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方术与天意崇拜

一 借方术以通达天意

《北史·艺术·庾季才传》载：

开皇元年，授通直散骑常侍。帝将迁都，夜与高 、苏威二人定议。季才旦奏：“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为迁徙计。”帝愕然，谓 等曰：“是何神也!”遂发诏施行。赐季才绢布及晋爵为公。谓曰：“朕自今已后，信有天道。”于是令季才与其子质撰《垂象》、《地形》等志。谓曰：“天道秘奥，推测多途，执见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预此事，故令公父子共为之。”

隋文帝迁都定之于夜，庾季才类似请求继之于旦，二者为巧合还是庾季才事先有所察觉，此不作论。观此记载，有两处颇值得注意。一是庾季才迁都之请是打着天意的旗号，而且这种天意的体察是通过仰观俯察、龟占卜兆等方法。二是隋文帝“天道秘奥，推测多途”之语。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人们与天沟通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史籍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星占、望气、风角、谶纬、占卜、相术、占梦等，是人们领会天意常用的形式。

星占用星象来附会人事，它从星象的变化来占卜人世的吉凶。《晋书·天文志》说：“昔在庖牺，观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类天地之情，可以藏往知来，开物成务。”可见占星之术兴起的年代相当久远。魏晋南北朝时，占星术的流传更广，影响更大。东汉末，侍中、太史令王立就借星象为曹魏代汉制造舆论。他对宗正刘艾说：“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不久又对汉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三国时，吴主孙权听说魏文帝禅代汉祚，刘备亦蜀中称帝，便呼问知星者自己分野中星气如何，遂生称帝之意。西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十二月，曾下诏禁星气谶纬之学，但不久便发现星气之学于己有用，又将其恢复。史载：“武帝咸宁四年九月，太白当见不见。占曰：‘是谓失舍，不有破军，必有亡国。’是时羊祜表求伐吴，上许之。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见西方。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吴军，孙晧面缚请罪，吴国遂亡。”可见在晋武帝决策出兵东吴中，占星起了一定的作用。东晋大将军桓温，久有篡位之心，曾深夜将一个知天文的蜀人唤至府中，拉着他的手问国家祚运的长短。占星者说：“世纪方永。”桓温以为他不敢直言，便开导说：“如君言，岂独吾福，乃苍生之幸。然今日之语自可令尽，必有小小厄运，亦宜说之。”星人答：“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气候如此，决无忧虞。至五十年外不论耳。”桓温听罢，篡位之意乃止。南朝人孔灵产，解天文，好数术。萧道成辅政时，沈攸之起兵反叛。孔灵产说：“攸之兵众虽强，以天时冥数而观，无能为也。”萧道成以其言有验，擢迁其为光禄大夫，并令其上灵台占候天文。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太史屡奏天文错乱。帝亲览经占，多云改王易政，故数革官号，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灾应变”。北齐河清三年（564年）五月，天上白虹围日两重，赤星出现。武成帝高湛甚觉不祥，乃用盆水接星影而盖之，正巧盆破。高湛乃杀其侄高百年禳灾。

望气即根据云气以占吉凶之术。魏晋南北朝时，望气之术也很盛行。《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载：曹丕“生时，有云气青色而圆如车盖当其上，终日。望气者以为至贵之征，非人臣之气”。黄初元年（220年），刘豹等上言劝刘备称帝说：“臣父群未亡时，言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见来积年，时时有景云祥风，从莚玑下来应之，此为异端。又二十二年中，数有气如旗，从西竟东，中天而行，《图》、《书》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圣讳豫睹，推揆其验，符合数至，若此非一。臣闻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故应际而生，与神合契。愿大王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海内。”吴国孙晧时，有望气者说，荆州（治今湖北荆州）有王气破扬州（治今江苏南京），而建邺（即今江苏南京）宫不利。孙晧便迁至武昌（治今湖北鄂城）。为压制荆州的王气，孙晧又征发民工挖开荆州界内大臣名家之墓。后施旦在建邺反，孙晧杀之，又派数百人鼓噪入建邺，杀施旦妻子，称天子派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应前望气者之言。东晋初，陈敏作乱，望气者陈训说：“陈家无王气，不久当灭。”南朝梁武帝也用望气神化自己，据说他为布衣时，“所住斋常有五色回转，状若蟠龙，其上紫气腾起，形如伞盖，望者莫不异焉。”北魏拓跋焘时，有望气者奏言上党（治今山西潞城西）有天子气，地点在壶关大王山。拓跋焘于是南巡以压此气，又在大王山累石为三封，切断其北的凤凰山，以毁其形。东魏武定四年（546年），高欢会兵于晋阳（治今山西清徐东北），准备伐西魏。殿中将军曹魏祖说：“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气逆生气，为客不利，主人则可。兵果行，伤大将军。”以上数例，可窥见魏晋南北朝时望气流行的概况。

风角即通过观察自然界中的风来占卜吉凶。《三国志·魏书·方伎传》注引《辂别传》载，管辂曾与王弘直论风角之术，王弘直问：“风之推变，乃可尔乎?”管辂答：“此但风之毛发，何足为异?若夫列宿不守，众神乱行，八风横起，怒气电飞，山崩石飞，树木摧倾，扬尘万里，仰不见天，鸟兽藏窜，兆民骇惊，于是使梓慎之徒，登高台，望风气，分灾异，刻期日，然后知神思遐幽，灵风可惧。”在管辂看来，利用风角推算变异不过是毛发之技，而知遐幽神思才是风角的本旨。“遐幽神思”显系指玄远的天意。魏晋南北朝时期，风角虽不及占星之盛，但善风角之人的记载也很多，孙吴的吴范，两晋的陈训、戴洋，北魏的王早，东魏北齐的王春、许遵都因善风角闻名。可见风角之术在当时的影响。

