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简史——近代科技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清朝在英法炮舰面前遭受的那些失败和耻辱是由复杂的历史、经济、技术、政治、军事、文化、人事等原因造成的。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的武器装备不如人，中国的失败是因为中国没有近代的工厂与工厂中制造出来的炮舰和新式枪炮。

林则徐最先深刻地认识到这个事实，也最先开创了学习和了解外部世界的学术风气。他主持编写了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地理和历史的《四洲志》。这实际上是明末徐光启、利玛窦早已开始了的工作，只不过是200多年后的重新进行。鸦片战争后，江文泰编了《红毛英吉利考》，由遍游海外诸域的谢清高口述，杨炳南、李兆洛、吴兰修等人整理编写了《海录》，萧令裕编了《英吉利记》，1844年魏源（1794～1857）编了《海国图志》。魏源在序言和书中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成了一个指导性的口号。徐继畲在1848年编了《瀛环志略》。这些书都是介绍西方地理、国情和技术的。鸦片战争的炮声对中国社会的震撼，迫使中国人把目光投向世界，开始认识到世界上还有胜过中国的西洋夷国。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1809～1874）在造了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舆论之后，还初步分析了中国在四个方面不如西方国家：“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居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他还提出了废除八股文和奖励科学技术人才的改革主张。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政治专制的国家中，造反和革命可以起于社会底层，但改革往往必须从上层开始。而促使上层改革的原因往往是社会或外部明显的危及统治阶层利益的不祥征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便是这样的征兆。知识分子呼吁学习西方的声音是和这两次战火同时发出的。1860～1895年间，清朝的大臣奕（1833～1898）和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左宗棠（1812～1885）、张之洞（1837～1909）等一批封疆大吏掀起了操办洋务的热潮，开始把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搬到中国。其中曾国藩和李鸿章是从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活动中体会到近代工业的力量的。当时已腐朽的八旗兵和地方绿营兵在装备着冷兵器和少量火药武器的农民军队面前不堪一击，只有对军队进行彻底的改革才可能扭转局面，而这种改革必须靠装备近代武器和用新的方达操练。曾的湘军和李的淮军是使军队近代化的第一步尝试。“师夷之长技”先制服了中国的造反农民。洋务派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办了一批拥有近代技术的兵工厂、造船厂、机械厂和一些采矿、冶金、纺织、电讯企业，其中有曾国藩1862年在安庆设的军械所；李鸿章1865年在上海设的江南制造局、在南京设的金陵制造局、1872年他和盛宣怀（1844～1916）开始筹办的轮船招商局、1877年办的开平矿务局、1878年办的上海机器纺布局、1880年筹办的天津有线电报局；左宗棠1866年在福州办的马尾造船局、1880年办的甘肃织呢厂；张之洞1889年开始筹办的汉阳铁厂和随后4年中办的湖北枪炮厂，以及纺纱、织布、制麻、缫丝4个局。除此之外，全国许多省份都由省上官员用官资设了一些机器工厂。例如刘坤一（1830～1902）1875年在广州、1881年在南京办的火药局，丁宝祯（1820～1886）1877年在四川办的成都机器局，奕（1840～1891）1883年在北京办的神机营机器局等。这些机器工厂都是靠买进欧洲工业国家的机器，聘请一部分外国技师，启用一些精通技术的中国人，训练一些中国工人而办起的。由于机器生产不是在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一开始还不能熟悉和有效地掌握机器生产的技术。并且，不是由靠自己创业起家的精明资本家来管理工厂，而是靠官僚及其委托的代理人来管理。所以，这类官办的企业效率不高，常常由于材料来源、技术、产品销路等问题陷入困境和面临倒闭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靠官资的填充来维持局面。不过，无论如何，西方近代的技术和科学终究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被大量地引入了中国。近代的蒸汽机和机器体系、化学技术、枪炮制造技术、铁船的制造技术、采矿和冶金技术等在洋务派的工厂和矿山先后落了脚，为中国社会制造出了第一批机器工业产品和从事机器生产的工人。这为中国社会在机器生产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起了催化和示范作用。随着洋务派在富国强兵口号下大办工厂，一些有钱的地主官僚和商人也开始开办一些小型的近代工厂，从事一些民用产品的生产，这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起点。自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开始在中国建立银行与商业机构，接着就开办工厂。这样，中国社会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半殖民地、半官僚、又夹杂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洋务派办的工厂是中国人最先办的大型工厂和企业，其中一些后来破产和关闭了，不少在艰难坎坷中几易其手，但在同外资和民间资本所办企业的激烈竞争中顽强地生存下来了。

洋务一开办，科学和学术风气有了新起色。在政府和洋务派官僚设立的与洋务有关的新机构中出现了一批洋务派理论家。其中有郭嵩焘（1818～1891）、王韬（1828～1897）、薛福成（1838～1894）、郑观应（1842～1921）、马建忠（1845～1900）、陈炽（?～1900）、宋育仁、汤寿潜（1857～1917）、何启（1858～1914）、胡礼垣等。他们一般都因参与洋务或弱国外交到过国外，见过世面。他们的目光要比当权的大臣们略高一些，因为在自己不直接置身于政治权力中心的情况下，思想略为超脱一些，言论的自由度也略大一些。郑观应于1862年发表了《救时揭要》，1871年这本书增改后又以《易言》出版，1893年再版后变成《盛世危言》。他们不但认识到中国需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科学，还感到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变政和改革，某些人还提出了一些零碎的实际主张。从林则徐、魏源到上述洋务理论家们，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官僚阶层中的一批人已经把目光投向西方。洋务运动是这部分人中有权势的人物在朝廷的支持下所采取的实际行动。他们的基本目的就是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靠自强来应付外侮。

武器和军队

洋务运动的初衷主要是改善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中国人在和欧洲人作战中感受最深的是武器的差距。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海国图志·筹海·议战》）让我们来看看这三方面的情况。

战舰。中国人曾造出过远航印度洋的郑和宝船，但没有突破用木造船的观念。另外，古代所有船的动力都是风帆和人力桨。美国人富尔顿于1807年把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装到了船上，成为动力。这种船最初是木铁结构，大部分部件仍是木质的，称为轮船。洋务运动开始不久的1866年，马尾造船局、江南制造局等开始制造出轮船。这些轮船和购买的外国轮船一起装备了中国的福建海军、南洋海军和北洋海军。这时西方的造船技术又进了一步，战舰变成了铁甲舰。而中国的造船局还造不出铁甲舰。1884年8月23日的中法战争中，法国舰队击毁了中国福建海军的30艘船只，基本上消灭了这支海军。1885年，李鸿章通过中国驻德国公使李风苞首先从德国购买来“定远”、“镇远”（6000匹马力）和“济远”（2800匹马力）三艘铁甲舰，接着又从德英两国买来一批新舰只，随之建设了军港、炮台、船坞等，请了一些外国人参与海军的技术工作。北洋舰队装备了一流的铁甲舰，成了中国海军的主力。1894～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遭到重创，此后不得不慢慢重新组建，新建的北洋海军实际上已不能担当御侮的责任，不过，它的技术装备却有改进。1905年，北洋水师在天津设立无线电报学校，并从意大利买入7台马可尼（1874～1937）发明的电火花式无线电报机，在4艘军舰上安装了这种设备。此时，军队中也有了无线电报机。

