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陆路交通

由于这一时期战乱与割据的时间大大多于统一的时间，在交通方面亦有着与秦汉时期不同的特点。首先是战乱使得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等原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地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明显下降，以其为中心的交通网络亦随之衰败，直待中心的地位恢复后才逐渐恢复，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又先后形成邺城（今河北临漳）、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平城（今山西大同）等一批新的中心，并围绕着这些中心形成新的交通网络；其次是各政权间的边界形成人为的阻隔，妨碍了人员与物资的流通。就全国而言，大部分主要通路作用下降，但同时这又促进了一些新路线的开通及原有次要道路地位的上升，故就一些区域而言，其交通情况又比秦汉时期有较大的进步；再有是城市规划的改进及运输技术的进步，造成复道、甬道等一些原有道路形式的逐渐衰微；另外，由于官办传舍驿亭的萎缩，私人经营的客舍逆旅业相对发展起来；凡此种种，使得这一时期的交通格局及道路状况与秦汉时期有着较大的差别。下面对这一时期的陆路交通情况作一简要的介绍。

在上一章中已介绍了各政权都城的盛衰情况，围绕这些政治中心的交通网络则随其盛衰而兴废。在东汉时期地位已经下降的长安在汉末及西晋战乱中接连遭到彻底的破坏，由其向周边辐射出的原主要交通干道作用已大大下降，有些道路则近于废弃，如由于北边疆域的缩小，秦始皇时期兴修的自咸阳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的所谓“秦直道”的大部分路段在这一时期已处于魏晋政权的统治区之外，为与魏晋政权为敌的羌胡所控制，实际上已基本停止使用。到十六国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长安再度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成为北方的交通枢纽，“关陇晏清，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不过前秦的统治时间并不长，随前秦政权的土崩瓦解，长安的交通枢纽作用也再度丧失。直到北魏分裂后，西魏、北周定都长安，其周围的交通网络才又恢复发展起来。

洛阳的情况与长安有类似之处，不过洛阳地处中原，历来被称为四战之地，尽管也曾连遭毁坏，但其周围交通的恢复却较长安要便利。洛阳在北魏中期以后再度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其与各地的水陆交通体系迅速恢复起来。

在这些原有政治中心衰落的同时，邺城、成都、建康、平城等一批新的政治中心先后发展起来，并迅速形成以其为主的交通网络，下面以秦汉时期交通较不发达的建康及平城为例来看围绕其建设的交通干道情况。

建康在汉代为秣陵县，东汉末占据江南的孙权将其改名为建业，并在建立吴国政权时以此为国都，西晋末因避讳改称建康，并成为稍后建立的东晋的都城，以后南朝宋、齐、梁、陈亦相继建都于此，建康遂成为南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建康在汉代尚处于主要交通线之外，到孙权建都后其地位始日趋重要，已初步形成与江南各地相连接的水陆交通体系，又经东晋南朝时期的不断完善，不仅发展到长江以北，甚至可直接远达西域。当时从建康出发的陆路主要有向西南沿长江而行连接中游重镇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并进而可达郢州（治今武汉）、雍州（治今湖北襄樊）及荆州（治今湖北荆州）；向东则通往军事重镇京口（今江苏镇江）；向西南则经曲阿（今江苏丹阳）而通向富庶的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并进而延伸到永嘉（治今浙江温州）、晋安（治今福建福州）等地；再辅之以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则可到达江南各地。从建康亦有数条路可通向江北，与中原地区相联系，如自建康先向西南，至牛渚（今安徽马鞍山市采石矶）过江到历阳（今安徽和县），再北上中原；或向东，至京口过江到广陵（今江苏扬州），再经彭城（今江苏徐州）而到中原。

平城是北魏政权前、中期的都城，尽管其作为政治中心的时间不很长，但已基本形成一个通向北方各地的交通网络。假如说建康周围的交通线是军事与经济因素并重的话，则平城周围交通线的建设首先是出于军事目的。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未定都平城前，已出于军事需要而修复故道或另辟新路，如派大将于栗率领步骑兵二万，“潜自太原从韩信故道开井阱路，袭慕容宝于中山”。在攻占中山后返回时，“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以后相继开辟的还有莎泉道、灵丘道、河西猎道等，从而大大降低了太行山及恒山对交通的阻隔，开辟了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

南北政权的对立虽然增加了南北交通的障碍，但并未完全阻断南北物资及人员的流通，边境互市（亦称交市）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应变措施。三国时期魏、吴之间在边境就有非官方允许的互市存在，王经任江夏太守时，“大将军曹爽附绢二十匹令交市于吴，经不发书，弃官归”。王经未完成曹爽的托付，是因他认为参与这种未经允许的互市不符合朝廷的法纪，故弃官而归。有时边境将领还率军袭击互市场所，抢掠物资，俘获商贩，以此邀功。以后南北政权长期对立，双方皆需要对方的物资，则经常有合法或半合法的互市存在，如十六国前秦时，“于丰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在南朝宋与北魏之间，曾长期存在官方允许的互市，只在战争期间才暂时中断。双方的商人贩运物资至边境，交换后再分别循原路返回，尽管人员并未过境，但保持了物资的流通。

