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车舆辇乘

这一时期车、舆、辇的式样相当多，一部分是沿袭秦汉时期的形制，另有一些则为此时期所特有。驾车的除牛、马以外，还有驴、骡、羊、象、骆驼等。人们外出时，除乘坐车、舆、辇外，也经常直接骑用牲畜。下面先介绍一些较为常用的车、舆、辇的式样，最后谈骑乘问题。

金根车是供皇帝专用的豪华车辆，是皇帝外出时大驾卤簿的中心。据《晋书·舆服志》记载，在卤簿中有两辆金根车，皇帝乘坐的一辆驾六马，另有一辆随在其后，驾四马。从文献记载来看，金根车的装饰极其奢华，但目前尚未发现有关的图像资料，其具体形制还有待于将来考古发现所提供的资料。

五时副车是皇帝卤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立车五乘和安车五乘，分别涂成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象征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其搭配是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中黄。对五时副车的形状文献虽有记载，但仍不易弄清，有幸的是，近年在秦始皇陵的一个陪葬坑中发现两辆制作精美的铜车马，一辆立车，一辆安车，据专家研究，正是五时副车中的一对，其色调以白为主，应是属于五方中的西方，这对铜车马的出土，使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皇帝御用立车与安车的形状，并有助于我们对于相似车辆的了解。

属于五时副车中的安车为皇帝所专用，此外还有供臣下使用的安车，当然其形制与皇帝所用的安车要有所差别，而且也不允许有那样豪华的装饰。安车最初是与立乘的高车相区别的坐乘车辆，在先秦时期是供王后及致仕大臣使用的，连周王亦使用立乘的高车。秦汉以后安车的使用才普及起来。汉魏之际人刘熙《释名》简要地指出其区别：“高车，其盖高，立载之车也。安车，盖卑，坐乘，今吏之乘小车也。”不过，安车与高车的差别不仅在于车盖的高低，从秦陵出土的铜车马来看，安车的车厢比高车要大得多，1号车（即高车）宽74厘米，进深48.5厘米，2号车（即安车）宽78厘米，进深124厘米（据有关专家考证，铜车马的尺寸为原物的二分之一），两车车宽相似，而2号车的进深约为1号车的2.5倍。这样，乘安车者就不必像乘轺车那样与御者并排而坐，而是坐在后面，并且还可以卧息，以减少旅途的劳乏。不过，一般的安车没有秦陵铜车马中的2号车那样大，也没有四面的遮蔽，因此各政权多规定当官员夫人乘坐其夫安车参加祭祀等仪式时，要加交络帷裳。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壁画墓中室北壁第四层出行图中的主车就是供高级官员使用的安车。还需要解释一下的是《释名》中提到的小车，汉魏时期的小车是指马车，以与驾牛的大车相区别，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小。

在这一时期皇帝大驾卤簿中需要一提的车辆还有指南车（司南车）和记里鼓车，尽管其使用范围有限，但其制造工艺较特殊，而且屡次兴造，故简要介绍一下。《晋书·舆服志》记载：“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南指。”东汉大科学家张衡创制出指南车，但在汉末战乱中毁坏；三国魏马钧重新研制出指南车，却又毁于晋末的战乱中；十六国后赵解飞、后秦令狐生又分别制造出指南车，以供本国统治者使用；东晋政权建立后一直没有指南车，直到东晋末刘裕灭后秦始得到指南车，但这车制造不精，行走时需要有人在车内转动木人，使其保持指向南方；南朝宋末祖冲之加以改造，才做到“百屈千回，未常移变”。指南车是靠一组齿轮的离合传动功能来保持木人手指方向不变的，其机械原理相当复杂，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同时，这也标志着当时我国的科技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可惜的是，这些精深的工艺技术仅为个人所掌握，而未能得到普及传播，以致后人在研制同一器物时，仍要从头开始，虚耗了很多功力，这是我国科技工艺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指南车而言，除以上研制成功的例子外，北魏的郭善明受命进行研制，数年未成；南朝宋末北方人索驭与祖冲之同时研制，制成后差错很大，其车被焚毁。而更可悲的是，有些人嫉贤妒能，残害能工巧匠，前面提到的郭善明自己未能制成，却在得知马岳即将制成指南车时，为保持自己的地位，下毒将马岳害死。