火器。中国原是火器的故乡，但枪炮的制造没有精密化。欧洲人在明初有了铁管步枪，而且在上面装有瞄准具，明末时发展成为用燧石发火的燧发枪。1800～1818年间，英国人用化学方法造出了雷汞，发明了用击锤打击雷汞的步枪点火方法，淘汰了燧发枪。炮的铸造更精密，也采用了雷汞底座的发火方法。但枪炮的子弹都是从前端装入的，所以一般叫前装枪炮。1860～1870年洋务派买进或在各地机器局所造的枪炮都是前装枪炮。而欧洲军队的武器又在向后装枪炮发展。1835年普鲁土人德塞色设计出后装枪。1848年欧洲各国开始生产后装枪，意大利和法国人在设计新型的后装大炮。1870年的普法战争用的便是后装枪。1870年后，后装枪通过武器交易市场进入中国。1880～1890年，中国已能够自己制造后装枪炮，甚至仿制某些发明不久的连发步枪和重机枪。自然，中国洋务工厂生产的规模还不能满足改变军队装备的需要。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朝开始建设新式陆军，装备依然主要依靠输入。1910年，清廷还向法国购买了一架沙麦式飞机，并在南苑创办了飞机试行工厂。

养兵、练兵之法。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响起之后，中国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导致了军队近代化过程的开始。最先出现的近代化军队是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和海军，其中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才基本上实现了装备的近代化。他们的陆军还是一种火器和冷兵器混用的准近代化军队。尽管如此，曾和李仍然依靠自己的武装成了清廷举足轻重的权贵。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才下决心建立新式陆军，便命袁世凯（1859～1916）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1895年开始），张之洞在湖北时也编练了一批新军。这种新军在武器装备、服装、训练方法和编制等几方面都是完全新式的。正是这些用近代武器武装、用近代方法训练出来的军队，标志着中国军队的主体部分最终告别了冷兵器时代，并且在中国20世纪初的历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西学东渐的节奏

随着1860—1895年间洋务运动的开展，社会上一些有经世致用之学的知识分子被搜罗到政府和洋务机关新设的书馆、译局和企业中，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的技术和科学。这是洋务运动的需要。不了解西方的技术和科学知识，新工厂中的机器和技术工艺就无法掌握。从此，西方的机械知识、力学、物理学、化学知识和电学知识等，开始大量地进入中国社会，并同近代化的产业联系在一起。与此有关的三项工作最为重要。

第一是开办与洋务有关的书局和译局。在这类机构中出现了一批中国近代科学家。1862年，清廷设立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主持的“同文馆”。1863年又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设“广方言馆”。广方言馆和同文馆一样，一般都由外国人主持，是招收一批青年学习外语的书馆，也兼学一些自然科学。186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设立了由英国人傅兰雅（1839～1928）主持的译书馆。另外，英国人麦都斯于1847年在上海开始经营“墨海书馆”。这些译馆和书馆中有大量中国学者参加，他们和外国人一起翻译、研究、介绍和出版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这种译馆和书馆的开办，标志中国学者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后已经与清朝中期以来那种个人的、与西方隔绝的学术研究时代告别。

在这类译馆和书馆中工作并有突出成就的有数学家李善兰（1811～1882）。他在上海的8年中同外国人合译了80多卷天文、数学和力学著作。其中徐光启和利玛窦未完成的《几何原本》后9卷（共15卷）是由李善兰和英国人伟烈亚力（1815～1885）、艾约瑟（1823～1905）等译完的。李善兰最先把牛顿力学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他1860年离开上海后，在官僚徐有壬和曾国藩手下当了几年幕僚，于1868年到北京同文馆，担任天文算馆总教习达十几年。在这段时间里，李善兰独立地证明了数学中有名的费尔玛定理，并且独立地研究得出了一些定积分公式。李善兰工作的意义是相当重要的。因为翻译本身就是创造，中国古代科学中的概念和西方科学中的概念必须准确地对应起来才有助于中国人理解，而且近代科学的一部分概念是新的，需要造相应的新词和新符号来表达。李善兰创造了不少今天还在用的符号。

另外一个近代科学家是华蘅芳（1833～1902），他和英国人傅兰雅合译数学著作。概率论是他们介绍到中国的，最初译为《决疑数学》。华蘅芳的译文通顺易懂，超过了李善兰的译文。他翻译的英国人赖尔的《地学浅释》中已提到了进化论，但还没有提到达尔文的名字。1887年在天津武备学堂教数学时，他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个氢气球。

化学家徐寿（1818～1884）和李善兰、华蘅芳齐名。他编译过包括《化学鉴原》在内的十几种化学书，在编译时创造了众多的新元素的汉字名称，今天化学元素的造字方法是他开创的。徐寿在安庆时和华蘅芳一起设计出了由中国人制造的第一艘蒸汽机推动的汽船。徐寿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很快掌握了近代技术工艺。他1867年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作时，曾指导船炮枪弹制作，并自制镪水、硝棉、雷汞、炸药等。他把译书和实验结合起来，因而负有盛名。徐寿的儿子徐建寅也是一位科学家，编译过一些西方科学著作，在1871年增补了《谈天》一书。1901年，徐建寅在武汉试验无烟火药时因火药爆炸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洋务运动中书馆和译馆中还有一部分通汉语的外国人编译了一些科学书，英国医生合信1855年编著的《博物新编》是较早的一本。一些外国人办的学校也组织编译为中国学生用的教科书。从1853年到1911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其中总论和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这中间包括严复译的一系列名著。除了这些著作，1857年墨海书馆出版了《六合丛刊》，1876—1890年格致书院出版了《格致汇编》，这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刊物。译馆、书馆的业务和印刷业的关系很密切。最初中国学者们编译的书籍大都由外国人开设的印刷厂印刷。后来学校的发展对教科书的需求量增大，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1911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