谶纬之术起于秦而盛于东汉，它的出现与流传，都是和天意符命紧密相连的。魏晋南北朝时，谶纬遗风尚存。之所以称其为“遗风”，第一，谶纬之术屡被朝廷所禁，故只能在朝廷禁令夹缝中生存。第二，谶纬中附会儒家经典的纬书影响日益减弱，而形式简单容易被人们接受的谶语仍十分活跃，谶纬已部分失去秦汉时期的意义。尽管谶纬已发生部分变化，但其传符命达天意的功能仍存。曹魏代汉之际，太史丞许芝等上书说：“《易运期谶》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今际会之期在许，是其效也。”谶纬之术为曹魏代汉推波助澜，表现出双重作用，即促台上者垮台和促台下者上台。因此，两晋至南北朝，政府曾多次下诏禁止谶纬。但史籍中对信谶纬之事的记载，要比对它的禁止多得多。西晋末，有童谣说：“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后司马睿与司马氏其他四王渡江，司马睿在江东称帝，建立东晋。司马睿早在八王之乱末便开始经营江东，在西晋政权覆亡之势已很明显之时出现此种谶语式的童谣，显然是为司马睿称帝制造天命根据。后赵石虎时，有“灭石者陵”之谶，石虎便将兰陵郡（治今山东枣庄南）改名为武兴郡。前秦苻坚时，国中有谣言说：“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苻坚深恶此谶，每次征伐都诫军中：“地有名新者避之。”后燕主慕容垂，原名慕容霸，后因田猎坠马，将齿摔落，慕容便改其名为慕容耝，后根据谶记之文，去掉“”旁，为慕容垂。后燕国都被攻破，燕主慕容宝灭亡。慕容德参军刘藻自后秦归，带来玉玺一枚，并有图谶秘文，文曰：“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复刚。”当时又有谣曰：“大风蓬勃扬尘埃，八井三刀卒起来。四海鼎沸中山颓，惟有德人据三台。”“八井三刀”即“并州”之隐语，指北魏兴于山西北部。“中山颓”指燕都中山被攻破。“德人”指慕容德。众人据此劝慕容德称帝。慕容德虽未马上接受，但此谶无疑为其后来称帝建南燕作了舆论准备。南朝萧齐代宋之际，流传谶语也很多，如，“萧为二士，天下大乐”。二士相累为“主”。又如，“天子何在草中宿”。宿取肃的谐音。这两句谶语简直把萧姓为帝之意说白了。萧梁代齐之时，太史令蒋道秀陈说萧衍称帝的天文符谶64条。沈约也向萧衍进“行中水，作天子”之谶。萧衍进入建康后，山中隐士陶弘景闻议禅代，便援引图谶，处处皆成“梁”字，令子弟进之。北魏统治北方时间较长，政治相对稳定，加之统治者对谶纬禁止甚严，所以谶纬活动较少。但北魏末期，随着朝廷统治力量的削弱，谶纬之事又有抬头。《魏书·术艺传》载，北魏末，刘灵助自号燕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行台。又，“驯养大鸟，称为己瑞，妄说图谶，言刘氏当王”。《北史·艺术传》载，北周宇文护执政时，问庾季才有关天道征祥之事。庾季才说：“上台有变，不利宰辅，公宜归政天子，请老私门。”后周武帝诛宇文护，阅其书记，凡假托符命，妄造异端者，皆诛无赦。搜阅中，庾季才的信件只有两张，上边讲的都是劝宇文护归政的纬言谶语。周武帝说：“季才甚得人臣之礼。”因赐其布帛。可见周武帝对有利于自己的谶纬是取宽容态度的。

占卜是通过一些现象预言未来的方术。《礼记·表记》说：“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这说明，用卜筮的方法与天沟通，在魏晋以前早已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占卜仍有通天意的作用。《三国志·魏书·管辂传》载：“父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辂筮其所由。辂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当叔母也。昔饥荒之世，当有利其数升米者，排著井中，啧啧有声，推一大石，下破其头，孤魂冤痛，自诉于天。’于是恩涕泣服罪。”同传又引《辂别传》说：“义博（郭恩字）设主人，独请辂，具告辛苦，自说：‘兄弟三人俱得躄疾，不知何故?试相为作卦，知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当为吾祈福于神明，勿有所爱。兄弟俱行，此为更生。’辂便作卦，思之未详。会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语义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义博悲涕沾衣，曰：‘皇汉之末，实有斯事。君不名主，讳也。我不得言，礼也。兄弟躄来三十余载，脚如棘子，不可复治，但愿不及子孙耳。’辂言火形不绝，水行无余，不及后也。”由上述故事可知，管辂通过卜筮，占得郭恩兄弟三人的脚疾，是因其父于饥荒之世贪粮害命，上天罚之，祸其后代。郭恩求管辂占卜有三个目的：一为探明病因；二求祈福神明，天道赦人；三为祈求上天不要殃及后人。这典型地反映了占卜与天意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占卜之风极盛，这不仅表现在此时期占卜事例很多，还表现在占卜的种类增加。粗略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占卜有以下几类：

