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祖先很早就知道利用舟楫来横渡河流以运输人员与物资，秦汉时期的造船业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利用大一统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沟通黄河、长江、淮河、珠江等各水系的人工河道，从而初步形成了航运干线网络。魏晋时期在北方开凿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等人工河渠，沟通了黄河与海河水系，在荆州修建连通汉水与湘江的直捷水道，都对解决物资运输问题起到很大的作用。其后由于南北政权的长期分裂、割据，全国范围内的航运水道建设受到较多影响，但在许多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航运业得到相当大的发展，与海外的联系范围也有所扩大。这一时期江南的造船业有着明显发展，比秦汉时期有较大的进步。
下面先谈当时的主要舟船类型，然后再谈航道的修整、物资运输与海外交往。
当时船只的主要用途一是运输，二是作战，用于运输的船只需要载重量大，驾驶灵活，安全可靠，而战船还需要机动性强与能控制高点。因此，这一时期既有载重量相当可观的大船与楼船，也有灵活轻便的快船小艇，种类繁多，相辅相成。
三国吴时孙权曾制造大船，“名之为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舟江津”。西晋准备伐吴时，命令益州刺史王濬修造船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史称：“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当时可载物万斛的大船在南方并不稀见，《荆州土地记》称：“湘州七郡，大艑之所出，皆受万斛。”《南州异物志》还记载了进行海外贸易的远洋货船，“外域大船长四十余丈，高去水二三丈，望之如阁道然”。这种大船可载六七百人，或装载一万斛以上的货物。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最大的船可载物二万斛。不仅在江南，北方也曾出现万斛舟，十六国后赵石虎派人将洛阳的铜驼等运到邺城，造万斛舟以渡河，当然，这条大船可能只是临时赶制出来，供渡河之用，并不适于长途航行。
出于战争需要，当时还修造了大批楼船。东晋末卢循等率水军沿长江而下，将士十余万人，“
舻且千里，楼船百余只”。“别有八艚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刘裕为与之抗衡，也大造船舰，“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南朝后期，楼船的高度又有所增加，陆纳所造的青龙舰、白虎舰“皆衣以牛皮，并高十五丈，选其中尤勇健者乘之”。
用于作战的船只类型相当多，据《晋令》记载：“水战，飞云船相去五十步，苍隼船相去四十步，金船相去三十步，小儿、先登、飞鸟船相去五十步。”刘熙《释名》中也提到其中的几种：“军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敌阵也。狭而长曰艋冲，以冲突敌船也。轻疾者曰赤马舟，其体正赤，疾如马也。上下重床曰舰，四方施板，以御矢石，其内如牢槛也。”此外，还有平乘、舴艋、
等。艨冲是水军中的主要战舰之一，史称东吴水军“艨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在水战中曾屡显威风，赤壁大战中，黄盖就是用艨冲斗舰来火烧曹军战船的。当时战船的速度也颇为可观，除疾如奔马的赤马舟外，前面提到的“两边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来趣袭，捷过风电”。
有些军用的船只亦可用于运输物资或乘用，西晋杜预在奏表中提到：“长史刘绘循治洛阳以东运渠，通赤马舟。”则这种快捷的船只在平时也被作为运输船。南朝宋时余姚令何玢之曾因所制舴艋舟过于华丽而被免官，显见其是作为乘船；南朝齐时，舴艋在皇宫中亦被作为乘船使用，太子出行时也常乘坐漆画舴艋。这种舴艋舟到唐、宋时期仍是民间常用船只之一。
皇帝出巡时乘坐龙舟，为防止诸王及大臣所乘船只与龙舟相似，南朝宋孝武帝时特别规定：“平乘舫皆平两头作露平形，不得拟像龙舟，悉不得朱油。”皇帝乘船出游时的随行仪仗船只亦十分壮观，其规模与出行时的大驾卤簿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孝武帝度六合，龙舟翔凤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两京无比”。在皇宫苑林中还有许多供皇帝及后妃使用的船只，据《晋宫阁记》记载：“天渊池中有紫宫舟、升进船、曜阳舟、飞龙舟、射猎舟，灵芝池有鸣鹤舟、指南舟，舍利池有云母舟、无极舟，都亭池有华润舟、常安舟。”南朝时亦有一些新制舟船，“是时天渊池新制艑鱼舟，形阔而短，高祖（即梁武帝萧衍）暇日，常泛此舟”。