传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局部，卷尾）

记里鼓车结构示意图（晋代）

记里鼓车不见于汉代记载，首见于《晋书·舆服志》，当为魏晋时期所制。其车外形与指南车相似，上有一木人执槌向鼓，车行一里，则击一槌，可知晓道路远近。也被列入皇帝卤簿中，位于指南车之后。十六国后赵石虎时亦有此车，东晋末刘裕灭后秦，记里鼓车始传入南方。

轺车在汉代就是使用相当广泛的一种车辆，在这一时期仍很常用，只是其形式与用途都有较大的变化。《释名》称：“轺车，轺，遥也，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汉魏时期轺车以驾马为主，《晋书·舆服志》记载：“一马为轺车，二马为轺传。”而到南朝时期则改以驾牛为主。在汉代，轺车为中下级官员所使用，而魏晋以后，高级官员亦使用轺车，西晋时特进及二品将军以下皆配有轺车，所以西晋傅玄所撰《傅子》中讲：“汉世贱轺车，而今贵之。”到东晋南朝时，三公亦乘轺车。河北安平东汉壁画墓出行图中白盖的导车及从车皆为轺车，是墓主属下官吏乘坐的车辆，此外，近年来发现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河南偃师杏园村东汉壁画墓中都有轺车的形象，使我们对于汉代的轺车能有较清楚的了解。这一时期轺车的使用等级提高，从文献记载看，不仅装饰华丽，而且外形也有所变化，并以是否有车耳、后户及车轮来区别乘车者的等级，但目前笔者尚未见到这一时期较高级别轺车的图像。

并车与辎车，都属于衣车类，是上有车盖，四面屏蔽的车辆。刘熙《释名》称：“辎车，载辎重，卧息其中之车也。辎，厕也，所载衣物杂厕其中也。并车，并，屏也，四面屏蔽，妇人所乘牛车也。辎、并之形同，有邸曰辎，无邸曰并。”《字林》亦提到两种车的区别：“并车有衣蔽，无后辕。其有后辕者谓之辎。”可知《释名》中的邸即指后辕，并车与辎车外形的差别不大，主要在于是否有后辕。但两种车在用途上则相差较多，并车是妇女乘坐的车辆，官员夫人在外出时主要乘坐并车；辎车则主要装载衣物寝具等，并可供人在内躺卧休息。不过因两种车形状相近，故有时被合称为辎并，泛指妇女所用之车。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室壁画的一辆车旁有榜题“夫人并车”，这为我们提供了并车的确切图像资料；另外，据考证，安平东汉壁画墓中室东壁第四层乘坐妇女、儿童的黑盖帷车为并车，紧随其后位于南壁第四层的红帷车为辎车（其盖已残）。

犊车，就是驾牛的大车，在汉代是地位低微者所乘的车辆，在这一时期却成为社会上层人士日常出行时的主要交通工具。不过犊车进入上层后，增加了一些装饰，遂演化出不少新的车型。以云母装饰犊车，则称云母车，一般大臣不得乘坐，只有得到皇帝赏赐的王公贵臣方可乘坐，如《晋太康起居注》记载：“齐王出镇，诏赠清油云母犊车。”皂漆轮毂，上加青油幢，朱丝绳络，则称皂轮车，驾四牛，特赐给诸王三公有勋德者。油幢车形制与皂轮车相似，只是不漆毂，其等级低于皂轮车，赐给有勋德的王公大臣。通车是在犊车上加一层帐幔，将车厢完全覆盖起来，在晋代还属于高级官员乘用的车辆，以后逐渐普及。此外，还有四望车、三望车、夹望车、油幢络车、通平乘车、长檐车等名目，形状大同小异。从现存文献看，这些装饰华丽的牛车出现于东汉末期，最早的一例是曹操在杀死杨修后给其父杨彪书信中提到的画轮四望通七香车。未经允许，擅自使用等级较高的车辆，就将受到处分，如西晋时文淑（即文鸯）因作阳遂四望车，僭饰过制，而被免去官职。

追锋车，是一种主要用于军事的高速车辆。其形状与轺车相似，但除去小平盖，加通，驾二马，车速相当高。三国时司马懿受命返回洛阳，“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自白屋四百余里，一宿而至”。追锋车多授予出镇在外的将军，如西晋时，“卢钦为江北都督诸军事、平南将军，假节，给追锋车、卧车各一乘”。因追锋车与轺车相似，故亦被称为追锋轺。