（一）卦卜。又称筮卜、易卜，它用《易经》来卜吉凶。《晋书·张轨传》载：“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筮之，遇《泰》之《观》，乃投筴喜曰：‘霸者兆也。’于是求为凉州。”同书《郭璞传》载：时元帝初镇建邺（今江苏南京），王导令郭璞筮卜，遇《咸》之《井》。郭璞说：“东北郡县有‘武’名者，当出铎，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县有‘阳’名者，井当沸。”此处的《泰》、《观》、《咸》、《井》等都为《易经》中的卦名。三国吴主孙权弟孙翊，其妻徐氏善卜。孙翊性骁悍，任丹阳太守时，待部下边洪等人不善，边洪等人遂谋杀害之。值孙翊当会见诸县令长，便对其妻徐氏说：“吾明日欲为长吏作主人，卿试卜之。”徐氏说：“卦不能佳，可须异日。”徐氏占卜之卦，也是《易经》的卦象。

（二）龟卜。东晋庾阐曾著《蓍龟论》说：“夫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数，有数而后吉凶存焉。蓍者寻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龟者启兆之质，非灵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于暗室，夜鉴者得之，无夜鉴之朗，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致功之迹异也。不可见目因火鉴，便谓火为目；神凭蓍通，又谓蓍为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则大贤之暗室，蓍龟之用，岂非颜子之龙烛耶!蓍龟之运，亦所以感兴卦兆，求通逆数，又非爻象之体，拟议之极者也。”蓍为蓍草，是易占的一种工具，龟指龟甲，为龟卜的工具。庾阐此论，意在指明蓍草和龟甲都不过是通达天意的工具，并非神明本身。文中蓍龟并举，可见龟卜之术仍被人们使用。南齐柳世隆，“善卜，别龟甲，价至一万”。他所写的《龟经秘要》一书曾在当时流行。

（三）鸟卜。此术据鸟的叫声占卜吉凶。相传三国时管辂善此术，勃海（治今河北南皮北）人刘长仁表示怀疑，说：“夫生民之音曰言，鸟兽之声曰鸣，故言者则有知之贵灵，鸣者则无知之贱名，何由以鸟鸣为语，乱神明之所异也?孔子曰：‘吾不与鸟兽同群，’明其贱也。”管辂答：“夫天虽有大象而不能言，故运星精于上，流神明于下，验风云以表异，役鸟兽以通灵。……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在管辂看来，鸟鸣也是达天意的。

（四）虎卜。《太平御览》卷726引《博物志》说：“虎知冲破，又能画地卜。今人有画物上下者，推其奇偶，谓虎卜。”

（五）棋卜。《异苑》卷5载：“十二棋卜，出自张文成受法于黄石公，行师用兵万不失一。逮至东方朔，密以占众事，自此以后秘而不传。晋宁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遇一老公，着黄皮衣，竹筒盛此书，以受法味，无何失所在。遂复流传于世云。”《异苑》专载怪异之事，黄衣老公传法可视为神话，但棋卜在东晋时流传似不可疑。《南史》卷36《江谧传》载：江谧被任为镇北长史、南东海（治今江苏镇江市）太守。未发，忧甚，乃以弈棋占卦云：“有客南来，金椀玉杯。”可见此法至南朝时犹传。

（六）樗蒱卜。樗蒱是魏晋南北朝时盛行的活动，它不但具有娱乐功能，还是一种占卜手段。《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载：前燕亡后，慕容宝被迁至长安（今陕西西安附近），“与韩黄、李根等因宴摴蒱。宝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摴蒱有神，岂虚也哉!若富贵可期，频得三卢。’于是三掷尽卢。宝拜而受赐，故云五木之祥。”《周书》卷18《王思政传》载：“大统之后，思政虽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旧，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与群公宴集，出锦及杂绫绢数段，命诸将樗蒱取之。物既尽，太祖又解所服金带，令诸人遍掷，曰：‘先得卢者，即与之。’群公将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敛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旅归朝，蒙宰相国士之遇，方愿尽心效命，上报知己。若此诚有实，令宰相赐知者，愿掷即为卢；若内怀不尽，神灵亦当明之，使不作也，便当杀身以谢所奉。’辞气慷慨，一坐尽惊。即拔所佩刀，横于膝上，揽樗蒱，拊髀掷之。比太祖止之，已掷为卢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后，太祖期寄更深。”上述两事，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人“摴蒱通神”的观念。

（七）竹卜。《太平御览》卷726引《荆楚岁时记》说：“秋分以牲祠社，其供帐盛于仲春之月，社之余胙，悉供馈乡里周于族。社余之会，其在兹乎。此其会也，掷教于社，以占来岁丰俭。或折竹以卜。”