第二件事是开办学校。在未废科举之前，洋务派已开始办新式的学校。以上书馆中多附设各门课程，所以书馆也是最初的学馆。在办洋务和开学馆的同时，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在各地开办了几所军事学堂，其中著名的有1866年开办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80年开办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开办的广州水师学堂等。军事学堂的兴办是因为中国对军事落后的感受最深，所有屈辱性的条约都是在无法取胜的条件下签订的城下之盟。除了军事学堂以外，和李鸿章一起操办洋务的大官僚盛宣怀于1895年奏请清廷批准设立了天津中西学堂，1897年又在上海创立南洋公学，这个公学包括师范学堂、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经费来自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1895年的中日甲午之战宣布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此后，维新思潮卷起，社会上要求学制革命的呼声日高。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朝廷办的第一所新式大学。这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没有被废除的变法成果之一。1902年，有名的实业家张謇（1853～1926）在江苏南通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这是一所中国人所办的较早的师范专门学校。但是，一直到1905年，清廷才明令取消科举制度，正式颁行新学制。此时，全国各县、府和省才开始把旧式学堂改为新式学堂和学校。可想而知，新学校的大多数教员仍是旧学堂的先生，清朝规定的教学内容中仍有不少陈腐的内容。与当时西方国家宗教组织和资本势力在中国兴办学校的热情相比，清朝统治者还略逊一筹。办学不力和迟迟不废科举表明，清廷掌有实权的统治者在关系民族发展前途的教育问题上目光短浅。

第三件事是派遣留学生。清初的康熙时代，西方传教士便带中国学生去欧洲学习，但这些人回来后，由于清朝并不重视西学，没有多大影响。鸦片战争前后，外国人在中国办起了学校（小学、中学、大学）。在这类学校中读书的一些中国学生也开始到欧美国家读大学。其中大概以1847年去美国的容闳（1828～1912）和赴英的黄宽等为最早。黄宽学成后回来在武汉行医。容闳在耶鲁大学学习了4年，目睹美国科学技术的先进，深感中国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回国后他致力于推动留学事业，企图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在当时，留学事业只能依靠朝廷的支持，所以他不得不周旋于权贵之间。他曾经去南京给太平天国的主政王洪仁王干提过建议，还做过曾国藩的帮办，替曾国藩从美国买回了不少机器，深受这位朝廷重臣的信任。1870年，朝廷接受容闳的建议，从1872年起，每年派30个少年学生到美国留学，共派4期，120人，这便是“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根据李鸿章当时给总理衙门致函提出的留学生条件，除了聪颖之外，还需“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在留学生派出之后，由于朝中掌权的大臣害怕这些学生沾染上西方的所谓“不良”风气，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而“数典忘祖”，他们在1881年被撤回国内。在这些学生中有2人取得了毕业证，其中一个是后来因建造中国的铁路而大名鼎鼎的詹天佑（1861～1919）。还有10人学成后未归，留在美国生活。显然，归国学生中大多数人是学而未成、中途而返的。朝廷在这件事上表现得进退两难，因为美国人的教育方式不符合清朝的礼仪和思想标准，培养出来的并不是专制王朝需要的理想人物，但半途而废却是一种财政上的浪费。当然，用在这方面的经费和对列强的巨额赔款以及宫廷的费用相比，倒是不值一提的。况且，归国学生中尽管大多数人学业未成，但已经先睹外邦为快，有了相当的新见识，基本上熟练地掌握了英语，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

除送幼童赴美留学外，从1876年开始，在洋务运动的高潮中，清廷从福建、天津等地的洋务学堂和机关中派出一批青年到英、法、德等国去学习军工、造船和驾驶技术。严复（1854～1921）便是此时派到英国学习海军技术的。他于1879年回国，次年当了北洋水师学堂的教务长和校长。他的同学中有丁汝昌（1836～1895）、方伯谦、萨镇冰（1858～1952）、刘步蟾、林永升、林泰曾等，都成了北洋水师的将领。

洋务运动是以这批留过学的将军们统率的北洋舰队的覆灭而宣告失败的。在此之后，国内的秀才们开始了一场谋求全面社会改革的戊戌变法。这次变法失败得更加迅速和彻底。戊戌变法后，在列强压境和西学日盛的社会风气压力下，清廷当政的实权派也想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持风雨飘摇的统治，又接着向国外派出了64名官费留学生。尤其是在八国联军入侵（1900）之后，清廷在首都被攻破的耻辱刺激下，更想把派遣留学生作为自强之道，在1900～1906年间大批向外派遣留学生，人数达万人以上，其中派到日本的有7000多人。

从清末形成留学生制度起，中国人开始主动地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中国人视已为天朝、视外国为夷的时代结束了。中国人尊师重道，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多是外国人来中国学习，中国人到外邦学习的数量不多。但留学生制度开始后情况反了过来，说明中国人已认识到外国人有长处。中国人的目光终于不再完全注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而开始注视外部世界的先进文明成果了。中国毕竟从古代社会的封闭状况中走出来了。中国人办的各类学校和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各类学校中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废了科举考试后逐步摆脱了读经的困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直接走出了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种方式显然比通过翻译性的学习更加有效，而且同时也造就了大批西方学术的翻译队伍。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都大大受到了这批留学人员的影响。

为了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外国人在中国兴办了一批学校。他们甚至在办学方面比洋务派更积极。早在鸦片战争以前的1809年，英国新教牧师马礼逊（1782～1834）乘鸦片贩子的船来到了广州，在这里充当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的译员，并同时传教、行医。他在传教时向中国人介绍了《圣经》的内容，这也曾影响了当时的厂东落第书生洪秀全。马礼逊死后在广州和香港的英国商人及传教士捐款成立马礼逊教育会，设置奖学金吸引中国学生入校学习，所学内容为中文和英文、圣经、数学、地理学等，成绩好的还被保送到欧美去留学。此后，欧洲传教士——新教（宗教改革后和罗马教会分裂的各国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都开始在中国兴办学校。

传教士们办学的宗旨自然是企图用西方文明从精神上彻底征服中国人，同时他们也充当着新兴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东方神秘大陆扩张的情报提供者和向导。生于澳门的马礼逊的儿子小马礼逊后来充当了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起草人。尽管如此，欧洲人在半殖民地中国土地上办的学校，在输入文化殖民主义的同时，也开始冲击中国传统社会中已经腐朽的教育内容和已经落后了的教育方式。在西方人办的学校中读书的人毕竟开始接受一套近代科学内容较多的知识体系。近代科学知识开始通过这种学校的课堂进入到一批中国少年的视野中。

1834年美国传教士布郎在广州办的一所小学于1842年迁香港。《南京条约》签订后，美、英、法、德、瑞士等国的教士和以法国人为主的天主教教士们来到中国，到1855年时有46人。其中英美传教士多数在家中或教堂附设学校，也有专门开办的学校。以传教士为骨干，各西方国家开始了在中国办学的热潮。其中，英国人1844年在宁波办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1850年在上海办英华书院，同年天主教会在上海办徐汇公学；美国人1853年在福州办格致书院，1861年又在福州办清心书院；1864年天主教会在上海办圣芳济学校；1867年美国人在杭州办育英义塾（1910年改为之江大学）。这类学校多属小学和中学性质，其中有相当多的基督教神学课程，还不算是纯粹的现代教育。其中有一些逐步发展成了大学和专门学校。在1905年中国学制改革时，各类教会学校已达2585所，学生有57600人。到1914年，各类教会学校发展到12000所，约占中国所有学校的20％。中国学制改革的前后，教会学校加紧把一些中学扩建为大学，并开始创办一些新的大学。在这方面外国人手里有大量中国的赔款和雄厚的资本势力，以及较多的文化人员，还利用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

