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简史——清朝科技

清朝前期的政治、经济和人口

1644年，清军入关，赶走了李自成，建立清朝。满族贵族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清朝刚刚建立时所面临的政治难题和365年前蒙古贵族灭南宋时所面临的政治难题是一样的：一个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如何实现对一个多数人的民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的统治？蒙古贵族主要依靠武力和民族压迫解决了这个问题。满族贵族开始也是以武力为前提的，但满族生活于与汉人接近的东北地区，比蒙古族更加熟悉汉族文化，所以，满族贵族没有像元朝的蒙古贵族那样在中亚和西藏文化中寻找部分精神拐杖，而更多地接受了汉族的语言、政治制度及政治思想，明智地克服了民族成见，成功地扮演了中国各民族的统治者，其统治年代长达267年。

清朝初期最大的成功要数武功。从顺治到乾隆中期之间，清朝便平定了所有汉族地区，收复了台湾，将蒙古高原、新疆、青海、西藏以及西南边疆的辽阔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在1689年，通过和彼得一世（1672～1725）统治下扩张中的俄国的战争，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后经过雍正、乾隆两代，西南、西北和蒙古地区的局势完全安定下来了，一个疆域广阔的多民族帝国重新稳定地屹立在东亚大陆上。

清初在政治上也有一些特点。这个刚刚同部落联盟告别的新的统治者还带着明显的简朴的风格。据康熙二十九年的数字，皇宫内的用银还不及明朝晚期的1／40。这相对于明末已经腐败衰朽的官僚机器是一个进步。清朝承袭明朝的体制，再加损益，建立了一套集权式的中央机构，继承了科举制，把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扩充到各级官吏中去，曾许满汉通婚，赦免了明末加派的赋税。康熙皇帝（1654～1722）曾先后6次南巡，祭孔庙，谒明太祖陵，召见士人，并免除了所到之处百姓的当年税粮。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清廷获得了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的支持，稳定了对各族人民的统治。

清廷在经济政策方面继承了历代统治者重视农业的基本国策。对于满族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向全面农耕定居生活的一次转折。清朝初期与历代不同的一个经济政策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康熙年间取消了对新增加人口的赋税，按照地亩征收赋税，这样便松开了以经济手段抑制人口增长的绳索，使人口的数量向土地能够养活的最大值逼近。到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1711～1799）时代，中国的人口首次超过了3亿。在中国历史上，自从春秋战国时铁器得到应用之后，人口开始增加，到汉时最高的记录达到5000万左右。从汉代到宋代，中国的人口数字大致上在2000万（最低点甚至少于2000万）至6000万之间振荡。宋代（包括宋、辽金、西夏等）人口的最大值曾达到9000万左右，但宋代以来的人口数字基本上在5000万至9000万左右振荡。一直到明代万历六年（1578）的统计数字也才是6690万。人口的减少主要是由战乱和灾荒造成的；人口的增加主要在盛世和平安时期，而且与农业的技术进步关系密切，比如，自明朝时期就传入中国的美洲高产作物玉米、甘薯、花生和马铃薯等也是人口增加的因素。当然也与朝廷的政策有关。清廷的政策使宋代以来的人口振荡线被彻底突破了。中国的人口数量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程度。对于人口来说，基数越大，增加的数量就越为可观。按照传统社会的标准，人口的数量是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清朝和历代中国皇朝相比，在这方面也是空前的。实际上，乾隆盛世人口的猛增使中国社会走到了衰落的出发点。

和任何前朝一样，清朝以农为本，由官府严格地控制了兵器和火器制造以及一些有大利的手工业和商业，并且采取了比明代更为保守的海外经济政策。从更广阔的世界的角度来看，由于欧洲在清朝时期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方面飞速的进步，清王朝在传统旧路上的循行使中国远远落在了世界文明进步潮头的后面。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相对落后