一些大臣所乘坐的船只亦装修的十分华丽，南朝梁羊侃，“于两艖
起三间通梁水阁，饰以珠玉，加以锦绩，盛设帷屏，陈列女乐，乘潮解缆，临波置酒，缘塘傍水，观者填咽”。有些大臣在上任时的船队也相当庞大，南朝宋臧质就任江州刺史时，“舫千余乘，部伍前后百余里，六平乘并施龙子幡”。
当时为增加船只的稳定性，经常将两只船连接在一起，称为舫、航或方舟，其原理与现代的双体船相似，这种航行方式在秦汉以前已开始应用。从史籍记载看，一般航行皆乘舫而行，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臧质，王濬伐吴时亦作“大船连舫”，只有在要求船只机动灵活和提高航行速度时，才会将船解开，为与舫区别，遂称之为单舸。西晋末，“顾荣征侍中，见王路塞绝，便乘船而还。过下邳，遂解舫为单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
有时人乘船到某地，就居住在船上，而不上岸去住，如东晋张凭被举为孝廉，乘船到建康（今江苏南京），上岸去拜访客人，回来就住在船上。还有人将船利用的更好，南朝齐时吴郡人张融在朝中任职，请假返乡，回来后皇帝问他住在何处?张融回答说：“臣陆居无屋，舟居非水。”皇帝听后仍不明白，就去问其从兄张绪，张绪讲：“融近东出，未有居止，权牵小船，于岸上住。”皇帝这才明白，遂大笑不止。
这一时期的造船业相当发达，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在许多地区都有规模可观的造船场，但目前尚未看到有关这一时期船场遗址的发掘报告。为便于控制，许多政权都将较大的官营船场置于政权统治中心附近的水道。三国魏文帝时杜畿在洛阳附近的孟津（今河南孟县东南）试验御用的楼船，遭风沉没，说明造船工场就在孟津一带；三国吴建都武昌（今湖北鄂州）时，孙权曾与群臣一起在长江中试乘新制的大船，表明造船基地亦距此不远；东晋末期，刘裕则在建康附近的东府城“大治水军”。
在沿海地区也形成了若干造船基地，三国吴时即设有横
船屯（今浙江平阳）、温麻船屯（今福建霞浦东南）等，专司造船，西晋平吴后始将其改为县。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在民间有着相当强的造船力量，因此，当政权出于战争等目的时，可以在短时间内征集起大批工匠，很快形成相当的生产规模。如三国魏明帝为截断吴与高句骊及辽东的联系，命令在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十六国后赵石虎准备征伐辽东时，在沿海地区征用17万船夫赶造船只，仅青州即受命造船千艘。
江南地区河道纵横，舟楫是民间的主要交通工具，造船业更为发达。东晋末徐道复在始兴（今广东韶关西南）秘积船板，起兵时，并力装船，十余天即形成一支强大的舰队，连败东晋政权的水军。南朝宋刘休范在江州（治今江西九江）、齐末萧衍在雍州（治今湖北襄樊），都是在短时间内突击造船，以达到出敌不意的奇袭目的。这也反映出民间造船业的基础十分雄厚。
当时的船速已相当快，如顺流而下，再借助风力，可达到很高的速度，如前面提到顾荣为躲避朝廷的征召，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而东晋王
“尝从南下，旦自寻阳，迅风飞帆，暮至都”。从寻阳（今江西九江）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则至少在800里以上。还值得一提的是南朝齐时的大科学家祖冲之，他“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从前面已提到的船速看，他所制的船显然不是利用水流和风力，有的研究者认为可能是一种采用了轮状桨的车船。
在上节讲陆路交通时已提到当时形成若干个以各政权的都城为中心的交通网络，但实际上在大多数都城的周围，不仅有陆路通道，还有水路通道。如天然河道不够理想时，则多开凿人工河渠来加以改进。由于水运效率高且成本低，故只要可能，各政权皆会采用水运的方式。南北朝时由南方进入北方的薄骨律镇（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将刁雍曾将水运与陆运的效率及成本作过比较，虽然提的是边境运输问题，但与中原地区也是大同小异。刁雍指出原定从河西走廊运谷50万斛到沃野镇（治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出车5000乘，一次只能运十万斛，往返需一百天，一年两次，要三年才能运完。因此他提出：
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到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牛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废田。
由此比较中足以显示出水运的优越性，因而得到北魏孝文帝的嘉奖，特下诏予以肯定：“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