欧美国家利用传教士和部分文化人员在中国办大学，是从他们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在他们看来，用基督教和科学可以培养出胜过中国士大夫的新人，这些新人可以取传统的士大夫而代之，成为中国社会中有势力的人物。西方国家当然寄希望于他们控制的中国社会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无疑，在这方面，大学比小学和中学更能收到这种设想的效益。

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大学中，以美国这个初露头角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办得最多，其次为英国所办，英美还联合办一些大学。在这里可以列举出一些著名的大学：1881年创办的跨上海、苏州两地的东吴大学，1894年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900年创办的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04年创办的广州岭南大学，1906年创办的上海之江大学，1907年建立的南京金陵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和由中学扩建的杭州之江大学，1913年创办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15年创办的福建协和大学、北京燕京大学，1919年创办的济南齐鲁大学，1924年创办的武昌中华大学。这些大学大都由美国人担任校长。以上诸大学多先后在美国的州政府或州立大学立案，并取得了相应的学位授予权，其中齐鲁大学是向加拿大政府立案并取得学位授予权的。这些学校也是外国人吸引和选派留学生的重要基地。无疑，这些学校是半殖民地中国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人办的、中国官方办的及一些实业家办的各类学校一起，构成了旧中国教育的基本框架。对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这些学校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以教育事业为基础的。

除了办校，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国还开始在中国办医院。自从哈维发现血液循环以来，西医引入了生理学，外科学和治疗学都有了发展。到工业革命时期，化学药物开始进入医药学。所以，尽管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的传统中国医药学算得上世界上最完善的古代医药学体系，但清朝末年时欧洲人在外科、产科、眼科等方面的手术疗法高出了中医，药学也由于化学药品开始出现而有了长处。1805年来中国的船医皮尔逊把种牛痘的方法传入了中国，1820年，英国人马礼逊和郭雷枢在澳门设了眼科医院，次年在广州设一医院。1835年美国医生皮特·帕克也在广州设博济医院。1854年美国人嘉约翰夫妇在广州设立博医局，附设医学校。到1876年，全中国的教会医院已有16处，诊所26处。到清廷废止八股文而改革学制的1905年，教会医院增至166所，诊所241处。在辛亥革命前后，教会医院仍在猛增，1919年达到250所。

随着医院的猛增，西药和西药房在中国出现了。其中在上海的有1853年开张的老德记药房，1868年设立的科发药厂（德国人办），1886年开张的巨屈氏药房（英国人开）等。另外，西医学校也随医院的猛增而发展。其中著名的有广州夏葛医学校（1901年建立），上海震旦医学院（1903年建立），北京协和医学校（1906年建立），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四川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均建立于1910年），沈阳南满医学堂（1911年建立）。这些医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同前述大学属于同一时期。

随着医院和医学校的出现和发展，由传教士和医生编译的众多的近代西方医药学书籍、由医院和医学校主办的医药学刊物在中国诞生了，其中1888年在上海出版的《博医汇报》后来成为《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无疑，西方近代医学知识正是随着这些医院、医学校和医学书籍、刊物散布到中国的。这些新鲜的医药学知识是同疾病做斗争的新天使，当然，它是和西方列强侵略的魔影翩翩同行来到东方的。无论如何，它的来临使中国传统医药学面貌发生了重大的改观。

西方的技术和东方的观念

洋务运动是中国从技术上迈入近代的运动，但它一开始就注定前途不妙。这是因为：第一，清廷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出现一位目光远大并能有所作为的皇帝，权力最后落到了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1835～1908）手里。这位孤独的女人尽管精明，但却没有历史眼光。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了清朝建立的世界上最华丽的万园之园——圆明园之后，她甚至把一大笔建设海军的经费挪用来为自己修缮颐和园。第二，即使是朝中那些开明的洋务派，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旧时代的根基。他们的信条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思想比那些反对学习西人之法的顽固派思想要进步些，但这种思想希望把资本主义工厂建立在传统的社会秩序和旧的专制政治地基上，洋务政策的出发点是对外以武力御西洋，给朝廷在洋人面前争些面子；对内则以军队平定用刀矛造反的农民，维护统治。历史的新生力量在这里是专制制度的奴隶，而不是向旧制度挑战的精灵。在西方，步枪和大炮早已打碎了旧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欧洲近代的科学技术不但是在旧的社会结构解体过程中生长起来的东西，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使旧的社会结构发生解体的一种最重要的革命力量。机器、军舰、枪炮及力热声电磁光化等东西本质上是颠覆或改造旧社会的历史炸弹。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为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迅速实现近代化铺平道路，但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优越感的历史根基太深厚和久远了。洋枪洋炮只打败了中国的军队，惊醒了一部分敏感的人士，困惑了社会最底层的民众，近代文化和科学技术也只吸引了部分到国外考察过的外交人员和留学生。统治阶级的上层集团习惯于求安，争权夺利常常成为朝政的头等大事。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他们只能被时代潮流推着走，而不能推动时代潮流向前。

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制造出的枪炮和军舰改进了中国军队的装备，民用工业略分了洋人之利，接济了朝廷由于赔款而债台高筑的财政。但是，由于用旧的官僚机器中的方法来管理近代的机器生产，效率不高，技术人员缺乏，管理不善，贪污和中饱私囊的现象始终是洋务工业前进的绊索，最后以很大的代价培养了一个近代工业的畸形儿，它先天不良，后天多灾，命运多舛。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使洋务派富国强兵的初衷完全落空。明治维新（1868）后的日本打败了大办洋务的中国。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光是军事装备造成的，军事上所有大的失策都和政治的腐败连在一起。这次失败使日本获得了对朝鲜的宗主权，中国丧失了台湾，帝国主义国家从此正式取得了在中国设立工厂的权力。

铁路最初在中国

自从1814年英国人斯蒂文逊发明了铁路机车之后，铁路在各大洲陆地上的扩展同工业革命向全世界各地的扩展几乎是同步进行的。铁路延伸到哪里，哪里的新资源就被开发，所有过惯了慢节奏低效率生活的人们就被火车这个铁的庞然大物拖到商品经济的浪潮中，社会原来的经济秩序被破坏，这也自然会引起社会政治生活的动荡和改观。铁路的延伸，是工业文明向古老的农业文明最直接的挑战形式。