科学技术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王朝可以利用它。清朝的统治者在开国后仍然在注意搜罗一些传教士和中国士人中的科学家为国家和王朝服务，而且，自发的民间研究也没有遭到禁止。所以，尽管和欧洲相比，清朝的科学技术已完全丧失了优势，但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发展着。清朝以文字狱来镇压那些怀念明朝的知识分子，但却没有禁止过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然而在康熙之后的清朝统治者的政策间接地损害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后面还要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清初有名的民间天文学家王锡阐（1628～1682），号晓庵，江苏吴江人，深入地研究了中国传统的历书和当时已由徐光启等人和传教士们介绍给中国人的西方天文学，著《晓庵新法》6卷和《五星行度解》。王锡阐集中西之长，提出了精确的计算日月食的方法，并发明了计算水星、金星凌日的方法。另一位大科学家是安徽人梅文鼎（1633～1721），他从未涉足仕途，而以毕生精力从事天文和数学，著述共有80多种！他研究、评论了前人的成就，也介绍和讨论了他那个时代人们的成就，并自己制造天文仪器从事观测，在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方面都有许多创新。梅文鼎还从事天文和数学方面的教学。当然，他没有对西方的学术做全面透彻的了解和研究，认为大地球形说包含在浑天说里，亚里士多德的九重天在屈原的《楚辞》中就已提到了。大学士李光地（1642～1718）把梅的著作推荐给康熙皇帝，康熙读后甚为惊异，在1704年南巡时召他到船上共同进餐。他的孙子梅成被皇帝带到了宫廷，后来成了《数理精蕴》的主编之一。

清朝时期，欧洲数学已进入了微积分（变量数学）时代。这些知识部分地由传教士传入了中国。1701年来中国的法国人杜德美（1668～1720）带来了三个没有证明的无穷级数展开式，其中一个是牛顿给出的，一个是格列高利（1584～1667）给出的。乾隆时期的著名数学家明安图（?～1765）用30多年的时间研究并证明了这三个公式，并发明了另外6个公式。明安图是蒙族人，当过钦天监监正，参加过地理测量工作。他著《割圆密率捷法》未成而逝，由他的儿子明新和学生陈际新续写成出版了。后来，董佑成（1791～1823）、项名达（1789～1850）、戴煦（1805～1860）等都对级数和解析几何做了研究，独立地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同当时的欧洲数学成果相比，水平是低的，但却反映了中国传统数学在继续进步。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当时独立研究，而没有和已经走在前面的欧洲数学界建立起联系，只是到戴煦去世前后才出现了新局面。

在医药学方面清代仍然有所前进。医生叶桂（1667～1746，苏州人）、吴瑭（1736～1820，江苏淮阴人）、王士雄（1808～1867，浙江海宁人）等都研究了温病学说。经过他们的研究和著述宣传，中医对传染病的论治就有了伤寒和温病两个大的学派。明清以前的中医只掌握了对伤寒类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显然放过了一大类传染病，因而，温病学说的建立是一个大发展。另外，明代已经出现的防治天花病的人痘接种法经过清代医生的推广和应用，得到了改进，并且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由专门来中国学习的俄国医生传入土耳其和欧洲。1796年，英国人琴纳（1749～1823）发明了牛痘接种法，这种更加安全的方法于1805年由葡萄牙人传入中国，逐渐代替了人痘接种法。还有一些学者在传统医药学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杭州人赵学敏（1719～1805）对李时珍的巨著《本草纲目》做了修补，他在1750年以后编写了许多药物学著作，其中《本草纲目拾遗》收录了李时珍没有收入的716种药物。他的另外一些书则保存了许多民间验方。河北人王清任（1766～1831）则是第一个认真研究解剖学的中国医生，他写了《医林改错》一书。王认为，“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医林改错·上卷》）他通过观察那些被野狗撕开的被遗弃的幼儿尸体和解剖，了解了人体的许多生理结构，强调把治病和了解人体的生理结构联系起来。这对中医的发展提出了新问题，实际上预示着中医向西医方向的一个进展。中国古代的先圣们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这同中医忽视解剖学有关。在中国少数民族中，藏医由于藏族有过“天葬”的习惯，对人体结构了解得比较清楚，外科也相当发达。曾经做过巡抚和总督的河南人吴其（1789～1847）对植物学着了迷，写了著名的《植物名实图考》，插图相当逼真，这是那个时代一部最有名的植物学著作。