在上一章中提到这一时期新兴的都城主要是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和建康，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建起了以这两个城市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络。东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为征伐袁尚的根据地邺城，“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水经注》对此事记载较详，“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其堰悉铁柱，木石参用”。这样，就可经洹水及其支流而至邺城。建安十八年，曹操受封为魏公，在邺城建社稷、宗庙，进一步完善邺城的航运通道，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连通黄河，这就是利漕渠。加上建安十一年所修的平虏渠、泉州渠，由邺城乘船，向南可达黄河，再转至淮河、长江，向北可与滹沱河、鲍丘水及濡水等相通，连接今天的黄河、海河、滦河三条水系，并直通渤海。与陆路交通相配合，形成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干线。因此，北魏时崔光曾讲：“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并以此作为劝孝文帝迁都邺城的理由。足见虽经战乱，邺城周围的水路交通仍保存得较好。到北魏分裂后，东魏迁都邺城，将洛阳的宫殿拆毁，其材木都是从水路运到邺城的。
建康毗邻长江，南有秦淮河，北有玄武湖，原已具有较好的航运水道，孙权定都之后开始进一步改善其周围的航运条件。据《建康实录》记载，孙权赤乌三年（240年），“十二月，使左台侍御史郗俭监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仓城，名运渎”。可将粮船直接运至国家仓库。赤乌四年，“冬十一月，诏凿东渠，名青溪，通城北堑潮沟”。许嵩自注称：“潮沟亦帝所开，以引江潮。”潮沟东与青溪相接，沿城墙向西向南，成为城北及城西的护城河，与运渎相接后流入秦淮河。潮沟向北还与后湖（即今玄武湖，当时将紫金山前的燕雀湖称为前湖，此湖位于紫金山后，故称后湖，至南朝宋时始改称玄武湖）相通。青溪的北源出于钟山，亦通后湖，向南注入秦淮河。这样，在城的四周已形成完整的水路通道，下一步则是开辟与周围地区的联系。赤乌八年，“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郡）、会（稽）船舰，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仍于方山南截（秦）淮立埭，号曰方山埭”。破岗渎的开凿，使吴郡、会稽的船只可避开长江中的风波之险，经破岗渎进入秦淮河。不过，由于破岗渎的坡度过于陡峭，故在中间建有十四个埭（横截渠道的坝），以保证渠内有足以行船的水深，船经过埭时，需用人或牛力拖过坝，再进入相邻的渠段。东晋南朝时期一直沿用破岗渎，到南朝梁时因避讳改称破墩渎，又以其通行不便，“而开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顶上分流，一源东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渎西流入江宁秦淮。后至陈高祖即位，又堙上容而更修破岗”。可见上容渎使用的时间不长，而破岗渎的使用贯穿于整个六朝时期，在建康周围的航运网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城市洛阳背靠黄河，周围有伊水、洛水、谷水等河流通过，其航运网络在东汉时已大致建成，时称洛阳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魏晋时期又有所增补修葺，保持着航运的通畅，据《洛阳地记》记载：“大城东有大仓，仓下运船，常有千计。”足见漕运的兴盛。北魏孝文帝选择洛阳作为新的都城，其原因之一就是洛阳有便利的漕运航道。不过，经过多年战乱，河道荒废，而且北方政权的上层人物对于乘船亦不习惯，所以当孝文帝提出要乘船而行时，臣下多上表劝谏，在孝文帝的坚持下，才能乘船巡行。孝文帝泛舟于洛阳城中的洪池时，还与大臣商议大修渠道，以供其通过水路率军进攻南朝，“朕欲从此通渠于洛（水），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水），从洛入（黄）河，从河入汴（水），从汴入清（水，即泗水），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北朝后期，洛阳成为北齐、北周政权的争斗重点，河渠再度荒废，至隋唐时期才又得到大规模的整修。
在第四章介绍这一时期各政权的兴废时已提到长安（今陕西西安）作为政治中心的时间非常短暂，因此，大部分政权对于关中地区的河渠建设，显然不如秦汉时期重视，至西魏、北周时期始逐渐小规模地进行整治，到隋朝才真正开始大规模地修建。