中国近代铁路的铺设和发展，是这个古老帝国迈向现代时艰难步幅的最好写照。

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修了一段1千米长的铁路试跑小火车，清廷以“观者惊骇”为由，限期拆除。1876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和吴淞口之间修了一条长20千米的窄轨铁路，中国官员坚决反对，最后以28万两的银子买下拆除，并在上海一端的车站原址上修建了一座天妃宫。朝中官员里有一部分人反对铺设铁路的理由是：自办则库空，借债则利息太重，少造无益，多造耗费；还认为铁路一通会使水手、车夫、负贩之人成为饿殍，物价会上升，生活将更困难；甚至“穿凿山川，必遭神谴，变更祖制，大祸将临”。在这些反对者中间有支持光绪皇帝变法的皇帝老师翁同（1830～1904）、大臣孙家鼐（1827～1909）、醇亲王奕等。

推动铁路建设的根本动力是工业的发展。由于1878年开滦煤矿开掘了第一口竖井，煤炭的生产量增加了。为了运输煤炭，清廷不得不同意修筑唐山一胥各庄间10千米多的铁路，这条铁路于1880年修建，1881年通车。在修筑这条铁路的同时，由中国的唐山制造厂利用进口材料制造了第一辆实用的牵引力为100吨的龙号机车。这条铁路终于保存下来并持续地运行着，而且到1911年前还连通了沈阳和北京。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国内兴起了兴办实业以强国的热潮，西方列强也利用他们的资本和特权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渗透，铁路被视为通国谋利之道，成为中国人和外国人争相投资兴建的事业之一。从1895年到1911年间，每年兴建的铁路平均有500多千米，1905年建成的郑州黄河大桥（单线便桥）首先把中国的母亲河同现代工业技术联系起来。到1911年时全国建成的铁路达6600多千米，其中著名的有北京—沈阳（京沈线）、北京—汉口（京汉路）、天津—南京（津浦路）、上海—南京（沪宁路）、北京—张家口、满洲里—绥芬河、哈尔滨—大连等干线。其中大多数由中外合办或外国人有建筑权、借款权、借款管理经营权，由中国人完全控制的只占7％。同时，在这些铁路沿线还建起了相应的铁路机车和车辆工厂，以及铁路器材和铁路桥梁工厂，其中有名的有唐山制造厂，南口车辆厂，以及长辛店、郑州、汉口、天津、上海、大连、哈尔滨等地的工厂。旧中国的战乱虽然使铁路和铁路工厂的所有权常常易手，但铁路仍然在中国这块经受炮火和苦难的土地上顽强地延伸着。

说到铁路，不能不提到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他于1878年进耶鲁大学学习铁路工程专业，1881年回国，但直到1888年才得到了用其所学的机会。詹天佑的才华显示了中国新一代的精英一旦接受了近现代的科学技术成果，就很容易攀登到这些领域的奇丽险峻的顶部。这是一个古老民族曾经大放过光明但也曾被压抑埋没的智慧之星的最新进发。詹天佑的杰作有两件：一是主持修建了京沈铁路线上的滦河大铁桥——为此他由工地上英国同行的推荐于1894年成为英国工程师学会的会员；二是主持并组织中国铁路建设人员完成了200多千米的京张铁路的建设。京张铁路是由当时许多外国工程师视为畏途的一条路线，因为它穿越高山峻岭，途中石峭沟深。詹天佑勘测出了最佳的路线，并独出心裁地在青龙桥东沟处采用了“人”形爬坡路线，大大缩小了工程量。这条铁路提前两年完工。

詹天佑在此后还参与了中国其他铁路线的建设。他除了修路还重视育人。在他身边的铁路工程人员受其指教培养，成就甚多，为当时国人重视的铁路事业作出了很大奉献。

教育救国梦

教育的重要性在于中国人要通过接受西方式的教育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以跟上时代的步伐。教育不兴，万事不兴。

如前所述，在中国最先办近代教育的是19世纪从欧洲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从内容上讲，这种教育是融近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基督教文明于一体的。从背景上看，欧洲人以享有特权的身份在中国办教育，所以，即使这种教育客观上起了改变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作用，中国人也同时感到了它的殖民主义性质。

洋务派在中国最先兴办近代式教育，但他们所要培养的理想型人物是既通洋务又能恪守传统伦理道德和效忠于专制政治制度的新型士大夫。洋务派作为朝中重臣，他们的兴学活动直接促进了清朝旧学制的瓦解和改革。在学制改革之后，他们的教育思想也就没落了。

最先把办近代教育视为强国兴邦之要并投身于教育事业的是容闳、严复等。1905年，严复和孙中山在伦敦会面，孙说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严则认为惟教育可以救国。在辛亥革命后，严复担任了京师大学堂的总监，但此后他便开始发表尊孔读经的演说和文章，并成为袁世凯当政时孔教会的发起人之一。这时，这位老人的思想已回到了他幼年所受的传统教育上面，而他壮年时的事业应该由新的一代人物来推动了。

康有为、梁启超也是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在康看来，西方之所以富强不在于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废科举兴学校是他们变法的一项基本内容。正是戊戌变法时办了京师大学堂，开始了国立大学的历史。但康、梁在政治上的坎坷和沉浮却表明，教育本身需要国家来挽救和扶持，当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要救国也始终离不开教育。

辛亥革命后在临时政府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1868～1940）于1912年发表了《对于教育之意见》，他主张以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美育主义五者为教育方针，认为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学等均为富利主义，亦为世界观的一方面。在他的主持下，发出了在小学废除读经科的通告。中国学校中清朝的历史、律条和陈腐的古代经学被取消了，现代自然科学和工农技艺类的课程终于成为主要内容。

蔡元培当过清朝翰林院的编修，在目睹戊戌变法失败后立志于教育救国和革命，1907—1911年用官费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他在袁世凯当总统时干了半年教育总长后辞职赴德法两国继续学习研究。在此之后，北京政府于1913年8月颁发了壬子癸丑学制，1922年又改进了这个学制，颁行了壬戌学制，这是由当时的中国教育改进社于1921年在广州讨论后由政府颁行的。1921年来华的美国人孟禄（1869～1947）和1922年来华的美国人杜威（1859～1952）被聘为这个改进社的名誉董事。这两位美国人的主要意见是：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在于发展科学教育。民国初期中国的教育在脱离了古老而过时的旧体制后，经过不长的一段探索，便把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搬了过来，试图通过教育来培养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学生。