为适应互市的需要，在一些城市设立了互市机构，其中的人员，即被称为互市人。这些互市人往来奔波，维持着各地区贸易的进行。据考证，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襄阳（今湖北襄樊）、长安及姑臧（今甘肃武威）等地皆设有互市机构，包括粟特胡人在内的互市人维持着自东晋至河西走廊的贸易及文化交流，这也意味着南方政权仍能参加丝绸之路的贸易。由于这条路线经常因受到南北政权战争的干扰而不能通行，故此，另一条原来使用较少的路线在南北朝时期则成为南方政权与西域间的主要陆路通道。由于这条路线经过吐谷浑（治今青海都兰）境内，而吐谷浑统治者在南朝宋时被封为河南王，其国自号为河南国，故这条路线被称为“河南道”。这条路线是经由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到达西域，几乎与河西走廊相平行。在南朝时期，这是南方政权与西域进行政治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在本书第四章中已经提到在这一时期城市规划设计与秦汉时期有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宫殿区的位置，秦汉时期主要宫殿区相距较远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因此，在秦汉时期作为连接宫殿区主要通道形式之一的复道，在这一时期已很少建造，即使应用，其距离也大大缩短，像秦汉时期长达数里乃至数十里的复道，已不见于记载。

甬道是在道路两侧构筑土墙，使墙外的人无法看到墙内的情况，从而构成一种专用道路。其用途之一是筑于御道两侧，以保证皇帝通行的安全与隐秘；另一用途是在战争中运输军用物资。在秦汉时期，基于上述两种用途，甬道的使用相当广泛。但在这一时期，情况已有所变化。宫苑已集中于城市的北部居中位置，皇帝往来于宫殿之中，不再通过宫外的御道，自然也不必再隐瞒行踪，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御道中央部分仅筑有四尺余高的土墙，用于划分路面，保证皇帝及主要官员通过时不受干扰，而不再起完全遮蔽作用。甬道在军事上的应用在这一时期也很少见，据认为是因军队机动性加大，很少长期在一个地区相持，另外，军用物资运输效率的提高，也促成了这一转变。

在秦汉时期用于解决山区通行问题的栈道（亦称阁道）在这一时期仍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栈道是用木头依山建成道路，木梁一头横插入山崖，另一头靠木柱支撑，梁上再铺木板以供人行走；有时因山势险峻或下有激流，无法立柱，则只靠横梁固定，即郦道元所言的“千梁无柱”，但人行走时就十分危险。由于割据的需要及战争的破坏，原有栈道不断遭到毁坏，如诸葛亮去世后，大将魏延与长史杨仪有矛盾，“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这一时期出于征战需要，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开凿与修复。如邓艾率军进袭蜀国，“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于古栈道遗迹进行实地考察，对其修建情况有了较深入的研究。

为了解各地山川道路的情况，我国祖先很早就已绘制出地图，目前已发现有秦汉时期的多幅地图。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地图的绘制也很重视，西晋司空裴秀认为当时秘书省中保存的一些汉代地图不够精确，因此考察《禹贡》中山川河流的记载，结合古代的九州和当时十六州的郡国县邑及水陆径路绘制成地图十八篇，称《禹贡地域图》。在其序中提到当时统治者对绘图的重视：“文皇帝（指司马昭）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裴秀在序文中还提出绘图应遵循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等六项原则，将其结合起来，就可绘制出精确的地图来。将这些原则总结起来，并付诸实践，无疑是裴秀对地图学发展的一大贡献。同时，这也说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对交通地理的了解提出了较前更高的要求。

《晋书·裴秀传》中关于制图六体的记载

出于军事需要，各个政权都在交通干线的咽喉要地设置关卡，抵御敌军侵袭，并盘查过往行人。一般百姓经过关卡时，要交验过所后才能通行。过所，是由官府发给百姓出行的证明文件，上面注明人的年龄及所携物品，关卡守吏核对后才放行。过所可由地方官员发放，亦可由中央政权发放，具有同等效力。三国魏时的敦煌太守仓慈防止地方豪族欺诈前来进行贸易的西域胡人，“欲诣洛（阳）者，为封过所”。北魏孝文帝时京师平城大旱，欲放百姓出关就食，又恐发放过所会延误时间，太尉元丕建议：“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将二吏，别掌给过所，州郡亦然，不过三日，给之便讫，有何难也?”说明各级官府皆有权发放过所，而且平时发放过所需要等候的时间比较长。在近年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发现有唐代过所实物，亦可作为参考。

出行路程较远，途中就必须休息，需要有补充给养和可供休息的场所。这一时期仍沿用秦汉时期的传舍驿亭制度，以供官员出行及官府文书传递人员使用；而一般百姓外出时则投宿于私人开设的逆旅客舍。在驿站养有大量马匹，供官员和信使换用，并为他们提供饮食及饲料。北周韦孝宽在得知相州总管尉迟迥欲反叛朝廷后，“乃驰还，所经桥道，皆令毁撤，驿马悉拥以自随。又勒驿将曰：‘蜀公将至，可多备肴酒及刍粟以待之’”。有时还要征用私家马匹，南朝梁时，鄱阳王萧恢出任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陆路往来，悉订私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马千匹，以付所订之家，资其骑乘，有用则以次发之，百姓赖焉”。

由于这一时期战乱频繁，各政权统治稳固的时间大多不长，故就传舍驿亭的总体规模而言，明显不如秦汉时期。像前述十六国前秦苻坚统治时，关中地区“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那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私人经营的逆旅业发展较大。西晋时，曾有人以“逐末废农”及“败乱法度”为理由提议废止私人经营逆旅业，而改为官营。潘岳提出异议，指出私营客舍的好处：“方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凑，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槅写鞍，皆有所憩。”同时，他还指出改由官办的弊病，得到朝廷的同意，才未废止。客舍可供应饮食、饲料，亦可由客人自给，如三国魏时胡威探望父亲，“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炊爨，食毕，复随旅进道”。还有些非盈利性逆旅，如北魏崔敬友信佛，赈济饥民，“又置逆旅于肃然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