除上述以城市为中心的航运网络外，这一时期还修建了一些连通各主要河流的人工渠道，以改善航运条件。收效较大的有西晋杜预在荆州（治今湖北荆州）修建沟通长江与汉水的运河和魏晋时期对邗沟航道的改建。“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杜预“乃开杨口（杨水入汉水之口，位于今湖北潜江西北），起夏水达巴陵（今湖南岳阳）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东晋、南朝时期对这条水道曾多次加以修整利用。邗沟在春秋末期即已开凿，为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航运干道，但原来是经博支湖、射阳湖绕一个大弯，再进入淮水。三国时期已开始将航道取直，经樊梁湖、津湖、白马湖而入于淮水，但当时水道并不通畅，魏文帝曹丕曾统率水军经此路直抵长江，进攻东吴，可返回时因水浅而不能通行，曹丕改由陆路退回，几乎准备烧船，后蒋济立坝聚水，再掘坝放水才将船队冲入淮水。两晋时曾数次对这条水道加以修整，开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又因津湖中多风，沿其东岸开凿一运渠，使船顺渠而行，不必再从湖中通过；在邗沟的南段，即广陵附近修筑召伯埭、秦梁埭、三枚埭、镜梁埭等多处堰埭，用人工方式来保持航道的水深。此外，较知名的还有东汉献帝建安七年（202年）曹操修建的睢阳渠，三国魏贾逵修建的贾侯渠，邓艾修的广漕渠，北魏时崔亮所修的汴渠、蔡渠等。
有时修建河渠的主要目的是为军队进攻提供通道，如东晋穆帝永和十二年（356年），荀羡进攻前燕将慕容兰，“自光水引汶（水）通渠，至于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以征之”。东晋废帝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军北伐，“进次金乡（今属河南），时亢旱，水道不通，乃凿钜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淝水大捷后，谢玄率军进驻彭城（今江苏徐州），“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督护闻人奭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二岸之流，以利漕运，自此公私利便”。据《水经注》记载，谢玄修埭用工九万。前秦苻坚南侵，东晋末刘裕北伐以及后来南朝的数次北伐，多是由水路进军。
这一时期的海上航运也相当频繁，见于史籍最多的是辽东与中原及江南的近海航线。东汉末大乱时，包括名士管宁、邴原、王烈等大批人从海路逃到辽东避难，中原地区安定后，大部分人又陆续从海路返回。司马懿平定辽东后，辽东吏民大规模渡海进入齐郡界内居住，因此特地设置新沓、新汶、南丰三县，专门安置这些迁徙过来的百姓。东吴孙权也曾多次派遣使臣从海路到辽东或高句丽，联系夹击魏国。东晋、南朝时期，南方政权与占据辽东的前燕、北燕等政权的联系，也都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居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也通过海路与南方政权有着较多的联系。倭国（今日本）则途经朝鲜半岛与中原及南方政权建立起联系。
这一时期大规模的远程航行及与海外诸国的联系也相当活跃，南方政权对此尤为重视。三国吴孙权黄龙二年（230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
洲”。卫温等未找到洲，只到达夷洲（今我国台湾省），并掠得数千当地土人返回。赤乌五年，（242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治今广东徐闻）、儋耳（治今海南儋州西北）。”并任命陆凯为儋耳太守。孙权还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到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等海南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回国后，朱应撰有《扶南异物志》，康泰撰有《吴时外国传》，原书皆早已失传，目前仅可在《太平御览》等书中见到所引的部分内容。两晋南北朝时期，不再有这种大规模的航海远征，更多的是海外诸国前来朝贡或进行商业贸易。史称当时：“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南朝梁时，外国海船到达广州进行贸易的每年有数次至十余次。因此，南朝时人称：“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足见当时对外贸易的兴盛。传世南朝《职贡图》中所记载来朝各国使臣的肖像，就是当时海外交往及贸易的见证。除外国商船来中国进行贸易外，中国船只也经常远航海外，而且不仅到林邑、扶南等较近的地方，还远航至波斯湾及幼发拉底河等处。