清朝时期，技术依然沿着传统的道路进步着。这表现在中国传统的陶瓷、木器和漆器、纺织品、天文仪器、车马和农具、船、火器和刀剑弓箭之类武器的制造等都更为精巧，尤其是光学技术和理论方面的进步更为显著。清初民间著名的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约1662），在33岁时就造出了望远镜（千里眼）、显微镜（察微镜）、幻容镜、万花镜等，并著有《镜史》。寄居在扬州的黄履庄（1656～1684？）学习过从西方传入的几何学，他是个机械发明家，曾制造过温度计、湿度计、千里眼、探照灯（这些亦为当时先进的发明）、水钟、机械风扇和制造弹簧发条的机器。显然，这是在中国传统技术基础上吸收了欧洲人的新发明后创制的。在此之后还有满族学者博明（1730前后～1789？），他受过良好教育，在仕途不顺心，故潜心于学术研究。他对各种色彩的对应和复色问题、近视、远视和小孔成像问题都有研究。郑复光（1780～1853？）“博涉群书、尤精算术”，著《镜镜讠令痴》，把数学方法应用到光的反射定律、全反射现象、透镜成像等方面，从而把中国光学理论推到了接近近代光学理论的水平。广东南海人邹伯奇（1819～1869）在技术方面的成就更为突出。他绘制过地图，制造过一架太阳系表演仪，宣传哥白尼的学说。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对照相技术的研究。邹伯奇在1844年独立地发明了照相术（照相机和用玻璃作底版的照相材料）。为了照相，他还研制了许多光化学药物。邹伯奇的著述有《格术补》和《理化精详》。在他的发明做出两年后，欧洲人的照相机才由鸦片战争（1840）后涌向中国的英法人员带来。尽管邹伯奇的发明是伟大的，但中国在当时没有近代工业，所以他的创造不会发展到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地步。

清朝时期在传统技术方面虽有坚韧的进步，但始终没有产生一场真正的近代意义上的技术革命，和这个时期欧洲技术进步的节奏相比，相对差距大大拉开了。欧洲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英国人凯伊在1733年发明飞梭，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水力织布机。这标志着织布业的完全机械化。1774年英国人莫兹利（1771～1831）发明滑动刀架，标志着由机器制造机器的开始。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瓦特（1736～1819）发明双向运动的蒸汽机。于是，从英国产业革命开始（约1750～1820年间），欧洲人用铁制造机器，其精密度和耐用度及工作效率都大大超过了中国传统的木质为主的机器，甚至船也逐渐用钢铁来制造。强大的蒸汽成了工业的动力，水力、风力、畜力和人力都成了辅助的东西。火器得到了发展，重要部件成为钢铁材料，结构得到改善，性能大大提高。中国的传统火器已经相形见绌。电正在被欧洲人用数学方法来研究，并试图把它应用到工业中……中国在地理上远离当时已执世界科技牛耳的欧洲，依靠传教士传来的西方宗教、科学、技术和文化等东西还不足以推动这个文明古国脱离她那已经习惯了的轨道。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仕人和老百姓，都没有感受到近代文明的飞速进步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威胁。由几千年完整历史构筑成的自信心仍然支撑着这个民族按照自己习惯的步伐前进。传教士和西方的知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的。科学技术活动是他们宗教活动的一部分。传教士靠新鲜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的士人，并争取皇朝对他们宗教活动的支持。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由于科学技术知识比基督教义更能使注重实用的中国人接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常常把大部分精力倾注在科学技术工作方面，而不是传教方面。

