土” 。一死囚后成富商，“于晋、绛间有田宅” 。张勰“数航海，历交阯、勃泥诸国，其货日凑”，“于是买田婺州郭外，教其子以学” 。商人赵和是鄜州洛川县人，“世以服田力穑为业，冠乡户之甲”，为地主无疑。他“悉付其产于宗属”，“贸易经营，得遂其志”，“自秦抵晋，谨身节用，不十数年，复豫豪籍之右” ，看来最后仍是商人兼地主。南宋后期，黄州黄冈县人蔡廷玉“家传宦裔”，后“懋迁鹾石为资生计，几四十春”，“虽不复家山之旧，幸粗置田园于天岳之邦（岳州）” 。诸如此类，足见大商人“求田问舍”有相当的普遍性。

朱熹说：“顷在同安，见官户、富家、吏人、市户典买田业，不肯受业。操有余之势力，以坐困破卖家计狼狈之人。” 商人兼并田地，自然也与其他官户、吏户、乡村上户之类同样残酷，将赋役负担转嫁于“破卖家计狼狈之人”，“以坐困”之。

四、大商人厕身官场。前面说过，单纯的大商人往往是富而不贵，为了维护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大商人就必须出入官场，或者设法使本人和子弟出仕，或者设法巴结达官贵人。

宋朝有一些出身商人的达官贵人。马季良是“开封府尉氏人，家本茶商”，因娶宋真宗刘后兄刘美之女，“因缘以进，无他行能” 。苏州“巨商”出身的朱勔，“交结童（贯）、蔡（京），援引得官，以至通显”，成为宋徽宗的宠臣。 宋高宗吴后之父吴近，是“京师珠子吴员外”，“以 珠为业，累赀数百万” 。宋徽宗“宣和中，有郑良者，本茶商，交结阍寺以进，至秘阁修撰、广南转运使” 。张佑“本泉州大商”，“交结权倖，以躐取名位，邪佞凶狡，素无廉声”，居然官至福建提举市舶。 前述的大海商王元懋，“留丞相（留正）、诸葛侍郎皆与其为姻家”，“为从义郎，隶重华宫（宋孝宗退位后所居）祗应” 。此类都是突出的事例。

尽管如此，商人科举入仕，特别是上升为高官显宦者，毕竟为数不多。由于传统轻商观念等影响，宋朝在法律上仍对商人有所歧视。例如明文规定“工商、杂类”“不得与士齿”，不得进官办学校。 对参加科举，“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 。这些规定对商人入学和参加科举，多少有些限制。

宋朝也有商人入学和参加科举的记录。宋理宗时，汤千在南剑州和嘉兴府任郡学教授，“虽吏胥、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置黉舍中，为亲授经史，其所成就居多” 。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宋徽宗“亲策进士八百余人，闻其中百余人皆以献颂上书为名，特赴廷试，率多（宦官梁）师成之力。尽是富商豪子，曾进纳及非泛补授官职，士大夫不齿之人，或白身不足应进士举者，闻每名献钱七八千缗，师成便为奏请特赴廷试之命” 。这百余名“富商豪子”，或是“白身”，或是已通过“进纳及非泛补授官职”，都汲汲于科举出身，遂使在某种程度上有公平竞争性质的科举考试，也沾染了铜臭。这个实例表明，商人通过正常科举入仕者，毕竟比例甚小。

当然，也有部分商人兼地主可不用商人的身份参加科举。“曹州于令仪者，市井人也，长厚不忤物，晚年家颇丰富”，“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傑、倣举进士第”，“为曹南令族” ，看来已非单纯经商。叶德孚“买田贩茶，生理日富，绍兴八年，假手获乡荐，结昏宗室，得将仕郎” ，这是地主兼商人入仕，他虽“获乡荐”，但主要还是通过“结昏宗室”。