《晋书》卷25，《舆服志》。
《宋书》卷18，《礼仪志（五）》；但《南齐书》卷17《舆服志》称东晋击败前秦苻坚后，获其车辇，属车增为12辆；而《通典》卷64《副车》称南朝宋沿袭东晋制度，无副车。
《通典》卷64，《副车》。
陆翙：《邺中记》。
《晋书》卷25，《舆服志》。
《隋书》卷10，《礼仪志（五）》。
《晋书》卷45，《和峤传》。
《晋书》卷25，《舆服志》。
《宋书》卷18，《礼志（五）》，在诏书后特意注明，“高车，即立乘车也。”
《隋书》卷10，《礼仪志（五）》。
《通典》卷65，《公侯大夫等车辂》。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载《考古》1973年第4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睿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第10期。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载《文物》1974年第1期。
《南齐书》卷47，《王融传》。依照规定，只有三公车前有璅弩车前伍伯八人。
《宋书》卷77，《沈庆之传》。
《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
《宋书》卷63，《王华传》。
《南史》卷62，《朱异传》。
《北齐书》卷12，《武成十二王传》。
《南齐书》卷42，《萧谌传》。
《太平御览》卷775，《犊车》引《顾谭别传》，并参见《三国志》卷52，《顾雍传附孙谭传》。
《世说新语·汰侈第三十》，“石崇为客作豆粥”条。
《晋书》卷65《王导传》：“初，（王导妻）曹氏性妒，导甚惮之，乃密营别馆，以处众妾。曹氏知，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令命驾，犹恐迟之，以所执麈尾柄驱牛而进。”
《南齐书》卷32，《王琨传》。
《北史》卷52，《齐宗室诸王传》。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72年第10期；南京市博物院：《南京童家山南朝墓清理简报》，载《考古》1985年第1期；武威市博物馆：《甘肃武威十六国墓葬清理记》，载《文物》1993年第11期；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载《文物》1985年第10期；《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9）·石刻线画》图3、图9、图11北魏时期画像石皆有牛车。
《南史》卷45，《陈显达传》。
《宋书》卷45，《刘怀慎传附子德愿传》。
吉田武纪：《耕牛的使役与饲养》，刘恒译，农业出版社1963年版；并参见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第4章，《秦汉陆路运输动力的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张仲立：《秦陵铜车马与车马文化》第8章第5节，《铜车马与五时副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安平东汉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宋书》卷18，《礼志（五）》；《南齐书》卷52，《文学·祖冲之传》。一说张衡并未研制指南车，是马钧最先制出指南车。
司南车的制造技术后代又已失传，不过前些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王振铎先生已根据当时可能达到的技术水平将司南车仿制出来，使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科技工艺水准。另外，近年来有些著作中提出司南车可能应用了磁石指极的原理（陈鸿彝《中华交通史话》第127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虽然是有所误解。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49。
《南齐书》卷17，《舆服志》。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载《文物》1974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东汉壁画墓》，载《考古》1985年第1期。
《宋书》卷18，《礼志（五）》引。
《太平御览》卷775，《云母车》引。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3，《与太尉杨彪书》。
《太平御览》卷775，《四望车》引《晋诸公赞》。文鸯被免职的主要原因是晋武帝不信任他，但既然以此作为免职的正式理由，则显然在法律上是有相应规定的。
《晋书》卷1，《宣帝纪》。