相术包括相人、相宅、相墓、相印等。其中相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南朝梁刘孝标《相经序》说：“夫命之与相，犹声之与响。声动乎几，响穷乎应。虽寿夭参差，贤愚不一，其间大较，可得闻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采光眉，四瞳丽目，斯实天姿之特达，圣人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龙楼虎踞之美，地静镇于城缠，天关运于掌策，金搥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盖，隐辚交映，井宅既兼，食匮已实，抑亦帝王卿相之明效也。及其深目长颈，颓颜戚齃，蛇行鸷立，猳喙鸟咮，筋不束体，血不华色，手无春荑之柔，发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后凶，或少长乎穷乏，不其悲与!至如姬公凝负图之容，孔父眇栖惶之迹，丰本知其有后，黄中明其可贵，其间或跃马膳珍，或飞而食肉，或皂隶晚侯，初行未正，铜岩无以饱生，玉馔终乎饿死。因斯以观，何事非命。”刘孝标序中所说之命，显然指早已注定的天命，相即人之相貌。一个人或成为圣贤，或成为帝王，或终生坎坷穷困，或遭大祸不幸，都是天意安排，并能通过相貌反映出来。魏晋南北朝时相人之术风靡大江南北，数百年盛而不衰。正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相人技巧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高超。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关相人的书籍大量出现。《宋书》卷74《沈攸之传》载：“初，攸之贱时，与吴郡孙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当至方伯。’攸之曰：‘岂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验，便是相书误耳。’”北朝来和、萧吉等人著有《相经》、《相经要录》等书。第二，出现暗相、声相之术。暗相即通过用手触摸人体而断其吉凶。《北齐书》卷1《神武纪》上载：“刘贵尝得一白鹰，与神武及尉景、蔡、子如、贾显智等猎于沃野。见一赤兔，每搏辄逸，遂至回泽。泽中有茅屋，将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鹰兔俱死。神武怒，以鸣镝射之，狗毙。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两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触大家。’出瓮中酒，烹羊以饭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扪诸人皆贵，而指麾俱由神武。”此传说可视为高欢为神化自己而编造，但它说明盲者扪人暗相之事存在，否则盲妪暗相的情节很难造出来。声相即通过人的说话声测其吉凶。《北齐书》卷49《方伎传》载：“世宗时有吴士，双盲而妙于声相，世宗历试之。闻刘桃枝之声，曰：‘有所系属，然当大富贵，王侯将相多死其手，譬如鹰犬为人所使。’闻赵道德之声，曰：‘亦系属人，富贵翕赫，不及前人。’闻太原公之声，曰：‘当为人主。’闻世宗之声，不动，崔暹私掐之，乃谬言：‘亦国主也。’”上述两方面，足见魏晋南北朝相人术的盛行。相人之外，还有相墓、相宅、相印等。《晋书·羊祜传》载：“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王气，若凿之则无后，祜遂凿之。相者见曰：‘犹出折臂三公。’”同书卷41《魏舒传》又载：“魏舒字阳元，任城樊人也。少孤，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谓应之。”《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注引《魏氏春秋》载：“（许）允之出为镇北也，喜谓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祸见于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将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虽始成而已被辱。’问送印者，果怀之而坠于厕。”又据《相印书》说：“相印法本出陈长文，长文以语韦仲将。印工杨利从仲将受法，以语许士宗。利以法术占吉凶，十可中八九。”

占梦通过人梦中的情景来预测吉凶。《太平御览》卷397引《梦书》说：“梦者像也，精气动也，魂魄离身，神来往也，阴阳感成，吉凶验也。梦者语其人预见过失，如其贤者，知之自改革也。梦者告也，告其形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鼻不喘嗅，口不言也。魂出游，身独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还告人也。”这段话典型地表述了古人对人梦与天意关系的看法。《梦书》在《隋书·经籍志》中有录，无著者姓名。但类似的看法在魏晋史籍中亦有记载。《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载：周宣善占梦，“尝有问宣曰：‘吾昨夜梦见刍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顷，出行，果遇丰膳。后又问宣曰：‘昨夜复梦见刍狗，何也?’宣曰：‘君欲堕车折脚，宜戒慎之。’顷之，果如宣言。后又问宣：‘昨夜复梦见刍狗，何也?’宣曰：‘君家失火，当善护之。’俄遂火起。语宣曰：‘前后三时，皆不梦也。聊试君耳，何以皆验邪?’宣对曰：‘此神灵动君使言，故与真梦无异也。’”周宣三次占梦三次应验，情节离奇，理亦牵强。但他最后一句话，意谓上天通过梦境对人发出告诫，即使是编造的梦境，也是上天神灵使其然，这与前述《梦书》正相吻合。正由于人们把梦当成上天一种告诫，所以魏晋南北朝时占梦之术盛行。三国时曹魏的周宣，蜀汉的赵直，西晋的索、万推，南朝萧齐的庾温，北魏的闵宗、史武，北齐的王昙哲都是当时有影响的占梦者。

二 秘学之兴与天人进一步沟通

魏晋南北朝时方术的兴盛是空前的。《史记》中有《曰者》、《龟策》等列传，可见西汉时的方术多指占候及卜蓍。东汉时，谶纬及一些道术亦被列入方术之中。至魏晋南北朝时，方术则包括星占、望气、风角、谶纬、占卜、相术、占梦等。不仅如此，各种方术还被一个新的概念--秘学统一起来。《晋书·艺术传》载：西晋人陈训，“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候无不毕综，尤善风角”，亦通相术。这是史籍中关于秘学及其内容的明确记载。其实通晓此学而又诸术兼修的现象在此以前就已存在。如三国的管辂，“果明《周易》，仰观、风角、占、相之道，无不精微”。蜀汉的周群，既晓星占，又通相术。孙吴的刘惇，“诸术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穷尽要妙”。在此以后，此类现象仍史不绝书。晋人索，“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候”，又善占梦。北魏刁冲，“阴阳、图纬、算数、天文、风气之书莫不关综，当世服其精博”。上党人李业兴，“博涉百家，图纬、风角、天文、占候无不详练，尤长算历。”勃海（治今山东高青东南）人王早，“明阴阳九宫及兵法，尤善风角”。北齐时高阳（治今河北高阳东）人许遵，“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占相、逆刺，其验若神”。方术之所以能够统一于秘学，是因为它们之间有共通性，即它们都具有通达天意的功能。星占、望气、风角都是直接从天象的变化来寻找天意。谶纬则更是直言顺天以应人。神明为本，假龟蓍以得之；命之与相，犹声之与响；梦为魂魄受天神之诫还告于人等等观念，都反映了当时人们以占卜、相术、占梦等为手段对天意的一种寻求。实际上，这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在方技秘学中的一种反映。