事实上，商人入仕最重要、最便捷的门径，还是进纳，宋朝如助教、太庙斋郎、将仕郎等官，相当部分出身于进纳。宋徽宗时，臣僚言，进纳入仕者“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已仕者约以千计，见在吏部以待注拟者不下三百人，是皆豪猾兼并之徒，屠酤市贩之辈” ，其中“富商巨贾”自然占相当比例。“宿州临涣县柳子镇市户、进纳斛斗人朱亿”，因“能输积，以助有司”，“赒恤阻饥”，其弟朱傑“褒赐一官”，为“本州助教” 。柳子镇并非大镇，而镇坊郭户居然通过进纳使其弟入仕。在一些金石题名中有“市户、守本州助教成公济、陈士敏”，“市户、承信郎杨名” ，都是商人进纳入仕者。又如“秀州广平桥尹大郎将仕，其家本微，致力治生，虽无田庄，而浮财颇裕” ，他“无田庄”，大约单纯由商人进纳入仕，得将仕郎。更特殊者，如宋仁宗时为应付西夏战事军费，“借大姓李氏钱二十余万贯，后与数人京官名目以偿之” 。

但是，如前一编第十二章官户中已经交代，进纳入仕者升官和成为官户的官品，都有相当大的限制，他们在官场中往往受歧视。宋仁宗时，“旧开矾铺进纳授官人李绶男与故申王宫承俊为亲”，就遭包拯反对，认为“应皇属议亲”，“须的是衣冠之后，非阘冗庸贱之伍，富商大贾之门” 。因此，“豪民之家耻见‘进纳’二字” 。宋朝有时因财政紧张，也特令进纳钱粟入仕者不算进纳出身。

除进纳外，商人入仕也另有一些门径。例如王安石推行市易法，“市易务勾当官乃取贾人为之” 。南宋时，出使金朝的“官属”，“惟金多者备员而往，多是市廛豪富巨商之子”，往往“冒法私贩，有伤事体” 。有的“富商大业之家多以金帛窜名军中，侥倖补官” 。又如濮州“贾以赂冒官族，脱市版，州下其事”，却为参军魏涛拒绝。 如此之类，大致多与商人的金钱有关，不必一一枚举。

除钻营官位外，大商人也往往巴结达官贵人，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 。这是金钱与权势的通婚。北宋中期，寿州“近京师，诸豪大商，交结权贵，号为难治” 。宋孝宗时，朱熹在按劾台州知州唐仲友状中说，“本州贩香牙人应世荣奸猾小人，因其家资稍厚，左右引置，以曾与仲友建立生祠，乃延为上客”。唐仲友“以市户应世荣为耳目，令其在外刺求富民之阴事”。应世荣依仗知州之势，遂成台州一霸，并已得登仕郎的官位。 有的“豪商与猾吏通谋为奸” 。如“临安府猪羊牙人徐友仁等二十余人率敛钱物，结托公吏”，以至在大理寺“根治”时，大理少卿章焘也“信凭人吏”，“恣为出入” 。当地“有炭商以万斤入市，曰：此某官所市也”，“巨舶载海物，揭黄旗于上，每日进御，而私售自若” ，大商人不仅凭借高官，甚至依赖皇宫的庇护，以规免商税。

社会现象是复杂的，宋朝也有大商人不凭借官府势力，而称霸一方的记录。如在南宋赣州雩都县，“邑之大驵有孙氏、钟氏，根结盘互”，“守令瞪视，莫敢蘖其角牙” 。但总的看来，宋代的商人，即使是大商人，也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势力。他们千方百计，跻身官场，或巴结权贵以至胥吏，便是未形成独立政治势力的明证。宋代社会尽管商人势力较前代壮大，传统的轻商观念有所动摇，但不能估计过高，这个社会更多地仍是保留了以租佃制为主导的农业社会的传统特点。

中等商人

朱熹所谓“中等得过之家”大致属中等商人的范围。尽管宋朝商人中确有中等商人的存在，然而要在今存史料中勾画出一个中等商人阶级状况、社会和经济地位的粗略轮廓，也有相当的困难。

宋哲宗元祐初，据苏辙统计，开封欠市易钱者“共计二万七千一百五十五户，共欠钱二百〔三〕十七万余贯，其间大姓三十五，酒户二十七，共欠钱一百五十四万余贯，小姓二万七千九十三户，共欠钱八十二万余贯。若将欠二百贯以下人户除放，共放二万五千三百五十三户，放钱四十六万六千二百余贯” 。当时商人借市易钱，须“结保赊请”，或以“契书、金银抵当”，后又取消“结保赊请”之法。 贫穷的小商贩一般不可能以“契书、金银”作抵押而借贷市易钱。在欠钱二百贯以下的二万五千多户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应是中等商人。除“大姓”和“酒户”外，欠钱在二百贯以上的一千七百四十户中，也不见得全是大商人。由此可知，宋朝中等商人在数量上应比大商人多得多，而其在商业资本总量中所占比例却未必多于大商人。

