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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阶级结构—— 皇 室

历史大观园 制度构成 2020-06-20 15:53:39 0


本章叙述范围限于皇帝及后妃等,宗室和外戚则安插在官户一章交代。

宋朝皇帝既是全国最高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地主。宋朝大多数皇帝自幼居于深宫,过着养尊处优的豪侈生活。于是,祖宗发家,子孙败家,作为一种中国古代财产和权力世袭制的遗传规律,便不可避免地以不同程度和方式,在他们身上起着作用。从严格意义上说,自开国宋太祖以外,在两宋三百余年间,并无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皇帝。但是,宋朝皇帝一般文化修养颇高,与明朝多半皇帝相比,就有很大差别。特别是宋徽宗,他在音乐、绘画、书法、棋艺、诗词等多方面的才华,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堪称无与伦比。

中国古代的皇帝,号称孤家寡人,然而与其后妃、宫女、内侍等,却又组成了最庞大的家庭。按照规定,除皇后外,“内命妇之品五”,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四等为“夫人正一品”,太仪、贵仪、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十七等为“嫔正二品”,婕妤为“正三品”,美人为“正四品”,才人与贵人为最末一等,才人“正五品”,贵人的品位并不固定。在皇宫中,宫女们还设六尚书、二十四司等机构,负责皇帝与后妃的饮食起居。 上述梯级性体制前后也有变更,例如在昭仪之上的八等,加上贵人,都是在宋真宗和宋仁宗时增设的。原为外命妇号的国夫人、郡夫人之类,也成为内命妇的晋升梯级。

在古代的专制淫威下,无数宫闱丑闻不可能都被记录下来。北宋亡国之际,宋宫俘虏向金人介绍,说宋徽宗“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退位后,出宫女六千人” 。宋人估计宋徽宗朝的宫女“盖以万计”

宋高宗在未即位前为康王,“目光如炬,好色如父,侍婢多死者” 。尽管在维扬逃难之后,他已丧失生育能力,而“好色”之癖性却至死不衰。一个医官王继先就是因为他合药壮阳,而得宠信,“遭遇冠绝人臣,诸大帅承顺下风,莫敢少忤,其权势与秦桧埒” 。据称宋高宗曾说:“桧,国之司命;继先,朕之司命。” 他五十六岁时传位宋孝宗,退居德寿宫,死时八十一岁。宋高宗的妃嫔先后有潘贤妃、张贤妃、刘贵妃、张贵妃、刘婕妤等。两个刘氏女子在绍兴中期至后期“有宠,宫中号妃为大刘娘子,婕妤为小刘娘子”。刘婕妤后升婉仪。“刘贵妃绝色倾国”,使北方好色的金海陵王也垂涎三尺,成为他发兵攻宋的一个原因。 “绍兴中,又有冯美人,韩、吴二才人,皆宠幸”。“德寿宫又有信安赵夫人、咸宁蔺夫人、平乐王夫人、咸宁郭夫人、新兴陈夫人、富平孙夫人、缙云蔡夫人、南平张夫人、齐安张夫人、安定李夫人,此十余人并无品秩”,都是郡夫人。宋孝宗淳熙末,即宋高宗行将就木之时,“又有李、王二才人,俱明艳,高宗爱之”。宋高宗死后,吴后“每见之,常感怆。孝宗闻,特许自便,盖非常制” 。两个才人得以回民间“自便”,算是不幸中之大幸。随她们“逐便”者,尚有德寿宫宫女四十九人,包括红霞帔宣马二娘等九人,紫霞帔宣刘安喜等二十人,听宣刘宝奴等二十人。

据宋朝“出宫人”的记录,除前述宋徽宗退位时的数字外,宋仁宗时前后共五次,其中前四次放宫女近七百人。宋高宗退位前,“出宫人三百一十九人” 。由此可知,宋宫妃嫔和宫女以成千上万形容,就绝非夸张。

宋宫内侍,有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两个机构,但宦官并非仅用于宫廷生活的各种杂役。宋仁宗皇祐时,规定“内侍省自今内侍供奉官至黄门一百八十人为额” 。此项规定不包括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以上的都知、押班等较高品级。“凡内侍初补曰小黄门,经恩迁补,则为内侍黄门” ,则此项规定也不包括小黄门以下低级内侍。宋神宗“元丰初”,“内臣五百八十六”。宋徽宗时,内侍“动以千数” 。宋高宗时,将内侍省“废并,归入内内侍省” 。宋孝宗规定,“内侍以二百五十员为额”