秘学兴盛的又一个表现，是它具有一套相当成熟的方法。这些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第一，拆字法。此方法在谶纬、占梦中常见。如十六国前秦苻坚即位后，新平（今陕西彬县）人王进图谶说：“当有草付臣又土，灭东燕，破白虏，氐在中，华在表。”草付为“苻”，臣又土为“坚”，此谶为苻坚灭前燕之举披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西晋时，隐士郭瑀“夜梦乘青龙上天，至屋而止，寤而叹曰：‘龙飞在天，今止于屋。屋之为字，尸下至也。龙飞至尸，吾其死也’”。郭瑀将“屋”拆成“至尸”二字，从龙飞至尸得出将亡的结论。第二，谐音法。东晋穆帝升平末年，民间盛传《廉歌》。术士扈谦说：“廉者，临也。歌云：‘白门廉，宫庭廉。’内外悉临，国家其大讳乎。”扈谦善占卜，此处乃利用廉临二音相谐预卜穆帝之凶。有的谶语也利用谐音，如前述“天子何在草中宿”之谶，就是利用肃宿相谐来说明萧姓为帝乃天意。占梦利用谐音较常见。西晋时，索充梦见有两口棺材自天而降，便让索占之。索说：“棺者，职也。当有京师贵人举君。二官者，频再迁。”又如东晋初易雄因对抗王敦而被俘，后被释。众人皆贺其免祸，而易雄却说：“昨夜梦乘车，肉挂其旁。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车傍有斤，吾其戮乎。”上述两例，分别用官与棺，筋与斤的谐音来预测吉凶。第三，附会法。附会即把本无联系之事生硬地加以联系。这种方法在占卜、星占、占梦中都可见到。三国时管辂善占卜。有人问他：“世有军事，则感鸡雉先鸣，其道何由?复有他占，惟在鸡鸣而已?”管辂回答：“贵人有事，其应在天，在天则日月星辰也。兵动民忧，其应在物，在物则山林鸟兽也。夫鸡者兑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离之鸟，兽者武之神。故太白扬辉则鸡鸣，荧惑流行则雉惊，各感数而动。”星占用附会法尤多。如东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年），岁星现于天关。庾翼因此给其兄写信说：“岁星犯天关，占云：‘关梁当分。’比来江东无他故，江道亦不艰难，而石季龙频年再闭关，不通信使，此复是天公愤愤，无皂白之征也。”此类附会，史籍中有大量记载。占梦的附会更加似是而非。东晋吴兴内史张茂曾梦得到大象，以此问占梦者万推。万推说：“君当为大郡，而不善也。”张茂问其故，万推答：“象者大兽，兽者守也，故知当得大郡。然象以齿焚，为人所害。”万推占梦，以郡守谐大兽，以象因齿焚身附会张茂遇害，可谓谐音附会二法兼用。第四，《易经》法。用《易经》占卜前已述及，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方术也使用此法。西晋时，张宅梦骑马上山，还绕三周，只见松柏，不见有门。索为其占梦说：“马属离，离为火。火，祸也。人上山，为‘凶’字。但见松柏，墓门象也。不知门处，为无门也。三周，三期也。后三年必有大祸。”索所说的“马属离，离为火”，即《易经》中的说法。

上述诸法为方术借以通达天意所常用。一件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当人们又知其所以然之后，对其的信任度会大大增加。方术通达天意，在当时被认为当然如此，而上述诸法，又起了说明方术为什么能通天的作用，这就使方术秘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大大加强了。

方术职业化的加强是秘学兴盛的又一表现。《南齐书·王晏传》载：“晏轻浅无防虑，望开府，数呼相工自视，云当大贵。”《梁书·吕僧珍传》载：“吕僧珍字元瑜，东平范人也，世居广陵，起自寒贱。始童儿时，从师学。有相工历观诸生，指僧珍谓博士曰：‘此有奇声，封侯相也。’”此处的“相工”，显系以相人为业的人。《南齐书·祥瑞志》载：“武进县彭山，旧茔在焉。其山岗阜相属数百里，上有五色云气，有龙出焉。宋明帝恶之，遣相墓工高灵文占视。”可见相墓也是一种职业。西晋时步熊善卜筮，“门徒甚盛”。南齐时荀伯玉曾“卖卜自业”。北魏末，有人“游州市观卜，有妇人负囊粟来卜，历七人，皆不中而强索其粟”。北齐时，还有妇女“卜相于市者，言人吉凶颇验”。隋开皇初，卜者张永乐“卖卜京师”。杨伯亦“开肆卖卜”。市中公然卖卜，求卜者要以粟米为代价，可见占卜的职业性特点尤为突出。

上述三方面表现，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秘学的兴盛，而秘学兴盛的一个显著的结果，就是天人之间的进一步沟通。从甲骨文中的“上帝”到西周的“昊天”，从诸子百家著作中的“天”，到董仲舒的“天道”，人们多从政治思想及哲学思想的角度探求人与天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秘学则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把天人关系具体到政治生活、军事生活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活动当中。秘学所联系的是人世间各种现实需要，这种需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预知社稷荣衰。东晋废帝司马奕曾让术士扈谦为其占卦，问帝位是否稳固。扈谦说：“晋室有盘石之固，陛下有出宫之象。”三国孙吴孙晧时，有说谶者言：“吴之败，兵起南裔，亡吴者公孙也。”孙晧闻之，将文武职位至于卒伍中姓公孙之人全部徙往广州。梁武帝大同年中，太医令朱曾梦见犬羊在武帝之座上，醒而告人说：“犬羊者，非佳物也。今据御座，将有变乎?”《太平御览》卷730引《三国典略》载：“梁宣丰侯修参军陈晃善相人。修因法会，将晃自随，令相简文有天下否。晃言：‘简文九州骨成，必践帝位。而地部过弱，非但王畿蹙侵，兼恐不得善终。’”可见占星、谶纬、占梦、相人都曾被用来占问社稷江山的前途。

