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简史——新中国科技

历史大观园格物日志 2020-06-17 10:22:01 0

海外学者、留学生的西来东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海外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中间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们感到报国的时机已到，许多人开始踏上回归祖国的路途，希望用自己的知识来参加中国的建设。1952年4月，教育部发出了《接济国外留学生回国旅费暂行办法》，到1952年底，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所属的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已接待了2000多名回国留学生和学者。这些人被按照所学专长安排在急需人才的经济建设部门、新建立起来的科研部门和当时正在调整的高等院校中工作。这一时期回国的学者中有一批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回国前还在美国订购了一些核物理实验设备和电子学器材，并冲破了重重阻挠，于1950年将这些器材运回中国，对当时的核物理研究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国内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53～1957），对国外学者和留学生产生了很强吸引力。在这一时期，又一批海外的留学生和学者归国，接近1000人。其中研究空气动力学和火箭的科学家钱学森费尽了周折才从美国归来。

在欧美国家的留学生和学者从海外回归祖国的潮流中，中国也同时派遣大批新一代的学生和一些科学工作人员赴苏联学习科学技术。在20～40年代，中国人在苏联学习的多是军事和革命理论，而主要在欧美国家和日本学习科学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于1949年爆炸成功，这是苏联科学技术已走在世界前列的一个信号。况且，中国和苏联在政治上关系密切，在社会制度上日益趋近，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对中国有示范作用。再说，这也是当时外交和政治上惟一的选择。1951年8月，首批派往苏联的375名留学生（包括136名研究生）启程。自1951年至1960年，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每年少时有200多人，多时2000多人，总数达14000余人，约占10年中派出留学生的90％。1961—1965年，由于中苏关系出现了问题，每年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减少到几人至几十人。今天在中国科学技术界工作的一些第一流科学家便是50年代赴苏的研究学习人员或留学生。

学习苏联的先进科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外交上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的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中国在依靠苏联的帮助展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接受苏联的科学技术援助，主要是聘请苏联的科技专家作顾问，同苏联的科技界开展人员交流和合作研究，选派留学生赴苏联留学，同时在科学技术的组织机构、管理和规划、教育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全方位地学习和接受了苏联的模式。

在中国科学技术界学习苏联先进科技的高潮中，1953年3月，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中国科学院组成了以钱三强为团长的26人访苏代表团，三个月访问的收获具体反映在代表团回国后提出的报告和《科学通报》1953年发表的社论中。访苏代表团认为，苏联科学的根本特点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科学发展的计划和科学人才的培养都由国家统一的计划来协调，能够坚持全面发展和重点使用力量。这些先进经验对于改进中国科学工作一般来说是适用的。1954年10月12日，李富春和阿·伊·米高扬在北京签订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55年4月，苏联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同年12月，苏联科学家访华团来访。此后中苏两国科学界开始科研资料和情报交流、问题咨询、合作研究、互相参加科学会议和互派科学家短期讲学。1956年3月26日，中苏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缔结了《关于成立核研究所的协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重点抓了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工业工程，使中国有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1958年1月18日，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中苏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协定》，全部合作项目共122项。从50年代初到1960年7月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为止，共有数千名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对中国的工业建设、科学研究以及高等教育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在50年代，中国的广大科技人员为了直接阅读苏联科技文献，普遍掀起了学习俄文的热潮，俄语也取代英语成为大学外语教学中的第一外语。另外，苏联的教育体制也对中国50年代新教育体制的形成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新教育方针和新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发生了一场彻底改变。这便是新的教育方针的提出，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教育事业的组织改造，以及党和政府对学校的政治领导。

1949年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种新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其方法是理论与实际一致，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同时在全国办工农速成中学和业余补习学校。显然，与科学工作的方针有相似之处，这个教育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解放区经验在教育事业上的应用。古代社会中国的教育从来都是面向富豪和官宦人家子弟，即使是在民国时代，上高等学校和出洋留学的也多是经济景况好的那些家庭的子弟。中国共产党依靠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下层人民取得了政权，也试图让人民从文化上彻底翻身。

为了实施这一方针，需要对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采取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措施。这是因为大多数在旧的教育体制下工作的知识分子并不完全理解党的教育理论和老解放区的经验。新的教育方针确定后，在旧中国教育界流行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教育无目的论、儿童中心主义等受到了批判，晏阳初所组织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被解散，其所属乡村建设学院被接收，旧的平民教育被新的人民教育所取代。新的人民教育力图肃清所有封建的、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旧教育的影响，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人才。

教育方面另一个重大改变是学校组织和管理权的转移。在1949年，全国有205所高等学校，其中公立124所，私立81所，学生117万人，另外还有6所医学院和1所兵工学院归军委所管。中等学校5200多所，学生1268万人，小学346000多所，学生近2440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20％，全国80％人口为文盲。其中部分大、中、小学为外国人所办，一直到1950年仍接受外国的津贴。由于朝鲜战争中中美两国兵戎相见，中国为了肃清美国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和取得对新中国教育的完全领导，确定了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学的方针。1951年，中国政府接收了全部外国人在中国所办的大学，将它们改为公办学校或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学校。至1953年，外国人办的中小学也按此法完全收归到中国人手中。在1951～1953年收回外国人所办学校的同时，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调整，一些不同院校相同的系被合并，一些院校被拆散重组，并且重点发展了工业、师范、农林、医药等单科性的专门院校。这种调整是为了使教育为有计划的经济发展服务。1955年至1957年间，又着重加强了内地大城市的高等院校，这是为了配合国民经济建设中经济区域的整体规划和新工业基地的分布。以上诸次调整，将旧中国的成分复杂、各自为政的教育变成了由中央高度集中领导管理的、体制上单一的全民所有的教育体系，其专业设置（旧中国大学中仅有院系之分而无专业之别）完全是为了能够适应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