除宫女和内侍外,担任皇帝宿卫和仪仗队的诸班直,据南宋人说“元额三千六百余人” 。“掌宫城管龠、木契”等事务的皇城司,有亲从官三指挥,北宋后期增至五指挥,亲事官三指挥,北宋后期又增至四指挥,入内院子五百人,南宋时定额快行长行一百人 ,总计应有几千人,其中一部分也担任皇城看守事务。北宋开封的宫城内外,各有一些宫廷生活服务机构,分别为“内诸司”和“外诸司”的一部分。 此类机构不但有官吏,也有厢兵。 其中光“御厨”的编额有“勾当官四人”,“食手、兵校共千六十九人”

人们习惯视《红楼梦》中的贾府为中国古代统治者上层大家庭单位的典型。其实,宋朝的皇室,自皇帝、后妃、皇子、公主到宫女、内侍、诸班直等,实际上组成了一个远比贾府庞大的大家庭单位,这无疑又是宋代最庞大的家庭单位。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宋朝皇室高踞全国臣民之上,这个最庞大的家庭享受着全国人民的供奉。至高无上的权力提供并维护着皇室源源不绝、享用不尽的财富。

自秦汉以降,皇室收支和国家财政一直有所区分,宋朝也同样如此。北宋末,户部奏说:“比年以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诸局所钱物、户部钱物,其讲画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照,以致暗相侵夺,公私受〔弊〕,丰耗不能相补,出入无以检察。” 事实上,御前钱物并非纯属天子私藏,内库仍有调节国家财政的作用。由于宋朝皇室收支和国家财政存在着互相侵紊的情况,因而要对皇室收支作准确的、完整的考查,是不可能的。以下只能作些片断的介绍。

宋朝皇帝的御庄或奉宸庄,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宋初即有“尚食蔬圃” 的记载。宋仁宗天圣时,“幸南御庄,观刈麦” ,时御庄在开封近郊,看来还不止一处。在保州也设御庄,赵氏“上世陵寝皆在保州保塞县东三十里,有天子巷、御庄,亦号柳林庄,尚有宗室在焉” ,看来是用于赡养宗室。宋高宗时,“市王安石家田之在宣城、芜湖者,号曰御庄”,“使臣储毅托名御庄,冒占腴田,大为奸利” 。宋理宗时,以“御庄米一万石”,“修筑城池” ,又将“华亭奉宸庄”“隶外廷助军饷” 。上引片断记载足见御庄占田之广。在南宋晚期的土地兼并浪潮中,更是“豪夺民产,以实御庄” 。宋徽宗时实行公田法,设宦官主管的延福宫西城管所,简称西城所,所搜刮的巨额公田钱“专供御前支用” ,其实也属御庄之列。

宋廷在建州北苑设“御茶园”,有“四十六所,广袤三十余里”,专制龙凤茶等,供宫廷饮用,号称天下极品,“以别庶饮” 。御茶园有“采茶工匠几千人”,即诗人徐玑所谓“千夫喏登垄,叫啸风雷随” 。此外,“研茶丁夫悉剃去须发”,“但幅巾,洗涤手〔爪〕,给新净衣” 。宋孝宗时记载:“建州北苑焙所产腊茶,每岁漕司费钱四五万缗,役夫一千余人,往往以进贡为名,过数制造。” 这些记载表明宋朝御茶园规模之大,耗费之多,然其支费却不属内库,而归福建路转运司的地方财政。

宋朝皇室的“御前钱物”,在相当程度上是将部分中央财政收入拨入内库。但作为皇室直接财源,自然也决不止御庄和御茶园两项。宋徽宗时,蔡京“专用丰亨豫大之说,谀悦帝意,始广茶利,岁以一百万缗进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后又有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杂出,大率争以奇侈为功” 。前引北宋末户部奏中所谓“诸局所钱物”,其实不过是另一项御前钱物而已。直到金军大举南侵,宋徽宗才被迫令“诸局及西城所见管钱物并付有司” 。宋朝皇室之穷奢极侈,自然以宋徽宗时为最甚,但类似的诸局所,却并非以宋徽宗一代为限。如宋高宗退位后,德寿宫也有单独的财务。一些富民“多去计会中使,作宫中名字以免税”,以至“粪船亦插德寿宫旗子” ,成为当时的政治笑话。

各地的土贡,为数也甚可观,其实是古代皇帝竭天下以自奉的制度化,对民间为害甚烈,流毒甚远。 土贡除供皇室消费外,也充“天地、宗庙、陵寝荐献” 之用。宋朝各地土贡的品类和数量,各代有所变更。宋神宗即位时,曾下令免除一部分贡物,其清单如下。