《北堂书钞》卷139，《车部·总载篇》引虞预《晋书》；又，唐修《晋书》卷44《卢钦传》作：“武帝受禅，以为都督沔北诸军事、平南将军，假节，给追锋轺、卧车各一乘。”
《北堂书钞》卷139，《车部·总载篇》引环济《吴纪》。
《魏书》卷95，《羯胡石勒传》。
张仲立：《秦陵铜车马与车马文化》第8章第2节，《安车、
车与秦始皇五次出巡》。
张朋川等编：《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图36，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北齐书》卷22，《李元忠传》；卷42，《卢叔武传》。按：卢叔武本名叔虎，唐人修史时因避讳，改称叔武。
《晋书》卷31，《后妃传·胡贵嫔传》。
《宋书》卷63，《王华传》。
《续汉书·五行志（一）》。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载《考古》1973年第4期；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5年第11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睿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第10期；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载《文物》1985年第10期。
参见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孙机：《“木牛流马”对汉代鹿车的改进及其对犁制研究的一点启示》，载《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太平御览》卷774，《舆》引《晋起居注》。
《晋书》卷47，《傅玄传附从子祇传》。
《晋书》卷55，《潘岳传》载其所作《山居赋》。
以上两条皆见《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南齐书》卷17，《舆服志》注。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123页。
《资治通鉴》卷160梁武帝太清元年八月“乙丑，下诏大举伐东魏”条胡三省注：“襻舆者，舆杠施襻，人以肩举之。”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2）·隋唐五代绘画》图2。
《晋书》卷94，《隐逸·陶潜传》。
《隋书》卷10，《礼仪志（五）》。
《南齐书》卷7，《东昏侯本纪》。
《汉书》卷68，《霍光传》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皇太后所驾游宫中辇车也。汉厩有果下马，高三尺，以驾辇。”
传世顾恺之《女史箴图》和山西大同出土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彩绘屏风所绘“班姬辞辇”故事，皆绘为人抬（《女史箴图》为八人抬，屏风上为四人抬），此系画家根据当时的舆服制度而绘，并不符合汉代情况。
《晋书》卷43，《山涛传》；《北齐书》卷17，《斛律金传》。
《宋书》卷18，《礼志（五）》：“未知何代去其轮。”
《晋书》卷37，《宗室传》载晋武帝赐安平王司马孚云母辇；《太平御览》卷774，《辇》引《晋太康起居注》：“齐王（司马攸）归蕃，诏赐香衣辇一乘。”
《魏书》卷97，《岛夷桓玄传》。
《邺中记》原书已佚，目前最好辑本为黄惠贤辑校本，收入《邺城及北朝史研究》。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载《考古》1983年第6期。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载《文物》1973年第3期。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等：《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载《文物》1984年第6期。
《晋书》卷65，《王导传》。
《旧唐书》卷45，《舆服志》。
颜子推：《颜氏家训》，王利器集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北齐书》卷44，《儒林·权会传》。
《太平御览》卷901，《骡》引《三国典略》。
《太平御览》卷900，《牛（下）》引《岭表录异》：“琼州不产驴、马，人多骑黄牛，亦饰以鞍鞯，加以衔勒。可骑者即自小习其步骤，亦甚有稳快者。”
《北史》卷6，《齐本纪（上）》。
关于秦直道的情况可参见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载《文物》1975年第10期。
《晋书》卷113，《苻坚载纪（上）》。
关于建康名称的改换详见本书第4章第2节《宫苑》。