高等学校经过院系调整，由1953年的181所增至1957年的229所，5年中毕业生269万人，超过了旧中国培养的大学生的总和。1957年毕业研究生1723人。1957年全国的科研机构增至580多个，研究人员达28万人，比1952年增加了2倍多。另外，1953～1957年间中专毕业生达842万人，普通中学毕业生达4305万人。新学校已开始为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出第一批生力军。当然，由于高等教育和学校调整过程中偏离了通才教育，偏向了专业化教育，学校方面理工科分家和专业划分过窄过细的情况也不利于培养适应性强和创造性强的人才。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推进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许多专业院校又合并了过细的专业，开始强调综合性的素质教育，以便使学生能更好地适应变化发展的市场环境。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全面完成，党的领导人对教育事业的认识也有了变化。1957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教育方针逐步成为此后教育战线的指导思想。与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相比，这里明确地强调了社会主义觉悟，这是同已经开始的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不过，在如何贯彻和实施这个教育方针方面，党内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意见分歧到60年代围绕着学制的长短、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式、学生分配制度、国家办学校和企业办学校两条腿走路的协调和比例，最后甚至到从中学生中招收大学生还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招收大学学员，是用文化考试为基本标准录取大学生还是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程序录取选择新学员等一系列问题展开。

学校教育只是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一个部分。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国务院于1956年2月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3月，又作出了《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随之在农村开始了扫盲运动。这些都被视为一场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任务。知识分子在50年代末期也积极投入了这场文化建设。茅以升、高士其、戴文赛、竺可祯等一批科学家开始积极地进行科普创作。由一批学校教员和科技工作者编写、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科普著作《十万个为什么》到1961年4月已有8册问世，到1965年已增至21册，在60年代对普及全民的科学知识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时读它的不光是少年儿童，还有刚刚识字的群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套书被改为工农兵读物出版，直到1988年，又重新作为少年儿童读物再版。

工人的技术创造精神

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之后，国家面临的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工业化建设中最基本的两个社会阶层是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先进的技术和科学。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中的下一代人，则随着工业和教育的发展，将部分地逐步加入到工人和知识分子队伍中。

从数量上来看，工人的数量要远远超过知识分子。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的创造精神和劳动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基本的推动力。生产资料国有化之后，工厂中党委和工会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工人在党组织中的成员数量增加，对工厂事务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极大的提高，在技术革新方面的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革新能手。党和政府部门热情地宣传了他们的事迹，并大力号召工人群众向他们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鞍钢机械总厂的青年工人王崇伦曾先后8次改进工具，并创造了“万能工具胎”，提高了生产效率。1954年1月1日，重工业部发出了《关于学习王崇伦首创精神的通报》，1956年3月12日还发出了《关于积极领导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通知》。在此前后，工业战线涌现出了一大批劳动英雄、发明家和工人技术革新能手，他们对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生产的增长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支革新队伍中有西北国棉一厂的女工赵梦桃、鞍钢的劳动英雄孟泰、麻花钻头的发明者倪志福、纺织女工郝建秀、“铁人”王进喜以及50～60年代曾在X光管研究方面做出过成果的工人发明家蔡祖泉等。他们身上体现的新品质是工作中的主人翁态度和创造性精神。社会主义制度在工人群众中激发了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1960年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肯定的“鞍钢宪法”（要点为在企业中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反映了党对工人群众在推动工业技术进步方面重要作用的肯定。中国工人的创造精神和劳动热情对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工人群众虽然在政治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但在文化方面相对还是落后的。党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大办各种文化学习班和职工夜校、职工进修班来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一大批年轻工人在文化水平提高之后走上了技术工作岗位，工人中的一批先进分子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参与了企业管理直至国家管理。

科学规划的历程

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多次整体发展规划阶段。国家通过规划统一支配人员的安排、资金的分配等，以解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一系列技术问题，并开发科学和技术的新领域。

1949～1955年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还处于招集、搜罗和培养人才、初步建立与新的国民经济部门相对应的研究机构阶段。1955年全国各部门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已有840多个，科技人员有425万人（包括中专毕业生以上的人员）。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队伍已初具规模。1956年，国务院成立了国家技术委员会和科学规划委员会，这是政府管理科学技术的中心机构。这一年，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了600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制定了《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确定了原子能、无线电电子学、喷气推进、自动化和遥控、石油和稀有矿藏勘探、冶金、燃料技术、动力设备和重型机械、黄河和长江治理、化肥和农业机械化、公共卫生、基础科学等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在发展同军事有关的电子技术、自动化、半导体、喷气推进、核技术等五项尖端技术方面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以保证完成规划指标。随着这个规划的实施，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国务院所属各个工业部及企业所属的科研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的科研单位和机构、省市自治区及省以下地方部门所属的科研机构等五大科学技术方面军逐步组织、形成和完善起来。