猎车也是皇帝大驾卤簿中的车辆，皇帝出猎亦带有演武的性质，以示安不忘危。猎车的四周立有栏杆，以防猛兽扑咬，故亦称槛车。《释名》：“槛车，上施栏槛，以格猛兽之车也。”一名蹋猪车，三国魏文帝改称蹋虎车。对于不好游猎的皇帝来说，猎车不过是个摆设，但有些皇帝极好出猎，则使用颇多，如三国吴孙权作射虎车，“为方圆间，不置盖，一人御之，自于中射虎。或有猛兽辄犯车上，每手击之，以此为乐”。十六国后赵石虎曾造猎车千乘，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格虎车四十乘，立行楼二层于其上。

车，是专门装载皇帝及贵臣棺柩的车辆。车原是可供卧息的安车，《汉书·霍光传》孟康注：“如衣车有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故名之车也。”有人认为秦陵铜车马2号车即为车。大概因秦始皇在出巡路上死亡，被装入车中运回，故汉代以后将车专用作丧车。一说车与车原为两种车，《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者密闭，者旁开窗牖，各别一乘，因事为名。后人既专以载丧，又去其一，总为藩饰，而合二名呼之耳。”车因要装载棺柩，故车身长于一般车辆，下装四轮，车上的装饰十分华丽，类似于金根车。汉代时规定，运完皇帝棺柩后，即收藏于城北秘宫，而据《宋书·礼志（五）》记载，南朝宋时则在运完后即将车毁去。除皇帝外，还有极少数朝廷重臣被赐予此项殊荣，如西晋时的安平王司马孚、齐王司马攸、贾充，东晋时的王导、谢安等，但大臣使用的车装饰等级要低一些。

露车，是民间使用的无盖无棚的敞露之车，多用于运货，亦可坐人。嘉峪关新城7号墓（据考证为西晋时期墓葬）前室西壁画像砖中的牛车即为露车。露车为一般百姓所用，不仅官吏不用，士大夫亦极少乘坐，因此北朝时李元忠乘露车去见高欢，卢叔虎接受朝廷征召后，乘坐露车到邺城，都被史书作为特例记载下来。

羊车，原本是驾羊的小车，但因其变化较多，故这一时期的人对其有着不同的称呼，如辇车、牵车、牵子等。对其记载较详细的是《南齐书·舆服志》：

漆画牵车，御及皇太子所乘，即古之羊车也。晋秦始中，中护军羊琇乘羊车，为司隶校尉刘毅所奏。武帝诏曰：“羊车虽无制，非素者所服，免官。”《卫玠传》云：“总角乘羊车，市人聚观。”今不驾羊，犹呼牵此车为羊车云。

从这段记载可看到，羊车原是驾羊的，到南朝时已改由人牵挽，故称牵车。而细一分析，则这段记载所引的两条史料又有相互矛盾之处，羊琇是晋武帝的宠臣，曾助武帝登上帝位，但他因乘羊车而被免官；卫玠不过是个小孩，何以敢于公然乘羊车入市。实际上这一矛盾恰说明当时人对羊车的定义是较为含混的，两段史料中的羊车名同而实异。羊琇性本豪侈，所乘车当与《南齐书》中的漆画牵车相似，故为晋武帝所不容；而卫玠所乘的为小儿游戏之车，与其神采相得益彰，故为市人所瞩目。不过处罚羊琇也许与武帝本人对羊车亦有偏好不无关系，他在平吴之后，将孙晧的妃嫔亦纳入后宫，使得后宫妃嫔人数将近一万，同时受宠者甚多，“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从记载看，武帝所乘车确是驾羊。东晋以后，放开了对使用羊车的限制，南朝时期，贵贱皆可乘坐羊车。不用牲畜，而使数个童子牵引，时名其为羊车小吏。这时乘坐牵车不再被视为奢侈僭制，反成为俭朴的标志。

驴、骡在汉代已用于运输，到东汉末期，因汉灵帝刘宏喜欢自己驾驭驴车，引起朝中权贵的仿效，使驴价涨到几乎与马价相等。这一时期使用驴、骡驾车的记载很少，出土陶俑及壁画、画像石等亦甚少见，故可知与牛、马相比，驴、骡显然仅处于从属地位。无论在中原还是在江浙地区都不出产大象，各政权所有的象皆是由岭南地区进献而来，十分稀少，故象车仅见于皇帝的卤簿之中，作为前导，以检验桥梁的承重能力。骆驼在西北地区应用十分广泛，这一时期北方政权与西域的联系大部分时间较为紧密，故骆驼在中原地区并不少见，从各地墓葬中出土的陶骆驼及壁画、画像石中就很清楚地反映出来，只是骆驼多用于载物运输，用其驾车较少。