参见许辉、蒋福亚主编《六朝经济史》第7章第4节，《交通的发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魏书》卷31，《于栗
传》。
《魏书》卷2，《太祖纪》天兴元年。
《魏书》卷4，《世祖纪》，太延二年；卷5，《高宗纪》，和平二年；卷7，《高祖纪》，太和六年。
《三国志》卷9，《夏侯尚传》裴松之注引《世语》。
《三国志》卷58，《陆逊传》；《晋书》卷61，《周浚传》。
《晋书》卷112，《苻健载纪》。
朱雷：《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收入《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太平御览》卷195，《道路》引陆机《洛阳记》：“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为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余，外分之。唯公卿尚书章服道从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
参见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第1章，《秦汉交通道路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水经注》卷27，《沔水（上）》，王国维校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三国志》卷40，《魏延传》。
《三国志》卷28，《邓艾传》。
参见秦中行等《褒斜栈道调查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王子今等《子午道秦岭北段栈道遗迹调查简报》，载《文博》1987年第4期。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载《文物》1989年第2期；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整理》，载《文物》1975年第2期。
《晋书》卷35，《裴秀传》。
《三国志》卷16，《仓慈传》。
《魏书》卷14，《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
参见王仲荦：《吐鲁番出土的几件唐代过所》，收入《
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
《周书》卷31，《韦孝宽传》。
《梁书》卷22，《太祖五王传》。
《晋书》卷55，《潘岳传》。
《三国志》卷27，《胡质传》裴松之注引《晋阳秋》。
《魏书》卷67，《崔光传附弟敬友传》。但这种情况较少，属于特例。
《水经注》卷35，《江水（三）》。
《晋书》卷42，《王濬传》。
《太平御览》卷770，《扁》引。
《北堂书钞》卷137，《舟总篇一》“望之如阁”条引；《太平御览》卷769，《叙舟（中）》引此书称船长二十余丈，并称可“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
颜子推《颜氏家训·归心第十六》：“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王利器集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上）》。
许嵩：《建康实录》卷11，《宋高祖武皇帝》，张忱石点校本，1986年。
《宋书》卷1，《武帝纪（上）》，下条引文同。
《南史》卷63，《王僧辩传》。
《太平御览》卷769，《叙舟中》引。
“牢槛”，四库全书本作“牢舰”，据《太平御览》卷770《舰》、《北堂书钞》卷《舰二》引《释名》改。本节所引《释名》，除注明者外，皆引自《四库全书》本。
《隋书》卷48，《杨素传》：“素居永安，造大舰，名曰五牙，……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余平乘、舴艋等各有差。”
《三国志》卷60，《贺齐传》。
《三国志》卷54，《周瑜传》。
《梁书》卷45，《王僧辩传》。
《北堂书钞》卷137，《舟总篇一》“赤马”条引。
《太平御览》卷771，《舴艋》引《宋元嘉起居注》。
《南齐书》卷25，《张敬儿传》：“后数年，上（齐武帝萧赜）与豫章王（萧）嶷三日曲水内宴，舴艋船流至御坐前覆没。”
《南齐书》卷31，《荀伯玉传》。
《宋书》卷18，《礼志（五）》。
《初学记》卷25，《舟第十一》引陶季直《京邦记》。
《太平御览》卷768，《叙舟（中）》引，原引文“曜龙”后无“舟”字，据《艺文类聚》卷71《舟》及《初学记》卷25《舟第十一》引《晋宫阁记》补。
《梁书》卷50，《文学（下）·陆云公传》。
《梁书》卷39，《羊侃传》。
《宋书》卷74，《臧质传》。
《太平御览》卷770，《舸》引王隐《晋书》。
《晋书》卷75，《张凭传》。
《南齐书》卷41，《张融传》。
《三国志》卷16，《杜畿传》。
《太平御览》卷770，《叙舟（下）》引《武昌记》。
《宋书》卷1，《武帝纪（上）》。