1957年，实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工作在苏联专家合作的情况下进展顺利。1958年，科学技术部门开始重新组织力量，全力投入国家建设，一批高等院校和苏联的一些高校也开始了科研方面的合作。中国的科研人员继续到苏联的科研机关合作研究。3月17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努力实现科学发展的大跃进》一文。3月18日，中央主管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聂荣臻元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全党抓科学技术工作，实现技术革命》的文章，并在9月份主持召开了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两大组织的联合代表大会，成立了统一的全国性科技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后改称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李四光担任协会主席。同月，主要由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科研人员担任教师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成立。为了加强对国防科学技术的集中统一领导，1958年10月，国防部负责常规武器研制的部门和1956年成立的航空委员会合并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11月，国家技术委员会和科学规划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农业科学院、林业科学院、医学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中央科研组织以及各工业部门所属的大批研究院、所都相继建立起来了。省和省以下的许多科学技术协会的分会也成立了。在宣传方面鼓励科技人员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鼓励工人和农民群众参加科研活动，提出了“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口号。在教育方面开始试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厂办学校和校办工厂被认为是一个发展方向。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不少人思想上存在着过分强调群众运动、忽视进行工业化建设必须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倾向，这主要是由于不熟悉经济和科技工作的规律性。后来的事实证明，工业建设和科技工作中严格的管理和大批专业科技人员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群众运动只有在科学管理的条件下才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反之，会打乱或延误正常的进步过程。

1958年大跃进期间中央科学小组和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向中央递交科技发展规划检查报告时，提出试图提前5年，在1962年完成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指标，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和盲目冒进很快便受到了挫折。1959年，党的领导层对专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更加重视了。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和科学技术水平，继1954年确定人大、北大、清华、北农、北医、哈工大6所重点院校之后，1959～1960年又在全国指定了58所重点院校（共64所）。重点院校接收培养研究生和培训科技人员的任务，国家给予重点扶持，为了保证质量，招收学生的数量受到了限制。

新中国经济上的第一个危机在1958年大跃进刚迈出第一步时就出现了，科技发展的困难时期则是在两年之后。1960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化。7月，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技术协定，1个月之内撤走了在中国教育和科技部门工作的所有专家（1949～1960年中国共聘请了数千名苏联专家）。它给中国技术发展和工业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当时尽管一部分项目已经完成了，但没有完成的技术项目只能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继续干，放弃这些项目就是极大的损失。20世纪50年代中国还可以从苏联买进大批工业设备和科研设备，现在这条路已经不通，工业发展给科学技术提出了更多的难题。另外，向苏联派进修学者和留学生的项目也随之中断了。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不久，由于美国于1961年开始染指越南，中国继朝鲜战争之后同美国重新处于激烈的政治对抗之中。这样，依靠自力更生来发展工业和科学技术便成了必选的道路。当时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初步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有了一支阵容强大的科研人员队伍，可以迈开独立前进的步伐。1961年《科学十四条》的制定，1962年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召开等，都是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和任务所作的政策调整。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科学技术走上自力更生之路以后，发展规划不得不作调整，但军事工业中导弹、原子弹的发展丝毫没有放慢速度。当时国家不顾国内饥荒和苏联的讨债，在国防尖端技术领域继续投入一流人才和物力财力，并进行了高效的组织管理，使中国的原子弹、导弹和卫星技术在60—80年代成果层出不穷。

在1962～1963年期间，中央科学小组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又制定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这是在自力更生前提下对原有项目的重新全面审定和安排。这个规划纲要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与这一规划时期基本平行的1964—1976年间。国防工业战线进行了规模很大的三线建设。在大西南、大西北和一些中部省区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新的国防工业基地，实际上使我国整个工业布局有了改观。但由于当时是从战时工业和准备打仗的角度匆忙决策的，三线建设过程中出现了浪费和窝工现象，有些工厂选址没有考虑平时的发展，造成了许多后遗症，以至于80—90年代不得不对此作出较大的调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引导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对科技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在人们心中有了更深刻的印象，这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方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制定的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是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通过的《1978～1985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尔后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还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第七、八、九、十个五年计划推出相应配套的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及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等，并且还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1990—2000—2020）等文件以指导国家科技政策和具体科技发展规划。在具体的科技规划方面，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连续滚动式科技发展计划有著名的“863计划”、用科学技术振兴乡镇企业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星火计划”，以及同“863计划”有衔接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指导性的国家“火炬计划”，基础性研究的“攀登计划”等。

从总体上看，1978年以来，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科技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步步扩大，科学技术的发展同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实际的经济生活过程对科学技术研究的导向作用加强了，国家逐步开始通过法律手段来规范和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系列与科技发展有关的法律法规先后出台，国家规划的战略性增强了，基础研究逐步过渡为基金制，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个人的自主性大大加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产生了民办科研机构，再加上80年代以来中国科技界同国外广泛而频繁的交流和合作，使中国科技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从20世纪50年起，中国科技队伍人数不断增加：1955年425万人，1966年246万人，1985年782万人，目前已在2000万人左右。尽管如此，如果按人口平均，中国目前全社会劳动者中科技人员所占的比例依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通信和交通网的延伸