在顺治、康熙两朝（1644～1722）中，由于清朝的天下还不稳定，满族统治者在文化心理上正处于同汉族士人接近的过渡阶段，因而朝廷对这些欧洲人基本上采取了利用和比较宽容的态度。在顺治时，汤若望掌管着司天监，这里有许多传教土。康熙时南怀仁曾掌管司天监，并奉谕督制过欧洲大炮。南怀仁去世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来了学识渊博的法国传教士张诚（1564～1707，1687年来华）和白晋（1656～1730，1687年来华）。其中张诚还以翻译身份参加过中俄1689年的谈判，白晋在1697年回国后又在第二年引来了10名法国传教士。1715年来华的意大利人郎世宁（1688～1766）是清朝的宫廷画家。康熙从小就接受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熏陶，又从南怀仁那里学习了几何学，从张诚和白晋那里学习丁测量、天文、解剖和哲学，对科学技术有很大兴趣。在康熙朝，由于这位皇帝的提倡和热心，在1708～1718年间，测绘了一幅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参加这项测绘的有法国人白晋、雷孝思（1663～1738，1689年来华）、杜德美（1668～1720，1701年来华）和大批学习过数学与测量的中国人。这次测绘发现了经线一度的长距问题。由于地球是扁圆球，数据无疑是精确的。当时掌管法国科学院的卡西尼（1625～1712）坚持地球是长圆球，而牛顿则认为是扁圆球。传教士们并没有把这些数据同牛顿的地球扁圆说大胆地联系起来，只是把测量结果留给了后人。清朝在完成这一测量后便把《皇舆全览图》作为密件藏入内府。而在欧洲，传教士已把它的复制品和相应资料公之于众，广为流传。那时的欧洲，也正是牛顿的理论风靡的时期。在东方，地理测量成果被视为皇朝的国宝和神圣的御物，在欧洲，却成了学术研究的资料。这便是当时的东方和欧洲的一个差别。另外，在康熙年间由传教士巴多明（1665～1741）奉钦命写成的人体解剖学讲义《钦定各体全录》，由于皇帝一改初衷而未能出版，原因是皇帝认为此书不可示诸青年和普通人。1690～1721年间，根据张诚、白晋等人的译稿和已有的翻译过来的书籍，由梅毂成（康熙时代人）、何国宗等编成了《数理精蕴》一书，介绍了大致于1600年以来传入中国的几何学、三角学、代数和算术知识。这本书由于康熙皇帝的支持、倡导和关心而署上了皇帝的大名。

顺治、康熙两朝对西方传教士的利用是从维护皇朝利益出发的，而为了皇朝的政治利益，清朝也限制了传教士和汉族人的接触。这期间由传教士和汉族官员合译西书已不似明末那么自由。满族贵族和汉族士人中一部分人也表现出了对传教士的猜忌。老年官员杨光先（顺治、康熙朝人）在弹劾汤若望时甚至认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不得已》）。可见，盲目排外的情绪不光存在于满族人中间。而传教士中也确实有一些平庸之辈，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奉使铸造天文仪器的传教士纪理安（生卒年不详）竟然自作聪明地把元代郭守敬创制的简仪当废铜熔化了！雍正尽管对中华民族强调华夷无别，却把除了在司天监任职之外的外国传教士统统赶到澳门看管起来，并在1723年撤除了各省的天主教堂。到乾隆时代，情况略有好转。这个时期曾在清朝司天监供职的德国人戴进贤（1680～1746，1716年来华）主持编写的《历象考成后编》中介绍了开普勒的行星运动轨道（椭圆）知识，以及牛顿计算地球与日、月距离的方法。法国人蒋友仁（1715～1774，1744年来华）编的《坤舆全图》中介绍了200多年前发表的哥白尼的日心说。1756年乾隆皇帝曾命刘统勋、何国宗和明安图等人重新测量过天山南北的地理，他们和几个传教士合作，最后绘制了一幅新的全国地图《乾隆内府舆图》。这实际上是当时一幅最精详的亚洲大陆地图。到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罗马教皇解散了耶稣会，由传教士传入西方科技知识的过程中止了。1785年耶稣会恢复，但这个中止了的学术过程却再没有恢复。