民国初期的一些教育界人士感到教育改良是一切改良的根本，通过教育改良可以改良社会，没有平民教育便没有平民政治。中华职业教育社甚至在1918年宣布了“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为个人服务于社会、增进国家生产力”的教育目的。然而，中国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及后起的工业国日本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社会复杂的内部矛盾，常常交织在一起，不时产生一些爆炸性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困扰着社会也困扰着教育界，使人们难以沿着教育的方向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由于参战，工厂中缺乏劳动力，蔡元培、吴稚晖（1866～1953）、李石曾（1881～1973）等和法国学术界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在国内教育界和一批革命分子的支持下倡导中国学生赶法国勤工俭学。1915～1920年间，各地先后有许多青年到法国边做工边学习，在法国的中国青年人数最多时达1700多人。法国的工业和技术对这些人的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当他们回国后，中国的现状又使其中的许多人选择了革命事业。共产党人中的周恩来（1898～1976）、聂荣臻（1899～1992）、陈毅（1901～1972）、邓小平（1904～1997）等就是这批青年中产生出来的革命家。

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除了颁布学制之外，还对一些学校作了调整和合并，这实际上是把清朝时由朝廷大臣们经办的一些学校从行政上归政府管理。例如由上海南洋公学发展成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和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方邮电学校、交通传习所等合并后成立交通大学，这是中国政府管理的最有名的工科学校，培养了不少第一流的科学技术人才。政府管理的最重要的综合性大学是由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成的北京大学，在1917～1927年由蔡元培担任校长（实际他负责了五年半）。蔡元培在自己负责的时候提倡思想自由的原则和兼容并包主义，鼓吹教育独立于军人集团和官僚，他聘请了当时国内一批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学者担任教授，还请了不少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和哲学家到北大讲学，其中有法国哲学家班乐卫（1920年来华），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1872～1970），美国哲学家杜威和德国人杜里舒（1867～1941）等。蔡元培于1920年在德国拜访了爱因斯坦（1879～1955），并请他来华讲学，但由于联系上的误会，拟订爱因斯坦1922年的中国之行没有实现。北大在蔡元培主持期间，人才云集，呈现出一派新气象。民国初年发展起来的另一所重要的学校是清华大学。1901年，八个帝国主义国家通过《辛丑条约》从中国的所谓庚子赔款获得了本利共10亿两（39年还清）的关银。1908年，美国接受传教士明恩溥的建议决定把自己的一份拿来在中国办学。1909～1911年间在北京成立了一个专门培训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校（1905～1921年间用该款留美的学生有689人），1925年起改办为清华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战的中国对战败国德、奥停付赔款，俄国在十月革命后放弃了它的部分，英、法、比、荷等国都仿效美国，把它们用枪炮勒索来的赔款用于在中国办教育。

民国建立之后，随着教育、文化、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教育界的一些组织在推进新教育的同时，于1924年前后开始了同西方列强在中国争夺教育权的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个是逐步取得对列强用于支配中国文教事业的庚子赔款基金的支配权（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了）；另一个是希望通过严定外国人所设学校的注册办法来逐步收回教会学校的管理权（这个目标也部分地实现了）。后一个目标的部分实现是由于1923年国共合作后导致的全国革命高潮激起了爱国热情的普遍高涨，教会学校学生们参加校方不允许的社会活动，学校中中国师生与外国人的冲突加剧，激起了不容易平息的反抗。再加上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美国向国民党政权表示友好，教会学校改变了策略，把大多数教会学校的校长职位让给了中国人。其中只有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1876～1962）和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卜舫济（美国人）一直担任至1949年。

教育救国是1840年以来中国几代人中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梦想和事业。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通过教育培养大批具有新知识的建设人才是振兴中国工业和文明的一条正确道路，但这决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被强迫卷入现代世界的古老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急迫的问题。中国同西方工业国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况且，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为远期目标服务的事业，但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政治的、经济的尖锐冲突，中国同西方国家在军事上、外交上的冲突等常常成为历史事件的中心，跃到社会生活舞台的前面，在许多情况下，军事学校往往成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关键性教育事业。1924年，孙中山为了推翻北京的北洋军人政府，在广州办了著名的新式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培养急需的大批抗日救国人才，全力创办了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要靠教育救国，而且也要靠救国来救教育了。

科学家的独立组织

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没有自己的社会组织，他们或者在朝廷设置的机构中供职，或者从事个人的自由研究，最好的情况是有相同兴趣的人偶尔聚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或者招收弟子讲学。当洋务运动开始之后，工业化的生产开始出现，科学家们的工作也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化的活动，他们逐步成了同日新月异的工业生产联系起来的智力劳动者，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更加频繁和密切了。

科学工作者独立的社会活动形式主要是学会。学会是近代世界的产物。科学家们在这样一个组织中以开会讨论、办刊物、举行各种评议活动的方式来交流、传播新思想和新发现。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时期的化学家徐寿和他的同事们曾在上海办过“格致书院”，这算是科学技术学会的雏形。梁启超也是近代学会的鼓吹者，他在《时务报》上专论学会时写道：“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会中有书，以便翻阅，有器以便试验，有报以便布新知，有师友以便讲求疑义。故学无不成，术无不成，新法日出，以为民用。”在他看来，“遵此行之，一年而豪杰集，三年而诸学备，九年而风气成。欲兴农学，则农业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兴矿利，则矿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制新器，广新法，则天、算、声、光、化、电等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以雪仇耻，何耻不雪，以修庶政，何政不成”。正是受这种思想的主导，大部分知识分子们一面从事实际的科技活动，一面结成了以传播和推进各种科技知识为宗旨的学会。这些学会的活动和刊物，同翻译过来的大批西方近代科技著作一道，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传播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信息网。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期间，北京和各地掀起了第一次成立学会的高潮。政治性的学术组织有“强学会”，它是由康有为首倡、有大批洋务派官僚列名的学会。维新派接着还办了一个保国会。专门学习科学技术的学会有算学会、测量会、药学会、医学会、农学会、地学会。以讲求教育和改变社会风气为宗旨的有戒烟（鸦片）会、不缠足会等。这些学会是和当时的办实业、修铁路、办报纸、办学堂、办书局的风潮一同涌起的，颇有一改社会千年旧貌的气象。其中农学会和算学会还于1897年办起了《农学报》和《算学报》。《农学报》作为中国最早的专业性科技期刊存在了10年左右。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组织松散的大多数学会都旋生旋灭了。1895年的学会风潮中，最先由康有为、梁启超从日文中翻译借用了“科学”一词，古代的格物致知被这个新名词代替了。这标志着中国人对科学的一种新认识。

中国近代第一个有生命力的科学学会是中国地学会。早在1860年之后，德国和美国的地质研究者们便来中国考察地质和矿产，其中最有名的是德国地质地貌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1900年以后来的人更多。中国的矿业发展也促使中国人开始用近代知识和手段研究地学。1909年，由一位地理学教师、《地文学》一书的作者张相文（1866～1933）牵头，一批热心和献身于地理、地质学的人在天津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并在第二年开始出版《地学杂志》期刊。中国地学会在民国时期存在了近30年，其资金是靠募捐支持的。在地学会之后成立的另一个重要学会是詹天佑为会长的中华工程师学会，1913年成立。中华医学会于1914年成立。