邮电通信的发展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的第10个月（1950年12月），北京—莫斯科的有线电话开始通话。到1953年，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邮电网形成了。1957年底全国通邮的乡达到99％。80年代以来中国的邮电通信有了迅速发展。到2002年，中国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数量都成为世界第一。

铁路的延伸很能代表工业推进的状况。1952—1956年间，第一条全部用国产器材建成的成渝铁路，以及天兰铁路、睦南关至河内铁路、内蒙古通向蒙古又直达莫斯科的铁路先后通车，宝成铁路筑成，1975年这条铁路最先实现了电气化。1957年，鹰厦铁路通车，1958年，包兰铁路通车，1962年，兰新铁路通车，1958—1970年建成了成昆铁路。此后建成通车的还有湘黔铁路（1972年）、焦枝铁路（1975年）、襄渝铁路（1978年）、柳枝铁路（1978年）等。1949年，中国的铁路总长22万千米，1990年初，增至5万多千米。适应中国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形势，在90年代修建了京广铁路之外的另一条南北大动脉——京九铁路。京九线已于1996年9月正式通车，它贯穿了包括革命老区在内的九个省市，不但大大缓解了我国铁路运输南北方向上的紧张状态，而且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带，是90年代建成的最重要的铁路干线。2004年，中国铁路里程有72万千米，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提高了列车运行的速度。

回顾一下中国铁路机车制造技术的历程：1881年，中国人制造的第一台“龙号”机车从唐山制造厂开出后，随着中国铁路事业的进步，西方国家的蒸汽机车逐步在20世纪被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所取代，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蒸汽机车生产国家。1959年，湘潭电机厂为宝成铁路制成了第一台电力机车“韶山号”，“巨龙号”内燃机车也于这年造成，铁路的电气化和内燃机车化悄悄开始了。直到1988年9月30日，中国制造的最后一辆铁路蒸汽机车驶出了当时世界上惟一大批量生产蒸汽机车的大同机车厂。蒸汽机车时代在中国临近结束了，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已成为主力机车。

汽车和公路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另一大标志。1769年法国人邱纽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三轮蒸汽车，1911年美国人福特的公司开始用流水线生产汽车。1956年7月，由苏联援助在3年中建成的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造出了第一批解放牌汽车。1958年，由专家孟少农（1915～1987）主持设计，“一汽”造出了东风牌小轿车。1950～1979年间，中国的公路从8万千米增至87万千米，其中1954年通车的康藏公路、青藏公路把世界屋脊同四川、青海联系起来了，高原上开始有了现代化的春色。在这30年间，中国的汽车增至144万辆，其中大多数为“一汽”生产，此外，北京的吉普车厂、上海的小轿车厂、南京的轻型载重车厂都生产了不少产品，天津、武汉、郑州等城市也建立了不同型号的汽车制造厂。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十堰建立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生产了东风牌载重汽车。但50～70年代卡车的型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明显的改进，轿车一直处于小批量生产的水平。80年代以来，从国外进口的汽车（包括高级小轿车）数量剧增，与此同时，许多企业都在市场压力下开发新产品。新产品技术性能有了提高，色彩趋于鲜艳明快和多样化。1986年中国的公路已延长到962万千米，国产和进口汽车已达到360万辆。近20年，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中最明显的进步是一大批企业同外国合资，引进先进技术，大大提高了汽车工业的技术水平和规模档次。其中上海生产的“桑塔纳”和“别克”、北京生产的“切诺基”和“现代”、长春生产的“奥迪”和“捷达”、十堰生产的“富康”、广州生产的“本田”、天津生产的“夏利”等轿车和吉普车，是我国分别同德、美、韩、法、日等国合作的产品，现在已成为公路和城市街道上最常见的车辆。1989年初，沈阳—大连、上海—嘉定、广州—佛山之间的高速公路通车。1990年9月，北京—天津—塘沽之间的高速公路通车。1996年，从上海到南京的沪宁高速公路通车。目前中国高速公路在2万千米以上，长度居世界第二。

造桥技术在中国古代相当高超，赵州桥、卢沟桥、泉州的安平桥今日犹在。1955年9月开工的由苏联专家设计的中国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于1957年10月通车。1960年，中国最长的铁路复线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1905年这里建设了单线便桥）。1968年，由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也建成通车。1991年上海建成了南浦大桥，该桥设计上采用了双塔双索叠合梁斜拉桥的形式，主桥全长846米，主孔跨径423米，贯通了浦东浦西，在全球同类桥中仅次于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90年代中期，另一座相似的杨浦大桥建成。这两座桥的风格和技术集中体现了90年代中国的造桥水平。