中等商人生计宽裕，往往也须雇人协助经商。北宋后期，开封城内“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 。雇数人操刀切肉者，应属中等商人之列。“邢州富人张翁，本以接小商布货为业”，同时开设“茶肆”，“家赀所有，不满数万钱” ，即数十贯。其家计看来似属中等而偏下。“黄州市民李十六开茶肆于观风桥下”，“其仆崔三”，“月得顾直不过千钱，常不足给用” 。荆门军长林县“城人员一贩牛往襄阳”，“毕事南还”，“员生跨马，邹（亚刘）负担在其后” ，也雇一仆。看来李十六和员一都属中等商人。

中等商人一般也须编入同业组织——行。宋神宗时，开封“米行有当旬头曹赟者，以须索糯米五百石，不能供，至雉经以死” 。米行商人轮充“旬头”，是为应付官府的科配，五百宋石糯米尚不是太大的数字，曹赟的财力“不能供”，应非大商人。但是，普通小米商只怕尚无充“旬头”的资格。当时实行免行法，“肉行”“屠户中、下户二十六户”，“中户一十三户共出钱四百贯文，一年十二月分乞逐月送纳，每户纳钱二贯七十文；下户一十三户共出钱二百贯文，一年十二月分乞逐月送纳，每户纳钱一贯二百九十文” 。偌大的开封，不可能仅有二十六个屠户肉铺，看来尚有大批小本经纪虽入行而不负担免行钱者。按官府的标准，肉行并无上户，而由二十六户“中、下户”负担免行钱。此处的“中、下户”其实都应是中等商人。

中等商人财力不丰，其社会地位自然不能同大商人相比，其入仕门径也比大商人窄。但也有个别例外的情况。北宋执政冯京，“其父商也”，“家贫甚，读书于灊山僧舍。僧有犬，京与共学者烹食之”。其父大约是中等商人，后又家道中衰。 “王良佐居临安观桥下，初为细民，负担贩油。后家道小康，启肆于门，称王五郎”，“后买给使减年恩补官”，得“忠训郎” 。既称“小康”，看来亦非大富。总的看来，中等商人个别也能致富而升为大商人，或出入官场，但大多数却无此可能，甚至有家道衰败等情况。

小商贩

小商贩无疑在商人人数中占有最大的比重，其阶级地位乃属被统治阶级，与大商人不可同日而语。宋时小商贩的部分情况，在前一章介绍坊郭下户时，已有所交代。

在两宋京都开封和临安，留下了不少小商贩的记录。开封有一种独轮车，“往往卖糕及糕麋之类人用”。“乐人动鼓乐于空闲，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散糖果子之类，谓之卖梅子，又谓之把街。每日如宅舍宫院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等各种食品，“博卖冠梳、领抹”等各种日用品。“其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屋，向背聚居，谓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卖蒸梨枣、黄糕麋、宿蒸饼、发牙豆之类”。“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 。临安城的情况也相仿佛，作为南方鱼米之乡，“又有挑担、抬盘架，买卖江鱼、石首”等各种水产品。“沿街市吟叫扑卖，及买卖品物最多，不能尽述。及小儿戏耍家事儿，如戏剧糖果之类”，有“行娇惜、宜娘子、秋千稠、糖葫芦”等。 这使人联想到传世的李嵩《货郎图》，乃负担小贩出售玩具的生动写照。“都民骄惰，凡买卖之物，多与作坊行贩已成之物，转求什一之利。或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临安还有各种各样“小经纪”，包括零售商业和服务业，为“他处所无者” 。小贩们从作坊买进现成的食品、药品、蚊烟等，无加工之劳，转手货卖，“求什一之利”，已成一种流行的经营方式。