(1)西京樱桃八百棵,紫樱桃三十斤,又内园司十六斤,笋两次,共九百条,紫姜一百斤。

(2)河阳玉版鲊二百罐。

(3)襄州红姜蘘荷一百罐。

(4)郓州阿胶一斤。

(5)大名府鹅梨一千颗,棠梨二千颗。

(6)成德军栗子一十五石。

(7)太原府葡萄三次,共一百三十罗;榛子仁二十袋;林檎钱五十袋。

(8)潞州葡萄一百罗,人参一十五简。

(9)晋州葡萄一百五十斤。

(10)泽州人参一十八简。

(11)永兴军新笋一百斤。

(12)陕州凤栖梨一千颗。

(13)同州石鏊饼三百枚,榅桲两次,二千颗,梨一千颗。

(14)邠州桃条一百五十斤,剪刀二十具,火箸二双。

(15)虢州麝香五脐。

(16)淮南等路发运司海盐一千二百斤。

(17)扬州新茶一银合,藏姜五十罐。

(18)寿州新茶芽一十斤。

(19)舒州新茶一银合。

(20)光州新茶四十斤。

(21)楚州糟藏淮白鱼三百斤。

(22)通州海味截脐五百个,宋朝阶级结构—— 皇 室 子一百,海宋朝阶级结构—— 皇 室 一百个,红虾五百个,臑子二十斤,春子一斤。

(23)蕲州乌蛇一十条。

(24)高邮军凫茈粉五十斤。

(25)荆南府药橘子一万颗,新法药橘五千颗。

(26)鄂州雨前茶二百斤。

(27)鼎州柑子一万颗。

(28)池州九华山石菖蒲一银合。

(29)处州白沙糖七百斤。

(30)宣州花木瓜三百枚。

(31)广德军先春茶六十六两三钱。

(32)建昌军银珠稻米一十石。

(33)成都色样糖、捻糖各一百斤。

(34)梓州曾青一十两,空青一十两。

(35)涪州干荔枝二万颗。

(36)苏州薰橘一万五千颗。

(37)杭州盐瓜姜。

(38)湖州柑子一千颗。

(39)睦州麦门、冬煎。

(40)广州金橘一万颗,椰子一百个。

(41)漳州山姜花一万朵。

(42)泉州山姜花三千朵,橄榄子上色一万颗,次三万颗。


以上罢贡清单主要是食物和药物,这些仅占各地土贡的小部分 ,实为宋朝皇室餍饫之余。宋徽宗宣和末,裁减一批贡品,如“尚食局京畿转运司御麦二万石,减五千石”,“福州荔枝壹万颗,减五千颗,圆荔枝一万颗,减五千颗” ,如此等等。人们常喜欢引用《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乌进孝进献贾府的物品清单,然而与宋皇室的土贡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各地为置办土贡,骚扰民间,刻剥百姓,造成很大祸害。宋真宗曾禁“诸州长吏毋得以土贡为名,因缘配率” ,正说明此类情况的严重和普遍,也绝不可能令行而禁止。宋徽宗“命广东漕臣督采端溪石研”,“乃括二广头子钱千万,日役五十夫,久之,得九千枚,皆珍材也” 。这又是以头子钱这笔杂税支付端砚土贡。按宋徽宗时《政和诸路岁贡六尚局格》规定,“寿州拣蜂儿一百斤”,而“本州自来不是出产去处” 。在不出产的地区责办土贡,自然会给当地百姓造成更重的负担。尤其是当时有名的花石纲,“搬运花石,舳舻相衔,营缮宫室,斧斤不辍,制造器用,务极奢巧,赐予之费,靡有纪极”,“蠧耗邦财,斩刈民力”

关于宋皇室食用消费,也缺乏全面的记录。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时,宋宫御厨的年消费如下:


米五千五百七十八石八斗五勺。

面一百一十一万六百六十四斤四两。

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

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

猪、羊头、蹄等只副不具。

柴一百四十五万四百一十三斤半。

炭三千五百五十七秤六斤。

油三万四千七百八十七斤一十二两二钱。

醋一千八十三石八升四合半。

诸般物料等八万三百一十斤、石、两、张。


宋神宗尚是一位有心振兴宋朝,而无意于厚自奉养的皇帝,其御厨一年的消费量尚且如此,其他皇帝亦可想见。宋宫肉食以羊肉为主,猪肉比例很小,其他肉类看来更少。宋真宗时,“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市于陕西,颇为烦扰” 。宋神宗时,“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数万,至牛羊司,则死损及半” 。即使到南宋时,尽管南方地域不适合养羊业,但“中宫内膳,日供一羊”