民用航空在新中国得到了较快发展。解放前夕国民党控制的中央航空公司在起义后留在了大陆，构成了中国民航的基础，接着从苏联买进了新飞机。1954年7月中国工厂制造的第一批飞机试飞成功。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自己制造的民运飞机基本上是苏联飞机的改进型号。80年代，中国研制了中小型客货两用运输机“运七”和中型运输机“运八”、多用途直升机“直八”以及其他一些型号的运输和民用飞机。1986年，中国和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生产的首架MD—82飞机升空。新中国的民航不断开辟新航线。1956年5月，北京到中国西部最高城市拉萨的航空线通航。此时，中国内地各大城市和边疆重镇，以及中国同苏联及已建立了外交关系的部分国家之间的空中联系已基本建立起来。20世纪50—70年代，乘坐飞机对普通人还是可望不可及的，但80年代以来却逐步成了现实。1984年底，中国的航空运输线已达214条（国内183条，国际24条，香港地区7条）。而且，航空在工业、农林业、勘测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应用有所加快。90年代以来中国民航经营体制有了改革，民营航空公司和合资性质的航空公司也出现了，并且向集团化方向发展，航空管理和服务水平以及飞机维修技术有了提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资的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拥有亚洲最大的机库。1996年，中国民航业在国际民航业中的位次已达到第11位，但干线飞机一直以美国和欧洲制造的机种为主。

民用船只制造和水运方面的发展相当突出。旧中国的造船技术有一定的基础，但仍然没有造大船的能力。解放后，大连、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造船业有了新发展。民用船只的吨位不断取得突破。1958年大连造船厂造出了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苏联设计），但这艘巨轮1963年5月1日在驶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了。1960年，上海造船厂造出了由中国工程师设计的万吨远洋货轮“东风”号。1962年，上海江南造船厂造成3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自学成才的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沈鸿担任总设计师），这是大型构件锻造技术的一个进步，1971年，这个厂制造的2万吨货轮“长风”号下水。1976年大连造船厂制造的5万吨级远洋油轮“西湖”号下水。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造船业进入了世界市场，可以造出第一流的大型船只。90年代上半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每年所造船的吨位总量已达到100万吨以上。1995～2004年间，中国的造船吨位一直处于世界第三。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电话、电报、邮电网、广播网、卫星网、电视网、铁路、公路、航空线以及水运网已逐步把中国大陆这片古老的土地用现代工业技术之网和信息网，更密地织成一体。

民用工业的发展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从结构上和技术上彻底改造和重建了工业。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施工的建设单位达1万个以上，其中黑色金属部门312个，电力部门599个，煤炭部门600个，石油部门22个，金属加工部门1922个，化学工业部门637个，建筑材料部门832个，造纸部门253个，纺织部门613个，食品和其他部门约5000个。这些工程在1957年前后都基本上完成投产了。经过“一五”期间的建设，中国的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炭、石油、化工（包括塑料、橡胶和合成纤维）、大型金属切削机床等工业、发电设备、无线电和有线电器材、冶金设备、采矿设备、汽车、拖拉机、飞机等制造业和重工业有了坚实的新基础。解放前工业残缺不全的状况已基本改变。20世纪50年代人们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过分重视重工业。当时的工业建设过程中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严格排斥市场机制，为80年代以后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煤炭工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采和使用煤的国家。旧中国的煤炭工业有一定的基础，但产量并不高。20世纪50年代以来，作为最主要的能源和化工材料的煤的生产得到了重视。1952—1980年间煤的年产量增加了近10倍（从6600万吨到62000万吨）。原煤产量从1949年占世界第10位，进至1988年占世界第1位，在这期间，年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0％左右。中国的煤都有大同、开滦、抚顺、阜新、平顶山、淮南和淮北等。

水利电力工业旧中国没有建设大型电力工业的技术条件和历史环境。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在沿海和内地工业城市附近建设了几十个大型火力发电厂，主要以煤为燃料，约提供50％的电力能源。水力发电站也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起来。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建成的有青铜峡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丰满水电站、三门峡水电站；60—70年代建成的有丹江口水电站、龚嘴水电站、盐锅峡水电站，以及刘家峡水电站（1964～1975年建成）。1965年，先进的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首创成功，1969年安装并发电，这是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设备。70年代以来又有一大批新的水电站开始施工，其中几座大的分布在长江、黄河、乌江、松花江、大渡河之上。1970年底开始建设长江上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与电站属于同一个系统的还有高压远距离输电工程，另外还有相应的电机制造工厂，哈尔滨和西安是两个重要的中心。至1980年，中国共有1820座水电站，其中有18座大型水电站。1994年12月14日，论证了40年的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这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是发电和防治长江洪水的关键性工程之一，计划在2009年竣工。20世纪90年代还通过国际招标建设黄河上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中国水力发电为国民经济提供的动力源占30%左右。大大小小的电力提灌工程使水源不足的农业地区提高了粮食产量，扩大了耕种面积。

金属工业20世纪50年代末，以鞍钢（扩建）、武钢（基本上是新建）、包钢（新建）、首钢（扩建）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已建成。1969年，第一座旋转氧气转炉在鞍钢建成，标志着钢铁冶炼技术的一个进步。1965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动工，1978年11月27日，一期工程建成投产，这是中国第一个自己设计、制造设备并安装施工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20多天后，从日本引进全套新型设备的现代化大型钢铁基地——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举行了动工奠基礼，1985年9月1号炉开始运行，目前是国内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辽宁、黑龙江、山东、内蒙古、河南、贵州、四川、甘肃、宁夏等地建设了一批铝的生产和加工厂矿。湖北大冶、安徽铜岭、山西中条山、云南东川、甘肃白银和江西德兴则建成了铜的生产基地。江西南部的钨、河南的锑、贵州的汞也先后得到了开采，甘肃的金川发展成了中国的“镍都”，云南的个旧发展成了中国的“锡都”。