鹿车，是一个人推的独轮车，在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已有所反映，尤多见于四川，这与其适应山区运输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三国演义》中被描写得神乎其神的“木牛流马”，实际上就是诸葛亮在汉代鹿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进一步提高了运输效率，并将其广泛应用于军旅运输之中。

舆，本义为车厢，亦可引申为车辆。在这一时期舆主要是指没有车轮，以人力挑或抬的运输工具。用肩挑的因其与肩平齐，故称为肩舆或平肩舆，此外，还有板舆、襻舆、篮舆、卧舆、步舆、载舆等名称。因使用人力，故较乘车安全，上殿、入室皆较方便，所以首先为老年人及行动不方便者所用。如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以安平王司马孚年长属尊，下诏允许其乘舆升殿；后司徒傅祇因足疾，受诏可乘板舆上殿；潘岳的母亲则乘板舆巡游自家庄园。东晋以后，乘舆外出在江南颇为流行，肩舆尤为名士所喜乘，如谢万曾乘肩舆直闯入扬州刺史厅堂，王献之亦曾乘肩舆直入别人园中，却不理睬主人。有的肩舆装饰颇为华丽，《隋书·礼仪志（五）》记载：“方州刺史，并乘通平肩舆，从横施八横，亦得金渡装较。”河南邓县画像砖中四人所抬之上有帐幕的舆大概就类似这种通平肩舆。皇帝及太子所用的舆车，“形如轺车，柒画，金校饰。锦衣两厢，后户，隐膝牙兰，皆玳瑁帖，刀格，镂面花钉。宪杆成校栋梁，下施八枫，金涂沓，兆床副，人举之”。这种下施八枫的舆又称八枫舆，用八人抬，除皇帝、太子外，宗室诸王亦有乘者，南朝齐江夏王萧宝玄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建康（今江苏南京），即乘八枫舆。

板舆在魏晋时期已经使用，是舆较早的一种样式，一说北魏宁万寿孝子棺石刻中二人垂手握持的舆即板舆。襻舆，是在舆杠上加襻，人以双手持杠，以肩承襻，传世唐阎立本绘《步辇图》中唐太宗所乘即与襻舆相近似。襻舆出现较晚，应是在板舆基础之上产生的，可以说其结合了板舆与肩舆的优点，既降低了舆的重心，使其更加安稳，又可使肩、手同时承重，减轻了抬者的劳动强度。晋、宋之际的隐士陶潜外出时，乘坐门生及儿子抬的篮舆。南朝时期还有步舆和载舆，自天子至士庶，皆可乘坐，“步舆方四尺，上施隐膝以及襻，举之。无禁限。载舆亦如之，但不施脚，以其就席便也”。从记载看，这两种舆亦皆使用襻。此外，还有卧舆，南朝齐东昏侯萧宝卷让潘妃乘卧舆，自己骑马在后跟随。舆虽在汉代已经出现，但其得到广泛应用，普及到民间，则是在这一时期。

辇出现的时间很早，原为一种用人力牵挽的车辆。据《周礼》记载，辇车为王后专用车辆之一，但自汉代起，辇逐渐成为皇帝专用车舆的称呼，著名的“班姬辞辇”故事就发生在西汉后期，此事被记入《列女传》，并成为许多后世画家绘画的题材。不过，在汉代辇车是使用人力牵挽或驾果下马，故亦被称为小马车，而不是像传世的这一时期绘画那样由人来抬。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辇，挽车也，从车，从，在车前引之。”将辇车的形制就讲得很清楚。前面在介绍羊车时提到其亦被称为辇或辇车，即是使用辇车的本义。这一时期典籍中提到的步辇仍是以人力牵挽的有轮车，不过到南北朝时期已多将其称为步挽车。这种步挽车除装饰外，其车型与羊车相当近似。