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不但把新鲜的欧洲科学技术知识带给了中国，也通过书信和来往把中国古老而丰富的各种知识输向了欧洲。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要数传教士和德国人莱布尼茨（1646～1716）的来往。这位微积分的发明人之一，受到了中国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曾经和在中国的传教士保持着密切联系。自康熙六年（1667）起，他和许多到过中国的传教士讨论过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从康熙二十八年起，他和传教士闵明我（1639～1712）建立了稳定的联系。莱布尼茨于康熙三十六年编了《中国最新消息》，内容涉及中国的哲学、自然科学、医学、伦理学、政治和艺术等。当时在法国度假的传教士白晋读到这本书后，把他写的《康熙皇帝》、《中国现状》两本书寄给了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在了解中国学术的过程中认识到，二进制算术和中国古代八卦的六爻有着明确的关系。1703年他在法国皇家科学院《纪要》上发表的论文的名称为《二进制计算的阐述——关于只用0和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数字的意义》。

清朝时期西方科学进步的速度是十分迅速的，革命性的突破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一漫长的时期，中国和欧洲的学术联系基本上中断了。

在海洋的挑战面前

从历史上看，自秦以来中国最大的外部挑战在北方，北方塞外的游牧民族天性剽悍，过着流动的游牧生活，常常进窥中原富庶的农业区。征服他们要依靠强大的骑兵和充足的物资，防御他们要靠长城和屯垦戍边的大批军队，统治他们常常只能依靠分划瓦解的政治权术。但在清朝，中国北方边界已经扩展到元朝的旧域，长城已不再有军事意义，北方已成了一个纯地理概念，而不再和边疆联在一起。

清朝时期同以往任何二个朝代都不同的是：周围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的外部挑战从区域和性质上都有了改变。主要原因是欧洲发生了经济、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变革，尤其是技术的进步使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资本主义的触角安装在技术上面，向全世界所有方向和角落伸出。中华帝国东南方辽阔无垠的太平洋一直是最安全的屏障，但在麦哲伦航行之后，却逐渐变成了向外敞开的前方。潜在的攻击来自古代中国人还不了解的最远的西方世界。同中国历史中传统的北方边患相比，这是一种全新的挑战，是商业、技术和武力的全面挑战，因而也是一种更加难以应付的挑战。中国人开始时对这一挑战的性质没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不会有应付它的最有效的方法。传统悠久而稳固，国力依然强大，最初仍然可以处变不惊。

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澳门居住下来从事贸易。紧步其后尘的西班牙人，在南洋的吕宋岛上取得了据点。明王朝还没有感觉到这场海洋上挑战的严峻性便在内外危机中寿终正寝了。1662年郑成功赶走了占据台湾的荷兰人，接着康熙皇帝重新统治了台湾。由于清朝前期西方国家还没有在技术方面取得对中国的绝对优势，所以，中国海岸上资本主义国家的零散船只还不足以构成对帝国的威胁，但这毕竟是以往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新现象。对科技发展十分关心并和传教士们关系密切的康熙皇帝敏感地觉察到了西方世界对东方千年帝国的潜在威胁。他曾告谕地方官：“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纪市舶》，《熙朝纪政》卷六）。然而，他的子孙后代并没有做到这—点，由于对汉族人的提防心理使他们的政治视野始终限制和集中在维护帝国已有的基业方面。乾隆时期，中国社会达到了政治稳定、人口骤增的盛世。1793年，英国国王的使者马嗄尔尼来中国递交国书，要求通商和互派使节，乾隆皇帝在托马嗄尔尼带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信中，对英国国王的要求是这样回答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于通商和互派使节的要求，则以为“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这时可能乾隆皇帝还不知道英国人瓦特在11年前发明了蒸汽机。甚至在鸦片战争发生的24年前（1816），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再次回绝了英国大使提出的通商要求，他甚至自负地认为：“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嘉庆敕谕》）这时，英国人已在机器工厂的车间中用机器制造机器，斯蒂文逊（1781～1848）制成了火车头，美国人富尔顿（1765～1815）把蒸汽机装到了船上。英国刚刚打败了拿破仑（1769～1821），正在依靠整个工厂体系和资产阶级的议会向全世界扩张，工业革命中的暴发户正处于日不落帝国的黄金时代。