预测战争胜负。东晋初王敦举兵，朝廷诏令苏峻讨伐。苏峻“卜之不吉，迟回不进”。刘宋末期，萧道成与王敬则合谋杀掉后废帝刘昱，立顺帝刘准。沈攸之闻讯，欲起兵讨伐，问占星人葛珂之。葛珂之说：“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见则成，伏则败。昔桂阳以太白伏时举兵，一战授首，此近世明验。今萧公废昏立明，政值太白伏时，此与天合也。且太白寻出东方，东方利兵，西方不利。”孙权赤乌年间，曹魏司马懿谋攻吴将诸葛恪。孙权准备派兵援之，“望气者以为不利，于是徙恪屯于柴桑”。东魏北齐时王春善风角，被高欢引为馆客。“韩陵之战，四面受敌，从寅至午，三合三离。高祖将退军，春叩马谏曰：‘比未时，必当大捷。’”北魏末，尔朱兆欲请高欢与之同起兵入洛。高欢派孙腾前往辞之。尔朱兆很不高兴，说：“还白高兄，弟有吉梦，今段之行必有克获。”孙腾问：“王梦如何?”尔朱兆答：“吾比梦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马蔺草株往往犹在。吾父问言何故不拔，左右云坚不可去。吾父顾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无不尽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可见占卜、占星、望气、风角、占梦都曾被用来预测战争胜负。

预测命运穷达。南齐末，吉士瞻年逾40岁仍不得志，便至江陵卜者王先生处求卜禄命。王先生说：“君拥旄杖节非一州，后一年当得戎马大郡。”梁武帝的贵嫔丁令光，生时“有神光之异，紫烟满室”，相者认为“此女当大贵”。北齐李元忠将仕，梦手执炬火入其父墓，中夜惊起，甚恶之。旦告其受业师，其师占云：“大吉。此谓光照前人，终致贵达矣。”南朝梁章昭达，“少时尝遇相者，谓昭达曰：‘卿容貌甚善，须小亏损，则当富贵。’梁大同中，昭达为东宫直后，因醉坠马，鬓角小伤。昭达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乱，昭达率募乡人援台城，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见之，曰：‘卿相善矣，不久当贵’。”可见占卜、望气、占梦、相术都曾被用来预测命运的穷达与尊卑。

预测人生贫富。西晋时，上党人鲍瑗家多丧病贫苦，乃请占者淳于智为其占卦。卦成，淳于智说：“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东北有大桑树，君径至市，入门数十步，当有一人持荆马鞭者，便就买以悬此树，三年当暴得财。”《南史·庾杲之传》载：庾“少聪慧，家富于财，好宾客，食必列鼎。又状貌丰美，颐颊开张，人皆谓必为方伯，无馁乏虑”。

预测人寿长短。三国时，管辂与魏郡（治今河北磁县南）太守钟毓共论《周易》。管辂说：“卜可知君生死之日。”钟毓先让其卜生日，结果年月不差。钟毓大惊，说：“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不敢让他再卜，东晋元帝太兴四年（321年），有妖星现于豫州（治今湖北黄冈西北）分野，历阳人陈训占曰：“今年西北大将当死。”祖逖见星后，联想起术士戴洋“祖豫州九月当死”之占，说：“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杀我，此乃不佑国也。”三国时，管辂曾至王弘直处，“有飘风高三尺余，从申上来，在庭中幢幢回转，息以复起，良久乃止。直以问辂，辂曰：‘东方当有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蜀汉何祗，“尝梦井中生桑，以问占梦赵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会当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寿恐不过此’”。曹魏朱建平善相，曹丕曾让他为自己及众人相寿之长短。朱建平说曹丕寿80岁，至40有小厄；夏侯威寿49岁；应璩62岁；曹彪57岁。可见占卜、星占、望气、占梦、相术都曾用来预测人之寿命。

预测事之吉凶。西晋时，庐江（治今安徽舒城）人韩友善卜。宣城（治今安徽宣城）人边洪请卜问家中安否，韩友说：“卿家有兵殃，其祸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积于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烧之，咎可消也。不尔，其凶难言。”南朝刘宋宗室刘义庆，元嘉六年（429年）任尚书左仆射。元嘉八年，有太白星犯右执法，刘义庆惧有灾祸，乞求离官赴外任。文帝一再劝解，刘义庆不听，坚决辞掉尚书左仆射之职。北齐张子信，善易卜风角。“武卫奚永洛与子信对坐，有鹊鸣于庭树，斗而堕焉。子信曰：‘鹊言不善。向夕若有风从西南来，历此树，拂堂角，则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唤，必不得往，虽敕，亦以病辞。’子信去后，果有风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敕唤。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称坠马腰折。”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北伐出北谷口，魏延任先锋。出诸葛亮营十里后，“延梦头上生角，以问占梦赵直，直诈言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为字，刀下用也；头上用刀，其凶甚矣。’”东晋末，刘裕曾与何无忌、魏咏之同聚会于檀凭之家中。晋陵（治今江苏常州）人韦叟善相，一见檀凭之大惊，说：“卿有急兵之危，其候不过三四日耳，且深藏以避之，不可轻出。”可见占卜、星占、风角、占梦、相术等都曾被用来预测吉凶。

寻求祛病消灾。《搜神记》卷3载：“义兴方叔保得伤寒，垂死，令璞（即郭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厌之，求之不得。唯羊子元有一白牛，不肯借。璞为致之，即日有大白牛从西来，径往临。叔保惊惶，病即愈。”同书又载，管辂见颜超，说其有夭亡之貌。颜超父求管辂为其子延命。管辂教其求南斗星之法，并说：“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东晋王导多病，常自忧虑，请术士陈训为其相面。陈训说：“公耳竖垂肩，必寿，亦大贵，子孙当兴于江东。”