《宋书》卷35，《州郡志（一）》：“横阳令，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以横 船屯为始阳，仍复更名。”卷36《州郡志（二）》：“温麻令，晋武帝太康四年，以温麻船屯立。”
《三国志》卷3，《明帝纪》景初元年。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晋书》卷100，《卢循传》。
《初学记》卷25，《舟第十一》引王智深《宋记》，其中“彦范”为“休范”之误，参见《宋书》卷79《文五王·桂阳王休范传》；《梁书》卷1，《武帝纪（上）》；卷11，《吕僧珍传》。
《晋书》卷76，《王 传》。
《南齐书》卷52，《文学·祖冲之传》。
杨泓：《水军与战船》，收入《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不过作者在文中误将祖冲之注为晋人。
《魏书》卷38，《刁雍传》。按：引文中“一船胜谷二千斛”之“船”字，疑当做“舫”字。检《通典》卷10《漕运》（王文锦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所载文字与《魏书》同，《册府元龟》卷498《漕运》作：“每二艘为一舫，胜谷二千斛。”（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文意较优。然无确证，未敢擅改《魏书》原文，姑附此存疑。
《三国志》卷1，《武帝纪》。
《水经注》卷9，《淇水注》。
《水经注》卷9，《洹水注》：“洹水又东，枝津出焉，东北流，迳邺城南。”
《太平御览》卷161，《相州》引《后魏书》。
《魏书》卷79，《张熠传》：“天平初，迁邺草创，右仆射高隆之、吏部尚书元世俊奏曰：‘南京宫殿，毁撤送都，连撤竟河，首尾大至。’”
本段引文皆出自《建康实录》卷2《吴太祖（下）》正文及许嵩自注。
《后汉书》卷35，《张纯传》：“上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
《水经注》卷16，《谷水注》引东汉阳嘉四年（135年）洛阳上东门桥首右石柱铭。
《水经注》卷16，《谷水注》引。
《魏书》卷79，《成淹传》：“高祖敕（成）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
《魏书》卷53，《李冲传》。
《晋书》卷34，《杜预传》。
参见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288页。
《三国志》卷14，《蒋济传》。
《水经注》卷30，《淮水》；《太平御览》卷73，《堰埭》引《述征记》；并参见《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第277-280页。
《三国志》卷1，《武帝纪》；卷15，《贾逵传》；卷28，《邓艾传》；《魏书》卷66，《崔亮传》。
《晋书》卷75，《荀崧传附子羡传》；据《水经注》卷25，《洙水注》，“光”当做“洸”。
《晋书》卷98，《桓温传》；又，同书卷81，《毛宝传附子穆之传》称：“（桓）温伐慕容
，使穆之监凿钜野百余里，引汶（水）会于济川。”
《晋书》卷79，《谢安传附兄子玄传》。
《水经注》卷25，《泗水注》。
《三国志》卷11，《管宁传》、《邴原传》。
《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齐王曹芳景初三年（239年）：“夏六月，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以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徙民。”正始元年（240年）二月，“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淄、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
《三国志》卷47，《吴主传》，关于 洲的具体位置现尚无定论，一说为日本列岛。下文所引聂友事亦见本卷。
《梁书》卷54，《诸夷传》。
《宋书》卷97，《夷蛮传》后史臣曰。
《梁书》卷33，《王僧孺传》；《南史》卷51，《梁宗室（上）·吴平侯景传附子劢传》。
《南齐书》卷32，《王琨传》。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一）·原始社会至南北朝绘画》图99，南朝梁萧绎绘（宋摹本），原图已残，据清代人记录有25国使臣，现存滑国、波斯、百济、龟兹、倭国等12国使臣。
张星琅：《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编第五章，《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中华书局1977年版；并参见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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