钢铁、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产量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1988年中国的钢产量已居世界第4位，1996年，钢产量达到1亿吨左右。

机器制造业机械化的机器制造业是工业化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齐齐哈尔、大连、北京、天津、武汉等地建设了18个重点工厂。80年代中国已有400多个机器制造厂，其中大型的有42个。沈阳第一机床厂、武汉重型机器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洛阳矿山机器厂、兰州石油机器厂等都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有名的大型企业。中国当时最大的拖拉机厂是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于1959年11月1日投产。70年代以来，尤其是由于80年代初以来农业经济政策的改变，中小型拖拉机制造业兴旺起来，拖拉机制造工厂数量大增，型号多了起来。

机械工业属于传统工业，它是由手工业发展而来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技术、传感技术以及新材料和新工艺正在这个领域引起一场技术革命。数控机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机器人等技术已成为当前的主导技术。我国在这些方面也有很大发展潜力。

电子工业解放前夕上海、北京、天津、重庆、武汉等地的工厂大多用进口原件安装和修理有线电和无线电设备。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大陆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都建立了电子设备工厂。生产的产品有广播通讯器材，雷达、舰船、飞机、导弹、卫星和各类武器上的电子设备，科研部门所需要的各种电子测试和电子显示系统，电子计算机，电视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从世界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是电子计算机在经济和军事部门应用飞速发展的时代，由于中国工业基础和技术基础的薄弱，以及和世界电子技术进步前锋的相对隔绝，一直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距。

化学工业主要包括石油化工、化肥工业和橡胶工业。上海、北京、天津、青岛、大连、沈阳、兰州等城市是化学工业中心，广州、南京、重庆、常州、武汉、西安、哈尔滨、太原等城市的化工也发展很快。至1980年，国营的化工企业达5880个，其中302个是大型企业。上海石化总厂、上海高桥石化公司、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辽阳石油化纤公司、抚顺石化公司、兰州石油化学工业公司、兰州炼油厂、北京燕山石化公司等都属于大型企业之列。从这些大型企业的类别来看，石油化工是化学工业中技术性强、生产最为集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化学工业为国民经济提供的重要产品有塑料、橡胶、合成纤维、汽油、煤油、润滑油、化肥、药物、酸碱等，其地位举足轻重。

建筑材料工业包括水泥、玻璃、砖瓦、新型建筑材料等的生产，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有了新发展。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的建筑学系是建筑工程师的摇篮。现代建筑学和古代不同的是应用了固体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建筑材料工业的发展和建筑设计水平集中体现在首都北京的大型建筑物上。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北京展览馆等代表着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特征，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技术特色。80年代崛起的首都机场候机楼、北京图书馆新馆、长城饭店、国际饭店、北京国际展览中心，1990年建成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亚运村和比赛场馆等，给古老的北京增添了新的景观。与作为古代世界技术和文化遗产的明清故宫建筑一起，记录了时代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大城市逐步出现了特高型建筑物。至1997年全国已有百米以上的高楼近百座，其中北京的京广中心达200多米，上海浦东金茂大厦高达400多米，居全国第一，世界第三。这一时期建成的天津电视塔、北京中央电视塔、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等的高度都在300米以上。这些也给城市带来了更多的现代化气息。2004年建设着的“蛋形”国家大剧院、作为2008年奥运场馆的“鸟巢”形国家体育场和“水立方”形国家游泳中心等，代表了21世纪初的科技文化水平。

另外，纺织工业——棉纺织、毛纺织、化学纤维纺织、丝绸纺织，造纸，陶瓷，制革，自行车制造，缝纫机制造，钟表制造等工业，也从20世纪50年代起或建立，或扩建，以新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其中纺织、造纸、陶瓷制造曾代表过中国古代驰誉世界的技术，但在20世纪的先进技术行列中，它们已不再具有这种代表性了。从对一般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方面来看，纺织、自行车制造业和钟表制造业依然是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迅速的民营企业在整个民用工业领域已经开始起重要作用。

地质学和石油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把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结合起来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个领域是石油部门。石油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地上跑的和天上飞的一切机动车辆——汽车、拖拉机、内燃机车、舰船、坦克、飞机和许多其他机械都需要石油产品做燃料，石油也是重要的化工原料。