寻找亡失之人。三国时，管辂的乡人刘寔曾述管辂为人卜寻亡妻之事：“路中小人失妻者，辂为卜，教使明旦于东阳城门中伺担豚人牵与共斗。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人入舍，突破主人瓮，妇从瓮中出。”

寻找遗失之物。隋初，杨伯开肆卖卜，“有人失马来诣伯卜者。时伯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为卿说，且向西市东壁门南第三店，为我买鱼作鲙，当得马矣。’其人如教，须臾，有一人牵所失马而至，遂禽之”。

询问生男生女。东魏北齐时，术士许遵之子亦学术数。许遵认为他聪明不及，不可多学，“唯授以妇人产法，豫言男女及产日，无不中。”术士赵辅和也曾为皇帝后宫卜筮产男女及时日。西晋时，索充梦见一虏脱掉上衣来见，便请索占之。索说：“虏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阴类，君妇当生男。”虏，繁体字为“虏”，又是对北方少数民族带有污蔑性的称呼，所以索如是说。

询问婚姻之事。《宋书·后妃江皇后传》载：刘宋明帝刘彧为自己太子选妃，认为名家女子都不合适。北中郎将长史江智渊孙女弱小，“门无强荫，以卜筮最吉，故为太子纳之”。《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载，东晋简文帝诸子早夭，十余年内一直无子，乃令卜者扈谦筮之。扈谦说：“后房中有一女，当育二贵男，其一终盛晋室。”简文帝便广纳后宫，仍数年无子，“乃令善相者召诸爱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诸婢媵示焉。时后（即李太后）为宫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既至，相者惊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计，召之侍寝”。

相宅之吉凶。《晋书·艺术传》载：西晋时韩友“善占卜，能图宅相冢”。《北齐书·陆法和传》载，陆法和在南朝时，“为人置宅图墓，以避祸求福。”此处的“图宅”、“置宅”，即选择宅地之意。《宋书·王僧绰传》载：“初，太社西空地一区，吴时丁奉宅，孙晧流徙其家。江左初为周、苏峻宅，其后为袁悦宅，又为章武王司马秀宅，皆以凶终。后给臧焘，亦颇遇丧祸，故世称为凶地。”可见人们建宅是需要相宅者为其选择“吉地”并避开“凶地”的。

择吉祥墓地。《北齐书·方伎传》载：“高祖崩于晋阳，葬有日矣。世宗书令显祖亲卜宅兆相于邺西北漳水北原。显祖与吴遵世择地，频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数十人盛云不可用。辅和少年，在众人之后，进云：‘《革》卦于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辞》云：‘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显祖遽登车，顾云：‘即以此地为定。’即义平陵也。”

当我们考察方术与人世现实需要的关系时可以发现，上述人世间的种种需要，不是求助于一两种方术。这说明秘学将诸种方术统一于自己的体系之后，对社会的影响要比个别方术深刻得多。社稷荣衰、战争胜负、命运穷达、人生贫富、寿命长短、事之吉凶、祛病消灾、寻人觅物、生男生女、婚姻之事、修建房屋、选择墓地，这些都是与社会各个阶层直至个人生活紧密相关的事情。秘学一端通着天意，一端连着人们的各种现实需要，从而达到天与人的关系进一步沟通。如前所述，秘学在沟通天人关系时，不是从政治思想或哲学思想的角度出发，而是通过诸种方术和具体方法直接宣达天意，因而更具简明直观的特点。正是这种特点，使秘学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上层社会，曹操曾招深谙相术的朱建平为郎。晋元帝即位，使卜者戴洋择吉日。陶侃、庾亮、庾翼等为荆州刺史时，军政皆咨询卜者戴洋。石勒、石虎信用听铃声知吉凶的佛图澄，“事必咨而后行”。卜者台产为刘曜所崇，岁中三迁，任尚书、太子少师、金紫光禄大夫。卜者黄泓为慕容廆参军，“军国之务，动辄访之”。北魏时太史令赵胜、赵翼、赵洪庆、胡世容、胡法通等二族，“世业天文”，深通占候。魏末孝武帝即位，令卜者占吉凶。齐文宣帝将代魏，令宋景业筮之。高欢当政时，聚集一批星占卜家为“馆客”，其中有王春、赵辅和、许遵、赵琼、宋景业、魏宁、綦母怀文和吴遵等。“每以征讨，恒令占卜。”南齐明帝萧鸾，“信道术，用计数，每出行幸，先占利害。”梁武帝萧衍，史称其“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梁元帝萧绎曾向刘景学习相术。秘学在下层社会影响也很大。西晋索善占梦，“乡人从占问吉凶，门中如市”。北魏殷绍于太安四年（458年）上《四序堪舆》，讲阴阳、望气、星占、六甲，“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贵贱阶级、尊卑差别、吉凶所用，罔不毕备”。关于方术在民间的影响还有一件事非常典型。十六国前秦时，京兆人董丰之妻夜里被人所杀。恰巧是日董丰自外游学归来，遂被诬为凶手送官。苻融察而疑之，便问：“汝行往返。颇有怪异及卜筮以不?”董丰答：“初将发，夜梦乘马南渡水，返而北渡，复自北而南，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视之，见两日在于水下，马左白而湿，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窃以为不祥。还之夜，复梦如初。”苻融根据此梦便说：“吾知之矣。《周易》‘坎’为水，马为‘离’。梦乘马南渡，旋北而南者，从‘坎’之‘离’。三爻同变，弯而成‘离’。‘离’为中女，‘坎’为中男。两日，二夫之象。‘坎’为执法吏。吏诘其夫，妇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阴一阳，‘离’二阳一阴，相承易位。‘离’下‘坎’上，《既济》。文王遇之囚牖里，有礼而生，无礼而死。马左而湿，湿，水也；左水右马，冯字也。两日，昌字也。其冯昌杀之乎!”于是将冯昌抓来审问，果然是冯昌欲与董丰之妻合谋害董丰，结果误害其妻。这是一桩发生在民间的通奸谋夫案，故事本身有其不合逻辑之处，断案方法更属荒诞。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苻融认为冯昌有重大杀人嫌疑，而尚未掌握确凿证据，乃用《易经》占梦法。通过此法竟能使疑案水落石出，凶犯具首服罪，可见民间对秘学的虔信。秘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足见其社会影响之深，社会上各阶层对其普遍信赖，亦见其社会影响之广。从深度及广度两个方面，秘学推动了天人的进一步沟通。