欧洲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最初接触东方的中华帝国时，由于地域上的遥远，开始只具有文化性质，接着带上了经济性质，但这都是试探性的。当他们受到中华帝国带有保守性的反抗之后就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了。这种武力的物质基础是蒸汽机推动的军舰和机器制造的大炮，以及装有雷汞（1800～1818年间发明）发火装置的前装步枪。清朝时期，中国的火器没有任何重大的改进，甚至放弃了明代的不少发明。主要以骑兵起家的清王朝以鸟枪和冷兵器装备步骑兵，大炮的重量尽管增大了，其质量反而比明末降低了。随着乾隆后期战事的减少，军队的训练已不如以前严格，军队的战斗力一直趋于降低。在海军方面，明末清初，郑成功的船队和康熙皇帝的海军都是有战斗力的旧式海军。但在英国人的轮船和兵舰来到西太平洋洋面上之前，清帝国不但没有一支由蒸汽轮船装备起来的海军，甚至连一支常规的装备旧式木舰的海军也没有。水师往往是在临战前不久由海边陆军军官临时编练的。清帝国在收复了台湾和澎湖列岛之后，放弃了向南海以远的发展，开始满足于闭关自守，海军建设自然逐步废弛。西方近代的工业文明和东方古老的大陆文明注定要在海上首先发生一次剧烈的大碰撞。

清廷在康熙之后的闭关自守政策牵涉到中国古老的社会价值观念，其中包括政治观念、贸易观念。西方年轻的资本主义在扩张时总是冒犯性的，带着侵略性和血腥味。从传统的观念出发，作为“民之父母”的皇帝锁上大门，为保证天下的安宁。对于郑和航海之后陆续移居到南洋诸岛上的那些人，当他们同当地人与后来的西方殖民者在经济上发生利益冲突、甚至发生武力冲突时，临近的祖邦大国明、清皇朝的恩典都是让他们放弃在海外已站稳脚跟的事业，离开血腥的海上旋涡，回到祖先耕种过的大陆乐土上来。明末以来中国人已伸出到南洋的第一支有生命力的海外经济幼芽也遭到了萎缩的命运。为了使海上的不安不影响陆上的安定，乾隆盛世强化了海疆政策。经济上自给自足的中国不依靠海外贸易生活。天朝只愿意外夷的朝贡而不与之进行平等的交易。这样，中国就失去了对外贸易的自主性，而为西方殖民者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殖民活动让开了大路。在世界资本主义生长的初期，中国的政治还停留在靖国安民的水平上，中国人似乎还不需要西方的新产品，更不能接受与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一同来到世界上的资本主义观念。传统的惯性是巨大的。世界上最大和最古老的帝国不可能在世界发生了微妙变化的时刻用变通的经济、行政管理、外交、法律等方式来对付外国人在沿海一带进行的贸易活动，或者以积极的军事行动来对付殖民者的活动。当然，如果从当时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来看，也许令人遗憾的是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并没有继承他那种曾得到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人赞扬的对科学技术的爱好。乾隆和嘉庆两位皇帝都是那样自负，当时统治阶层中的精英人物在看到了西方国家的科技产品时，不是为了发展而去积极地学习、掌握和运用新的科技，而是从免除内忧外患的皇朝政治思想的角度，在西人的科技优势面前采取了视而不见的鸵鸟态度，而对中国民众则采取了尽量保密的政策。这种政策最终导致中华民族近代时期在西方列强面前处于落后挨打的被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