石油工业的首要问题是找到产量丰沛的油田。自清末以来，开矿勃兴，外国人来中国考察地质的同时，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也随之诞生了。这是一支相对于其他学科力量更加雄厚的队伍。中国第一个国立科研机构便是章鸿钊、丁文江在1913年开办的工商部地质研究所。抗日战争时期，地质学家孙健初带领的考察队对玉门地区考察后建立了玉门油田。玉门有油远在晋人张华的《博物志》和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中已载明，孙对玉门的考察确定了产量丰富的油井位置。然而，直到解放初期，中国工业的血液石油仍然主要依靠从国外输入。近代来到中国的许多外国人断言中国贫油，中国的许多地质学家不相信这一结论。谢家荣（1898～1966）在40年代通过考察和研究后提出了中国许多地区都可能有石油的看法。黄汲清在40年代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地质构造，提出了“陆相生油论”和“多旋回成矿论”。翁文灏、李四光等都不相信中国是贫油国。但在战乱的时代不可能展开全面的勘探工作。解放后，中国地质学家们的理论使国家大胆地把石油勘探队伍从中国的西部（以玉门为主要基地，50年代西部开发的还有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撤到东部。通过1956～1959年的勘探，在松辽平原上发现了大庆油田。1960年5月，全国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的4万多人在余秋里和康世恩等的领导下展开了大庆石油会战。1963年底，一个大型石油企业出现了。“大庆”的出现结束了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历史上最早开采和使用石油的古国实现了工业时代的石油自给。这件事在当时既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关键作用，也具有时代意义。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1975年，从大庆到秦皇岛、再到北京的输油管道建成。1977年，山东半岛上滨海地区的大港油田和渤海湾的胜利油田建成。1975～1978年间，河北冀中平原上的任丘油田建成。至此，中国东部和沿海地区成为主要石油产区，中国由石油的进口国成为出口国。80年代，一系列新的油田被开发，不少大油田发展成为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企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和生产加工基地已遍布19个省市自治区，1983年统计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基地达122个，其中有15个大型基地，它们是：大庆、吉林、辽河、冀中（包括任丘油田）、大港、胜利、河南、江汉、江苏、新疆（包括克拉玛依油田）、青海、玉门、长庆、延长、四川。加工过的原油产量幅度为：1951年38万吨，1968年1760万吨，1980年7538万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油田正在不断建设中。1984年，中国在东海建造的第一座半潜式石油钻井平台交付使用，这是一座高100米、如足球场般大小、可以配124人工作的海上石油站。90年代，南海石油的勘探和开采也加快了步伐。大量新开发的油田为石油化学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其中大庆油田由于采用了注水开发技术而保持了长期高产稳产。1989年初，中国石油工业开始重新关注西部的复兴，计划开发塔里木盆地的石油，建立一个特大型的石油基地。90年代中期，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塔中1号井已经开始喷油。1996年我国石油的产量达到15亿吨左右。尽管如此，2004年，中国在经济多年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成了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

核武器的研制

核武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美国最先制造出来的。它的理论基础是原子核物理学。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学家西拉德（1898～1964）、爱因斯坦（1879～1955）、费米（1901～1954）等人最先推动了这种新武器的制造。这是现代科学在军事技术方面最可畏的应用。中国的原子核物理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赵忠尧、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等人最先推动，第一个目标便是制造原子弹。由于武器落后而在过去100多年中蒙受无数失败和耻辱的中国人深知掌握新式武器的重要性。况且，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苏两国发展核武器的军事工业机器都在飞速地转动。没有原子弹便要处于别人的核讹诈之下，难以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955年初，由地质部的铀矿勘探队伍和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技队伍组成了最初的阵容，接着成立了二机部，近代物理研究所改称原子能研究所。国防科委、二机部和科学院协同领导制造原子弹的工作。除前述几位著名科学家外，这支队伍里还有程开甲、吴际霖、郭永怀、杨澄中、戴传曾、陈国珍、姜圣阶、曹本熹、汪德熙、肖伦、汪家鼎、何泽慧（女）、吴征铠、王承书（女）、杨承宗、朱光亚、周光召、胡仁宇、钱皋音员、龙文光、陈能宽、黄祖洽、邓稼先、于敏等科学家。参加这项工程的有全国568个单位，科技人员、工人、解放军共10万人左右。宋任穷、张爱萍、刘杰、李觉等担任过这支队伍的主要领导。

1958年，由苏联援建的第一座实验性反应堆开始运转，回旋加速器也建成了。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当时在苏联原子核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的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和丁大钊、王祝翔等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在国内的核弹专家们开始独立地设计和组织制造原子弹。经过一批核物理学家、核弹专家、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解放军在严格保密情况下的联合奋斗，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蘑菇云在西部的罗布泊上空升起。这颗原子弹的诞生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它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加入了成员不多的核俱乐部，对美国和苏联两个世界核武器大王是一个冲击。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且，原子弹的爆炸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增加了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感和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从社会条件方面来看，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下对科学技术部门的人力物力的统一组织和集中使用，中国的原子弹是不可能迅速造成的。

1965年，中国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1966年10月，又成功地进行了近程的导弹核武器试验，这是完整的陆基核武器系统的初步完成。之后，核武器的研制一直在继续进行。当时中国在支持越南北方的抗美战争，1967年同印度发生了边境战争，1969年3月东北中苏边境又发生了武装冲突，周围充满了不安的气氛。毛泽东、周恩来对这项工作给予了极大关注，聂荣臻领导着尖端国防工业。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后，完善核武器的地面和地下核试验一直相当连续地进行到1996年7月30日（共40次左右）。此后中国为了响应广大无核国家的要求和推动核裁军，宣布停止核试验，并于1996年9月在联合国同其他50多个国家首批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核裁军的道路仍然是漫长的。