中国现代最重要的一个科学工作者组织是中国科学社，由留美的中国学生任鸿隽（1886～1961）、胡明复（1890～1927）、秉志（1886～1965）、赵元任、杨铨、周仁、章元善、过探先（1887～1929）、金邦正等9人发起，于1914年在美国出版《科学》杂志，1915年成立中国科学社，1918年总部移回国内，1919年时的会员已达604人。其中包括农林、生物、化学、化工、土木、机械、电工、矿冶、医药、物理、数学、经济和其他学科的专门人才。这个组织的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当时胡明复在《科学与方法》一文中认为：“提倡科学，以养求真之精神。知真则事明，是非彰，而廉耻生。知真，则不复妄从而逆行，为中国应究科学之最大原因。”1912年由丁绪贤（1885～1978）、王星拱、石瑛等在英国组织的人数较少的科学社并入了中国科学社。在1924年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9次年会上，马君武（1880～1940）所作的演讲是：“科学救济中国生产”，这可以视为多数社员的心声。学社出版刊物，举行年会，开展演讲和咨询活动，组织科技专家之间的国际交流，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这个学社靠募捐和政府的部分支持开展活动，吸收了中国大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到1949年，中国科学社的社员达到3776名。

民国初年，中国的现代科学研究机构开始产生。天文学走在前面。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于1912年成立了位于南京紫金山的中央观象台，下设天文、历数、地磁、气象四科。第一任台长为留学比利时的高鲁（1877～1947）。1922年，中国天文学会在北京成立。1924年，由蒋丙然（曾留学比利时，农学博士）和留美学生竺可祯（1890～1974）发起，中国气象学会成立了，这时的气象学便从天文学中独立出来。

为了适应开发中国资源的需要，1913年，经北京工商部批准，由留学英国回来不久的丁文江（1887～1936）和曾在日本留学地质学的学者章鸿钊（1877～1951）创立了一个国立的地质研究所。这个所后来培养的不少地质学人才成了中国地质学研究的骨干。当初的地质研究主要是在地质调查的基础上绘制地理图、地质图和找矿。这属于现代的应用性研究，从方法和水平上都超过了中国古代的地理学。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

此外，1915年成立的久大精盐公司的化学工业研究室是实业界最有名的科研机构。由于科学家侯德榜的工作，这个研究室后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工业、教育和社会的新生力量

民国初年，尽管乡村的地主和贫富不等的农民仍然是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在集镇和城市中，经济文化生活的旧枷锁已开始松开。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各国进入了全力进行军火制造的战时经济。战场是最大的消费市场。欧洲工厂中军火的生产增加，民用商品生产减少，对中国的商品需求量反而增加。中国的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在这时得到了一次喘息和发展的极好机会。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为了取得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及发展他们所控制的官办产业，从1912年起制定了一些技术专利政策和工商业管理条例，刺激和保护私人投资，中国的民族资本——包括官方控制的企业和民办企业开始大发展。1913—1915年，平均每年在政府工商部注册的工厂有41家，1916—1919年平均每年注册的工厂增至125家。1914年工业企业注册的资本为6200万元，1920年增至15500万元。1913年民族资本经营的煤产量为648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07％，1919年达1012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52％。铁矿、生铁产量也有所增加。1913年工厂使用的蒸气动力为43000马力，1918年达到82000马力。1913年中国输入机器的总值为800万两银，1921年达到5700多万两。

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一个直接社会后果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羽翼略丰，中国工人的数量由大战前的100万人增至1920年的300多万人（中国民族资本工厂和外国人在中国所办工厂中工人的总数）。这个数字同当时中国的1000多万手工业工人和3亿多农民相比还是微小的，但民族资本和工人数量的增加毕竟标志着代表现代生产力的社会力量的成长。

中国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产生了另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以来，到这时已培养出第一批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中学业上的佼佼者可以通过政府的公费出国留学，富家子弟甚至可以自费出国留学。教育方面的旧樊篱已不存在。从数量上看，1907年全国大、中、小学共37000多所，学生100万左右，其中39所大学的学生有6000多人，84所文理法医工艺专门学校的学生有15000多人。1917年大学学生数量增至近2万人，专业学校的学生增加得更多。1919年全国小学学生的数量已达到570多万人，大中学生的数量亦有增加。中国人办的学校和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尤其是中学生、专门学校的学生和大学生，已经接触到了比较多的现代科学知识和西方文化。这一代新人的出现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改变，也成为改变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后备力量。

当然，年轻的一代在成长中经常同旧的社会生活习惯发生摩擦，国家的外侮又使这些年轻人在政治上遭受刺激，他们深深关心着社会和民族的命运，常常无法安心和顺利地投身到科学技术工作中。鲁迅（1881～1936）在清朝末年先学开矿，再到日本学医（1902年），后又改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只是一个先例。许多精英分子走向社会之后选择了不同的政治理想，投入了不同的社会集团，成了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前进的新生力量。考察中国1915年以后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不能不注意这一代知识分子。

民主和科学

如果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士人和部分权臣认识到中国在技术上不如西方，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甲午战败后又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改变才能走上强国之路，而清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视教育和振兴实业为兴邦之本，以君主立宪为政治目标，那么，民国时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则又进了一步。创办于1915年的《新青年》杂志的主编——北大教授陈独秀（1880～1942）认为，近代欧洲人之所以优越于他族，得功于科学和人权学说之兴；科学和人权是欧洲文明之车的双轮；中国人欲脱离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急起直追，必须以科学和人权并重。李大钊（1889～1927）、吴虞（1871～1949）、鲁迅等教授、学者和他们在各地文化界的一批同人开始猛烈抨击孔夫子的纲常伦理学说和专制制度。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这些人认识到，中华民族要走上强盛之路，需要从社会文化、心理、人格和伦理道德的层次上学习西方，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他们看来，科学和民主在中国之不兴，关键是封建伦理道德没有扫除。他们基于民国政权建立后中国社会仍然没有民主的政治现实和科学文化落后的事实，开始把现实生活同中国社会的历史、经济、科学、技术、伦理、文化和政治制度等联系起来考察。这种考察只是初步的，却掀起了中国步入现代世界门坎时的一场思想革命。这些新思想产生的前提是辛亥革命前后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在清王朝寿终正寝之后，北洋军阀控制的政府实际上也无力实行严酷的思想文化统治，自由的言论得以发表。

从1915年前后开始的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是清扫中国自秦汉以来社会中积淀起来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旧传统习俗的奥革阿斯牛圈的第一把扫帚。一束新的思想曙光在历史进入民国之后显露。《新青年》的编者和作者们吹响了现代中国文化革命的第一声号角。