三 对天意崇拜的几点认识

毋庸置疑，通过方术探求天意是一种封建迷信。但仅仅认识到这点是不够的，问题是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天意崇拜会发展成为社会性的崇拜意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当时的影响如何?基于以上问题，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意崇拜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甲骨卜辞中“天”字的出现以及“天”与“帝”的相通用，说明最晚在殷商时人们就已经拜天了。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中指出，殷人的至上神“帝”同时又是他们的宗祖。如果说殷人是天祖合一的观念，那么在儒家思想形成之后，天和祖便成为分别崇拜的两个对象。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不相信鬼神，但对天意不像对鬼神一样持否定态度。孟子则明确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他说：“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到了西汉董仲舒的眼里，天的意志和情感则像人一样丰富。他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故生；秋怒气，故杀；夏乐气，故养；冬哀气，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对董仲舒的“天人一也”当然不能理解为天即人，人即天，因为在传统观念中，天为人世的主宰，董仲舒许多论述中也表达了这种观念。但既然是“天人一也”，既然是喜怒哀乐天人同有之，既然是天主宰着人世的喜怒哀乐，那么这里的人应该是世间的所有人，既包括上层社会的帝王臣僚，也包括下层社会的庶民百姓。尽管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主要讲天与帝王的关系，但沿着上述思路，东汉末黄巾起义终于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从下层庶民社会的角度建立了天与人的联系。魏晋南北朝社会性的天意崇拜意识，正是殷商以降人们拜天思想发展的结果。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意崇拜，是人们从现实生存环境出发的一种理想追求。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政权更替之频繁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一次次的改朝换代中，一些皇族应天受命，一些帝室寿终正寝，那些王公贵族也随着政权更迭而经历着宦海沉浮。与门阀士族巩固、动摇、衰落的轨迹相应，寒人的势力也经历受压、抬头、兴起的过程，导致了各种政治力量社会地位的重新组合。由于长期的分裂割据以及阶级矛盾的激化，各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民族政权间的战争以及农民战争不断发生。下层社会的庶民百姓不仅承受着各种战乱的痛苦，而且受着瘟疫、水旱等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在这种环境中，除社稷荣衰、战争胜负、命运穷达为上层社会所关注外，人生贫富、寿命长短、前途吉凶、祛病消灾等也为社会各阶层人所普遍关心。但所有这些通常不能被人们的主观愿望所左右，想延绵国祚却退位“禅让”，想灭敌取胜却损兵折将，想命运通达却坎坷失意，想大富大贵却贫而且贱。至于寿夭、吉凶、病灾，人们更感到在其面前无能为力。他们需要一种自己以外的力量以补不足，于是把祈望的目光转向苍天。

第三，魏晋南北朝时的天意崇拜对外来佛教具有改造作用。如前所述，天意崇拜具有强烈的现实目的，作为一种社会崇拜意识，它反映了当时人们迫切需要取得现世利益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与正在传入的佛教发生了一系列的对立与撞击。早期佛教所主张的是一种出世思想。它认为人生就是一个苦海，里面充满了生老病死、怨恨离别、求取不得等苦恼，只有超脱出生命活动的过程，达到无生无死，无爱无忧的涅槃寂境，才能脱离苦海，取得永恒的快乐。佛教主张救苦救难，但不是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苦难，而是使人们认识到生存本身就是苦难，只有摆脱了这种苦难才能得到彻底解脱。按照这种观点，连生命和生存都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寿之长短、命之贵贱、前途吉凶等问题还有什么关心的必要呢?显然这种主张与我们所说的天意崇拜意识是格格不入的。两种思想撞击的结果，必然导致佛教的被改造。《晋书》卷95《艺术传》载：“季龙尝昼寝，梦见群羊负鱼从东北来，寤以访澄。澄曰：‘不祥也，鲜卑其有中原乎。’”佛图澄是十六国时期的天竺高僧，其进入中原后，也玩弄起占梦的把戏以取信于后赵国主，可见天意崇拜对佛教的改造力量。这种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是个别的。《宋书》卷75《颜竣传》载：“初，沙门释僧含粗有学义，谓竣曰：‘贫道粗见谶记，当有真人应符，名称次第，属在殿下。’”殿下指宋孝武帝，此为僧人行图谶之例。北魏大将奚康生，信向佛道，其为官四州，皆建寺塔。他曾于南山立三层浮屠，忽梦其崩坏。有沙门占其梦说：“檀越当不吉利。无人供养佛图，故崩耳。”北魏王显为布衣诸生时，“有沙门相显后当富贵，诫其勿为吏官，吏官必败。”可见南北僧人皆行占卜、占梦、谶纬、相人之术。僧人利用方术言人世的吉凶贵贱，这已远离佛教的原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