事实上，宋代的小商贩遍布城乡，而乡村部分小商贩又有农民兼营者。这在本书第二编第七章农民与商品经济中已作交代。

小商贩本小利微，除个别发家者外，大多数人的生计相当艰窘。北宋张耒诗说，“北邻卖饼儿每五鼓未旦，即绕街呼卖，虽大寒烈风不废，而时略不少差也”，“城头月落霜如雪，楼头五更声欲绝。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 。《宋元话本集·快嘴李翠莲记》中说，“隔壁白嫂起来磨豆腐，对门黄公舂糕米”，这也同样反映了小商贩的辛苦。在南宋，“临江军市为牙侩者，例皆贫民，虽有百斛求售，亦无钱本可以收蓄。每日止是乡落细民，步担入市，坐于牙侩之门，而市之细民大概携钱分籴升斗而去。故米贱之时，负贩者则有不售之忧；米贵之时，计日而籴者则有绝粒之病。两日雨雪继作，民遂大窘” 。当地牙人兼米商，由于资本不足，至多一次只能收籴几十宋石米，其销售对象也主要是“分籴升斗”的坊郭下户。

作为宋代城市中各种商业同业组织的行，有些小商贩甚至不够入行的资格。宋神宗时，王安石“曾雇一洗濯妇人，自言有儿能作饼，缘行例重，无钱赔费，开张不得” 。但也有相反的情况，一些小商贩本可不入行，而被强制入行。实行免行法后，“令细民并相纠告，不以旧曾系行籍，但持一物而卖于市者，莫不出免行钱。至于麻鞋、头发、茶坊、小铺，皆朝夕营营，以急升米束柴而不赡者，今无不勒出钱，以为免行”。“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 。免行钱的征收沿袭到南宋前期。“州县多将零细小铺、贫下经纪不系合该行户之人，及村店货卖细小之民，一例敷纳”，“富者有贿赂以悦胥吏，故输钱甚轻” 。

由此可知，宋时的小商贩，包括“零细小铺”，“乡村下店”，或可不编组入行。 但不论入行或不入行，都不大可能完全免除官府征敛之苦，以及大商人，以至中等商人的盘剥。“朝夕营营，以急升米束柴而不赡者”，即大致反映了宋代小商贩的生活水平。

商人的性质和作用

在任何时代，商人一般总是唯利是图，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的时代，商人经常损人利己，不容易做到诚实经商。例如“黄州市民渠生货油为业”，“一意嗜利，每作油时，乘热益以便溺，几三之一” 。南宋时，南康军“诸县乡村人户搬米入市出粜，多被米牙人兜揽，拘截在店，入水拌和，增抬价直，用小升斗出粜，赢落厚利” 。类似的事例显然是不可胜数的。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似无须对此类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事，作道义上的批判。因为罪恶、贪欲、权势欲等有时也可成为历史进步的杠杆。

宋代以自然经济为主，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不容忽视。商人承担着流通货财、沟通生产和消费、联结城乡的巨大作用。宋代商人买卖的商品大致可分两类。一是广大人民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是指生活必需品而言，其实，生活必需品是多种多样的，远非上述七物所能概括。此类经商活动关系着社会的生存和繁荣。但农民、坊郭下户等社会底层群众也往往成为商人贱买贵卖、投机倒把的受害者。另一类是专供达官贵人、富室巨贾的高级奢侈消费品。李昭玘说：“万金之贾，陆驾大车，川浮巨舶，南穷瓯越，北极胡漠，龙皮、象齿、文犀、紫贝、夜光之珠、照乘之玉，一旦得之，则深居大第，拱手待价。” 这类经商活动也是宋朝繁盛商业的组成部分，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但与广大底层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关系不大。

总之，商人的活动对社会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

中国古代城市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人和商业的集中地。但是，商人尽管在传统上受到某些歧视，却未构成对以租佃制为主导的农业社会的破坏因素。商人，特别是大商人要提高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必须依靠官府，勾结官吏，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或商人、地主两位一体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些事实表明商人是维持现成社会制度的因素。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广泛采用雇佣制，有的还在茶业、荔枝业、织布业中采取包买的经营方式，以商业资本资助和干预生产，这也是有进步意义的。中国商业发展史表明，自战国、秦、汉以来，大商业虽经历了自奴隶制至雇佣制的重要演变，而商人仍作为农业社会的附庸，并依存于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