中国历代皇宫,都是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营建,乃是一个时代最富丽堂皇的建筑艺术精华。两宋的开封和临安皇宫自然也是如此。洪迈说,“自汉以来,宫室土木之盛,如汉之甘泉、建章,陈后主之临春、结绮,隋炀帝之洛阳、江都,唐明皇之华清、连昌,已载史策”,而宋真宗大中祥符时,“奸臣导谀,为玉清昭应、会灵、祥源诸宫,议者固以崇侈劳费为戒,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为也。京既固位,窃国政,招大珰童贯、杨戬、贾详、蓝从熙、何宋朝阶级结构—— 皇 室 五人,分任其事,于是始作延福宫”,有穆清等七殿,蕙馥等三十二阁,“凿圆池为海,横四百尺,纵二百六十七尺。鹤庄、鹿砦、孔翠诸栅,蹄尾以数千计。五人者各自为制度,不相沿袭,争以华靡相夸胜,故名延福五位。其后复营万岁山,艮岳山周十余里,最高一峰九十尺,亭堂楼馆不可殚记”,皇家园林光“山禽水鸟十余万” 。宋徽宗在踌躇满志、赏心悦目之余,御制《艮岳记》,又命群臣写诗赋,以“帝力无私万国通”,“子孙千亿寿无疆” 为颂。但曾几何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宫殿和园林建筑,就拱手让给了新兴的金朝。宋高宗仓皇南渡,偏安一隅,却不能忘怀土木和声色。经南宋历代皇帝的兴修,临安宫殿也相当气派,“巍峨壮丽”,“金碧辉映”,“光耀溢目”

关于宋朝宫廷生活的豪侈,还可以列举一些片断记载。宋仁宗时,孙沔奏:“先朝之数,侍史不过五百人,俸给止于千二十贯,皆有纪律,不甚奢盈。今闻十倍增人,已逾二三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万,私身养女数复过之。百司供亿,簿书可知,一岁之中,所用何极。” 宋仁宗还是被宋人称为恭俭的皇帝。宋光宗时,一次为宋高宗吴后祝寿,“排办金二万两,银五万两,钱一十万贯,绢二万匹,度牒五十道” 。南宋时,凡皇子和皇女出生,“照先朝(北宋)旧例,三分减一,于内藏库取赐银、绢等物如后:罗二百匹,绢四千六百七十四匹,金二十四两八钱七分四厘,银四千四百四十两,银钱三贯足,大银盆一面,醽醁沈香酒五十三石二斗八升”,“银杏一合五十斤,嘉庆子五十斤,菱米五十斤,荔枝五十斤,胡桃二千个,圆眼五十斤,莲肉五十斤,枣儿五十斤,柿心五十斤,栗子五十斤,粱子十合,吃食十合”,其中包括“蒸羊一口,生羊剪花八节,羊六色子,枣大包子,枣浮图儿,豌豆枣塔儿,炊饼,糕,糖饼,髓饼” ,如此等等。除必要的接生物品外,喜庆物品的奢侈和浪费,是一目了然的。

宋高宗当太上皇后,“德寿宫月进钱十万贯,太上令止进四万贯” 。每逢寿诞,宋孝宗“先十日,驾诣德寿宫进香,并进奉银五万两,绢五千匹,钱五万贯,度牒一百道,用绿油匣二百个,上贴签云:臣眘谨进” 。这自然也只是太上皇生日排场的一部分。绍兴后期,宋高宗到退闲的大将张俊府游乐,张俊虽为南宋初期臣僚中的首富,又以悭吝著称,但此时也不惜挥金如土,除“供进御筵”的大批珍果佳肴,“进奉”大量宝器、玉器、书画、匹帛等以外,单单是“进奉犒设随驾官”、“禁卫”等,就包括钱币三万贯,炊饼二万个,熟猪肉三千斤,酒两千瓶等。 仅据上引片断记录,人们也不难看出在旧史中被誉为“恭俭” 之主的宋高宗真面目。

总而言之,同中国历代皇朝一样,宋朝皇室在金字塔式社会阶级结构中居于顶点。一切最糜烂的生活、最奢侈的享受,都被视为天经地义。皇室如果对浩大的开支稍作裁削,便可在旧史中轻易地获得所谓“恭俭”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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