与翻译穆勒《论自由》（译名《群己权界论》）和孟德斯鸠《法意》的严复相比，民国初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对民主的理解略为深刻一些，而且还开始讨论和批判中国社会不民主现象的根源，提出了许多改造社会的主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对中国一批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而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民主主义思想仍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多数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大的影响。民主的思想最先体现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这些思想家把这一口号叫得更响，并且通过杂志和书报广泛地播散到在清朝覆亡又没有建立起新的政治威权的条件下成长着的下一代青年学生中。

民国初期启蒙思想家们对科学的理解已经超过了清末的维新派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解。严复之辈只是把自然规律直接地引申到社会领域。启蒙思想家们已经把科学理解为对事实的归纳、理论的演绎和实验活动。他们提倡科学主要是为了利用科学来破除迷信和反对对旧时代各种偶像的崇拜。在当时，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彭加勒（1854～1912）、马赫（1838～1916）和曾来中国讲学的罗素（1872～1970）等已提出了许多复杂的科学哲学问题，但中国到国外的留学生们还只是开始接触科学本身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家们更没有深究抽象的科学哲学问题。他们只是利用科学的一个方面来批判社会的一个方面。随着这种讨论的进展，1923年，中国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学者胡适（1891～1962）和吴稚晖（1866～1953）等同张君劢、梁启超等展开了科学和玄学的论战，把这个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张君劢对当时俄国的无产者革命和国内社会上人欲横流的现实深感不安，幻想复活灭人欲的宋代儒学以匡正风俗，以儒学中的伦理道德学说来改良政治。这显然是为民国初期国无常政、世俗日变的形势开的一副济世药方。梁启超1919年从欧洲考察回国后，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看成了科学兴起的结果，便呼吁用中国古代文化去挽救大洋彼岸西方物质文明的破产。梁启超清楚地看到科学可以带来福利，但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当然，他没有深究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机体上的各种病症，作为一个思想上已经失去进取锋芒的老人，这位当年的维新志士倾向于以消极的方式来逃避科学在社会历史中投下的阴影，并且常常回头到古代文献中寻找人生观的支柱。

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主张用科学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建设西方式的文明，还承认可以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观问题上去。但他们心目中的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生理学，以及一般社会学。实际上，对于人生观来说，产生直接影响的常常不是人们掌握的那些科学知识，而是人们的吃饭穿衣问题，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处境和对这种现实处境的感受。在理解这类问题方面，自然科学和技术都是工具性质的东西，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似乎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经济学常常和政治、世界局势搅在一起，中国社会的问题又很特殊，这就使学者们很难找到理想的最后答案和结论。

当时年轻的共产党人陈独秀和瞿秋白评论了这场所谓科学和玄学的论战。陈独秀认为论战的双方都是反科学的，他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他的唯物史观。显然，陈独秀击中了论战双方都避开了的一个薄弱环节，把问题引向现实的物质生活的方向上，从而使论战双方的观点看起来都成了学究气浓厚的争吵。无论如何，科学在历史中的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都是在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产生的，不去关注和理解现实的社会生活是无法树立科学人生观的。当然，陈独秀和瞿秋白的正确意见并没有完全否定这场争论的理论价值。

军阀的旧思想和军队的新技术

民国初期站在中国政治前台的北洋军阀，是一些在清朝旧的专制政治统治时期用新的军事技术训练出来的军人，他们在政治上没有新思想，在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也不多费心思，而主要醉心于凭借军事实力在与对手和列强的周旋中掌握国柄。

1918年，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逼走了直系的总统冯国璋，把清末时一直是袁世凯同事的徐世昌（1855～1939）推为总统。冯国璋在1919年去世后，曹锟（1862～1938）和吴佩孚（1873～1939）成为直系的首领。1920年直皖二系由于争夺势力范围发生战争，皖系集团被击溃。这时西南地区的地方军阀也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场近两年的混战。孙中山组织了一支粤军击败了桂军，占领了广东和广西一部，但到1922年，孙中山为反对西南地方军阀培植起来的军事首领陈炯明（1875～1933）背叛了他。这一系列频繁的战争一直没有停止的势头，它使中国统而不一，分而不安，人力、财力、物力耗于战火，建设现代化工业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努力受到了牵制。

民国初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轻重工业都有较大发展，清朝时就已建立起来的那些军事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依然由于战争的需要而没有停步。中国步兵的武器有了一些改进。除步枪、机枪、冲锋枪和手枪之外，在1920～1923年间，上海、汉阳、山西和沈阳等地的军工厂已经能够制造出追击炮和各种野战炮、手榴弹和飞机炸弹。到1924年，汉阳的兵工厂首次造出了威力强大但安全性好的TNT炸药。1913年，北洋军阀从法国买了12架螺旋桨式飞机，开始建立空军。1918年，北洋政府海军部在马尾建立了飞机工程处，曾为海军造了15架木质飞机。1920年后，直、奉两个军事集团和一些地方军阀先后从西方国家买了300架～400架飞机，建立了各自的航空部队，并且用之于战争。民国初年，有线电报和无线电通讯在军队中更加普及。此外，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寻找市场倾销剩余武器，中国的军阀们也购买了大批型号不齐但自动化程度略有提高的各种步兵和炮兵武器，甚至高射机枪、装甲车和轻型坦克也开始在部队中使用了。

显然，中国军阀们在引入先进武器时不甘落后，飞机和坦克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刚刚应用到战争中的新式武器。不过，中国相对薄弱的现代军火生产能力还不能满足不断扩充和消耗的军队装备需要。中国的工厂也没有对刚引进的先进武器进行大批仿制和进行有效技术改进的能力。所以，购买军火始终是军阀们的一大笔开销，当一次又一次的内战发生时便意味着大量金钱的耗费。军阀们依靠军队来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又靠政治地位和占据地盘来支配经济财政以维持和扩充军队。

1922年，亲美的直系军阀因为反对奉系军阀把持的内阁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和签订中日共管条约的计划而发动直奉战争，把奉军赶到山海关外。曹锟和吴佩孚赶走了徐世昌，把黎元洪重新请上总统的座位。踌躇满志的吴佩孚这时打算以武力统一中国，但却遭到了各省地方军事集团联省自治运动的抵制。这时各地军阀们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利用现代的通讯设备通电宣布自己的立场和调兵遣将，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却不是现代化的。

这一时期，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在同军阀的斗争中也试图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孙中山曾在北洋政府的海军中发展革命势力。1913年，中国同盟会美洲支部在夏威夷的火奴鲁鲁创办了中华民国飞机公司。1915年，孙中山在日本京都附近的琵琶湖畔创办了一所有20多名学员的飞行学校，并用飞机同北洋军阀作过战。1917年他又任用在海外学习航空的归国华侨杨仙逸（?～1923）建立空军和航空局。1920年他领导的广州政府在大沙头设立了飞机修理厂，后发展为飞机制造厂。1924年，孙中山又创办“仙逸航空学校”，这所学校后来成了国民党空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