中国的原子弹和火箭技术一起，构成了民族自卫整体力量的重要盾牌，并且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和防止核战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火箭、导弹和航天技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开始把工业时代的火箭用于实战。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用火箭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从技术上打开了人类通向空间时代的大门。导弹是一种用火箭（弹道式导弹）或喷气发动机（飞航式导弹）作动力、并具有自动导向系统的飞弹，它的弹头可以是常规炸弹或原子弹。所以，研究火箭技术和喷气技术，既是发展军用的现代武器系统（包括核武器）的关键技术，又是用火箭为动力发射外层空间航天器的关键技术。

和原子弹一样，火箭和导弹技术在1956年的科技规划中被列为发展的重点，1956年10月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是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由回国不久的科学家钱学森任院长。另外，20世纪50年代从海外回来的材料专家姚桐斌、空气动力专家庄逢甘、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微电子专家黄敞等都加入了导弹、火箭和航天器的研究队伍。在50年代初成立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其他教育、科研单位的一批专家也被抽调到国防部五院，包括液体火箭和卫星通信工程专家任新民、冲压发动机和战术导弹设计专家梁守、远程火箭设计专家屠守锷、黄纬禄、谢光选、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等人。军队中一大批干部、从苏联回来的孙家栋、宋健等一批留学生和国内大批新的大学毕业生、直至其他部门所属工厂中的一批技术工人骨干都被抽调到这个系统。1956年起步的中国导弹、火箭事业作为一项军事性质的、代表20世纪尖端技术的事业，和原子弹的研制一起，最为国家所重视。

从1956年到1959年，这项事业还处于打基础的阶段，而且在同苏联专家合作。1960年苏联专家离开后，中国的专家们不得不独立地开展研制工作。1958年开始在甘肃酒泉平沙万里绝人烟的戈壁上建设第一个试验发射基地。在经历了初期的失败之后，从1964年开始，中近程火箭开始从酒泉的发射场上飞起。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冲击了中国的所有部门和社会阶层，但航天部门和原子武器的研制部门受到国防工业高级领导人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和军队中元帅们的保护，蒙受的损失较小，连同这项工作无关的“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也喜欢把尖端技术的成果视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也有利于这两个部门避开政治风浪的直接冲击。

1966年，作为陆基战略核武器的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1970年4月21日，“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从酒泉飞上太空。中国人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13年后完成了这项事业，而美国人在9个月前（1969年7月）把“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送上了月球。对于火药和火箭的故乡来说，真正的航天时代毕竟开始了。

1970年，战术导弹的研制和战略火箭的研制被划归不同的工业部门领导。战术导弹与新型战斗机、舰艇及陆军的部分装备的研制计划密切相关。20世纪60—80年代中国新式战术导弹的研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有“红旗”、“红樱”、“海鹰”、“鹰击”（有C—601、C—801等型号，为空舰导弹）、“上游”（舰—舰导弹）等。与战略武器和卫星相关的巨型火箭更为引人注目，因为它是洲际核导弹和卫星的运载工具。中国战略火箭中最有名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其中“长征三号”是一种在第三级采用低温燃料的太空运载火箭，具有世界一流水平，性能极为可靠。“长征四号”是一种大推力火箭。1990年7月16日发射试验成功的“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推力更大，用以发射重型卫星。

在第一颗卫星上天之后，一颗科学实验卫星“实践一号”于1971年进入轨道，并连续工作了8年。洲际火箭也于1971年基本试验成功。在不断进行发射实验的过程中，于1975年实现了人造卫星的回收，1981年实现了一枚火箭（上海航天基地研制的风暴一号）发射3颗科学实验卫星。1984年4月8日发射成功的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是国家加强航天技术在通讯和军事上实际应用的第一步。这颗卫星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建设的四川西昌发射场上飞起的，这是一个低纬度发射点，有利于卫星进入赤道平面。1988年9月7日，发射了一颗太阳同步轨道试验性气象卫星——“风云一号”。卫星给地面的几个接收站发回了清晰的地球上空云图照片，有利于提高天气预报的时效性和准确度，但它仅工作了39天便出现了故障。同年，性能优秀的长征系列火箭开始承担为欧洲国家发射卫星的业务。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基地把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送入轨道，这在技术、经济、政治上都有很大的意义，表明中国已加入了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的竞争。1990年9月3日，太原卫星发射基地又发射了“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同年10月发射的一颗卫星舱内装有试验性的动物和植物，说明中国也在进行太空生物学的研究。与火箭和卫星技术并行发展的还有一个完整的卫星测控系统，这个系统的中心在古城西安。1992年以来，用长征系列火箭发射外星时曾出现过发射失败的情况，使人们更加认识了航天事业中的风险。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来严格保密的航天工业界和外国同行的接触大大增加了，中国的开放政策给这个尖端技术部门带来了新的生机。为了实现航天领域的进一步探索，中国在1992年开始实施由王永志、戚发轫等主持的载人航天工程，并于2003年10月15～16日成功实现了“神舟五号”乘载航天员杨利伟的太空之旅。2004年，中国探测月球的“嫦娥工程”也进入了实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