辇在这一时期的最大变化是除去车轮，与舆一样，使用人力来担抬。至于这一变化到底发生于何时，南朝人已讲不很清。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来分析，魏晋时期已开始使用，到南朝时则逐渐形成为正式制度。西晋时还曾赐予大臣，但东晋以后则为皇帝所专用。《隋书·礼仪志（五）》记载了南朝时期辇的形状：“中方八尺，左右开四望。金为龙首。饰其辕毂头及衡端也。金鸾栖轭。其下施重层，以空青雕镂为龙凤像。漆木横前，名为望板。其下交施三十六横。”这种下施三十六横的辇，要由三十六人来抬，可见其形制之大。而东晋末桓玄篡位时，还曾想要建造能容纳三十人乘坐，由二百人来抬的大辇。与辇相比，前面提到的舆就要小得多，尽管皇帝乘坐的舆也是金装漆画，但其下只施八横，由八人来抬，供皇帝在宫内行走时用，故称作小舆。由于辇在皇帝出行时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唐人所撰《隋书》在论述南北朝后期车舆制度时讲到：“舆辇之别，盖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然随时而变，代有不同。”将辇与舆并列，称为舆辇。隋唐时期沿袭了这一制度，并进一步加以完备。

除坐辇外，供皇帝使用的还有卧辇，西晋时太子亦可使用卧辇。另外，还需要提及的是十六国后赵石虎，据《邺中记》记载：“（石虎）作猎辇，使二十人担之，如今之步辇。上安徘徊曲盖，当坐处，安转关床，若射鸟兽，宜有所向，关随身而转。”据记载，石虎时期还应用了金根辇、云母辇、武刚辇、嵩路辇、朱漆卧辇等，但其主要是驾马，而非由人抬，故辇在此是作为皇帝、皇后御用车辆的专称，而与其使用人力的本义已有所变化。上节提到北魏前期所造的那些被称为乾象辇、大楼辇、小楼辇等御用车舆也是有轮的车辆，使用畜力来行进，似可认为其沿用了后赵时的制度。

在供人骑乘的牲畜中，马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这一时期骑乘史上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就是马镫的出现。目前所见到的最早马镫是在长沙西晋墓中骑俑鞍侧左前端的一只三角形单镫，这仅是为了便利骑者上下马，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镫。河南安阳孝民屯十六国早期墓葬中出土有一套鎏金铜马具，其中有一个单马镫实物，表明单镫出现后，曾持续了一段时间。完整的马镫始见于十六国后期，辽宁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一副外包鎏金铜片的木芯马镫，虽然其形制还较为原始，但其功用已与现代马镫相近似。与其时间相近的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中亦出土包括一副木芯包革涂漆马镫在内的整套马具，说明这时马镫已开始成为马具的主要组成部分。使用马镫可以减轻骑者的体力消耗，且利于控制马匹，结合目前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来看，十六国时期马镫首先在北方开始使用，随后在南方也逐渐流行开来。

当时北方人外出除乘车外，多数骑马，上至天子，下至士庶百官，骑马的记载不胜枚举。而南方的情况则迥乎不同，西晋末，中原士族初到江南时，尚保持着北方的习俗，琅邪王司马睿出行时，王敦、王导等诸名士皆骑马相随。东晋中、后期则社会风气已有所改变，同时还规定，尚书郎以上随意乘马，要受到御史的弹劾。积沿成习，南朝时士大夫已视骑马为畏途，士大夫们“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甚至看到马嘶鸣跳跃，就认为是老虎。有人骑三尺高的果下马，也被视为放达。除社会风气的影响外，江南缺乏马匹，也是原因之一。不过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以外的其余地区及军中，有关骑马的记载也还不少。

供人骑乘的牲畜除马以外，其次就是驴、骡，不过这也主要是在北方。因驴骡的价格较马低，故在民间使用较多，除骑乘外，还经常驮物运输。骑驴、骡者多为一般百姓或低级官吏，一定品阶的官员就不能再骑驴，如北齐时权会任助教时乘驴上下，官阶升高后，尽管他“生平畏马，位望所至，不得不乘”。阳休之乘骡游于公卿之门，被史书作为特例而记载下来。牛虽然在驾车方面应用甚多，但却极少用于骑乘，唐人刘恂《岭表录异》中将海南人骑牛的传统视为新奇，亦足证明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骆驼主要用于运输，偶尔也作为乘骑，如东魏高欢在沙苑之战时，“军大乱，弃器甲十有八万，神武（即高欢）跨驼，候船以归”。